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诩清贵不凡的魏晋名士,为何会放下身段积极从商?

谈及魏晋名士,当首推 ” 竹林七贤 “。如 ” 七贤 ” 之一的王戎,少时聪颖,有 ” 神彩秀彻 “之资。刘义庆《世说新语》还记载了一则小故事:话说王戎与小伙伴们一同出行,路遇一棵结满硕大李子的李树,小伙伴们见状,纷纷前去采摘,唯有王戎无动于衷。这时有人帮他捧哏,问何以至此。王戎淡淡回道:”树在道边而多子,必苦李也。” 事实证明,李子确实是苦的。

” 道旁苦李 ” 的故事。来源 / 纪录片《竹林七贤》截图

这个故事的有趣之处在于:它是被杜撰出来的。刘孝标注引《高士传》指出,此事源自佛经故事,非王戎亲身经历。那么,刘义庆为何要将这件事” 张冠李戴 ” 在王戎头上?难道仅仅是为了表现王戎的少年聪慧吗?

名士贪财,绝非个例

恐怕并非如此。据《晋书 · 王戎传》记载:”(戎)家有好李,常出货之,恐人得种,恒钻其核。以此获讥于世。”原来,王戎自己家便以盛产优质李子而闻名;为了防止别人跟自己竞争,王戎在售卖李子前,会命人在李子核上钻个洞。放到现在,王戎可能会被赞为” 经商小能手 “;但在当时,他这种抠抠搜搜的表现,却一度受人讥讽。这还与王戎的其他表现有关。

史载,王戎 ” 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凭借这些产业,他得以大肆敛财,富甲一方。为了弄清自己多有钱,王戎和妻子还经常拿着象牙筹打 ” 小算盘”,为此不分昼夜,乐此不疲。更奇葩的是,王戎虽然有钱,却十分吝啬。侄子大婚时,王戎只送了一件单衣,完事后还专门让人给要了回来。

王戎画像,(唐)孙位 高逸图(局部)。来源 / 上海博物馆

难怪刘义庆《世说新语 · 俭啬》所载的九则故事中,有四条都是王戎。他改编 ” 王戎识李 ” 的故事,也未尝不是在 ” 内涵 “他的贪财抠门之举。对此,戴逵曾为王戎辩诬,称他 ” 自晦 ” 以明哲保身。而余嘉锡先生却指出:这是魏晋名士间的 ” 相为护惜”,非公允说法。

余氏之说可谓一语中的,王戎之 ” 鄙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时代下的一个缩影。在当时,像王戎这样的清流名士,宁愿舍弃名声而去从商逐利的,其实大有人在。如金谷园主人、西晋名士石崇,经商有道,家产雄厚,就连有晋武帝司马炎暗中支持的王恺,都在与他的” 斗富 ” 中屡落下风;又如东晋广州刺史刁逵,虽出身名门,却与兄弟子侄 ” 不拘名行,以货殖为务 “,心心念念都是生意;此外,以 “良吏 ” 著称的萧梁尚书仆射徐勉也坦然承认,自己经营庄园是 ” 非在播艺,以要利入 “。

这种现象,令人颇为困惑。秦汉以降,商人屈于士、农、工之下,社会地位一直不高。于是 ” 食禄者不与贫贱之人争利 “的观念愈发深入人心,并一度成为中古时期士大夫阶层的共识。既然如此,重名节、好面子的清流士人,又为何会放下身段,积极从商呢?

