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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奉日军战犯寺院主持名校历史系毕业 曾筹拍抗战剧

    日前,有网友反映南京玄奘寺“供奉侵华日军战犯牌位”,引发外界高度关注。7月22日凌晨,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局通报将“对伤害民族感情的行为一查到底”,下午南京当地官方即公布处理结果,寺庙主要负责人被责令撤换,包括涉事玄武区宗教事务局局长在内的多名官员被停职、免职处分。

    相关责任人被第一时间问责,可见挑战民族感情、突破历史底线所必须要承担的严重后果。但也必须要继续彻查此番战犯供奉事件的来龙去脉,如@侠客岛微博追问所言,不仅要查清那个所谓供奉者“吴啊萍”究竟是谁,也要查明究竟是寺院“只顾收钱办事,管理不严”,还是有人故意为之,甚至有“更隐秘的情况”。

    外界的关注并非小题大做,“供奉侵华日军战犯牌位”是极其严重的对民族底线与情感的公然挑衅!

    复盘玄奘寺所谓供奉事件的来龙去脉,可以发现诸多匪夷所思之处。首先根据当地第一份通报所言,“供奉事件”事发于今年2月并在当时已予纠正,这与网友爆料所称拍到战犯牌位的2月底时间基本吻合,但从通报措辞可知,彼时纠正供奉一事似未有人被调查和问责,甚至涉事主管部门疑似并不知情。涉事寺庙究竟是出于怎样的目的选择了隐瞒?

    而涉事寺庙对于供奉战犯一事,是在网友拍摄后才自行悄然纠正,还是如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所称是挂上去后“检查时发现”的?这不是鸡蛋里挑骨头,这些关键细节决定了寺庙当事人员究竟是历史知识严重欠缺,还是明知最起码是可疑,却依然因为一些其他原因,选择了悄悄地挂起,闷声发财?

    毕竟在另一个细节处,拍摄网友曾言涉事战犯“牌位”的供奉位置,曾处于并不起眼的“最上面一排”。最起码在网友拍摄的那个时间点,将牌位摆上并置于不容易发现的位置的意图,已经显得非常可疑。而涉事牌位上所注明的“2018-2022”时间段,究竟含义为何?寺庙“挂上、检查”的程序又是在何时履行?这几块牌位被供奉了多久?

    必须进一步查明,牌位被网友拍到与涉事寺庙“检查出来”问题并纠正的时间先后顺序,以明确涉事机构究竟是否只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为逝者供奉牌位是寺庙常见的方式之一,事实上,在涉事寺庙供奉牌位的标价并不低,作为寺庙一项重要收入的牌位费,是否已经让过度商业化的宗教场所沦落到“只管收钱,不问是非”的地步?

    即便是经手此番供奉“业务”的底层工作人员对历史缺乏最基本的认知,在2月份检查出或者被指出问题后,作为寺庙主要负责人的传真法师,考虑到其名牌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学历背景,还是多次主持抗日题材影视剧拍摄的履历,都不应当对相关问题的严重性有如此原则性的误判。在第一时间发现问题的当口,本就应当主动寻求有关部门协助,查明供奉主体的背景与意图,而不是在引发公众愤怒时才让调查姗姗来迟。

    拖沓的问题暴露期与紧凑的第一轮调查问责之后,查找供奉者“吴啊萍”的下落是调查进一步深入的任务,整顿不止于涉事寺庙在经营管理中存在的混乱同样是调查的题中之义。这是在给那些战乱中失去生命的同胞一个交待,也是在重申民族的尊严、历史的底线!

    供奉日军战犯的寺院:曾虚报3000万维修费 住持曾参选公务员

    如果要问中国哪个城市对日军的侵华罪行最为痛恨,那一定是南京。

    每一位南京人乃至中国人,可能都无法忘却“南京大屠杀”带来的沉痛记忆和民族耻辱感。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南京的一座寺庙中,竟然供奉着参与“大屠杀”的日军战犯牌位。

    据网友爆料,在南京九华山公园玄奘寺地藏殿内,一排长生牌位中供奉着侵华日军战犯的牌位。根据牌位的字迹显示,供奉人署名为“吴啊萍”,供奉的时间月为2018年到2022年,在庙中已被供奉近五年时间。

