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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染后没告诉爸妈 但视频通话后被发现

    现场图

    5月初的一天,徐汇区华泾镇党委副书记毕信仁向记者发来一条微信,“刚刚遇到馨宁公寓的志愿者小天,觉得非常内疚,她在临港方舱也做了志愿者,现在宽慰我说她‘没事’,搞得我眼泪要掉下来了。”

    微信中提到的志愿者“小天”名叫马怡文,是一名“85后”结构工程师,也是本轮疫情中华泾镇第一个封控小区馨宁公寓的志愿者。1个多月前,她因感染新冠住进了临港方舱医院,在完成治疗、回到小区后,她选择继续在志愿者岗位服务,让镇、居委干部和居民都很感动。

    记者采访马怡文是在工作日的晚上8时。在此之前,白天她要忙于本职工作,还要安排楼内志愿者班次、为居民送快递、到居委会领取物资;深夜10时后,她往往是负责最后“扫楼”、做消杀、为大家收取垃圾的人。只有晚饭后这段时间,她大致能确保自己的“空闲”,但也保不准居民遇到困难,在群里呼唤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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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述人:马怡文,结构设计师,徐汇区华泾镇居民

    我出生于1986年,是地地道道的西安人,在西安生活到大学毕业。可能的确与上海有缘,我的第一个工作offer就来自上海。2009年,刚毕业的我来到这里,一晃已经13年。

    住进馨宁公寓是一年前,这是一个公租房和动迁房混居的大型小区。我们楼里大多是租住在这里白领和“新上海人”家庭。让大家没想到的是,这次疫情,我们小区3月10日就出现了第一例阳性病例,开始为期14天的封控。

    半夜翻封控楼垃圾,只为找到居民的医保卡

    我做志愿者也是从那时开始。当时,上海还没有进行大范围的核酸筛查,我们小区做核酸时,并没有很多高效的组织方法可以借鉴。我负责统计楼里的居民信息,但第一天我就发现,280多人在微信群里一条条地接龙报数,“爬楼”统计需要很多精力,还容易出现遗漏。

    于是,我自告奋勇设计了一个腾讯文档,通过一对一发微信、打电话给,采集居民信息后录入到表格中,再上报给居委会。很快,小区其他楼栋也采用了我的方法。为什么要一对一地跟邻居们核对信息,而不是所有人编辑一个表格?这其实是为了保护公租房住户的个人信息。

    马怡文(右一)和志愿者伙伴们

    但这的确也增加了工作量。每天,我都要根据居委会提供的人员名单,拨打楼里约110户居民的电话。遇到实际租住人员跟名单有出入,我要做好标记,请居委会和公租房中心进一步打电话确认,确保整栋楼参与核酸检测的人员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现在想来,我的本职工作是从事建筑结构设计,每天跟钢筋、混凝土打交道。没想到做志愿者后,突然有了这么多跟人打交道的机会。

    3月中旬到4月初,我基本处于居家办公的状态,每天一早要安排楼栋志愿者的工作,白天赶单位的项目进度,时不时要出门领取、分派社区分发的物资。中午志愿者小伙伴来交接,我就趁着吃午饭时间来开会、忙自己的工作。都说我们这行夜猫子多,晚上10点之后,大多是我和另外几个“熬鹰战士”小伙伴一起“扫楼”,完成全楼消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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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居委会要为居民配药,请大家提前把医保卡放在门外。一户封控楼的居民家门上挂着的牛奶盒掉在了地上,里面正好放着一张医保卡。物业上门收垃圾时,把地上的盒子一起收走了。居民发现后瞬间慌了,马上想到打电话求助我。

    当我匆匆下楼时,正好遇到两位收垃圾的物业人员。得知我下楼的原因,他们马上对我说,“别过来,穿好防护服,我们一起找”。最后,我和另一名热心志愿者还有两名物业,花了大约2个多小时,终于从一堆垃圾中翻出了这张小小的医保卡。封控楼的垃圾其实是有风险的,我们4个人也算顶住了风险,帮居民找回了医保卡。

