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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后经历了武汉和上海,如何看待经历的一切?

    微信公众号ID:NOWNESS_OFFICIAL

    撰文/大西瓜

    编辑/大西瓜、华夫


    面对疫情,普通人到底能做些什么

    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2022年3月28日,上海宣布分区分批进行封控。封控。管控。防范。静默。阳人。阳楼。两年间,生活被划分为必要和非必要,日常状态与管制状态的边界正变得模糊。

    封控期间的上海 ©️璟琼

    先后经历过武汉和上海两轮封控的人,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经历的一切?怎么理解武汉与上海,过去与现在的关系?我们与四位朋友聊了聊:

    Maggie正在重新考虑在上海买房的计划;邓歌组织武汉民间救援的经验在上海失效了;苏苏从志愿者变成“大白”,来上海的主要任务是消杀;王粒丁在武汉做过一切他能做到的“有用”的事,此刻,他从前相信的“意义”和“价值”正在动摇。

    武汉封城期间,王粒丁与一位摄影记者互相拍摄照片。受访者王粒丁供图

    困扰王粒丁的问题是:面对疫情,普通人到底能做些什么呢?在剥离具体的时间节点与城市背景后,他们的个人经验或许也能呈现这两年来的某种普遍性的情绪。

    以下是他们的讲述:

    “我拒绝进入

    这种生活模式”

    Maggie,武汉人,正在上海封控居家

    半年前,我从杭州回到上海。最近很多朋友问我,要是你还在杭州,看到上海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还会回来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也很犹豫。

    封控期间的上海 ©️璟琼

    之前上海的防疫措施很人性化,我在杭州工作时周末也常常回上海玩,甚至计划在上海买一套小公寓,现在我得再考虑一下这个事情。

    2020年初,我改签了飞武汉的机票,临时决定在老家十堰过年。后来十堰成为全国第一个宣布进行“战时管制”的地方。

    2020年2月12日,十堰市张湾区发布全国首个“战时管制令”,内容包括:对所有楼栋实施全封闭管理,居民不得随意出入;对小区、庭院、居民点实施严格封控,非特种车辆禁止随意出入;定时定品定价格统筹配送居民基本生活必需物资;所有小区、楼栋、庭院、居民点一律由相关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把守等。

    武汉封了76天,十堰封了67天。我的大部分亲戚朋友都在武汉,每天都能听到很多难过的事情。很不幸,我家里也有人感染新冠去世,她没能等到床位,在火神山建好的前一天走了。并且,她没被算作2020年武汉新冠肺炎遇难者。

    封控期间的上海 ©️璟琼

    疫情爆发初期,新冠看起来很恐怖、很未知,大家不知所措,会自觉地待在家里。那时候我觉得,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更像是天灾。

    在老家的那段时间,我在精神上很痛苦,解封后在街上看到红蓝灯闪的时候还会特别紧张,但生活上的困难几乎没有。两三周过后,秩序慢慢恢复,大家可以在网上团菜,小区里的超市也开着,不用抢菜,更不至于吃不上饭。

    解封后,大概是六七月份,我跟朋友去长江边散步,地上画了很多白圈,那是烧完纸钱留下的痕迹。武汉是一个码头城市,一直很热闹,但那一次我发现整个城市变得特别安静。

    2020年5月,解封初期的武汉。©️weibo@pppt9468

    我在微博上置顶了一句话:记住牺牲,记住英雄,记住仇恨。武汉那些被删掉的视频我都存在手机里,但最近我很少看微博和朋友圈了。同样的事情再经历一次,你就会发现你已经无能为力了,只能任人宰割。

    上海刚封控的时候,我试过六点钟起来抢菜,但根本就抢不到。我晚上两三点睡觉,早上六点起来抢菜,十点公司开会,有时八点会被砸门声吵醒催着你下楼做核酸,每天还要盯着10多个团购群的消息,身心俱疲。你也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糟糕到现在这个样子,或许你我都知道,却不能说。这种情况更令人崩溃。

    封控期间的上海 ©️璟琼

    我暂时没有离开上海的打算。两年前是武汉,现在是上海,下一个城市会是哪?很多东西是你无法掌控的,去哪个城市都一样。前几天我那些平时嘻嘻哈哈的朋友一起做了个抑郁指数测试,所有人做出来都有轻度或者中度抑郁,我们每天发的最多的表情包就是——“坐牢”。

    三天后,我放弃抢菜囤菜。我以后也不会抢菜囤菜。我拒绝进入这种生活模式。

    “希望社会看到

    民间救援的力量“

    邓歌,武汉人,正在武汉隔离

    武汉疫情爆发后,很多捐赠者找到我,通过我们四个女生组建的口罩天使志愿者小分队,把物资送到医院。我们的小分队后来发展到上百人,调配了六百多万元的物资,集结捐款、筹备物资,解决物流和配送问题,全靠民间自发的力量。

    上海封控期间,微光救援队对刚建成的方舱进行消杀。受访者邓歌供图

    口罩天使有清晰的管理模式,但依然不算“正规军”。我做志愿者就是不想被关在家里,我想在街上走。我们挺多志愿者的态度都是这样的,不接受上位者居高临下地收编,我也不拿你的钱。我们是一群很街头、很底层的人在互相帮助。

