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 岁的塔米，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似乎都花在了照顾家人上。 首先是她的两个孩子，然后是她的哥哥和父亲。五年前，塔米又开始照顾患上老年痴呆症的母亲艾达，她已经不能自己洗澡或做饭，大多数时候，她甚至不记得自己的女儿是谁。 塔米独自照顾着母亲艾达。（图源：社交媒体） 为了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塔米在事业上升期辞去了活动经理的工作。但日复一日的照看逐渐成为一种囚笼，塔米想过将母亲送往家附近的一个口碑还不错的看护机构，但那里每月需要7000 美元到 10000 美元，费用已经超过塔米能承受的范围。 根据美国护理联盟的一份报告，美国约有 5300 万成年人承担着亲自照看老人的义务，约占总人口的17%。不同于推崇孝道的东亚文化圈，对于推崇个人自由和对自己负责的美国人来说，整个社会的养老压力空前之大。 在这背后，是美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 根据 5 月...

在六四34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海外华人群体正在筹备每年例行的纪念活动。近日法国巴黎一批老一辈的民运人士与新生代青年举办了一场“从六四到A4”的沙龙，两代抗争者分享了个人参与政治抗争的经历。预计今年在欧洲各大城市一些参与白纸运动的青年将加入到六四纪念的行列中。 中国各地去年底爆发抗议活动，青年抗议者公开喊出“要自由”的诉求，一系列抗议活动也在海外中国留学生群体中扩散。在六四过去逾3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社会生态、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经济增长开始放缓，人口红利即将消失，青年失业率上升，疫情三年积累的不满情绪蔓延，然而，中国当局严苛精细的社会管控体系给抗争者提出了新的挑战。 抗争者回望六四 5月24日在巴黎举行的“从六四到A4”沙龙上，六四参与者蔡崇国介绍了天安门屠杀的状况以及帮助学运领袖逃离中国大陆的“黄雀行动”。来自香港的移民介绍了香港近年来的抗议，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则谈到了去年由于疫情封控引发的一系列抗议活动。 生活在巴黎的艺术家蒋不在法国积极投身社会运动，在去年中共二十大召开之际，蒋不等人在巴黎组织了一场“在法华人喜迎习主席登基”抗议活动，声援在北京四通桥抗议的彭载舟。蒋不提到最近他在法国参加反对推迟退休年龄的抗议活动，他希望海外的抗争经验和民主制度对中国未来转型有所启发。然而蒋不坦承如今中国的社会环境远不如80年代开放，公民社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蒋不：“跟八十年代、八九年的民运相比，我觉得那时环境可能更好一些。大家刚刚结束文革，然后很多西方的思想涌进来。就像我刚才说的，大家不满于现状。而且不止是青年学生，当年427大游行上百万北京市民把那些军警推开。然后带着北大的学生走上长安街，当时有一种特别高的社会广泛支持度。有社会广泛支持度的原因是因为大家不想再接受文革，不想再继续文革，然后也看到了西方，觉得西方很美好。” 蒋不接着说，“但现在不一样，可能疫情这几年还好，再往前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快，大家看到中国的经济是在高速发展，看到海外，看到西方是在衰落，所以就没有一个憧憬的对象。或者很多人觉得中国这样也不错，经常看到西方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西方确实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不是说中国的状况我们就可以忍受了。” 蒋不表示，今天中国面临的情况是，更多的人不觉得中国的问题非改变不可。不像八九年的时候，大家上下一心想要社会发生变动。他指出，无论是白纸运动还是现在的抗争，都是很小的声音，生存的空间也越来越小，即使像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那么温和的人，在中国社会也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 以翎是一位中国跨性别群体人士，目前正在瑞士申请政治庇护，她现居住在一个难民营里，她表示营地内有几名来自中国的难民正在寻求政治庇护，有汉族人也有维吾尔人。以翎表示，她没有听到营地内申请政治庇护的汉族人谈论政治问题，也没有组织纪念六四的活动，很多人是出于经济原因来到瑞士。 以翎：“据我所知，瑞士这边现在目前中国人的群体里面是没有这样的活动的，因为我也是刚出来。像天安门的纪录片，我从高中的时候就有看。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每年想起来都越发觉得沉重。” “真的很可惜，我感觉我们这一代人有太多需要向上一代人去学习和取经的。因为那个年代的人他们可以放弃所有的生活。放弃他们的所有的退路，去寻求美好的世界，去努力去献出自己。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却往往拘束于一些简单的生活的约束，也是惧怕于目前严苛的政治环境，我们没有办法再去安全的去做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她说。 