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福是一位来自四川的姐姐，在弟弟中考结束后，劝说父母顺应弟弟的兴趣，放弃普高，选择就读一所职校。来福告诉我们，把弟弟送进职高后，家里对弟弟的学习情况和未来规划并没有掉以轻心。同时，这也是全家在家庭教育上的一次成长。 以下是来福的自述： 今年2、3月份那会儿，弟弟考完“二诊”，也就是中考前第二次模拟考，成绩出来不是很理想。学校老师找到我们，建议家里该为弟弟的去向做准备。 弟弟虽然从小就上私立幼儿园、私立小学，但是因为成长的过程中缺少陪伴，所以没有打好基础。中考前他的学校是一所私立初中，所在的班级在年级里排名靠前，50多个同学里，弟弟成绩排名靠后。他的初中旁边碰巧是一所职业高中，一次我送弟弟去上学的路上，看到旁边学校墙外挂着横幅，上面写着“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我第一次产生了想要了解职高的念头。从那之后，我开始搜集职高类学校的信息。 一开始，爸妈难以接受弟弟可能要上职高这件事。我比弟弟大13岁，我上学那会儿，普职分流的情况还没有现在这么严峻，大家都对职高抱着比较大的偏见，觉得只有差生才会上职高。我和家里人一起分析，在普高大概率处在“队尾”的弟弟，到了职高也许能崭露头角；同样的费用，比起继续上私立高中，我们认为用这笔费用未来去探索世界、体验生活，也许更有意义。 通过一段时间的信息收集，我们了解到成都有一所川内还不错的职业高中，这所学校同时也是成都市最好的一所职业高中。当天是校园开放日，我们参观了学校的实践实操基地，看到机械系学生操作车床、烹饪系学生在学校食堂炒菜的场景，感觉实操方面令人放心。学校介绍，他们的本科升学率在本地职高里排第一，往年还出过全省职业教育高考第一名。很多人担心职高的学校氛围，通过对学校的观察，我们稍微打消了一些顾虑。 中考出分，弟弟考了505分，竟然上了普高线。我们都很意外。过了普高线，意味着他也可以去上普通高中。一家人反倒陷入纠结。我和弟弟之间一向交流坦诚，我注意到大部分挤破头也要孩子去上普高的家长，其实并没做过信息收集，也没有深入了解过自己的孩子，只是觉得应该随大流。我告诉弟弟，希望他的决定是基于自己的情况，为自己而做。 从小到大，爸妈做生意总是非常忙，对我和弟弟都是放养。从弟弟小学五、六年级开始，他的家长会经常是我去开，我们的关系既像家长小孩，也是分享生活日常的朋友。 弟弟出生时我刚上初中，一开始我很不接受，记得爸爸带我去产房看妈妈，我特意不去看弟弟。弟弟出生之后不久，08年地震就发生了，当时大部分的记忆和感受都停留在了地震带来的冲击，以至于对他不开心的回忆，印象里只有刚出生那一次。他小时候常挨着我睡，白天两人一起聊些有的没的，这样从小长起来，关系一直比较好。 以前我基本每个周末都陪弟弟写作业，他三、四年级的时候，我曾经“鸡”过他，送他上编程课、补习班。后来我发现，根源来自作为家长角色的我，自身的焦虑。“鸡”弟弟当然是为弟弟能发展好，但是却没有关心他是否真的喜欢，真的适应。以及当时没有去思考，那个年龄的他真的需要什么。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职高学校内部 ©来福 入学半年，弟弟在这所职高适应得挺好。他进的班级是“本科班”，目标是参加职教高考，考本科大学，课程以文化课为主。学校鼓励学生参与学校管理，他在班里当起了班长、学习委员，又参加了学校的团委、学生会，各种活动。他对于学校感受也不错，老师十分信任他，让他参与班规指定、寝室管理，是他之前很少拥有的体验。 把弟弟送进职高后，家里对弟弟的学习情况和未来规划并没有掉以轻心。我觉得“不鸡娃”不等于不管娃，只是我们把鸡血换成了激励，想用鼓励和支持的方式助力他成长，帮助他更早认地识自己。这也是我和爸妈作为弟弟的家长，我们在家庭教育上的一次成长。 弟弟身边也有学习情况和他比较相似的同龄人，家里铆着劲让他去了普高，现在看结果不是很理想。妈妈有一位朋友的儿子和弟弟是同届，择校时得知我们要送弟弟读职校，说你们条件这么好，怎么还送孩子读职高。他们费了很多力气把自己小孩送进了一所比较偏远的普高，但是目前听说那位弟弟的心理情况不是特别好。 我把弟弟上职高这件事发到社交平台上后，收获了一些不友好的声音，有人说弟弟“被你们废了”。我妈一开始不让我给弟弟看这些糟糕的留言，觉得会动摇弟弟的想法，但是我会给弟弟看，并且一起分析这些留言的出发点。他们成了我想给弟弟展示的一个例子，世界很嘈杂，与其被非亲身经历者的观点左右，不如让自己做自己的第一负责人。 我希望弟弟保持自己的判断，对人生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有余力去追求精神上的饱满。我们家都希望弟弟未来成为复合型人才，又会思考，又会动手。同时也希望他接地气一点，踏实一点，我觉得这也是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

“与其在飞机上倒香槟，不如在店里卖新势力。”最近很流行的这个梗是因为有一大批空姐辞职转行去卖新势力汽车，其中最多人选择的是理想汽车，在入职后，这些空姐还不约而同的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分享。 空姐们因待遇差压力大而集体转行‍‍ 大家现在只要到社交平台上输入“理想销售”、“空姐转战理想”之类的关键词，就会出现很多相对应的文章，而且这几个话题的热度已经有差不多1000多万。 除了空姐外，还有以前是干电商、酒店管理甚至还有干了好多年的BBA销售都转行卖理想了，只是空姐在这里面的占比比较多。 同时我也发现了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空姐们所发的推文中，无论是图片排版，还是具体内容的相似度都非常高，大多数都是吐槽空姐这一职业自由度太低了，除了要每天早起之外，还要时刻担心会不会进入黑名单和突如其来的大练兵，当然最后也吐槽了空姐工资薪酬不高。 在看到这类文章之前，编者一直认为空姐薪资待遇高，福利好，而且每天都能飞去不同地方去旅游。没想到普通乘务员的薪资并不算太高，基本在8千-1万人民币左右，资深的乘务员为2万-3万元，而且就算这趟航班忙完后也要时刻保持手机在线，以防突然被上级要求加飞另一段航班。也因为这一职业的特殊性，交际圈缩小了，基本上有空都是补眠，没时间去结识朋友，更别说去玩了。 转行成为理想销售是因为薪资待遇好 或许大家会好奇，那么多职业可以选择，为什么空姐们偏偏选择去卖理想呢？在空姐的发文中我们也能找到答案，原因无外乎是因为理想销售的薪资待遇高，编者也通过求职平台进行查询，在一线城市里，理想销售的薪资都是8000起，算上提成的话每个月能拿1-2.5万，至于二三线城市也能有1-2万一个月，总的来看这薪资待遇还是很不错的。 