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瑶一年会梦见爸妈一两次，她说自己在婆家受气时就会想念他们，“如果我爸妈在的话，你们也不敢这么欺负我”。实际上，婆家待她挺好，丈夫也是一个温柔的人。只是，过年回北川看望周瑶二叔时婆家人想不起主动备礼，让她觉得丈夫不是让人特别满意的懂事男人。
2019年，安康孩子们参加活动时回到山东日照。 （受访者供图/图）
周瑶父母是在2008年“5·12”汶川地震中过世的，在这次地震中遇难的人还有她的爷爷奶奶、姥爷和大姨。三世同堂一大家子人只剩下她和哥哥，那一年她13岁，念初二。
汶川地震之后的暑假，周瑶去了安康家园，一个专门接收地震孤困儿童的地方。她在那里生活了4年，从步入青春期的女孩成长为一名警校大学生。
2008年，为安置在汶川地震中失去亲人和特困家庭的孩子，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牵头设立了“安康家园”。14年里，安康家园庇护了包括周瑶在内672名孤困孩子长大成人。2022年6月，最小的两个孩子高中毕业后，安康家园将完成最初的使命。
“我很感谢安康家园。”周瑶说，“因为你不是一开始就有那么强的向上生长的能量，这个过程中需要人慢慢地给你扶正。在那个时间段能够给你提供能量的人，让你长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2018年5月9日，成都双流，安康孩子站在昔日合影前。 （成都商报 王效/图）
“爸妈怎么还不来接我”
没有人会忘记14年前经历过的那场地震。
汶川县克枯乡小学第一个发现地震了的人或许是张雷。12岁的他读六年级，不爱学习，上课时睁着狭长的眼睛溜溜直转，就是不看黑板。张雷的教室在四楼，透过窗户，他看到远处的山头不断地往下垮。他惊奇地指着窗外，打断老师：“那边的山垮下来了！”
跟着老师从不断摇晃的教学楼跑到操场后，张雷还看到学校旁边的一座大山“轰”地塌下来，将路过的三四辆小轿车砸在底下。那些汽车可能会沿着那条路一直开往马尔康市，或者相反方向到汶川县城。
同个时间，周瑶身处北川羌族自治县的一所中学，离汶川县城150公里。教室摇晃时周瑶不知道那就是地震，所幸班主任的办公室就在旁边，他们被带到了操场。趁着没有余震，老师跑进还没塌的宿舍搬出一些上下床和被子，又去学校超市买了一些食物和水。
在避险的操场上，周瑶度过了两个夜晚。她记得下了雨，上下床的上铺用塑料布挡着，自己睡在下铺。看着同学陆续被家长接走，周瑶等得煎熬，“爸妈怎么还不来接我？”
第三天，周瑶被亲戚接回了家，准确地说是接回帐篷。亲戚告诉她，她的父母已经不在了。周瑶不懂什么叫“不在了”，“那个时候我就是个小孩，根本不懂什么叫死亡”。
地震震碎了周瑶的家庭，也震塌了14岁的杨桂雄和奶奶在广元市剑阁县住的那间土房。杨桂雄1岁时，母亲病逝。在他小学一年级时，父亲也因病去世。从那时起，他就跟着奶奶在那间土房子里生活。
贫穷是他童年生活的底色，温饱成了他的最高追求。直到读初中，杨桂雄还要一次背上十天的口粮去上学。食堂的大蒸笼蒸熟饭盒里的米饭，就着家里带来的泡菜，杨桂雄吃得香甜。去掉路费，杨桂雄两周的生活费只有5元。食堂的土豆丝5毛钱一碟，他需要下很大的决心才舍得买。
杨桂雄也不羡慕别人。“农村同学好多都是自己带粮食，就算他们父母都在，也就是比我多几块钱零花钱。当大家都穷的时候，你就不觉得苦了。”
但地震夺走了生命，带走了笑容，打破了平静。就连杨桂雄觉得“也还可以”的生活，也不能再拥有了。
为救助像周瑶、张雷、杨桂雄这样的地震孤困儿童，2008年5月20日，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以下简称儿基会）和山东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照钢铁）合作，开展了“安康家园”行动，从地震灾区接收了712名失去父母、单亲和特困家庭的孩子。