海外抗争任重道远 中国国内的白纸运动在海外中国留学生群体中引发了强烈反响，一批留学生开始形成线下组织，参加各种集会活动。在德国柏林线下抗议集会后，这些在欧洲的青年创办了独立杂志《莽莽》。 然而，欧洲中国留学生群体发起的集会抗议活动一般仅限于留学生群体内部，在欧洲整个中国移民群体内影响力有限。目前欧洲的中国移民群体大多来自浙江省，以宗族、地域为纽带，通过劳工签证、家庭团聚、申请庇护或非法移民渠道居留欧洲国家，从事餐饮、服装、小商品批发零售等行业，尚无迹象表明该群体参与了这类政治活动。 蒋不表示，目前这个群体在海外数量相当庞大，他们不敢关心政治，因为他们的产业、商会、同乡会和国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导致大家不敢不“爱国”。此外，中共对媒体的审查和渗透、中国移民对微信等中国社交平台的依赖，使很多人出现了越出国越爱国的现象。 蒋不对白纸运动后续的发展并不乐观，但白纸运动确实在海外形成了一些共识，一些人因此敢于上街。 “白纸的时候有经历两场活动，一场大概有三四百人，一场有两三百人，然后在白纸之后，我们又组织了其他的活动，好像来的人非常少，因为白纸那个气或者那个风口过了，大家好像觉得那个愤怒已经发泄掉了。很多朋友已经回到了中国，朋友圈里吃着火锅唱着歌都挺高兴，好像忘记了以前发生的事情。” 蒋不说，“最重要的是，大家觉得当对这个生活不满意的时候，就是我突然觉得不安于现状，我不能忍受现在的生活的时候，这样才能发生变革。我觉得好像我们还没有到那个点，或者说整个中国人对于现在的生活还没有达到我们现在完全不满意的那个程度。” 新生代理念不同 去年中国爆发的白纸运动呈现出抗议“去中心化”、诉求多元化的特征。一些女性青年走在抗议者前列遭到当局秘密逮捕，性少数群体的活跃人士也加入到抗议行列中。 以翎表示，酷儿群体（Queer，性少数群体）之所以参与到白纸运动，就是因为他们属于弱势群体，因而更加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争取自身权益。以翎表示，很多在国内上大学的同学毕业后选择考公务员，为了生计最终成为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以翎：“酷儿这个群体，它是一个分布很广泛的群体，它其实是不受阶级、文化程度和经济程度限制的，它是一个广泛分布的一个群体，所以说它其实具有一个普遍性。这个群体其实很庞大，但是他们又往往在社会当中处于一个不利的情况。无论是从家庭教育到社会工作上，甚至很多敏感性比较强的群体在国内连生存都生存不下来。所以说其实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不只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他们更是在这个大家而承担起改善社会环境的一份责任。” 从六四到A4的两代人在抗争理念上有不同之处，新生代所面临的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国际的社会环境均发生了巨变。在中国国内，当局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仍占主导地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就业困难的背景下，一些民众出于经济原因移民海外谋生，觉醒者为追求自由“润”出中国，海外新生代抗争者如何扩大影响力将是这一群体未来发展的关键。

" 岛主 " 梦并不好做。 近日，浙江宁波旦门山岛的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及海域使用权在阿里司法拍卖平台公开拍卖，评估价 3977.19 万元，起拍价 2785万元。截至 5 月...

" 挖呀挖 "爆火了，幼师职业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在这场全民狂欢中，幼师的颜值、流量、名气和收入，被放置在显微镜之下，被公众围观。 但更值得关注的是，狂欢背后，幼儿园正面临着新的变化。 这两年，一些园长突然发现，曾经被孩子追着跑的情况，如今反过来了，他们不得不追着孩子跑。 招生变难了。 据 5 月 26 日《半月谈》报道，重庆一些家长表示，曾经需要摇号、几十秒就抢空的幼儿园，如今孩子两岁就接到了招生电话。 幼儿园招生难，只是事情的一面。据教育部今年公布的 2022年教育事业统计结果，全国幼儿园数量，也首次出现了负增长。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有的幼儿园迫于招不到幼儿，不得不选择关停。 幼儿园过去几年快速扩张，如今不得不放缓脚步，对于行业来说，这意味着一次洗牌，竞争会越来越激烈。但现象背后，也有值得深思的地方。 孩子与幼儿园，都在减少 从教育部门公布的数据来看，近两年，幼儿园入园人数一直在减少。 这不是仅存在于某几个城市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 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0 年，全国在园幼儿...

5 月 30 日消息，辅仁药业（600781.SH，即 " 退市辅仁 "）于今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 6 月19...

