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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中国的三次失业高峰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共出现过3次失业高峰。 第一次，1973年-1979年之间大量知青返城，产生了就业危机。 当时共有1500余万返城待安置人员，加上城镇本身待业人员及高校毕业、复转军人约500万，待业青年超过2000万。 大约占当时城镇劳动力（1.15亿）的17%，或者是占青年劳动力的30%以上。 大量青年的失业，表明是因为文革中断了升学、招工造成的，实质是“三大改造”和建立计划模式后，无差别地消灭私营企业，片面发展全民所有制经济，压抑发展服务业等，这些根本性问题造成的。 面对严峻就业形势，新时期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等人提出“三扇门”解决就业思想。 即除了扩大国有企业招工规模外，更要允许兴办集体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来解决失业问题。 经过调整，到1981年左右，全国新增2200余万工作岗位，城镇青年就业问题得以解决。我国民营经济也得以破土而出，慢慢成长为经济的重要成分。 第二次是1998年-2001年国企改革带来的“下岗潮”。 进入1990年代以后，国企开始大规模亏损，1998年全国国企亏损面达到55%，总体利润为负的72亿，创历史最低水平。 为此，新一届政府开展了以“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为主要方向的国企三年脱困行动。 这期间，国企职工累计下岗超过2600万，约占当时国企员工总数的四分之一。 此外，集体所有制企业也有1000多万人下岗，城镇下岗人员总数超过3600万，当时城镇总劳动力数量约2.3亿，失业人口约占劳动力总数的15.6%。 面对严峻的下岗问题，政府在积极支持再就业同时，鼓励民营经济发展，这期间民营企业共创造了约5000万就业岗位，不但基本帮助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而且还吸纳了众多农村进城务工人员。 第三次是2020年以来，由于国际经济环境陡变、百年不遇的疫情等综合因素冲击下产生的就业问题，关于这次失业人口规模，后面将有详细推算。 这次就业危机与前两次相比，还有两个特殊之处： 一是，这是首次发生在我国普遍城市化以后的就业危机。 当前我国城镇就业人口已经是1978年的近6倍，是1998年的近3倍，因此即便稍有失业率上升，总体失业人数都是非常惊人的，产生的社会问题都会比之前严重很多； 二是，去年我国的城镇就业人员从2021年的46773万减少至45931万人，减少了842万，系1962年以来的首次减少。 这说明，我国目前就业问题的确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时刻。 总体看，我国每隔20多年就会出现一次就业危机，虽然目前遇到了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是经济自身运行规律的结果。 经过一个发展周期之后，经济增长机制以及国内外综合环境的弊端就会显现，因此产生一些经济上的较大波动，进而影响就业。 每次失业问题都是对过去经济政策、发展路径的一个警示，只有认真对待现实问题，切实以改革的态度解决问题，才能走出困境。 二、我国失业统计的漏洞与不足 从2018年起，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将“城镇登记失业率”改为“调查失业率”，这是我国失业统计的一个巨大进步。 但是调查失业率也存在失真情况。 比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4月的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仅为5.1%，比疫情前的2019年末尚低0.1个百分点。 这明显与大家实际感受不同：疫情三年多以来，社会就业不是改善了，而是大大恶化了。 为什么出现失业率统计失真呢？笔者认为有几点： 第一, 我国把“就业”的标准订的太低了。 国际劳动组织界定的是，调查周内工作10小时才算就业，美国为15个小时，法国为20个小时。而我国仅为1个小时，明显低于国际标准。 我国最低时薪21元左右，如果一周只工作一小时，这意味着每天仅有3元收入，远远低于联合国1.9美元日最低生活开支标准，显然不能视为能够解决生活问题的有效就业。 而按照美国的最低就业标准，那意味着劳动者日收入可以达到20美元左右（多数州最低时薪在10美元左右），覆盖基本食物支出没有问题，这样才是有效的就业。 第二,虽然城镇失业调查开始把农村户籍人员统计在内，但是由于农民工失业后，往往会因无力承担城市高昂的生活费用，而选择返乡。 因此，失业调查很难抽取到已失业的农民工，农民工的失业并不会被反映在失业率上。 我国去年进城农民工数量依然高达1.72亿，而实际因失业返乡数量估计在1200万左右，这部分是失业统计的灰色地带。 第三,据初步估算，我国现在灵活就业人员多达2亿，占城镇就业人口的40%左右，如何真实统计他们的就业状态也是非常大的难题。 这部分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参与率不足20%（广东有2000多万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参保人数仅320余万；北京约400万以上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参保人数仅65万），也很难通过失业险领取和失业登记等指标，观察他们的实际就业情况。 因此，不能单纯依靠官方统计数据，来衡量实际失业问题。我们还需要从其他统计线索，来推算中国的实际失业水平，才能真正了解社会的苦楚和青年人的困惑。 不过现在很多媒体，都以5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6-24岁失业率20.4%，当作整个青年群体失业率，这也不合理。 4月份，我国16-24岁参加劳动力市场的人口共3220万左右，其中失业人员656万左右，占总数的20.4%。 由于这个年龄段（尤其是16-20岁）人口比较特殊，他们即便不升学的话，劳动参与率也不高，长期维持在18%以上。 因此，近年这个年龄段失业率变化其实不是很大，仅仅比2018年增加了100余万失业人口而已，并没有反映青年实际就业困境，我们也还需要从更全面角度综合考察青年就业问题。 三、青年（16-40岁）实际失业人口推算 1. 到底有多少应届生毕业找不到工作？ 应届毕业生没有工作经验，没有经济基础，抗失业打击能力差。 所以，应届毕业生就业难，是所有就业问题中的重中之重，是我国就业问题的“一号问题”。 那么具体有多少应届生找不到工作呢？ 这个官方一直没有明确统计数据，经济学界也缺乏研究，不过我们可以根据每年中等以上教育毕业人数与新增就业岗位之差，来做一些推算。 在经济统计上，新增就业人数=社会初次就业人员（主要是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应届毕业生、海外归国留学生）+再就业安置人员－退休人员。 根据历年统计，我国每年再就业人员的数量，基本与退休人员数量大致相同，二者都在550万左右，可以相抵消。 所以，新增就业人员，基本由初次就业的应届毕业生组成。可根据新增就业人数与全部应届毕业生之差，来判定就业情况。 （历年新增就业人数增加情况和新增应届毕业生增长形势，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 在2013年之前，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总体上是新增就业人数大于应届生总数。 比如，2007年我国新增就业岗位数是1204万，而当年各类毕业生总数为829万。这意味着，不仅能满足所有毕业生的需求，还可以接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2013年—2019年之间，应届生毕业规模和新增就业岗位数量都在增加，不过前者增速更快，新增岗位数量和毕业生规模都在1300万左右，初次就业市场的供需大致平衡，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 不过疫情后，就业形势产生了根本性转折。 一方面，每年新增就业岗位开始剧烈减少，2022年的新增就业岗位比2019年减少了148万，仅与2010年相当。 而另一方面，由于过去的扩招，中等职业教育和高校毕业人数剧增，归国留学人员规模也日益庞大，去年三类毕业生数量已经达到1655万，相当于2007年的两倍。 因此，出现了就业市场的职位严重供不应求局面。 粗略估计，2020年、2021年每年大约有200万新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约占总数的15%；2022届毕业生失业人口进一步上升到400万以上，今年则攀升到500万以上，约占总数30%，与大家实际观感差不多。 考虑到2020年和2021年经济形势尚未不错，这两届毕业生就业虽然延迟，但是绝大多数人最终都找到了工作。 而最近一年多来经济向差，2022届未就业学生的多数和2023届缺口部分，可能仍在未就业状态，这四届毕业生积累的未就业人数应该在1000万左右。 在2010年代就业形势宽松的时期，应届生喜欢到市场上择业，考研、考公和教师资格考试报名人数增长缓慢。比如，2005年至2016年，考研人数每年平均只增加5万人；而2019年至2023年，每年增加近37万人。 其他考试报名人数增幅，也是非常大。疫情三年来，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增加了121万（129万至250万）；教师资格证考试报名人数增加264万（880万至1144万，部分阶段专科可以报考）；省考人数也暴增到500万以上。 这些都说明，最近几年就业市场的岗位缺口，扩大了数百万，青年人不得不参与竞争激烈的各种选拔性考试，来寻找出路。 （历年研究生招生报考人数，数据来源：教育部） 2. 到底有多少在岗人员失业？ 除了初次就业人员的求职难问题外，这两年失业现象也越来越突出。 第一，A股上市企业的平均职工数量比疫情前缩水11.9%。 A股上市企业每年都会披露员工数量。 疫情前，我国A股上市公司平均职工在6500—6600人之间浮动。 2018年平均人数为6560，而2022年这个数字已经降到5775，降幅达11.9%，其中是2021、2022年度跌幅最为明显。 （A股上市公司平均员工数量变化，数据来源：中国上市公司协会、Wind） 我们最熟悉的一些科技公司（虽然是美股或港股上市）裁员数量也跟这规模差不多。比如，腾讯、阿里、美团、百度裁员率，都在9%上下。 尤其旅游、房地产和教培行业裁员情况则更为严重。 比如，携程裁员率达到27.3%。再如，57家A股上市房企中，只有8家员工总数在增长，有28家裁员超过20%，其中最高的裁员率达73%。 考虑到上市企业的效益，往往好于未上市的同类企业。因此，其他企业的裁员率应该更高。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疫情以来，科技公司和房地产企业裁员情况，数据来源：各公司年报） 第二，中小微企业去年注销率约10%。 去年，上海有21.5万家中小企业注销，占全市企业总数的19.9%，而2018注销数量仅为5.1万，增加了3倍多；广州有9.4万小微企业注销，占全市企业总数的13%，2018年仅为2.8万家，也增加了近2.4倍。 总体来讲，全国中小微企业注销率至少应该在10%左右，相对应的就业容量也会减少10%左右。 （2016年—2022年上海市微型企业注销数量，数据来源：上海市市场监管局，财经十一人） 中小微企业招聘，基本全靠求职网站。 从BOSS直聘活跃企业用户数量来看。2022年第一季度，为410万家。年底则降为360万家，减幅为12.2%，创有史以来最大跌幅。 这也说明，大概有10%的企业注销，或停止运营，或暂停增员。 3. 疫情以来，青年总体失业规模估算 综上研究，我国疫情3年以来，大约累计有1500万左右中专和高校应届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 同时，大约有10%的企业在职员工失业，这部分16-40岁青年（注释一）在职人员约2500万左右（注释二）。 此外，根据北大卢锋教授的研究，近三年还至少有2300万左右农民工因为失业而返乡，如果以其中60%为青年人计算，那么这部分也有1400万左右。 那么，疫情以来大约共新增了5400万左右青年人失业人口。 当然，以上只是对就业流动性状态的推算，也是说曾经多少人遭遇失业或裁员，但是很难估算最终的失业规模。 因为这些失业人口中，不排除有相当部分重新找到了工作，或者通过灵活就业形式，实现了再就业（比如，三年以来滴滴活跃司机数量增加了1200余万，外卖骑手、快递员、配送员增加了月增加了约800万），不过估计仍有一半，也就是2500万—3000万左右至今仍处于失业状态。 也就是说，保守估计，目前青年绝对失业人口，比疫情前增加了2500万—3000万左右。大约相当于这个年龄段，参与就业市场劳动力总量（4.02亿）的6.2%—7.5%，或者相当于全部劳动年龄人口（8.8亿）的2.8—3.4%。 考虑到青年人就业集中在21世纪新兴的互联网、教育、地产、金融等行业，而这些行业最近三年受冲击程度最大，做出上述推论应该不至于太过分。 （*由于做失业研究推算非常困难，缺乏有效的统计线索，以上仅做抛砖引玉之用，不精确之处希望关注这个问题的同仁批评赐教。） 4. 未来几年就业问题会更加严峻 那么是不是青年失业问题是暂时的，过两年会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呢？ 从各方面数据来看，我国未来就业问题，将会比目前更加严重，原因有三。 第一，新进入就业群体的以“05后”为主体，这些年轻人选择就业几乎无一例外会到城市中去，只有极少数人愿意务农，就业压力要完全挤向城市，而农村的缓冲作用渐渐消失。 第二，我国这两年为了应付这就业难问题，进一步大幅扩招，虽然暂时平抑了就业高峰，但是会增加以后的就业压力。 估计到2025年，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两类毕业生总数，将达到1900万左右，比2022年进一步增加300万左右（中等职业教育增加51万，本专科生增加223万，研究生增加33万），就业需求将达到史无前例高峰。 而届时，就业岗位供给乐观估计在1350万左右，至少有550万个缺口。 第三，我国经济增速越来越放缓，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数量越来越难。 从2008年至2018年，我国经济平均增速为7%，每年可以创造1300万个就业岗位。 而我国未来每年经济增速，将下降到4%—5%之间，要想创造比过去更多的工作岗位，几乎不可能。 所以，未来几年，将是改革开放以来就业形势最严峻的时刻。 既要消化过去三年的失业存量，又要面对城镇就业需求达到历史最高峰的事实。另一方面，供给面明显收窄，就业矛盾比任何时候都突出。 