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对于 “不可知论”的反驳以及何为现代人的“多元主义”：基于比较政治学的讨论
我认为有一种态度对社会科学的学习和研究是极为有害的，那就是“没有对错”的看法。“没有对错”往往是对于深入讨论研究设计中的数据和统计分析的回避。现代的社会科学，比如比较政治学，在于以规范的、标准的、通用的维度和指标去定义、测量特定的概念，然后用数学和统计学的手法去检验概念之间的关联和因果。不同的研究由于不同的样本、不同控制变量的包含、不同的变量的操作化、不同的回归分析形式的选取等，会导致不同的研究结果或者说研究结果的不同强度。过去的社会学研究由于信息的匮乏和电脑科学的普及程度不够，往往需要依赖于更多描述性、哲学性的讨论，因此往往它们的推测不具有很可靠的统计学基础，局限于学者本人所在和熟悉的国家和地域，无法用统计学软件进行稳健性检验或者因果测试等，常常混淆相关性和因果关系，也常常通过小样本和不够全面的控制变量得出言过其实的结论，难以具有更广阔的普适性。当代的社会科学通过统计学的标准化和电脑科学的发展形成了更具有科学性的研究范式，借助于逐渐完善的由国际组织维护的跨地域的数据库，不仅研究有了更清楚具体的假设，而且验证假设的方式也变得更加标准化、更具有数学和统计学的基础，摆脱了根据不牢、略显任意的猜测。
因此，我们在学习和研究时之所以需要同时阅读近代和当代的文献，甚至古典，就是为了感受社会学的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理解政治学如何通过正式模型（比如博弈论和社会选择理论）和实证工具的发展而具有了规范性、统一性，建立了社会科学家庭成员间的通用语言，促进了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讨论、互查和融合，使更多新型的跨学科研究得以衍生。之所以“没有对错”是应该被反对的言语态度是因为它是反科学的，当今的科学在波普尔的论述中便是在于“可证伪（falsifiability）”的性质，如果课题、假想和理论的提出不具有“可证伪”的性质，那么它就显得不那么科学，会陷入一种“左右逢源”的“不可知论”和“虚无主义”的陷阱中，也会造成人思维的懒惰，本质上是一种研究者自身不敢直面他人评论和批判的懦弱，对自身领域只具有有限的科学性贡献，这就是所谓的“认知论的混乱或无政府主义（epistemological anarchism）”。一些中国所谓的“国学家”的“神游事外”、“故弄玄虚”、“装神弄鬼”，实际上是为了逃避统计学和量化分析的审视，阻碍着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发展。
现今的一些“政治正确”和“多元主义”的鼓吹者和活动家或许应该重新审视科学性的意义，把他/她们维护的多元主义建立在更稳固的理论基础上。当代比较政治学者的任务便是把源自于西方的一些经典政治学理论比如关于民主化的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运用在一些历史上缺乏足够关注的研究对象上，比如东亚、非洲、中欧与东欧和拉美等，他/她们需要通过这些地区查验一些经典理论的普适性，然后在实证结果的基础上建议是否应当根据当地的社会人文现实对现有模型进行调整、重新解读甚至拒绝。不论是作为研究者还是读者，我们在发现源自于西方的理论在解释其他地区的当地现实时预测性不高时，我们不应该直接摆出“文化相对论（cultural relativism）”的“底牌”，因为这实际上也体现了一种拒绝更细致入微的解读的懒惰，也是一种“不可知论”。我们应当把这种不适配性作为一个有研究价值的切入点，试图在实证分析的环节里找寻统计显著性不高的原因，有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源于西方学者的理论不再普世，而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统计学手法需要根据调查对象的环境的复杂性而改善。
比起直接面对着不理想的结果采用“没有对错”、“一切皆有可能”的态度，我们更应该退回一步，检查一下研究建模和设计的缺陷。“文化”越来越被学者看为一个流动的、有延展性的存在，而非那么原始的、固定的、永恒的存在，比如儒家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教条都具有不同面向和可解读的空间、灵活性，内容往往会根据统治者的策略和修辞而改变。因此，韦伯和亨廷顿等学者的“文化相对论”虽然依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社会性课题，它在统计学上是否依然站得住脚是值得反思、怀疑的。我认为不同地域的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巨大的生物学差异，所以观念的碰撞更多是体制和政权领导的人为塑形或者说“自我应验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不应该过度强调所谓的“本土性”，如果合适的环境因素得到了实现，某些后现代的人权和人文诉求应当是能够被不同地域的公民普遍理解的。比起具有地域和宗教性质的“文化”分组，或许可操作化的“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和“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等公民社会态度和价值观的社会统计学对于治理质量等现象可能更具有解释强度。
