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掉开关，就变成了另一个人 杭州是她人生中的海，一切沉浮都在这里发生。（图/郭凯威） 近五年里，和金同学朝夕相处的，是她房间里的一台电脑。她很少出门，一周当中有六天，她都会对着电脑喋喋不休地说话，从烈日当空说到太阳西沉。 在屏幕上，金同学能看到两个自己。直播间里的她，性格外放，对各种声线信手拈来，再加上英气的长相，常常让网友疑惑：“主播是男生还是女生？”大多数人都是捧腹离开她的直播间的。关掉直播，屏幕暗下去后，她从兴奋的状态中抽离，像变了个人一样。她觉得，自己“身体里就像有一个开关”。 大家看到的，几乎都是她野性的一面。很多网友称她为“奇女子”——上一秒用硬朗的声音喊麦，下一秒就能唱起软糯的评弹，时不时还能来上几句气泡音，形形色色的人她都能玩到一块，“怼”起人来针针见血，让网友觉得“好像有十个人在直播间里闹腾”。 生活里的她，明显有着更沉稳的内核。她是个用力生活的人，不飘，也不端着，眼神真诚，年轻人的迷茫、焦虑，在她身上也一样不少地存在着。 在聊到主播的欲望和焦虑时，她感慨自己2018年毕业后就误打误撞做了主播，没有从事过朝九晚五的工作，对真实的生活圈会有一种失真感。“我没什么物欲，钱基本都花在直播上，当你的认知接不住你的财富时，早晚有一天会被反噬的，别看现在这个主播（行业）过得还不错，人这一辈子长着呢。用过冬的心态活在春天里。” 面对欢呼声和獠牙几乎如影随行的网络世界，金同学有过很多感到崩溃的时刻，但她心里清楚：“没办法，不好的情绪只能自己去疏解嘛，我们做这行的确享受了时代的红利，也应该承受一些东西。” 金同学不是那种一夜火爆的主播，入行前三年，她的直播间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每天只有几十个人。直到去年，她将直播风格调整为国风，并在元宇宙概念大行其道时做起柳夜熙的仿妆，直播间的人数才第一次破万。 来时走过的每一步路，金同学都记得。去年生日，她策划了一场“嫁给”粉丝的直播，提前选礼物，然后在直播间里全部送了出去。她觉得“给粉丝回馈是应该的，他们天天花时间陪着我，有时候我直播到夜里2点，他们都在，第二天还要上班，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未来，金同学打算组建自己的团队，招收一些残疾人主播。“这也算是对社会的一种回馈，为什么我们可以，他们就不可以呢？” 金同学在杭州生活9年，从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成长为拥有300多万名粉丝的主播，也亲眼见证着杭州从“温柔水乡”蜕变成“电商之都”。杭州是她人生中的海，一切沉浮都在这里发生。 面对金同学时，会让人有些恍惚。坐在电脑前的她，和手握罗盘的航海家似乎没什么区别——他们都在寻找一个全新的世界。 带货主播 @小碗 每天直播4小时，剩下的时间就是自己的 人人都想成为S类主播，但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图/郭凯威） 小碗可以不停歇地说4个小时的话，且在这4个小时里一直保持精神饱满、语速平稳的状态，时不时还会与弹幕上的观众互动，解答各种疑问。近两年，小碗都保持着这样高亢的工作状态，她是一位护肤品类的带货主播——在杭州，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和她一起开播。 2017年，小碗来杭州读大学。她读书这四年，杭州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改变，电商经济以猛烈的势头席卷了这座城市。小碗说：“现在杭州的大街上，十个人里有九个主播，招人的企业也大多是电商公司。”刚毕业时，小碗找到一份主播经纪人助理的工作，那是一家知名的MCN机构，岗位要求和她所学专业是对口的。但好景不长，七八个月后，公司陷入部门整顿风波。某天，和朋友聊工作时，朋友问她：“你为什么不试试自己走到台前去做主播？”这句话点醒了小碗。她果断辞职，开始寻找主播的岗位。 小碗真正喜欢上主播这个行业，是因为它自由，不需要坐班，这让她有了更多的生活空间。（图/郭凯威） 人们对主播这个行业存在很多偏见，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没有门槛”，似乎不论学历、不论容貌，只要能博人眼球，就能成功。但事实上，主播行业早已过了这种草莽阶段，小碗和她的很多同事都是大学本科毕业，文化水平也很快成了主播间的分水岭。道理很简单，以小碗从事的护肤品类为例，能够站在镜头前的主播，必须对产品的各类功效、价格机制烂熟于心，并快速做出临场反应，直播话术也要和运营人员对照数据一遍遍地磨。想在这个行业出头，需要很强的学习能力。 主播也是个体力活。小碗所在的公司，在行业内算工作强度比较小的——工作日每天直播4小时，余下时间可以自由安排。每天直播6小时，或者直播2小时、休息2小时，整天都耗在公司的主播，在杭州比比皆是。所以带货主播大多是年轻人，年纪稍长的人，直播几场可能就熬不住了。 电商公司会对主播进行评级，分为A、B、S三类，只有S类主播是可能实现财务自由的。前两类主播是“货带人”，主要依靠品牌的影响力和优惠机制吸引顾客下单；S类主播则是在贩卖个人影响力，直播间的观众都是冲着主播来的。人人都想成为S类主播，但这是可遇不可求的。 小碗真正喜欢上主播这个行业，是因为它自由，不需要坐班，这让她有了更多的生活空间。闲暇时，她经常穿着汉服在街上散步，杭州是一个包容的城市，没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她。她不喜欢商业气息太浓厚的地方，喜欢在公园、社区这些生活气息浓厚的地方闲逛，看大爷大妈们打牌、跳舞，有时候一天能走上十公里。 杭州是残酷的，每个夜晚，这里都有数不清的灯火通明的大楼，人们都在用力向上爬。它也是温情的，只要还在这儿，只要还站在镜头前，改变命运的希望就还在延续。 美妆博主 @是初九呀 做自己喜欢的事不会疲惫 人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时，是不会感到疲惫的。（图/郭凯威） 如果你问初九，在工作之外她有什么爱好，初九会回答：“没有了，工作就是我的爱好。”这不是抒情，而是陈述。几乎每个见过初九的工作状态的人都会觉得，她天生就应该吃这碗饭。 初九是一位会“换头”的美妆博主，每天都以不同的面目示人：有时候她是伏地魔、石矶娘娘等反派角色；有时候她干脆变成了骷髅头，比如鬼妈妈、《寻梦环游记》里的梅尔达；有时候她也会成为一只狮子。 网络上很多人称初九为“仿妆天花板”，但和初九提到“天赋”这个词时，她却直摇头，她把自己化仿妆的诀窍归因于“犟”：“化不出来我就坐在那里硬化，化得不好就擦掉再来嘛。”《狮子王》里刀疤叔的仿妆，初九化了14个小时，嘴巴、鼻子的细节一遍一遍地改，从晚上8点一直化到第二天上午。当时，她的脸和身上都被彩绘颜料涂成了狮子的颜色，并贴上了狮子毛，好巧不巧，物业的人在这个时候按响了门铃，初九打开门时，对方在门口和她面面相觑，缓了一会儿说道：“在家里还戴面具呀。”那一刻，初九憋着笑，心想：看来自己化得还不错。 用“美妆博主”来形容初九，总觉得略显狭隘，她更像一个有着匠心的手艺人。初九有一个不算大的工作室，刚进去时，很难将这间堆满道具的屋子和“网红博主”这四个字联系在一起，它更像某个裁缝店的工作间，等待被裁剪的布料、半身的假人模特、熨烫机、颜料盘，等等，分散在各处。桌子上的缝纫机，初九坐下来就开踩，动作十分娴熟。初九仿的许多角色，买不到现成的服装和饰品，她就自己制作。比如《谷围南亭》里佛爷的莲花底座和头饰，就是她对照着漫画自己设计，然后呼朋唤友，大家一点点粘上去的。 初九是一个高能量的人，坐在她的身边，会下意识地感到放松。她从不标榜自己的努力，当身边人都在感慨她用14个小时化刀疤叔仿妆、用16个小时化梅尔达仿妆时，她会咧着嘴说“因为我技术不到位嘛，所以才要这么久，不过没关系，老娘们儿有的是办法”，逗得大家都笑了出来。 大概十年前，初九就喜欢拍视频。当时，她经常在朋友圈“发疯”，分享自己拍的搞笑视频。她大学毕业时，短视频博主还不是一个职业，她就白天工作，晚上拍视频。这些年里，她做过电视台的导演，当过平面模特的摄影师，然后终于迎来了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视频创作者的时代。 