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负增长,也有机遇吗?

土哥涅夫 | 文

说起人口话题,中国人最关心两件事:一是印度总人口啥时候超过中国,咱的 ” 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头衔还能维持多久?二是中国人口何时出现负增长?

现在,这两个问题都有明确答案了。

根据联合国 7 月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 2022》预测,印度人口将在 2023 年超过中国。而比这更令人不安的是,报告显示,7月 1 日,中国总人口为 14 亿 2588.7 万,比年初的 14 亿 2592.5 万人减少了 3.8万人。也就是说,中国总人口已经进入负增长了。

虽然这一数据目前尚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但联系到国家卫健委在 8 月 1 日出版的第 15期《求是》杂志上,首次公开承认,(全国人口)” 十四五 “期间将进入负增长阶段。所以就算不是今年,中国人口负增长这事也已进入倒计时。

2019 年,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还说人口负增长在 2027~2030 年左右。

此次卫健委文章则提前到了 2025 年前。而根据过去这几年人口增量的剧烈跌幅—— 2019 年人口新增 467 万,2020年跌到 204 万,2021 年只剩 48 万,今年出现负增长未必不可能,甚至可说是大概率事件。

随着人口负增长时代的正式到来,中国社会将面临哪些挑战?挑战背后,又是否隐含着某些机遇?

平心而论,人口增长放缓,甚至总人口出现负增长,并不仅仅是中国一家的事情,而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

看看我们周边,最早的日本,从 2011 年开始,人口已经连续负增长了 11 年。韩国虽然 2021年才首度出现人口负增长,但早在 2018 年,便已成为世界上首个总和生育率,也就是平均每对夫妻生育的子女数低于 1.0的国家。目前更是已降至 0.81。另外像新加坡以及我国香港、台湾地区,也都于 2020年前后,人口出现负增长。

如果我们再把视野放大到全球,从 1950 年到 2021 年,虽然世界人口从 25 亿增长到了 79 亿,但总和生育率却从4.86 下降到 2.32,已经逼近 2.1的生育更替水平线了。说不定在我们有生之年,就能看到全世界人口迎来拐点,出现负增长的那一天。

相较其他国家,中国的人口问题呈现两大特点:

第一是年人口增量的下降速度太快。

虽然过去十年,堪称中国人口政策大调整的十年,先后经历了放开单独二孩(2013 年)、全面二孩(2016年)、以及鼓励三孩(2021 年)等多轮政策利好刺激,但年人口增量却从 2012 年时的 1006 万人,一路下滑至 2021 年的48 万。

与之相比,就连日本人口增量的下降速度,都称得上是和缓平稳。从每年增长 100 万以上,掉到 50 万以下,日本花了 40年;而从 50 万到负增长,又花了 30 年。其中,人口出生数方面,日本从 1974 年到 2015 年,出生人口减少了50%。而中国 2021 年的人口出生数比 5 年前,即全面放开二胎的 2016 年,就减少了 40%。

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跌至 1.15,不仅远远低于 2.1 的更替线和 1.5的警戒线,甚至比严重少子老龄化的日本(1.3)还低不少,仅高于韩国和新加坡(1.1)。

如此更短时间、更为剧烈的人口波动,带来了中国人口的第二个问题: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的时间来得有点早。

我查了下,日本 2011 年人口出现负增长时,人均 GDP 已接近 5 万美元了。韩国稍微少一点,但也有 3.5万美元。而中国才刚刚迈上一万美元大关,妥妥的属于 ” 未富先老 “。

可能有正在备战研考国考,或是为找工作犯愁的朋友要说了,人少点不挺好吗,至少不用像现在这样卷了。甚至连某些 ” 专家 “都说了,减少人口总量有助于提升人均 GDP。要是这样想,那就太天真了。

事实上,人口的背后是经济,而经济作为一个复杂、精密的生态系统,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因素的改变,都会引发整个系统的震荡。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得以高速增长,一个重要的依靠因素就是” 人口红利 “。

