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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博生涌入县城:没能摆脱996,落差大想逃离

    “县城人才引进”相关的话题这两年逐渐升温。“人才引进进入事业单位的人才们,有多少人后悔了”这一提问,在知乎上有669万浏览量,前几条高赞留言下差不多都有一千多条回复;另一条“县城人才引进发现是坑,要不要走”的提问,也有近90万的浏览量。

    随着越来越多的名校硕博生挤进县城,在名校毕业生的光环下,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能否人尽其才、给基层带来变化?南都记者采访了多位选择到县城工作的博士和硕士,聊聊他们的工作生活状态。

    多位采访对象告诉南都,到县城后,他们的第一课就是学习如何落地。有人原本以为回到县城,就能摆脱“996”的命运,没想到进来后也自行“卷”入其中;有人发现,要融入县城,“首先你要忘记你是一个博士”,而在基层真正推动一件事,关键时刻还需要捡起来博士这个身份;有人遭遇不顺心,县城晋升之路困难重重,想拿到最初承诺的待遇也并不那么容易。

    还有的人最终还离开了县城。从大城市回到县城的一位名校生发现,在县城里,没有人跟他讨论罗永浩以及互联网上的新词;他参加了多次相亲,相亲对象来来回回也是县城体制内的那些人。最终,他决定向一个南方的城市出发,重新开拓自己的人生。

    5月28日,50多名高素质人才候选人来到宁乡,近距离感受多家企业。

    “非主流”选择

    和父母隔着一碗汤的距离

    如果不是穿梭在县城的政府大楼,张卉宇和你在任何一线城市看到的都市丽人并无两样,穿着精致,行色匆匆。在海外读完国际传播硕士后,她曾一心想留在英国,并且已在伦敦获得了一家传媒公司的offer。

    “回到老家宁乡是我最没有想到过的选择,我也从没想过进入体制内。”她告诉南都记者,她的闺蜜们有的在奔驰公司工作,还有人已经定居巴黎,和身边人相比,自己选择回到中部县城工作生活实在是“非主流”。

    同样做出非主流选择的,还有北大光华学院管理学博士姜海纳。他从一开始就选择去基层。他告诉南都记者,和自己同批毕业的博士近七成去了高校,剩下的去了中央部委、国企等大平台。

    更多引领姜海纳来到乡镇工作的动因,是名校生下沉到基层的公共服务理想。他主动向南都记者提起,在北大念书时,一位老师对他影响很深,那是位在体制内工作了多年的退休领导,来到北大当兼职教授。

    “他说为什么选择来北大上课,其中一点是看到这么多人才都选择出国,或都选择去金融机构。而他很清楚我们的国家在做什么事,基层需要什么样的人,他希望在课堂上影响一批哪怕一两个人,愿意去基层服务社会。”姜海纳回忆说。

    在不少采访对象看来,县城启动人才引进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吸引本地高学历人才回流,家乡、家庭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看到湖南省长沙县人才引进招聘公告的时候,在深圳工作的肖鹏立刻意识到,这是自己回到家乡的一个机会。他经过了一番理性分析:自己年纪已经不小,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博士毕业后,又在一线城市企业工作多年,定向选调的渠道接触不到,如果考公进入体制,从普通科员一步步做起,很长一段时间内,自己接触到的信息面和晋升空间都很有限,这样意义不是很大,而人才引进能让他一进来就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今年3月,肖鹏如愿作为高层次人才引进成为县城体制内的一员。

    张卉宇也最终在家人的劝说下动心了,老家宁乡县城人才引进口碑历来不错,“民间的说法就是你会很受重视,会有一个好的平台和发展。”

    未来到底去哪儿发展,越来越多人在大城市和小县城之间纠结。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汤森告诉南都记者,和他同一批参加县城人才引进的硕博生中,有人已经拿到了腾讯、华为等offer。对方告诉他,大厂虽然挣得多,但同时也要面临残酷的“中年职场危机”。

    汤森称,相比本科和硕士生,博士们看待第一份工作往往更加慎重。“我们大部分博士毕业都快30了,没有那么多冲动跳来跳去,还是想找个有前景的地方长期发展。”

