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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名农民工乘坐三轮车,穿越北京市的马路。
近几年,中国网友常用”牛马”指代为生活所迫、供人驱使从事艰苦劳动的人,以此来自况严酷的职场生存条件。但与这些自称”牛马”的职场人交谈会发现,他们有时并不是被迫,甚至可能是”甘心情愿”;而”牛马”们对自身处境的反抗又往往是无力的。中国职场上的”牛马”到底如何看待自身的处境?自怜?相互同情?他们内心真实的不满和绝望又到底指向谁?
几周前,在《脱口秀和它的朋友们》节目上,脱口秀明星徐志胜揶揄他所在的公司:他为公司业绩贡献很多,却所得有限。在讲到公司年终奖时,他说,“这怎么着,挤我的奶给我喝?”观众席一片大笑。
这句话借用了职场“牛马”的暗喻,网友很快反应过来,把徐志胜这段表演与“牛马”捆绑在一起,做成短视频在网上广为传播。
用“牛马”来抒发对职场的不满,在中国网络上已经流行了好几年。在微博、知乎等社媒上频繁出现这个词,甚至不用太多上下文,网友们也须臾心领神会,接下去的讨论常会有对职场剥削的各种抱怨。
从事太阳能产业的青年工人“江陵”在回复本台记者采访邮件时写到,“由于经济危机,如今我们工人的待遇越来越差。……‘牛马’这个词是中国最近广为使用的流行语,类似‘韭菜’和‘人矿’,……这些流行语表达了工人们遭受到了何等恶劣的待遇。”为安全考虑,“江陵”用化名接受采访。
除了“牛马”、“人矿”之外,早些时候的“社畜”、“搬砖人”等也常被网友用来描述劳动者相似的处境。
广西钦州环球电子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车间作业 (路透社资料图片)
无法拒绝的加班
提到“牛马”,职场人的吐槽主要集中在工作时间长、待遇低,还无处维权。
在职场已经超过十年的“阿梅西斯”曾经在国有和民营的房地产企业都工作过,在他的经验中,无论是私企还是国企,在强制加班方面并没有什么区别。他告诉记者,“私企也一样顶不住老板对员工的傲慢,私企在接到相关部门的要求后也会要求加班完成;但在国企简直你就是牲口,让你出个报告,规定时间必须出,而且是临时性的任务居多。”
阿梅西斯说,这些来自管理层的要求往往无法拒绝,“你没有任何反驳的余地,以及没有基本的员工权利。”对于加班费,私企一般不会有,而国企有时会给加班费,但也只是和正常工资一样。
和阿梅西斯相对单一的白领经历稍有不同,大学肄业的董明2005年开始工作,办公室工作、体力活都干过,但两类工作在时间要求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他曾经在一家上市地板制造公司的车间工作,在那里实行严格的两班倒工作制,一周工作六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或者是晚上八点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半个月早八点晚八点,再半个月晚八点早八点。”
与阿梅西斯的体验类似,董明说,周围的人似乎对此习以为常,没人会去提加班费的事情。
据中国人力资源公司智联招聘今年7月发布的《2024职场人业余生活调查报告》,中国白领和蓝领工作时间超过八小时的比例都接近七成,白领(67.2%)只是稍多于蓝领(65.4%)。同时,有34%的人自嘲过着“牛马人生”。
高级牛马
曾经在中国一家啤酒公司做到全国市场总监的张潮对记者说,一般员工迫于经济形势往往不得不接受加班的要求,“因为一些低端工作岗位是不缺人的,招聘人员相对来讲也容易,尤其是现在这种大环境下就更为容易了,因为很多底层工作人士或是从事基础工作的人大量失业。”
对于张潮工作的这家私企来说,并不存在加班费一说。张潮透露,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会巧妙地规避加班费的提法,“比如说你的工资是五千,你是生产一线的员工,你的固定工资占了百分之九十,你只挂了百分之十的绩效,相当于五千块钱里只有五百块是考核的;但这考核也不会很多,说是你干得不好,就全扣光。”他补充说,干得再不好,最多也就是扣掉百分之五、六十,所以算下来拿到手的也就是四千七。
张潮介绍说,公司内部越是基层的工作,超时工作的时间越长;但即使在其他职能部门,包括他所在的市场部,也是受着一样原则的支配,超时工作家常便饭。
北京市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葡萄品质管制实验室,工作人员正在电脑检查数据。 (法新社图片))