    网上流传的图片显示,玄奘寺中供奉的侵华日军战犯分别为田中军吉、松井石根、谷寿夫、野田毅,其中野田毅还曾在“南京大屠杀”中发起过臭名昭著“杀人竞赛”。

    该消息传播开后,引起人们的极大愤慨,迅速登上热搜。共青团中央微博更是痛批玄奘寺这种行为是“数典忘祖,可耻,可恨!”。

    7月22日下午,南京玄奘寺及住持传真法师、江苏省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南京市政府等都针对此事进行了回应。

    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称,今年2月份,寺方发现相关情况后,已予以纠正。决定对该寺开展整顿,将对伤害民族感情的行为一查到底。

    南京市政府公布的“关于玄奘寺供奉牌位事件有关人员的处理情况”显示:对玄奘寺进行整顿,并对玄奘寺主持传真、玄武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胡圆圆、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苏宇红、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纪勤等人予以撤职、诚勉、停职检查等处罚。

    公开资料显示,目前玄奘寺是南京市乃至江苏省第一所以寺庙为载体的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号称为继承玄奘大师民族精神,“教育今人,更激来者”。

    凤凰网《风暴眼》了解到,玄奘寺曾陷借贷诉讼纠纷,被游客投诉卖字画骗钱。而玄奘寺的住持传真法师,除了和尚的身份外,还是商人和编剧以及曾是南京市政协委员,旗下有多家公司,拍过两部“抗日”题材的爱国主义电影。

    寺庙竟供奉侵华日军战犯,官媒痛批“数祖忘典”

    自1978年,14名对侵略战争负有严重罪责的二战甲级战犯被供入靖国神社后,作秀式参拜便成了日本政客为拉拢选民、展示右翼思想的政治武器。

    但国人可能没想到,除了远在东京的靖国神社,为战犯招魂的行为居然会出现在那场举世闻名的大屠杀发生地——南京。

    玄奘寺供奉侵华日军战犯牌位一事之所以引起人们如此大的愤慨,还在于供奉的田中军吉、松井石根、谷寿夫、野田毅这几位日军战犯的罪行实在是罄竹难书。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在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6师团长谷寿夫指挥下,侵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6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和奸淫、放火、抢劫等血腥暴行。

    公开资料显示,谷寿夫是侵华日军乙级战犯,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1937年七七事变后派往中国,在华北他就纵容部队烧杀劫掠。淞沪会战期间率军绕道杭州湾登陆。1937年12月12日率所部由中华门侵入南京,并伙同第16师团、18师团、114师团等制造了南京大屠杀。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战犯谷寿夫判决书》,谷寿夫案共记录集体屠杀28案,零散屠杀858案,无辜军民被日军残杀有案可查者达886起。

    1947年2月6日在南京军事法庭公审,3月10日法庭宣判处死刑,谷寿夫不服,提出上诉。1947年4月25日蒋介石批示维持原判。4月26日在南京雨花台被依法枪决,终年64岁,聚集的群众连绵数里,斥责怒骂声不绝。

    野田毅则在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发起了臭名昭著“杀人竞赛”。野田毅和向井敏明以谁先杀满100个中国人为胜的竞赛。最后向井敏明以斩杀106人,平手于斩杀105人的野田毅。二人经南京军事法庭查明审判,两人均承认控罪,均于1948年1月28日在南京中华门外雨花台刑场被执行枪决。

    而“杀人竞赛”中的另一位主凶,就是为田中军吉,以其“宝刀”砍死中国人300余人。有一幅著名的历史照片,一个头戴军帽,身穿白衬衫的日本军官,正举刀向跪在地上的中国青年砍杀。此人,就是田中军吉。山中峰太郎所写之《皇兵》一书详细记载了其杀人经过,后由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引渡回中国审判,1948年1月28日被执行枪决。

    松井石根也是一位甲级战犯,是大亚细亚主义鼓吹者,南京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之一。1945年被盟军逮捕,1948年11月12日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为甲级战犯判处绞刑,12月23日零时在东京巢鸭监狱伏法。

    而为这几个战犯供奉牌位的那个“吴啊萍”究竟是谁?目前还在调查中。侠客岛微博发文指出:“那个吴啊萍究竟是谁?希望当地能彻查并及时公布调查情况,给大家一个交代!”