    而回到县城,还意味着拥抱一种实实在在的安全感。多位采访对象向记者展示了周围人普遍的生活状态:能在同龄人在和别人在一线城市合租的时候,自己很快住上县城的大房子。和父母虽然在一个小区,但又不住在一起,最好只隔一条街,忙的时候可以不开伙,直接去父母家吃,忙的时候孩子有父母带。

    “等你到了我们这个阶段,就知道和父母隔着一碗汤的距离,彼此能够相互照顾这件事有多么重要了。”张卉宇说。

    今年2月,30名博士签约长沙县。

    融入

    在县城的“第一课”

    硕博生来到县城,“如何落地”是很大的考验。扑面而来的县城生活,把很多人打了个措手不及。

    有人原本以为回到县城,就能摆脱“996”的命运。但真正来到体制内后,他们终于明白,为什么基层干部总被问同一个问题,“每天这么忙,到底在忙些什么?”

    “其实没想到政府机关也可以这么累。”初到县城几个月,肖鹏正处于和体制内的磨合期。在此之前,他在大城市过着一种高效且自律的生活。因为一进来就被单位委以重任,他这些天几乎都要工作到晚上10点11点,过去雷打不动的健身习惯只能暂时放在一边。

    对内蒙古人张凤超来说,方言是他来到县城工作的一道坎。宁乡话被网友誉为“湖南最搞笑的方言”,听懂需要颇费一番功夫。2008年人才引进到这里后,这位中南大学高材生被派到街道和乡镇,先后负责过政法、征地拆迁、城建城管多项工作,“跟老百姓交流,他讲一句宁乡话你讲一句普通话,你自己就会觉得别扭。”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

    通过人才引进到县城之前,冯杰曾在北京金融机构工作过三年。第一站来到乡镇党政办后,他经常遇到的情况是:很多村民直接冲到办公室,来了以后就一句话,“我要找你们书记和镇长!”哪怕仅仅是两口子吵架这种小事。他告诉南都记者,村民有个朴素的理念,反正有事就找政府,不会考虑职能分工。

    他清楚地记得,有位老人家来到办公室找到他,说郎崽子(湖南方言中的女婿)对自己不好,一定要郎崽子给他写一封道歉信。冯杰一边安抚,一边联系村干部一起上门协调。事情解决了,眼看着老人把身上皮带取下来,里面有个拉链。“他居然把折在皮带缝里的钱要拿出来给我,我当然没有要,但我觉得他们很朴实。”

    顶着名校光环,姜海纳融入县城的速度很快。来到县城后,几乎所有人介绍他的时候都会加上一个前缀“北大博士”,如果不够,那就再加上几个字“光华学院的。”

    姜海纳笑称,融入环境的秘诀就是“首先你要忘记自己北大博士的这个身份。老想着这个事儿,你很难跟别人融合到一起去。所以别人说你是博士怎样怎样的时候,我都会开玩笑含糊过去。”就像他在社交媒体上给自己取的网名——“姜还是老的纳”,一下子把“海纳百川”的意境瞬间拉到地面。

    在宁乡市民之家人才服务窗口,前来申请租房和生活补贴的年轻人。

    落地

    既要能适应环境,也要保留自己独有的想法

    从作为宁乡首批引进人才到现在,外地人张凤超在这个县城已经扎根14年之久。在金洲镇镇长办公室初次见到张凤超时,他一口纯熟的宁乡话让本地人都深感惊讶。每次看到别人露出这种表情,他都颇为得意地说“我现在普通话说得不太好了,不过宁乡话讲得非常好。”

    来到县城前,肖鹏已经是央企高管。在他看来,当博士们来到县城政府机关,既要能落地,适应环境,但也要保留自己独有的想法。“一个人如果完全随大流没有自己的主见,他就没有价值,也偏离了政府招博士的初衷。”

    因为深知大城市在前沿信息的获取方面的优势不可比拟,即使来到了县城,肖鹏也提醒自己保持清醒,与时俱进。“要是大家都过来吃吃喝喝打成一片,没什么意思是吧?”

