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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2个孩子的震后青春:被庇护的14年

    周瑶一年会梦见爸妈一两次,她说自己在婆家受气时就会想念他们,“如果我爸妈在的话,你们也不敢这么欺负我”。实际上,婆家待她挺好,丈夫也是一个温柔的人。只是,过年回北川看望周瑶二叔时婆家人想不起主动备礼,让她觉得丈夫不是让人特别满意的懂事男人。


    2019年,安康孩子们参加活动时回到山东日照。 (受访者供图/图)

    周瑶父母是在2008年“5·12”汶川地震中过世的,在这次地震中遇难的人还有她的爷爷奶奶、姥爷和大姨。三世同堂一大家子人只剩下她和哥哥,那一年她13岁,念初二。

    汶川地震之后的暑假,周瑶去了安康家园,一个专门接收地震孤困儿童的地方。她在那里生活了4年,从步入青春期的女孩成长为一名警校大学生。

    2008年,为安置在汶川地震中失去亲人和特困家庭的孩子,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牵头设立了“安康家园”。14年里,安康家园庇护了包括周瑶在内672名孤困孩子长大成人。2022年6月,最小的两个孩子高中毕业后,安康家园将完成最初的使命。

    “我很感谢安康家园。”周瑶说,“因为你不是一开始就有那么强的向上生长的能量,这个过程中需要人慢慢地给你扶正。在那个时间段能够给你提供能量的人,让你长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2018年5月9日,成都双流,安康孩子站在昔日合影前。 (成都商报 王效/图)

    “爸妈怎么还不来接我”

    没有人会忘记14年前经历过的那场地震。

    汶川县克枯乡小学第一个发现地震了的人或许是张雷。12岁的他读六年级,不爱学习,上课时睁着狭长的眼睛溜溜直转,就是不看黑板。张雷的教室在四楼,透过窗户,他看到远处的山头不断地往下垮。他惊奇地指着窗外,打断老师:“那边的山垮下来了!”

    跟着老师从不断摇晃的教学楼跑到操场后,张雷还看到学校旁边的一座大山“轰”地塌下来,将路过的三四辆小轿车砸在底下。那些汽车可能会沿着那条路一直开往马尔康市,或者相反方向到汶川县城。

    同个时间,周瑶身处北川羌族自治县的一所中学,离汶川县城150公里。教室摇晃时周瑶不知道那就是地震,所幸班主任的办公室就在旁边,他们被带到了操场。趁着没有余震,老师跑进还没塌的宿舍搬出一些上下床和被子,又去学校超市买了一些食物和水。

    在避险的操场上,周瑶度过了两个夜晚。她记得下了雨,上下床的上铺用塑料布挡着,自己睡在下铺。看着同学陆续被家长接走,周瑶等得煎熬,“爸妈怎么还不来接我?”

    第三天,周瑶被亲戚接回了家,准确地说是接回帐篷。亲戚告诉她,她的父母已经不在了。周瑶不懂什么叫“不在了”,“那个时候我就是个小孩,根本不懂什么叫死亡”。

    地震震碎了周瑶的家庭,也震塌了14岁的杨桂雄和奶奶在广元市剑阁县住的那间土房。杨桂雄1岁时,母亲病逝。在他小学一年级时,父亲也因病去世。从那时起,他就跟着奶奶在那间土房子里生活。

    贫穷是他童年生活的底色,温饱成了他的最高追求。直到读初中,杨桂雄还要一次背上十天的口粮去上学。食堂的大蒸笼蒸熟饭盒里的米饭,就着家里带来的泡菜,杨桂雄吃得香甜。去掉路费,杨桂雄两周的生活费只有5元。食堂的土豆丝5毛钱一碟,他需要下很大的决心才舍得买。

    杨桂雄也不羡慕别人。“农村同学好多都是自己带粮食,就算他们父母都在,也就是比我多几块钱零花钱。当大家都穷的时候,你就不觉得苦了。”

    但地震夺走了生命,带走了笑容,打破了平静。就连杨桂雄觉得“也还可以”的生活,也不能再拥有了。

    为救助像周瑶、张雷、杨桂雄这样的地震孤困儿童,2008年5月20日,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以下简称儿基会)和山东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照钢铁)合作,开展了“安康家园”行动,从地震灾区接收了712名失去父母、单亲和特困家庭的孩子。