2008年8月19日，紧急救助阶段性工作完成后，儿基会、日照钢铁以及双流县（现为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政府正式签署了《关于转移安置四川地震灾区学生三方协议书》。根据协议，日照钢铁在四川省双流县捐建一所可容纳500名学生生活的“安康家园”，并捐建小学、中学各一所，计划于2009年4月15日前竣工。
在双流安康家园建成之前，712名灾区孩子被异地安置在三个地方。其中，522名被转移到日照钢铁新竣工的4幢住宅楼，并配套建设了食堂、广场等设施，称为日照安康家园。另有126名灾区儿童转移到北京树人·瑞贝学校，以及64名高三学生转移到四川双流棠湖中学就读。
712名灾区孩子，年龄最大的19岁，最小的仅3岁。在日照安康家园生活的522名灾区孤困孩童中，孤儿338名，非孤儿184名。
2009年，安康孩子在山东日照上学。 （受访者供图/图）
异乡岁月
周瑶成了孤儿。几家亲戚围绕她的抚养权争论不休，哥哥没有抚养能力，外婆也没有，甚至有亲戚提出了送养方案，遭到周瑶二叔坚决反对。
周瑶被生活推着往前走，当时摆在她面前最重要的事是去哪读书。一片混乱中，周瑶被舅舅拍板送到了安康家园。“那时候就是一个小孩去到一个新的环境，身边没有任何亲人。你不懂什么叫援助，也不知道儿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你连应该相信谁都不知道。”2022年5月，周瑶向南方周末回忆。
寻求安全感近乎是她的本能。周瑶性格活泼，她没有因父母的离世而把自己封闭起来。在安康家园里，她会寻求比自己大一点的、聊得来的孩子结成伙伴，得到他们庇护，这让她稍微感到一点安全。
晚上难熬，那是周瑶悄悄地想爸爸妈妈的时间，她把自己捂在被子里哭，哭着哭着就睡着了。直到现在，周瑶都不能接受父母离世这件事：“死亡到底是什么，这个人不在了、离你远去了，可你还是会想他挂念他。那不再联系的小学时玩得特别好的同学，他们还跟你亲不亲近，他们到底还在不在？我知道客观环境中他们已经走了，但是我心里不愿意接受这件事。”
与在地震中失去亲人的孩子相比，地震前父母就不在的孩子有更多时间抚平伤痛。决定去安康家园时，周志鹏的父母已过世五六年了。有四个孩子的大爸（父亲的哥哥）成了他的监护人。他去安康家园的理由很简单——离开没有家的家乡，不想被大人管束。
周志鹏走得坚定，除了身上穿的那套衣服，他什么行李都没带。安置的流程进展很快，签下确认书的第二天早上，他就被带到县里体检，当天晚上就乘上飞青岛的飞机。与伤痛中的周瑶相比，周志鹏有说有笑，满心期待，奔赴“没人管”的日子。
到达日照安康家园时，已是夜里11时。红地毯从大门口铺到了食堂，负责照料孩子们的“安康妈妈”分站两旁迎接。周志鹏不记得那晚吃了什么菜，但记得主食有北方的馒头和花卷，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米饭。
杨桂雄吃不惯日照的炸带鱼，他最喜欢的菜是那里的四川厨师做的鱼香肉丝，味道酸辣甜，特别开胃下饭。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山东大包子，想吃多少拈多少，能配豆浆当早餐，也能搭紫菜蛋花汤或西红柿蛋汤做午餐。他记得有同学比赛吃包子，赢的那个人吃了8个。
杨桂雄笑着回忆：“没去之前，都没过过那么好的日子。那个饭那个菜不要钱的，你就随便打，随便吃。”
2009年，安康孩子在山东日照参加学校运动会。 （受访者供图/图）
杨桂雄和周志鹏分到了同一间寝室——202室，由“安康妈妈”杜彩萍照顾，同住的还有其他四个男生。那一年杜彩萍38岁，陕西汉中人，为了得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也为了照顾这些经历地震的孩子，她应聘为“安康妈妈”。“当时招聘的人说，要用女性特有的母爱去关爱这些孤儿。”
据2018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安康家园志》记载，日照安康家园有142名“安康妈妈”和6名“安康爸爸”。按照要求，“安康妈妈”是老师、保姆和家长三种身份的叠加，不仅和孩子们吃住在一起，提供生活上的照料，还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