近期一则悬赏公告被广泛关注。 这份落款为南平市公安局延平分局的悬赏公告里写明“2023年5月8日下午，延平区发生一起刑事案件，经查，卢贵友有重大作案嫌疑，现在逃”。 《财经》记者致电南平市公安局延平分局询问案件相关情况，对方回复“这个不应问我们”，随后挂断电话。极目新闻此前报道，被通缉的卢贵友是村里的一名养猪户，其猪舍建在村里的一片荒地上，这块地已经荒废了数十年，猪舍面积约数百平方米。5月8日，茫荡镇政府组织60多名执法人员对卢贵友的猪舍进行了强拆。执法人员在离开的路上，遭到卢贵友的枪击（目前细节描述不一致，有报道说霰弹枪，有说射钉枪，还有说组装器械）。此事造成一名民警和两名政府工作人员受伤。伤者中有“农管”。目前当事人已投案自首。《财经》记者致电福建省南平市农业农村局，该局称，“事情一直由延平区处理，市里接受采访不好”。 《财经》记者了解，近期，全国各地出现一些关于“农管”执法的问题。例如，多地要求农民退林还耕，强退农村村民的果树、茶树、观景树等。有的地方“农管”强拆猪舍，造成激烈冲突。这些信息反映的执法争议也成为坊间热议的话题。采访的一位农民说，“农管来了，农民慌了。” 农业专家、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告诉《财经》记者，维护基层群众利益与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本质上没有矛盾，基本不会存在与民争利的政策。但是执行过程中往往容易产生矛盾。对此，也有业界专家提出“执法公平，尊重基层百姓话语权”等建议。《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胡锡进也公开建议“农管”要防止“一刀切”的工作倾向。 “农管”是谁？ “农管”一夜间成为焦点。 然而，“农管”是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的民间统称，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并非近期出现。中国农业农村信息网显示，早在2001年，撤市划区前的即墨市农业局就创新执法模式，整合了分散在局内种子站、植保站、土肥站的执法职能，率先成立了即墨市农业行政执法大队。2018年，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要求将农业系统内兽医兽药、生猪屠宰、种子、化肥、农药、农机、农产品质量等执法队伍整合，实行统一执法，由农业农村部指导。2020年农业农村部为了扎实推进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经国务院批准，印发了《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下称《目录》）。 《目录》共记载了251条执法事项，自此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有了执法上的清单并在全国各地成立。例如长沙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局2019年12月挂牌成立，南京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总队2020年3月5日挂牌成立，岳阳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2020年4月17日揭牌。 为何近期农业综合执法人员频繁进入公众视野？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解释，2023年《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出台后，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正式走上前台，开始统一着装，采购装备，农业综合执法人员配置防刺背心等防御性武器，并在今年春耕时期深入农村，具有执法权。根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基本装备配备指导标准（2022年版）》，农业综合执法人员的基础装备包括执法专用车辆、执法专用无人机等。当统一着装、手持器械的“农管”频繁出现在田间地头，有关执法边界、执法权限等问题也引发热议。 “农管”究竟管什么？ 这起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茫荡镇悬赏刑事案件已经过去20天，除了卢贵友自首，关于40万元猪舍如何处理再没有下文。然而，该事件引发的农业综合执法人员执法边界的讨论则涟漪不绝。记者多方联系当地公安和农业部门，但是都没有给出明确答复。 2023年3月1日，广西柳州市，融安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员正在开展禁渔巡查。图/视觉中国 按照国家行政法规，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有明确执法边界。农业农村部法规司有关负责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农业农村部印发了《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各地也结合实际制定了相应的目录，对执法事项实行清单管理，要求“法无授权不可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的职责使命主要是打击假冒伪劣种子、农药、兽药等侵农害农违法行为，不会干扰农民正常生产生活。