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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曾警告沈德咏”牢骚太盛防肠断”

    2018年3月的中共十三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换届会议召开之前,虽然中共党内党外都无人预测到陈一新会入主中央政法委,但当时已经有很多媒体都预测汪永清在这次两会上会官升副国级,出任新一届最高检察长。最终,他被安排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二线职务”,委实出人预料。

    按照局内人士的说法,当时的孟建柱“到点下车”,卸任了中央政法委书记,虽然接替他孟建柱政法委书记的人选还是依照“惯例”,由公安部长兼政法委副书记“递升”,但政法委秘书长这一实权则被习近平安排成自己的嫡系,以防止政法委系统与自己离心离德。

    也正是因为当时的汪永清在担任政法委秘书长之前,已经与时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孟建柱默契配合了五年时间;担任政法委秘书长之后,又与孟建柱和和郭声琨三人共同默契配合了五年时间,在当时的中央政法系统里植根太深,人脉太广。再加上,当时被王歧山推荐为中纪委常务副书记接班人选的张军被习近平换成了自己的上海亲信杨晓渡,曾经在中纪委配合王歧山“打虎”有功的张军退而成为最高检察长接班人选,所以才导致了孟建柱退休之前,关于安排汪永清接任最高检察长的动议也被他习近平否定。与此同时,他习近平毕竟也还得承认汪永清的资历,于是才有了给他一个和最高检察长一样都是副国级待遇,但却完全没有实权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的安排。

    那么当时为什么安排了张军接掌最高检,而没有考虑沈德咏呢?

    比较一下张军和沈德咏的从政简历便可知道,两人虽然都是最高法院副院长出身,但沈德咏担任副院长的时间更早。只不过,沈德咏担任过的正部长级职务就只是最高法院长的常务副院长,而张军则是在最高法被明确为正部长级副院长之后不久,即先后担任了中央纪委副书记和司法部长。在担任中纪委副书记期间,除了协助时任中纪委书记王歧山“打虎”,张军还短时间负责了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筹组成立国家监察委。

    当时内定的国家监察委的规格就是副国级,一把手由中纪委第一副书记兼任。而按照当时王歧山的思路,这个监察委的主要负责人应该是法制口的专业人士出任。这就是为什么选中了法学博士学历、有多年各级法官资历的张军,与当时的另外一位中纪委副书记,同时也还兼任当时的国家监察部部长的黄树贤,一同主持国家监察委的筹组。当时由王歧山主持的那届中纪委的第一副书记是赵洪柱,但他的副国级身份只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并未进政治局。而筹组成立国家监察委之初的设想,就是该部门的一把手应该是副总理级待遇,即党内级别是政治局委员。所以,当时张军被王歧山指定主持筹组国家监察委工作时,身边人士即已经开始祝贺他在未来十九上“入局”。但事实上,由张军主持的国家监察委筹组工作还停留在纸面上的时候,习近平即已经打定了主意,要把上海纪委书记出身的杨晓渡安排为中纪委第一副书记的接班人,当然也就是国家监察委正式成立后的首任一把手。

    于是,中组部一纸调令,张军被安排接替了当时已经年过65岁的吴爱英,出任司法部长,同时被免去了中纪委副书记职务。而在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并未被安排进入中纪委领导班子,而是在中途被增补为中纪委副书记的杨晓渡,则在张军调出之后被安排接替了黄树贤当时以中纪委副书记身份兼任的国家监察部部长职务,以为出任日后正式挂牌的国家监察委的一把手热身。黄树贤则也和张军一样被免去中纪委副书记职务,新的职务是民政部部长。

    当时中共内部有过关于新成立的监察委负责人应该“专业化”还是“革命化”的争议,最终由习近平认定的杨晓渡的“革命化”战胜了由王歧山举荐的张军的“专业化”。

    但是,张军在中纪委担任副书记期间的功劳,以及他接替司法部长之后很快把自己的前任吴爱英的“重大违纪”问题彻底查清,导致吴爱英退休之后还是被开除党籍、被取消部长级退休待遇,这都是习近平接受王歧山的建议,最终把最高检察长接班人落实到张军身上的原因。

    我们在过去的文章中已经介绍过,1983年自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刑事诉讼法专业毕业后,沈德咏便从家乡江西省委开始了其在中共政坛内的政法工作生涯;然后就是担任省高法的审判庭长和副院长等职务,1998年即升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是当时最高法院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位副院长。

    2006年,沈德咏曾“空降”上海。也是那时,他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中一个高光时刻。

    2006年,上海发生轰动一时的社保基金挪用案,涉案人员有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等,也是21世纪第一起涉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重大腐败案件。2006年11月,身为十六届中纪委常委的沈德咏“空降”上海,任上海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负责查处此案。在上海任职17个月后,2008年4月,沈德咏回到最高人民法院,任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晋升为正部长级和一级大法官。

    如此说来,习近平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前面介绍的杨晓渡是时任市委常委兼市委统战部长,而沈德咏则是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兼市纪委书记,一样都应该是“习近平的人”。但是习近平在成为“一尊”之后,怎么就没有象提拔杨晓渡一样提拔沈德咏呢?

