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大概是和平时期一个城市能够遭遇的最大悲剧，堪比处在二战封锁下的列宁格勒或者今天战火中的马里乌波尔。”
——政治评论人凯波认为，目前来看，动态清零政策不仅无法防范病毒扩散，而且无限放大了封城-冻结模式的成本，直至上海的危机化，必然导致清零政策的破产。https://t.co/rBJ21vR08t— DW 中文- 德国之声 (@dw_chinese) April 15, 2022
从武汉到上海，中国的新冠疫情已经持续了将近两年半。随着新冠病毒的演化到Omicron，传染性虽强但毒性减弱、鲜有重症，形同疫苗一般在继续扩散的同时却降低了日增感染率，国际社会因此纷纷放开管制，社会生活趋向正常。
但是在中国，“坚持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没有发生丝毫变化，反而变本加厉，带来巨大的社会代价，封城中的上海人民正在经历1949年以来前所未有的苦难。人们每天都能从社交媒体上发现新的悲剧：在这个最早进入老龄化的都市，每天都有数十万老年病人得不到从肾透析到日常护理的救治，甚至有老人饿毙家中的消息传出；穿着白色隔离服的防疫人员接管了城市，在街道上打死宠物狗，也闯入到私宅中强行隔离感染者；在匆匆建成的所谓“方舱”集中营里，超过十三万的“无症状感染者”被强制隔离，被迫忍受着与家人的分离和方舱生活的混乱。
这大概是和平时期一个城市能够遭遇的最大悲剧，堪比处在二战封锁下的列宁格勒或者今天战火中的马里乌波尔。但这只是上海一地的惨状，稍早封城的东北城市、还有云南瑞丽、河北邯郸等地的情形都如陷在信息黑洞之中，偶有居民上吊家中或者跳楼自杀的惨象传出，在在提醒世界，从武汉到上海，中国当局宣传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是连续的、常态化、和全国性的。
如果只是从阻断新冠疫情初期的较强致死率毒株向全国传播的角度来衡量，作为疫情爆发之初封城-冻结的武汉模式的复制，在新冠疫情的初期或许是有效的。它所倚重的制度优势在于从上而下层级化的行政资源动员能力，而且可能动员所有市场与社会资源，即“新举国体制”。在2020年2月疫情失控后，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召开十七万人规模的县级以上干部电话会议，举国动员，贯彻严格的“清零”政策。
“只唯上，表效忠”
而所谓清零，就是不断筛查感染者，无论有无症状，均以强制手段投入隔离方舱，追求所谓“社会面清零”，并美其名曰“动态清零”。这不过是将病毒视为恐怖主义，将感染者视为恐怖主义分子，将新疆的集中营模式扩展到防疫当中；精神上，则将执政党七十余年的“伟大斗争”传统发扬光大，搞文革式的“全面内战”；而具体实施则依赖警察和宣传两种暴力机器体制，代替公共医疗体系，也拒绝从国外引进更先进的疫苗和药物。而地方政府的执行，只唯上，表效忠，充满任意性，往往跳过法律程序任意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另一方面，地域化的清零措施动辄上升为封城，也就是未经宣布的戒严，以扑灭森林大火的方式对待新冠病毒传播，试图在城市外围划出防火带。这种封城-围城的做法，形同将整个城市或者地理区域视作隔离区，物理上或许能够通过严格的管制断绝病毒的扩散，但也暴露出“动态清零”政策的政治目的：中国政府最关心的是病毒扩散的连锁反应——扩散性的医疗系统崩溃，最终可能将疫情转为大范围的民众不满，而变成一场政治危机。
习近平的”战争“
换言之，政治安全的考量压倒一切，这是北京制定防疫政策的根本，也是她不惜一切动员“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的前提，而不惜巨大社会代价，包括经济、民生和不可计量的次生灾害。尤其对习近平来说，这场抗疫如同他“一个人的战争”，与普京对乌克兰发动的“一个人的战争”并无多大差别，都是借机考验官僚效忠和体制效率、提早促成一个非常体制的机会。对普京来说，一场闪电战的成功可以巩固他在2024年大选的优势，对习来说，“动态清零”就是“二十大体制”的热身。
其结果，中国政府以防止医疗系统崩溃的名义实行无差别的隔离政策，却造成封城所在地的医疗崩溃；以清零名义普查核酸，却造成大规模聚集性感染；以自研灭活疫苗为主试图展示制度优势，却耽误进口、普及高效疫苗的宝贵时间，丧失政策调整的窗口期。
虽然，从病毒演化的长时段来看，随着病毒毒性降低、传染性增强、逐渐迭代为近似流感的普通毒株，这种动态清零政策不仅无法防范病毒的扩散，而且无限放大了封城-冻结模式的社会成本，直至上海的危机化，必然导致“动态清零”政策的破产；但是，与此同时，这些全国范围的隔离与封城、与邻为壑的封建主义防疫措施，却从下而上地固化了“动态清零”政策的坚持，从而可能导向清零“永久化”，也就是二十大体制的演习和固化。
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统治集团完全有理由不断赞美防疫的胜利，而不是宣告疫情的结束。他们可能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清零政策，不仅“挟新冠以令诸侯”，继续消弱专业官僚的权力、剥夺公众的权利，号召国民进行一场“苦难行军”，还可以肆无忌惮地将新冠疫情的苦难归诸某些“敌对势力”、“不法阶级”，为清零政策的最终破产寻找替罪羊。
如同乌克兰战争进行一个多月之后，虽然在巨大压力下，中国的外交政策出现微调，但是宣传机器仍然开足马力造谣蛊惑、歪曲真相。他们明白，普京的政权存续和合法性关乎中国的威权政权。同样，上海人民的苦难，某种程度上不亚于布查的人道主义主义灾难。只是，发动战争的政治主体，更愿意将一场失败的闪电战转为一场持久战，而不是相反。对中国的统治者而言，他们所有的制度优势虽然是那么虚无，但唯一聊以自慰的就是他们的统治本身，哪管身后洪水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