来到杭州这一年，初九的生活半径被框定在家和公司之间，一有空，她就跑到公司做道具。人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时，是不会感到疲惫的，对初九来说，这就是最好的放松方式。 搞笑博主 @徐洁儿 她就是拍“男女互换”系列的那个女生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从事这一行，就注定要对内容和数据有更高的敏感性。（图/郭凯威） 徐洁儿是一个对枯燥没有太高容忍度的人。成为短视频博主前，她做了两年平面模特，那是一段“一天被重复了两年”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徐洁儿觉得自己慢慢变得麻木，决定辞职。 回忆最初做短视频的经历，徐洁儿仍会感慨自己是个幸运的人。她在网上发布第一条视频就火了，有19万次点赞，从注册账号到成为百万粉丝的博主，徐洁儿只用了4个月。 看到这一切，外人总会感叹一句“有些事情是命中注定的”，但徐洁儿感受更多的，是一个“小白”面对流量蜂拥而至时的惊慌无措，她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能力接住这一切。当时徐洁儿所在的公司只有四个人，写脚本、拍摄、剪辑，每个环节她都要负责，摸不透网友的喜好，她就不断尝试，在正能量、剧情、情感、搞笑等风格中来回切换，磨合出自己最擅长的内容。 一路走来，徐洁儿并非顺风顺水，和前公司解约时，她没能带走自己积累了600多万名粉丝的账号，两年的努力仿佛付之一炬。 对徐洁儿来说，杭州是重新开始的地方。2021年她刚来到杭州时，“徐洁儿”这个账号只有32万名粉丝，如今她的粉丝数已经突破了550万名。这两年里，徐洁儿开始明白人生没有一步路是白走的，她曾经的努力并没有烟消云散，许多人对她的喜欢和支持都无比纯粹。 后来，徐洁儿的视频向搞笑风格转型，但她一直没忘记“找到大家共鸣”的初心。2022年，徐洁儿推出了主题为“意识到自己长大的瞬间”的视频，突然的反差创造了近200万次的点赞，为很多账号提供了做既好笑又好哭的内容的思路。同年，她首创的“男女生差异”系列视频也引发了不错的反响，她在视频中一人分饰两角，模仿男女生在面对同一场景时的不同反应，许多网友都深表认同。 这个点子是徐洁儿和团队在办公室聊天时想到的。在聊到男生身上的共性时，团队里的男孩女孩们都被触动了，当即决定将其拍出来。徐洁儿的同事和她一样，都是有活力的年轻人——“大家是一群开朗的神经病”，所以做出的内容总是搞笑又前卫。 给大家带来许多欢笑的徐洁儿，也有很多焦虑时刻，流量的起伏、内容创作的瓶颈，都让她变得局促，甚至整夜失眠。有段时间，她完全放弃了社交，在内耗的状态中寻找新的突破口。她至今没找到缓解焦虑的办法，从事这一行，就注定要对内容和数据有更高的敏感性，她能做的，只是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强大。 如今的徐洁儿，和4年前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拍摄时，她可以一秒入戏，精确地提取人物的神韵；对于内容，她也有了更强的把控力。但看完她的视频后，你又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被击中感，就和第一次看她视频时一样。她仍然是她。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将于北京时间10月5日晚上7时揭晓。截至昨日，中国作家残雪高居诺贝尔赔率榜Nicer Odds首位。 事实上，这不是第一次作家残雪在诺奖赔率榜上获得高关注。2019年诺奖公布前夕，中国作家残雪突然借由赔率榜进入大众视野，读者、学界和出版社各方都卷入讨论。 当时，在豆瓣最大的读书组里，一位网友曾发帖表示已抢先下单数本残雪小说14部作品。复旦大学教授严锋在微博中表示，虽然不喜欢残雪笔下“神经病一样的人物和噩梦般的世界”，但作品中“直面虚无与黑暗的力量”使她成为了“鲁迅的传人”。但也有学者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从文字、思想、学问等角度看，残雪都距离鲁迅“十万八千里”。 除了“鲁迅传人”，残雪身上的标签还有先锋派作家代表、中国的卡夫卡、最“反传统”、最“现代派”中国女作家等等。湖南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也在朋友圈发出了“我社残雪作品已经全部售空，正在加印”的消息，称“即使不得奖，这一次，也完成了在大众认知中的残雪普及”。 作家残雪，2018年 2022年年初，对于中国作家能否再获诺奖垂青这一问题，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朱振武在上海图书馆的讲座中说：“许多作家陶醉于国外几十年前的写法不能自拔，陶醉于自己的陈年旧事，不能真正写出共有的人性，不闻不问世事，凭空想象，有的恶搞历史，有的拼贴名作，有的戏说经典，有的调戏传统，能获奖吗？” 残雪之外，今年的赔率榜单还有哪些值得注意的作家？目前排名较为靠前的作家包括挪威剧作家约恩·福瑟（JonFosse）、澳大利亚作家杰拉尔德·穆南（Gerald Murnane）、加拿大诗人安妮·卡森（AnneCarson）、俄罗斯作家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Ljudmila Ulitskaja）、罗马尼亚作家米尔恰·克尔特雷斯库（MirceaCartarescu）、阿根廷作家塞萨·埃拉（CésarAira）等。其中，已经引进中文版的作家作品有约恩·福瑟的剧作《有人将至》和安妮·卡森的诗集《红的自传》。 近年来，赔率榜仍具有一定的预示性。2022年诺奖得主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凭借1/5的高赔率居于榜单靠前位置。当然，榜单上还有比她更靠前的作家，如安妮·卡森（1/4)；2020年的得主美国诗人路易斯·格丽克也曾在榜单上以1/5的赔率出现；2018年的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和2019年的彼得·汉德克在榜单上的赔率分别为1/10和1/20。当然也有例外发生，2021年的英国作家古尔纳甚至没有出现在榜单上。 2022年10月11日，美国纽约，第60届纽约电影节，安妮·埃尔诺接受采访 一些其他因素也需要考虑，例如国别和语言。据朱振武统计，诺奖从开始颁发到现在，大致维持着三分之一英国作家、三分之一美国作家与三分之一其他作家的分配，瑞典文学院的评奖也许并非完全没有企图，不是任何方向都没有的分配。 如果据此推断，2022年安妮·埃尔诺摘得诺奖，今年就不太可能颁给同为法国作家的米歇尔·维勒贝克（MichelHouellebecq），虽然外媒2022年就提示他有可能获奖。其他常年居于榜单的作家包括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英国作家萨尔曼·鲁西迪等人。界面文化此前在文章中曾指出，赔率榜前部的绝对排名，不如相对变动意义更大。因此，我们或许可以等到开奖前再次观察，哪些作家的名字有上升趋势。 除了赔率榜单，我们还可以参照其他文学奖的动向对诺奖做出预测。像石黑一雄（2017）、奥尔加·托卡尔丘克（2018）、格尔纳（2021）和安妮·埃尔诺（2022）都与布克奖有关，布克奖官网应该也注意到了这个“巧合”，曾在托卡尔丘克获奖后发文“祝贺”。 此外，国际电影节大奖的动态也值得一看。托卡尔丘克小说改编的电影《糜骨之壤》于2017年斩获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安妮·埃尔诺作品改编的电影《正发生》亦于2021年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两位获奖者的作品改编都在前一年摘得重要电影节的大奖，这是巧合吗？10月5日，答案即将揭晓。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布克奖发文祝贺托卡尔丘克并列举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布克奖得主。

