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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大西瓜
编辑／大西瓜、华夫
面对疫情，普通人到底能做些什么
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2022年3月28日，上海宣布分区分批进行封控。封控。管控。防范。静默。阳人。阳楼。两年间，生活被划分为必要和非必要，日常状态与管制状态的边界正变得模糊。
封控期间的上海 ©️璟琼
先后经历过武汉和上海两轮封控的人，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经历的一切？怎么理解武汉与上海，过去与现在的关系？我们与四位朋友聊了聊：
Maggie正在重新考虑在上海买房的计划；邓歌组织武汉民间救援的经验在上海失效了；苏苏从志愿者变成“大白”，来上海的主要任务是消杀；王粒丁在武汉做过一切他能做到的“有用”的事，此刻，他从前相信的“意义”和“价值”正在动摇。
武汉封城期间，王粒丁与一位摄影记者互相拍摄照片。受访者王粒丁供图
困扰王粒丁的问题是：面对疫情，普通人到底能做些什么呢？在剥离具体的时间节点与城市背景后，他们的个人经验或许也能呈现这两年来的某种普遍性的情绪。
以下是他们的讲述：
“我拒绝进入
这种生活模式”
Maggie，武汉人，正在上海封控居家
半年前，我从杭州回到上海。最近很多朋友问我，要是你还在杭州，看到上海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还会回来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也很犹豫。
封控期间的上海 ©️璟琼
之前上海的防疫措施很人性化，我在杭州工作时周末也常常回上海玩，甚至计划在上海买一套小公寓，现在我得再考虑一下这个事情。
2020年初，我改签了飞武汉的机票，临时决定在老家十堰过年。后来十堰成为全国第一个宣布进行“战时管制”的地方。
2020年2月12日，十堰市张湾区发布全国首个“战时管制令”，内容包括：对所有楼栋实施全封闭管理，居民不得随意出入；对小区、庭院、居民点实施严格封控，非特种车辆禁止随意出入；定时定品定价格统筹配送居民基本生活必需物资；所有小区、楼栋、庭院、居民点一律由相关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把守等。
武汉封了76天，十堰封了67天。我的大部分亲戚朋友都在武汉，每天都能听到很多难过的事情。很不幸，我家里也有人感染新冠去世，她没能等到床位，在火神山建好的前一天走了。并且，她没被算作2020年武汉新冠肺炎遇难者。
封控期间的上海 ©️璟琼
疫情爆发初期，新冠看起来很恐怖、很未知，大家不知所措，会自觉地待在家里。那时候我觉得，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更像是天灾。
在老家的那段时间，我在精神上很痛苦，解封后在街上看到红蓝灯闪的时候还会特别紧张，但生活上的困难几乎没有。两三周过后，秩序慢慢恢复，大家可以在网上团菜，小区里的超市也开着，不用抢菜，更不至于吃不上饭。
解封后，大概是六七月份，我跟朋友去长江边散步，地上画了很多白圈，那是烧完纸钱留下的痕迹。武汉是一个码头城市，一直很热闹，但那一次我发现整个城市变得特别安静。
2020年5月，解封初期的武汉。©️weibo@pppt9468
我在微博上置顶了一句话：记住牺牲，记住英雄，记住仇恨。武汉那些被删掉的视频我都存在手机里，但最近我很少看微博和朋友圈了。同样的事情再经历一次，你就会发现你已经无能为力了，只能任人宰割。
上海刚封控的时候，我试过六点钟起来抢菜，但根本就抢不到。我晚上两三点睡觉，早上六点起来抢菜，十点公司开会，有时八点会被砸门声吵醒催着你下楼做核酸，每天还要盯着10多个团购群的消息，身心俱疲。你也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糟糕到现在这个样子，或许你我都知道，却不能说。这种情况更令人崩溃。
封控期间的上海 ©️璟琼
我暂时没有离开上海的打算。两年前是武汉，现在是上海，下一个城市会是哪？很多东西是你无法掌控的，去哪个城市都一样。前几天我那些平时嘻嘻哈哈的朋友一起做了个抑郁指数测试，所有人做出来都有轻度或者中度抑郁，我们每天发的最多的表情包就是——“坐牢”。
三天后，我放弃抢菜囤菜。我以后也不会抢菜囤菜。我拒绝进入这种生活模式。
“希望社会看到
民间救援的力量“
邓歌，武汉人，正在武汉隔离
武汉疫情爆发后，很多捐赠者找到我，通过我们四个女生组建的口罩天使志愿者小分队，把物资送到医院。我们的小分队后来发展到上百人，调配了六百多万元的物资，集结捐款、筹备物资，解决物流和配送问题，全靠民间自发的力量。