张潮大学毕业后在公司从基层做起,逐步做到了这家一千五百位员工的公司的全国市场总监的位置。但他觉得,当时依然没有摆脱“牛马”的位置,“就看你和老板是一个什么样的管理分工,如果他对你比较信任,他会放手让你去做很多事情。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自己理解为一个高级牛马,就是说能够稍微带一些思想,能够全盘地去规划明年的营销规划,包括市场投入的预算,营销方案、营销活动等等。”
但张潮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人,常常因为坚持自己的想法而与老板发生矛盾。为了摆脱“牛马”的地位,他最终离开了那家公司。
狼性文化
实际上,阿梅西斯也觉得,他所面对的那些管理层也是处于缺少尊严和人权的不利地位,“管理层直接对老板负责,出问题就是臭骂”,而这些管理层转过脸来也是以傲慢的姿态来对待普通员工。
董明很多年来一直在底层打转。从十多年中,董明换了很多工作,餐馆、煤矿、地板厂,也有稍好一些的眼镜店。除了一家台湾公司让他感到有受尊重的工作氛围之外,其他工作过的地方,他常常觉得待遇是“非人的”。他提到,有一次他替眼镜店老板看守新装修的门店,连续多天住在甲醛超标的房间里,导致他生病,老板却无任何表示。
为了留在好一点的行业工作,董明有时还要忍受老板的PUA(精神控制)。他记得,眼镜店老板常用出身来贬低他的工作成果,“他就是说,你们这种干不出来成绩的,就是能力不行、出身不行。他就很看不起穷人,他就觉得你格局不够,眼界不开,什么都没经历过,好吃的都没吃过。”
由于受成功学的影响,年轻的董明也曾迷失在这种PUA中。地板厂的工作每天超过12个小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这种要求不合理,“我当时只是觉得自己很累,我应付不过来,我觉得我已经超过我的极限了。说实话,当时我还没觉得自己是受到压榨,我有点自我谴责,为什么我能力不够?为什么我做不到那么好?”
长期在管理层的张潮分析说,中国企业的狼性文化往往助长了员工的“牛马”处境,“所谓狼性文化,说白了一个是大家能团结在一起,能够加班,能够吃苦;还有一个,在精神层面说得很清楚,一个团队只允许一种声音。”
张潮打比方说,领导如果说了往左前方走,你就不能往前走,也不能往左走,你就要往左前方走。当团队内有人提出质疑的时候,这往往是矛盾的爆发点。
山东省济南市应用核子科学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正在监看电脑数据。(Raul Ariano / Jinan Information Office/法新社图片)
HR就是“打手”
对于自己在企业中受剥削的状态,劳动者有时也试图通过正式途径救济自身的权益。但他们普遍感受到的是无力,也不信任法律或政府。
年轻的董明就和不尊重自己的老板吵过、要求过,甚至也找过劳动局,但并没有什么结果,“我也有去过劳动局的经历,人家就说:ok,你的情况我知道了。又怎么样?不会有进一步的行动。”
在社会上打拼一段时间后,董明也明白了这个社会的某些潜规则,“就 那个眼镜店老板,他是那个镇上的人大代表,你去告他?他认识各种各种政府部门的官员……。”
张潮与董明处在企业雇佣关系的两端。在等级森严的公司内部,张潮常常看到的是管理层对维权员工的压制。张潮分析说,公司内部的氛围也不鼓励员工表达对工作条件和待遇的不满。他感觉,中国国内企业员工多数害怕张这个口,“虽然开了这个口,领导也和颜悦色地婉拒了他,但可能对他的印象就不太好了。如果你第二次去找领导的话,你的结果可能就不太好了,有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甚至领导就开始针对你。”
张潮评价说,底层工作人员对于自己的权利不是很清楚,维权意识也不是很强烈,尤其是涉及到职位升迁、福利调整或离职等问题时,员工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甚至连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都过不了,一谈完话他也就欣然接受了,拿不到任何赔偿就走了。”
回过头去看,张潮认为,中国企业在处理劳资关系时表现出的就是缺乏契约精神, “其实说白了,你不就是牛马吗?在企业里头非常有意思,有一部分收入叫非营业收入,或者叫间接成本结余等等,说白了就是应该给你的没给你。更多企业里做HR(人力资源)的人实际在做企业的打手。”