遇见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时，我问了他一个问题，“你对城市乐园满意吗？”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反问我：“你呢？你满意吗？” 经历了这么一天后，相比起游客们是否满意，我更加好奇开园日的GMV到底有多少。目力所及，几乎所有人都经历了一场热闹的购物狂欢，提溜着大包小包满载而归，激情消费后的疲惫在乐园的暮色里浓得化不开。 花150块门票钱进入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只是一个开始，用一位游客的话说，进去是为了花1500甚至15000块。 文 |饶桐语 编辑|辛野 运营 |圈圈儿 9月26日，我公费来到了泡泡玛特城市乐园，成为正式开园后第一批冲进去的游客。 来这里的原因很简单，它刚上线不久，口碑就已经出现极度的分化。参加内测的博主们几乎给了一致好评，明星佟丽娅、霍思燕、董璇组团打卡，这个坐落在朝阳公园里的IP主题乐园，获封“北京最新遛娃胜地”、“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迪士尼”。但也有网友直接给乐园画了一个大大的叉：是体验感最差的乐园，没有之一。 我决定亲身体验一下。从早上十点进园到傍晚六点离开，8个小时里，我饿着肚子排了4个小时的队，见识了拖着拉杆箱来扫货的代购、两天赚3万的黄牛、西装革履的泡泡玛特创始人，和无数花钱进来花更多钱的粉丝们。 当我正想吐槽体验感一般时，一位朋友劝慰身边人：“这里国庆游客一定很多，我们还是赚了！” 在一个乐园，排队排出了怨气和怒火 进园不过五分钟，我就感觉到它和别的乐园显著的不同——这里几乎听不见欢笑声——当然，或许是工作日的缘故，游客大军还没有抵达现场。 出来玩，排队不稀奇。只是在别的乐园，不论是一遍又一遍地体验哈利·波特与禁忌之旅，还是守住玲娜贝儿上班的时间见她一面，我们排队都是为了获得快乐。但在泡泡玛特城市乐园，漫长队伍的尽头无一例外，都是收银台。 买盲盒和周边，让自己的钱包出血，本身也是为了获得消费的快乐。但当结账的流程被拖长到动辄一两个小时起步，这份快乐很容易演变成怨气，甚至是一点即燃的火气。 ▲在Molly城堡里排队购买爆款公仔的队伍拉得非常长。图 / 每日人物 一位女士排队买公仔，好不容易快排到了，被工作人员通知没货，她只好讪讪离去。结果走了一圈，又看到工作人员拖来一箱子货开始卖，说“这回是真的最后一箱”，她却因为离开队伍，痛失购买机会，因此勃然大怒：“要不是你乱说，我早就买到了！” 工作人员卑微回答：“对不起女士，下次我不说了。”白排了半个小时的女士还是生气，非要等到补货才走。 一位Molly爱好者，经历了工作人员好几次“说没货又拿出货”的错误信息之后，完全对官方说法失去信任。她直接表示要冲去库房找货，然后就消失在人群里。吓得工作人员一通寻觅，把店里翻了个底朝天，找到她时兴奋大喊：“姐姐，有货了有货了！快来！” 说起这段，女士有点生气，又有点好笑：“一开始他还叫我阿姨呢！” 下午一点，排了一上午的队后，现场进入怨气高峰期。光是吵架，半个小时内我就听到了三回。口角纷争的起因，包括但不限于餐厅等待时间太长、有人插队拿走新上的盲盒，以及争抢公仔。 ▲在动辄一两个小时的漫长等待中，不少游客没了耐心，现场不时爆发争吵。图 / 每日人物 火气不是没有来由，排队的时间实在太长了——如果不花钱玩项目，除了排队买东西，几乎没地可去。乐园占地4万平，是上海迪士尼乐园游玩区域的1/29，最核心的建筑只有一栋Molly城堡，而整个城堡的一层，都是潮玩商店。 我转了一圈，起码看见了三条结账队伍。中间排队的区域，是排队买周边商品的。而城堡往里更长的两条队伍，则是死忠粉和黄牛浓度最高的地方——为了让乐园足够有吸引力，泡泡玛特使出了不少力气，比如上线了乐园系列专属盲盒，和MEGA系列的限量Molly吊卡（潮玩圈黑话，指不需要盲抽的明卡）。也正是“限量”“专属”等词汇，直接让排队时间增加到一个小时往上。 如果不是目的极其明确，很容易在浩浩荡荡的队伍中迷失自我，一时间不知道排哪个。在每条队伍的尾巴那儿，都有一脸懵的路人询问：“这是买啥的？” 售罄的限量版，突如其来的“爆款” 上午11时30分，开园才一个半小时，工作人员就一路小跑从队首通知到队尾：“吊卡快卖完了，大家可以排队，但不一定排到了还有你的货。” 听到这句话，排在我后面的常风大松一口气，还好之前自己已经买到了。30岁左右的他是Molly的死忠粉，今天请了一天假，专程来买那款限量版Molly吊卡。他自称泡泡玛特的“老韭菜”，深谙限量的奥义，进园区后，直奔队伍，才顺利拿下两个199元款（泡泡玛特实行限购，规定排一次队，只能买2个同款）。为此，他付出的代价是“两个小时了，一直在队里”。 身处这样的购物环境里，就连盲盒的业余爱好者，也很难不冲动。听到限量吊卡售罄的那一刻，我内心第一感受是后悔：怎么刚刚没买？ 经历过好几回售罄的粉丝们，更担心某一款突然成为热门。Labubu的粉丝陆微说，原本自己只打算买一款双肩包，但是看到单肩包的时候，又突然觉得这一款也会被抢光，干脆也买下了。这是她计划外的冲动消费。 排队、抢货到最后，甚至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下午两点，我发现衍生周边区域突然多了一条新的长龙，工作人员拿着手提电脑，直接在展示柜上扫码收钱，售卖的对象是一款和Labubu长得很像、名叫Zimomo的公仔，一箱又一箱的货从库房里被拖了出来。 我疑惑地询问工作人员这款怎么突然火了，她显得比我还莫名其妙——上午，这款公仔还放在展柜上无人问津，来了两个顾客争抢着要买之后，它瞬间晋升为城堡顶流，所有人都要买。不得已，他们只好单独开辟了一条付款线，“爆款”就这么诞生了。 ▲Molly城堡，乐园里面有最大的购物商店。图 / 每日人物 排大队的不只是年轻游客，不少中年男性也混迹其中。 Molly城堡门口，两位看上去已经四五十岁的男士，守着一地的Labubu毛绒玩具。正要惊讶黄牛年龄跨度之大的我，问了才知道，他们都是泡泡玛特的作业人员。项目接近尾声，看大家买得起劲，他们也想买些公仔送给家人、朋友。 但排队的架势，让他们好一顿感慨。尤其是得知排一次队，只能买2个同款玩偶时，其中一位惊得身体朝后仰：“这不得给我排到年后去了？！” 很快，他们就开始后悔，没在内测期间就来买礼物，“没想到会这么火爆”。在工地上干了一年的活儿，他们对几大热门IP的名字已经相当熟悉，却还是很难理解，为什么年轻人会如此追捧这些玩偶。 再后悔，队还是得排。加入队伍前，我又听见一声抱怨：“昨天一车一车往里拉，今天又一个一个往外买，这图啥？” 疯狂黄牛，两天赚三万 秉持着“来都来了”，我也以每个69元的价格，排队入手了每人限购两个的乐园款限定盲盒。这是泡泡玛特为这次乐园开业，特意推出的一款限定款家族盲盒，几乎集合了所有热门IP。 拆盒的时候，看到我抽到了一个Dimoo、一个小甜豆，常风露出了一丝安慰：“还不错啦。” 我一开始还不懂什么意思，一搜才知道，这些盲盒在二手平台上身价已经大不一样，我手中的两款，一个涨到90元，一个跌至60元，只能算得上平平无奇、正常波动。如果足够幸运，抽到了隐藏款Molly，和另一个名为SkullPanda的火热IP，那就赚翻了——原价69元，二手价都已经涨至七八百元。那一瞬间，我被金钱教会了炒卖盲盒的奥义。 丰厚的利益回报，直接催生了黄牛们的热情。在9月26日正式开园之前，泡泡玛特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内测，受邀来的大多数员工及其家属、明星和博主们，称得上“抢占先机”，而在那段时间，并没有“每人限购两个”的规定，大家想买多少都可以，有不少人选择“端盒”，也就是一次性把一套10个全部买下，一套690元，这样就不会有重复款。 那几天，也是黄牛最为疯狂的时候。在国企上班的90后魏山察觉到了商机，他先是在二手平台上，花200块收到了一张内测票，然后请了半天假来到乐园。他发现，内测那会儿不仅人少，而且不限购，代购的需求量也大。排队“端盒”的时候，随时会有人来问，手里的“盒”出吗？一套原价690元的盲盒，加价150元直接就能卖出去。 ▲代购们排队买来的周边玩具，凌乱地堆叠在角落。图...