    共青团中央微博也发文怒批玄奘寺的这种行为,“数典忘祖,可耻,可恨!对这种伤害民族感情的行为必须一查到底!”。

    据央视新闻,7月22日下午,南京市政府针对此事发布公告称:玄奘寺供奉南京大居杀战犯牌位事件造成恶劣影响,对此,南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迅速成立工作专班进行调查处置并决定:

    责成玄武区民族宗教事务局撤换传真(俗名李义将)玄奘寺主要负责人职务;责令玄奘寺停止日常活动,并会同相关部门立即对其进行整顿。责成玄武区委按程序免去区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胡圆圆职务。对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苏宇红予以诫勉。对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纪勤予以停职检查。下一步,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关将对相关单位和人员作进一步调查,并依规依纪依法作出处理,绝不姑息。

    玄奘寺曾陷诉讼纠纷,被游客投诉卖字画骗钱

    公开资料显示,1942年2月23日,日军高森隆介在雨花台大报恩寺遗址附近修建神社,并在修建过程中挖到“三藏塔”遗址,发现了供奉有玄奘大师的顶骨舍利的石函,其中详细记载了唐代高僧玄奘顶骨舍利来南京安葬的经过。

    此后日军曾欲将舍利偷偷转回国内,却因时刊《国民日报》刊登关于玄奘法师舍利子出土消息,迫于舆论压力将舍利交还给汪伪政府。

    1943年初,汪伪政在九华山上建了一座砖塔,供奉玄奘大师的顶骨舍利,得名三藏塔。

    直到2003年,2003年7月,南京栖霞寺监院传真法师,为继承玄奘大师民族精神,“教育今人,更激来者”,向市政府要求恢复了原山上的小九华寺,更名为南京玄奘寺,由栖霞古寺监院传真法师住持管理。

    关于栖霞寺供奉舍利的故事,还被传真联系影视企业出品为电影。

    而这部曾被誉为中国的《辛德勒名单》的《栖霞寺1937》,却因经费账目不明为由,其影片出品人传真法师与合作方南京精汇科技文化有限公司打起了官司,公映6年经历5场诉讼,争议不断。

    传真当时则被社会质疑僧人“一身空”,资金来源大都是善款,但僧人用善款开公司赚钱盈利应该属于谁?此外赚的钱是否应用于公益、如何监督、如何纳税等问题也均未得到回应。

    2018年2月,南京玄奘寺与深圳市成辉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闹上法庭。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案件当时被不少人质疑是玄奘寺借维修之名“侵吞公款”。

    2011年3月24日,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向南京市政府发出《关于给予南京九华山山体和罗汉洞维修资金的请示》,主要内容是南京玄奘寺决定对寺内山体和山洞进行维修利用,约需资金3700万元,请南京市政府给予资金支持。

    此后南京市玄武区发展和改革局发文《关于同意玄奘寺对九华山山体及罗汉洞维修项目立项的批复》,但评定项目总投资仅约200万元,且由南京玄奘寺自行筹措。

    2014年,深圳市成辉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与南京玄奘寺签订《南京市九华山公园玄奘寺项目投资协议》,约定双方共同投资开发南京玄奘寺修复扩建装修项目,被告南京玄奘寺承诺该项目由南京市有关政府部门立项批准,手续合法合规,一期山洞维修装饰项目暂定金额3000万元,并约定了违约金条款及其他事项。

    但实际上,在深圳成辉按约于2014年9月29日将首期投资款300万元(此款作为工程保证金)支付给了南京玄奘寺后,由于方案未获住建部认可,审批手续无法顺利完成,被告承诺的寺院修复扩建项目无法继续实施,导致合同终止。

    裁判文书显示,最后法院要求“被告南京玄奘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深圳市成辉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保证金1500000元。”

    2019年4月,南京玄奘寺还曾陷入一场与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东上营村民委员会的民间借贷纠纷。

    根据法律文书,玄奘寺方面称东上营村委会于2016年向南京玄奘寺借款20万元,用于支付北京双泉寺工程建设。

    但东上营村委会辩称,认可从南京玄奘寺处获得20万元资金,但双方存在合作关系,该笔款项的性质是南京玄奘寺赠与东上营村委会的慈善款,对南京玄奘寺提交的借条予以认可,但对于借条出具的原因及过程并不清楚。

