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室。（Shutterstock） 【2023年11月30日讯】11月28日（周二），为更好地解决学生入学人数增长问题，省政府宣布为2023-24学年追加3,000万元的资金，但有教师权益倡导者表示，这还不够。 省教育厅长德米特里奥斯·尼古拉德斯（Demetrios Nicolaides）表示，如果实际入学人数增长在0到100名学生之间，学校将获得1,500元的资助/每位学生；而超过100名学生的增长，学校将获得每位学生2,000元的资助。 尼古拉德斯说：“这笔新资金最快将于今年12月提供给我们的学校董事会，以便我们的学校能够立即获得额外的支持。这将帮助我们的学校雇用多达3,000名额外员工，包括教师、教育人员、助理、公车司机和学校后勤人员。” 此次拨款是亚省在未来三年内为学校宣布的8.2亿元的基础上额外增加的。在此期间还将进一步提供1.26亿元，以便学校可以加强对复杂教室的支持。 亚省教师协会（ATA）主席杰森·席林（Jason Schilling）承认，在2023-24财年，亚省的教育支出达到创纪录的88亿元，但他表示还有更多工作要做。 “多年来，政府的公共教育资金一直短缺，就学生人均而言，我们是加拿大获得资金最少的省“。 “这3000万元最终产生的影响非常小，只是杯水车薪。亚省公共教育需要增加约12亿元，才能使亚省的资金达到加拿大的平均水平”。 席林也对不公开班级规模数据表示失望。这些数据并针对班级规模提供有针对性的资金，而“他们并没有真正了解我们班级的发展”。 卡尔加里教育委员会（CBE）表示，省政府正在对其所谓的“历史性“入学增长和学校日益复杂的情况做出反应，对此表示感谢。 CBE表示，今年秋季迎来了大约7,000名新生，使其总入学人数超过138,000名。CBE也预计整个学年将迎来另外2,000名学生。 来自国外的学生数量的增加加剧了提高入学率的困难。 声明中写道：“CBE的学生群体正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有超过40,000名学生被认定为英语作为附加语言学习者。” “我们将继续与政府和社区合作，寻找最符合学生利益和学习需求的解决方案。我们将继续积极响应，在学生需要时为他们提供所需的支持。” CBE 2023-24学年的预算增加了1.3亿元，达到近15亿元。 额外的投资意味着董事会能够雇用更多的教师、教育助理和其他校内工作人员，并表示需要这些工作人员来解决为越来越多的学生提供服务所带来的压力。 卡城天主教学区(CCSD)表示，学生人数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增长。 “入学人数从2022年9月的58,866名学生增加到2023年9月的61,584名学生，增加了4.6%，我们继续欢迎新生。” CCSD发言人香农·库克（Shannon Cook）表示：“作为亚省最大的公立天主教学区，我们感谢政府提供额外资金来支持我们不断增长的学生群体的多样化需求。” “我们的受托人将继续倡导在我们的基础设施、资金和心理健康/保健等优先领域进行可持续和公平的投资和支持。请参阅我们的《倡导天主教教育》手册了解更多信息。” 责任编辑：齐守善

目前，人工智能初创企业OpenAI推出的聊天机器人ChatGPT在全球引发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热潮。这款聊天机器人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能够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与人类进行自然、流畅的对话，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关注和讨论。 其中，英伟达的超级计算机在ChatGPT的训练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在股市上引发了热烈反响，英伟达市值在2023年5月25日开盘时激增约2000亿美元，创下了股市历史上最大的单日涨幅之一。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JensenHuang）几个月前向投资者透露，该公司已向美国百强企业中的50家出售了类似的超级计算机，这一消息无疑进一步推高了英伟达的股价。截至收盘，英伟达市值已经超过了沃尔玛和埃克森美孚的市值总和，使英伟达成为全球市值第六高的公司。 有行业分析师将黄仁勋的商业地位与19世纪40年代末旧金山著名的勘探物资供应商塞缪尔·布兰南（SamuelBrannan）相提并论。一位华尔街分析师曾表示：“人工智能领域正在上演一场战争，而英伟达是唯一的军火供应商。” 这一系列的动态显示出，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一场革命，而在这场革命中，英伟达凭借其强大的技术和产品实力，正在成为引领这场革命的关键角色。对于英伟达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标志着该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影响力正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01 坚决押注人工智能，从不读科幻小说 黄仁勋是一个有耐心且富有远见的创业者，自1993年与两位同伴在加州圣何塞的丹尼餐厅创立英伟达以来，已经走过了长达三十年的旅程。这位现年60岁，头发已经灰白的创业者，以其独特的幽默和自嘲风格，带领英伟达走向了行业的前沿。 英伟达的核心产品是图形处理单元（GPU），一块搭载强大微芯片的电路板。最初的商业模式是将这些GPU销售给视频游戏玩家，但在2006年，黄仁勋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战略调整，开始向超级计算社区推销GPU。而在2013年，看到学术计算机行业研究的光明前景后，他果断地将公司的未来压在了人工智能上。 尽管人工智能领域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曾多次让投资者感到失望，就连英伟达的首席深度学习研究员布莱恩·卡坦扎罗（BryanCatanzaro）也曾对此持有怀疑态度。但是，十年后的今天，事实证明黄仁勋的决策是正确的。如今，英伟达的GPU正在为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提供动力，包括按需制作电影、为儿童提供辅导以及教授汽车自动驾驶等。所有这些进步都将发生在英伟达的GPU上，黄仁勋在该公司的股份现在价值超过400亿美元。 黄仁勋有一种务实的心态，他不喜欢猜测，也从未读过科幻小说。他从最基本的原理出发，推断出微芯片今天能做什么，然后满怀信心地押注于它们明天能做什么。他说：“我尽我所能不让公司破产，竭尽全力不让自己失败。”当被问及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时，他镇定地表示，他从未对此感到担忧，“它所做的就是处理数据，还有太多其他的事情需要担心。” 黄仁勋对于人工智能的理解深入到了其最本质的原理。他认为，自从IBM在20世纪60年代初引入数字计算以来，其基本架构几乎没有改变，但现在正在重新概念化。他说：“深度学习不是一种算法，而是一种方法，是一种开发软件的新方式。” 今年5月，数百名行业领袖签署了一份声明，将人工智能失控的风险与核战争的风险相提并论。黄仁勋没有在上面签字。有些经济学家观察到，工业革命导致全球马的数量大量减少，他们想知道人工智能是否会对人类产生同样的影响。但黄仁勋坚信，人类的独特性和价值是无法被替代的。他说：“马的职业选择有限。例如，马不会打字。”这句话既是他对人工智能能力的理解，也是他对人类独特价值的坚持。 02 大学同系只有3名女生，靠做好作业抱得美人归 黄仁勋于1963年出生于中国台湾，9岁时便和哥哥前往美国。他们在华盛顿塔科马与一位叔叔同住，后被送往肯塔基州的奥奈达浸信会学院。他们的叔叔误以为这是一所著名的寄宿学校，但实际上，它是一所宗教改革学校。他被安排与一名17岁的室友同住。第一天晚上，室友就撩起衬衫，向他展示打斗留下的无数疤痕。黄仁勋后来回忆道：“学校里的学生都抽烟，我想我是唯一一个没有折叠刀的男孩。”在这样的环境下，黄仁勋教授室友文化课，而后者教他锻炼身体，这促使他每晚都要做100个俯卧撑。 虽然黄仁勋住在这所学校，但他年龄太小，无法上课，所以他去了附近的一所公立学校。在那里，他结识了本·贝斯（BenBays）。贝斯和他的五个兄弟姐妹住在一所没有自来水的老房子里，他说：“学校里的大多数孩子都是烟农的孩子，或者只是住在贫民区的穷孩子。”黄仁勋到来的时候，学校已经开学了，贝斯记得校长介绍了一个身材矮小、留着长发、操着浓重英语口音的亚洲移民。贝斯说：“他是一个完美的欺凌目标。”但他并没有被这些困难击垮，反而培养了坚韧不拔的性格。