杜彩萍回忆，周志鹏是被临时塞进202室的。由于没有睡午觉的习惯，周志鹏常常在园区游荡，甚至天黑了还在外面打球。因为不服管，他开始不被“安康妈妈”们待见，最后不得不由兼任小组长的杜彩萍负责。
13岁，青春开始萌动。周志鹏曾给一个喜欢的女生写情书告白，他把写好的“纸条”折起来，放进长方形的信封里，然后在信封上写“某某某（收）”。周志鹏不记得自己写了什么，但杜彩萍记得。
在杜彩萍的讲述里，最先被抓包的其实是同寝室最小的那个孩子，大概七八岁。被老师没收的小纸条上赫然写着“某某某，我爱你”，杜彩萍就问他，啥叫我爱你，你为啥写给人家。小男孩说，周志鹏就是这么写的，我照着他写的。
相处的时间久了，杜彩萍会跟孩子们分享自己的爱情故事；会因为孩子和自己的误会而哭泣；会违反安康家园规定偷偷地给他们带外面的零食；如果孩子之间发生冲突或矛盾，会像向着自家孩子那样护着他们。
从夏天到秋天，从冬天又到来年的春天，分别的日子快要到了，孩子们互相合影留念。照片里，他们挽着手，搂住肩对着镜头比耶，杨桂雄稍显拘谨，周瑶在每张照片里都笑容灿烂。透过照片，苦难像被抚平，孩子们获得了向上生长的能量。
2009年8月，他们从北京和山东日照回到四川双流安康家园，此时，除高中毕业或已找到父母的孩子外，还有672名安康孩子。
202室的孩子走后，杜彩萍哭了几个晚上，她说自己倾注了太多感情。虽然作为安康妈妈照顾他们一年，但周志鹏和杨桂雄一直叫她杜阿姨。在这群孩子的心里，“爸爸妈妈”太重，叫不出口。
2009年，安康孩子离开山东日照前合影留念。 （受访者供图/图）
抱团取暖 抱团争斗
回到震后的四川，来到双流安康家园，孩子们发现很多东西都变了。比如吃饭再也不能“无限续杯”了，取而代之的是往饭卡里充定额的钱；三室一厅的房子没了，变成了八人一间的宿舍；捐赠的东西不再白得，如果想要得靠自己的劳动换取；不再封闭式上学，而是打散了与当地学生一起上课。
孩子们也有了各自严格的作息时间表。以初中上学期间为例，早上六点半起床，中午要午休一小时，晚上九点半前要完成作业，十点须按时就寝。照顾他们的“安康妈妈”也在变少，专职“安康妈妈”70名，“安康爸爸”14名，人数仅为日照安康家园的56.8%。
安康家园的庇护似乎故意不那么严实了，像在锻炼他们要学着如何长大。
回到双流那年，袁莉15岁，读高一。那时，安康家园给孩子们在学校和家园的饭卡里都充了钱，一个月几百元，够他们吃饭。零花钱也有，但是不多，如果那个月表现不好还会受影响。
比很多安康孩子都幸运的是，袁莉的姥姥偶尔也会寄来200元给她零花。袁莉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了婚，离婚之后，爸爸没再管过她，在她7岁那年，妈妈不幸发生车祸离世。从那时起她就一直跟着姥姥生活。
在安康家园的日子，袁莉感觉到了被爱，心里有了归属感。但班上家庭条件特别好的本地同学不少，好到他们不用参加高考，可以直接出国。他们聊的一些东西袁莉听不懂，周末约她一块出去玩，她也不想去，因为实在负担不起AA的饭钱。
袁莉感到自卑。她更愿意与安康家园内部的孩子一起玩，上下学的路上跟他们一起走。只有跟他们在一起时，才会聊爸妈是怎么没的，或是怎么离婚的这类很少触及的部分。“说实话像我们这种跟那些有正常家庭的孩子比，心里头还是会有一点点自卑的。”袁莉说。
《安康家园志》的统计数据记录了安康孩子向好的变化。2010年6月，孩子们来到双流安康家园近一年时间，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心理医生对孩子们进行了全面的心理状况评估。结果显示，全园儿童心理障碍总检出率为15.9%，明显低于灾后17个月的总检出率22.0%；儿童重症抑郁患病率为1.9%，低于灾后17个月3.9%的患病率。
相似的人生经历让这群孤困的孩子走到一起。作为安康孩子，他们互相取暖安抚，而身世带来的伤害，也在抱团中被放大。
在日照安康家园生活时，他们被统一安排在日照实验学校读书，单独成班，上下学车接车送，基本不与当地学生接触。但几百人的规模，很难有人不知道，冲突是难免的。