    以前我只跟自己专业圈子里的人走得近。等武汉封城才发现,司机、厨师真能帮大忙。我认识了几位特别仗义的卡车司机,包括微光志愿者车队,他们运了好多趟物资,根本不收钱。

    封控期间的上海 ©️璟琼

    封城后,有些人无家可归,住在桥洞或者地下通道里,得不到太多的救助,还有可能被赶走。我们去送物资,和他们聊了聊,这些画面被一个做纪录片的朋友拍摄下来发到网上,结果很多人跳出来骂我们在给城市抹黑。视频后来被下架了。

    解封之后,微光队里的年轻人去做了一批纪念徽章,我们自己表彰自己。看起来武汉的故事好像比上海更“野”、更热血,其实热血的人到哪里都会热血,只不过目前在上海做志愿者可能会受阻于基层管理架构。

    这一回我跟着微光救援队过来,没有官方下达任务,我们是进不来的。我本来想来上海继续做民间救援,但是你知道,现在上海的物资是由特定的保供企业来配置的,而且在封控状态下,物流很难送到最后100米。民众连京东的东西都拿不到,我们这种外地来的小救援队就更使不上力了,顶多帮一些机构充当运力。

    封控期间的上海 ©️璟琼

    疫情期间,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保供专班对符合防控条件的企业颁发《上海市疫情防控生活物资保障企业证明》。获得该证明才能正常运营,参与保供工作。

    采购不到物资,钱到我的手里也花不出去,我就拒绝了所有针对民众的捐款,只接受少数朋友对我们队里的照顾。经验和社会资源失去用武之地,我挺沮丧的,只能做些后勤工作,给队里领任务物资,统计民间需求信息,用朋友给的钱给队友们改善下伙食,管理队里基地的日常所需。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找到了我来上海的意义。我把我们在上海的经历记录下来。过去三十几天中,我拍了很多照片和视频,最后还剪辑出一个九十分钟长片。

    有几天里,我们救援队的队长把我的电话号码公布在了微博上,搜集民间求助。有位孕妇是阳性感染者,实在找不到医院接收她,而她的家人都要陆续被拉到方舱去了。最后她好不容易找到一辆车回了老家,老家的医院没有因为她是从上海回来的阳性感染者就歧视她。

    上海封控期间,微光救援队对隔离点的阳性感染者房间进行消杀。受访者邓歌供图

    如果人和人之间没有共情,这样的故事就不会发生。临近生产,她很难受,睡不着觉。我跟她聊天,聊到孩子发出的第一声很像猫咪叫。等她生下孩子,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果然很像猫叫啊。那一刻我真的泪目。

    做文化也好,做公益也好,都是为了传递爱和力量。出任务时,我们经常看到卡车司机住在车里,到处都是滞留在上海找不到地方住的人。我的队友们会备着食物和水,遇到了就问问,怕他们饿肚子。我把在上海的一切记录下来,并不是故意要去触及暗面。我希望社会能看到民间救援的力量,看到这些普通人。

    封控期间的上海 ©️璟琼

    5月9日凌晨,邓歌和一部分队友们完成支援任务,连夜离开上海。2020年武汉封城期间,邓歌所在的“口罩天使”小分队成员曾在《城市OurCity》的采访中提到,比起疫情本身的风险,武汉人更怕被歧视。来到2022年,从上海回到武汉后,救援队成员先被关在车里,接受工作人员的消杀,然后被带到隔离点。这是两年来邓歌第一次被隔离。

    “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却还是力不从心”

    苏俊彦,福建人,正在上海消杀

    我是苏苏,一个从武汉来支援上海的消杀志愿者,一个“大白”。

    出任务时,我们穿着白色防护服,戴着两三层口罩,谁也不知道我们叫什么。我觉得大白是很可爱的称呼。变成“大白”,我们就不敢再喝水上厕所,怕浪费防护服。

    封控期间的上海 ©️璟琼

    正常人上几层楼梯都会喘,出任务消杀的时候,我们要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背着四十几斤的消杀机器爬楼梯,还要忍受呛人的药水味,真的很窒息。

    但我们是救援队的嘛,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去哪里。在完成镇里下派的消杀任务后,我们队里会利用休息时间去帮助更多人。我们收到的求助包括但不限于:给“重灾区”的居民做消杀,给老人送物资,帮孕妇联系医院,去被转运到方舱的阳性感染者家里喂猫。

    有一回,我们刚做完6个地点的消杀工作,已经很累了,又收到紧急任务,要我们给23个罕见病患儿送药。我们在路上遇到很多关卡,每个关卡的工作人员都要看通行证,拍照,打电话确认,检查核酸码,走完流程得10多分钟,算下来一共耽搁了两个多小时。

    封控期间的上海 ©️璟琼

    这可是救命的药,为什么非要走这些程序呢?武汉封城期间我也在做志愿者,群里有人负责统计床位需求,有人负责核实病人信息,我们组负责跟医院对接,帮病人争取床位。如果路上遇到关卡,你说你是去救人,工作人员会简化一些手续来保证通行。