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个问题，未来5年每年继续积累500万青年失业人员的话，意味着到2028年社会可能积压5000万左右的青年失业人员。 那么失业将会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每四五个家庭就有一个失业人员，进而引发一系列深层危机。 如果能够基本应付的话，到2030年以后，随着70后退休潮的来临，我国就业压力将会明显减弱。 四、解决失业问题的建议 那么如何解决目前的青年就业问题呢？ 首先，我们不要指望通过让青年进入“体制”来解决就业问题。 2022年，国企招录应届生76万人，国考和省考共招录应届生10万人左右，加起来也仅相当于应届生岗位需求的5%。 长期看，国企和政府提供的就业岗位是持续减少的，任由国企和政府规模扩张，必将带来机构臃肿、低效亏损等问题。 其次，也没有办法通过“乡村振兴”来解决青年人就业。 目前我国农村经济的规模非常有限，全国农业总产值只有1万亿美元左右，能安置一两百万人就不错了。并且全世界的经济发展规律，是农村向城市集中，而不是相反。 因此，只有尊重经济的客观规律，顺应产业发展趋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从改革开放45年来，尤其是最近10年情形看，我国就业趋势有以下三点规律。 第一，从所有制上讲，就业增量基本是民营经济发展所创造的。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市就业总量增加了3.67亿，这些几乎全部是民营经济发展带来的。 就最近十年情况看，每创造占全国1%的GDP，国企可以带来185万就业，而民企可以达到636万。 第二，从行业类别上讲，新增就业量，主要是由数字经济等新兴行业发展带来的。 近10年，数字经济一共为我国创造了2亿个左右就业岗位，现在年轻人最青睐的10个就业领域，8个与数字经济相关。 第三，从产业类别上讲，新增就业主要是服务业带来的。 近10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了168%，但是就业人口反而比顶峰期减少了1500万。而服务业发展，却带来了近1亿的社会就业容量。 从实际看，这几年失业人口增加，直接原因可以归结为因经济综合环境的变化，民营经济、数字经济和服务业发展遇到波动造成的。 所以，想要真正解决就业问题，应该从改善民营经济、数字经济和服务业发展环境入手。 最后一点，特别强调要彻底改善市场环境，鼓励支持青年创业的问题。 最近三四年，受到国际环境、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影响，我国青年的创业热情大大降低。这不仅增加了就业压力，也对我国创新能力是极大的伤害。 疫情前，青年人都以创业为荣，虽然年轻人不完美，科创市场也不太规范，但这种现象是可喜的。 因为青年人创业，不但可以自行解决就业、创造就业岗位，还是推进技术革命和业态升级的最强劲动力，它孕育着国家未来无穷的希望。 因此，有必要根本扭转这个情况，彻底改善市场环境，让青年人创业梦想重新燃起来。 纵观全球，最有创新活力的国家，都是那些青年人创业最积极的国家。 一个有前途的社会，必然是年轻人都在积极去创造和实现各种梦想，而不是都在考编的路上。 *注释一：国家统计局的社会经济统计中，往往把16—35之间的人口称为“青年”。但是联合国和很多发达国家，逐渐把青年范围放宽到45岁左右。考虑到我国人均工作时长的延长，以及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本文以16-40岁人口为青年。这些人是大学扩招和互联网革命后进入工作的的新一代，其就业领域和择业习惯，与之前的有明显代际差别。 *注释二：我国城镇城镇就业人口约4.7亿，但是其中相当部分是半就业或灵活就业状态，按照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缴纳人数计算，全国在岗全职职工约3.5亿。按其中70%为16-40岁劳动力计算，青年全职职工约2.5亿。

住在天津碧桂园46栋楼二楼的李阿姨（化名）几个月前发现自己家的卫生间墙壁渗水裂缝，找人来修理后情况更加恶化了，李阿姨就将原因归咎于楼上年轻人没有做好卫生间的防水。住在38栋楼高层的王先生也发现，自家厨房的隔断门在炒菜的时候总是莫名其妙的自己滑开，在工厂上班的王先生好像找到了是什么原因，“可能是我家厨房地没有找平”王先生就自制了一个门闩将门卡住后就忘记了这件小事，直到5月31日在业主群和短视频平台上炸裂的消息才让他们都同时明白，原来是他们和他们的后代赖以生存像火柴盒一样的房子出了问题。 在天津书记陈敏尔6月4日低调视察“津南区八里台镇局部地面沉降现场”后三天，笔者也前往现场“视察”。笔者在现场观察到倾斜最严重的一栋楼疑似是津南区碧桂园小区的售楼处，楼体俯瞰形状类似一个长边在东西向上的“L”，售楼处建筑整体向北倒伏，GoogleEarth历史图层显示售楼处曾经所在地为一片鱼塘，不知道这是否和建筑的大角度倾斜有关。而售楼处邻近的39号楼高层出现的是肉眼可见的向南倾斜。根据短视频平台上的视频，这几栋楼的地基处都有很大的破碎和沉降，临近的八里台东路的路面也出现了裂缝和拱起。 笔者驱车前往现场进行调查时遇到了意想之中的困难，整个小区的保安都加强了安保工作，要求每个业主单独刷卡进入小区大门，笔者同一位热心司机沟通后成功躺在后排进入小区，但是出现问题已被疏散的37-52栋楼片区（上图框内区域）已被蓝色铁皮围挡围住，只在45-46栋楼中间留了一个出入口，同时有至少两辆警车来回在铁皮围挡旁巡逻，每栋楼单元门口也有不明身份的人站岗检查证件，想进入被管控的37-52栋楼区域可能还需要佩戴专门出入证，而在笔者观察的出入口的十分钟内有不少可能居住在附近的居民路过拍照，保安均进行了劝阻并呵斥快速离开，现场同时看到了公安、消防、城管、燃气公司和搬家公司的车辆。小区中其他没有被疏散的楼根据观察有人居住但好像不多，同时也在一楼观察到宽度大概3-5cm不知道是否正常的裂缝，不过幽默的是这里的每一栋楼都像中国的每一栋新建住宅楼一样在侧面挂着一块大理石板，上面刻着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建立单位和每一项的负责人名字。 在八里台东路与阁榭路交叉口，有一位警察站岗并警告无关人员远离，旁边的牌子上写着“八里台镇5.31道路地面沉降现场”，6月2日天津发布的通告中表示“我市津南区八里台镇八里台东路部分路面隆起开裂，碧桂园凤锦庭院局部草坪路面沉降、部分居民楼地下停车场出现墙体裂痕、渗水。”到了6月4日时则是“陈敏尔、张工仔细了解地面沉降、楼体倾斜、施工进度和地下管网设施安全等情况”，好像从路面开裂沉降的有隐瞒掩盖嫌疑的通报后更新出现了楼体倾斜和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的说法，通告后面又在强调做好舆论工作，现场加强的警力巡查密度貌似也有了解答。笔者在查看谷歌地球历史影像后发现，之前临近的大片棚户区被拆迁，同时碧桂园的别墅区和包围别墅区高层也开始兴建，碧桂园的这一片高层会是原先八里台镇棚改户的返迁房吗？而直到2013年此次出现倾斜的37-52栋接近封顶时，与楼盘一路之隔的池塘还有水积存，沉降最严重的L型建筑就坐落在曾经的池塘上，查阅资料发现天津最大沉降速率每年超过40毫米，笔者没有地质和建筑学知识，但是还是想疑问这个楼盘在开始建设时难道没有注意到土质和旁边的环境因素吗？还是说即使发现了地质条件不良也不愿意增加成本去做更多的加固设计才导致了这一地块上的高层住宅楼和低矮的别墅都出现了超出正常预期的沉降？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当笔者正打算离开时，在临近的快餐厅偶遇了一大群正在讨论赔偿方案的业主，了解到了他们虽然按照兴人特色分成了两派但一致的诉求是：赔钱！