被称作“羌蛮子”的张雷最先动了手。体育课上，他听到本地生说他们都是没父母的孩子，于是报以激烈地回击——上去就打，没有谈话的余地。这种打架总以胜利告终，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孩子根本没法和在山堆堆里打滚的他们相比。
张雷是出了名的爱打架，他的信念是能用拳头解决的问题不会说话。他指着脸上的疤说，都是打架打出来的。
5岁那年，母亲带着4岁的弟弟离开酗酒的父亲，村里闲话不断，说张雷是“没妈的孩子”。为了保卫自尊心，张雷开始反击，但手段并不磊落。哪家说了闲话，张雷就趁着这家没人时潜进去，偷碗，偷零食。
到了双流安康家园，张雷依然打架。互相看不顺眼，或者对方说话声音高了，觉得自己没被尊重，都会成为他们打架的缘由。初中时，周志鹏和张雷一个宿舍，他回忆，那时安康家园一年有十来次群架，其中一半是因为张雷。张雷也不否认，直说小时候打架很正常。
安康家园内部也会打架，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从日照回的人，一派是从北京回的人。北京派人虽少，但胜在体格强壮，人多的日照派反而占不了太多便宜。
作为羌族人，张雷称自己是日照派，“肯定站在和我们玩的这一边”。但是如果跟外面的人打，两派就会暂时放下“恩怨”，一致对外。
2018年5月9日，成都双流，安康家园十周年纪念活动上的安康孩子。 （成都商报 王效/图）
搭建自己的庇护所
读初中的张雷沉浸在打斗江湖中时，读高中的周瑶打响了真正的战斗——高考。准确地说，直到高二，她才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
周瑶与同班学霸李彤茹交好，整日地学习。李彤茹也是安康孩子，从小就擅长考试，自认“小镇做题家”。与失去父母的安康孩子不同，李彤茹的父母均在世。她读小学时父母离异，母亲改嫁，父亲也有了新的家庭，自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她说她属于“孤困”里的“困”。
不管有没有准备好，高考之后他们都须离开安康家园，离开庇护他们成长的稳定环境。没有父母的照拂，没有亲友的帮持，他们能依靠的人太少太少。走进社会丛林的安康孩子开始拼命搭建属于自己的庇护所。
2012年，“小镇做题家”李彤茹考上了四川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如今，27岁的李彤茹在北京某双一流大学读博三，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她成了安康孩子引以为傲的代表。直到硕士研究生毕业，李彤茹每年都会收到安康家园的资助，金额能够覆盖学费。
奋起直追两年的周瑶考上了警察学院。毕业之后，周瑶没去专业更对口的公安，而是回到老家成为一名法警。周瑶想回老家，更重要的原因是方便照顾二叔。二叔的年纪不大，1976年出生，还不到50岁。但周瑶觉得二叔是她要养老的人。
地震之后，为了照顾周瑶和哥哥，二叔至今未婚。“他觉得他要是结了婚，会照顾不好我们，也担心别人对我们不好。爸爸走后他就是家里最大的，有长兄如父的责任。他挑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后，我觉得压力都把他压小了，真是被我们几个讨债鬼催的。”
周瑶和丈夫在2019年年底领了结婚证，又在成都买了房，她开始北川、成都两地跑的生活。她说她很幸运，很少有夫妻像他们这样玩到一块的，都喜欢打篮球。
在她分享的球队合照中，作为唯一的女队员，周瑶多数站在中间，红润的双颊顶着蓬蓬的短发，每一张都是露齿笑，每一张她和丈夫都会高高地踮起脚尖，看起来很幸福。
但周瑶常常感到孤独，对生活中一些事情失望的时候，面对工作上那些无力改变的事的时候。“哪怕我和我老公关系这么好，我还是觉得人是孤独的，你永远都是孤独的，一个人。就算是最亲近的人，他也不能够完完全全理解你。”