而在这么多个博主里面，有一位博主是从酒店管理转职去卖理想的，入职三个月就成为了门店的销冠，入职半年就成为了陕甘宁三省的销冠，重点是该博主表示自己月收入达到了10万元的水平，基本上每天都有开单，但理性分析一下，10万元的绩效一个月至少得卖100台车，说实话是有点夸张，真实性还有待考究。 不过卖理想汽车工资高倒不是一件新奇的事，我们通过11月份理想汽车的销量来看，单月共交付了41030辆新车，销量也是逐月上升，买车的人多了，销售所分的蛋糕自然也更多更大，工资也会随之上涨。 空姐转战卖新势力优势在哪？ 无聊时候刷短视频总会刷到很多经销商为了引流，让自家的美女销售或者请一个演员来拍摄一些火辣的舞蹈视频或者是开直播吸引消费者的关注，这一做法呢也确实是能提升到店的人流量，至少在编者的车友群里就有不少人是为了看美女过眼瘾而去的4S店，只是没想到临走时还消费了一辆车，至少这个形式对于卖车还是有帮助的。 至于空姐转战去卖汽车优势也是相当明显，首先要成为空姐就要经过非常严厉的筛选环节，而且对样貌、身材包括谈吐等各方面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所以形象佳、谈吐好而且情绪稳定的空姐在销售这一行业还是比较吃香的，试问谁不愿意去找一个温柔且漂亮的销售去买车呢？ 当然了，空姐去卖车也有很大的机会能够遇到自己的另一半，尤其之前有个梗，每卖出一辆保时捷就会损失一名女销售，当然这只是一个调侃。‍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写在最后 通过一大批人转职去卖新势力这种现象，我们可以看出国产新能源品牌的爆火不仅销量超过了传统车企，而且还对不少人的职业规划产生了影响，但随着分蛋糕的人越来越多以及更多新势力品牌的出现，这种现象还会维持多久呢？‍‍‍‍‍‍‍‍‍‍‍‍‍‍‍‍‍‍‍‍‍‍‍‍‍‍‍‍‍‍‍‍‍‍‍‍‍‍‍‍‍‍‍‍‍‍‍‍‍‍‍‍‍‍

作为大连“万达系”的掌舵人，王健林当前似乎一刻都没敢“偷闲”，关键仍是“债务压身”，难轻松。 12月6日，万达电影公告披露说，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北京万达文化及其全资子公司北京珩润、实控人王健林拟将合计所持公司控股股东北京万达投资51%股权卖给上海儒意。 万达电影提醒说，该事项最终实施完成，将会导致其控制权“易主”。上海儒意的背后是知名上市公司中国儒意。 今年7月下旬，万达电影就曾对外披露说，北京万达文化向上海儒意出售了北京万达投资49%股份，交易对价22.62亿元，上海儒意间接参股万达电影。 一旦交易完成，万达电影将变成上海儒意的控股上市子公司。万达电影作为“万达系”的优质资产，时隔4个多月，两次间接套现，也实属无奈之举。 从股权构架看，北京万达文化的背后是大连万达集团。目前，王健林最关心的莫过于大连万达商管集团及其控股的正在赴港IPO的珠海万达商管集团。 从股权构架看，大连万达商管集团由大连万达集团控股44.31%，而从万达电影间接套现几十亿出来，大连“万达系”内部就可以自由拆借。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今年11月底，大连万达商管涉及6亿美元债展期已获得占上述债券总本金的99.3%以上同意，该笔美元债将展期至2024年底，分4次还清，还款来源于万达商管租金收入和珠海商管分红。 除此之外，大连万达商管尚有2笔均为4亿美元的海外债，但还款须到2025及2026年。按此前披露，珠海万达商管若不能2023年底成功上市，母公司大连万达商管须向pro-IPO的战投方支付约300亿元股权回购款。 截至今年9月底，大连万达商管带息债务余额1907.7亿元，比去年底略低，短期借款16.08亿元，一年内到期有息债务646亿元，而货币资金132.7亿元，较去年底217.1亿元减少84.4亿元，明年短债压力仍然很大。 从目前看，外界对王健林及其大连“万达系”评价还是比较高的，至少目前未公开违约，一直在想尽办法筹集资金维系其商业信用。目前，银行支持民营房企力度加大，或可解决大连万达系燃眉之急。

一天运营结束，湖南双峰县4条公交线路的司机们在傍晚收车。黄绿色的1元纸币被工作人员从投币箱里悉数掏出，堆放在泛着深褐色油光的长条桌上。 公交公司的总经理朱清吉负责清点。他展开现金上的褶皱，每码完一沓，就在当天的营收栏里写下对应金额：10月17日，收入最高的是1路车，147元。3路车惨淡至个位数，8元。参与经营的20辆车一天总收入1492元。 这样的经营状况已经持续两三年。朱清吉翻看近一周的营收记录：单日大多不超过2000元。除了周五，学生放学带来的小波峰，最高3897元——但这都不够支付20多位司机人均180元一天的工资。 56岁的朱清吉用“窝囊”形容自身处境，不过他和同事们用另一种方式夺取了外界关注。就在两个月前，双峰县和森城市公交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森公司”），公开发布了停运通告。理由是，因巨额亏损无力支撑运营。红底白字的通告贴在20几辆公交车的前门旁，随车穿梭于县城街道。 9月19日，和森公司贴出的停运公告 和森公司的停运风波并非孤例。在过去几年大范围的补贴刺激下，隐身于热潮背后的公交行业衰颓信号被暂时遮蔽。2019年之后，中央财政对新能源公交车停止补贴，和森公司陷入“政策性巨额亏损”。 近段时间以来，包括湖南衡山、湖南耒阳、河南郸城在内的公交公司也都经历了类似的停运事件。骤减的客流与收入之下，交织着补贴政策中断、出行方式多样化和疫情冲击等复杂原因。 就在9月停运通告发布的当天，双峰县政府介入沟通，承诺补贴。在没有地铁的双峰，公交车承担着大部分老人和学生的公共出行。实际上，双峰县的公交车没有真正停运过一天。 但朱清吉和同事们对县城民营公交的未来不再抱有期待。他们无法靠自身摆脱运营困境，把唯一的希望，都寄托于政府收购接手。 经营惨淡的窘境 工作日下午4点，下着小雨，距下一班公交发车还有几分钟，司机陈元趴在方向盘上刷短视频。 他没有等来一位乘客，车门关闭，车子吱吱呀呀驶进复兴街——20多年前，双峰刚出现公交车时，就载着满满当当的乘客奔走于县城这条最繁华的主干道。 两侧门面招牌林立，背后的老房有些年头了，有的只有正面贴瓷砖，侧面裸露着红色砖墙。车继续往前开，围着绿色网布的在建楼房，曾是有五六十年历史的农贸市场。 陈元的家就在这条街上，他从小在这儿长大，对沿途一切再熟悉不过，“这条路几十年都是一样的”。2008年前后，他从广东清远开出租车回来后，把家里的祖宅翻修成一栋白色的5层小楼。现在，一层的铺面租金也从每年15万元降到了8万。 下午5点，车上的乘客慢慢多了起来，大多是免票的老人。如果是周五或周日，车上则以学生为主。但在县城三所学校集中所在的路口，公交车却因道路狭窄无法抵达。