上海封控期间，微光救援队对刚建成的方舱进行消杀。受访者邓歌供图
口罩天使有清晰的管理模式，但依然不算“正规军”。我做志愿者就是不想被关在家里，我想在街上走。我们挺多志愿者的态度都是这样的，不接受上位者居高临下地收编，我也不拿你的钱。我们是一群很街头、很底层的人在互相帮助。
以前我只跟自己专业圈子里的人走得近。等武汉封城才发现，司机、厨师真能帮大忙。我认识了几位特别仗义的卡车司机，包括微光志愿者车队，他们运了好多趟物资，根本不收钱。
封控期间的上海 ©️璟琼
封城后，有些人无家可归，住在桥洞或者地下通道里，得不到太多的救助，还有可能被赶走。我们去送物资，和他们聊了聊，这些画面被一个做纪录片的朋友拍摄下来发到网上，结果很多人跳出来骂我们在给城市抹黑。视频后来被下架了。
解封之后，微光队里的年轻人去做了一批纪念徽章，我们自己表彰自己。看起来武汉的故事好像比上海更“野”、更热血，其实热血的人到哪里都会热血，只不过目前在上海做志愿者可能会受阻于基层管理架构。
这一回我跟着微光救援队过来，没有官方下达任务，我们是进不来的。我本来想来上海继续做民间救援，但是你知道，现在上海的物资是由特定的保供企业来配置的，而且在封控状态下，物流很难送到最后100米。民众连京东的东西都拿不到，我们这种外地来的小救援队就更使不上力了，顶多帮一些机构充当运力。
封控期间的上海 ©️璟琼
疫情期间，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保供专班对符合防控条件的企业颁发《上海市疫情防控生活物资保障企业证明》。获得该证明才能正常运营，参与保供工作。
采购不到物资，钱到我的手里也花不出去，我就拒绝了所有针对民众的捐款，只接受少数朋友对我们队里的照顾。经验和社会资源失去用武之地，我挺沮丧的，只能做些后勤工作，给队里领任务物资，统计民间需求信息，用朋友给的钱给队友们改善下伙食，管理队里基地的日常所需。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找到了我来上海的意义。我把我们在上海的经历记录下来。过去三十几天中，我拍了很多照片和视频，最后还剪辑出一个九十分钟长片。
有几天里，我们救援队的队长把我的电话号码公布在了微博上，搜集民间求助。有位孕妇是阳性感染者，实在找不到医院接收她，而她的家人都要陆续被拉到方舱去了。最后她好不容易找到一辆车回了老家，老家的医院没有因为她是从上海回来的阳性感染者就歧视她。
上海封控期间，微光救援队对隔离点的阳性感染者房间进行消杀。受访者邓歌供图
如果人和人之间没有共情，这样的故事就不会发生。临近生产，她很难受，睡不着觉。我跟她聊天，聊到孩子发出的第一声很像猫咪叫。等她生下孩子，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果然很像猫叫啊。那一刻我真的泪目。
做文化也好，做公益也好，都是为了传递爱和力量。出任务时，我们经常看到卡车司机住在车里，到处都是滞留在上海找不到地方住的人。我的队友们会备着食物和水，遇到了就问问，怕他们饿肚子。我把在上海的一切记录下来，并不是故意要去触及暗面。我希望社会能看到民间救援的力量，看到这些普通人。
封控期间的上海 ©️璟琼
5月9日凌晨，邓歌和一部分队友们完成支援任务，连夜离开上海。2020年武汉封城期间，邓歌所在的“口罩天使”小分队成员曾在《城市OurCity》的采访中提到，比起疫情本身的风险，武汉人更怕被歧视。来到2022年，从上海回到武汉后，救援队成员先被关在车里，接受工作人员的消杀，然后被带到隔离点。这是两年来邓歌第一次被隔离。
“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却还是力不从心”
苏俊彦，福建人，正在上海消杀
我是苏苏，一个从武汉来支援上海的消杀志愿者，一个“大白”。
出任务时，我们穿着白色防护服，戴着两三层口罩，谁也不知道我们叫什么。我觉得大白是很可爱的称呼。变成“大白”，我们就不敢再喝水上厕所，怕浪费防护服。
封控期间的上海 ©️璟琼
正常人上几层楼梯都会喘，出任务消杀的时候，我们要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背着四十几斤的消杀机器爬楼梯，还要忍受呛人的药水味，真的很窒息。
但我们是救援队的嘛，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去哪里。在完成镇里下派的消杀任务后，我们队里会利用休息时间去帮助更多人。我们收到的求助包括但不限于：给“重灾区”的居民做消杀，给老人送物资，帮孕妇联系医院，去被转运到方舱的阳性感染者家里喂猫。
有一回，我们刚做完6个地点的消杀工作，已经很累了，又收到紧急任务，要我们给23个罕见病患儿送药。我们在路上遇到很多关卡，每个关卡的工作人员都要看通行证，拍照，打电话确认，检查核酸码，走完流程得10多分钟，算下来一共耽搁了两个多小时。