    试着摘下北大博士标签的姜海纳也发现,要在基层真正推动一件事,关键时刻还需要捡起来博士这个身份。

    之所以经历这个过程,主要源于他对基层的观察。“从一个地方的发展来说,在全国,省、市甚至到县域,区域发展需要依靠经济学的指导,但到了乡镇这个层面,免不了学好‘政治经济学’,基层指战员需要整合相应的资源,这个地方才会有发展。”他说。

    他所在的镇老龄化高达40%,年轻劳动力外流严重,这也是很多临近大都市圈的小县城近年来的普遍现象,“人口的虹吸太明显了。”在姜海纳的带领下,镇上新建了敬老院,今年还把全省唯一具有国资背景的专业化养老服务公司引入了这里。

    不止一位采访对象告诉南都,基层的事情琐碎、工作压力大,但也有自己的优点,那就是能实实在在做成事,工作成就感也更强。

    “博士是在越小的领域知道越多的人。”湖南师大法学博士杨志仁告诉南都记者,来到基层后他发现,很多事情都需要灵活处理,什么都按书本上的条文来很可能寸步难行,这是博士硕士来到县城后需要习得的政治智慧。

    在所有选择来县城的人中,杨志仁算得上是一个特例。他曾在市纪委工作,后来主动来到乡镇,现在在湖南省长沙县路口镇担任党委书记。

    杨志仁告诉南都记者,恰好当时有去乡镇交流的机会,他主动报了名。虽然是乡镇基层干部,但基层干事创业的氛围很好,想做的事情还能做成。“我现在感觉比原来的成就感要更多一些。”

    避坑

    感觉落差挺大的,有想逃离的冲动

    这两年,“县城人才引进”相关的话题逐渐变得火爆。在知乎上,“人才引进进入事业单位的人才们,有多少人后悔了”提问下面,有669万浏览量,前面几条高赞留言下,平均有一千多条回复;另一条“县城人才引进发现是坑,要不要走”的提问,也有近90万的浏览量。

    在北方某县城工作的周伟注意到,这几年,来到家乡工作的高学历人才越来越多,不乏人大、厦大等名校硕士。和很多北方小城市一样,他的家乡也正处在转型的迷茫期,面对新来到县城高学历人才的踌躇满志,周伟则给出善意的忠告,“小心被‘画饼’。”

    “刚上班,很多人通过人才引进到单位,感觉特别受重视,什么活都给你干。但是你干两三年,尤其是等提过一波干部之后,你就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体制内人士告诉南都记者,事业编就决定了他们的晋升之路困难重重。不少县城都会在招聘公告中称“表现优秀者有机会调任公务员”。但实际上,从事业编制转到公务员条件很复杂,在县城很多人在排队还排不上,对于外地人来说更加困难。

    “地方小,资源少,择偶很受限制。”不止一位采访对象告诉南都记者,不少硕士博士因此有想逃离县城的冲动。

    “感觉落差挺大的,”陈明(化名)告诉南都记者,现在想来,她曾经一度陷入过对体制的“盲目迷恋”。她说,周围人都在考编制,研究生毕业后自己感觉没有着落,很焦虑,于是“天南海北地去考试”,最后选择了离家车程一个半小时的县城,“当时想的就是先随便选个单位先进去,‘曲线救国’,没想到一进去就很难出来。”

    她所在的县城曾是国家贫困县,才摘帽没多久。“我感觉这里还停留在我小学时候,一直没怎么变,大家的思想观念不很开放,身边同事也比较老派。”

    陈明感觉,自毕业后到了县城,自己似乎在无形中被束缚。一方面,观念慢慢被同化,自己的世界似乎越来越狭隘;另一方面,工资到手4000块,“钱又限制了你的活动半径”,导致整个人越来越封闭。