每次放学时，来接孩子的私家车把此处堵得水泄不通。 城中路上的汇丰步行街是双峰曾经的地标，也是县城第一条步行街，它于2015年开业，如今大多数店铺关门。一家正在清仓的女装店店主说，地下商业街开业后，许多商户搬了过去。 地下商业街是现在县城里年轻人最爱扎堆的地方之一。但这些热闹和陈元无关，他和这里的交集，是商业街修建的两三年间，曾阻断了客流最大的1路车线路。 复兴街街景 县城里开公交车的麻烦不止这些。1路车的终点站在一家机械厂的院子前，没有别的场地，只能进入厂内掉头折返。有时厂门中央会放一块大石头，要紧贴着才能出入。机械厂的人也抱怨连连，嫌他们把地面压得坑坑洼洼。陈元有些不服，“这个地方要倒闭了，还不让我们进。” 县城里公交的规划也不算太完善。有的相邻两站间隔大约一两百米，公交站牌低矮而不起眼地竖在路边，有的在十字路口的拐角，前方就是斑马线。还有一些站牌前画了停车位，同时竖着禁停标志。 公交车常常一路疾驰而过，乘客下车要提前告知，拦车不停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一位老太太在距汇丰步行街不远的站牌前等车。她腿脚不便，要去农贸市场买菜，地方不算远，终于有一辆来车，她招手却没停下。 对司机陈元来说，他的生活时钟由发班表决定，除了中午吃饭、休息和车辆补电，几乎所有时间都在车上度过。每天，他会在单程5公里的1路车程中折返13次。 陈元觉得，自从中央财政对电动公交车的补贴中断后，加上客流减少，赚钱越来越难了。 回不去的顶峰 和现在双峰的景象不同，和森公司成立的2007年，正是县城经济蓬勃的时期。 陈元大约在2010年加入和森公司。和他的同事们一样，大多数公交驾驶员的职业生涯是从货车和出租车开始，往往也有在外打拼的经历。 “以前开车过瘾啊。”陈元说，那时载客像在工地上拉土，一车接一车，1个人收费1元，一天能跑出七八百，春运时一天收入能达到1000多元，每天都有载不完的人，每趟车间隔不超过5分钟。 在人们还习惯上街购物的年代，周边乡镇的乘客也是主要客源。他们前脚从客运站下车，后脚就坐上公交车，前往县城各个角落。 曾在复兴街上做过十多年服装生意的黄丽说，那会儿店面一年房租几十万，房东也强势，交不上租金立马就得搬走，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彼时，双峰县城的商户生意红火，顾客出手大方，当地人调侃那个时期，“说这里的消费像香港。” 一种说法是，那时的高消费和双峰县曾盛极一时的诈骗犯罪有关。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双峰开始盛行做假证，之后演变为更高级的短信诈骗、PS诈骗。朱清吉在90年代下岗失业后，曾找到深圳的同学想寻一份工作，去了之后发现是做诈骗。他拒绝了。不到一个月，他的同学被警方抓捕。 从2009年开始，被外界称为“电信诈骗之乡”的双峰县，被公安部四次点名批评。2015年，双峰县被确立为全国重点整治的地区之一，要求限期改变面貌。 车上乘客多是老年人与学生 也是同年，城市公交开始迎来改革性的政策转变。 2015年5月，三部委联合发布新能源车补贴的通知。最核心的信息是，2015年至2019年，相关新能源汽车推广目录中，纯电动公交车在完成一年相应运营里程后，根据车型及车长，可获每车每年4万到8万元不等的补贴。 至于2019年之后如何，上述通知中称，2020年后再综合考虑产业发展、成本变化以及优惠电价等因素调整运营补助政策。 双峰县的纯电动公交车迟到了两年。其间，和森公司有了亏损的苗头，原因是车况差、保险费用高、客流量下滑——但在补贴政策热潮下的2017年，和森公司的股东们依旧对公交车的未来充满期待。 也在那几年，双峰当地出台了利好公交车的政策。双峰县政府开始提供针对免费乘客群体的补贴，票价涨为2元。 “当时想，这下肯定生意会越来越好，发展趋势是这样。”朱清吉所讲的趋势是，随着县城繁荣起来的房地产市场，城区面积越来越大，乡镇居民带着子女到城里住也成为潮流，且县城也不像大城市会有地铁的冲击。 在当时的双峰，作为县城唯一的公交公司，众人闻风投资。朱清吉说，买股份、买车的价格被炒到100多万，“但到后面价格太高，就有价无市了。” 为购买电车，和森公司需要向政府一次性交付1280万。公司26名股东，平均一个股东交49.2万元。这些股东背后还有更多的间接持股者，朱清吉估计，所有股东加起来可能有上百人，“大家一块集资，我们承诺给他们利息。当时有强制性的味道，哪怕去借高利贷也要把钱交起来。” 2019年，中央对新能源公交车的补贴来到《通知》中的最后一年，和森公司的经营状况也达到换车后的顶峰，全年客流有200多万人次，一天总收入能达到1万多元。这一收入恰能覆盖成本，朱清吉说，运营二十六七台纯电动公交车一天的成本要1万多元，驾驶员的工资占一半，还包括1500元左右的电费、轮胎磨损和管理人员工资等。 那时，认真看过《通知》的朱清吉认为，补贴在2019年后还会继续发下去。 补贴刺激之下，被忽视的趋势 疫情来了。在人人被要求保持社交距离的时期，临时在岗亭负责调度的彭新强，切实感受到了行业危机，“规定间隔1.5米，8米长的公交车能坐多少人，谁敢坐公交？” 彭新强说，疫情期间副县长来检查，有人乘车没有口罩，建议公司免费发放，由政府补贴，“把这些事情全部做好了，过了关。领导调走了，3万块钱没有了。” 那几年，乘坐公共交通不被提倡，出行的实际需求使得县城居民转而寻求替代方案，根据自身情况购入私家车、摩托车和电动车。2020年，双峰街头也开始出现共享电动车，15分钟内起步价2元，几乎每个十字路口都有摆放。 如今，奔驰在双峰县城街头的公交车，一趟车两三位乘客已是常态。实际上不仅是双峰县，隐藏在中国城市公交背后的运营衰落趋势早已悄然发生。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把2015年视作城市公交的拐点一年。他在《中国城市客运发展报告》中梳理出一组数据：当年车辆增长了3.3万辆，但公交客运量反而下降了16亿人次——且这个趋势不可阻挡，每年都是历史新低，从数据可查的2016年开始，到2019年，全国31个省区市，每车日均客运量全部下跌，无一例外。 疫情结束后，习惯了其他交通工具的居民，也很难会再回到公交车。对他们来说，公交车不再方便，随着双峰县城范围越来越大，和森公司运营的4条线路，显得捉襟见肘。 这也符合聂日明观察到的全国出行格局多样化趋势：过去十年的发展中，中国近一半的城镇家庭有汽车，7成家庭有电摩，他们势必在家庭出行中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眼下，朱清吉面临的现实问题是，他无法靠自己解决经营困境。在乘客减少、收入降低、公交高空置率的背景下，如果增加运力和路线，则可能会进一步扩大亏损。像一个无解的恶性循环。 朱清吉估计，现在和森公司的客流量不到2019年的三分之一。