网上有的帖子提到的‘禁止房前屋后种瓜种菜’等，并不属于农业综合行政执法范围。” 然而，在上策下达的过程中，各地标准并不一致。 浙江义乌一草莓采摘园老板何正告诉《财经》记者，他家种植草莓11年，每年都有行政执法人员来园里检测是否使用违禁农药、农药是否超标，以此保障农产品安全，通不过检验的就要关停。在北京市顺义区杨镇地区张家务村，村民亦表示种植农作物自由，甚至没有见过行政执法人员。“一般想种什么就种什么”。 这种“不会干扰农民正常生产生活”的农业综合执法在基层执行中，也时常有走形越界的事件发生。中部某省份村民告诉《财经》记者，政府（农管）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拔掉3亩桂花树。村民说出了其衣服制服编号，并表示，“他们有时候白天来，有时候晚上来，看不到就没办法。我录像才会承认。树是我准备销售的，被拔掉了”。据记者在多地了解，村民养鸡养鸭都要检查证件。当记者提出进一步了解事实情况时，有些被采访村民担心相关机构“找事”，拒绝继续和记者联系。 “政府承诺赔付1万元。况且，我还要在此生活。”一位不愿具名的村民告诉《财经》记者，据说是“有人看上了这片地”，农管说他种树不符合栽种规范，所以必须拔掉。后来因为一些原因，“人家不要这片地了”，又让我们把拔出来的桂花树再种植回去。桂花树拔出来已经一周，几乎死光了。政府答应赔偿1万元，让我不要再向上反映，同时删除了所有视频。 据村民估计，此次拔出大树将近400棵，中等树苗1860棵，小的不计其数。 在实际执行中，农业生产具有天然的模糊性。何正告诉《财经》记者，农户饲养家禽到一定规模可能会造成环境污染，如果涉及买卖行为，就与自家饲养食用是两个概念。有的农户养了两三百只，对外称自己吃，实际上用来卖。这部分家禽是否需要监管？如果管得过严，就会出现网上“农管不让散养鸡鸭”的案例。何正回忆，七八年前，就有人下来管理这些事情，但种植园跟商户不一样，很多新增种植户不会立刻自己汇报上去，政府是在开种植户培训会或办理暂住证等过程中慢慢更新信息，所以从开始种到有人来检查之间，可能有时间差。 这涉及基层政策执行层面的问题。吕德文告诉《财经》记者，维护基层群众利益与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本质上没有矛盾，基本不会存在与民争利的政策。但是执行过程中往往容易产生矛盾。我们进行美丽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治理，要求拆猪舍，圈养鸡鸭，但是如果鸡鸭都不能在院子里走了，那还是农村吗？从人居环境治理的角度来看，鸡鸭到处走不卫生，但是拿城市管理的标准来考核农村的环境也不合适。 吕德文同时提出基层治理体系发生异化的问题，最主要的表现是上级控制权不断加码。然而，监督机构是空中视角，他们只按自己的一套标准来考核，有时候是不接地气的。过去没有这么多条条框框时，上级只管最后结果，不管过程。现在连过程都要管，越是要规范，越可能不接地气。 近日，网络上掀起一场刚性执法与柔性执法之争。例如，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一位生姜种植老板在流转的1.5亩水稻功能区种植的生姜，生姜下种时被铲除要求套种玉米等粮食作物恢复属性。桂东县农业农村局回复，因小黄姜生长期较长，种植生姜后不能保证再种植一季水稻。桂东县农业农村局要求其对已经种下姜种的土地，进行套种其他粮食作物，以恢复土地属性。然而，当地村民表示，要是明确规定不能种，应该提前告知，而不是种子播下去快一个月了过来铲掉。村民问铲了之后有没有赔偿，对方说等两天给回复，却一直没消息。生姜种植老板同时表示，为了种生姜请了12个农民去田里做事，加上他们夫妻两人一共14个人。人力成本还有被铲除的生姜，损失大概在3500元-4000元左右。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据了解，福建漳州某农户因种植70多亩水仙花，被当地农业执法部门采取强制措施将水仙花摧毁，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和热议。该地农业执法部门称，这片土地属于基本农田，种植水仙花的行为是耕地非粮化，所以才采取了强制措施。当地的村民表示，水仙花田，一亩地租金2000多元，一粒水仙花球要种植三年之久。按计划，过几天就可以摘水仙花枝到市场上去卖了，水仙花田被碾过，三年的辛苦直接归零。 不少人士质疑，既然已经种植，是否可以等到收获后再整改。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讲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丽惠告诉《财经》记者，耕地“非粮化”是指在粮食生产功能区耕地地块上限定种植粮食作物。根据2017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保护区的指导意见》，粮食生产功能区9亿亩，其中6亿亩用于稻麦生产，4.5亿亩用于玉米生产（含小麦和玉米复种区1.5亿亩）。粮食生产功能区是在基本农田上将“口粮生产能力落实到田块地头、保障措施落实到具体项目”。“非粮化”整治正是在粮食生产功能区地块上开展的。粮食生产功能区地块划定和“非粮化”政策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与农民经营自主权冲突。中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规定了“农民对承包土地享有生产经营自主权”等条款。《土地管理法》实行“用途管制”，只区分“农地-非农地”用途，没有对地上种植物加以要求。也就是说，农户种什么是由农户根据自然条件、市场行情、家庭劳动力状况来自主决定的。