    2008年8月19日,紧急救助阶段性工作完成后,儿基会、日照钢铁以及双流县(现为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政府正式签署了《关于转移安置四川地震灾区学生三方协议书》。根据协议,日照钢铁在四川省双流县捐建一所可容纳500名学生生活的“安康家园”,并捐建小学、中学各一所,计划于2009年4月15日前竣工。

    在双流安康家园建成之前,712名灾区孩子被异地安置在三个地方。其中,522名被转移到日照钢铁新竣工的4幢住宅楼,并配套建设了食堂、广场等设施,称为日照安康家园。另有126名灾区儿童转移到北京树人·瑞贝学校,以及64名高三学生转移到四川双流棠湖中学就读。

    712名灾区孩子,年龄最大的19岁,最小的仅3岁。在日照安康家园生活的522名灾区孤困孩童中,孤儿338名,非孤儿184名。


    2009年,安康孩子在山东日照上学。 (受访者供图/图)

    异乡岁月

    周瑶成了孤儿。几家亲戚围绕她的抚养权争论不休,哥哥没有抚养能力,外婆也没有,甚至有亲戚提出了送养方案,遭到周瑶二叔坚决反对。

    周瑶被生活推着往前走,当时摆在她面前最重要的事是去哪读书。一片混乱中,周瑶被舅舅拍板送到了安康家园。“那时候就是一个小孩去到一个新的环境,身边没有任何亲人。你不懂什么叫援助,也不知道儿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你连应该相信谁都不知道。”2022年5月,周瑶向南方周末回忆。

    寻求安全感近乎是她的本能。周瑶性格活泼,她没有因父母的离世而把自己封闭起来。在安康家园里,她会寻求比自己大一点的、聊得来的孩子结成伙伴,得到他们庇护,这让她稍微感到一点安全。

    晚上难熬,那是周瑶悄悄地想爸爸妈妈的时间,她把自己捂在被子里哭,哭着哭着就睡着了。直到现在,周瑶都不能接受父母离世这件事:“死亡到底是什么,这个人不在了、离你远去了,可你还是会想他挂念他。那不再联系的小学时玩得特别好的同学,他们还跟你亲不亲近,他们到底还在不在?我知道客观环境中他们已经走了,但是我心里不愿意接受这件事。”

    与在地震中失去亲人的孩子相比,地震前父母就不在的孩子有更多时间抚平伤痛。决定去安康家园时,周志鹏的父母已过世五六年了。有四个孩子的大爸(父亲的哥哥)成了他的监护人。他去安康家园的理由很简单——离开没有家的家乡,不想被大人管束。

    周志鹏走得坚定,除了身上穿的那套衣服,他什么行李都没带。安置的流程进展很快,签下确认书的第二天早上,他就被带到县里体检,当天晚上就乘上飞青岛的飞机。与伤痛中的周瑶相比,周志鹏有说有笑,满心期待,奔赴“没人管”的日子。

    到达日照安康家园时,已是夜里11时。红地毯从大门口铺到了食堂,负责照料孩子们的“安康妈妈”分站两旁迎接。周志鹏不记得那晚吃了什么菜,但记得主食有北方的馒头和花卷,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米饭。

    杨桂雄吃不惯日照的炸带鱼,他最喜欢的菜是那里的四川厨师做的鱼香肉丝,味道酸辣甜,特别开胃下饭。让他印象最深的是山东大包子,想吃多少拈多少,能配豆浆当早餐,也能搭紫菜蛋花汤或西红柿蛋汤做午餐。他记得有同学比赛吃包子,赢的那个人吃了8个。

    杨桂雄笑着回忆:“没去之前,都没过过那么好的日子。那个饭那个菜不要钱的,你就随便打,随便吃。”


    2009年,安康孩子在山东日照参加学校运动会。 (受访者供图/图)

    杨桂雄和周志鹏分到了同一间寝室——202室,由“安康妈妈”杜彩萍照顾,同住的还有其他四个男生。那一年杜彩萍38岁,陕西汉中人,为了得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也为了照顾这些经历地震的孩子,她应聘为“安康妈妈”。“当时招聘的人说,要用女性特有的母爱去关爱这些孤儿。”

    据2018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安康家园志》记载,日照安康家园有142名“安康妈妈”和6名“安康爸爸”。按照要求,“安康妈妈”是老师、保姆和家长三种身份的叠加,不仅和孩子们吃住在一起,提供生活上的照料,还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

