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的女孩：有必要提醒大家一个正在进行的赛博事实——观点正在被大量稀释，最稀缺的是你的冒险。忘掉那些二手的阐释，直接用你的眼睛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青年人，动起来，走进这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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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封城的第十天左右，我躺在床上正准备睡觉，忽然，天花板传来一声巨响。
我打开窗户，探出头去，想听得更仔细些。楼上传来了男人的辱骂声，打耳光的声音，以及一个女人的哭声。
作为一名反家暴志愿者，我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显然是一场正在进行的家庭暴力。我倒吸一口凉气：即使在非疫情期间，受害者得到帮助已经很难了，而在封城的时候遭遇到，可以说是一场噩梦。
帮助家暴受害者，首要任务就是将她们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但这个看似简单的任务，却因为封城下“足不出户”的政策而变得不可能。也就是说，受害者不得不和施暴者困在同一屋檐下。
我还是得做点什么。我打了110报警，告诉接线员我听到楼上邻居在家暴，想让他们派人来处理。
“你想让我们怎么处理？”接线员警察回答。“因为疫情管理，我们进不来你的小区。”
“那怎么办？” 我问。他说他会给我的居委会打电话，请他们去看一下情况，然后挂了电话。
我不放心，也给我认识的一位居委发了微信，请她去看看楼上的邻居，但在当晚没收到回复。“警察这是逃避责任”，第二天她回复我。“警察要进去有啥进不去的。”最后，无论是警察和居委都没有上门查看。
她一开始说没听到，后来说，“哦，那应该是我”
虽然失望，但其实也不惊讶。求助警察和居委失败后，我决定自己做点什么。
我的第一个任务是找到她。但这做起来远比想象中难。几个月前我才刚搬进这栋楼。像大多数上海居民在封控前一样，我几乎不认识我的邻居。这件事情发生后，那几天我每天去做核酸或领物资的时候都四处张望，在“中年女性”，“和我住同一栋楼”等几个关键词中寻觅邻居。
直到有一天，我在领完物资回家的路上，锁定了和我走入同一栋楼的一位女性。
她看起来30多岁，消瘦，长发。我先是试探着问她最近是否听到一些“打人的声音”。她一开始说没听到。后来在我表达对这位女性的担心之后，她迟疑了一下，似乎很惊讶，“哦，那应该是我”。
她用一种很轻松的语气和我说，没事的，不要担心，这只是“夫妻吵架”。我向她指了我的房间，如果下次再发生类似的事，她可以到我的房间里来。
这是我在上海做反家暴志愿者的第三年。与家暴受害者建立连结，是我们作为志愿者很重要的工作。遭受暴力的女性常常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而以一种关心、敢于干预的态度和她们连结，相当于告诉她们，下次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可以寻求我们的帮助。
“拘留？”她没想到，受害者也会被惩罚
5月19日晚，在距离第一次家暴的五周后，我又听到了天花板传来熟悉的巨大声响。先是家具被砸在地板上，然后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救命！救命啊！渣男在打人！”我冲上楼去，发现那个消瘦的她坐在地板上，无法站立。
我回到自己的楼层，再次报了警。这一次我和警察强调说，事情很严重，那位女邻居看起来受了严重的伤，需要治疗。并且强调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家暴了。这是反家暴志愿者的另一个策略。通过强调情况的严重性，更容易说服警察，使他们相信这个案件不仅仅是“夫妻吵架”。
在反复确认我们楼里没有阳性病例后，大约15分钟，两名从头到脚都穿着防护服的警察出现在我邻居家门口，我在楼下竖着耳朵听。
“发生什么事了”，一名警官问。
女人说她被打了；男人则反驳说她也抓伤了他。警官问女人，是否需要他们来“解决 ” 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女人问。
“哦，你们互殴，解决的话就是把你们两个都拘留。”警察轻描淡写地说。
拘留，这两个字显然让我的女邻居感到害怕。她大概没有想到，作为受害者也会受到惩罚。
“那不用处理了。”她悻悻地说。随后小心翼翼地问警察，能不能把她带出去住，或者协助她买一个新手机 ——她的手机在被丈夫家暴的时候被摔烂了。而在封城期间，买一个新手机特别困难。
当然，这两个请求都被拒绝了。
之后，他们检查了这对夫妻的身份证和健康码，就走了，全程花了不到10分钟。
无处可逃的她只能跑到小区的凉亭里躲着
发生在我邻居身上的事远不是孤立的案例。