公交司机王炜说，目前乘客中7成是老人，2成是学生，剩下是没买车的上班族。虽然票面价是2元，但实际算下来，平均1位乘客收入不到3毛钱。人均收入的下降，也与免费群体扩大有关。 2023年8月，湖南省六部门曾发布通知，要求所有县市区常规城市公交在9月底前落实14周岁以下儿童免票。老年人、退役军人包含在免费人群中。 更早时间，财政部在答复人大代表关于“中央延续新能源车运营补贴政策”的建议时表示，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助的既定政策目标已经实现。城市公交属于地方事权，宜由地方承担相关支出责任。 公交站牌与禁停标志在花坛中 这意味着，上述两处经费，都被纳入地方财政的范畴。和森公司的运营情况进行了核算，他们自己计算出的亏损有700多万元，“政府只认可了397万元的亏损，但认可的亏损也拿不出。” “这下矛盾就来了。”朱清吉说，等了三年之后，“地方财政困难，一次性也付不起。”双峰县政府原先承担着对免费群体的补贴，每年一台车补贴1万元。去年朱清吉多次提出需要增加，涨至2万元，加上冷僻线路补贴，现在地方补贴一年有100万元。 “太难了。”朱清吉反复说道，靠政府的补贴填不上亏损的窟窿。 实际上，无论是民营还是国营公交，都面临相似的困局。聂日明在《寻找城市公交困境的源头》一文中，直指补助政策要为当前城市公交的困局承担较大的责任。 原因是，2015年实施新能源公交运营补助政策时，上级政府没有明确在2019年会完全停止这项补助，反而表示在2020年以后会考虑若干因素调整政策，即使到了2019年依然给地方公交公司一定的希望，但最终因为后来的疫情、财政等因素，新能源公交运营补贴几乎全面停止。 停运风波 经营困难的这几年，和森公司很多股东的投资打了水漂，员工工资被拖欠也习以为常。春节时，有债主到股东家讨债，赖着不走，还有人上了银行的黑名单。 2023年春节前夕，入不敷出的和森公司已经陷入停运边缘：驾驶员的工资被拖欠了2个月，管理人员3个月，甚至没有钱买第二年的车辆保险。 数名司机去向县里要补贴，这次得到了50多万元的拨付款——这是湖南省对新能源公交车两年的补贴，中央补贴取消后，湖南省出台了运营补助。 尽管如此，朱清吉说，多运营一天，亏损就扩大一点，“每天亏损约五六千。”按此金额计算，一年的亏损数额，几乎与此前中央财政每年192万元的补贴持平。 早在亏损早期的2021年，就有股东想停运，朱清吉没同意。今年9月10日，持续到深夜11点的股东会上，有人提出第二天就停运。朱清吉再一次反对——他的说法是，这是“实在不行的情况下”才能做的事。 最终大家沟通出的方案是，先写一份紧急报告，请求弥补政策性巨额亏损，即失去的中央财政补贴。20多名股东签字打印，送到了交管局、信访局各个政府部门。 一个星期过去，没有收到回复。和森公司的股东们坐不住了。 9月18日晚，股东们计算出还能维持运营的天数，在开会讨论后的第二天，正式对外公布了停运通告。通告中，和森公司形容自身处境已“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收入呈塌方式减少，无法支付公交车充电电费和员工工资。 通告除了贴在全城移动的几十辆公交车身上，也送到了政府部门，年轻驾驶员将此事发到网上广而告之。 同一天，100公里外的湖南衡山县嘉年华城市公共客运有限公司做出了同样的决定，停运理由如出一辙。 通告发出当天，双峰县交通运输管理局就找了过来。双方的协商会持续了12个小时，开到了凌晨两点。交管局局长、分管副局长、运管局工作人员、和森公司的管理人员及两位股东代表参与了这次会议。 朱清吉和工作人员在办公室数清点运营收入 会议的关键讨论都围绕着钱。氛围一度胶着。 朱清吉说，交管局要求不能停运，和森股东的答复是，“现实问题不解决，我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拿钱我去充电，之后工资给到驾驶员，我去做工作，再跑两个月。”奈何交管局“做不了主，也没有钱，就向分管副县长汇报”。 晚上7点，副县长到场，参会人员范围被要求扩大到和森公司全体股东。对于和森公司统计出来这四年的700多万元补贴，朱清吉说对方明确表示，“那是不可能的，你们不要做那个梦。对政府来说都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朱清吉记得，那天晚餐点了盒饭。双方的讨论进行到最后，副县长承诺，政府先拿几万元充电，不停运，然后再想办法解决补贴问题。交通局拿出4万元，让公交车先充电，国庆前又拨付了110万元。这些钱用于发放驾驶员几个月的工资、付了拖欠的账单以及归还股东分红。 这场风波后，双峰的公交车没有真正停运过一天。但那晚同样作为股东参会的王炜，对公司的经营不再有侥幸心理，“民营公交企业已经是死路一条了。” 留下的与等待的 和森公司，在双峰县城的西南方，与一家驾校挤在一起。办公地是3间白色的样板房，外墙上红色的横幅、招牌、贴纸已褪色泛黄。 前几年，有政府部门到公司检查工作，说他们用的是危房，已经使用了十几年，超过了施工板房的使用年限。“一个县城的公交公司，像个什么样子。” 抬头检查房间内错综排布的电线，朱清吉说，“你看这个线路一改再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下雨时屋外下大雨，里面下小雨，顶上的篷布加了三四层。他坐在办公室里，觉得看不到希望，“确确实实不想干了”。 现在，选择继续留下的人都有现实原因。和森公司全部工作人员不超过40人，朱清吉心里清楚，“有些留下的老同志50多岁了，出去找其他事也不行，在这里将就。” 负责公交卡的办理和充值的潇潇，是为了照顾两个女儿留下。一年半前来应聘时，被和森公司的办公环境吓了一跳。虽然钱不多，但这里不上夜班，能满足她照看孩子写作业的需求。 近来应聘的驾驶员，也大多是为了在县城陪读。其中，也有一度觉得每天工作时间长，赚得少就走了的人，但在县城里找不到更适合的工作，又回来了。 陈元还算幸运的。前些年，靠着在外出打工四年攒下的钱，他在城北买了房子。房子所在区域，也是双峰县城新楼众多的位置，有的房价最低一平米5000多元。 当地房产公司的工作人员说，整个县城大大小小有120来个楼盘，但“现在是房地产的冬天，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房子就难卖了，销量比往常减半”。经济开发区还有粮油、生物科技、钢构、材料、槟榔等公司，“但很多厂停产了。” 现在陈元没有别的想法，关于公司的事情不会多问，只要有工资发，他就管好方向盘。家里的两个孩子，至少还有房租可养活。妻子一个月工资虽然只有2400多元，但有“五险一金”。 和森公司没有“五险一金”，这是驾驶员们最在乎的事。很多司机都是去年才开始买工伤保险。 更年轻一些的也都走了，到大城市开公交，或体验过辛苦后干脆转行。司机互相之间开玩笑，说他们专为其他公交公司培养人才。 