但农户承包地一旦被划为粮食功能区地块，就意味着他只能种粮、不能种植特色经济作物。这使土地由用途管制变更为细致的种植管制。 二是精准规控“不精准”。粮食功能区地块划定是为了“精准调控粮食生产”、将粮食生产管理精细化到地块并对地块编号标牌、上图入库。精准划定地块可以在地图上实现，在现实中却无法落地。一些地块远离水源、一些地块是湿地洼地、一些地块实为山坡等，这些地块不适合种粮的特殊性状，地图上根本无法显示，需要到实地核实才能发现。甚至农户同一块承包地一半被划为粮食功能区地块、一半被划为普通耕地的现象也较为常见。因而导致原本是荒地坡地、泥巴地的地块也不得不高成本开荒，种上粮食。这些粗糙的操作是农户所无法理解的。 三是规划生产与市场经济冲突。土地是农民经营的生产资料，农民的种植选择由市场效益决定。农民“弃粮种经”甚至抛荒源于种粮收益低，而种植经济作物或外出打工更赚钱。比如依托长三角市场的浙江农民向来偏好种植经济效益更高的果蔬花卉。既然规划上是种粮，又无法强迫农户，只能由村集体完成种粮任务，其结果也无外乎由集体经济填补市场亏损。 农地利用有保护耕地和维护粮食安全的目标，但仍要以尊重农民生产经营需求为前提。在农业市场化背景下，鼓励农民种粮和促进耕地“趋粮化”应以收益激励、生产便利为调节机制，慎用规划管控的办法。 王丽惠同时也表示，网传关于“农管”暴力执法的报道似是而非。网传的砍树拔菜、捉捕鸡鸭的“农管”人员，有的并没有着农业执法人员服装。根据农业农村部《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第25条的规定，农业执法人员在执法时是要统一着执法服装、佩戴农业执法标志的。到目前，似乎也没有发生事实清楚的农业综合执法人员暴力执法典型案件。 事实上，农业综合执法人员也不愿意开展针对农户、小农资店的执法。一是农业综合执法是县乡基层执法，省市两级执法案件很少。与城管执法一般在陌生、流动人口多的大城市不同，农业综合执法的场合在熟人构成的本乡本县，执法队员面临的“舆论”“口碑”“评价”等压力更大，人情制约更多。二是在乡村执法时也更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农村仍有家族、村民团结起来抵制执法的力量。三是县乡基层级执法力量十分薄弱。皖东某县执法队有16名执法队员，其中种植中队4名队员要管理至少260多家农资店、3万多台农业机械等。 为何“逆势”增设农业管理岗位？ 实际上，精简编制是大势所趋。3月，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代表审议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议案》建议，精减中央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人员编制统一按照5%的比例进行精减，部分省市在试行清理编外人员。 在此趋势下，为何“逆势”增设农业管理岗位？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的组建实际上是近年来深化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成果之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孔祥稳指出，“而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目标是为了理顺执法体制，提高执法水平，不是为了增权，也不是为了扩编。” 王丽惠告诉《财经》记者，农业综合执法队的成立是国家机构改革文件明文规定的内容，是自上而下推动的工作。农业综合执法也不是新事物。2008年，农业部专门出台文件要求在全国农业县全部实行综合执法。只不过，此前的综合执法改革是“不跨部门”的综合。这次改革是把分散在不同部门的执法权进行了集中合并，交由专门成立的综合执法队统一行使。 农业综合执法队中的部分人员原本就从事农业执法工作，部分人员来自于农业农村部门机构改革中的人员转隶，是农业农村部门内部调剂重组。农业农村部门除了内设机构外，还有许多下属二级事业单位，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就是将原本分散在下属二级事业单位的执法职能和人员归并到综合执法队。 孔祥稳介绍，归并执法机构，减少多头执法、重复执法、执法扰民的现象，是综合执法改革的初衷和动机。“通过梳理综合执法队伍的执法事项清单，可以系统清理那些缺乏法律法规依据的、交叉重复的执法事项，从源头上实现对行政处罚权和强制权的约束。同时，将执法人员整合到一个队伍中，也有利于统一执法标准，提升执法的规范化水平。” 据了解，农业综合执法的核心职能是农资打假。王丽惠解释，这包括监管销售假劣种子、制售假劣农药、制售高毒禁用农药、肥料产品包装标注信息与登记证不符、制售假劣兽药、未取得兽药生产许可证和产品批准文号的生产兽用诊断制品、在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经营环节添加“瘦肉精”等违禁药物，等等。 它的职能还有保障农产品安全，即禁止蔬菜、茶叶、中草药等种植时投入高毒、禁限用农药以及添加隐性成分等。此外，针对牲畜屠宰、动物防疫、江河禁捕、河流污染物排放等也有部分监管职能。 按理想的规定，农业综合执法的执法检查和监管一般不是“主动出击”而是“闻风而动”。农业执法队员会因为接到农民、大户、农资店老板、12345等群众举报而下乡或到店检查。在非春播夏种关键期，农业执法队员一般不主动到田间地头、农资店和农户家检查。农业专家在调研时了解到，一些农资销售过程中的质量质疑、尾款拖欠等矛盾纠纷也需要农业执法队员调解。 然而，在基层执行中，边界往往并不清晰，有些则是“主动出击”。 