    杜彩萍回忆,周志鹏是被临时塞进202室的。由于没有睡午觉的习惯,周志鹏常常在园区游荡,甚至天黑了还在外面打球。因为不服管,他开始不被“安康妈妈”们待见,最后不得不由兼任小组长的杜彩萍负责。

    13岁,青春开始萌动。周志鹏曾给一个喜欢的女生写情书告白,他把写好的“纸条”折起来,放进长方形的信封里,然后在信封上写“某某某(收)”。周志鹏不记得自己写了什么,但杜彩萍记得。

    在杜彩萍的讲述里,最先被抓包的其实是同寝室最小的那个孩子,大概七八岁。被老师没收的小纸条上赫然写着“某某某,我爱你”,杜彩萍就问他,啥叫我爱你,你为啥写给人家。小男孩说,周志鹏就是这么写的,我照着他写的。

    相处的时间久了,杜彩萍会跟孩子们分享自己的爱情故事;会因为孩子和自己的误会而哭泣;会违反安康家园规定偷偷地给他们带外面的零食;如果孩子之间发生冲突或矛盾,会像向着自家孩子那样护着他们。

    从夏天到秋天,从冬天又到来年的春天,分别的日子快要到了,孩子们互相合影留念。照片里,他们挽着手,搂住肩对着镜头比耶,杨桂雄稍显拘谨,周瑶在每张照片里都笑容灿烂。透过照片,苦难像被抚平,孩子们获得了向上生长的能量。

    2009年8月,他们从北京和山东日照回到四川双流安康家园,此时,除高中毕业或已找到父母的孩子外,还有672名安康孩子。

    202室的孩子走后,杜彩萍哭了几个晚上,她说自己倾注了太多感情。虽然作为安康妈妈照顾他们一年,但周志鹏和杨桂雄一直叫她杜阿姨。在这群孩子的心里,“爸爸妈妈”太重,叫不出口。


    2009年,安康孩子离开山东日照前合影留念。 (受访者供图/图)

    抱团取暖 抱团争斗

    回到震后的四川,来到双流安康家园,孩子们发现很多东西都变了。比如吃饭再也不能“无限续杯”了,取而代之的是往饭卡里充定额的钱;三室一厅的房子没了,变成了八人一间的宿舍;捐赠的东西不再白得,如果想要得靠自己的劳动换取;不再封闭式上学,而是打散了与当地学生一起上课。

    孩子们也有了各自严格的作息时间表。以初中上学期间为例,早上六点半起床,中午要午休一小时,晚上九点半前要完成作业,十点须按时就寝。照顾他们的“安康妈妈”也在变少,专职“安康妈妈”70名,“安康爸爸”14名,人数仅为日照安康家园的56.8%。

    安康家园的庇护似乎故意不那么严实了,像在锻炼他们要学着如何长大。

    回到双流那年,袁莉15岁,读高一。那时,安康家园给孩子们在学校和家园的饭卡里都充了钱,一个月几百元,够他们吃饭。零花钱也有,但是不多,如果那个月表现不好还会受影响。

    比很多安康孩子都幸运的是,袁莉的姥姥偶尔也会寄来200元给她零花。袁莉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了婚,离婚之后,爸爸没再管过她,在她7岁那年,妈妈不幸发生车祸离世。从那时起她就一直跟着姥姥生活。

    在安康家园的日子,袁莉感觉到了被爱,心里有了归属感。但班上家庭条件特别好的本地同学不少,好到他们不用参加高考,可以直接出国。他们聊的一些东西袁莉听不懂,周末约她一块出去玩,她也不想去,因为实在负担不起AA的饭钱。

    袁莉感到自卑。她更愿意与安康家园内部的孩子一起玩,上下学的路上跟他们一起走。只有跟他们在一起时,才会聊爸妈是怎么没的,或是怎么离婚的这类很少触及的部分。“说实话像我们这种跟那些有正常家庭的孩子比,心里头还是会有一点点自卑的。”袁莉说。

    《安康家园志》的统计数据记录了安康孩子向好的变化。2010年6月,孩子们来到双流安康家园近一年时间,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心理医生对孩子们进行了全面的心理状况评估。结果显示,全园儿童心理障碍总检出率为15.9%,明显低于灾后17个月的总检出率22.0%;儿童重症抑郁患病率为1.9%,低于灾后17个月3.9%的患病率。