    每天关照别人做好防护,怎么自己却感染了

    虽然一直注意防护,但病毒仍防不胜防。4月初的一天,我白天感到身体不适,这时候我已经预感到“可能中枪”了。测了体温,果然发低烧了。随即我就跟单位领导和居委会报告了自己的情况。

    其实,前期做志愿者时,楼里接连出现阳性病例,我心里已经对“被感染”这件事有所准备,不会特别恐慌或是忧虑。但转运去方舱医院前,我心里的确有些忐忑。出发之前,我煮光了家里的鸡蛋,想着可以把水煮蛋带在路上垫垫饥。事实证明,至少我去的临港方舱医院里,除了自己的换洗衣物、个人用品,其他都不用过多准备,基本的生活用品都有,甚至连花露水都准备好了。

    马怡文拍摄的临港方舱

    4月6日,我正式“进舱”。当时我已经退烧,症状有所减轻。进舱时,每个人都要在小程序上登记,最后一个问题是“是否愿意参与志愿活动”,我果断选择了“是”。在方舱内我负责的志愿服务并不复杂,主要帮助医护统计“舱友”们的体温,然后帮忙发饭。

    更多时候我还是在处理工作。每天早上7时30分,是方舱医院的早餐时间,舱里的气氛也从这时候开始活跃。我也跟着每天在这个时间醒来,开始远程安排我们楼栋的志愿者工作。

    我在方舱的时间不长,4月12日就从方舱医院“毕业”了。那一天,回到小区已经是凌晨,但远远地我就看到居委书记在小区门口等我,看到我说:太好了,总算回家了。

    临港方舱的送餐机器人,马怡文和舱友们都觉得很有趣

    说实话,我去方舱前,特别担心其他居民知道。不是怕大家对我有什么看法,而是怕居民们担心、恐慌。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有些“丢脸”,怎么每天关照别人要做好防护的志愿者,自己就一不留神感染了呢?

    没想到,我从方舱回来后,一些平时相熟的居民知道我过去几天“消失”的原因,马上发微信安慰我:“诶呀,怎么没告诉我你生病了呀,现在状况怎么样啦?”还有志愿者主动关照我,让我即便在线上服务,也要注意休息。这些关心都让我很感动,虽然我的家乡远在千里之外,但这一刻,馨宁公寓就是我的家。

    爸妈比我淡定,还关照我做好这些事

    回来度过健康观察期、正式解除隔离后,4月下旬我回到了志愿者岗位。此时,小区的团购已经开展得很熟练,社区也时常有物资发给居民,我们几乎每天都有送货任务。

    自拍照

    这也是我选择第一时间回归志愿者岗位的原因:小区需要人手;我有热情,喜欢帮助别人。更重要的是,我在方舱看到了感染者们不同的症状,还有方舱医院的真实情况,我希望能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分享给大家。既是相互督促做好防护,也希望人们不要对病毒过于焦虑,尽量用平常心看待。

    上海疫情发生前,我的家乡西安也因疫情受到了全国的关注。上海疫情发生后,我的父母也开始每天守着电视新闻,想了解上海最新的情况。说来也有些不好意思,我感染后,一开始没敢告诉爸妈。但是住进方舱,每天视频通话时的背景突然变了,家人还是察觉到了,我也只能实话实说。

    让我没想到是,我的爸妈反而比我淡定,觉得我一个小身板还算强健的年轻人,感染了也不是什么天大的事情,叮嘱我要“积极配合治疗,尽早恢复健康”。当我跟父母说,自己回到小区想继续做志愿者,希望他们能理解时,我爸这位老党员还特别关照我这个年轻党员:“当志愿者是你自己的意愿,既然要做,就要认真负责地坚持下去。”

    这一刻,我突然感受到老一辈党员身上的宝贵品质,或许我们这一代还需要继续不断地身体力行,才能最终领悟到其中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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