    当然,还有县域体制内大龄未婚青年最苦恼的,婚恋问题。“找对象很难,相亲了很多次,没有合适的,身边不少女孩顶不住催婚压力就嫁了。”她说。

    县城的生活同样让周伟感到苦闷。

    比如,他发现,当时自己班里学习比较差的几位同学回县里当老师了,一想到未来自己的孩子可能交给他们教育,这让他难以忍受。

    让他不能忍受的还有县城文化生活的匮乏。小县城没有图书馆,没有展览,没有夜生活。小县城老龄化严重,“你走在路上,碰到的年轻人很少,还基本都是在体制内工作。”

    有段时间,周伟下班后没别的事,就和同事们吃饭喝酒聊天打发时间。他发现,身边的人不关心国家大事,甚至不关心省内的事,“聊的话题出不了这个县城。”周伟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沉默。

    有一天在办公室,不知道谁突然提起来罗永浩,办公室一个80后同事说,“我知道,说法律的那个。”周伟认真解释,罗永浩是做锤子手机的,有同事接着问“锤子手机是什么?”

    还在单位同事的热情推荐下,周伟也参加了多次相亲,发现未婚男女来来回回就是那些人。遇到心动女嘉宾,一想到这意味着可能要彻底留下来,他退却了。

    当初回到县城,周伟本来是为了和家人更近,但他发现,“我的爸妈、姐姐,几乎所有人都想在我的婚姻上做一下主,我感觉我的人生被控制住了。”周伟说。

    去与留

    追寻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

    无论是选择留下还是离开县城,多名硕博生都对南都记者表达了同一个想法:追寻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

    来到县城短短几个月时间,肖鹏每天会思考很多。“我的家乡产业结构还是以重工业为主,高端的服务业还很缺少,大家很辛苦赚不到可观的收入。”

    肖鹏对市场的变化敏感,此前及早从房地产撤身离开,也是因为提前看到行业风向的变化。在他看来,政府可以做很多事,比如解决很多企业的融资问题,企业就代表着就业;比如推动行业的转型升级。“无论是当地倚重的工程机械还是汽车零部件,周期性都太强,需要提早想好下一步依靠什么发展,怎样让大家过上更好的生活。”他告诉南都记者。

    回到县城之前,肖鹏已经是企业高管,曾有人羡慕他在大城市从事金融工作,但他并不留恋这些。

    “那些高高在上的甲级写字楼,后面是很好的海景,这些就是你想要的全部东西吗?实际上你在里面就知道上楼要挤很久的电梯,也不透气,这些都是给外面的人看的。人要追寻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在很光鲜的地方。”肖鹏说。

    姜海纳告诉南都,他很清楚,对于博士来到基层这件事,太多人会对他说:“小伙子不错,有胆量有魄力!”但这是否真的是对自己的认可?不一定。但对此姜海纳觉得无所谓,“我从来不避讳在任何情况提及自己是一名乡镇干部。”他称。

    谈到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名校生来到基层,姜海纳觉得,“高学历劳动力大量增加,从人才供给角度,我觉得不是内卷,而是外溢,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也符合发展的整体需要。”

    姜海纳参加工作后发现,这些年来,无论是县城还是农村,都和过去的脏乱差的形象有了很大不同,这一批回到基层的人已经站在了前面发展的基础上。过去农村地区支撑了城市的发展,接下来乡村振兴或者城乡不平衡的矛盾要解决,县城、农村地区需要一波变化,也需要一批人才涌入。

    眼看着越来越多年轻高学历人才下沉到县城,周伟也觉得,回县城不一定是件坏事,到县城体制内工作,心理上没有什么压力。不过他还是建议想要回到县城的年轻人,认真审视自己的决定,对即将面临的环境和未来的发展有所准备和规划。

    陈明告诉南都记者,工作几年后,身边已经有不少人准备或已经“跑路”。而她自己也准备遴选考试,如果遴选不成功,她想辞职离开体制内。

    周伟开始了一场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抗争”:他决定卖掉在县城的房子,每天逼着自己下班看书,憧憬向南方的一个二线城市出发。“这样我才有种接下来人生能由自己来掌控的感觉。”他说。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汤森、肖鹏、陈明、周伟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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