政府要和业主代表在6月7日下午4点进行第一次见面会议，而其中一位业主担心的却是他们选出的业主代表太“咄咄逼人”太会“讲法律”，容易激怒政府进而损害到他们的利益，有业主提到有的家庭如果一家七口安置在廉租房可能生活会比较困难，还有业主提到孩子教育和老人下楼的问题。目前被要求离开的业主由政府出资居住在临近酒店，而相比酒店更合适的租房方案补偿也将会由政府在会上提出，我问会更远期的解决方案吗？聚在一起的业主纷纷摇头，说如果能让政府按照市场价加上补偿出资回购他们的房子最好。我再问能否带我去参加他们的业主会议，他们表示很为难，在业主群的通知里要求他们即使去旁听也需要携带身份证件以备查验，我知难而退了决定返回，说起来也是玄学，热了一整天的天津就恰巧在四点时天变得阴沉同时挂起了大风，我远远的看到挂在楼顶的碧桂园三个大字变得越来越模糊最后消失在了漫天的黄土中。 在回程路上写下这些文字时，被警车逼进死胡同被保安跟踪审视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在这片土地上首先解决的不是问题而是提出问题的人，我作为一个闲人想去记录与旁观都会受政府层层阻隔，而业主还在寄希望于这样的一个政府解决问题，或许政府只会解决闹事的业主后出具一个“经专家检测已经恢复正常可以入住的公告”。从旁观者视角看房子歪了还在相信政府会给他们解决问题的业主真的有点幼稚又无奈，从之前的砸承重墙到现在各地都在出现的地基下陷。中国人愿意绑定自己一生去奋斗购买的鸽子笼不动产突然“动”了起来，房子不再是那个永久的70年产权的可以传世可以解决户口解决下一代教育问题解决一切烦恼的象征了，因为他不再坚固了他开始有瑕疵开始不完美然后出现了绝对不允许出现的质量问题。这简直就像同居十年的老婆突然发现染上了艾滋病一样觉得遭受了背叛，这是一种多么大的不幸和耻辱！ 感谢能看到这里的real友和默友，顶着近四十度的太阳在外奔波的动力就是回来做炒作狗，也祝你们都不要倒霉买到洼地特色的烂尾楼和歪歪楼。

一个自媒体博主在街头随机拦住路人，问他们是否相信高考可以改变命运。受访的人中，年轻人基本都认同高考可以改变命运，而上了点年纪的则多持相反观点。 皮糙肉厚的老家伙们行走江湖多年，知道社会是怎么运行的。刚出或未出校门的年轻人因为还没被社会吊打，所以满眼光芒。 高考当然可以改变命运，几十年来，无数人的命运因此改变。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高考越来越难以改变命运。 刚看过一张截图，印象很深。北漂骑手钱灏奋斗20年，供养儿子钱坤大学毕业，但工作难找，最后父子二人成了同事，一起做骑手送外卖。 截图上配有这样的文字——好日子都是奋斗出的，奋斗可以致富。 钱灏这个名字，大概率是七零后。这代人，是被高考改变命运的一代人。只要上过大学的，混的基本都比父辈强。不是这代人比现在的年轻人强，而是他们赶上了无数年不遇的好时机。1999年扩招之后，上大学才没那么难，整个90年代，大学生还可以算是“天之骄子”。 50岁左右还在当骑手的钱灏，应该没读过大学。他儿子应该出生在大学扩招前后，没读过大学的钱灏攒着劲儿要把儿子培养成大学生，是非常合乎逻辑的做法。无数中国家庭也都在走这条路，因为这是那个时代的标准金线。 本世纪前十几年，上大学找工作，不是件赔本的事。2001年底，中国入世，正式进入世界分工体系，开启了狂飙的步伐。之后十几年，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并进行了千年未有的大规模城镇化建设，这些都需要大量劳动力。 因为有需求，上大学掌握知识和技能才是划算的事。今天，事情发生了变化，外部世界的需求转移到东南亚、印度、墨西哥了，所以无数年轻人中年人，只好卷在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这种给本国人民提供服务的行业。 时也，命也。 钱灏钱坤们，如果投胎投得好，可能就不是“两代快递人”，而会是“三代烟草人”、“三代电力人”…… 去年，河南媒体宣传河南濮阳一家三代都是烟草人的感人事迹。但是新闻出来之后，却翻了车，网友们说，你们吃肉可以，但能不能不要在肉汤都喝不到的人面前吧唧嘴？ 烟草公司是干啥的，谁不知道？烟草公司收入多高，又有谁不知道？一家三代人在高收入行业，这实在和情怀无关。 另外，电三代、铁三代、油三代的宣传也屡见不鲜。烟草、电力、铁路、石油，这些高垄断高收入的行业，别人想进去进不去，而你们的子弟一代一代都能进去，这真是奇了怪了。 有些国企如此，有些地方也是如此。 2010年，《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文章，报道了北京大学博士冯军旗的论文《中县干部》。2008年，冯军旗在中部的一个农业县挂职两年。深入调研后，他发现在这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仅有1000多人的农业县里，竟然存在着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在这个庞大的家族网络中，有的官位“世袭”，或是几代人，或是亲属连续稳坐同一官位；有的裙带提拔，凡是副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至少拥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更可怕的是，政治家族之间往往以联姻或者拜干亲的方式不断扩大。 这种现象是孤立的，还是普遍存在的？十几年过去后，这种现象是受到遏制还是逐渐扩大？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值得认真思考。门阀阶层一旦形成，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将不再可能，寒门上升通道也会被堵死，也没有人会再相信奋斗改变人生、读书改变命运。 父母为子女铺路，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好的社会，有一系列制度来限制阶层固化。 中国古代，尤其隋唐以来，农家子弟可借科举考试实现阶层跃升。“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原来是人下人，科举成功之后就能成为人上人。人生刺激，莫过于此。 改开之后，高考也起到了类似古代科举考试的作用，它用“分数论”打破了之前的“成分论”。不管你是红五类还是黑五类，最后能不能上大学，凭分数说话。个人的前途命运，不再取决于父母和家庭背景。恢复高考，恢复公平，给无数穷苦人家带来了莫大希望，也让全社会迸发出强大活力。 这种对高考的相信甚至迷信，其惯性一直延续到钱灏这一代。但是，很可能到此为止了，因为到他儿子这一代，也许就是最后一代了。 这两天高考，之后很快也要填志愿了。选学校专业之前，应该认清一些现实，就是时代变了，我们填自愿的逻辑也应该随之变化。 简单说几句。如果你是普通人家孩子，也实在没有天赋异禀，专业可选一些实用技能型的，学校则要选大城市的大学。以前是为了生活，以后是为了生存，生活可以很美好，但是生存一定很骨感。白领服务类岗位会越来越少，而为衣食住行提供基本服务的技能还是刚需。谁能未雨绸缪，谁就可能在未来占得先机。以后资源会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能在大城市上学，你的见识、人脉和机会都可能超过无数同龄人。 不过，不管如何努力，以后的大学生，大概率在职业成就上不会超过他们的父母，这不是悲观，而是来源于时代走向越发笃定的残酷事实。农民的孩子，即便读了大学，很可能最终还是要回到农村。