张潮说,有时也会有员工想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权,但公司在处理这类案子时有明显的优势,“稍微有点能量的企业多多少少都和政府部门有关系,这也不是行业秘密,”这种关系使公司在处理劳资矛盾时游刃有余,而员工则疲于奔命,难以得到合理的补偿或及时的解决。
“劳动法是个屁”
去年,张潮来到了美国,已经远离了中国的职场。他直白地说,“我就觉得劳动法是个屁,根本没有保障员工的利益,”张潮在职场上看了太多,让他有些兔死狐悲,“因为今天比我层级低的人发生的一切有一天我也会经历,一定会发生在我身上,这个是很明确的。”
《中国劳动法》于1995年开始实施,中间经过两次修正。与此同时,中国劳动争议案件也在逐年增多。据王智嵬等人2020年在《山东大学学报》发表的报告统计,从1991年到2016年,中国劳动争议案件平均每年增长超过两成,其中雇主或用人单位仍然是劳动争议的主要责任者。
2024年3月14日,在河北雄安建筑工地上作业的工人。 (美联社图片)
在同一个报告中,从1996到2016年审结的劳动争议案件中,劳动者胜诉率平均为43.81%,是用人单位胜诉件数的3.24倍。但长期代理劳动争议案件的维权律师山姆(Sam Wong)对本台分析说,在中国实际劳动关系中的利益均衡仍然是倾向于企业的,“这部分企业的责任,它在制度上的倾向是偏向企业的,政府对此是负有很大责任的。”出于安全考虑,这位律师以化名接受采访。
山姆介绍说,在他所办理的案件中,接触过不同的政府部门,但总体上讲,这些部门对劳动者的权益是漠视的,“我做过性别就业歧视的,有劳动者向劳动监察局投诉这种事情,劳动监察局就认为这根本不是事,他们就不想受理。”
山姆认为,尤其是底层劳工,他们通过正式途径来维权的机会就更低,“本身他们的法律知识也不多,他们也请不起律师,又缺少劳动法律援助去支持,劳动者就是处于弱势。”他补充说,中国的工会也都被政府所控制,不太可能为劳动者提供实质的帮助。
青年工人江陵的经历也佐证了山姆的分析。他告诉本台,“地方政府和所谓工会并不帮助工人,他们不民主,对资本家唯命是从。所有不利工人的政策,如降低工资、延长加班、调岗、开除员工、停产待岗,都可以顺利得到工会的批准。”
没有自由 只能牛马
江陵来自一个国际左派组织 – 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nternational Socialist Alternative,ISA),他直斥中国所谓的“共产党”政府其实是资本主义政府;对于中国劳工所面临的这种“牛马”境地,这个资本主义政府要负很大的责任。
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劳工组织“中国劳工观察”负责人李强分析说,中国政府虽然声称自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但实际上工人并未成为国家的主人,“实际上是对工人的专政,就是名义上给你工人一点面子,但你是要出血的,要付出代价的,工人作为‘主人公’是要让利的。”
上海市一处纸类产品回收站的工人 (路透社资料图片)
李强指出,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手中都掌握着数量庞大、资产雄厚的国有控股企业,他们实际上是资方利益的代表;而各级政府也严重依赖私营企业纳税,在实际执行劳动法规的时候,利益天平也容易倾向于企业。
前企业高管张潮则认为,中国企业已经形成与政府相似的体制,加重了对劳动者的剥削,“我在企业里干了这么多年,我就觉得企业跟政府非常相似,就是一个小政府,尤其是管理、人际关系的处理上,我觉得基本上跟政府一样,这种独裁体制下造成的就是这样一种文化。”
山姆律师分析说,在中国的专制体制下,公民实际上也无法通过结社自由、组织自己的工会来捍卫权利,劳动权因而也受到削弱,“当自身的权利得不到保护的时候,你就会同类相杀,所以就会造成内卷,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愿意去做牛马。那些更为底层的人只能出卖自己的时间、出卖自己的尊严,最后就变成了牛马。”
关键是制度
董明现在已经摆脱了过去在中国职场那种“牛马”的地位。2022年,董明通过走线来到了美国。他接到记者电话时,正在赌城拉斯维加斯出差,“老板帮我们订了酒店,一日三餐也是老板出钱的,老板也不会像在中国的时候那样压榨你,每天让你工作十二个小时、十四个小时那样的”,他的语气里带着欣喜,说这是他从未体验过的。
董明说,这个老板也很精明,也是想方设法让员工多干活,但他不敢随便让员工加班,因为怕被员工提告。他很自信地说,“(美国)法律是保护弱者的,法律是保护劳动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