他说：“当时没有咨询师，你只能自己坚强起来，继续前行。” 几年后，黄仁勋的父母在俄勒冈州定居，他和哥哥随后也搬了过去。黄仁勋在高中时期表现出色，不仅是全美排名靠前的乒乓球运动员，还参加了数学、计算机和科学俱乐部，甚至跳了两级，16岁便毕了业。他后来在俄勒冈州立大学主修电气工程，并在入门课上遇到了洛里·米尔斯（LoriMills），一位认真、书呆子式的女生。黄仁勋称：“那里大概有250个电气工程专业的学生，但只有三个女孩。”尽管黄仁勋觉得自己在争夺米尔斯注意力的竞争中处于劣势，但他通过坚持和她一起学习，最终赢得了她的芳心。 每个周末，黄仁勋都会给米尔斯打电话，请求她和自己一起做作业。他说：“我试图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当然不是因为我的长相，而是因为我完成家庭作业的能力。”六个月的相处后，黄仁勋终于鼓起勇气邀请米尔斯约会。而她也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毕业后，两人一同前往硅谷工作，黄仁勋甚至晋升为了部门主管。几年后，他们的家庭迎来了新的成员，米尔斯选择离开工作岗位，专心抚养孩子。而黄仁勋则一边忙于工作，一边在斯坦福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 03 产品理念与微软不合，创业之初险些破产 1993年，30岁的黄仁勋与两位资深的微芯片设计师克里斯·马拉考斯基（ChrisMalachowsky）和柯蒂斯·普里姆（CurtisPriem）共同创立了英伟达。尽管黄仁勋相对年轻，但他的学习能力让马拉考斯基和普里姆深信他更适合担任首席执行官。他们三人的初衷是设计一款能让竞争对手“嫉妒得眼睛发绿”的图形芯片。公司最初命名为NVision，但后来发现这个名字已被一家卫生纸制造商使用。于是，黄仁勋建议使用“英伟达”（Nvidia），在拉丁语中意为“嫉妒”。 选择丹尼餐厅作为公司的经营地点，黄仁勋解释说，这里的环境相对安静，咖啡价格也亲民，而且他在上世纪80年代曾在俄勒冈州为这家连锁餐厅工作过。他说：“我发现，当我处于逆境中时，我会更好地思考。” 黄仁勋对电子游戏充满热情，并敏锐地洞察到更好的图形芯片市场的潜力。当时，艺术家们开始采用“基本体”形状组装三维多边形来替代手工绘制像素，这一转变节省了时间和精力，但需要新的芯片技术来支持。虽然英伟达的竞争对手选择使用三角形作为基本体，但黄仁勋和他的团队决定采用四边形。然而，这个决策后来证明是一个错误，因为微软宣布其图形软件将只支持三角形，这使英伟达陷入困境。 由于资金短缺，黄仁勋做出了一个重大决策：解雇了50多名员工，并将公司剩余的资金投入到未经测试的微芯片生产上。他说：“机会各占一半，但我们反正要倒闭了，为何不试试？”幸运的是，这场赌博取得了成功。当名为Riva128的产品上市时，尽管公司的资金只够支付一个月的工资，但在四个月内，英伟达卖出了100万颗Riva芯片。 在随后的几年里，黄仁勋鼓励员工保持一种“绝望”的态度来继续生产产品。他在员工演讲的开场白中经常说：“我们公司还有30天就要倒闭了。”这句话如今已成为非正式的公司座右铭。 英伟达位于圣克拉拉的总部中心有两座巨大的建筑，被称为“宇宙飞船”。这些建筑不仅外观独特，其内部设计也十分先进。从沙发、地毯到小便池的防溅装置，都体现了三角形的设计元素。尽管建筑内部空间巨大、光线充足，但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每天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员工出勤。 值得一提的是，在股价飙升之前，英伟达就被员工调查评为美国最佳工作场所之一。公司鼓励员工把他们的办公室当作灵活的空间，在那里吃饭、编程和社交。建筑的顶部设有酒吧，可以让员工有固定的快乐时光。不过，这些建筑的内部是通过摄像头和人工智能进行全天监控的。例如，如果有员工在会议桌旁吃饭，人工智能可以在一小时内派人清理。 黄仁勋对于未来有着宏大的设想：“未来，所有移动的东西都将是自主的。”从丹尼餐厅到“宇宙飞船”总部，英伟达在黄仁勋的领导下走过了一条充满挑战和机遇的道路。而今天，英伟达已经成为图形处理单元（GPU）领域的佼佼者，为人工智能、视频游戏和多个行业提供核心技术支持。 04 自嘲见英特尔如老鼠遇到猫，另辟路径避开强大对手 在英伟达园区的深处，一个无窗的实验室中，质量控制技术人员面色苍白，戴着耳塞，穿着T恤，正在对英伟达的微芯片进行严苛的测试。实验室中充斥着刺耳的噪音，高分贝的风扇试图为过热的硅电路降温，不断发出嗡嗡声。这些微芯片，正是支撑人工智能革命的基石。 在传统的计算机体系结构中，中央处理单元（CPU）是完成大部分工作的核心。编码员编写程序，提交给CPU进行数学问题的计算，每次生成一个解决方案。长期以来，英特尔一直是CPU市场的主导者，多次试图将英伟达挤出市场。黄仁勋将这两家公司的关系比作猫和老鼠的游戏：“我不会去英特尔占优势的任何领域。每当他们靠近我们时，我就拿起筹码逃跑。” 然而，英伟达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1999年，公司上市后不久，便推出了一款名为GeForce的显卡。英伟达的营销主管丹·维沃利（DanVivoli）将其称为“图形处理单元”（GPU）。与通用的CPU不同，GPU采用并行计算的方法，将复杂的数学任务分解成更小的计算并一次性处理。形象地说，CPU的功能就像一辆送货卡车，一次投递一个包裹，而GPU则更像是遍布城市的摩托车车队。 GeForce系列的巨大成功得益于视频游戏《雷神之锤》的推动。这款游戏使用并行计算来渲染玩家可以用榴弹发射器射击的怪物，吸引了无数PC玩家的目光。为了获得更好的游戏体验，玩家们纷纷购买新的GeForce显卡。2000年，斯坦福大学计算机图形学的研究生伊恩·巴克（IanBuck）更是将32张GeForce显卡连接在一起，用8台投影仪玩《雷神之锤》。他兴奋地说：“这是第一款8K分辨率的游戏设备，它占据了一整面墙。实在是太美了。” 巴克的好奇心驱使他进一步探索GeForce显卡的潜力。他发现这些显卡附带了一个名为着色器的原始编程工具。在美国国防部下属研究机构DARPA的资助下，巴克成功地破解了着色器，访问了下面的并行计算电路，将GeForce重新用于一台低预算的超级计算机。不久之后，巴克便加入了黄仁勋的团队。 作为一名计算机科学专家，巴克在过去的20年里一直致力于测试英伟达芯片的极限。自2004年起，他监督了英伟达超级计算软件包Cuda的开发工作。黄仁勋的愿景是让Cuda能够在每张GeForce上运行，“我们正在让超级计算大众化。” 与此同时，英伟达的硬件团队在微芯片上为超级计算操作分配了空间。这些芯片内部包含数十亿个电子晶体管，通过迷宫般的电路传递电流以完成高速计算。首席芯片工程师阿尔琼·普拉布（ArjunPrabhu）将微芯片设计比作城市规划，芯片的不同区域专门用于不同的任务。他笑称：“我经常在周五晚上梦见最好的点子！” 然而，当Cuda在2006年底发布时，华尔街对此表示失望。尽管黄仁勋将超级计算带入了大众视野，但当时的市场对此并不感冒。硅谷热门播客“收购”(Acquired)的联合主持人本·吉尔伯特(BenGilbert)评论道：“他们在这种新的芯片架构上花了一大笔钱。他们花了数十亿美元瞄准学术和科学计算一个鲜为人知的角落，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尽管如此，黄仁勋坚信Cuda的出现将推动超级计算领域的发展。遗憾的是，这一观点并未得到广泛认同，到2008年底英伟达的股价下跌了70%。 在黄仁勋回忆中，那次访问台湾大学物理学教授邱廷伟办公室的经历，仿佛成为了他信心的一股源泉。为了更深入地探索宇宙大爆炸后的物质演化，邱教授竟在他办公室附近的实验室里自行搭建了一台超级计算机。当黄仁勋走进那个实验室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GeForce显卡的盒子堆满了实验室，而电脑则是由桌上的风扇来进行冷却的。邱教授深情地表示：“黄仁勋是个有远见的人，他让我毕生的事业成为可能。” 虽然邱教授对英伟达的技术给予了高度评价，但这样的客户在当时并不多见。2009年，Cuda的下载量达到了一个高峰，但随后连续三年都呈现出下滑的趋势。这样的市场反馈，让董事会的成员们倍感压力，他们担心英伟达的股价持续低迷会使其成为其他企业收购的目标。董事会的吉姆·盖瑟（JimGaither）表示：“我们竭尽全力保护公司不受激进股东的影响，他们可能会进来试图分拆公司。”前NFL营销主管道恩·哈德森(DawnHudson)于2013年加入董事会，他称“这是一家明显平淡、停滞不前的公司”。 为了扩大Cuda的应用范围，英伟达开始寻找各种可能的客户，包括股票交易员、石油勘探者和分子生物学家等。让人有些意外的是，英伟达曾与通用磨坊（GeneralMills）签署过一项协议，模拟烹饪冷冻披萨的热物理过程。但在当时，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并没有被英伟达过多地考虑，因为当时的市场认为这一领域并没有太大的商业价值。 