法国人老路的家，在良渚文化村附近。满眼的绿色，由蜿蜒的马路一直延伸至他家楼下。老路开门的瞬间，我便不由得被那方位于餐桌后的琳琅满目的茶柜吸引，上面摆放着不下百种精致的茶具，俨然走入一个“茶”香世家。 老路却说自己并不懂茶，对茶的理解也很肤浅，网名叫“爱喝茶的老路”，只是因为自己真的爱喝茶。2002年，在福州一个做广告的朋友的办公室里，他第一次喝到铁观音和普洱，此后便无法自拔。 老路参加2023中国茶品牌建设论坛。（图/微博@爱喝茶的老路） 老路的妻子叶凤曾给老路买回好几本与茶道有关的书，供他钻研茶道。其中一本书结合阴阳五行和八卦学说，将茶划分为阴、阳两性，如白茶、黑茶、黄茶为阴，绿茶、乌龙茶、红茶为阳。 老路觉得这种概念十分有趣，但始终没能把书看完，“这本书很了不起，但它太复杂了，里面有很多古代汉语，还有阴阳八卦的知识”。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真是跟不上”。 接受自己无法深谙茶道的事实之后，听懂茶的人聊茶，成为老路最爱的研究茶道的方式。他听过一位周姓师傅讲径山茶宴，一时之间，“禅茶合一”。老路觉得，“这是莫大的享受，是最理想的生活状态之一”。 老路今年54岁了。他用一个字形容在中国生活近30年的感受——“家”。他在中国待过的时间比在祖国法国还要长，他早已习惯这里，“这个感受很真实，虽然看起来像是在拍马屁”。 老路的祖辈和其他亲戚里，没有跟中国有渊源的，但他却迷上了中国。他问我：“你相信转世吗？”我摇了摇头。他笑着说：“尽管我没有任何证据，但我觉得可能我上辈子当过中国人。” 他与中国的故事，要从32年前说起。 1991年10日10日，老路来南京求学，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同年圣诞节，老路和另外三位分别来自加拿大、德国、英国的西方人一起，计划步行90公里去爬安徽九华山。 （图/微博@爱喝茶的老路） 走完第一天的20公里，德国人和英国人脚上就磨起了水泡。第二天，四人只好搭乘大巴前往目的地。那时候的九华山，旅游业刚起步，天也冷，游客很少，几乎就他们四个老外。 在九华山待了一周，老路和加拿大人决定在返回南京途中再次步行30公里。在路上，他们遇见了许多村民。 每个乡村村民的口音都不一样，对于刚来中国三个月的两人来说，村民在说什么他们听不太懂，只记得一句“不收割，不种田”。那段旅程给老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爱上了那种慢悠悠的生活节奏。 （图/微博@爱喝茶的老路） “好像大家都不是那么急，哪儿都有时间。不像在巴黎，人们匆忙上班、匆忙回家。（这里）完全是另外一个宇宙，根本没有紧张的感觉。” 1992年5月底，老路去柏林短暂生活了一段时间。柏林是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城市，街头巷尾遍布有着有趣灵魂的人。但老路始终无法感到内心安定，“这不是我要长期居住的国家”。 于是，1995年和1996年的两个夏天，他再次返回中国，从事导游工作。1996年8月，老路结束导游工作，在香港休息。那一刻，他决定接下来要在中国工作和生活。 （图/微博@爱喝茶的老路） 自那时起，这片土地给予老路众多人生滋味：1998年，在香港一家高端毛绒玩具厂工作，随后帮老板在东莞开辟一家新的玩具厂；2001年年初，在香港建立图片库公司；2004—2007年，在北京央视西法频道当主持人；201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硕士，研读他喜欢的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英文课程；2014年，去香港理工大学读社会学博士，彼时，他45岁。 1993年，老路第一次来杭州旅游，待了28天。那时候的杭州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城市，离开西湖就称不上“美”。从杭州去绍兴的路上，到处都在盖楼，城市化进程明显。 这与他在法国买的那本1989年出版的导游书所写的完全相反，书中缺乏酒店及交通政策指引，但特别提到：“建议你去绍兴，在路上，你能享受到尚未发展的中国风光。”老路调侃道：“（简直）全是废话。” 2006年，老路第二次来杭州。他带妈妈来玩，纯打卡式地游览了西湖、灵隐寺、植物园、动物园等众多景点。那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将在下次来杭州时留在这里。 （图/图虫创意） 2016年3月初，因博士论文开题，老路展开对中国全职公益人员的实地调研，第三次来到杭州。 两周后，他在一场活动中结识了“免费午餐”的志愿者叶凤。两人从企业社会责任聊到中法两国文化，彼此一见钟情，互留联系方式。 一个月后，他们决定领证结婚。老路表示，“爱上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叶凤就是他定居杭州的重要原因。如今，两人结婚已逾7年，生活仍如从前般甜蜜。 2016—2018年，叶凤在梦想小镇工作期间，老路帮助妻子接待来自以色列、巴西、法国等的几十个外国代表团的志愿者。 几乎每个月都会有不同国家的人前来，老路有时担任翻译，有时担任活动主持人。 （图/微博@爱喝茶的老路） 2021年，叶凤觉得，既然老路有服务志愿活动的经验，或许可以从人才引进的角度申请“中国绿卡”。 老路虽然觉得“我哪能算什么人才呢”，但还是乖乖地提交了资料。没想到，近一年后，老路接到通知，“中国绿卡”申办成功。这意味着，老路是真正的杭州人了。 老路的“中国绿卡”申办成功。（图/Bilibili@爱喝茶的老路） 在中国的这些年里，“你不了解中国”这句话，老路听到不下万次。他直言：“我觉得这（评价）太简单粗暴了。”尽管不希望给人留下傲慢的印象，但他表示，“比起一部分中国人，我对中国的了解不一定比他们少”。 作为新杭州人，聊到对于杭州的印象，他给出的第一个词是“江南”。在他的描述中，“江南”不仅是一种婉约、娟秀的感觉，还是更加具象的景观——“西湖、西溪湿地、天目山、竹林等元素，构成杭州山水相依的别致美景；其中，现代民宿、观竹喝茶，浸润着浓厚的杭州本地生活风情。” 老路还表示：“杭州作为数字都市，江南与数字化在这个城市中相得益彰，不融合，但共存。缺少哪一个，都不能是杭州。”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2022年，老路低碳骑行迎杭州亚运会。（图/微博@爱喝茶的老路） 采访末尾，老路提起去年10月底、今年6月底，自己时隔三年两次回法国探望母亲的经历。在老路这回法两次的时长加起来一共4个月的归国旅程中，他感受到了浓厚的中法文化差异。作为全职博主，他希望自己能做中法文化的桥梁，让更多人了解中法文化。 他的另一个感受则是，“与法国相比，中国是一个更讲究效率的国家”。同为新杭州人，他希望无论是来杭打拼还是在杭定居的人，都能逐渐在“躺平”与“卷”之间找到平衡，别因为过于忙碌而忽视了杭州城市生活的魅力。

两个9岁孩子的恶行触目惊心，除非我们相信他们天生就是坏的，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这就是大人的问题。 大同一学校发生的未成年人欺凌事件，已经过去几天。 舆论聚焦的是，两位施暴者只有9岁，他们的行为应该涉嫌性侵罪，但目前法律上缺乏惩戒9岁孩子及其监护人的相关规定，很多人对此感到不满。 人们也主张，对学校和施暴者父母，应该施以更严重的处罚。昨晚在一个群里，我还看到一个指责受害男孩父母的说法——他们费那么大力气调查取证，却只是要求施暴者家长道歉。假设受迫害男孩的父亲冲冠一怒，用个人方式讨回公道，他很可能会被舆论吹捧为“英雄爸爸”。 正在遭受霸凌的同学。（图/《少年的你》） 我们无法解释9岁小孩为什么那么坏，以至于很多人下意识地得出结论：小孩不一定是“天使”，还可能是恶魔。但大家却不愿意多思考一下，是什么造成了这一恶性事件。 我们愤怒，我们害怕，我们想赶紧逃离。这不是解决校园欺凌的态度，相反，这可能正是造成校园欺凌如此普遍的原因。 在关心大同这个10岁的小受害者的同时，我们应该在更大范围内来反思这个问题：我们的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在整体上改善这一局面，还有没有可能？ “打回去”，正在成为家长的新共识 必须承认，现在校园欺凌事件已经相当普遍。 近期有一本新出版的非虚构著作叫《欺凌自杀》，是一个日本纪实作家对校园欺凌事件的调查报告。但在网上搜索“欺凌自杀”这个关键词，却会出现很多关于中国校园霸凌的视频。 