对于政治科学，尤其是比较政治学的学生和年轻学者来说，阅读民主化领域的大量相关研究是具有挑战但富有意义的思想练习。民主化研究要求研究者采取一种看待民主的方式（substantive或是procedural/minimalist，continuous或是dichotomous），选择一个民主的测量指标（Democracy-Dictatorship、Polity IV、Freedom House和Democracy Index等），分情况讨论独裁专政到自由民主的转型（emergence、transition）、自由民主的生存和巩固（survival、consolidation）和自由民主的破裂或倒退（breakdown、backsliding）等，分别对待三个时期的民主化浪潮（waves of democratization），考察收入作用对于民主的“边际效益递减”。除此之外，在回归分析模型之中，还需要加入多重控制变量，比如民族语言学的破碎程度、殖民的历史、过去政权的稳定性、国际秩序和周围国家的政治地理的气候、总统制/议会制/半总统制等，所以现代化理论实际上包含了多重的内生和外生性的因素，不太像一个单一的经济-民主的因果链条。此外，除了传统的试图以经济发展解释民主化的理论外，研究者们还曾考量政治精英的协作、民主扩散的网络效应、失败和成功的兵变、经济分配不均和“石油诅咒或资源诅咒（oil curse或resource curse）”等因素对于民主转型的作用。当然，使用不同的样本、指标、数据库和统计手法等都造成了民主这个广阔的理论和实证交织的政治学研究领域的“百家争鸣”。
对于民主的讨论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哈密尔顿等人的《联邦党人文集》、穆勒的《论自由》再到Lipset和Przeworski等政治社会学家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学的论述方法是如何从过去的哲学性到如今的“后哲学性”的，前人给予了我们重大的哲思性指引，而后进的学者们也继承了它们的衣钵，不断地挑战了社会学中的一些传统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在关于民主的众多著作面前，当代人应该时刻反思民族、国家、政体、政权、政府、社会契约、选举等对于个人的意义，以及Dahl等学者所论及的民主概念所涵盖的竞争（contestation）和参与（inclusion）所代表的价值。除了本国之外，也应该让视线放眼世界的不同民主政权的子类（presidential vs. parliamentary、unitary vs. federal、two-party vs. multi-party、electoral vs. liberal vs. illiberal、representative vs. delegative、consociational、fa?ade 或 pseudo-democracy等）、权威政权的子类和其他政权形式以及它们背后暗含的历史因素，这种“国际视野”、对于普适性的追求和对于差异的敏感便是比较政治学的核心思想。
不论如何，虽然民主看起来像一个箩筐，任何概念都可以关联到它，都可以往里面塞，但显然是有一些基本的排他性的组成部分的，虽然对于民主的连续性解读是一些民主指标的采取的方便手法，但不能否认的是，它对于竞争和参与的理想依然让二分式的解读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论力量。如果任由一些政权领导人和研究者创造一些远远超越它含义本身的民主变体，那就是一种对于政治定义无限延伸和异化、意“玩弄于股掌之中（definitional gerrymandering）”，也是一种自我维护和辩解式的“一切皆可”的“不可知论”。不同政权形式的结果和优劣是一个问题，而本身是何种政权是另一个问题，不应当两者混淆而谈，而且国家、政府和党派不是同一个概念，也不应当混为一谈。民主的核心，在于执政党在未来选举失败的可能性、在野党在未来选举成功的可能性、执政党和在野党权力的顺利交接，在于没有一个党派或者群体能够做出任意的决断和垄断政治资源，在于选举前期的不确定性、后期的不可逆转性和选举基于规则的重复性。没有立法和行政选举、党派竞争、政府更迭、普选投票、公民政治参与的“一言堂”、鲜有言论、媒体和结社自由、没有多重国内外信息渠道、充满自我审核和自我阉割的高压环境很难归被类为民主，甚至都不算是最表面上的electoral democracy。民主只是比较政治学中的一个经典领域，其他的还包括党派竞争、投票、群体行为、内战、政治机制等，它们也多多少少具有民主化研究中的实证的复杂性和挑战的影子。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粗略地反驳了社会学讨论中“没有对错”这种看法的局限性，就和它的变体“文化相对论”一样，它本质上是一种懦弱的逃避，不是社会科学研究者和现代公民应当效仿的态度。社会科学的论述应该建立在对于新的证据和更合适的研究设计的考察上，它的边界拓宽在于研究者之间的互文、批评和反思，而不在于“闭门造车”式的回避和权威式人格对于新信息的拒绝和对于“旧时代”的迷恋。只有采取更开放的态度，不坚守自己过时的、不可靠的观点，社会学的讨论才能够彻底摆脱“不可知论”的阴霾和“一切皆可”的幻影，而这种基于统计学的冷静头脑和对于新证据的审慎而开放的心态，而不是没有理论和实证基础的侃侃而谈、夸夸其词，才是现代人应该不断学习和练习的“多元主义”，也就是苏格拉底说的“未经检视的人生不值得过。”和维特根斯坦说的“凡是不能谈的，就应该保持沉默“。不可知论、虚无主义、文化相对论和对于政治学固有定义的肆意玩弄是掌权者的“恶”，而民众的附和和学者的拥护又是难以避免的阿伦特式的“平庸之恶”。我认为，在中国民众中盛行的拒绝研究调查、习惯道听途说和张口就来的反智主义以及非黑即白、一点就着的民族中心主义的原因或许在于以比较政治学为代表的跨国比较研究的缺乏，这种缺乏或许也被中国政府设置的把中国民众与外国前沿研究和动态信息隔绝的“防火墙”和严格的网络监管所默认、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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