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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得过新冠,康复后的她被学校辞退

    社会层面的‘后遗症’让她感到无所不在的心理压力。

    5 月 23 日晚上 8 点,余文(化名)在教师宿舍里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是公司的同事,他开口问了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曾经得过新冠?”

    余文的确得过新冠,而且是两次。她在乌克兰一所大学的历史系读研,今年过年期间确诊了新冠。受 2月末开始的俄乌冲突影响,她尚未完成学业就回了国,落地后在隔离期间被通知复阳了。

    那是一段兵荒马乱、不堪回首的日子。在她的自媒体号 ” 我是小妖怪 ” 上,她发了多条视频记录当时的崩溃心情。

    所幸康复没花多长时间。结束隔离后的余文以为,自己等到了拨云见日的时候。她找到工作,去了河北某县城的一所重点高中教俄语。但 5 月23 日晚上的那一通电话,颠覆了她刚刚开始的正常生活。

    她被辞退了。校方要求她在一小时内收拾行李搬出学校。

    ” 你得过新冠?”

    年初,余文和新冠缠斗了一个多月。

    第一次确诊是在乌克兰,过年的那几天。余文说自己那一段时间一直坚持戴口罩,确诊新冠的前几天也都没有出门。”还搁家贴春联,欢欢喜喜的,没想到自己这个‘普通的感冒’是新冠。”

    2 月 24 日,俄乌冲突爆发,在之后的一周内,大批在乌的中国留学生陆续撤至周边国家。余文也是其中的一员,她 3 月 3日抵达匈牙利,并在 12 日乘撤侨班机回国。上飞机前,她听从使馆的安排通过了几轮核酸检测。没想到落地两天后,3 月 15日,余文被医院通知确诊第二次新冠阳性。当时她正按照规定,下飞机后在酒店隔离。

    她拍了条视频,苦笑着给大家讲故事。这一次,她被拉到了集中隔离的医院,7 天后转阴康复出院。

    4 月 14 日,医护人员引导解除隔离医学观察的市民有序出舱。当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方舱医院首批 322名患者解除隔离医学观察,顺利出舱。

    尽管经历了曲折,但余文还是努力保持乐观。其实在回国之后,她就隐隐地感觉到有些东西和之前不一样了:以前每次她从学校回家,有位朋友都指定会约她出去吃饭。但这次回来,那位朋友却一直没有联系过她。”她可能还想再观察一段时间吧,” 余文笑道,”但我也心知肚明,好几个月了,我就觉得我们是不是没办法做朋友了。不过这可能也不是真正的朋友,对吧? ”

    余文说,和她一样在国外染上新冠的留学生,多数人会选择隐瞒自己的新冠史,但经常拍 vlog的余文,大方地觉得可以把自己的经历和治愈过程分享给更多人。” 那都已经是翻篇的故事了,都已经康复了,得向前看。”

    5 月 4日,余文从老家河南拎着箱子到了河北的学校。仅仅在前一天,她才敲定了这份工作。从乌克兰回国后,余文一直在尝试找工作,但都很周折,因为她的学位证、毕业证等各种招聘需要的原件都被迫留在了乌克兰。最终,她在五一假期前给一家教育机构投了份简历,5月 3日那天,公司通知她,河北某县城有所高中急缺俄语老师,需要有教师资格证和语言过关的人去任教,今天通知,明天就要上岗。当地的防疫政策是无需隔离,只要在当地住满14 天,在头尾两天的核酸检测结果阴性即可。

    余文本科就读于哈尔滨师范大学。” 做老师是初心,” 她告诉《中国慈善家》,”我当博主,收入还是比当老师要高一些,当老师不是为了挣钱。” 几千块钱的工资,7人合住的上下铺宿舍,她仍然觉得是个不错的机会。校方告诉公司方面,因为急招,余文的工资可以跳过实习档,直接按照正式工资发放。

    校方的恳切态度让余文心里对这份工作相当笃定。她开始着手添置必需品——床帘、靠枕、小桌子、小风扇、眼罩、书立、收纳、热水壶等等,还自费给学生们买了些本子和笔,批改作业用的红笔也备了100 支。

    按照流程,余文需要上 3 节试听课,之后即可转入正式的教学。她的社交账号上记录了 21日第一节试听课的一些片断:在开设俄语课之前,学校已经引进了日语课,很受孩子们欢迎。性格外向的余文就在课间跑到走廊上拉人,”明天同一时间,给俄语老师一个机会,大家一定要来啊!”后来的课堂上,学生们的热情也让她有点受宠若惊——只是提了一句自己的留学经历,下面的孩子们就突然鼓起掌来。

    4 月 14 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方舱医院首批 322 名患者解除隔离医学观察,顺利出舱。

    但试听课只上成了一节。

    5 月 23 日晚上 8点,余文接到一个电话,是公司的同事。对方只问了两个问题:你是否曾经感染过新冠?什么时候感染的?余文都如实作答了。

    “过了一会,他又打来一通电话,说让我现在收拾一下行李。我说这是出什么问题了吗?我录了电话录音,排除了工作能力上的问题。同事很着急,叫我立刻走。”余文向《中国慈善家》回忆。

    余文说,时间挺晚了,能不能在学校先再住一晚,明天白天再搬走?对方的答案很坚决:不行!必须在一个小时内离开!