    此外,还有网友爆料南京玄奘寺卖字画骗局,称摆渡讲解车司机向其推销传真法师字画,被“暗语”交流的团队带去现场买下了售价一万多的字画。

    住持商业版图曝光:六家公司涉足影视养老旅行等

    公开资料显示,玄奘寺住持是传真法师。法号正宏,俗名李义将。1968年生,安徽颍上人。此外,传真还是南京栖霞寺监院兼知客、溧水无想寺监院。

    资料显示,传真1987年在南京栖霞寺出家。1990年在常州天宁寺受戒。1988年在栖霞山佛学院学习。1993年入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修历史、中文、佛学及外文等课程,是改革开放后较早进入大学(非佛学院)学习的僧人。

    在大多数人的观念里,出家人本该“六根清净”,正所谓“跳出红尘外,不在五行中”。但这位传真法师却似乎非常热衷于红尘俗世。

    据东方早报报道,传真大学同学对他的评价是“很‘入世’、知名度高”。一位同学说,传真和同学的关系很“铁”,每逢聚会,传真几乎都到,但在饮食上还是十分讲究:不饮酒、不吃荤。

    玄奘寺住持释传真

    凤凰网《风暴眼》发现,除了“和尚”的身份外,传真法师还是多家公司的大股东和法人,是多部电影的编剧和制片人,也是南京官场的“名流”人物。

    天眼查信息显示,目前传真担任南京慈愿养老服务有限公司、南京真爱圣地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南京三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3家公司的法人、控股股东以及执行董事;担任安徽省颍上县大河湾粮油食品有限公司的监事;担任南京三藏精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南京诚之堂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禅那文化传播分公司的法人(皆已注销)。

    传真控股的三家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养老服务;会务服务;日用百货销售;旅游服务;学术研究;文化交流;影视制作、发行;佛教文化用品开发与经营等。

    凤凰网《风暴眼》发现,由传真控股的南京慈愿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等三家公司实缴资本和参保人数皆为0。其担任监事的安徽省颍上县大河湾粮油食品有限公司曾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被安徽颍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起诉。

    而南京三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也成为传真实现自己“电影梦”的手段。凤凰网《风暴眼》了解到,南京三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曾出品过两部电影,分别为《三藏塔1942》和《栖霞寺1937》,而传真法师是两部影片的编剧和制片人。

    影片介绍显示,这两部影片的主题都是讲述中国僧人、民间侠士、爱国学生等民间人士与日本侵略者斗智斗勇,保护了国宝以及难民的故事。

    如今,玄奘寺里却供奉日本战犯牌位。不知道身为编剧和制片人的传真法师,是否真的将影片中的抗战精神和爱国情怀领略于心了呢?

    除开公司、拍电影外,身为和尚的传真法师还“醉心官场”。不仅“怒争南京市宗教局副局长职位”,还成为南京官场“名流”,与部级官员谈笑风生。

    2005年10月,传真法师曾报名参选南京市宗教局副局长一职。据说这是首位参选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的出家人。

    当时,南京市委组织部向媒体证实,传真法师的确到报名点咨询过,并递交了报名材料,后因“不符合条件”未通过初审,组织部门通知其将报名材料收回。

    传真法师在媒体采访时表示:“宗教管理不仅需要一般的管理知识,还需要专业知识,我在这方面有优势,所以报名参选宗教局副局长,而不是其他职位。”

    虽然这次没有当上宗教局副局长,但传真法师却凭借着这次“和尚参选公务员”而小有名气。

    后来,传真法师后来还是如愿当了“官”。在之后的十几年里,南京市政协委员、江苏省佛教协会理事、南京市青联常委、南京市佛教协会副会长等都曾是他的头衔和身份。

    传真法师还非常乐于和官员们打交道,或者说善于“抓住机会”。南京市的许多官员包括一些落马高官,都曾和传真法师有过交集。

    对于“供奉日军战犯牌位”一事,据媒体报道,7月22日下午,传真法师回应称,牌位曾摆放位置是寺中的地藏殿,挂牌位需要审核。关于牌位审核等相关问题,住持称调查组已进驻调查。

    既然挂牌位需要审核,为何玄奘寺的侵华日军战犯牌位被供奉了近五年时间都没有发现呢?可能热衷于红尘俗世,忙着开公司、拍电影以及和官员们打交道的传真法师,实在是太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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