贱商观念,受到冲击

古代 ” 贱商 ” 观念的出现,离不开两个主要原因。

首先,秦汉统治阶级以 ” 重农抑商 “为基本国策,对于商业多有打压。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远不如后世发达,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故相较于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中原政权往往被称为 “农耕文明 “。而国家以农为本,就意味着商品经济要受到一定制裁。所以,汉高帝刘邦曾下诏:” 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罽。”可见,汉代商人就算有钱买得起好料子,也没法堂而皇之穿出去;非但如此,他们脚上穿的一只黑鞋、一只白鞋,也会时常受人嘲笑。在此情形之下,商人的社会地位可想而知。

影视剧中的汉朝商人。来源 / 电视剧《汉武大帝》截图

其次,儒家提倡的 ” 重义轻利 ” 观,从道德方面加深了世人对经商行为的排斥。所谓 “商人之四方,市贾倍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 “,古人认为,商业活动的本质和目的在于谋利,而只看重利益的人,无疑是值得 “怀疑 ” 的小人。《论语 · 里仁》中说:”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商人逐利,往往被视为 ” 小人 “,所以经商也被士大夫贬为” 下流末业 “。汉武帝时,儒学大兴于世;及至东汉,皇帝与世族高门皆好求经问典,奉行儒学,也自然对经商多有排斥。

彼时,王公、贵族以及士大夫为了避免被人 ” 嚼舌根”,都会尽量避免与商业直接沾上关系,而是让家里的僮仆、客人一手操办。及至汉末乱世,一些世代经商的巨贾为了 ” 逆天改命”,不惜花费巨大代价投资军阀,以期获得政治地位上的提升,如幽州军阀公孙瓒,曾与 ” 富皆巨亿 “的卜数师刘纬台、贩缯李移子、贾人乐何当三人结为异性兄弟,以获得他们的财力支持;数年后,刘备效仿公孙瓒,与富商糜竺结为亲家,成功得到了这位徐州首富的倾力资助。

影视剧中的糜竺。来源 / 电视剧《三国演义》截图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宦与商人互相合作的例子仍屡见不鲜。只是,商人的地位依旧卑微。唯一不同的是,许多世族、官僚、士大夫也纷纷加入其中,成为” 商人 ” 中的一份子。显然,传统儒学在乱世之下名义不存,对世人的道德约束也大不如前,故原有的 ” 贱商 “观念受到强烈冲击。据《三国志 · 孙休传》记载,在东吴地区,曾有不少官吏、百姓 ” 去本就末”,利用长江沿线发达的交通优势进行商业活动,以致 ” 良田渐废,见谷日少 “。

魏晋以降,除了一小部分人仍耻于从商外,绝大多数人为了利益,都暂时放下了对经商的偏见,并趋之若鹜地参与其中,就连皇室也不例外。晋惠帝司马衷时,太子司马遹便曾在宫中大摆集市,”令西园卖葵菜、蓝子、鸡、面之属,而收其利 “;宋孝武帝刘骏时,” 子尚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太子拓跋晃” 营立私田,畜养鸡犬,乃至贩酤市廛,与民争利 “。

皇室对经商的浓厚兴趣,使得 ” 重农抑商 “虽然屡次被提及,但最终却成为一纸空谈。这其实是没办法的选择。值此时期,皇室与门阀世族共存,为了争取更多的资源,双方也只好亲自下场与民争利。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贵戚竞利 ” 的现象之所以屡见不鲜,也是因为他们的日常开销实在太大。

开销颇巨,贵戚竞利

乱世之下,易流于奢。汉末三国时,魏吴两国上层便已渐生奢靡、攀比之风,” 百工作无用之器,妇人为绫绮之饰 …… 转相仿效,耻独无有”。蜀相诸葛亮见状,以奢侈品蜀锦打开市场,用其支撑起了蜀国经济的半壁江山(详见” 能发工资、结算贸易:蜀锦是如何变成三国民间硬通货的”)。西晋以降,世人炫富习以为常,如石崇、王恺二人,便经常 ” 斗富”。史载,王恺用糖水刷锅,石崇就命人把蜡烛当柴烧;王恺用紫丝布铺了四十里的路,石崇就用更加名贵的锦铺路五十里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石崇与王恺斗富的《石崇锦帐图》。来源 / 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

除了日常奢侈消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官僚之家,还有许多要花钱的地方。家族或个人的关系网需要疏通、维系,就要拿金钱开道,上下打点;此外,门阀世族为了将来的不时之需,还经常会窖藏粮食、布帛、金属货币以及其他奢侈品,这同样是一笔巨大开销。