对和森公司来说，离开政府的高额补贴，他们无力靠自身扭转亏损局面。聂日明也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回过头来看，城市公交原本应该在2014年以后开始转型，削减线路、提高票价，但为了推广新能源公交车、节能减排转移支付，不仅大举补贴购置支出，还补贴公交车的运营支出，并调整其他转移支付以引导地方购置新能源公交。 这个过程让公交企业、地方政府对行业衰退的感知进一步钝化，未能顺势削减公交车，公交车数反而逆势增长。但转移支付政策取消后，公交车、从业人员无法顺势裁减，当地方财政无法填补这个缺口时，公交自然停运。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双峰县城街角停放的共享电动车 在长沙的公交迷小邹观察到，和和森有相同困扰的其他城市公交，有的已在尝试转型：一些地方将公交车定制为婚车，或被酒吧借用宣传，包装为移动迪厅，再比如，济南设置了景区公交专线，等等。 不过小邹觉得，由于补贴逐年退坡，现在做道路交通运输的民营企业，能跑起来已经很不错了，“一个城市不能没有公共交通，一定会有人需要。” 停运风波两个多月，和森公司面临的难题仍没有答案。每个月15号，朱清吉照旧会和驾驶员们借用车站对面的饭店开会。大多数驾驶员的愿望，是寄希望于政府早一点收购，理由是“至少有社保”。 众人在等待的政府收购，指的是城乡客运一体化。今年，双峰县被确定为湖南省城乡一体化第四批创建县。据湖南省道路运输管理局的信息，创建时间原则上为2年。 这一次，朱清吉又谈到了趋势，“城乡客运一体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群众有这个需求。”他的依据是，县城周边乡村的学生到城区上学，几个村联名写了报告，希望开通公交，他也想开通，但是跟农村班线的矛盾无法调解。 朱清吉日常还是在办公室查看车况。工作日下午五六点钟，他屋里的电话铃声会频繁响起，通常是学生打来询问公交车位置。 他的办公室大约六七平方米，桌椅沙发就将房间填满。一台大监视器连接着车上的摄像头，在地图上实时显示每台车的位置，那是和森公司的全部。

外界期待已久的谷歌大语言模型Gemini在美国时间12月6日早间正式对外发布，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伊表示，Gemini1.0是目前为止谷歌能力最强的通用人工智能模型。 “Gemini是原生多模态打造，是（谷歌）通往Gemini模型时代的第一步。”皮查伊在当天的声明中说。 谷歌当天发布的Gemini 1.0共分为Ultra,Pro和Nano三个版本，其中Ultra的能力最强，复杂度最高，能够处理最为困难的任务，Pro能力稍弱，可以用来处理多任务，Nano则更注重于端侧的处理能力。 目前谷歌旗下的基于大语言模型对标ChatGPT的人工智能语言对话机器人Bard已经启用GeminiPro作为底层大模型驱动，能够实现比过去由Palm大模型驱动的更为高级的推理、规划、理解等能力，同时继续保持免费。谷歌预计在明年初将推出“BardAdvanced” ，计划使用 Gemini 最强版本 Ultra。 主打三大“杀手锏” 能力超越GPT-4 在当天发布的博客文章中，谷歌表示，对Gemini 模型进行了严格的测试，并评估了它们在各种任务中的表现。 从自然图像、音频和视频理解，到数学推理等任务，Gemini Ultra...

一份靓眼的三季度财报为何让美团的市值一天缩水784亿港元？ 很多人意外，新业务亏损收窄、营收同比增速22.1%、净利润同比增速62.4%的业绩却没有打动资本市场。其实原因很简单，对于资本市场来说，互联网公司的成长性及能带来的想象增长空间，比是否亏损更重要。 与字节跳动和拼多多相比，今天的美团缺少新故事。 虽然美团将美团优选、美团买菜（更名为小象超市）、快驴、网约车、共享单车、充电宝等板块归到新业务范畴，但总体还是在本地生活大的业务框架下。2023年第三季度，美团上述新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5.3%，经营亏损收窄至51亿元。 美团创始人王兴在2023年Q3业绩会上透露，“如果新业务长远来说都没有机会单独获利，公司也会相应地调整战略和资源分配。” 缺少新故事仅是美团市值下跌的原因之一，现在的美团还面临和拼多多、字节跳动的双线作战。 不过，美团的新故事，也正藏在与抖音的关键一战中。从业务层面看，直播和短视频被美团内部视为2023年公司级别战略的业务；从公司角度看，则加速由餐饮外卖向科技零售转型。 “做一家科技公司” 2022年之后，美团CEO王兴逐渐消失在公众视野，很少谈论与美团业务无关的话题。外界再难通过社交平台洞悉王兴的思考和内心世界。王兴上一条被传出的朋友圈还是在大半年前，他在朋友圈官宣参与王慧文创业公司“光年之外”的A轮投资。 与此同时，美团除了正常的业务宣传之外，在舆论场也很少再卷入热点社会话题之中。 一年来沉默的美团和王兴，对未来的新思考是什么？ “美团内部，王兴正在反复强调科技的价值。”有知情人士对《深网》透露。 事实上，美团今年组织架构和人事调整也在往科技方向倾向。 在组织架构上，今年3月，美团搭建了直播技术中台，为美团直播提供工具支持，由美团高级副总裁、S-team成员李树斌牵头负责，到店和外卖两大业务参与运营美团直播业务。 在人事调整中，有5位管理层于今年9月被晋升为公司副总裁。其中，无人机业务部负责人毛一年、到家研发平台负责人孙致钊等都有深厚的技术、产品背景。 12月初，美团宣布由穆荣均、张锦懋牵头筹备技术委员会下成立技术治理筹备小组。其中，穆荣均是美团联合创始人、S-team成员；张锦懋曾担任基础研发平台负责人，直接向王兴汇报。 技术驱动与美团本身的“零售+科技”战略贴合。随着抖音在本地生活领域攻城略地，美团要推行“零售+科技”战略，始终绕不过同样不设边界的抖音。 用“抖音”还击抖音 在新业务方面，多多买菜是美团优选的主要竞争对手。2023年起，美团优选管理层放弃一年前降本增效的打法，重回追求增长、抢回市场份额的态势。 在核心本地商业方面，今年年初，抖音一改此前防御和保守，开始全面反击，一路从团购等到家业务延展到外卖、即时零售等到家业务。 本地生活是美团的“后花园”。与和多多买菜争夺社区团购市场相比，全面反击抖音在美团内部的权重更重。 美团一改此前对美团“静观其变”的态度，于去年年底成立防御小组，专门研究抖音。 “没有多余的玩法，就是对标抖音。抖音有的，美团也必须有。”有接近美团的行业人士对《深网》透露。 “2023-2025年，抖音和美团的大决战在两个关键战场，其一是本地生活团购；其二就是近场同城本地电商，使得消费者不再受限于地理因素选购便宜的商品。”行业分析人士丰年判断。 直播和短视频被美团内部视为2023年公司级别战略的业务。 