    武汉封城那段时间,一想到患者对活下去的渴望,我就很痛苦。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却还是力不从心。实在撑不住了就大哭一场,第二天继续干。有一天群里说90%的求助患者已被收治入院,我们打了个视频通话庆祝,口罩一摘,每个人都脸上都是勒痕。大家说着说着都哭了,又哭又笑。

    封控期间的上海 ©️璟琼

    那时候我们还不叫“大白”。

    从2006年开始,每个月我都会留出几天来做公益,之前主要是去支教、助老、给留守儿童做心理辅导,也会做一些物资捐赠。2020年之后,90%的公益时间用来做疫情防控工作——比如在封控的小区门口站岗,或者组织市民做核酸,提醒大家戴好口罩,保持间距,不要大声喧哗。

    经历2020年的疫情后,武汉市民已经很自觉了。偶尔有人抱怨怎么天天做核酸,我只能说,大家都希望能早点过上正常的生活,大家都不容易。对方就会笑一笑。

    封控期间的上海 ©️璟琼

    我的工作可以在线上进行,离开武汉一段时间也没问题。这两年大家都养成了随身携带电脑的习惯,一旦突发疫情,立刻在线上办公。我们公司今年的营收相比从前下降了不少,好在还能让大家有饭吃。要知道,地产、旅游,餐饮之类的行业更不好过。

    在武汉,我们帮上千人联系到床位。在上海,我主要的任务就是做消杀。

    消杀,从早晨到太阳下山。消毒液很呛人,面罩里都是眼泪和鼻涕,防护服湿透了。耳边嗡嗡响,有时是机器声,有时是幻听。在办公楼消杀,在服务大厅消杀,在居民楼里消杀。加大药剂。阳性感染者离开后要对房间消杀,阳性感染者转阴回来也要对房间消杀。有一些小区不让我们坐电梯,我们就只好爬楼梯,从一楼到六楼,从一楼到二十四楼。楼道不通风。窒息。继续消杀。消杀完区域有人经过,再消杀一遍。我们很累,我们真的尽力了。

    封控期间的上海 ©️璟琼

    “我们信任的那套观念,

    现在还适用吗?”

    王粒丁,重庆人,正在上海“躺平”

    听到上海要封控的消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买了3月31日离开上海的高铁票,想赶紧走,结果票被取消了。

    两年前我从上海回重庆过年,途径武汉下车,住了一晚,没想到第二天武汉就封城了。我跟着一个武汉本地的朋友,天天往外跑,给睡在地下停车场里的流浪汉送物资,去拍摄仍在工作的环卫工人,接应外地来武汉的媒体记者。一辆新买的电动车,硬是让我们骑了2000多公里。

    武汉封控期间,武昌火车站地下停车场。受访者王粒丁供图

    那时我迫切地想要知道外面在发生什么,希望自己能做点“有用”的事。

    这次在上海,我彻底“躺平”了。最近也有纪录片团队和志愿者团队联系我,可我提不起兴趣了。

    两年了,该呐喊的呐喊,该绝望的绝望,大家已经适应了这种状态。打开微博或朋友圈,还是熟悉的事件,还是同样的遭遇,听不见的声音同样也听不见。很多在武汉和我喝酒聊天的记者朋友们,这次连进入上海的机会都没有。

    我被关在小区里,每天上课、做菜和晒太阳,只有想搞到蛋糕和精酿啤酒之类的“改善型物资”时才会看各种微信群。实在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

    封控期间的上海 ©️璟琼

    在武汉时,我做过一个关注社区老人的公益项目。春天到了,我想给老人送点花。朋友专门去采了花,把花和物资一起送到小区门口。结果花被留在了铁门外。在大灾大难面前,你怎么还有心思去欣赏一朵花呢?人家觉得你在浪费资源。

    当时我还希望统计出需要帮助的老人的姓名、年龄,住址以及一些个人情况。拿到名单后,我很奇怪,许多老人都没有名字。对方说没必要知道老人叫什么,直接敲门让他们去拿物资就行。我们为此大吵一架。我觉得人的名字是很重要的。

    很多这样的细节在改变你对世界的认知。两年前我们在武汉用尽全力所做的一切,就像是海滩上的足印,随着潮涨潮落了无痕迹。

    2020年5月,解封初期的武汉。©️weibo@pppt9468

    两年过去了,口罩防护服装备齐全,疫苗也充足了,一个个方舱拔地而起,全社会的宣传和组织力量也空前的强大。可是置身其中,体会到的却是无处不在的空洞。你会反复问自己,我们作为生存基石的那套观念,现在还适用吗?当我们竭尽全力去对抗一些“不合理”,会不会也是在强化它们的力量?

    封控期间的上海 ©️璟琼

    武汉解封后,我没法回老家,因为在武汉我是正常的,离开武汉却会变成异类。现在我在上海,一个多月没出小区了,再封一个多月也可能,我呆着挺好,我在这里也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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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大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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