《欺凌自杀》是一本非虚构著作，作者采访了12个因被欺凌而自杀的孩子的父母。书中提到，在日本，被同学喊“去死吧”“你真恶心”，就算严重的校园欺凌了。而在我们这里，更多的是可怕的肢体暴力。 《欺凌自杀》（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6月版）封面。 过去几年，我在微信群看到过不下10次这样的视频：几个小孩打一个小孩，有时候甚至是几个小女孩打一个小女孩。大家看了很愤怒，很多人会转发，但是这些事很少有调查结果。我们的愤怒，大概只能维持到转发之后的几分钟。 视频往往没有具体位置信息，你甚至都无法报警，这让身为父母者万分焦虑。有一个朋友，让孩子去学习搏击、散打，就是怕孩子打架的时候吃亏；还有一位朋友告诉女儿，被欺负的时候，不用告诉老师，“告诉爸爸，爸爸会处理”。 施暴者无法与受伤害的人共情。（图/《模范出租车》） 这次大同事件之后，还有人编起了段子：有人自述，6岁的时候，叔叔给他塞糖，让他去打一个更小的小孩，“他打了你妹妹，大人不能打小孩子，你去帮妹妹打回来”。 “打回来”或者“报复”，正在成为很多家长的共识。现实中也确实发生过，不少小朋友发生纠纷后，大人去“复仇”的事情，有的还成为了全国关注的新闻事件。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质疑，家长的这种“教育”是否合理？ 在校园纠纷中，家长也是重要的一环。（图/《我们的世界》) 换一个角度看，那些施暴者，他们在家里受到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大人们都把自己共情为“受害者”，很少有人会想，自己的孩子可能去打别人。如果有轻微的、攻击其他小朋友的行为，有些家长还会暗暗得意：“自己的孩子才不会吃亏。” 有没有一种可能，正是这种“不要吃亏”的共识，才鼓励了一些小孩子的“暴力倾向”？类似事件中，我们通常看不到施暴者的家庭信息，不知道他们的父母是如何教导他们的。但是从逻辑上讲，如果每个孩子都被教导不要攻击他人，就不会有人受到攻击。 那些施暴者当然错了，但是他们的父母也一定有错。当然，我们可以为“打回去”一一辩解，这是“还击”，是“自卫”，但是，暴力问题是复杂的，在未成年人群体中就更是如此。甚至有些施暴者最初也被人攻击过，后来他们才“联合起来”，成为校园内的“势力”。 老师开始逃避自己的责任 就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大同的这次校园欺凌事件，学校和老师的责任很大：没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寄宿制学校生活老师缺位），在家长开始追查的时候，还试图“公关”和息事宁人。 回顾过去十年的“校园安全”新闻，有一个常见的情况是：家长怀疑孩子在学校受到虐待，尤其是幼儿园。现实中偶然发生的虐待事件，会让家长们陷入一种“集体惶恐”。 这些反过来影响了老师们的。 目前老师的普遍心态是：尽量不要“犯错”，不要“惹事”，也祈祷那些坏事不要发生在自己的班级。他们普遍消极、被动，陷入一种“自保”状态。这是教师们对社会事件的应急反应，也可以说是普遍的心理创伤。 老师不应将校园霸凌置身事外。（图/《我们的世界》) 这很可悲，它带来的影响可能是全方位的，也会助长“校园霸凌”。大部分校园霸凌都没有发生在教室，不会在老师眼皮底下发生，老师们可以“逃脱责任”。但是，如果一个有爱心、有经验的老师，应该能在课堂上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早一点介入。 教育被认为是敏感的行业，所有发生在校园内的“负面新闻”都不是小事，这种“敏感”反过来塑造了一种更紧张的校园文化。 家长会感受到校长和老师的权威不能被撼动，但是事实上，很多学校都缺乏真正的“爱”和“关心”，缺乏“有效的权威”，并且从根本上缺乏责任心——有的学校甚至不敢让孩子乱跑、锻炼，因为万一孩子受伤，学校就要承担责任。 真正的责任心，意味着不怕犯错，意味着可以批评、管教孩子，在那些孩子流露出暴力攻击可能的时候，果断制止他们。 学校其实是一个复杂的“小社会”（寄宿制学校就更是如此），除了教室内的课堂秩序，学生还有一个自己的“秩序”，而老师“远离风险”的想法，会助长这个“小社会”自发秩序的残酷性。 期待监控无死角？ 大同校园欺凌事件，发生在宿舍的厕所区，没有监控。 很多人都期待校园监控无死角，这是从幼儿园安全事故引申出来的观念。家长们相信，只要监控密布，安全感就会增多。中国有全球人均最多的摄像头，在校园内就更是如此。但是，我们扪心自问，校园欺凌事件是否在减少？ 实际上，“坏孩子”总是很聪明。网上流传的那些霸凌视频，大部分都不是监控拍下的，而是他们自己用手机录下来，不小心（或者故意）流传出来的。躲开摄像头，对他们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 面对霸凌，要学会反击。（图/《悲伤逆流成河》） 我读高中住校的时候，宿舍也有人被拉到厕所暴打。对方没有发出哀号，但我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没人敢去干预。在监控出现之前，那些“坏孩子”就知道要在人少的地方作恶，这说明他们自己内心也有所忌惮。 他们真正担心的是“被人看到”，尤其是被家长、老师和其他责任关联方——那些大人看到。 大人们普遍缺席。他们寄希望于设置更多摄像头来解决问题。有不少“事故”发生后，人们发现摄像头没有拍到，这往往会引发铺天盖地的嘲笑，认为是阴谋论，或者“学校删除了视频”。但是现实就是，摄像头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它总会有死角，这个“死角”，其实是留给责任心的。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不管石头是谁丢的，都会同样往下沉。（图/《模范出租车》） 两个9岁孩子的恶行触目惊心，他们是如此之小，又是如此之坏，答案再明显不过。除非我们相信他们天生就是坏的，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这就是大人的问题。我们必须注意到欺凌的“社会结构”，否则恐怕不仅会有“更多”，也会有“更极端”的欺凌发生。

日前，一张网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引发外界关注：唐山男子秦某某因动了嫖娼心思被承德警方罚款500元。 据网传截图显示，这张“行政处罚决定书”由承德市公安局鹰手营子分局营兴派出所于2023年9月26日发出，其编号为“营公（兴）行罚决字【2023】0278号”。 根据上述“处罚决定书”显示，2023年4月3日，违法行为人秦某某到营子区蓝水晶KTV唱歌，秦某某点歌厅内有偿陪侍人员王某作为陪唱，期间，秦某某问王某是否出台卖淫，王某称不出台卖淫。秦某某虽未与王某发生卖淫嫖娼行为，但已提及卖淫嫖娼一事，且秦某某向王某转账1000元系为了获得好感，从而能与王某发生卖淫嫖娼行为。因此，决定对秦某某罚款500元。 这份处罚内容传开后，迅速引起网友热议。9月28日下午，“法度Law”致电涉事派出所求证真伪，但未得到明确回应。 而承德市宣传部新闻科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法度Law”，自己也是在网络上看到了相关信息，具体情况营子区调查清楚后会给我们打一个报告，现在还未收到相关反馈，自己也不太清楚，后续情况请关注承德发布。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网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涉案的有偿陪侍人员王某的出生日期为2008年5月30日，系未成年。 对此，网友质疑称，今年只有15岁的王某就去KTV工作，难道不对涉事KTV处罚吗？ 尽管官方并未明确证实网传“行政处罚决定书”真伪，但据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人民政府官网公布的另外三份关联“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几乎同一时间内，涉事蓝水晶KTV的相关人员，遭到了相应的处罚。 而让人震惊的是，三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该KTV涉案未成年人并非15岁的王某一个，而是多达7名。 