当中国“#我也是”运动中的一名著名女性将一名权势男性告上法庭时，被视为受害者的并非原告，而是被告。当几名女性在一家餐馆拒绝惹人厌的搭讪而被男性毒打，事件的焦点从性别暴力转向了黑社会暴力。当人们发现一名八孩母亲被链条锁在没有门的棚屋墙上，她的精神健康——而非被监禁的状态——成为了讨论话题。
以上每起事件都是中国互联网的火爆话题，在一开始引发了对暴力侵害女性行为的愤怒浪潮。但在每起事件中，讨论都很快被审查，以尽量减少谈及女性被虐待的状况。
长期以来，中共一直将性别平等当做其核心原则之一，但随着此类案件持续成为全国焦点，北京方面基本没有采取行动来回应追究责任的呼声。由于担心社会动荡，中共转而利用社交媒体审查来压制批评，并放大了支持政府偏好的弘扬和谐社会的评论。
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教授傅景华表示，如果某一事件成为网络热点，中共的宣传部门就会向大型互联网企业的管理者发出处理指示。然后，审查人员就会删除那些观点太过偏离党的路线的热门评论或账号。
“我们在过去十年的很多案例中都看到了地方矛盾上升为全国议题的情况，”傅景华说。
对暴力侵害女性行为的大量关注给中国官员带来了矛盾的压力，他们得做出正在采取行动的样子。由于担心出现无法控制的异议，官员们已经开始收窄讨论的空间。这些策略最近也被用来操纵关于中国最受关注的“#我也是”案件之一的讨论。
8月，大胆敢言的维权人士周晓璇诉著名电视主持人朱军的二审败诉。又名弦子的周晓璇在2018年第一次站出来发声时，她的案件激发了女性说出自己被骚扰的经历。大批支持者来到法院见她。不久之后，周晓璇就被禁用微博。对她的正面评价被删除。
2011年至2013年在微博工作的刘力朋说：“官方不想让网民随便建hashtag来自由讨论MeToo。”他说，政府下令一个由200人左右组成的审查团队清除女权主义者的评论，他是团队的一员。
刘立朋还说：“在官方定调后，微博立刻把和官方定调不一致的给删掉。”
在一审中，法官裁定周晓璇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指证朱军。8月10日的二审作出了类似的判决。周晓璇辩称，法官几乎没有给她机会详细说明她的指控，并拒绝了她的律师引入支持证据的尝试。
8月，周晓璇在法庭外向一小群支持者宣读一份声明时问道：“是否发生在封闭空间的性骚扰，只要对方全盘否认，只要没有全程录像，受害的女性就只能沉默以对，而无法在司法上求得正义？”
她在网上遭到批评者的责骂，指责她编造了毁掉朱军一生的“小作文”。政府审查人员利用微博来加强支持法院判周晓璇败诉的评论，同时掩盖并删除了赞扬她的信息。
朱军从未出庭，但“在法庭外，朱军是被审查所保护的”，曾在中国处理涉及性别暴力案件的人权律师黄思敏说。然而，周晓璇“无论她多么想发声，她的声音都被审查噤声了”，黄思敏说。“她是不可见的、缺席的。”
朱军否认了这些指控，并以诽谤罪起诉了周晓璇。微博和微信均拒绝回应置评请求。
随着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鼓励更多女性接受传统的性别角色并生育更多的孩子，以帮助解决迫在眉睫的人口危机，女性权利的话题在中国变得越来越敏感。以性别不平等为由反对或质疑党的权威的女性被视为麻烦制造者。
中国最著名的网球明星之一彭帅在去年指控一名党内高官性侵，而后突然从互联网和公众视野中消失了数周。不久前的6月，在中国唐山市的一家餐馆里，一群男子残忍地殴打了几名女性，导致其中两名女性住院，事发后审查人员则忙于处理舆论。
打人视频在网上迅速传播，令人们感到震惊，并促使人们对导致这种暴力行为发生的性别歧视态度提出质疑。不过很快，其他声音就淡化了性别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批评人士说，这起事件是关于公共安全的。
在随后的日子里，官方媒体重点关注在中国铲除与有组织犯罪有关的暴力行为。网上评论称这只是一起“涉黑”袭击。那些指出性别歧视的人被噤声。微博关闭了1000多个账号。其中包括那些被微博称为“煽动两性对立”的账号。
周一，当局在进行调查后以11项罪名指控28人，中国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随后发布了一段11分钟的节目，其中大部分时间是警察在讲述打人事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其中一名受害者短暂出现在片段中，也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但当叙述者询问可能的性侵犯时，节目该部分切入一名男性警官，他驳斥了这个问题，称这些建议是“捏造的虚假信息”。到目前为止，公众尚未收到任何来自受害者的消息。关于在1月被发现的那名脖子上拴着铁链的女性，公众也没有再听到任何关于她的消息。
“铁链女”的视频在网上疯传，促使公民记者发起搜寻以找到她。政府说她是一名患有精神障碍的母亲，网上的人对此表示质疑。许多人担心她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
然而，当活动人士试图探访这名女性，让她有机会讲述自己的故事时，这些活动人士遭到地方当局的拘留和殴打。他们的社交媒体账号被封禁。其他人试图分享活动人士发出的关于“铁链女”的帖子，却受到了警察的骚扰。
这样的故事让像何谦这样的女性感到沮丧，她曾是一名记者，几年前站了出来，指控一名知名记者对她进行性侵犯。法院对该案的裁决重点是被告受到的诽谤，责令何谦支付赔偿金，并引发了一场关于被告邓飞是如何因何谦的指控而“社会性死亡”的讨论。
邓飞否认了这些指控，并在何谦今年提出的上诉案中胜诉。中国的律师现在把为被指控性骚扰的男性辩护作为宣传的卖点。
“我们的社会现在处于非常矛盾的状态，”何谦说。她说，一方面，公众更加了解暴力案件中的性别问题。但另一方面，“更多厌女的人的观念不断被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