《财经》记者走访的过程中，北京市顺义区杨镇地区张家务村不少村民认为农业生产不必要政府规范，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凭感觉耕种，知天知农。 王丽惠认为，“农民依靠经验种植”是传统农业生产的模式。相比之下，当前农民生产是嵌入农业市场化、产业化体系之中的。首先，农民生产具有很强的市场化面向。农民种植养殖不再是为了口粮自给，而是为了销售和收益。农民也要承担市场自负盈亏的风险。其次，农民生产高度依赖市场化的农业产业体系。种子、农药、化肥等农资品种不断丰富，市场化供给充分、便利。由于农资产销竞争激烈，厂家还会配套服务，“以服带销”方式越来越普遍。也就是说，农户种田如何高产、如何应对病虫害的需求，可以通过购买农资及附带的服务来获取。发达的产业化的农资产销和服务体系、农机服务体系支撑了农户的种植。 在农业专家调研时，苏中某农户介绍，河鱼养殖从20世纪80年代的亩产四五百斤发展到现在亩产一吨；皖东某农户介绍，水稻种植从2010年800斤-900斤/亩发展到现在1500斤/亩。农业种植依靠千百年传统经验的“返祖”模式，已经被农业产业化、市场化模式所替代了。 这一方面意味着，农民的种植意愿和选择应由农民自主决定。市场化的农资供给和服务可以满足他们的种植需要，农民种什么、怎么种，由他们根据市场、地理条件、家庭劳动力情况自主安排。政府应该少干预、少介入。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农户种植效益的实现需要有规范、诚信的市场秩序。农业综合执法只能是促进市场生产秩序规范化的管理行为。 农业管理亟待规范 农业生产需要规范，但权力不能泛化。胡锡进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在中国目前的基层治理中，管制过度所造成的问题和负面影响总的来说大于管理不足所造成的问题和危害。因此“农管”一定要防止“一刀切”的工作倾向，不能设置不切合实际的“新农村”目标。 第二，基层现在受到的各种检查、派任务很多，苦不堪言，农业综合行政执法要防止变成农村基层来自上级和外部发号施令的新渠道。农村治理还是要更多依靠原有的组织体系，“农管”不能成为一批“钦差”。推动“农管”对权力的准确使用，使之与农村基层治理相协调，这应是开展“农管”队伍建设的重中之重。 第三，应坚持发展最重要的理念，要把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的总目标真正确立为促进农业发展，把他们的成绩用农村欣欣向荣的实际效果来检验，而不能沉陷于对这支队伍自我成绩的追求。要坚决防止这支队伍为农村地区的形式主义鸣锣开道。 第四，经过优化后的农业和农村综合管理措施的总规模应当小于之前，而不是越调整越多。疫情期间整体基层面上的管理措施前所未有强化了，现在需要真正还原到疫情之前。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可丰富思路，不光去农村“纠错”“管理”，还可增加对农业和农村地区的服务，帮着推动农村地区经济潜力的增多释放。 农业执法需要规范与普及，这对于农民和执法者都有益处。如果群众对于执法标准不明晰，就会对执法者产生不信任。何正告诉《财经》记者，执法部门要有规章制度，正常行使权力是可以接受的。如果农产品不合格，什么指标超标，标准是什么，执法者要拿数据给大家看，让大家心服口服。毕竟，草莓的收成就是一季，如果把园子关停，对种植户来说损失巨大。 需要明晰执法标准的不只是群众，执法人员执法水准也急需科普。根据“法无授权不可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人员的处罚权限应在《目录》规定的251项之中。何正说，有这样一群管理者，出发点是好的，但具体的执法人员素质差异大，很难保证没有人以权谋私或夸大权力，希望执法者也有专门的监督部门。“凡处罚皆有依据。” 王丽惠说，行政执法与一般的行政管理不同，尤其注重“程序正当”和“执法规范”。中国行政执法实行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农业农村部也出台了“三项制度”实施方案，要求农业综合执法规范化。农业综合执法相对人对不服的行政执法也可以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具有畅通的权利救济渠道。行政纠错和败诉风险都形成了对农业综合执法规范化的约束。 不过，农业综合执法也存在过度执法的情况，这也是社会上有所“忧虑”的原因所在。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要规避行政执法过度化，一是农业农村部门、农业综合执法条线不要自上而下下达执法案件类型、数量的指标，更不要有执法案件数量的考核、排名。二是地方党委政府不要将农业综合执法当成完成社会管理任务如拆违任务、文明城市创建任务的工具。三是要约束农业综合执法“以罚代管”。上级政府和部门应尊重基层农业综合执法工作的自主权，让他们在法定职权内根据群众投诉举报、“双随机”检查和部门移交线索中发现的问题，开展执法工作，保一方农业生产秩序。 行政执法是观察法治政府最直观的窗口。在解决执法“一刀切”问题方面，孔祥稳认为，首先要有高质量的法律供给和完善的法律制度，制定法律法规时要综合考虑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合理设定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其次，要进一步完善行政裁量基准等裁量权约束制度，确保裁量权能够规范行使。在这个过程中应注重执法队伍的能力建设，不断提升执法人员的法治素养，确保其能够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最后，还要进一步完善执法监督制度，落实执法责任制。