一个中产阶级的孩子，能保持父辈的阶层，不发生阶层降级，那就很值得庆幸了。 即便是上流阶层的孩子，很多人同样也很焦虑。只不过他们焦虑的点，跟普通人家的孩子不太一样。和领导手牵手逛街被拍的中石油董小姐朋友圈的这段话，就能让人反复回味。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一 最近因为那位丧子的母亲遭遇网暴并且跳楼的事件，网络暴力再一次得到了很大范围的讨论，比如去谈互联网激发的盲从心理，以及谈互联网匿名带来的去中心化失控。 这些当然没有什么错误，我们以前也聊过，但这一次，我始终觉得是缺了一些东西的，或者说有什么东西是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这种忽略在于我们一直都在聊网络的问题，监管的问题，鲜少提后面的暴力的问题。 离开了暴力去谈网络的副作用，是否有意义？ 网络暴力本质上应该先是一种暴力？还是先是网络现象？ 我们之前写《怒呛人生》的时候，提到过一个观点，叫网络暴力是一种社会暴力的延伸。更通俗来说，我们认为网络暴力，只是已经存在了千百年的社会暴力的一种变体而已，网络的诞生，只是给了它“新的形式”和更远的“攻击距离”。 所以要去谈批判，必须回归单纯的“暴力”。 如何去理解这种单纯的暴力，这里我们提一部我们认为可以作为案例的片子，杨德昌的《恐怖分子》。 选这部片是因为在今天的这个话题里，它可以从一个更残酷的视角重看——它的故事其实可以被解读成一场未经过网络的“网暴事件”，它也与我们的多次现实事件一样，当事人用自戕完成了复仇。 暴力因子在这部片一开始就被植入了，一场与主线无关的枪战发生，一具尸体趴在马路中央，警车呼啸，这是充满不安的开场，但随即接入的是男女主极为日常的夫妻对话。 然而在那段对话里，当男主对作家妻子说出那两句问句，“小说又要重写啊？”“写个小说怎么会变成这么要命的事情呢？”，其实已经暗暗和那些不安的东西重叠，人和人（即使是夫妻）的隔阂，对彼此永远无法理解共情的宿命。 还有另一条线里的女孩，她在家庭里和家人同样的隔阂，以及由此产生愤怒。 这是更可怕的不安，人们往往没有仇恨与摩擦，距离很远，甚至还有一些互相素不相识，但没人能避免暴力。 所以片子里仅仅需要女孩恶作剧式的一个电话——她胡乱拨打给了陌生的男主家，告知他妻子自己是他老公的情人。 于是所有本身居于地下的隔阂都被点燃，成了搬上台面的暴力。片子中的男主所经历的能在我们以往的很多网络暴力悲剧中找到对应，被嫉妒，被轻视，被造谣，无法自证。 但整个故事里并没有网络，在扮演这个角色的充其量是一台电话和一本黄页。 “暴力”足够一个人演完整一场电影。 这种暴力是什么？生发出它的诱因是什么？具体到网络暴力上这些问题是它的重点，要了解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先去看到参与这种暴力的施暴者的行事逻辑。我举几个具体的事件。 汶川地震幸存女孩牛钰在地震中失去了一条腿，戴着一条钢腿的她并没有就此消沉，反而是去参加马拉松、跳舞、走秀，她想要告诉更多的残疾人：即便身体残缺，我们也值得被爱。 结果有些人在下面辱骂她“你怎么能这么恶心，一天到晚只知道博同情！你觉得你配吗？不要脸！”“觉得你没腿，活该！” 24岁的郑灵华在被保研到华东师范大学后，她拿着录取通知书给病床上的爷爷一个惊喜，还把这一幕拍下来，发到社交平台。在这个照片里，她的头发是粉色的，因为她说希望毕业照上的自己能是明媚而鲜艳的。 但网暴她的理由是“外围大学？”“夜店舞女也有硕士文凭？”“一个研究生，把头发染的跟酒吧陪酒一样！” 从这些例子里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暴力指向的尽头都是所谓道德层面上人的“弱点”。你染了粉色头发，不符合公序良俗；残疾人也这么优秀这么招摇，但我们普通人却做不到。 无论是对异己的排除，还是嫉妒这种人性的七宗罪，这些情绪都是为暴力供给的养料，而网络只是作为一个平台放大了这些情绪。 于是暴力的贬低和宣泄就成了网暴者满足自身的方式，而这最终造成的恶性循环就是，暴力就像毒品，他们只能依靠吸毒来维持自身的内心支柱。 但这种宣泄终归只是一种无能的宣泄，这种满足也只是一种空虚的满足，那些站在道德层面上的指责，也只是因为自卑和挫败导致的心生恶气。 当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会发现，这些人其实才是真正的弱者。 二 在之前聊“网络挖坟”的文章中，我引用了韩炳哲“同质社会”的观点，他指出了我们当前的社会力图在消灭他者，消除对立和质疑，借此来寻求更多的肯定和认同，最终将自己吸纳进同质的群体中，成为一个“充盈着空虚的满足的膨胀体”。 这个概念作为一个哲学背景，在我们去聊网暴形成的土壤时，它同样适用。 不过同质社会只是造成了广义上的个体在集体中的消泯，而这种消泯如何转向了暴力的聚集，则是我们在聊网络暴力的议题时，需要更进思考的一步。 费斯廷格在心理学领域提出了一个理论：去个性化。 它指的是群体的聚集使个体失去了个性环境，个性因而淹没在群体中。由此带来了两种后果—— 一是个体在群体中同时获得了匿名的身份，匿名则会导致放纵，因而社会准则甚至是道德准则对其的约束力就会减弱； 二是群体意味着责任的分散，任何一个具体的成员都不必承担该群体所招致的谴责。 群体聚集的本质就代表着他们拥有统一的立场，因此借着群体声音的掩盖，人心中的暴力因子会在这样的自由中获得成倍的增长，而在这样的喧嚣中人同时也失去了理解复杂的能力。 这其实还是我们在“网络挖坟”里提出的观点：有立场就会有暴力。 只是网暴者的逻辑为立场这个词做了一个极端的延伸，它代表了一种非此即彼的二极。 因为你染了粉色头发，所以你就是一个不正经的人；你儿子死了但是现在你却出来带货，那么你就是在吃人血馒头，是为了赚钱；你儿子死了但是你却打扮得如此光鲜，那么你就是为了博眼球、赚流量。 这些话看似不着调，但其实都有一套坚固的逻辑，那就是当你与我们想象中的苦难者形象不符，当你与我们心中的道德形象不符时，你就一定是别有用心，有着自己的目的。 这种逻辑就构成了网暴的二极立场，因为二极，所以失去了理解复杂性的可能，进而失去了共情的可能。在这套逻辑里，活着的人是不是仍然要去生活，失去至亲的人除了哭是否还有更多哀莫大于心死的表达，都是不被考虑在内的。 虽然这次的事情平台上对一些口出恶言的人进行封禁，但我知道，他们仍会卷土重来，因为我知道那些网暴的言论其实是潜藏在人心底的恶，而这种恶又因群体的掩护变得如此捉摸不定。 这种暴力的宣泄会像毒品一样继续诱惑着在其中获得满足的人，而当这种宣泄的代价仅仅是封号禁言时，没有人能抵挡得住诱惑。 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和心理成因，这样一种牢不可破的人性之弱，如何破除，如何更改，没有一个人能给出答案，我只能将目光去放在我们普通人身上，想一想当我们面临此类的事件，最起码能做的是什么？ 三 作家王慧玲曾在她的微博上提到了自己常年遭遇网暴以来的处理方式，那就是：不要自证。 自证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不想被误会，不想被泼脏水，所以基于他们辱骂和质疑自己的点，一条条地证明自己没有错。 这是受害者的内心逻辑，但其实这条逻辑背后有一种大众心态在作祟，那就是大家一直在试图追求的那个“完美受害者”形象。 似乎只有完美的受害者，才能让那些人无话可说，才能在道德层面上立于不败之地。 但这种寻找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因为在网暴者眼中，根本不存在完美的受害者。 他们攻击的本质不在于对一个具体的人进行攻击，而只是在行使“攻击”的“权力”。 所以当武汉事件中的妈妈穿着得体赶往儿子死亡的现场时，他们会质疑她作秀，并不是真正的伤心；而当江歌妈妈撕心裂肺，为帮女儿夺回公道奔走六年时，他们又开始用“疯女人”去定义她。 