王兴在美团2023Q2业绩会上曾给短视频和直播定调：“除了基于商店和搜索的商业模式外，我们还试点了短视频和直播，为商家提供了更多样化的营销工具来触达消费者。直播与货架模式的结合是我们独特的优势，可以为餐饮商家带来新的增长潜力。” 王兴的警惕性和危机意识很强，他认为“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但可能毁于一旦”，干掉自己的不一定是同行。现在面对抖音在本地生活市场的攻城略地，美团正在用“抖音”的方式反击抖音。 从今年开始，美团明显加快了对直播、短视频布局的速度。 “美团内部每个部门都有一个CAP组织，集合了法务、公关、舆情、业务等各个部门员工，在业务部门推进新业务之前，需要先在CAP组织内讨论推进新业务的必要性。2023年以来，新项目需求的通过速度明显加快，特别是在直播和短视频领域。”一位美团员工对《深网》透露。 据《深网》获悉，美团的直播分为两类，一是美团官方直播，美团会邀请品牌方参与美团酒旅、美团买菜、及美团玩乐、美团外卖下午茶等官方直播，且免坑位费；二是美团会邀请有直播能力的商家自播。 为吸引商家自播，今年上半年美团推出“神抢手”、“神券节”等营销活动。 3月，美团面向商家推出“神抢手”营销活动，商家可通过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售卖低价但高质量的菜品。4月，美团升级了月度营销活动“神券节”。在这些营销活动中，商家可以通过限时秒杀、直播、短视频等模式提供深折优惠，打造爆品。5月，美团连续推出母亲节专场、情人节专场、逛吃节专场三场美团团购的官方直播活动。7月，美团App首页为直播设置了固定入口。 美团在直播方面的“组合拳”很快有了成效。据36氪报道，“美团直播7月的GMV大约在5-6亿，到了10月份，单月GMV突破20亿元。” 不过，由于前期美团优质短视频不足，美团内的直播以消耗站内的存量流量为主。为补齐自身在内容流量上的短板，美团于上个月调整了APP首页Tab栏的功能布局，将中间位置调整为“视频”标签。 据《深网》观察，美团短视频不仅开始测试支持部分用户拍摄、上传短视频的功能，还推出看视频领现金的奖励，新用户最高可领28元。 将短视频置于一级流量入口，这意味着，直播之外，美团已经补上了全面反击抖音的最后一块拼图。 “与图文相比，短视频对于美食、酒旅等本地生活服务呈现效果更好，美团发力短视频既可以激发用户兴趣，也可以通过优质视频内容获取用户与流量，解决美团存量流量的难题。”有接近美团的行业人士对《深网》透露。 争夺探店达人和商家 在发力直播和短视频之前，美团全面反击抖音的第一战从争夺探店达人和商家开始。 达人探店是抖音破局团购等到店业务的关键一环。不同于已在线下积淀十余年的美团，缺乏地推团队的抖音前期主要靠达人探店帮助商家实现曝光、导流和拉新，最终促成交易完成。 抖音做团购等到店业务并不仅仅是为了赚取商家的佣金，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商家在抖音投流，赚取商家的广告投放收入。 作为应对，今年年初，美团上线了微信小程序“美团圈圈探店”，试水探店。由于前期美团圈圈探店的收益相比抖音没有优势，美团在抢占探店达人方面并不顺利。 达人探店有一口价、直播团购差价及平台团购分佣等变现方式。有达人透露，“粉丝量在一万以上的达人在抖音上发布一条探店视频的收益为800元，外加5%—8%的抽佣，而在圈圈探店上的佣金收入比抖音略低。” 此外，从今年年初开始，抖音也逐步取消了探店达人需有1000粉丝的门槛，美团抢占“探店达人”的难度会越来越大。 为和抖音争夺团购市场，美团也从低价团购切入，于今年2月上线了“特价团购”板块，并在美团App首页Tag栏给予固定的流量入口。 不过，与抖音相比，具备强大地推团队的美团的竞争优势不是达人，而是上千万规模的商家及完备的B端营销工具。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有数据显示，2022年年底，与抖音本地生活业务合作的门店数量超过200万家，而美团活跃商家数为930万家，是抖音的4倍多。 据《深网》获悉，为提高新签商户数量，美团规定新客户的签约、上团单和权限维护，由“直销”全权负责。 对于商家来说，有流量加持是锦上添花，决定选择哪个平台还要靠利润驱动。 为拉更多的商家入驻自家平台做短视频及直播，美团和抖音在佣金比例上都有所变动。 有商家对《深网》反馈，“美团前期的政策是，如果能在美团上架折扣更大的套餐，可以得到佣金比例下调甚至减免等优惠。抖音的政策是，如果餐饮商家以抖音为主要运营平台，佣金比例可以下调至2%。” 不设边界的战场 就在美团以“抖音”的方式加码短视频和直播的同时，抖音也在用“小时达”业务抢占生鲜、鲜花、食品、杂货、3C等品类的即时零售市场。 抖音在邀请商家开通‘小时达’时，对配送时效有明确的规定，没法保证配送时效的商家无法开通‘小时达’。 抖音小时达的首个发力点是3C产品。“抖音内部正在组织针对Apple授权店做即时零售的培训，和小米的合作也在推进中。”有知情人士对《深网》透露。 Apple 授权店的即时零售业务最早是和美团闪购合作的。自2020年iPhone12上市以来，美团闪购每年都会支持苹果的新品预售。 现在抖音加码即时零售，势必和美团的“闪购”业务正面竞争。 “小时达已经上升为抖音的核心业务，现在是小时达的红利期。因为即时零售是需求在先，所以抖音的小时达会拦截美团即时零售的需求和流量。”点金手创始人丰年对《深网》判断。 零售也是美团的战略重点。2021年9月，美团首次把零售和科技提到战略高度，把公司战略也从原来的“Food+Platform”升级为“零售+科技”。 王兴曾多次在内部分享，美团一直在做零售，过去以团购、外卖、酒旅业务为主，做的是服务零售，现在美团还要做更多的实物零售。 从抖音加码“小时达”业务看，王兴的“大零售”概念也符合抖音集团 CEO 张楠对抖音成为“万能入口”的极致想象。 当不设边界的美团正面迎击要做“万能入口”的抖音时，这就注定了本地生活领域不会是一个平静的战场。

前两天，一则“亿万富翁找回失散 25 年儿子”的话题引起了全网关注。 1998 年，年仅 3 个月大的解清帅被人偷走。他的父亲一直苦苦找寻，终于在 25 年后父子一家团聚。 这次解清帅能够一家团聚，离不开一家做人脸识别的公司。公司的“跨年龄同亲缘人脸比对算法”通过分析解清帅父母加上哥哥的面部图像，就匹配到了解清帅，最终通过DNA 对比，确认了解清帅的身份。 图源：新浪微博截图 问题来了：寻找解清帅的人脸识别技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跟我们解锁手机时候用到的是同一种技术吗？今天就来说一说人脸识别的前世今生。 从人工辅助到纯计算机识别 1 用身体特征定义一个人 早在...