05 AI教父辛顿帮助打开显卡销路，迎来范式转变 在21世纪头十年，人工智能还是一个被学术界和企业界所忽视的学科。在图像识别和语音识别等基本任务上，人工智能的研究进展都十分缓慢。而在这个已经被冷落的学术领域中，神经网络的研究更是被视为一个偏门。许多计算机科学家对神经网络持有怀疑态度。深度学习研究员卡坦扎罗回忆说：“我的导师不鼓励我研究神经网络，因为在当时，它们被认为是过时的，而且没什么用。” 但总有一些人对神经网络充满了信心，卡坦扎罗将他们称为“荒野中的先知”，其中一位就是多伦多大学的教授杰弗里·辛顿（GeoffreyHinton）。2009年，辛顿的研究团队使用英伟达的Cuda平台来训练神经网络，以识别人类语言。他对实验的结果感到非常满意，并在那年年底的一个学术会议上公开展示了这些成果。随后，他主动联系了英伟达。辛顿笑着说：“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瞧，我刚刚告诉一千名机器学习研究人员，他们应该去买英伟达的显卡。你能免费送我一个吗?’但他们拒绝了。” 尽管英伟达没有满足辛顿的要求，但辛顿还是强烈推荐他的学生们使用Cuda平台。其中一位乌克兰的学生亚历克斯·克里切夫斯基（AlexKrizhevsky）被辛顿誉为可能是他见过的最出色的程序员。2012年，克里切夫斯基和他的研究伙伴在预算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从亚马逊购买了两块GeForce显卡。随后，他开始使用英伟达的并行计算平台来训练一个用于视觉识别的神经网络，并在一周内为它提供了数百万张图像进行训练。辛顿回忆说：“他的卧室里有两块GPU电路板在呼呼作响。实际上，是他的父母为他支付了相当可观的电费。” 苏茨凯弗和克里切夫斯基对这些显卡的性能感到惊讶。那年早些时候，谷歌的研究人员训练了一个神经网络来识别猫的视频，这项工作需要大约16000个CPU。而苏茨凯弗和克里切夫斯基只用两块英文i大电路板就产生了绝佳的结果。苏茨凯弗称：“GPU出现了，感觉就像一个奇迹！” 克里切夫斯基在父母家里训练的神经网络AlexNet，现在可以和莱特飞行器和爱迪生灯泡相提并论。2012年，克里切夫斯基让AlexNet参加了ImageNet年度视觉识别大赛。当时，神经网络并不受欢迎，以至于他是唯一一个使用这种技术的参赛者。AlexNet在比赛中得分非常高，以至于组织者最初怀疑克里切夫斯基是否作弊了。辛顿说：“那是一种大爆炸的时刻。这就是范式的转变。” 在那之后的十年里，克里切夫斯基对AlexNet架构的描述被引用了超过十万次，使其成为计算机科学史上最重要的论文之一。克里切夫斯基开创了许多重要的编程技术，但他的关键发现是，专门的GPU训练神经网络的速度可以比通用CPU快100倍。辛顿说：“如果没有Cuda，要进行机器学习就太麻烦了！” 06 坚信神经网络将彻底改变社会，英伟达实现转型 黄仁勋引领的英伟达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崛起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故事。ImageNet竞赛的参赛者们纷纷转向神经网络，到2015年，GPU训练的神经网络在图像识别上的准确率已经达到了惊人的96%，超越了人类的水平。这一切的成功，验证了黄仁勋过去十年所倡导的“超级计算机民主化”运动的正确性。此时的他思索着，神经网络将对整个社会带来怎样的深刻变革，而他手中的Cuda，无疑是这场变革的关键硬件支撑。 在黄仁勋看来，神经网络将彻底改变社会，他可以利用Cuda垄断必要硬件的市场。他宣布他再一次把赌注押在公司身上。英伟达副总裁格雷格·埃斯蒂斯（GregEstes）回忆称：“他在周五晚上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一切都将转向深度学习，我们不再是一家图形公司。到了周一早上，我们就成了一家人工智能公司。真的，就是这么快。” 就在黄仁勋发邮件的时候，他带着一个思想实验找到了英伟达首席人工智能研究员卡坦扎罗。后者称：“他让我想象一下，他把英伟达的8000名员工都赶到停车场。然后告诉我，我可以自由地从停车场选择任何人加入我的团队。” 尽管黄仁勋在公众面前保持低调，但他对公司的日常管理却充满了热情和参与度。他不喜欢传统的公司结构，更倾向于一种灵活、无固定部门和等级制度的管理方式。员工每周都会提交一份清单，列出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五项任务，而黄仁勋则鼓励简洁明了的沟通方式。 黄仁勋的领导风格独特且充满了紧张感。他经常在公司园区内走动，随时可能停在某个初级员工的办公桌前，询问他们的工作进展。这种突如其来的关心，使得每位员工都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工作状态。行业分析师汉斯·莫斯曼（HansMosesmann）说：“在硅谷，很多人习惯于通过编造借口来逃避责任，但在黄仁勋面前，这样的做法行不通。如果你这样做，他会发火的。” 黄仁勋与员工的沟通方式也很特别，他每天都会发送数百封电子邮件，有时内容只有简单的几个字。这种独特的沟通方式在公司内部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一位高管将这些电子邮件比作俳句，另一位高管将其比作勒索信。他的管理哲学中充满了各种他经常引用的格言。例如，他要求员工在安排工作时考虑“光速”，即追求完成任务的绝对最快速度。这并不仅仅意味着快速行动。相反，员工应该考虑完成一项任务的绝对最快速度，然后朝着可实现的目标努力。他还鼓励员工探索那些没有竞争对手、甚至没有明确客户的“零亿美元市场”，比如Cuda。 也许黄仁勋最激进的信念是“必须分享失败”。2000年初，英伟达推出了一款有问题的显卡，风扇声音很大。黄仁勋没有解雇显卡主管，而是安排了一次会议，让经理们向几百人介绍他们做出的导致这次惨败的每一个决定。在英伟达，向观众展示自己的失败经历已成为一项受人喜爱的仪式，但这种企业斗争会议并不适合所有人。迪克斯说：“你可以马上看出谁能在这里坚持下去，谁不能。” 尽管有时被批评为反复无常和难以相处，但黄仁勋的这种管理风格却为公司培养了一种特殊的凝聚力。许多员工表示，尽管与黄仁勋的合作有时像“把手指插到插座上”一样令人紧张，但他们也深深感受到了他对公司的热爱和对使命的执着追求。这种情感也使得英伟达的员工留存率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 07 很快会有AI模型在智能上胜过人类？ 在英伟达与前沿研究机构OpenAI的紧密合作下，人工智能的历史正在被不断刷新。大约在2016年，英伟达向OpenAI交付了其首台专用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DGX-1，这一交付仪式颇具戏剧性：黄仁勋亲自带着这台超级计算机来到了OpenAI的办公室，而当时OpenAI的董事长埃隆·马斯克（ElonMusk）则用切纸机打开了包裹，这一瞬间仿佛象征着人工智能的新纪元由此开启。 2017年，谷歌的研究人员推出了Transformer这一全新的神经网络训练架构。仅仅一年后，OpenAI的研究团队便利用谷歌的这一框架，建造了第一个“生成式预训练转换器”，简称为GPT。值得一提的是，GPT模型正是在英伟达的超级计算机上接受了训练，通过吸收大量文本，它学会了如何建立与人类相似的联系。2022年末，在经历了数次的迭代升级后，ChatGPT终于向公众发布，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关注和讨论。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英伟达的人工智能芯片开始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该公司最新推出的人工智能培训模块DGXH100，是一个重量达到287.6磅（约合130千克）的金属盒子，其价格可能高达50万美元。尽管如此，这款产品目前已经脱销了几个月。DGXH100的运行速度是训练ChatGPT的硬件的五倍，可以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内完成AlexNet的训练，其强大的计算能力令人惊叹。英伟达预计到今年年底将售出50万台这种设备，这无疑进一步巩固了其在人工智能硬件领域的领先地位。 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展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甚至它们的创造者都对其潜力感到惊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英伟达的硬件将用于训练各种类似的人工智能模型，它们不仅可以管理投资组合、驾驭无人机、模仿逝者的声音、充当自主机器人的大脑、创造出基因定制的药物，还能谱曲或写诗等。