    相似的人生经历让这群孤困的孩子走到一起。作为安康孩子,他们互相取暖安抚,而身世带来的伤害,也在抱团中被放大。

    在日照安康家园生活时,他们被统一安排在日照实验学校读书,单独成班,上下学车接车送,基本不与当地学生接触。但几百人的规模,很难有人不知道,冲突是难免的。

    被称作“羌蛮子”的张雷最先动了手。体育课上,他听到本地生说他们都是没父母的孩子,于是报以激烈地回击——上去就打,没有谈话的余地。这种打架总以胜利告终,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孩子根本没法和在山堆堆里打滚的他们相比。

    张雷是出了名的爱打架,他的信念是能用拳头解决的问题不会说话。他指着脸上的疤说,都是打架打出来的。

    5岁那年,母亲带着4岁的弟弟离开酗酒的父亲,村里闲话不断,说张雷是“没妈的孩子”。为了保卫自尊心,张雷开始反击,但手段并不磊落。哪家说了闲话,张雷就趁着这家没人时潜进去,偷碗,偷零食。

    到了双流安康家园,张雷依然打架。互相看不顺眼,或者对方说话声音高了,觉得自己没被尊重,都会成为他们打架的缘由。初中时,周志鹏和张雷一个宿舍,他回忆,那时安康家园一年有十来次群架,其中一半是因为张雷。张雷也不否认,直说小时候打架很正常。

    安康家园内部也会打架,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从日照回的人,一派是从北京回的人。北京派人虽少,但胜在体格强壮,人多的日照派反而占不了太多便宜。

    作为羌族人,张雷称自己是日照派,“肯定站在和我们玩的这一边”。但是如果跟外面的人打,两派就会暂时放下“恩怨”,一致对外。


    2018年5月9日,成都双流,安康家园十周年纪念活动上的安康孩子。 (成都商报 王效/图)

    搭建自己的庇护所

    读初中的张雷沉浸在打斗江湖中时,读高中的周瑶打响了真正的战斗——高考。准确地说,直到高二,她才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

    周瑶与同班学霸李彤茹交好,整日地学习。李彤茹也是安康孩子,从小就擅长考试,自认“小镇做题家”。与失去父母的安康孩子不同,李彤茹的父母均在世。她读小学时父母离异,母亲改嫁,父亲也有了新的家庭,自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她说她属于“孤困”里的“困”。

    不管有没有准备好,高考之后他们都须离开安康家园,离开庇护他们成长的稳定环境。没有父母的照拂,没有亲友的帮持,他们能依靠的人太少太少。走进社会丛林的安康孩子开始拼命搭建属于自己的庇护所。

    2012年,“小镇做题家”李彤茹考上了四川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如今,27岁的李彤茹在北京某双一流大学读博三,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她成了安康孩子引以为傲的代表。直到硕士研究生毕业,李彤茹每年都会收到安康家园的资助,金额能够覆盖学费。

    奋起直追两年的周瑶考上了警察学院。毕业之后,周瑶没去专业更对口的公安,而是回到老家成为一名法警。周瑶想回老家,更重要的原因是方便照顾二叔。二叔的年纪不大,1976年出生,还不到50岁。但周瑶觉得二叔是她要养老的人。

    地震之后,为了照顾周瑶和哥哥,二叔至今未婚。“他觉得他要是结了婚,会照顾不好我们,也担心别人对我们不好。爸爸走后他就是家里最大的,有长兄如父的责任。他挑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后,我觉得压力都把他压小了,真是被我们几个讨债鬼催的。”

    周瑶和丈夫在2019年年底领了结婚证,又在成都买了房,她开始北川、成都两地跑的生活。她说她很幸运,很少有夫妻像他们这样玩到一块的,都喜欢打篮球。

    在她分享的球队合照中,作为唯一的女队员,周瑶多数站在中间,红润的双颊顶着蓬蓬的短发,每一张都是露齿笑,每一张她和丈夫都会高高地踮起脚尖,看起来很幸福。

    但周瑶常常感到孤独,对生活中一些事情失望的时候,面对工作上那些无力改变的事的时候。“哪怕我和我老公关系这么好,我还是觉得人是孤独的,你永远都是孤独的,一个人。就算是最亲近的人,他也不能够完完全全理解你。”