文|吕煦宬 编辑|陶若谷 民主评议‍‍‍‍ 每年9月至10月，是刘洋最头疼的日子。身为北方一所二本院校的辅导员，他要在这个时段完成一年一度的助学金评选。班上，每年都有二十多名学生递交申请，角逐六个助学金名额。 助学金落到谁家，关键在民主评议。按照学校下发的助学金评议文件规定，刘洋要在班里挑选学生，组成评议小组，让学生根据申请者递交的材料投票，选出他们心目中认定的，最需要助学金的同学。 但文件没有告诉刘洋的是，要怎么组织民主评议，才能尽可能避免人情世故的干扰，保障公平。 2021年，工作第一年的刘洋选定了班干部和各宿舍长，组成评议小组。傍晚，把他们叫到办公室，发评议材料。匿名助学金申请者的家庭年收入、家里是否有重大疾病患者等信息，都在里面。看完资料，大家在纸上写下三位申请者的名字，匿名投票。最后，刘洋统计票数。依照票数排名，决定助学金的归属。 上大学时，刘洋当过班长，自认能客观投票给最需要助学金的学生。换位思考，他相信现在的学生也能。获选学生名单公示后，没人提出异议，他长舒一口气。 第二年，刘洋沿用班委做评议小组成员，情况却发生了改变。评议过程变得草率，不到十分钟，就结束了投票。结果令他感到讶异：三个班委占了助学金名额的一半。 追究原因，刘洋想，或许是一年相处下来，同学之间产生了更多联结，很难像第一年那样，刨除私情，根据材料，公正投票。刘洋不是没有想过，人情往来会影响评议，“但没想到会这么夸张”。 设立民主评议之初，是为了保障助学金公平发放。自2007年开始，我国财务部、教育部发布多个助学文件，规定大学生家庭经济是否困难、是否有获得助学金的资格，须经学校成立评议小组评定。一些研究助学金资助流程的论文指出，政策初衷，是希望通过同学日常和申请者的接触，了解其生活、消费的真实情况，也是为了评议在学生监督下推进，避免出现辅导员一言堂。 但在实践中，由于没有清晰的细则，多位大学辅导员称，他们只能在实操中一点点摸索、试错，民主评议很容易演变成一种“拼人缘”的竞技，失去了最初的意义。 天津助学金事件后，一名河北学生发帖称，判定贫困等级由班长一人说了算，评议小组被架空。在他的班级里，一位出身贫困户家庭的女孩理应拿到一档助学金，班长却因为和女孩的私人恩怨，把她判定为“一般贫困”，女孩只拿到了二档助学金。 ●资料图，源自东方IC 在四川，大四女生郑薇薇也在不透明的民主评议中，错失了助学金。公示后，郑薇薇没能找到自己的名字。她找辅导员提出异议，想补充提交一份家里的低保证明。辅导员嘴上答应了，会再组织一次民主评议。 等了一两天，没有动静。郑薇薇给负责小组评议的生活委员发消息、打电话，没有回音。再找辅导员，辅导员没了耐心，在电话那头直接骂了郑薇薇，说她给自己找麻烦，“老是搞特殊”。 辅导员的态度打消了郑薇薇继续争取的念头。她猜测，大四这一年，班委们都在忙着考研、求职，平时开班级例会都见不着人影，更别谈费心思为一个同学重新组织评议，辅导员手下也有几百号学生要管，不会特意为自己争取。 郑薇薇家在农村，父亲在建筑工地打零工，工资不稳定，常年在讨薪。母亲在超市工作，月入2000元。家里除了她和正在上高中的妹妹，还有一个瘫痪在床的奶奶，五口人全靠父母打工养活。 身为长女，郑薇薇上大学后，很难开口问家里要生活费。助学金是她的指望：3000元足够覆盖三个多月的生活开销。今年没拿到，她只好在上课之余，在校外辅导机构当美术老师，拿一节课100元的工资，赚生活费。 失去助学金后，郑薇薇才意识到，从大一开始，她从来都不知道班里民主评议是谁在参加，评议流程是什么，评分标准又是什么……这些本该透明的规则成了少数人才掌握的内幕。站在模糊规则的外围，像郑薇薇一样的助学金申请者们处境被动。 而在规则内部，辅导员刘洋在尝试做出改变，把民主评议的细则描摹得尽量清晰一些。 担心班委占一半名额会招来不满，刘洋撤销了那次评议结果。他不再任用班委，而是随机抽10位同学重新评议。 再次投票前，刘洋嘱咐，要降低人情因素，尽量基于平时对申请者的消费和生活了解投票。最后，一名经济情况更窘迫的学生代替了最初入选的班委，得到助学金。在那之后，刘洋沿用了随机抽选的方法，也会公示小组成员名单，以便监督。评议结束后，刘洋会专门拿出票数居高者的助学金申请信，比对评议结果和学生家境是否吻合。 不过，无论如何优化流程，仍会参杂不可控的人情影响。闲谈中，一位同事和刘洋提起，班里有一位家境贫寒的学生，过冬的衣服都买不起，但他性格内向，不太和班里的人来往。或许出于自卑，他也从未向别人吐露过自己遇到的困难。 这样的同学在民主评议中往往不占优势。出身农村，和城市里的孩子没什么共同话题的贫困生不在少数，互联网上不难找到他们的发帖。“况且，交朋友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一位在辽宁读书的农村学生留言称，出门逛街、吃饭，她的钱包禁不起这样的折腾。 刘洋总结出民主评议的规律：在客观材料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民主评议成员通常会倾向熟悉的同学一边。最后，学校里那位性格内向的贫困生没拿到助学金，他的同事看不下去，自掏腰包给学生买了一件棉衣。 三张残疾证 vs 打零工的父母 低保证、残疾证等材料在助学金申请中拥有沉甸甸的分量。通常，辅导员们没有机会亲自调查学生的家庭情况，因此，经过认定的客观材料被看作是衡量贫困程度的重要指标。 2021年大学毕业后，刘洋来到这所北方二本院校做辅导员。