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很快就会有这样的人工智能模型在智能上胜过人类，开启一个全新的智能时代。 黄仁勋持有一个雄心壮志的愿景：将公司的计算机图形研究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研究相结合。他预测，图像一代的人工智能在不久的将来会变得非常复杂，以至于能够渲染出三维的、栩栩如生的世界，并在其中填充看似真实的人物。同时，具备语言处理能力的人工智能将能即时翻译语音指令，打破语言障碍。 黄仁勋表示：“未来的编程语言将是‘人’。”他设想，当这些技术与光线跟踪技术结合时，用户将能够叙述整个宇宙的存在，这一创新的想法无疑将重新定义我们与技术的互动方式。黄仁勋期望通过这种我们世界中的“数字双胞胎”来安全地训练机器人和自动驾驶汽车，这将为我们创造一个更安全、更高效的未来。此外，与虚拟现实技术结合，Omniverse还可能让用户生活在定制的现实中，这将进一步模糊现实与虚拟的界限。 英伟达的高管们正在推进曼哈顿计算机科学项目，但对于创造超人智能是否明智的问题，他们表现出了一种几乎是质疑的态度，仿佛是在被问及洗衣机的效用一样。 关于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风险，如将来可能会杀人，英伟达的首席人工智能研究员卡坦扎罗反驳称：“每年都有人死于电击。”他并不否认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但强调应关注其更大的益处。对于人工智能是否会消除艺术的问题，英伟达的软件部门负责人迪克斯则回应：“它会让艺术变得更好！” 然而，当谈到人工智能是否会变得有自我意识时，黄仁勋给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答案：“为了让你成为一个生物，你必须有意识。你必须对自己有一些了解，对吗？我不知道这会在哪里发生。”这个问题无疑引发了人们对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深思。

图：省府称，安省科技馆董事会已于2023年4月通过投票，支持搬迁。图为安省科技馆。（加通社） 【2023年11月30日讯】（记者周行多伦多报导）根据安省政府周三公布的一份商业分析，将安省科技馆迁至安省游乐宫（Ontario Place），估计比修复该中心节省超过2.5亿元。 当天，安省基础设施厅长苏尔马（Kinga Surma）在一份声明中说，按政府的承诺，安省基础设施局（Infrastructure Ontario）发布了将科技馆迁至游乐宫的商业个案分析。 “该商业分析支持政府对安省游乐宫最初的愿景，即将基于科学的计划带到多伦多市中心，作为一个新的世界级景点的一部分，它将提供一系列适合家庭的全年性活动。”苏尔马说。 该分析表明，与将科技馆留在原地的成本相比，搬迁的方案将在50年内节省2.57亿元，并且将有更大的展示空间。 省府称，安省科技馆董事会已于2023年4月通过投票，支持搬迁。 由第三方机构Pinchin Limited做的分析确定，科技馆现有的设施已有50多年历史，需要至少4.78亿元的资本投资，来修复和更换过时的设施。去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表明，现有的科技馆将在3到5年内达到其设计使用寿命。 该分析报告称，科技馆“在现状条件下不可持续，并且处于运营危机中”。中心的建筑结构已年久失修，维护成本不断上升，并且经历了参观人数下降、收入下降和运营补贴停滞的长期趋势。 相关的成本比较是基于未来50年，涉及与设计、施工、展览现代化、运营和维护相关的项目总成本。 该分析由安省基础设施局与外部顾问共同完成，除了Pinchin Limited外，还包括处理财政和经济影响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分析报告称，关于资金节省的数字属于保守估计，实际上的节省可能会更高。 今年4月，基础设施厅长已引用“商业案例分析”作为迁移科技馆的理由，但政府一直没发布分析报告。 安省基础设施局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林赛(Michael Lindsay)周三表示，报告推迟发布，是因为涉及机密信息和法律问题。 新址展览空间更大 位于安省游乐宫的新址计划于2028年开业，其占地将是目前科技馆的一半。不过，省政府表示，尽管总体占地面积较小，但展览空间将会更大。 省府称，科技馆现时的设施陈旧，可提供节目用途的活动空间只有 25%。 迁址游乐宫后，新的科技馆预计每年有多达...

高达528米的“中国尊”，正式名称为中信大厦，是北京最高建筑，也是中信集团总部所在地。来源：视觉中国 11月28日，中国华融发布公告：将于12月15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表决变更公司名称议案。据此前公布的方案，中国华融（ChinaHuarong）基于“整体战略规划及定位”，“提升品牌影响力”等因素，拟更名为中信金融资产（CITIC FinancialAMC）。 中国华融试图与过去的自己完全划清界线。原有司徽亦摒弃不用，更名后将挂上现任大股东中信集团的标志。 毕竟，“中国华融”四个字背负的，是前总裁赖小民的深深烙印。 家中搜出3吨现金，累计收受17.88亿元财物，为“建国以来腐败案件之最”，这是赖小民案的几个标签。财经杂志还曾引述关于赖小民“三个100”的说法：100多套房，100多个关系人，100多个情人。 2018年4月17日，赖小民被通知前往与中国华融总部一街之隔的（原）银保监会“开会”，被有关部门当场带走。该月底发布的，也是赖小民亲自审议通过的财报显示，截至2017年底，中国华融资产规模达到1.87万亿，位列AMC行业首位。 这成为2018年3月国家监委成立之后正式办理的第一个金融大案。10月15日，赖小民被双开，他当场说：“怎么处分（我）都不为过。” 2021年1月5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贪污、重婚罪判处赖小民死刑。赖小民不服。后续节奏加快，21日二审驳回上诉，29日时年59岁的赖小民被执行死刑，成为十八大之后首个因贪腐被执行死刑的国家高级工作人员。 第二天，2021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措辞严肃：“通过一次明刑正法的死刑执行，赖小民案彰显正风反腐决心。” 在此前，中国华融乃至整个AMC行业，其实并没有太多被行业之外所熟悉。赖小民案之后，中国华融开启了大刀阔斧的牌照出清，随着这次更名，在中国AMC“江湖”纵横20多年的中国华融最终成为历史。 当然在奔腾的时代汪洋面前，这只是一朵小浪花。 谁是AMC？从万亿级“国家杠杠”起步 中国华融到中信金融资产的更名，有一点值得关注——新的英文名称CITIC Financial AMC，相较于之前的ChinaHuarong，特别强调了“AMC”的身份。 AMC是英文Asset ManagementCompany（资产管理公司）的简称。但要知道什么是AMC，不能仅看名字，必须了解中国金融业、银行业的历史。 从1978年到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分立开始，中国银行业在逐步走出原有的行政体制、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无法回收或者难以回收的不良贷款。 到1998年、1999年，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已经高达33%和41%。同时，在世纪之交这几年，新的风险因素开始叠加： 国际上，东南亚金融风暴的警示，让当时国内相对脆弱的金融体系的风险进一步暴露，中国申请加入WTO谈判正在艰难进行之中，各项特别是金融开放的承诺也在议程之中；国内，98洪灾、国企改制、下岗潮、住房改革、通货紧缩……都让解决高额不良贷款，构建更加“健康”、真正“商业化”的银行体系迫在眉睫。 一场“国家级的债务重组”拉开帷幕。 逻辑非常简单：如果贷款无法收回，那么把这些“不良资产”从银行手里买下来，银行不就能甩掉历史包袱，轻装上阵，迈向21世纪了吗？。 谁来买？ 1999年3月“两会”，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建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负责处理银行原有的不良信贷资产，对银行新增贷款质量实行严格的责任制”。 AMC（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由此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1999年，信达、华融、长城、东方四家AMC相继成立。四大AMC分别一对一、原价接手建行3730亿、工行4077亿、农行3458亿、中行2674亿不良贷款。