“综合执法体制改革过程中，一些地方确实可能优先把精力放到执法队伍的组建、执法事项的梳理上，相应的执法监督体制机制则还没有完全落实到位，执法监督存在薄弱之处”。孔祥稳指出，现有监督机制的设计已经比较充分，关键是要有效落实到位。 同时，孔祥稳指出，执法的重点和执法资源的投入应当更多聚焦于那些对社会有明显危害性的行为上，对于社会和民间可以自我调节的不具备明显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应多一点包容审慎的态度。 农业农村部法规司有关负责人就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有关情况答记者问时亦提出，“农业行政执法既要有力度，也要有温度。对于农民群众关心关注、反映强烈、利益攸关的严重违法行为，我们必须重拳出击；对于小农户、农民合作社、涉农小微企业等主体的轻微违法行为，要适当本着包容审慎的原则，更多采取劝导、警示、纠正等柔性执法方式；对首次轻微违法的，要探索建立免罚清单。对于农民利益受损的，不能只对违法行为人处罚了事，要主动搞好损害赔偿调解，尽可能帮助他们挽回损失。”

不接受批评质疑的企业，叫民族企业可能不太合适，可以叫特权企业。 ——项栋梁基本常识 最近长城汽车实名举报比亚迪汽车油箱问题的事情引发了我的思考。面对长城汽车的举报，比亚迪是这么回应的： 前面说技术的部分我就不讨论了，汽车方面我不懂，再说有法规和标准管着呢。特别耐人寻味的是最后几句，比亚迪说 中国品牌成长至今，也相当不易！希望大家多做有益于行业，有益于中国品牌的事情！ 摘自比亚迪汽车官方声明 明明是讨论汽车产品质量的问题，怎么就扯到了中国品牌呢？嗯，这里就是人类暂时比人工智能厉害一些的地方了，比如我就能读出其中的潜台词： 我是中国品牌的代表，是民族企业的代表，你说我家产品的坏话就是伤害民族企业，就是抹黑中国品牌。 《声明》的潜台词 当然，民族企业、民族品牌这些可不是我虚构的，而是比亚迪自己宣称的。 比亚迪汽车官方微博截图 比亚迪汽车官方微信截图 奇怪了，这年头的规矩是民族企业不可以批评，民族品牌不接受质疑？想了想，舆论场上现在好像还真是这么个风气……你批评一下民族企业，马上有人说你屁股歪了，你质疑一下民族品牌，少不了有人骂你是汉奸美狗。 民族品牌成了无坚不摧刀枪不入的挡箭牌，难怪那么多企业拼了命往自己身上贴这个标签。 不过我觉得吧，就算是官方盖章认证，或者全民有口皆碑的“真•民族企业”，咱们高看一眼就是，产品性价比相近的时候优先支持一下也挺好。做得不好的时候，该批评还得批评，想质疑也可以质疑。 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追求上进的民族，代表我们的民族品牌自然也要不断精进，不断完善。不接受批评和质疑的那不叫民族品牌，而是特权品牌。 吃补贴长大的企业，叫民族企业可能不太合适，可以叫民脂民膏企业。 ——项栋梁基本常识 还有一些企业，不对，应该说还有很多自称民族品牌的企业，嘴上说的都是为国争光，心里想的全是国家补贴。 以某自称民族品牌的新能源汽车企业为例： 2017年到2020年，该企业一共获得了国家新能源补贴137.5亿元，而这四年里面，该企业净利润合计126.9亿。 这生意做的……可以说是相当硬气了！ 当然，有一说一，对特定行业进行补贴是国际惯例，有的是为了支持环保，有的是为了扶持新兴产业，只要公平公正，企业拿补贴可以理直气壮。 但是吧，既然你企业的发展是靠国家补贴扶持起来的，换句话说就是在全体纳税人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你是不是应该主动担当社会责任，是不是应该在遵纪守法的框架内做出更好的产品来回馈用户？ 咱也不要求你吃公家的嘴软，最起码，如果做错了要虚心承认，做砸了该诚心道歉，总不能说国家补贴养大了你就该无限包容你吧？ 那不叫民族企业，那叫败家玩意儿。 伤害人民健康的企业，叫民族企业可能不太合适，可以叫致癌企业。 ——项栋梁基本常识 还有一类自称民族企业的，我谨代表我个人，中华民族的一员，表达强烈抗议和反对。 贵州茅台官方微信截图 你个生产国家一类致癌物的酒厂，怎么好意思自称民族品牌、民族企业呢？ 这么些年，你家产品为国家医保基金做出的贡献，为国家交通安全做出的贡献，为亿万家庭关系和谐做出的贡献，为官场风清气正做出的贡献，你心里没点数吗？ 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需要你这样的企业来传承发展，还是中华民族的科技发展需要你的酱香科技来领衔？你拿着这民族企业的招牌，不会烫手吗？ 什么企业配得上称为民族企业？ 说实话，什么企业可以称为民族企业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搞懂…… 只要是中华民族的公民控股的企业都可以称为民族企业吗？好像不太对，那民族企业也太烂大街了。 是要为中华民族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企业才可以称为民族企业吗？这标准听起来靠谱一些，但要给企业的贡献做量化对比，只怕还得比纳税金额，那是实打实的贡献。可这样一来，中烟集团就妥妥地成为民族企业代表了，这传出去好像也不太好听。 那是中国独有或者技术领先的企业才可以称为民族企业吗？这么算是将民族自豪感和企业绑定在一起，也有一定道理。可环顾一圈，除了大疆是独步天下之外，其他行业想找个全球领先的可真不容易…… 要说中国独有的，那还真是不少，同仁堂、东阿阿胶、连花清瘟、鸿茅药酒这些的确是中国独有的，但这些企业说到技术的时候总喜欢去追溯几百年前、几千年前，这放到国际上就难免有点尴尬。 又或者，在国际市场上受了欺负，受了打压的企业可以称之为民族企业？这也有点道理，屈辱历史带来的同仇敌忾向来是凝聚民族的强大力量。