封控期间的上海 ©️璟琼
这可是救命的药，为什么非要走这些程序呢？武汉封城期间我也在做志愿者，群里有人负责统计床位需求，有人负责核实病人信息，我们组负责跟医院对接，帮病人争取床位。如果路上遇到关卡，你说你是去救人，工作人员会简化一些手续来保证通行。
武汉封城那段时间，一想到患者对活下去的渴望，我就很痛苦。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却还是力不从心。实在撑不住了就大哭一场，第二天继续干。有一天群里说90%的求助患者已被收治入院，我们打了个视频通话庆祝，口罩一摘，每个人都脸上都是勒痕。大家说着说着都哭了，又哭又笑。
封控期间的上海 ©️璟琼
那时候我们还不叫“大白”。
从2006年开始，每个月我都会留出几天来做公益，之前主要是去支教、助老、给留守儿童做心理辅导，也会做一些物资捐赠。2020年之后，90%的公益时间用来做疫情防控工作——比如在封控的小区门口站岗，或者组织市民做核酸，提醒大家戴好口罩，保持间距，不要大声喧哗。
经历2020年的疫情后，武汉市民已经很自觉了。偶尔有人抱怨怎么天天做核酸，我只能说，大家都希望能早点过上正常的生活，大家都不容易。对方就会笑一笑。
封控期间的上海 ©️璟琼
我的工作可以在线上进行，离开武汉一段时间也没问题。这两年大家都养成了随身携带电脑的习惯，一旦突发疫情，立刻在线上办公。我们公司今年的营收相比从前下降了不少，好在还能让大家有饭吃。要知道，地产、旅游，餐饮之类的行业更不好过。
在武汉，我们帮上千人联系到床位。在上海，我主要的任务就是做消杀。
消杀，从早晨到太阳下山。消毒液很呛人，面罩里都是眼泪和鼻涕，防护服湿透了。耳边嗡嗡响，有时是机器声，有时是幻听。在办公楼消杀，在服务大厅消杀，在居民楼里消杀。加大药剂。阳性感染者离开后要对房间消杀，阳性感染者转阴回来也要对房间消杀。有一些小区不让我们坐电梯，我们就只好爬楼梯，从一楼到六楼，从一楼到二十四楼。楼道不通风。窒息。继续消杀。消杀完区域有人经过，再消杀一遍。我们很累，我们真的尽力了。
封控期间的上海 ©️璟琼
“我们信任的那套观念，
现在还适用吗？”
王粒丁，重庆人，正在上海“躺平”
听到上海要封控的消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买了3月31日离开上海的高铁票，想赶紧走，结果票被取消了。
两年前我从上海回重庆过年，途径武汉下车，住了一晚，没想到第二天武汉就封城了。我跟着一个武汉本地的朋友，天天往外跑，给睡在地下停车场里的流浪汉送物资，去拍摄仍在工作的环卫工人，接应外地来武汉的媒体记者。一辆新买的电动车，硬是让我们骑了2000多公里。
武汉封控期间，武昌火车站地下停车场。受访者王粒丁供图
那时我迫切地想要知道外面在发生什么，希望自己能做点“有用”的事。
这次在上海，我彻底“躺平”了。最近也有纪录片团队和志愿者团队联系我，可我提不起兴趣了。
两年了，该呐喊的呐喊，该绝望的绝望，大家已经适应了这种状态。打开微博或朋友圈，还是熟悉的事件，还是同样的遭遇，听不见的声音同样也听不见。很多在武汉和我喝酒聊天的记者朋友们，这次连进入上海的机会都没有。
我被关在小区里，每天上课、做菜和晒太阳，只有想搞到蛋糕和精酿啤酒之类的“改善型物资”时才会看各种微信群。实在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
封控期间的上海 ©️璟琼
在武汉时，我做过一个关注社区老人的公益项目。春天到了，我想给老人送点花。朋友专门去采了花，把花和物资一起送到小区门口。结果花被留在了铁门外。在大灾大难面前，你怎么还有心思去欣赏一朵花呢？人家觉得你在浪费资源。
当时我还希望统计出需要帮助的老人的姓名、年龄，住址以及一些个人情况。拿到名单后，我很奇怪，许多老人都没有名字。对方说没必要知道老人叫什么，直接敲门让他们去拿物资就行。我们为此大吵一架。我觉得人的名字是很重要的。
很多这样的细节在改变你对世界的认知。两年前我们在武汉用尽全力所做的一切，就像是海滩上的足印，随着潮涨潮落了无痕迹。
2020年5月，解封初期的武汉。©️weibo@pppt9468
两年过去了，口罩防护服装备齐全，疫苗也充足了，一个个方舱拔地而起，全社会的宣传和组织力量也空前的强大。可是置身其中，体会到的却是无处不在的空洞。你会反复问自己，我们作为生存基石的那套观念，现在还适用吗？当我们竭尽全力去对抗一些“不合理”，会不会也是在强化它们的力量？
封控期间的上海 ©️璟琼
武汉解封后，我没法回老家，因为在武汉我是正常的，离开武汉却会变成异类。现在我在上海，一个多月没出小区了，再封一个多月也可能，我呆着挺好，我在这里也是正常的。
来聊
你所在的地方在封控吗？
撰文／大西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