此举一次性降低了四大行近1.4万亿的不良贷款，不良率整体降低了近10%。 钱从哪来？ 财政部作为唯一股东，向四大AMC分别注资100亿元，同时中央财政担保四大AMC在央行获得6041亿元贷款；四大AMC同步向四大行和国开行发债8110亿元，以此“凑足”购买不良贷款的资金。 这是个万亿级的“国家杠杠”：四大行的不良资产从账面上消失，转化为四大AMC的债务。2002年3月，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宣布，到2001年底为止，中国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降到25.37%。 每日经济新闻曾经采访东方资产原总裁梅兴保，他回忆：由于最早四大AMC的员工都来自对应的银行，“快接收、快处置、处置完后回银行”成为当时普遍的想法。 2004年1月29日，华融资产郑州办事处与工商银行同用一栋办公楼，从此也可见二者的渊源。来源：视觉中国 但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四大AMC要处理这些银行也束手无策的陈年旧账并非易事，何况这些不良资产很多来自计划经济转型市场经济时期，不仅有大量政企不分时代的历史贷款，而且部分国有企业早已负债累累，甚至在改革中消失。 以中国华融为例，从成立到2005年9月，累计处置不良资产2238.0亿元，回收现金455.2亿元，回收率仅20.34%——这还没有计算回收成本。实际上，到这个阶段，四大AMC普遍处于严重亏损的状态，而且还要偿还央行、四大行的贷款授信。 东方资产原总裁梅兴保在前述采访中也谈及了当时一些情况：由于四大行在股份制改造后人事制度发生变化，四大AMC的员工“回”到银行变得困难。同时，四大行最后一次福利分房在即，人心浮动。 2005年梅兴保出任东方资产总裁，谈到当时的管理思路：“公司的经营要搞上去，效益要上去。没有效益，其他无从谈起。” 更何况，按照最初的规划，四大AMC只存续十年——用十年时间，消化万亿债务。十年之后，怎么办？ AMC何来巨大能量？手握众多金融牌照的“金主” 十年之后，赖小民出场了。 赖小民此前一直在金融监管部门工作，一路顺风顺水。他17岁考入江西财经学院，21岁大学毕业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在“干部年轻化”的大潮下，24岁成为副处长，32岁成为处长，35岁就成为中国人民银行信贷管理司副司长，步入“高级干部”行列。 2003年4月，（原）银监会组建，赖小民也参与其中，随后出任第一任北京银监局局长、党委书记。 在走马上任华融资产总裁之前，他是（原）银监会办公厅主任、首席新闻发言人——赖小民口才非常好，经常公开脱稿演讲。即便是被宣布双规的当天，他在认罚的同时，还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出来的”。 2009年1月19日，赖小民出任华融资产总裁。 这一年，他已经47岁，长期从事监管工作的他，非常清楚AMC当时的困境——不良资产处置的任务已经完结，下一步该怎么走？ 2011年，赖小民曾经接受凤凰网专访，他说得很直白：“第一，不良资产处置政策性业务没了，断奶了，何去何从，往哪儿走？陷入迷茫之中，困难之中。第二，经营压力非常大，盈利能力非常弱。” 赖小民说：要“以利润论英雄”。他还说：“我过去都在银监会、人民银行，几万块钱，十来万（工资）我都要拿的，现在到这里（华融资产），企业呢，收入方面比过去好多了，高多了，所以我说我很满足了。” 但他并没有真的满足，华融资产和赖小民自己，也由此走上了不归路。 位于北京金融街核心位置的中国华融总部，这里距离（原）银监会一街之隔。来源：视觉中国 四大AMC在金融市场上的巨大能量，来自央企的信用背书，来自其能够跨越经济周期的巨大体量（很多民营企业就倒在经济周期上），来自“便宜”的资金成本（无论是银行授信还是自行发债），来自上一轮金融行业整体的“狂飙突进”。 但最基础的能量，来自牌照。 2005年前后，财政部开始逐步允许四大AMC进行商业化探索——但商业化业务要自负盈亏。无论是考虑到“为国化债”的需要，还是公司生存，叠加当时的金融监管环境和处置不良金融机构的“便利”，四大AMC开始掌握不良资产处置之外的金融牌照。 例如2023年刚在上交所主板上市的信达证券，成立于2007年。牌照和起步团队，就来自2004年信达资产托管出险券商汉唐证券和辽宁证券。华融证券同样成立于2007年，前身是华融资产托管的“德隆系”问题券商德恒证券、恒信证券。 掌握更多的金融牌照，就能参与更多的金融业务。赖小民接任总裁时，华融资产已经拥有华融证券、华融信托、华融金融租赁牌照。 赖小民上任后，无疑又加速了这一进程： 2009年，重组珠海市横琴信东房产实业开发公司，设立地产公司华融置业。2010年，重组湖南株洲、湘潭、衡阳、岳阳市商业银行和邵阳市信用社，成立华融湘江银行；同年，完成对海南星海期货经纪有限公司的重组，并设立华融期货；与重庆地方融资平台合资设立私募基金公司华融渝富。 2011年，华融资产开始启动股份制改革。 第二年“中国华融”正式挂牌成立，这代表着角色的转变——从政策性金融机构，正式成为市场化金融主体。2013年，华融国际在香港成立，成为中国华融境外发债募资、投资的主体。华融国际先后在2015年、2016年买下两只港股壳股，更名为华融金控、华融投资，前者持有香港金融1、4、6、9号牌照，后者主要从事股权投资。 到2015年在港交所上市时，中国华融也不再只依靠“辛苦”的不良资产处置，成长为手握众多金融牌照的巨大“影子银行”。 本质上，中国华融这时候已经成为金融市场上最有分量的角色：“金主”——这也是众人磨破赖小民门槛的原因所在，当然，他们不能空手而来。 正如赖小民后来忏悔：“金融行业天天跟钱打交道，而且接触的老板都是动不动几个亿、几十个亿、上百亿的，给你点钱对他来说小菜一碟，自己来说，觉得我支持他这么大，都是帮他发展起来了，我自己也是觉得很正常的了。” 拿人钱财，与人资金，用华融国际原董事长汪平华（亦被查）的话说，都是“老赖一支笔”说了算。这时候风控就不那么重要了。 没有了华融，但逆周期的不良资产生意还在 2021年4月1日，中国华融在港交所发布公告，因不能按时提交2020年报而停牌。当年8月18日，中国华融发布“盈利警告”。8月29日，2020年报姗姗来迟，中国华融在2020年确认资产减值损失1077.55亿元，集团净亏损1062.74亿元，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亏损1029.03亿元。 如果做个简单计算，中国华融2020年每天亏掉2.8亿。 更让外界震惊的是：前一年，也就是2019年财报，中国华融的净利润还是14.24亿人民币。就在这份惊天巨亏的2020年财报发布后几天，2021年8月31日，中国华融按时发布2021年半年报，利润竟有16.24亿人民币。 财务上，中国华融把巨亏全部放在了2020年。 这也意味着，随着2021年初赖小民的伏法，中国华融在2020年财报中一次性“计提”了赖小民留下的“窟窿”——对于赖小民的接任者而言，这样的“快刀斩乱麻”是无奈之举，也是“最优”选择。 对此，中国华融在财报中直言：“2020年因大量确认减值形成严重亏损，这是赖小民时期累积存量风险的集中体现，也是公司发展史上永远要汲取的惨痛教训。” 实际上，赖小民被查以来，对中国华融，乃至四大AMC“回归本源，聚焦主业”已经是核心的监管思路。 只是对于中国华融而言，由于千亿巨亏，改造得要更彻底一些： 一方面是引入中信集团这个大股东。 2022年1月4日，中国华融复牌，同时公告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增资420亿元人民币。虽然金额不及之前一次性计提的亏损一半，但新股东名单却非常亮眼：中信集团、中保融信私募基金有限公司（国寿、平安人寿为一、二大股东）、中国信达、工银投资。此时，中国华融的大股东依然是财政部。 同年3月，财政部启动用其持有的中国华融3%的股份，向中信集团增资。当月，中信系人马入主华融，中信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刘正均出任中国华融党委书记，董事长；中信集团财务部副总经理朱文辉出任党委委员、副总裁、财务总监。 而赖小民被查后出任中国华融“看守内阁”一把手的王占峰，调任中国东方党委书记、董事长。 2023年初，财政部3%的股权转让过户登记完成，中信集团对中国华融持股比例升至26.46%，正式成为第一大股东。 今天，打开中国华融官网，在领导团队十人名单中，来自中信集团的就有五人，而真正经历过赖小民时代的华融系高管，只有总裁助理高敢一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华融更名中信金融资产顺理成章。 另一方面是出清牌照。 2023年11月15日，中国华融在港交所公告了阶段性的“成果”：中国华融挂牌转让旗下实控的8张牌照。截至公告日，已售出华融中关村不良资产交易中心、华融消费金融、华融证券、华融湘江银行、华融信托5家牌照公司。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中国华融出售牌照公司情况。来源：公司公告，作者绘制 回归主业是硬性要求，回笼资金也确实能缓解一时之需。而且对于改头换面的“中信金融资产”，背靠中信集团这个全牌照的金融航母，这些牌照也确实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了。或者说，中信集团自此补足了一张全国AMC牌照。 不良资产业务本就是一门逆周期的生意，摆在未来中信金融资产面前的是本轮房产下行周期带来一轮新“机遇”： 11月21日，融创中国发布公告，中国华融将向融创的上海亚龙项目提供34.8亿元借款。“保交楼”也有钱可赚。