人口既决定生产端,也影响消费端。人口减少,意味着产出的减少和需求的下降,两者相互影响,形成一个向下的螺旋。这也是为何,人口负增长的国家,普遍经济发展速度缓慢、民众就业艰难、社会内卷严重的原因。

更何况,由于人口负增长,并非各个年龄段同时负增长,主要是年轻人的减少。而年轻人是社会的主要劳动力。其数量的减少,必然导致社会劳动力的不足,很多工作可能就没人做了。以后再想找个修水电的、做保洁的,价格肯定就更贵了。

同时,年轻人也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年轻人的减少,意味着新增社会财富量的减少。加之前面提到的,我国属于 ” 未富先老 “型,原有的社会财富积累本就不足,无法像欧美老牌发达国家那样,靠吃老本来维持社会高福利。因此可以预见,随着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到来,未来绝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都将受到影响,尤其是靠养老金度日的老年群体。

事实上,这个情况已经发生了。典型的比如东三省,去年光它们仨,养老金缺口就已经超过 1300亿,要不是靠中央转移拨付,当地很多老人能否按时足额拿到养老金,都成个问题。但中央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而是从其他省的结余中调剂过来的。但要是所有省份养老金都不够发呢?

目前,我们国家养老金实行的是 ” 现收现支 “模式,即拿年轻人缴纳的社保费来支付老年人的养老金。工作的年轻人少了,养老金要想继续实现收支平衡,那就只能延长工作年限,推迟退休时间,让交的人更多,交的时间更长,而领的人更少,领的时间更短了。

你看隔壁日本,退休年龄已经延长到 70 岁了,最近更是在提倡 ” 无退休社会”,也就是只要你还有口气,搬砖添瓦永不息,就问狠不狠?未来中国退休年龄会延迟到几岁?政府没有公布,我们也不好乱猜,但像现在女 50、男60 退休的好日子,80 后、90 后肯定是享受不到了。

这时候,你还会觉得人少点,是好事吗?

近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7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快建立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为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8 月 12 日,浙江发布《关于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到 ” 到 2025年,群众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显著降低 “,” 出生人口中三孩占比得到提高,总和生育率和自然增长率平稳回升”。

浙江其实并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省份。光今年以来,就有北京、广东、湖南等十来个省份,出台了鼓励生育的政策文件。随着 ” 多生多育 “成为新时代人口政策的主基调,很多老一辈从没享受过的福利,正在一一落到年轻人头上。比如,生娃就有钱拿。

我们父母这一辈,很多人想生却不敢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怕生多了被罚钱。而现在,不但不罚钱了,还发钱。发多少呢?

像第一个推出 ” 育儿补贴金 ” 的四川攀枝花,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每月可领到 500 块补贴,直到小孩子满 3岁。而甘肃临泽,尽管经济不怎么发达,但在鼓励生育方面却毫不含糊。你攀枝花不是一个月 500嘛,我这里直接三孩一年一万。结果消息还没下热搜,财大气粗的温州龙湾又将标准提高到每月一千,一年下来就是一万二。

可能有人要说了,这点钱哪够啊?你知道现在养个娃有多贵、多麻烦吗?生出来要人带吧,带要请阿姨吧;到了上学年纪,要买学区房吧;上了学,又要报这个班那个班吧…… 别急,这些,政策制定者都想到了,甚至连怎么生都为你想好了。

现在不是很多人因为工作忙、身体差,生不出孩子吗?北京已经将 16项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甲类报销范围了,这可比电线杆上专治不孕不育的小广告靠谱多了。

至于生出来后,没时间带,也不用担心。武汉等地已经在探索公益托管了。今年全国两会上,有政协委员更是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托幼一体化改革。也就是说,以后社区、幼儿园甚至大一些的企业单位,都会参与进来帮忙一起带娃。每天上班前,爸妈只需要将小孩放到社区兴办的婴幼儿照看点,自有专人照料。