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人民政府官网公布的另外三份关联“行政处罚决定书”分别：营公（兴）行罚决字〔2023〕0239号、0240号和0241号，被处罚对象分别是詹某、王某和郭某。 其中“营公（兴）行罚决字〔2023〕0239号”处罚决定书载明：詹某为蓝某某KTV的法人和投资人，王某为KTV经理，郭某则为KTV的投资人和直接负责人。 上述三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显示，2023年04月10日22时许，承德市公安局鹰手营子分局在对营子区蓝某某KTV进行日常检查时发现该KTV内存在有偿陪侍行为。该KTV共查出有偿陪侍女孩11名，其中7名均为未成年人，出生日期从2008年至2005年不等。 警方还查明，王某和徐某（另案处理）为增加KTV的非法收入违法招聘了有偿陪侍女孩，在明知未成年人禁止进入娱乐场所的情况下仍招聘未成年人，有偿陪侍女孩在蓝某某KTV工作期间由王某统一管理，发放工资。 而郭某、詹某则在明知蓝某某KTV存在未成年人有偿陪侍的情况下不管不问，其行为严重侵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及危害了社会治安管理秩序。 因此，承德市公安局鹰手营子分局在2023年8月7日分别对詹、王、郭三人罚款2万元。 另据“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2023年07月18日，詹某、王某、郭某三人因文中上述另案处理的徐某等人涉嫌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案，被承德市公安局鹰手营子分局移送起诉。 值得一提的是，至9月29日早，上述三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均显示已被删除。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通过对“行政处罚决定书”和公开信息交叉对比，涉案KTV蓝水晶的企业名称为“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蓝水晶娱乐中心”，该中心成立于2022年9月2日，注册地位于河北省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营兴中心市场B座二层，法定代表人为詹学彬。 2023年7月10日，该中心因未依照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据媒体报道，一名香港运动员在杭州亚运会期间遗失手机，经组委会协调安排多名“志愿者”连夜翻找数万只垃圾袋，终于成功找回手机，并获得中国香港代表团的感谢与表扬。 很显然，组委会认为他们尽心尽力帮运动员排忧解难是东道主的『好客之道』，而遗失手机的运动员和所在代表团也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感激之心感动之情可谓发自肺腑。 就是我们作为围观群众，心里难免有点酸溜溜的感觉…… 丢东西，以及被偷东西的事情几乎人人都经历过，但连夜翻找几万只垃圾袋帮忙找回失物的待遇估计很少有人体会过。 按照我们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一般经验，在公共场所丢失物品后，场馆方帮忙登记一下信息，查看一下监控是常规操作，如果还能派一位保安或者保洁帮忙找一下，那简直是良心物业了。 按照我个人去过香港6次旅行的有限经验来说，在香港公共场所遗失物品的处理流程基本是一样的。 安排几十个人翻找几万袋垃圾只为找回一部手机的事情，无论在中国香港还是中国大陆，肯定都属于超级VIP待遇了。 那么问题来了： 这样一种超常规的操作到底是因为亚运会东道主的『好客之道』，还是因为香港运动员的身份给了『超国民待遇』，又或者兼而有之呢？ 辨析清楚这个问题，在当下的公共舆论中格外重要。 当年某城市全城搜索帮外国游客找寻丢失自行车的新闻这些年一直储存在大家的记忆里，时不时就会被新发的案例所激活。 更加刺痛国人敏感神经的则是山东大学给留学生安排学伴的事件。虽然学伴的设置本身并不像网传的那样不堪，但留学生与本国学生的差别待遇是真实存在的。 近日西安某高校还发生了保安怒斥中国学生“不懂规矩”，把垃圾投放到“留学生专用垃圾桶”的奇葩事件，再次引发舆论的强烈反弹。 基于近代屈辱的历史记忆，外国人在华享受超国民待遇问题已经成了深深扎在中国人心里的一根刺，绝不能忽视它的存在。 也因此，杭州亚运会本意是展示东道主『好客之道』的宣传，在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看来却成了给国际友人『超国民待遇』的扎心案例。而且，因为这次享受超常规安排的是同为中国人的香港同胞，可以抛开“洋人”的标签来讨论问题，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好客之道』与『超国民待遇』的边界在哪里。 我总结了三条鉴定标准供大家参考。 『超国民待遇』鉴定标准第一条： 本国人也能享有优质服务，但客人的标准更高一些的是『好客之道』，人有我无、人优我劣的那就是『超国民待遇』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把最好酒菜留着招待客人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做法，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是这样的人。原因也很好理解，并不是他们有多么喜欢这些客人，而是好面子。 我至今有一个没化解开的童年阴影。那是在我七八岁时候的一个中秋节，当时家里比较困难，一位亲戚照顾做了单生意赚了一笔小钱，爸妈非常感激。作为答谢，爸妈带着亲戚家的​几个孩子去省会城市的游乐园玩了一圈，还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而我和姐姐则被留在乡下，和奶奶一起过了个平淡如水的中秋节。 更关键的是，我那时特别懂事，知道家里条件不好从不肯乱花一毛钱。我们城市里有个动物园的门票是12元钱，我忍了一年多愣是没跟爸妈开口说想去。结果爸妈却带着别人家的孩子去游乐园，花费十倍百倍之多。我至今清晰地记得看到他们游玩照片时汹涌难抑的委屈与愤怒。 但这绝不是因为爸妈不爱我。在我爸妈的优待排序里，客人是第一位的，自家老人孩子排第二位，他们自己则在最后一位。通过这种自我牺牲的价值排序，他们在传统的道德观念里获得自洽的满足。 那时候每到过年前，爸妈就会有意识地把腊鱼腊肉这些“好东西”先高高地吊起来，我们自家人是没资格吃的，要等着拜年的亲戚上门时用作招待。 直到现在，我妈仍然会有这样的意识，要提前很久准备好过年招待客人的菜。只是现在家里条件宽裕了，鸡鸭鱼肉什么的变成了日常的食物，招待客人的和平常自己吃的也没什么本质区别，就是为了摆桌上好看会多做几道菜。 也是到了这个阶段，我才认同了上一代人『好客之道』的合理性，因为那些吃的、玩的我自己平时也能拥有，给客人稍微多一点完全不介意。 但你永远不能要求一个省吃俭用不舍得花12元钱去动物园的孩子眼睁睁看着爸妈带别人家孩子去游乐场还能心平气和。 回到找手机的事情来，如果中国内地的观众遗失手机后组委会也普遍会派保洁保安帮忙寻找，只是考虑到香港运动员是客人，多派几个人帮忙快点找到，那大家肯定都会理解和表扬。 回到找自行车的案例，我们普遍经历过的都是自行车被偷后报警只给登记一下，不做正式立案，更不能指望有警察专门去帮忙找回。而外国友人自行车被偷却惊动全城，48小时内找回，其中巨大反差才造成了『超国民待遇』的印象，甚至由此衍生外国人代报案的灰色产业。 其实说起来绝不只有我爸妈是这样的观念，优待客人的『好客之道』在中国有着极为坚实的群众基础。 人们对『超国民待遇』的反感核心并不在于外国友人获得了怎样的优待，而在于自身享有的公共服务有没有达到基本满意的标准。 『超国民待遇』鉴定标准第二条： 在能力范围与规则范围内尽量做好是『好客之道』，以牺牲本国人利益或尊严为代价来做好那就是『超国民待遇』 在现代文明的观念里，『好客之道』有几个重要的限定条件。一是要量力而行，在财力许可的范围内招待好客人，不要打肿脸充胖子掏空家底请客，更不能去借贷来请客。二是要遵守规则，依法行事，不能因为是客人就突破规则践踏法治，那不叫优待，叫纵容。三是优待客人的同时不能亏待了自家人，牺牲利益不可取，践踏尊严不能忍。 