2020年9月，王淑敏旗下的北摩高科（002985.SZ）公告以3.76亿元现金的对价，收购阎月亮持有的北京京瀚禹电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下称“京瀚禹”）51%股权。京瀚禹此前为北摩高科供应商。如今，这对昔日的生意伙伴，却上演了一出抢公章的闹剧。 《华夏时报》记者获悉，2023年10月9日下午1点左右，北摩高科总经理张天闯和副董事长王飞，带领七八名壮汉，强行撞开了京瀚禹办公区的玻璃大门，将京瀚禹总经理助理张禹按倒在地，拿走了京瀚禹的公章和营业执照。 张天闯和王飞的另一个身份是北摩高科董事长王淑敏的女婿、女儿；张禹的另一个身份则是京瀚禹创始人阎月亮的儿子。 对于抢公章的原委，阎月亮方面和王淑敏方面各执一词，成为了罗生门。 抢公章罗生门 京瀚禹成立于2008年7月，创始人阎月亮持有京瀚禹95%股权，张禹持股5%。10多年来，母子俩经营着元器件检测筛选服务的生意。 被收购后，阎月亮仍然任京瀚禹的法人代表、总经理。 据张禹爆料，2023年10月9日下午，北摩高科张天闯和王飞，带领七八名壮汉，强行撞破京瀚禹办公区的玻璃大门，玻璃碎片散落了一地。 张禹阻拦并报警。警察到场后，张禹和北摩高科的一部分人被警察叫到一间办公室进行问询。 在警察问询期间，北摩高科的另一部分人进入了京瀚禹法人代表的办公室，叫嚷着要求工作人员打开保险箱，并把公章和营业执照带走。 张禹听到门外的吵闹声，冲出门去试图夺回公章和营业执照，争夺中，北摩高科方面四五个大汉将其按在地上殴打。后经医院诊断，张禹轻微伤。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拿到公章和营业执照后，10月10日，北摩高科方面就将京瀚禹的法定代表人由创始人阎月亮变更为刘斌。刘斌为京瀚禹副总经理。同时解除了阎月亮的总经理职务，并辞退和阎月亮相关的人员。 对于抢公章一事，北摩高科董事长王淑敏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阎月亮以关联交易的名义，去年向他们在西安自己公司转款，今年又要转。8月份左右，由于财务总监不同意这些违规操作，阎月亮方面将他开除了。9月1日起，我们收购他们到三年了，正好按照程序董事会换届，董事长到那去宣布董事会换届、换法人，相关的公章交给监事会，他们就不干了。” 对于公章和营业执照的去向，王淑敏表示，京瀚禹现在的监事会把公章和营业执照都收在保险柜里。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摩高科收购京瀚禹之后，京瀚禹董事会设三名董事，北摩高科提名2名董事，阎月亮提名1名董事。收购后，有阎月亮签字的公司章程显示，董事会对所议事项应由二分之一以上的董事表决通过方为有效。这也意味着，阎月亮对北摩高科方面提议的事项，即便投了反对票，也无法阻止其获得董事会通过。 10月12日起，北摩高科方面撤换掉京瀚禹原来的保安，阎月亮、张禹等无法正常出入京瀚禹。 10月11日、12日，在当地镇政府的主持下，双方做过三次交涉，两次在公司，一次在镇政府。阎月亮要求，按照业绩承诺协议履约，并经营到业绩承诺期满，同时一并归还公章。对于这一要求，北摩高科并没有同意。张禹向记者表示：“王淑敏说公章不可能还你，我们现在就要接管公司，阎月亮在京瀚禹剩余的股份，待评估机构估价后我们进行收购。” 对于收购剩余股权一事，王淑敏对记者表示：“阎月亮起初，想让我们作价20亿收购她和她儿子剩余的股权，我说这得经过评估机构的评估，后来她们又说还要留10%的股权，谈到最后又说要留5%的股权，进场的PE机构看她这么闹腾不同意再留股权，要收就全收，要么就安静地做个股东。” 在此期间，双方均多次报警，警方出警十几次，但王淑敏与阎月亮之间的矛盾并未解决。 据了解，“张禹被盗案”一案已由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沙河派出所受理。记者近日联系上沙河派出所陈姓所长，其听明记者采访问题后，称“我们有规定不能接受采访”，随后挂断了电话。 北京合弘威宇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魏景峰律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冲突因系经济纠纷引发，故公安机关一般不会按照刑事犯罪立案，除非伤害致人轻伤以上，或者损坏财物5000元以上。轻伤以上按照故意伤害罪论处，毁坏财物5000元以上按照故意毁坏财物罪（需要鉴定）论处。 不过，魏律师还表示，抢夺公章行为、打人行为、毁坏财物行为以及扰乱公司秩序行为，均为法律所禁止，均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当当李国庆抢夺公章案就是典型。 据北京朝阳公安分局通报，2020年7月7日，李国庆纠集他人，在朝阳区静安中心某公司办公场所内，采取强力开锁、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等方式扰乱了该公司正常工作秩序。朝阳公安分局对李国庆等4名违法行为人依法行政拘留。 北京隆义增峰律师事务所蒋冬林律师表示，如果被收购一方按公司章程或双方协议决议安排，一直实际管理公司，即对公司印章证照形成合法占有，在双方没有达成新的章程或协议决议，也没有生效裁判文书确定公章证照移交或返还的情况下，另一方派人强行闯入公司办公场所，夺走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的公章、证照等材料，是扰乱生产经营秩序、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情节严重的，构成刑事犯罪，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应给予治安处罚。对于殴打他人致轻微伤的行为，应对行凶者一并予以治安处罚。 曾两度被上市公司相中但收购未成 北摩高科对京瀚禹的收购，是一笔物有所值的买卖。收购后，京瀚禹的经营业绩相当靓丽。 资料显示，2021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56亿，实现净利润2.61亿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4.44亿元，实现净利润1.57亿元；2023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95亿元，实现净利润6397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京瀚禹在卖给北摩高科之前，曾两度“卖身”未遂。 2018年11月5日，苏州固锝发布公告，公司拟以发行股票和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京瀚禹100%股权。 在公告中，苏州固锝表示，京瀚禹为军用元件第三方检测领域的龙头企业之一，公司专注于电子元件制造领域，双方具有较好的产业协同性。成功收购标的公司，将使公司进入军用元件检测领域，并有助于公司进一步开拓军用元件制造市场，大幅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但最终并未成功。2018年12月11日，苏州固锝发布公告，因部分条款最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苏州固锝决定终止对京瀚禹的收购。 在一次失败后，京瀚禹并未放弃“卖身计划”，而是继续寻找买家。 2019年12月27日，康达新材与阎月亮、张禹于签署了框架协议。康达新材拟逐步实现对京瀚禹的参股、控股以及整体收购，最终取得京瀚禹100%的股权。2020年2月28日，康达新材公告以7000万的现金收购阎月亮持有的京瀚禹8.5055%股权。 阎月亮承诺，2020年、2021年、2022年京瀚禹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税后净利润分别为9200万元、1.06亿元、1.22亿元。 2020年8月1日，康达新材发布的《终止收购和回购股权》的公告。因京瀚禹2019年度净利润为7441.59万元，扣非净利润为7422.87万元。没有达到框架协议中约定的2019年扣非净利润不低于8000万的要求，触发了相关回购的条件。康达新材要求阎月亮回购其所持的京瀚禹8.5055%股权。上述股权最终在8月11日完成过户。