在教育方面,官学式微,私学兴盛。门阀贵族之家几乎都有专门的教育机构,用来培养家族子弟,所以这一时期的 ” 家训 “” 家书 “蔚为大观。而在军事方面,门阀世族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也需要花费大笔钱财培养私人武装势力,甚至自己出资训练军队。如东吴时期的领兵制,将领所率之兵名义上是政府的兵,但更多情况下是他们的部曲私兵。这些私兵既然不受政府直接调遣,自然也就需要将领自掏腰包进行培养。到了东魏、北齐时,豪强地主拥有私兵的现象仍大量存在,以至于高欢不得不承认私兵制存在的合法性。

以上种种花费,无疑都是巨额开销。虽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世族,是 ” 名士的摇篮”。但这些名士也要服从于宗族意志,为了宗族能得到更好的发展,他们也只能放低身段,利用自身掌握的各种资源进行商业活动;还有一部分官僚,或许出身不高,但为了跻身于名利场中,也只能迎合当时的奢侈风气,想尽各种办法” 搞钱”。因此观之,与其说是名士们热衷于经商,倒不如说,是门阀贵族、官僚士大夫在经商方面更有底气。那么,他们都有哪些优势呢?

世族从商,获利颇丰

门阀世族与皇室共治天下,导致 ”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除了享有政治上的高位,这些世家大族同时又是大地主、大庄园主。如上文所述,这一时期的豪强地主几乎都拥有部曲私兵;然而,这些所谓的 “兵 ” 并非是职业军人。唐长孺先生就指出:”这些豪门大族都拥有兵,兵不单作战而且还耕田,这样就进一步建立起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势力。”

由此可见,门阀世族可以凭借自身在经济、政治、军事上的势力,为其从商 ” 保驾护航”。若从经济角度看,其从商倒也还算正常;但从政治、军事角度上看,他们却经常利用职权之便牟取私利,从中获得巨额利润。

(一)以庄园为主的经营

以庄园内的特产为商品,是最常见的一种获利方式。门阀世族个个家有良田,又兼有山川水泽;同时,又因为人身依附关系在此时得到进一步加强,世家大族门下的僮仆、部曲、私兵,俨然成为庄园内劳动生产的主力军。他们在庄园内生产出的剩余劳动价值,便会以商品的形式向外输出。除了” 以物易物 ” 的交易手段外,还可以直接投入到市场中获利。

在当时,固定的经商场所被称为 ” 邸舍 ” 或 ” 邸店”,可用来储存货物、列肆贩卖,直接与消费者进行买卖。而这些邸舍的背后,大多都有皇室、世家大族以及其他富商参与其中。如宋明帝刘彧时,”王公妃主,邸舍相望”,走在街上随便进入一家,背后都大有来头。也正因如此,一些来头大的邸舍为了牟取暴利,竟然有恃无恐地向民间放贷。梁武帝萧衍之弟萧宏,”性好内乐酒,沉湎声色,侍女千人,皆极绮丽”。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生活,萧宏用放贷等手段搜刮钱财,在短时间内便积累了三亿多钱,至于布、绢、丝、绵、漆等物,更是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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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画中的魏晋庄园,(元)佚名 东山丝竹图(局部)。来源 / 故宫博物院

还有一些庄园,其产出过于庞大,导致当地市场无法消化;于是,大庄园主便会安排心腹进行长途贩运,将本地特产远销到全国各地。为了降低单次运输成本,长途贩运往往是大宗贸易,甚至可达到” 商船千艘,腐谷万庾 “的规模。据左思《三都赋》的描述:北方的真定之梨、故安之栗、淇洹之笋、信都之枣、雍丘之粱等特产闻名一时;江东除了稻米外,还盛产柑橘、荔枝、槟榔、橄榄、椰子等瓜果;而益州特有的蜀锦、竹杖、马匹、盐铁……也曾畅销全国。不难看出,这些特产所在地的州郡长官、土著豪强,往往能通过长途贩运轻松获取高额利润。只不过,他们的手段未必都是合法合规的。