在西安国际学生专用垃圾桶的案例中，每栋楼都有自己的垃圾桶，清运时间可能不同，还会涉及到保洁员职责分工的问题，不让到其他楼丢垃圾原本是合理的规则。但保安怒斥中国学生“不懂规矩”的做法显然是对本国人尊严的伤害，这才是大家最反感的地方。 在杭州亚运会找手机的案例中，组委会派了超过10名“志愿者”彻夜翻找垃圾袋，对客人绝对是诚意满满，对自己人就一言难尽了。 从照片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这些“志愿者”都是场馆的保洁阿姨与大叔，不管穿上什么衣服，人家是凭劳动挣辛苦钱的。 人们担心的是，戴上一顶“志愿者”的高帽之后，翻垃圾袋找手机是不是成了无法拒绝的任务，额外工作的付出有没有得到相应的加班费？如果是“被志愿”，那就完全背离了劳动者辛苦挣钱养家糊口的初心。 客观上，也把原本无辜的中国香港代表团推到了被质疑被审视的尴尬境地。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在适度优待客人的同时，注意保护好本国人的正当权益，照顾好本国人的尊严，应该不算很苛刻的要求。 『超国民待遇』鉴定标准第三条： 大大方方做了让客人来夸可以算『好客之道』，作为成绩主动宣传显然是『超国民待遇』。 真要深究起来，世界上大部分事情其实都只能“论迹不论心”。无论是找丢失的手机还是找被偷的自行车，决策者和执行者的本意是很难揣度的，他们可能是单纯的“好面子”，也可能是真的有跪舔心态，诛心之论不可取，还是要看他做了什么。 一个很容易观察到的指标就是，给客人特别优待这件事是由客人说出来的还是由主人主动宣传的。 如果你的初心是帮客人解决问题，那事情本身做完就已经达到了目标，客人因此感谢你表扬你，坦然接受就是。 如果你调用超常规的资源来帮客人解决一个寻常普通的问题，还安排一群记者来拍照录像，再满脸骄傲地发在自己的官方账号上…… 那我真的很难相信你的初心是『好客之道』

提及中秋，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月饼。 看似月饼已经一统“中秋美食”的江山，但其实，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在中秋美食的江山里，“各路诸侯”从来都没有打算俯首称臣，反而总在中秋时节跃跃欲试，“挑战”月饼的“君主权威”。正因如此，月饼节，啊不，中秋节就变得更好吃了。 说江南人是全国最会吃的，大概没人会举手表示反对吧？ 密集的水网、丰富的物产、富庶的经济，如同三驾马车，拉着江南地区在通往“美食王国”的大道上风驰电掣、一骑绝尘。为其“保驾护航”的，便是江南人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养成的“不时不食”的饮食信仰。 千百年的传承，让江南人把“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功夫练得炉火纯青。“江南诸州，苏为最大”，苏州人四时八节，有吃不完的美食。立秋刚过，苏州街头上就有了剥卖鸡头米的小摊。 图 |@下厨房 鸡头米，是“水八仙”之一，“水八仙”是苏州人秋天心头的白月光。 嗅着桂花香，趁着金风爽，苏州人拎上菜篮子就去寻那一口“秋鲜”了。横山荷花塘的藕、葑门外黄天荡的荸荠、梅湾的吕公菱、南荡的芡实……逐次被苏州人兜在篮子里，上了八月十五的桌。白花糖藕洒上新鲜的桂花，就是千万苏州人中秋赏月时最喜欢吃的焐熟藕。至若水红菱，生吃鲜脆清甜，制成菱粉，可做精致的苏式糕点，中秋夜多吃，据说会变得聪明伶俐。 图 |@张家港文体广旅 苏南地区，因着太湖之利，中秋夜赏月时，怎么也得吃一两只螃蟹，既是风雅生活的传承，又是节日的仪式。 浙江嘉兴人丰子恺曾在文章里回忆幼时中秋夜全家吃蟹的场景：更深人静，明月底下只有我们一家的人，恰好围成一桌……父亲说：“吃蟹是风雅的事，吃法也要内行才懂得。先折蟹脚，后开蟹斗……蟹螯上的骨头可以拼成一只很好看的蝴蝶……” 这份精细与风雅，弥漫在江南的角角落落，为了吃蟹，宁波上海一带甚至发明了专门的吃蟹工具——蟹八件。阳澄湖的大闸蟹到了他们桌上，吃得干干净净，连蟹脚中都一丝肉屑不剩。上海作家张爱玲，晚年久居美国，对于上海的记忆，无非一场蟹宴。 图 | 誰最中國 同样是依江而生，抖不落一身烟水气的南京，在中秋节这天，却偏爱一只桂花鸭。南京养鸭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就“城以养鸭，周数百里”，南京人民吃起鸭来，更是盛名在外，号称“没有一只鸭子能活着游出南京”。 桂花鸭，其实就是盐水鸭，但又不是普通的盐水鸭，必得是中秋前后桂花开得正好时卤好的鸭，才有资格叫桂花鸭。《白门食谱》有载：金陵八月时期，盐水鸭最著名，人人以为肉有桂花香也。 图 | @零食皇阿玛 南京人把中秋夜合家赏月称为“庆团圆”，吃罢桂花鸭，酒后必食一小糖芋头，浇以桂浆，妙不可言。桂浆之名，得于屈原《楚辞·少司命》“援北方兮酌桂浆”。团座聚饮“圆月”后，还要出游街市“走月”，这是只有六朝烟雨才能浸出的诗意。 讲究、精致、诗意，是江南中秋的底色，与江南相比，很多地方的中秋，朴实到乍听之下，让人怀疑是为了摘取“搞笑诺贝尔奖”而来的，但了解之后就会明白，食俗不同、食物各异，但对于节日的祈祝，各地却是相同的。 还是从长江流域的城市说起。 上图|南茜笔记 江西省会南昌，一个以辣闻名的南方城市。很难想象，这个曾被初唐四杰之首王勃疯狂点赞“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地方，中秋节这天，必吃的食物居然是……一只柚子。当其他地方的人，手握月饼，对月长吟“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时，南昌老表啃着大柚子，高唱“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画面，你能忍住不笑？ 南昌人就忍得住，而且把这独特的习俗传给了子孙后辈。大概因为谐音梗，在南昌不扣钱？柚，谐“佑”，柚子，谐“有子”。佑，是为了乞求上苍的保佑，有子，便可以人丁兴旺。中秋节的柚子，吃了之后，大人还经常把柚子皮剥成花瓣一样，扣在小孩子头上做帽子，顶着这样一顶帽子赏月，不知月在头还是柚在天，倒真是有“天人合一”的乐趣。 图 |胡岛 后来了解多了，才知中秋吃柚子，并非南昌独有，在广西等地，也有这样的习俗。广西中秋还有吃糍粑的习俗，中秋舂糍粑，糍粑黏结成团，预示着全家的团结幸福；糍粑香甜，预示着生活的甜蜜和顺；糍粑做成圆形，预示着团圆喜庆…… 中秋是个喜庆的日子，但在隔壁广东潮汕，因为历史原因，这个节日多少有些“悲壮”的色彩。中秋这天吃芋头，这个习俗，年轻一代的潮汕人可能已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芋，在潮汕方言中，与“胡”同音，吃芋头，就是杀胡头的意思，意在告慰祖先。当然，芋头并不是潮汕人唯一的中秋美食，祭完祖、烧完瓦塔，再吃点糕仔，才是潮汕中秋节的常规操作。 上图| @冷水养葵 当南昌人吃起柚子，潮汕人吃起芋头，同一轮圆月下，浙江人也吃起了南瓜，生动注解“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秋夜全家团圆，浙江人的饭桌上，少不了大鱼大肉，吃一点南瓜可以增强饱腹感。 有的地方，中秋夜人们还相互鼓励去偷南瓜，偷得南瓜后，再送给新婚夫妇，谓之“偷瓜送子”。偷，本是羞耻的事，但在中秋的圆月下，偷成了人与人之间温情的体现，不免叫人动容。节日的乐趣，不正是在人与人之间温暖的情谊之中吗？如果没了这份温情，即使珍馐满桌，又有什么意思。 当然，中秋这样普天同庆、阖家团圆的大好节日，怎么也不能少了以“安逸”、“巴适”著称的四川人。四川人过中秋，与广西有一俗相同——吃糍粑，缘由也大同小异。老人要吃糍粑，孩子们最盼的，恐怕还得是“舞流星香球”和吃鸭子吧。 其实，中秋杀鸭子，在福建、云南、贵州部分地区也有此俗，但四川川西地区独领风骚。四川人中秋吃的鸭子，必得是当年生的仔鸭，中秋时节肥瘦适宜，最好过节。鸭子要前一天就杀，收拾干净后加盐码味腌渍一夜，第二天煮熟后用稻草熏成茶色，再卤熟，就是四川人中秋餐桌上的主角烟熏鸭。 吃烟熏鸭，要配上麻饼或蜜饼，这饼在四川历史悠久，最为地道，皮薄心多、馨香味素，配上鸭子肉正好相宜。但作为火锅的发源地，四川平日里都少不了火锅，节日里就更得吃火锅了。是以，中秋那天，四川的每一家火锅店都是满满当当的，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圆圆的锅里，翻滚沸腾；圆圆的桌上，热火朝天。这才是节日该有的样子。 上图...