    统合本专栏的上篇文章和本篇文章的如上部分所述,当时已经担任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一级大法官长达十年之久的沈德咏虽然自认在整个中共司法系统里已经是“最为资深”,但是因为周强分别在十八大和十九大上两次争取“入局”失败,再加上杨晓渡与张军和汪永清与陈一新的因素,导致2018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期间,他沈德咏赶在年满65岁之前晋升副国级的前景落空。

    而且,在2018年3月出台的新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汪永清的工作分工之一是分管社会和法制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的主任被安排成了沈德咏。于是沈德咏成了当时的全国政协所有下属委员会负责人里,唯一的一个十九届中央委员。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全国政协的各下属委员会里,被安排为主任或者副主任者同时还是当是还在位的中央委员或者中央候补委员者有很多。比如,在年满65岁时被免去民政部长还仍然是十九届中央委员的黄树贤,目前的职务就是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的副主任。但像黄树贤这类人等,都是在两届全国党代会之间即已经年满65岁而被免去一线职务,中途被增补进全国政协的。而象沈德咏那样,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刚刚被安排为中央委员,几个月后便又被安排为全国政协的下属委员会主任的情况,非常少见。

    十三届全国政协召开之前公布的全国政协委员名单里,沈德咏的大名是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界别”里。所以此时的最高法院系统里都认为,沈德咏应该会被犒赏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了。但最后公布的副主席名单里却只有汪永清而没有沈德咏,沈德咏一气之下便递交了一份辞职书表达其“柔性抗议”。

    沈德咏是2018年6月被宣布免去最高法院副院长职务的,时年64岁。免职通知下达当天,沈德咏立刻把一纸离职告白书分发至最高法院下属的各部门,告别书中第一段就特别说明,是“根据我自己的诚恳请求,中央决定提前一年左右的时间,免去我在最高人民法院担任的各项职务。今天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完成了法律职务免职手续,我30余年的司法工作生涯,终于可以划上句号了”。

    “诚如各位所知”,沈德咏在这份告白书中接着说道:在全国‘两会’上,承蒙厚爱,中央已为我安排了全国政协常委及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职务。一身难兼二任,且最高法院领导班子正处于新老交替之际,此时请求去职,或许正是时候。

    “光阴似箭。从1998年底调任最高法院工作,屈指数来,已经悄然过去了20个年头。即使去掉2006年11月至2008年4月在上海工作的时间,在这个屋檐下也同大家朝夕相处了18个春秋。18年的甜酸苦辣,18年的喜怒忧乐,18年的成败得失,从今开始,就将永远地进入历史……。

    “须知,我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坚守了18年,尤其是在常务副院长的位置上坚守了创纪录的10年零2个月,这是一个难度不小、风险不低的岗位,我自认为基本上做到了立足岗位、守好本分、尽力而为,没有贪渎擅权,没有媚上欺下,没有揽功诿过……。”

    各位看官,各位听众,是否已经读出来、听出来了其中暗含的牢骚?

    18年啊,18年的最高法院副院长的经历,而且更还有10年零2个月的常务副院长的“创纪录坚守”,却只换得了仍然还只是部长级待遇的二线职务,这是多么的不公平啊!

    沈德咏的这份离职告白书还说:“我从内心感谢各位同事对我的理解、宽容、支持和帮助,特别是肖扬院长、王胜俊院长、周强院长的指点和关爱,新老领导班子各位同事的鼎力相助,使我得以完成了个人工作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坚守’……。

    此时此刻,要说一点点失落都没有,那显然是自欺欺人的说法,毕竟是壮志未酬身先老,主动选择退出,既是一种自觉,也是一种无奈;要说一点点遗憾也没有,那也是假的,要说一点点留恋都没有,那更是不真实的。”

    咋读上去,这段文字似乎只不过是表达对自己几任上司的感激之情和对同事们的依依不舍,但“使我得以完成了个人工作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坚守’”这句话,让人彻底明白了他沈德咏还是在继续发牢骚。真正的意思就是,我一个人连续辅佐了三任正院长,到头来还是要继续留在常务副院长位置上直到年满65岁。“无奈”之余,还不如提前一年主动加入“老同志”的行列。

    当时有中共大外宣媒体为沈德咏大名鸣不平,说是当年由最高法空降上海,沈德咏的能力突出曾深得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的器重。2008年4月陈良宇案一审完结后,沈德咏的离任被解读为完成使命,即回最高法担任常务副院长,明确为正部长级。

    当时大外宣的报道文章认为:在当时的最高法领导班子中,既有的副院长多为学者出身且自始至终在法院系统中任职,履历过于单一。而沈德咏则以其完备的地方、中央任职经历,以及纪委、政法委、法院多系统的工作经验,显得突出。身为正部级高官,沈德咏主动提出辞职实为罕见,个中原因也扑朔迷离。在中共政坛,辞职的官员一般都闷不吭声,但沈德咏却写了一封致同事的《离职告别书》,被形容为战败者的“宣泄”。

    即使是当时的中国内地媒体也有报道说,无论法官、群体还是律师群体,对沈德咏的评价都很高。他在最高院属于三朝元老,作风务实正派,形象正面,是难能可贵、不可多得的领导者和司法人。

    也许当时的沈德咏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才会有那份离职告白书出笼。至于这份离职告白书被密报习近平处,换得一句“牢骚太盛防腸断”,进而导致了中纪委“一定要给他查出点问题来”的后续故事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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