(二)垄断、掠夺与剥削

一般情况下,将本地特产贩至远处,已经能收获颇丰;可偏偏有人利欲熏心,利用职权之便做起了垄断买卖。(南朝宋)刘道济任益州刺史时,设立官营机构出售高价铁器,却禁止私人冶炼铸造,以致” 民皆怨毒 “。不仅如此,刘道济及其亲信还规定:外地商人 ” 限布丝棉不得过五十斤,马无善恶,限蜀钱两万”,以此垄断了蜀锦与川马之利。联想到还有打仗打到一半,将军(如刘宋将领王玄谟)带领士兵们跑去劫掠财物,然后等班师回程之后拿去贩卖以大赚一笔的,刘道济等人的做法反倒是” 小巫见大巫 ” 了。

被垄断的不只有货源,也可以是商品的价格。据《南史 · 沈客卿传》记载:南朝的军人、士大夫、二品清官 ” 并无关市之税”。在苛捐杂税繁多的当时,位居高位的官僚、大地主既然拥额外的 ” 免税权”,就有更多的议价空间。如此一来,一般小商贩又岂能在市场中竞争地过他们?

地方长官利用职务之便,也能更轻松地进行 ” 价格垄断”。当时的海外贸易中心——南海郡(治所为番禺,今广州市),常有外国商贾往来贸易,但这么一桩大买卖却长期为地方官吏垄断,他们 “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共利数倍 “,从中获利无数。

其实,这些人还算有点 ” 良心”。他们明明可以直接抢,却还是给了货物。反观上文提到的西晋著名土豪石崇,在担任荆州刺史时,竟公然抢劫过往商客,以此积攒了巨额财富。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像石崇这样不要面皮。一些贵族碍于名声不好明抢,便会想出各种理由对小商贩们进行敲诈、勒索。如(南朝梁)扬州刺史萧纶到任后,”欲盛器服 “,需要数百匹丝、布、锦,干脆直接去各家店铺里赊账。结果 ” 百姓并关闭邸店不出”,宁愿关门歇菜,也不愿自家货物被盘剥了去。

石崇在他的大庄园 ” 金谷园 ” 中,(清)华嵒 金谷园图轴(局部)。来源 / 上海博物馆

如此敛财、经商手段,实在令人不耻。尽管有正直之士对官僚从商提出反对、质疑,朝廷也装模作样,对官商疯狂逐利的行为进行批评教育,但这种现象仍是屡禁不止。皇室一脉,尚且积极从商获利,他们又有什么立场来制裁世家大族呢?当然,皇室之所以” 摆烂 “,也是因为它根本就没办法制裁那些高高在上的门阀世族。

小结

曹魏名臣和洽曾言:” 魏承汉乱,风俗侈泰。”汉末乱世以来,社会动荡不安,在这种朝不保夕的日子下,人们逐渐生出了消极厌世的悲观情绪;随之而来的,是 ” 今朝有酒今朝醉 “般的及时行乐与 ” 乘兴而来,兴尽而去 ” 般的随心所欲。所以,名士清流主动打破了传统礼教的束缚,”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 “,把侈靡、骄奢的生活过成一种常态。

在此情形下,名士酗酒、裸呈、养虱子、嗑五石散 …… 这些被他们奉为潮流的一系列 ” 奇葩 ” 行为,与他们 ” 贪鄙成风 “并为此从商逐利的逻辑是一样的。一方面,以此缓解名士内心对乱世无所依存的恐慌;另一方面,也可以满足他们的浮夸、奢侈消费,以此麻痹自己的精神意志。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君不见,兰亭之下,群 ” 贤 ” 毕至;在这流觞曲水、觥筹交错的背后,又隐藏着有多少难寄之哀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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