这个冬天，越来越多30岁左右的年轻人，选择彻底离开互联网，离开北京。他们大多在2018年到2020年间，被“互联网红利”所吸引，只身来到北京，成为“互联网北漂”，寻找赚钱的机会。但是，当了三五年“大头兵”，他们想要在互联网更进一步的时候，财富的风口停下了。 这些听着上市、股票、期权、财富自由的故事进入互联网行业的人，大多处在一种尴尬的状态，时代的丰厚奖励已经被更早入行的前辈们尽数瓜分，在新的形势下，对他们来说，保住工作都变成了一种奢望。 站在30岁的当口，他们开始重新审视工作和生活。互联网不再让他们遐想，北京也不再让他们留恋，这些为红利而来的人，终究选择离开，成为互联网北漂的“最后一代”。 赶在30岁之前，离开北京 离开北京，比想象中匆忙。 在这个城市读书、工作10年，李尹峰设想过很多种离开的情境，比如留出一个月的空余时间，把北京的大小景点全看个遍，再和朋友们一一吃饭、道别。那个时候的他，应该“已经月薪三万”，回老家的状态，是轻松的、自如的。 但在今年10月，他只花了两天时间，就结束了这一切。 308.5公斤行李，从北京寄往杭州，只需要花费700块。“我的青春，重达308.5kg。再见了，北京；再见了，青春。”在社交平台上留下这句话后，他连夜坐高铁离开，火速住进刚刚找好的一个出租屋里，“几乎是匆忙逃窜”。 离开本不需要如此紧迫。李尹峰今年30岁，在北京做了5年程序员。去年底，他被裁员了，换了一个工作，没干多久，到今年4月，又一次被裁了。原本，他心态还不错，打算一边看机会，一边搞搞副业，身边有靠投资股市赚钱的人，他也学着去炒股。三个月过去，他在股市里被套牢了，等他从暴富的幻想里醒来时，找工作的难度又提升了不少。 投资失败、在家待业，李尹峰的压力越来越大。他的生活好像突然叠加了好几重困境：互联网行业寒冬依旧，自己还gap了半年，找工作的希望愈发渺茫；年龄迈入30岁的关头，没房没车，很难在北京立足，炒股又赔了一些钱。 “再也不能浪费一点时间了。”恐慌感笼罩着李尹峰，就像“随时会有蝙蝠来吸我的血”。离老家最近的杭州，成为他的避难选择。 陆远也是在这种紧迫感的驱使下，在这个冬天离开北京。他是一位30岁的程序员，奋斗5年，没有卷进大厂，没有当上管理层，也没有外界眼中互联网成功人士标配的年薪百万。他的第一份工作月薪8000元，几番跳槽，终于涨到了18000元，但最近一份工作又降了一些。 等到了今年，陆远和很多互联网人一样，在降本增效的大潮中失去了工作，在听到裁员通知那一刻，他先是有些错愕，但很快，他竟然感觉到放松——在北京继续奋斗，职业的天花板近在眼前，或许被裁是一个契机，可以离开北京，换一种生活。 陆远的老家在山东一个小县城，没有互联网的工作，回去就意味着彻底转行，从零开始。因此，他不再犹豫，决定“必须赶在30岁之前离开北京”，不能真的等到“35岁门槛”才考虑出路，那就太晚了。 这个冬天，越来越多30岁左右的年轻人，选择彻底离开互联网，离开北京。他们大多在2018年到2020年间，被“互联网红利”所吸引，只身来到北京，成为“互联网北漂”，寻找赚钱的机会。但是，当了三五年“大头兵”，他们想要在互联网更进一步的时候，财富的风口停下了。 这些听着上市、股票、期权、财富自由的故事进入互联网行业的人，大多处在一种尴尬的状态，时代的丰厚奖励已经被更早入行的前辈们尽数瓜分，与自己隔着一两层的小领导可能就是那些故事的当事人。在新的形势下，对他们来说，保住工作都变成了一种奢望。 30岁的产品经理陈可为，还不知道离开北京后要去往哪里。从2020年到现在，他一共换了三次工作，被裁员一次，部门解散一次，公司倒闭一次。在这些经历里，他学会了预判谁最危险。有一个不怎么加班的同事，“领导找她两次，她都不在，估计快了”；另一个默默干活的女孩，虽然勤奋，“但不是领导的嫡系，努力也没有用”；还有自己，所在项目的数据不好，也没有什么人脉。通知裁员的时刻，三个人都上了名单，准确地验证了他的预判。 陈可为觉得自己好像失去了参照系。他来自内蒙古满归，一个靠近中国最北端漠河的小县城，如果跟老家的人比收入，“好像也不差了”，但“拉通了看”，家乡的同龄人们吃喝玩乐，自己却还没有成家，没有稳定工作，没有一个确定的未来，这让他感到焦虑。“都说三十而立，但实际上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样才叫‘立’。” 寒冬中，资产越多、积累越足，御寒能力才越强。但这些年轻的互联网人，几乎没攒下什么家底，买不起房、没有人脉、难以升职，如今又频繁地失去工作。权衡之下，这群带着梦想来闯荡的“互联网北漂”们，开始抓紧时间离开，寻找出路，也想要在30岁的当口，重新审视自己的职业和生活。 互联网不再让他们遐想，北京也不再让他们留恋，这些为红利而来的人，终究选择离开，成为互联网北漂的“最后一代”。 ▲ 图 / 视觉中国 在北京，追互联网的风 2017年，李尹峰只有23岁，还是个刚出社会的年轻人。他从北京一所211高校毕业后，找了一份月薪5000元的工作，没干多久就辞职了。他发现，一位学计算机的朋友，刚毕业就拿了35万的年薪，这让他既震惊，又后悔，“当时我为什么没去学IT”。 李尹峰打算半路出家，自学代码。他搬进了北京房山，租住在一个小房间里，每当在LeetCode（编程平台）上刷题到深夜时，他感到信心满满，整个人都很兴奋。李尹峰说，虽然还没有找到工作，但那时，他觉得有大把的好机会在等着自己。形势好的时候，令人忧惧的“不确定性”，反而会被当做一种“可能性”，后来回想，那是他毕业后最快乐、最有盼头的一段时光。 程序员薪资待遇动辄过万的消息，也传到了陆远耳中。听到让人震惊的数字后，刚从山东一所二本学校毕业的陆远，没有丝毫犹豫，就跟父母借了7000元，报了一个编程培训班，连夜坐火车北上学写代码。 坐到教室里，陆远才发现，自己不是个例。位于一家物美超市二层的狭小教室里，坐满了对未来充满向往的年轻人，他们中的三分之二，都是转专业过来的，“每个人都想好好学，都想赚大钱”。从8点开始上课，到超市10点关门，都有人没离开，“一直学，直到保安来撵”。 赚大钱，就是此时“互联网红利”最直接的体现。每季培训课结束的时候，教室门口会贴上红色的喜报。陆远说，喜报和高考战报长得很像，不一样的是，一个是展示学生们的高考成绩，一个是展示学员们的offer和毕业薪资，看着它，所有人都感觉到“有奔头”。 2018年，互联网行业旧的战争刚刚过去，打车、外卖告一段落，但下半场才刚刚开始。那时的字节跳动还没有成为宇宙大厂，抖音还没有赶超快手；拼多多还在五环外默默成长，还没有被阿里和京东当成致命的对手；互联网双子星阿里和腾讯如日中天。巨头们的触角不断向本地生活、影视传媒、健康、旅游等各领域延伸，资本支持下，大大小小的战事不断，创造出无数岗位。 ▲ 字节跳动北京总部大楼。图 / 视觉中国 中国互联网迎来第三次上市潮，在香港排队敲钟的公司有近百家都来自新经济企业，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百万富翁。年轻的创业者们也想借着资本的力量一跃而上，成为新的弄潮儿，他们四处招人，烧钱扩张，壮大业务，梦想早日上市或卖给巨头。 从编程培训班毕业之后，陆远很快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进了一家起步不久的创业公司。他几乎没有感觉到招聘的门槛，即便自己毫无经验，还是获得了每月8000元的薪资。陆远也成为培训班喜报上的一员。 入职之后，陆远发现，这家做线上教育的新公司，创始人很年轻，从清华毕业后就开始创业，公司只有几十个人，老板会对外说，“我们现在已经融资了几千万”。 陈可为也被掘金者们的大手笔震撼过，一家看上去规模并不大的公司，在年会上宣布：“我们有几十亿的现金，明年要开5个项目。” 在一个追求创新的行业里，有更多的试错机会，对新人也更友好、更包容。 来自四川的冯佳，是一所985高校生物能源专业的研究生，2017年曾在一家互联网企业实习。她交付第一项需求的时候，内心满是忐忑，带她的Leader却笑着鼓励她：“你不用做这么快，可以慢慢来，跟上节奏就好。” 此前，冯佳从没有了解过互联网的工作，但她觉得，选择一个行业，就要去看行业里的前辈们是一种什么状态。没什么比在这里的真实体验，更像互联网行业的宣传广告——工作氛围很好，随时有正反馈，Leader不过三十出头的年纪，自信、从容，看不到一点疲惫。 原本，冯佳的职业规划是继续做科研，但对比之下，实验室里的导师们有着非升即走的焦虑，早上5点半，就要坐第一班校车抵达学校，然后做一天实验。巨大的落差改变了冯佳的职业规划，找工作的时候，她果断放弃本专业，留在北京，转行进入互联网，做了数据分析的工作。 不管是薪资、前辈的状态，亦或是实打实的工作机会，都让这群刚刚入行的年轻人们感觉到前途无限——即便自己还年轻，但更大的红利，一定会在未来如期而至，这是他们甘愿留在北京的原因。 陆远形容那种确定感：“今年拿1万的薪资，明年就能拿2万，三年之后一定能拿3万。”连带着他的父母，都隔三差五地劝他在北京买房：“我们咬咬牙，把老家的房子卖了，给你攒出一个首付，再靠你自己的工资，慢慢还贷款就好。” 在父母的想象里，身在互联网的儿子，工资会一直涨，北京的房价也永远不会跌。 ▲ 北京天际线夜景。图 /...