五保户居住的新房 最近我们着重调查了农村福利院的状况和五保政策执行问题。 围绕我国农村五保政策，很多网友热议。针对我们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发出的反思性的文章，网友提供了很多佐证。 腾讯网的一个网友说：我们辛辛苦苦交几十年社保，都没五保户这么多钱一个月。不想努力了，向着五保户进军吧，同志们！ 另一个网友说，我在村干部位置上干了三十二年，几十年勤勤恳恳工作，获奖无数，现在每月领一百多元的基本养老金，而我村一个三进功的刑满释放人员，一个月拿一千多，还问我你当了几十年书记还没有我过得好。我无语。 还有一个网友说，所以说都不用结婚生子了，潇洒的活，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60岁以后有国家养着，钱要用到正的地方。 这些网友的言论应该说，都很真实，共同反映了我们目前五保社会救助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一些明显的偏差，造成了社会大众所感受的“不公平感”。简言之就是一个人就因为属于“五保户”，纳入社会救助，就享受了比普通人好的养老生活（至少在当地社会就是这样评价的）。 这种情况有很多地区是真实存在的，并不是个例。 五保制度是一种社会救助制度。现在称之为特困供养制度，农村地区俗称“五保”，五保指的是，“保吃、保穿、保医、保住、保葬”。特困供养人员即“五保户”，主要来源是孤寡老人。它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五保待遇很低。原来，这是村集体内部办的公益事业，村集体拿出集体部分积累用于满足五保户的基本生存需求。此外，这些五保户还享有来自亲属、来自家族的支持。 但随着国家财政能力提升，国家兜底了五保，不需要村集体出钱，在中西部地区薄弱地区，中央、省级财政负担了大部分，地方财政负担小部分。 如某省某普通农业县，2023年中央特困救助（主要是五保，还有其他少数，如孤儿）财政下达，1700万元，省配套500万元，县配套400万元。可见五保财政投入方面，中央占大头，中央发挥兜底作用。 从个人投入的角度，按照中部某城市的标准，集中供养的五保户，无论居住城市还是乡镇福利院，均按照城市标准计算投入，一人月财政投入是1500元左右，如果是分散供养，则月投入是1200元左右，其中生活补助是1.3倍的低保救助金（目前当地农村是610元/月的标准），大约是800元，还有400元左右交给监护人。按照省民政厅文件，一个五保户，必须有一个监护人，一般是其兄弟姐妹或侄子侄女，如果无，村干部也可以作监护人，承担监护责任，这极少。 目前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反映的主要问题是，普通农村老人和五保老人的生活差距过大，农民群众戏称，“五保老人是农村生活条件最好的老人”。普通群众为子女劳碌一辈子，并没有多少养老钱，还继续继续劳动，依靠自己劳动养老，年收入几千元是常态。而五保老人，就因为无儿无女就过上了比普通老人更好的生活，他们花不完的钱给他们的侄子、侄女。 有的地方是宗族性地区，无子女的五保户存在继子女现象——但他们一般并没有体现在户籍管理中，也就是从法律上，他们是无儿无女的，但是他们在生活中是有子女的，周边邻居都知道，对这样的五保户，他们的钱就更有理由给继子女，周边群众也有不少怨气。 劳作的老农民 在中部地区，村干部是兼业的，而非职业化，政府并没有为其缴纳养老保险，也大多参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60岁之后领取的月养老金也就100多元，但他们认为辛苦几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国家并没有照顾他们。但五保户，就因为无儿无女，他们享受了1000多元的社会救助金，十分不公平。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拜访空巢老人 农民群众特别感到不满的是，劳改服刑人员回乡之后，他们依然可以合法地要求进入“五保”，而且还很强势。 某县民政的基层干部介绍，有一个无期徒刑的犯人，“从监狱到福利院，无缝衔接”。他20多岁犯下重罪，50多岁刑满释放回乡，有手有脚，能够劳动，本来到60岁还有5个月，他却闹着要享受五保待遇，要政府给他想办法，这种人影响社会稳定，政府就提前把他纳入五保供养序列。但是这种坐牢的人进福利院，并不好管理。院长去管理他，他很屌，会说，“我吃一辈子国家饭的”，一副耀武扬威的样子。 一般，乡镇福利院的院长是原村干部，他们干了一辈子村干部，有幸调到福利院领取固定工资，一年大约3万元，一个月2600元左右，他们服务老人，辛辛苦苦，管理起来担惊受怕，怕发生意外，怕被追责。但他们老后的福利还不如“五保户”，他们对待自己的父母还没有对五保户老人好呢。 院长们甚至说，“自己想当一个五保户了”。可以说，对当前五保福利过好，超过农村干部和普通群众的养老待遇，犯人进五保还不服从管理等现象，最不满意就是这些福利院管理者了，国家要求他们照料五保户好吃好喝，生活水平比他们自己、比他们的老父母还高，他们有怨气也是很正常的。 基层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从执行政策的角度，民政部门只认定是否符合条件，不追溯过往经历，也很难精准界定“是否有劳动能力”。因为按照一般的惯例，60岁就没有劳动能力。 按照民政部的政策，五保户的界定有三个方面，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人（或法定赡养人无赡养能力）。光棍没有法定赡养人，侄子侄女在过去有赡养义务，现在五保政策下，他们没有赡养义务，都是国家管了的，责任都是国家的。 无劳动能力。对于农村里光棍汉而言，无劳动力能力的界定，只有一个标准，满60岁。即使他们能劳动，能挣钱，他们也会认为，自己老了，没有劳动能力。 无生活来源。界定五保户也计算收入，但是并不能精准计算。按照规定，五保户评定，需要“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财产符合当地特困人员财政状况规定···”，但即使有劳动能力、有一定存款的光棍汉，也可以把这些收入转移到亲属哪里，这样就可以避免大数据比对核查。 从正面来看，我国未来千万光棍汉将得到很好的照料，国家财政兜底这部分光棍汉的生活，生活水平比农村有家庭、有子女的老人要高，即使犯罪了，也不影响享受这种福利。但也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1 财政负担日益加重。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未来光棍数量会不断增长，这样高的福利水平，一个五保户一年投入超过2万元，国家如何负担得起？ 2弥漫在乡村中的不公平感。辛苦劳动养老的农村老人就因为有子女，就只能过辛苦的生活，他们是为国为民做贡献的，到头来过的生活不如五保户，他们无论如何想不通，五保政策合法性丧失。 3光棍汉失去劳动、储蓄和缴纳社会保障的动力。基层干部担心，这么好的五保户待遇，结果是中年光棍汉等着进入五保，即使他们能劳动就业、能储蓄、能参与正常的社会保障体系，他们也不会去考虑，从经济角度这是不划算的。 怎么办？简单来说有4点， 1、审视过时的识别机制。要把真正所需国家社会救助兜底的人给识别出来，而不是简单地用60岁年龄、无儿无女作为审核标准。在农村大多数60岁左右的人，有土地，有劳动能力，有收入，可以自食其力。没有必要给予救助，使其养老水平明显超出一般老人的生活水平。即使财政有钱也不能任性。 2、采用制度化的社会保障机制。新时期，社会保障体系已经相当成熟，要采用制度化的机制鼓励这些光棍汉参与社会保障体系，鼓励依靠劳动就业获得收入，缴纳社会保障金，老后领取养老金生活。这时，就不存在五保的概念了。 3、对丧失劳动能力的五保老人给予社会救助，给予五保待遇，但待遇不宜明显过高。一是失去劳动能力，有自理能力，可以分散供养，供其基本的生活，吃穿住不愁，按照当地农村的标准，不要攀比救助标准；二是失去劳动能力、自理能力。可以兜底他们的生活照料，保持他们最后的尊严，既可以请他们的亲属照料，给予一定的补贴，也可以集中供养。 4、回乡服刑人员可不进入五保序列。服刑人员出狱后，他们可能成为了光棍，但五保是具有道德性的，要符合乡村社会正义的基本规则。五保政策要把这些有过服刑经历的光棍排斥出去。如何排斥，需要探索具体机制。如除非生活不能自理，不给予保障。 2023年9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