微博曾流行过一阵对网暴行为的解构，大致是我写一句话，你能从中找到一句杠我的点吗？ 有人写我今天去吃了麦当劳。于是马上有人评论你有带你的父母去吃过麦当劳吗？ 这当然是调侃，但这个例子基本就是网暴者底层逻辑的复现，他们并不是在针对你这一个人，而是隐藏在群体里用恶意无差别地攻击着每一个人。 当你去选择证明有带父母吃过麦当劳时，就会激起他们的兴奋欲，继续在道德层面上去寻找漏洞，一旦开始自证，你将面临着永远也证明不完的问题。 而同样地，一旦你做出了反应，就相当于给了他们回馈，也给了他们能够左右你的情绪的权力，最终在这场舆论争斗里你的失败——无论是死亡还是退场——都将是为他们提供满足的养料。 在这件事情里，当那个母亲要求学校给自己的儿子一个面向公众的道歉时，有人评论说“只要道歉就够了，你的孩子真廉价。” 而倘若她开始要求赔偿，有条评论已经提前告诉了我们她将面临什么样的攻击——“道完歉就该要钱了，一步一步来，想让你承认有错，有错就得赔钱（真实目的）” 即便是她因失子的痛苦和网暴的压力从楼上一跃而下，也并未能证明她的“清白”，大量的评论开始继续换方向攻讦——“说不定就是她老公推的”“男的260万到手，又可以娶个年轻美女了。”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刘学州身上，当他被父母抛弃、被霸凌、被男老师猥亵、去寻亲生父母却没有人愿意要他这些事情被媒体报道之后，等待着他的是“炒作、白眼狼、网络乞丐”这些贴标签式的辱骂。 而当他晒出自己从小到大的奖状和志愿者证书来证明自己时，评论区有人问他“这些东西有什么含金量吗……？”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你看，他们并不在意你做了什么，你是谁。你的反驳和自证只是给网暴者输送活力的唯一毒品，而你的死亡和自毁则是让他们获得满足的唯一春药。 在武汉的这位母亲因为没有卸妆、没有换衣服就从工作场地来到学校，有一位网友在视频下留言：“这妈妈穿成这个样子也是正经妈妈吗？一看就是那种不正经的妈妈。” 而当这位母亲跳楼之后，面对着其他网友质疑他当初为何要发表这类言论时， 他只是回复说：“我当时也没想到她会去跳楼。”

原标题：高考零分作文：​“指鼠为鸭”的“故事”里，我最好奇那改口的学生遭遇了什么“力量” 这个“故事”的水平，真的让赵高都汗颜。 各位好，又是一年高考季，今天整个花活吧，以高考作文题目写篇短文，跟自己定上时间，设好字数，看看能写出个什么文章来。 作文真题： 故事的力量 好的故事，可以帮我们更好地表达和沟通，可以触动心灵、启迪智慧；好的故事，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可以展现一个民族的形象……故事是有力量的。 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以下是我的作文： 以色列作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他的《人类简史》里提过一个有趣的问题：在人类演化史上，我们智人无论是脑容量还是体格，跟我们演化上的近亲尼安德特人都旗鼓相当，那么到底是什么力量让智人在数万年前以不可阻挡的席卷之势击败并淘汰了后者，成为全球霸主的呢？ 赫拉利说，这就是讲故事的力量。 我们的祖先在数万年前经历了一波大脑的“认知革命”，他们学会了讲故事，通过虚构一个现实中其实不存在的叙事（比如神话传说）来统合一个更大的族群、乃至部落，并最终依靠“人多力量大”的体量优势，击败了只能维持十几个人的小团体的尼安德特人。 赫拉利的这个假设是否立得住脚，有待人类学者的考证，但他提出的假设确实很有意思，因为它解释了我们智人为什么天生就爱听故事、讲故事，几乎每个孩子都喜欢缠着妈妈讲睡前故事——而现在我们知道了，原来这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生存本能，故事本身就是力量。 但我总觉得，赫拉利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没有把这事儿点透，他吃了不了解中国历史的亏。在智人通过的讲故事击败尼安德特人几万年后，距今两千多年前的大秦朝堂上，一位侍从牵了一头鹿上来，然后一个尖细的声音响起：“诸卿可看仔细了，这是一匹好马啊！” 嗯，这就是赵高的“指鹿为马”，我觉得，这个故事的上演，堪称赫拉利“故事·力量”假说的二阶展开——我们智人老祖宗，只认识到了把故事讲好可以转化为力量。 但就像法拉第从“电能生磁”中顿悟出“转磁为电”一样，赵公公也更进了一步，他意识到当你有足够的力量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转化为故事，强迫那些识相的人接受之。 正如赫拉利所顿悟的，好故事可以转化为强力量。 正如赵高所发现的，强力量也可以转化为好故事。 ——你看，只有在借鉴赵高的东方智慧，赫拉利的“故事=力量”这个等式才能完成双向配平，终于完成了。 而对于这个等式的最新运用，请看一下最近在网上引发热议的“指鼠为鸭”事件吧： 有位学生发了个视频，说他在江西某职业技术学院的食堂里，吃到了一个异物，他怀疑是老鼠头。问网友怎么看。 视频上，“那块肉”分明有毛有牙齿，分明、似乎、大概、也许、应该就是一只老鼠头。 但问食堂，人家却一口咬定，这就是鸭脖。 我觉得，如果食堂和校方真的想为自己“洗冤”也不难——你说这是鸭脖，那好，有请食堂经理或者校领导对着镜头现场表演个“啃鸭脖”呗？ 就像笑话里说菜里的苍蝇是绿豆并现场生吞之的老板食客也拿他没辙一样。如果校方肯为平息事态做到这一步，估计大家都会敬你是条敢做敢当的汉子。 但处理此事的学校公关，显然是赵高公公的好学生，深谙“故事·力量”方程的转换规则，他们寄出了另一个大招——几天后，该校发布通报，称发布视频的学生本人已确认“异物”为鸭脖，并澄清了视频内容…… 而那个涉事的学生还真又出了新视频，亲口承认他“看错了”。 这就过于魔幻了。 我们说，赵高虽然指鹿为马，用“力量”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故事”，但他要求的只是个承认，他好歹没逼着所有认鹿为马的公卿大臣们：今儿散了朝别骑马了，骑着鹿回家吧！ 没有，人家赵公公是体面人，没把事情做绝到这一步。 而要一个学生把一个带着牙齿、带着毛发、可能已经吃到嘴里、怎么看怎么像老鼠头的“物件”吐出来，亲口承认这是鸭脖。校方要把这个“故事”讲成型，其所需要施加的“力量”究竟要比赵公公大多少倍啊？这个学生到底遭遇什么，才能发生如此剧烈的思想转变？ 恕我想象力实在有限，实在猜不出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了，子曰“述而不作”，贴段网友的精彩脑补，补足这其中的空间好了： 我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从小我那当物理老师的爷爷就教育我“万物都有理”而学校是“最讲理的地方”。并非虚言，因为无论你学习什么学科、将来从事什么行当，在专业上保持实事求是、不为外物所折的严谨态度是一切学问的前提—— 你若做医生，对病情不实事求是，有人敢找你看病么？ 你若修汽车，对制造不实事求是，司机敢开你的车么？ 你若盖房子，楼花一百平米的房子你交房时就剩下四十平，业主不找你算账么？ 无论教授什么“职业技术”，一家学校首先应该教给学生的，就是“实事求是”，是鼠头就是鼠头，是鸭脖就是鸭脖。这是学校的天职。 可是我们却看到，时下很多高校，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总是轻易地践踏这条天职。 学生若在食堂里吃出什么异物，本来该道歉就道歉，该整改就整改，该追查责任人就查责任人，多简单的事儿？