但是这几年看到某品牌的操作，我总是有种说不上来的奇怪感受： 消费者看到你受打压，有同情分，选择购买产品表达支持，那挺好。但你作为品牌方，以自己受到打压来自居民族品牌，炒作不买你家产品就是不爱国，这就不太合适了吧？往小了说这是吃相难看，往大了说这叫爱国情感绑架。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只要你给CCTV交广告费足够多，它就把你评为国家品牌。比如这个瓷砖行业的中国国家品牌，请大家不要在意名字这些不重要的细节。 这么做当然来钱很快，皆大欢喜，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不合法。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所以说，民族企业、中国品牌这些标签，还真是挺难认定的，国家也不出台个官方标准给咱们参考参考，搞得大家喊起民族企业来心里也不踏实。 征求下大家的意见，你觉得，中华民族的民族品牌，哪家企业担当得起呢？

现在，河南可能正处在一场危机中：连日阴雨，而小麦正好到了成熟的季节。每年6月1日前后，从南到北，大型收割机会挨着作业。 吃着面包的城市人可能难以理解，在收割小麦的时候如果下雨会有多么糟糕。 还有一个现实是，河南大部分都是平原地区，已经实现规模种植：在农村的劳动力非常少，非常依赖这种大型收割机。30年前，人们会投入劳力抢收，现在农民则只能眼巴巴地等着收割机的到来。 有两位朋友给我发来让人气愤的消息：在南阳，数百台大型收割机被堵在高速路上不准下来，据说被堵了几天，位于河南最南端的南阳，小麦成熟得最早，而它们也最早烂在了田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访到南阳农业局。一位领导表示，“问题已经几本解决”（看来问题还很大），因为一些“机手”没有办理大件运输手续，在高速收费站遇到了通行问题，“经过近期的协调工作，这些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这位官员的回应非常严谨，也非常八股，如果穿透他的八股屏障，我们仍然能感受到一种惊心动魄：“近期协调工作”到底是几天？机手们在这几天是在忙着补班手续吗？而农民在田里又是怎样的心情？ 看到一张照片，有女交警同志，手持卷尺，在那里认真测量收割机的大小——她们在确认那些是“大件”或者“大型机械”。她们的认真，让人感到无比荒谬。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这种“认真”，可能是基于一种罚款的冲动。他们看到成群的大型机械到来，没有想到那是收割机，也没有联想起麦田和焦急等待的农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自己的“业务”：查一下手续是否齐全，如果没有，他们内心可能会狂喜。 当然，这样想有点诛心，更可能的一种情况是，他们只是在按部就班地执行规定和文件，就是在努力完成自己的工作而已。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更大，也更可怕：他们奉行的是一种文件逻辑，一种“铁面无私”的冷漠。 这说明，他们已经彻彻底底地“活在文件中”，失去了现实感知力。 这种情况下，你搞推林还耕，或者在麦田里铺上红地毯（发生在周口沈丘），即便是脚站在田里，你仍然是脱离现实的，因为你已经变成了文件的一部分。‍‍‍‍‍‍‍‍‍‍‍‍‍‍‍ 不久前看到一张照片，也是发生在南阳的事：一些机构组织领导、专家向淄博学习烧烤经验，在一个会议室里，悬挂着研讨会的横幅，参会人员面看摆着矿泉水和发言稿——他们正在集思广益、开拓创新，把淄博经验和南阳实际结合起来。 当然，只是在文件上。而已。相信一定形成了完美的会议纪要，大家都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这样的工作当然是毫无意义的。南阳市里一定也有烧烤摊，哪怕你们到烧烤摊去开会，点几样烧烤，和摊主聊一聊，问一下他们“南阳为什么不行”，都比在办公室研讨好。 可悲的是，这样无意义的工作，又是大量的。 或许大家都很忙，以至于忘记麦子如何生长，也忘记了农民是多么辛苦。 在河南，这可能意味着形式主义到了一个新阶段：如果说农业和农民是社会的底线，在河南就尤其如此。如果心中没有土地和麦子，你就是百分之百忘本了。

加拿大前年推出被称为「救生艇计划」的香港人专属移民通道（Hong Kong Pathway），但不少2016及2017年毕业生因政策限制，即使累积一年工作经验，也不符合资格循Stream B申请永久居留权。一群受影响人士连同支持者昨日在联邦移民部（IRCC）位于温哥华的办公室外请愿，争取当局放宽有关规定。一众请愿人士昨日下午2时至4时聚集于温市汉比街（Hornby St.）1148号的移民部办公室外，手持印有「为2016及2017年毕业生扩展港人移民通道Stream B永久居留权」的标语，有参加者挥动加拿大国旗及卑诗省旗帜。集会负责人A先生在致辞时表示，联邦政府于2021年2月因应香港社会局势，向2016年或之后的毕业生提供开放式工作签证（Open Work Permit），但在6月公布有关永久居留途径时，却不幸地排除了2016年及不少2017年毕业人士。他又指一众2016及2017年毕业生自加拿大推出救生艇计划后已尽早申请工作签证，但在累积到一年工作经验时，却要面对日后签证到期可能被迫返港的问题，对此深感忧虑。他形容这批毕业生与其他符合资格循Stream B申请永居权的港人一样，在加拿大工作及缴税，有学识有潜力，而且支持民主及热爱加拿大社会，「我们希望继续留在这里贡献加拿大社会，与大家一起建设家园，守护自由，捍卫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