李彤茹也结了婚，先生是她硕士研究生同学，俩人一毕业就领了证。李彤茹渴望拥有自己的家，这个家和爸爸、妈妈的家不同，和安康家园的家也不同，“是自己选择的家，其余的家都有一些自己不能选择的地方”。
如果可以，李彤茹希望这个家的底线是不离婚，除非真的有难以调和的矛盾。她觉得一个家必须要有小孩，那样这个家更完整。
结婚之后，李彤茹有了不一样的感觉：做什么事都有一个人托着底，哪怕困难大到无法克服时都不会特别悲观。但她也知道，她不会真让丈夫给自己托底，“我知道有这个人在就行了”。
2018年5月9日，成都双流，已经走向社会的安康孩子“回家”，与安康妈妈团聚。 （成都商报 王效/图）
只剩一间宿舍 留给最后的孩子
袁莉在北京安了家。结婚那天，从各地到来的安康家园的朋友坐了一桌。日照安康家园园长齐建新也参加了袁莉的婚礼，这让其他孩子着实羡慕了一把，也是袁莉最幸福的时刻：“我觉得他就不应该给我包礼金，他能来我就已经很幸福了。他老了很多。”
长大后的袁莉觉得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样自卑了，可以坦然说起自己过去的状况。“不管以前发生什么，都是一段无法改变的经历，只要你现在过得越来越好，生活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不就行了。”她说。
相比女孩，从安康家园走出来的男生更难拥有一个家，因为得先有房。杜彩萍也牵挂202室的男生们，虽然都加了微信，但平常不会聊天，最多看看朋友圈。“这都十几年了，他们现在都快30岁了，有时候真想问一下‘你找对象了没，结婚了没’。”
中职毕业后，张雷长成了一米八高的羌族汉子，不再打架。辗转上海、深圳多地工作后，他最终落脚广东惠州，成了一名房产中介。
他工资不低但花销很大，没有买房，至今还未成家，养了一只叫做“喵喵”的布偶猫。他租了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一个人住，说是为了补偿小时候一家四口住在10平方米都不到的房子里。至今，他还未放弃寻找被母亲带走的弟弟张宇。
同是中职毕业换了三四份工作后，周志鹏在成都富士康做了一名工程师助理，每个月工资七八千元。他想在双流买房，工作之后一直攒钱，目前已存了14万元，但双流房价最低也要八九千元一平米。
28岁的杨桂雄有一个谈了四五年的女朋友，小他两岁，俩人还未打算结婚。2021年，杨桂雄带着几年打工攒的十万块钱回到了老家星火村，想建造一个家庭综合农场，也为了照顾八十多岁的奶奶。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尝试养鸡、鸭、兔、鱼、猪，最近还养了蚯蚓。为了维持生活，他还开了小卖部。
“星火小农人”是他开设的抖音账号，记录自己的创业过程，袁莉经常给他的视频点赞。2022年5月底，女朋友会放弃绵阳的工作，回乡和他一起创业。他给自己五年时间，打造家人都在身边的生活。
14年前被地震震塌的土房，如今已经变成一块菜地。5月上旬，杨桂雄站在大爸家的二楼往后山看去，连成片的抽了穗的麦子正在变黄，像铺上一层厚厚的鹅黄色地毯。再有半个月，就能收割了。
5月10日下班后，周志鹏赶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朋友也是安康孩子。婚礼定在5月11日，据周志鹏说，是朋友的爸爸找人算的日子。
仪式在当地一家农家乐举行，包括周志鹏在内，安康家园来了8个人，“都是玩得比较好的兄弟”。在系满红绸的大树旁，新郎和新娘挽手走在亲友和安康孩子的祝福中。“为他高兴。”周志鹏说，婚礼是他们聚在一起的动力，前一晚，他们8人一起打牌聊天，聊那些在安康家园的快乐日子，直到天明。
他们都知道，随着安康孩子长大离去，安康家园正在越变越“小”，从最初的五层楼缩减为如今的一间宿舍——留给最后两个即将成年的孩子。等到6月高中毕业，最后的孩子离开，这座庇护过672个孩子的家园将结束使命。周志鹏感到难过，因为那里留下了太多回忆，可惜时间不能回到过去。
（应受访者要求，周瑶、李彤茹、杜彩萍、袁莉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