    李彤茹也结了婚,先生是她硕士研究生同学,俩人一毕业就领了证。李彤茹渴望拥有自己的家,这个家和爸爸、妈妈的家不同,和安康家园的家也不同,“是自己选择的家,其余的家都有一些自己不能选择的地方”。

    如果可以,李彤茹希望这个家的底线是不离婚,除非真的有难以调和的矛盾。她觉得一个家必须要有小孩,那样这个家更完整。

    结婚之后,李彤茹有了不一样的感觉:做什么事都有一个人托着底,哪怕困难大到无法克服时都不会特别悲观。但她也知道,她不会真让丈夫给自己托底,“我知道有这个人在就行了”。


    2018年5月9日,成都双流,已经走向社会的安康孩子“回家”,与安康妈妈团聚。 (成都商报 王效/图)

    只剩一间宿舍 留给最后的孩子

    袁莉在北京安了家。结婚那天,从各地到来的安康家园的朋友坐了一桌。日照安康家园园长齐建新也参加了袁莉的婚礼,这让其他孩子着实羡慕了一把,也是袁莉最幸福的时刻:“我觉得他就不应该给我包礼金,他能来我就已经很幸福了。他老了很多。”

    长大后的袁莉觉得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样自卑了,可以坦然说起自己过去的状况。“不管以前发生什么,都是一段无法改变的经历,只要你现在过得越来越好,生活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不就行了。”她说。

    相比女孩,从安康家园走出来的男生更难拥有一个家,因为得先有房。杜彩萍也牵挂202室的男生们,虽然都加了微信,但平常不会聊天,最多看看朋友圈。“这都十几年了,他们现在都快30岁了,有时候真想问一下‘你找对象了没,结婚了没’。”

    中职毕业后,张雷长成了一米八高的羌族汉子,不再打架。辗转上海、深圳多地工作后,他最终落脚广东惠州,成了一名房产中介。

    他工资不低但花销很大,没有买房,至今还未成家,养了一只叫做“喵喵”的布偶猫。他租了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一个人住,说是为了补偿小时候一家四口住在10平方米都不到的房子里。至今,他还未放弃寻找被母亲带走的弟弟张宇。

    同是中职毕业换了三四份工作后,周志鹏在成都富士康做了一名工程师助理,每个月工资七八千元。他想在双流买房,工作之后一直攒钱,目前已存了14万元,但双流房价最低也要八九千元一平米。

    28岁的杨桂雄有一个谈了四五年的女朋友,小他两岁,俩人还未打算结婚。2021年,杨桂雄带着几年打工攒的十万块钱回到了老家星火村,想建造一个家庭综合农场,也为了照顾八十多岁的奶奶。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尝试养鸡、鸭、兔、鱼、猪,最近还养了蚯蚓。为了维持生活,他还开了小卖部。

    “星火小农人”是他开设的抖音账号,记录自己的创业过程,袁莉经常给他的视频点赞。2022年5月底,女朋友会放弃绵阳的工作,回乡和他一起创业。他给自己五年时间,打造家人都在身边的生活。

    14年前被地震震塌的土房,如今已经变成一块菜地。5月上旬,杨桂雄站在大爸家的二楼往后山看去,连成片的抽了穗的麦子正在变黄,像铺上一层厚厚的鹅黄色地毯。再有半个月,就能收割了。

    5月10日下班后,周志鹏赶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朋友也是安康孩子。婚礼定在5月11日,据周志鹏说,是朋友的爸爸找人算的日子。

    仪式在当地一家农家乐举行,包括周志鹏在内,安康家园来了8个人,“都是玩得比较好的兄弟”。在系满红绸的大树旁,新郎和新娘挽手走在亲友和安康孩子的祝福中。“为他高兴。”周志鹏说,婚礼是他们聚在一起的动力,前一晚,他们8人一起打牌聊天,聊那些在安康家园的快乐日子,直到天明。

    他们都知道,随着安康孩子长大离去,安康家园正在越变越“小”,从最初的五层楼缩减为如今的一间宿舍——留给最后两个即将成年的孩子。等到6月高中毕业,最后的孩子离开,这座庇护过672个孩子的家园将结束使命。周志鹏感到难过,因为那里留下了太多回忆,可惜时间不能回到过去。

    (应受访者要求,周瑶、李彤茹、杜彩萍、袁莉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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