联合国妇女署将疫情间的家暴称为“在暗处的流行病”（TheShadowPandemic）。在新冠爆发的这几年，全球许多地方政府都报告了家暴案例激增。我国的《反家暴法》自2016年起生效，但在疫情爆发的这几年，严格的隔离、封锁防疫政策使得家暴受害者的求助难上加难。
目前，已经有50多个国家将预防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纳入其防疫计划中，同时，有150个国家已经出台了加强对疫情期间的家暴受害者的服务。数据来自https://www.unwomen.org/en/what-we-do/ending-violence-against-women/facts-and-figures。图源：unwomen.org
在上海封城的两个月里，我和其他几位上海的反家暴志愿者收到了超过10个来自家暴受害者的求助——这个数字，大约是我们平时工作量的三倍。
其中一位求助者是一位50多岁的阿姨。她被前夫殴打，玻璃杯摔过来，手指不停流血。在封城之前，她和她的女儿本已准备搬走。但突如其来的封城让家暴不断升级。
她向警察求助，但警察的说法和当时我替邻居报警一样，也说因为防疫政策无法进入小区。她向居委会求助，希望居委能给她开出入证，让她搬到她在上海的姐姐或妈妈那里去住，但也被拒绝了。最后，无处可逃的她只能跑到小区的凉亭里躲着。那几天上海天气很冷，还下着雨，她和女儿就这样在外面躲了几个小时，直到居委会答应她们可以在物业办公室里暂住一晚。
“她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被打？”
接到阿姨的求助后，我多次拨打了阿姨住所的区妇联的电话，一直没人接听。后来我才听说，封城期间，许多妇联工作人员都被隔离在家中。
接着，我试着拨打了12338全国妇女维权热线，接线员（她称自己是志愿者，“我们也不是妇联的，我们只是接电话”）听到阿姨的遭遇感到很惊讶，“怎么这么多女的被家暴了？”说这已经是她今天下午接听的第四个家暴求助的电话。
“被家暴也不能让你出小区”，她说，“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女的要去惹男人，都知道封城期间……有没有考虑过自己为什么会挨打？”
类似的话，这位接线员还说了很多：
“女的被家暴的原因都是多管闲事”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为什么知道这个事情不安全，为什么还要和别人闹矛盾？”
“能不能自己冷静一下不要去招惹这些人”
“不是说你有家暴就可以出来，没有这种规定的好吧”
“那就对了，那就有封控的原因不出警”
“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女的也有问题”
……
我也联系了家暴庇护所。是的，这也是《反家暴法》提到的政策之一，这些庇护所一般和救助站建立在一起，为受暴者提供一个暂时的安全容身之所。
但结局同样令人失望：我被告知，封城期间家暴庇护所已被用作救助站，收留那些无家可归的外地滞留人口。
帮助受害者维权的那几天，被困在家中的我不断给有关部门打电话。我仿佛被困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每次尝试着找出口，却不断撞向一堵又一堵墙。
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我和我的志愿者伙伴用私人关系联系到了上海妇联的一位老师。几个小时后，我们被告知，在她们的介入下，警察同意将阿姨和她的女儿带到附近一家酒店居住。
第二天，我们收到了阿姨的微信：“这是我睡得最好的一晚！”
“她们为什么不报警？为什么不逃跑？”
作为一名反家暴志愿者，我经常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受害者不报警？她们为什么不逃跑？
维权，对于家暴受害者来说往往是痛苦的过程。它大多数时候意味着，向一个把家暴当作“家务事”的系统寻求保护和正义。如果说这封城的两个月的反家暴志愿者工作有什么感想，那就是：维权投入的精力和成本有时候比忍受暴力的成本更高。
在封锁期间，我们也接到一些“没有下文”的求助，受害者一开始也积极维权，和我们讲述自己被暴力的遭遇，但在一次次求助失败后，和我们表示“算了”，就像那位妇联接线员说的，忍气吞声，不去惹恼对方。
久而久之，我们逐渐观察到一种怪象：对于疫情期间的受暴妇女来说，维权是如此困难，以至于与施暴者呆在一起似乎是更“合理”的选择。
那位50多岁的阿姨是幸运的，她最终和女儿安全地住在酒店直到解封。而我楼上的邻居就没那么幸运了。那两个月来，我能做的只是不断督促相关部门的工作，并一遍又一遍地祈祷我的天花板不会再发出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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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16日，黎巴嫩全国疫情封锁期间，一名妇女在阳台上悬挂横幅，写有 “停止家暴妇女” 并附上援助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