    在慌乱和委屈之中,余文哭了。那天晚上,她前后接了七八个电话,全都是催促她离开,其中也有校长打来的,问她行李收拾得如何,是否能快一点……

    后来她了解到,校方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得知她曾经患新冠的消息,马上就联系她所在的教育公司,让公司核实。公司核实之后,学校立即做出辞退决定。

    虽然很崩溃,余文还是摊开行李箱,流着泪收拾行李。”我也理解学校,学校是很特殊的地方,孩子马上要参加高考了,不能冒一点风险。确实学生、家长和学校也为防疫做出了很多努力,毕竟是个很多人聚集的空间,所以他们有些害怕,我可以理解。”余文对《中国慈善家》说。

    当初余文刚到学校时随身只携带了一个 16寸的小行李箱,原本打算长住下来的她慢慢添置了许多东西,在仓皇离开的时候就变成了巨大的包袱。校方要求一个小时以内离开,她就只能用塑料袋尽可能把东西装起来。东西很多,她和同宿舍的一位女老师来回搬了几趟才搬完。

    余文入职的时候,学校派了车去接她;但被辞退时,余文被告知只能自行找办法离开。

    晚上 9 点,校长亲自在校门口监督,目送她坐上了自己找的车。

    后来,她在学校的一位同事告诉她,自己也接到了校方的电话,询问有无新冠病史。

    5 月 9 日,上海,一名从方舱医院出院的市民带着行李骑车回家。

    只想回到平凡生活

    在被学校辞退之后,余文还被公司告知,合作的一百多所学校都没办法再接受她了——她可能将在很长的时间里与教育行业无缘。公司提出,如果她愿意,可以调整到行政岗位,无需离职。这显然和自己的职业规划不符,余文拒绝了。

    余文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写下来,发在了微博上,引起很大关注。” 这不是歧视新冠康复者吗?” 许多人替她打抱不平。

    2020 年,多家媒体曾报道过新冠康复者的窘境:有出院患者乘社区派的车回家,司机却拒绝把她送到地下车库,对她说:”你还知道怕丑。” 她当即表示自己要下车回康复驿站,” 那里没有人歧视我们”。有康复者回家后渐渐发现邻居躲着自己,曾经的朋友也不愿和他们见面。还有康复者本该复工,却一直被单位拖延到失去了原本的晋升机会,委屈积累太多,最终被确诊为重度抑郁。

    ” 我们战胜了病毒,却还要被当作病毒一样被孤立排挤。” 一位受访者说。

    而因为害怕身份可能给自己带来的歧视和麻烦,也害怕引起周围人不必要的恐慌,多数康复者不敢公开自己的经历,希望沉默能掩盖他们本不必承担的关注,让他们重新拥有普通人的平凡生活。

    尽管开诚布公给自己带来了巨大麻烦,但余文仍然选择发声,希望能以此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在她发布相关微博后,在转发和评论区里,很多用户写下了自己或周围人因新冠史遭遇的不平等对待。

    李菁(化名)也是评论区留言的人之一。李菁是吉林人,3 月 9 日开始按照小区要求居家隔离,足不出户。没想到在 3 月 23日,丈夫被通知新冠结果呈阳性;李菁和 10 岁的孩子也在两天后确诊,三人都被转移至方舱集中隔离。

    ” 我都自嘲说,这也太倒霉了。”李菁告诉《中国慈善家》,她们和一位小朋友、两位老人住在征用的学生宿舍临时方舱里,每天无法洗澡,而核酸检测结果一直没转阴,”没有一个大心脏 ” 的李菁特别崩溃,吃不好也睡不好。

    4 月 15日,检测结果合格的李菁一家结束隔离,回到小区。出舱时,李菁领到了三份文件:出院通知单、诊断证明书和解除隔离知情同意书。文件上写着,”出院后请您配合社区完成 7 天居家健康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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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5 日,从方舱康复出院后,李菁领到的出院通知单、诊断证明书和解除隔离知情同意书。

    对新冠康复人员的 7 天居家健康监测这个要求,被明确写入了国家卫健委今年 3 月 15日公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中。但回到家后,李菁一家被要求隔离 14 天,后来又增加到 28 天,最后变为 42天。《中国慈善家》注意到,网上也曾经曝出吉林市出现对新冠康复出院者实行超长管控的情况,李菁一家的遭遇也佐证了这一点。

    ” 这是对我们的歧视。” 她说。

    李菁是个体户,在漫长的 42 天隔离期之后,一家人终于等来了一纸复工证明。他们发现,自己还算 ” 幸运 “的,他们所在小区楼群里,其他遭遇超长隔离的康复者中有很多人表示仍被雇佣单位拒绝复工。

    李菁觉得不可理解。她和丈夫、孩子都是轻症,体感和感冒无异,也没有后遗症,但社会层面的 ” 后遗症 “让她感受到无所不在的心理压力。现在,非必要的时候她仍然选择不出门,生怕给别人带来麻烦。她更加担心,自己的孩子在学校可能遭遇他们所无法理解的歧视。

    ” 病毒不可怕,我们被感染过的人也不是过街老鼠。” 她说。

    余文说,自己不希望被区别对待。”我已经康复了,我希望能像个正常人一样融入这个社会,而不是时时刻刻去提醒我,你是一个新冠康复者,你曾经感染过新冠。不管是优待还是不好的待遇,我哪一个都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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