却偏不，非要向学生施压，甚至要求学生做学校的免费网络水军，试图用“指鼠为鸭”的方式去平息事态。 事态能不能平息我们权且放在一边。我特想问一句：一所学校，对学生这样教育，到底想让学生形成什么样的治学、从业观念？ 让学生“认鼠为鸭”，这样做的学校比利用手中权力夺女学生贞操的流氓老师更可恶！因为它将破坏的是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互信的“贞操”与底线。 而深可忧虑的是，这样的现象在时下正在变得越来越常见： 我们现在经常能看到有些高校学生，一方面他们对着老师们“重拳出击”，在课堂上不遗余力举报老师的“不当言行”。另一方面一旦涉及到自己自身学分、毕业证、升学就业，他们会立刻软下来，甘愿在压力下放弃底线、把吃到嘴里的鼠头也能当成是鸭脖，甚至还要让更多的学生去充当起水军……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请问，这种“灵活”的道德标准，难道是我们想要培育的么？ 一个学生，今天他为了被你捏在手里的那一纸毕业证接受你的故事、“指鼠为鸭”。明天，当他走向社会，面对更多的压力、更多的诱惑，谁能保证他不会向着权势、向着金钱低头，作出更多违反职业操守的事情来？如果社会各行各业都充斥着这样的人，我们还怎么放心的工作，生活？ 这样的学校，真的还不如不上的好，因为它对学生培养价值是负的。 扯远了，也说激动了，说回来。虽然网友提供了很多调侃与解释，但我还是很好奇，能让人把嘴边的鼠头硬改口说成是鸭脖，校方到底是用了多大的力量才让学生做到这一点的呢？改口的那位学生，又到底遭遇了怎样的“教育”？ 如果赵高把“指鹿为马”这个故事说通的力量是钻木取火，那么这家学校想把“指鼠为鸭”的故事说通，施加的这个压力怕是快赶上核聚变了吧。 至少于我而言，如果我是那个学生，我真的无法逼迫自己改这个口——如果一个人，能连这种口都肯改了，那以后面对更大的压力，真的什么没骨气的事儿，他都干得出来。 救救孩子，别逼他们认鼠为鸭，让他们讲真话。

01 关于“鸭脖VS老鼠头”的话题，现在还在吵。到底那玩意儿是老鼠头，还是鸭脖子？我还是觉得像老鼠头，但我不是动物专家，平时也不吃鸭脖子，所以也就不妄下结论了。但是有件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那位当事的学生站出来澄清说：我看错了，那个确实不是老鼠头，而是鸭脖。 你看，当事人都出来澄清了，应该没问题了吧？ 但群众就是不信！ 是群众们偏执吗？我觉得还真不是。我们都是在学校里呆过的，完全能够想象出这个学生可能面临什么。他的澄清可能是真心的，也可能是压力之下的违心之论，到底是什么，我们根本无法分辨。所以这个澄清的信息量基本为零。 还有人贴出了聊天记录，说校方安排学生当水军做控评。 这个聊天记录是真的吗？我不能确定。但是在大家心目中，这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事情。仔细想想，这件想法其实挺可怕的。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我们却有一种共识：学校完全可能逼着孩子撒谎。 02 让孩子撒谎这种事，其实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了。 我小时候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时上级到班级视察听课，老师就提前告诫我们，课堂提问的时候所有人都要举手，会的人举右手，不会的人举左手。“放心，我到时候只会提问举右手的同学。” 理由是什么呢？是为学校争光。 这是小学，中学的时候也是如此。高考前，市电视台到我们学校采访，老师就提前安排开会叮嘱，记者如果问：“紧张吗？”就说“不紧张。”问“有没有信心？”就说“有信心！”问“学校有没有给你们压力？”就说“没有。”问“体育课停没停？”就说“没停！” 如果不这么回答，哼哼。 我相信类似的事情不光我经历过，大部分学生可能都经历过。学校教育我们要热爱集体，要维护学校荣誉，要这样要那样，但唯独没有坚定地教育我们：你不可撒谎。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经验，我们很难相信那位学生的“澄清”。我们甚至完全能想象出那套施加压力的说辞，它一定是冠冕堂皇的：要顾全大局，不要给学校这个大家庭抹黑，不要被别网上那些喷子利用blahblahblah。当然，我不能说那所高校一定给学生施加了压力，但是根据我们的经验，这样的事情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并不离奇。 03 诚实需要勇气。虽然我们是个勤劳勇敢的民族，但在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并不怎么鼓励他们勇敢。如果一个孩子非常诚实，也非常勇敢，大家恐怕只会觉得他“轴”。如果面对记者的提问“你们体育课停了吗？”这个孩子诚实勇敢地说：“三个月前就停了！”哪怕不光老师会震怒，就连记者恐怕都会吃惊：“这孩子怎么这么不上道？”然后默默把这一段剪掉。 这当然会让孩子困惑。书本和现实就像是两个完全割裂的世界。老师可能上午还在教“列宁打碎花瓶勇敢承认”，“华盛顿砍掉樱桃树后绝不撒谎”，下午就告诉他们，“不管你真会假会都要举手，真会的举右手，不会的举左手”，那么他们只会觉得书上说的那些大道理绝不可认真，撒谎比诚实更可取，服从比坚持更重要。 作文书里有一位小明，他总是积极向上，总是诚实勇敢，总是和各种不良现象做斗争，我们都写过小明，但我们也都知道，这个小明如果从作文跳到真实校园里，多半会混得很惨。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小明啊小明，你在找倒霉你知道吗？ 那么当孩子长大了以后呢？ 当然就是把这个过程再循环走一遍。长大的孩子当了老师，平时给他们讲华盛顿砍樱桃树，上级检查了给他们讲不会也要假举手，出了事了给他们讲不能给学校抹黑。孩子们从困惑到接受，慢慢明白道德是有弹性的，诚实是有条件的，勇敢是会倒霉的。然后等他们长大了，这个故事再重新上演一遍。 正因为如此，当那位当事学生诚恳的说“那就是鸭脖子”的时候，无论他说的是真是假，我们都已经不相信了。那么再看那些学术造假的新闻，我们还需要觉得奇怪吗？连一块骨头是老鼠还是鸭脖，都成了罗生门，那么无论发生什么造假的事情也都不奇怪了。 当然，我也并不是在指责学生。诚实和勇敢本来就是稀缺的品质，我也并没有比人家强到那里去啊。就像这篇文章，我写完初稿后删掉了三分之一，是因为那三分之一我觉得写的不对吗？并不是啊。 那么如果换上我是那个学生，我会怎么办？我可能也会说：对，那个东西就是鸭脖子！哪怕它活的时候吱吱叫着满地跑，小名叫杰瑞，那它也是鸭脖子！ 不然呢？