近日，上海籍女子余女士在西藏阿里地区车祸重伤后，当地公务人员经动员为其献血一事，引发公众对其是否以“特权”过分调用公共资源的质疑。 余女士曾在社交平台公开称，其丈夫陶先生通过“小姑姑”联系到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下称“上海市卫健委”），再由上海市卫健委联系到阿里地区相关部门，从而动用了阿里地区所有公务人员为其献血。 11月29日下午，陶先生向封面新闻记者表示其亲戚不是公职人员，余女士发布的内容简化了事件经过，给大家造成了误解，他希望网友能理性看待此事。 11月29日晚，阿里地区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向媒体表示，这次献血是当地干部群众的自愿行为。“我们当地人口不多，平时看到朋友圈里有需要献血的消息，干部群众都会出于好心主动去献血，不论是谁需要。这次也一样，并不是像网络传言那样强制去献血。” 蜜月旅行遭遇车祸 陶先生告诉封面新闻记者，他和余女士在9月27日举行婚礼后，自驾从上海出发，一路经安徽、河南、甘肃、新疆等地蜜月旅行进入西藏。10月14日下午1时左右，两人在西藏阿里地区5000多米的高原地区，出现高原反应，缺氧后晕厥，发生车祸，陶先生在主驾，没有受伤，余女士在副驾，受创出现肝脏破裂大出血、肋骨骨折、胰腺损伤等伤情，被送往阿里地区人民医院抢救。至10月16日，陶先生签了四次病危通知书，输了近4500ml血，因当地血库A型血储备有限，可能“随时断血。” 车祸现场。图据受访者公开发布内容 陶先生称，因妻子病情危重，当地医疗技术有限、血库告急，在当地相关部门的建议下，他一方面通过家人、朋友向上海市卫健委求助，寻求上海援藏医生的支援；一方面在社交渠道呼吁当地爱心人士献血，“医生和护士也在帮我转发。” 公职人员献血 陶先生表示，在他的十多位亲人、朋友的求助下，上海市卫健委请求了正在西藏日喀则市的援藏医生前往阿里地区参与救治。“我的小姑姑是参与求助亲戚的一员，她不是公职人员。” “10月16日，上海援藏医生来了阿里医院会诊。”陶先生表示，经阿里当地医院和卫健委组织，他也到当地派出所、消防等部门求助。10月15至17日，陆续有公职人员、社会人士等十多人去血站献血，凑足了当时需要的血量。 争议聊天截图。图据受访者公开发布内容 11月29日下午，阿里地区卫健委工作人员向封面新闻记者表示，公职人员献血一事近日被重提，在当地“沸沸扬扬”，其表示阿里地区人口密度低，为了筹血救助危重病人，公职人员出面献血的情况在当地并不罕见。 百万包机转院 陶先生称，10月18日，他和家人通过医疗包机将余女士转院至成都进一步救治。“阿里和援藏的医生均建议我们不要在阿里动刀，转运出去，治好的希望会更大一些。” 承担此次转院任务的北京经纬驰援健康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后文简称经纬公司）在宣传材料中称，一架从杭州起飞的湾流G550公务机，在抵达阿里机场后，接上余女士，经过近3小时飞行落地成都，成功完成转院任务。此次任务的执行费用超过人民币100万元。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余女士的病危通知书。图据受访者公开发布内容 陶先生对百万转院费没有否认，他表示，当时余女士的病情不得不转，“在ICU里都还有生命危险。”阿里地区交通不便，为了让妻子得到更好的处理，他和亲人愿意付出这样的高额代价。包机转院时，救护车直接进入机场等操作，均为转运公司照价提供的服务，“不是其他的特殊渠道，转院费没有打折。” 陶先生进一步解释道，妻子经抢救苏醒后，他通过聊天软件，概括地和她讲了她昏迷后的情况，希望鼓励伤势依然很重的她求生。近日，妻子伤情稍有好转，她将这次死里逃生经历制作成视频，发布在社交平台，希望能纪念一下，但遭到不少网友指责。目前，视频已经删除。 11月29日下午，阿里地区党委宣传部、阿里地区卫健委工作人员均表示，已对此次献血情况进行复查。截至发稿，当地未通报复查结果。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HenryKissinger）11月29日于家中离世，享年100岁。他曾在2019年提及，自己在过去50年来，已访华近100次。他于1971年首次到访时是秘密访华，为中国和美国于1979年正式建交奠下基础。 美国和中国于1971年时，没有正式外交关係。美国新闻网站《超级中国》（SupChina）2020年7月9日报道，1969年初，中国与苏联的边界冲突已接近变成全面战争。中国愿意在思想体系的基础上让步、寻找战略伙伴。美国的处境相似，美国与苏联冷战，华府与中国结盟或和解，或可打破冷战僵局。 基辛格：图为1971年7月9日，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左）秘密访华期间，与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右）在中国的合照。 秘密访华原因 美国后来决定派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于1971年7月9至11日秘密访华。《中国经济周刊》2013年7月16日引述基辛格指，1970年代，美国人对中国持敌视态度。华府秘密准备访华，因为他们担心一旦公开计划，恐怕在两国开始对话前，美国国内就有巨大争论。基辛格在着作《论中国》中提及，若当时公开计划，各国会要求与美国商讨，这会影响美国了解中国的态度。 基辛格与代表团于是对外宣称是在代表总统出外调查，经越南、泰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前往北京，又将沿途行程安排得枯燥乏味，以免记者穷追不捨。基辛格更以生病为由，躲在巴基斯坦一个避暑山庄48小时。 基辛格在行程期间感受到中国的好客。时任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到北京机场迎接他们。连职级比基辛格高3级的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也亲身到钓鱼台国宾馆看望代表团。 中国态度潇洒 中方只安排两场共约13小时的正式谈判。基辛格指，北京好像在表示，在中美隔绝20多年后，中国仍不急于达成实质协定。这潇洒态度让他们有心理压力，因为若他们无功而返，会令时任美国总统尼克逊（RichardNixon）没面子。 尼克逊访华 谈判最终目的是要决定是否调整两国互相敌视的外交政策。双方一致决定用大部份谈判时间来了解对方对国际秩序的看法，也有讨论安排尼克逊访华的事。尼克逊于1972年2月21日，成为自1949年以来，首位访华的美国总统。 指中国神秘 首次访华行程为基辛格带来启发，他2019年时忆述，他当时说中国是个很神秘的地方。周恩来回应，若两国能更好地互相了解，他就不会觉得中国神秘。基辛格认为他描述到双方之间问题的本质、以及解决方法的本质是甚麽。

▲海面上发现CV22鱼鹰型运输机残骸。 美军1架搭载6人的CV22鱼鹰型运输机昨天下午坠落日本鹿儿岛县屋久岛外海，1名男性机组员被救起送医后宣告不治，成为鱼鹰机在日本的首起死亡事故。目击者表示，飞机当时突然翻转，然后起火爆炸坠海。 日本放送协会（NHK）报导，第10管区海上保安本部表示，29日下午2时47分左右接获通报，一架鱼鹰型运输机在屋久岛近海坠毁，该架飞机隶属美军，机上有6名机组员。海上保安厅派遣巡逻船和飞机因应，在屋久岛机场东南方向海域发现了多块灰色机身，据信为飞机残骸。 防卫省表示，这架飞机是美军横田基地所属的CV22鱼鹰型运输机，29日下午2时40分左右从自卫队雷达上消失，当时位置在屋久岛海岸附近。国土交通省相关人士表示，坠机地点据信在屋久岛机场东南方外海2至4公里处。 下午3时50分左右，当地渔业协会通报发现1名疑似机组员的男性，他是外国人，且身穿绿色迷彩服和救生衣。海上保安官将该名男子送往医院，但他于下午5时20分在医院宣告不治。 ▲海面上发现疑似CV22鱼鹰型运输机的救生筏。 根据屋久岛渔业协会，鱼鹰机坠毁当时，附近大约有5艘渔船正在捕鱼，收到鱼鹰机失事消息后，渔船都前往协助搜救，据知目前寻获3人。 住在屋久屋町的68岁农民平田耕作当时正在海边钓鱼，目击鱼鹰机坠毁过程。他表示，飞机当时朝屋久岛机场方向飞行，但突然翻转，接着左翼的螺旋桨附近冒出火光，然后发生爆炸坠入海中。 他表示，当时「机身旋转了180度，就像倒飞一样，完全颠倒过来。起火爆炸后垂直落下，发出巨响后冒出黑烟」。「我愣了4、5分钟，分不清楚是梦还是现实，我以为它可能冲过来，整个身体都在颤抖。」 在事故现场附近捕鱼的船长中岛正道表示，当时他听到船员大叫「掉下来了」，发现出事了。船员表示，飞机大概旋转了3圈，可以看到橘色的光，然后坠海。中岛回忆说，「从距离海面大概70到80公尺的高度，可以看到飞机冒出的黑烟，然后可以看到坠海处溅起水花。」 另一名在屋久岛机场附近经营潜水店的男性表示，下午2时40分左右，他听到了异常的发动机声音，朝外面看，就发现一架鱼鹰机的左翼发动机冒出火花。「当时飞机应该是要从机场的东侧进入跑道，但却朝左飞并坠落。我看到冒出黑烟立刻拨打110。」 前自卫官、有直升机驾驶经验的国际大学教授山口升表示，虽然目前无法判断坠机原因，但可能是设备故障。他表示，目击者表示看到发动机附近起火，可能是动力系统出了问题，原本想要降落在屋久岛机场的飞机于是紧急降落在海上。 海上保安厅29日晚间出动6艘巡逻船与3架飞机搜寻，在屋久岛机场东南方海域发现大量疑似机身的灰色残骸。发现残骸的区域水深大约30公尺。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日本海上保安厅正全面搜索中。 防卫省相关人士指出，出事的CV22鱼鹰型运输机29日下午2时15分左右从位于山口县的美军岩国基地起飞。另有消息称，这架飞机和另外2架CV22运输机一起飞往冲绳县的美军嘉手纳基地，可能是飞到屋久岛附近时出了问题。出事后，另外两架运输机的其中一架紧急降落在屋久岛机场，协助搜救。 每日新闻报导，副防卫大臣宫泽博行对记者表示，这起事故不是坠机，而是「紧急降落在海上」。美方的解释是，飞行员直到最后都在尽力操作。 根据鹿儿岛地方气象台，事故当时屋久岛机场周边晴时多云，风速只有每秒1.9公尺，气象情况稳定。 冲绳县知事玉城邓尼表示，「对鱼鹰机危险性的担忧，竟然以这种方式变成了现实，我对此感到非常遗憾。我也担心飞机在民用土地、民用机场的预防性着陆将成为常态。在查明事故原因并采取彻底对应措施之前，应该中止使用鱼鹰机的相关训练。」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9日晚间在官邸表示，「目前，海上保安厅和自卫队正在持续搜救」。被问及是否打算要求美方停飞鱼鹰机，或是自卫队停用鱼鹰机，岸田表示，「首先要全力救人，并与美军确认事故实际情况，然后再作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