到了上学年纪,困扰我们这代人的学区房是早就没了,甚至不买房都不要紧,因为已经租售同权了,不管这房是你买的,还是租的,你的娃都可以就近入学。至于说放了学后花大价钱去教辅机构继续鸡娃?我劝你省省心吧,这两年课外班的治理整顿成果,都看到了吧,以后就算你想上,机构也不敢收啊。

平心而论,日韩等国鼓励生育的措施,中国正在有样学样,认真抄作业。但经验告诉我们,总和生育率一旦跌破警戒线,想要回升是很难的。受此影响,许多行业都面临大洗牌,不过在某些领域,机遇似乎也正在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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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流行一句话,” 一切不利于生娃的行业,都危险了”。哪些是不利于生娃的行业呢?房地产显然算一个,另一个比较明显的,则是教培市场。去年以来,政府重拳打击课外教培市场,逼得新东方转型做起了电商,因而也引发不小争议。但事实上,从日本的经验来看,随着人口减少,课外教辅市场即便政府不打击,也必然逐渐萎缩。

日本的课外培训,当地称之为 ” 补充教育 “,主要包括学习塾和函授课程两种形态。其中上市公司 Benesse 垄断了函授课程接近90% 的市场份额。自 2010 年开始(几乎与日本人口出现负增长同步),Benesse国内教育收入的增长基本停滞。在招生人数方面,2004~2013年期间,仅小学函授课程呈上升趋势,学前、初中、高中函授课程均下滑;2013 年以后,四个阶段课程的招生人数加速下滑。

这种情况,未来也一定会出现在中国市场。所以对国内的教培企业来说,转型是必然的,早转比晚转好。

跟教培市场不同,有些领域虽然也受人口减少的冲击,但危中有机,比如母婴。一方面,新生人口的逐年减少,必然导致母婴消费市场的萎缩;但另一方面,人均育儿支出的上涨,又正在衍生出更多的细分市场空间。比如吸奶器、辅食机等新兴母婴家电问世,就连晾晒奶瓶,如今都有专用的除菌晾晒架了。甚至在同一个品类内部,低端与高端的分化也正在出现。

以奶粉为例,2016~2018 年,全国大众奶粉的销售占比逐渐下滑,而高端和超高端奶粉的占比却在上升。预计到 2025年,超高端奶粉的销售占比将达到 70%以上。可见,消费者多元化、高端化的需求迭代,正在部分抵消新生儿下降带来的影响,也为品牌企业提供了新的辗转腾挪空间。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保险行业。人口的下降意味着客户总量在减少,但同时,随着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健康保险、商业养老保险的市场潜力正在进一步扩大。事实上,不仅是养老保险,整个养老产业未来都是最被看好的” 朝阳产业 “。

数据显示,2019 年中国养老产业市场规模为 6 万亿元,同比增长 30.2%;2020 年上涨至 7.7 万亿元,同比又增长了28.1%。预计到 2030 年,全国养老产业市场将达到 13 万亿元。

伴随市场规模的扩大,相关企业数量也呈现井喷式增长。根据《2021 年中国养老产业市场前景及投资研究报告》,近 10年养老相关企业注册量逐年攀升,2010-2013 年年均注册量为 4035 家,2019 年上升至 3.8 万家,较 10 年前增长了151%。” 银发经济 ” 正在成为各方竞相挖掘的新机遇。

但需要提醒的是,” 银发经济 “存续的一个前提是,银发者年轻时有积蓄,国家福利可持续,这样老了才能消费。就像日本昭和世代,年轻时赶上了经济腾飞,自身多有储蓄,退休后又能领到丰厚的养老金,养老消费自然旺盛。但到了平成时代,年轻人遭遇” 失去的三十年 “,老了后养老金又变相缩水,以至于很多人不得不啃老,或者七老八十岁还在打工。这样的老年人,” 银发经济 “是不存在的。

所以,当我们在讨论 ” 银发经济 “时,其实仍然是在讨论年轻人。如何在人口负增长时代,继续让年轻人有工作,能赚到钱,才是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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