这几天深圳统租房上热搜，引发巨大的争议。 什么是统租房？ 统租，顾名思义是由政府统一收储城中村房源进行改造，以及周边配套升级，再进行出租。 这个项目是深圳正在进行中的重大住房保障计划。说直白点，就是将城中村的农民房由政府指定的承包商承租过来进行改造后，再出租。 统租的目的是为了加快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问题，提高保障性住房的供应和质量。 初衷是为了解决深圳打工人住房难、租房贵、环境差的问题，也算是一项暖心工程。 可是，这么好的民生工程，干着干着，就让人发现不对劲儿，就引起了众人的热议和排斥。 难道是深圳打工人贱骨头，就喜欢窝在脏乱差的城中村、农民房里？ 有一南山区白芒村的村民表示，他的房子将被统租，而且政府给的租金很高，比自己租出去的租金要高2倍以上。 是的，统租带给房东的，是高额且稳定的租金收益，所以不少房东欣然接受。 那统租可能带给租客的是什么呢？ 根据目前网络以及部分人面临的问题，我们总结到主要是以下几点的担忧、面临的问题。 首先，租客被迫搬家。 承接这一巨大项目的名字叫做“安居微棠城中村改造项目”，承接公司是安居微棠，说具体点就是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团。 他们将城中村的房子收租回来，进行简单的装修装饰以后，再倒手转租给那些建设深圳的打工人。 而这件事，早在好多年前链家集团下的自如以及星窝、泊寓都做过，说白了就是二房东。如今深圳政府下边的人才安居集团接手，以政府做背景，更加名正言顺的成为深圳市最大的二房东。 为了顺利推行项目，恩威并施，收租城中村的房子。所以，很多住着好好的打工人，不得不举家搬迁。 最近，南山区白芒村的多栋居民楼贴出了公告，要求住户在定期内搬离。这种单方的驱离，让居住在白芒村的几万万住户们欲哭无泪，纷纷在各大平台哭诉自己的遭遇。 有人毕业刚来深圳，有的人才在公司上班没几天，还有人上个月才刚刚入住…… 大人们从租住的房子搬走，还在上学的孩子怎么办？不知道，目前来看，也没人解决。 其次，房子直接变小。 为了住下更多人，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以前两房一厅的房间，改造后需要改变成三房一厅；以前30平的两房一厅，改造后至少需要成为三房…… 以前可能有个小阳台，改造后或许就成了别人家的卧室窗户；以前客厅能放下一张桌子一个沙发一个电视柜，改造后或许能放下几张凳子一个折叠桌…… 毕竟，收房子的价格都已经是双倍了，难道天上掉馅饼，有慈善家捐助你住好房子吗？ 最后，房租迎来上涨。 统租带给房东的是高额且稳定的租金收益，带给租客的也是一样的高额租金和上涨的房价。 毕竟，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要承担租金上涨的，还是租客。 以往，房东可能每年都会涨一两百，但是统租以后，上涨的价格就不是一两百了。 而且，以前每个房东的价格不一样，你家贵了打工人可以换他家。如今二房东就一个，除非你去惠州东莞居住，否则去哪里都一样。 有人说，出发点是好的，到最后会不会变成大托拉斯主义？ 当然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安居微棠董事长周柏新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很官方的告诉大家，别怕，我们不会大涨的，只是小涨： 改造后的大部分房源，单套租金与改造前基本持平，即便个别房源存在改造成本高而造成租金小幅上涨，涨幅也不会超过原有租金的10%。 是呀，租金上涨10%，但是房间里的家具是已经配备好的，只需要拎包入住，这个钱租客你得出呀！ 这个钱，可不是三两百的。 我们曾经顶着“来了就是深圳人”的美好口号，来深圳建设新城市。 最后才发现，财富没增长，收入没增长。只有脸上的皱纹在增长，老黄历上的岁月在增长，还有城市里的套路在增长。 那些早年第一波来深圳建设祖国的人，早已经从南山核心区搬离了。如今，福田区、罗湖区乃至龙华区，也开始赶人了。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或许，再过几年，没有高额收入和技能的人，只能被迫赶到惠州和东莞了。 实在是呆不下去的话，还是回农村吧！ 毕竟，深圳需要的是有经济能力、有技术能力的高级人才，而不是人。 而所谓的保障房，到底保障了谁？ 不知道又有几个人还记得，深圳开着豪车的炫富女住上了公租房事件，而这还只是被报道出来的，没有被报道的呢？ 钱流向了不缺钱的人，爱留给了不缺爱的人，剩下的是一群底层的打工人和农民。 可是，深圳四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史，哪一个角落不是五湖四海的打工人双手建设起来的？ 年轻人蜂拥而至，来到这座热血城市，想要打拼自己的未来。但是到后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越发感到无奈。 他们奉献了青春，习惯了“996”，熬坏了身体，却怎么也赶不上深圳高速攀升的房价。 即使是租房子住，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年轻人的生活成本升高，在高房价高房租的现实里，被挤压得喘不过气来，个人得理想和未来，竟变得遥不可及。 无论是扫大街的清洁工，还是拧螺丝的打工人，都是深圳经济发展和社会运行的一部分，城市的发展也需要温度，我们期待更合理、更公平、更人性化的政策，来保障大多数需要被保障的人。

今年高考的大新闻来了。很多河南考生反映，考场发的笔很不好用，换了两支都不行。 有不下水的，也有墨水下得太快不容易干的，卷子和手都弄脏了。有些学生还会担心因此影响成绩。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很多家长知道这事，都很气愤。（具体聊天记录截图就不发了） 原因很清楚：几年前，河南为了防止作弊，就统一发放文具了，学生自己不能带笔。这个政策搞了好几年了，也许时间久了就放松了，反正今年的笔出问题的很多——在网上，这被称为傻笔。 网友都在质疑招标问题，为什么就不能选好一点的笔呢，哪怕是贵一点，自己出钱也行啊。 我不想使用“傻笔”这个词，这一点都不幽默。作为一个从河南考出来的学生，在这样的事情中能感受到的只有残酷。 记得当年我考试的时候，最怕自己的笔出问题。可怕的是，考语文的时候，我的笔就出问题了。换了一支，发现颜色有一点差异。我很担心，阅卷老师会不会认为我是故意给试卷做标记？ 这就是“河南考生”的心理。你一个贫民子弟，谁会相信能做什么标记？等到分数出来，我考得不错，我舅舅却愁容满面来到我家：“有没有什么关系可以找一下，别被人顶替了呀。” 我们总是从自己身上找问题，竞争太激烈了，你必须想办法击败其他河南考生。北京上海的升学率和你无关。 在这种激烈竞争下，或许真有人用自己带的笔作弊？我没搜出什么报道，也想象不出那是怎样的手段。但是，河南省教育厅的“防作弊”措施一定是全国一流，他们还出台文件，打击“高考移民”，其实哪有外省的人跑到河南考试呢。 这种所谓“防作弊”手段，只是加剧河南考生的内卷而已。我们不但升学率更低，能考上的好学校更少（长期以来省内都没有985，后来郑州大学评上211，疯狂扩招，也许是国内最大的211大学吧）。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面临更大的“外部阻力”，包括不能使用自己的笔，或者突然发现邻座安排了领导的孩子。 这就是“河南考生”的境遇。可能有两种高考，一种是全国高考，一种是河南高考。 这两天，很多朋友在讨论“读大学是否能实现阶层跃升”，或者是否能够改变命运。我不太想参与这样的讨论，因为对“河南考生”来说，答案和外省又是不同的。 想起当年我和弟弟高考的时候，叔叔说：“无论如何你们都要考出河南。”这是我们填报志愿的第一原则，可怜的是，在那之前，我们连省会郑州都没去过。“出河南”，外面是什么样子？完全不知道。 而且我们知道，河南除了豫西外，是一个大平原，但是要真正考出河南，又无比困难。历史上的“出河南”，大部分都是“逃荒”，比如电影《1942》所描绘的。要堂堂正正考出河南，实在太难了。 当然，这种执念是有问题的。比如，你考到内蒙或者甘肃，估计也比河南好不了多少。但是，而是多年过去，现在回想起来，叔叔的建议还是很有道理——能够考出河南，或许就算改变命运了。 每一个考出去的河南考生都是不容易的，如果没能考出去，或许会更不容易。如果有可能，如果能有顺手的笔，能考出好成绩，那就离开河南吧。 我突然想起去年富士康的员工步行回家的场景。走在麦田里，脚下松软，这会让脚步沉重。他们要步行回家，这个方向可能错了。河南考生应该努力克服这种故乡的“万有引力”。离开，这就是你爱家乡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