有不少来自农村的学生，光是在刘洋当班主任的50人班级里，就有13个符合国家七类贫困生标准的学生，有的来自低保家庭，有的是孤儿。 刘洋把这类学生称为“有身份的贫困生”——他们经过相关部门层层审核，确认过家境，学校会保障这类学生只要申请、不必经过民主评议就能获得3300元一年的二等助学金。除了这部分学生，其他人都要通过递交申请信，陈述家庭状况，以此为依据，申请助学金。 刘洋发现，表达能力强的学生，能把申请信写得很动人，“让人看了就觉得可怜”。而那些仅仅在申请信里客观罗列家里几口人、收入有多少的学生，会很吃亏。 学校没有硬性规定，要求学生上交佐证家境的材料。因此，刘洋也没法核实学生们的情况孰真孰假。为了剔除人为因素干扰，他会把申请信里的关键词，“单亲家庭”“家人重病”等信息手动摘出来，汇总在一张纸上，供投票学生参考。 刘洋羡慕南方一些高校有更明确的量化标准和体系。他听说，广东一些高校有评议助学金专用的平台。上传学生资料后，系统能自动评判学生的贫困等级，略过人为评判的过程。 还有一些学校把学生日常的消费习惯也纳入考量标准。《澎湃新闻》报道，2016年，南京理工大学通过追踪学生在食堂的消费次数，将那些每月在食堂吃饭超过60顿，总消费不超过420元的学生，列为助学金的资助对象。 在西北一所公办院校担任辅导员的郭晓琪，为了“量化贫困”费了不少心思。他在知网浏览有关困难认定的论文，搜集了一些学术上用来评定困难等级的指标，如是否来自农村，是否是独生子女，家里是否遭遇突发困难等。 他把这些指标罗列成一张“贫困量化表”，打印出来，根据情况打分。如果学生来自农村家庭，又有兄弟姐妹，他的得分就会比来自城镇的独生子女要高，拿到助学金机率更大。 但现实远比“量化表”来得复杂。郭晓琪发现，有学生家里虽然没有经历突发事故打击，但家人患慢性病，长期服药，开支积少成多。很难比较他与家里突发变故的学生，谁更需要帮助。 错综复杂的家境，也并非一两张纸质材料能够说明。在江西学生白菁的家庭，做纱窗生意失败后，白菁父亲去工地打工，工资一年才结一次。母亲到附近的服装厂上班，清晨五六点出门，凌晨回到宿舍，周而复始，一个月最多挣3000块。 白菁和弟弟的学费、治疗外婆心脏病的医药费……一笔笔开支让家里陷入经济无法周转的泥沼。大一时，因为一时半会儿掏不出6000元，白菁的学费是父亲借网贷付的。但这一切，白菁都开不出像样的证明。按照老家习俗，为外婆治病的医药费单是要被烧掉的。白菁问班长，能否提交日常的流水账单佐证，班长摆了摆手，说不行。 ●白菁的流水截图。讲述者提供 在白菁的班里，能用来申请助学金的材料都是低保证、残疾证这样具像化的材料。今年9月底，没有任何有效证明的白菁没有拿到助学金，但在公示名单上，她发现了班长的名字。 按白菁的描述，一次晚自习，她翻看自己的微信消费记录，班长在旁边瞥到了，感慨她生活节俭，还打开自己的消费记录，月支出都有四、五千元，“班长还补充说，在支付宝还有流水。”白菁回忆，用着价值上万的苹果笔记本和手机，以班长的情况，怎么能评上助学金呢？ 她提出异议。班主任没多说话，拿出了班长提交的申请材料。三张残疾证摆在眼前：他爷爷奶奶、妈妈都是残疾人，家里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白菁不再申辩，嘴好像被堵住了一样，离开了办公室。 好像有补不完的漏洞 参与助学金评议工作两年，对27岁的年轻老师郭晓琪来说，是一个不断打补丁的过程。他讲述自己所在的学校，管理不规范，纪律松散，班主任对助学金评议并不上心，总敷衍了事。 之前，学校按班级贫困生“入库”比例分配助学金。所谓入库，指的是申请助学金的学生递交材料后被纳入到统一的数据库里，库里的学生才有资格申请。入库的学生越多，一个班能分到的助学金数目也就越多。 第一年参与评定，郭晓琪在审核中发现，有一个班几乎全班都申请入库，令他印象深刻。“怎么可能一个班四十多人，都是贫困生呢？”他把申请打回去，让班长重新核查。结果，那位班长跑到办公室质问，为什么没有全体入库？郭晓琪问他，你们一个班的同学都是贫困生吗？男生回答，不是啊，但以前不是都能全班入库，拿到更多助学金吗？ 这是郭晓琪第一次意识到，之前助学金评议如此不规范。郭晓琪没有责怪学生，“毕竟他也是在为班级利益着想。”他和男孩讲道理：如果都全班入库，“入库”就失去了筛选的意义。 事后，郭晓琪找到校领导，提议直接按照班级人数比例分配助学金，不要再盲目提高入库人数，挤占助学金份额。意见得到采纳，郭晓琪成了学院里负责助学金评议的辅导员。在他的讲述中，钻空子的学生时不时就会出现。 今年，同事班上一名学生在申请书里称家人有慢性病，还附了一张桌面上堆满药物的照片。同事放大图片，看到药盒上注明的疾病，和学生声称的慢性病根本没有关联。同事找学生谈话，学生才坦言，图片是在网上下载的，家里没有人生病，他只是想试试看，这样能不能申请到助学金。 针对助学金制度做出的改良，令郭晓琪没少听到，学生在背地里埋怨他太严格的话。最初，这样的评价令他难过。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做了这么多努力，保证公平，换来的却是责怪？内耗的情绪影响到了工作。那时，他每做一项决策、每发布一个通知，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会不会有学生骂我？ 但他渐渐发现，每个人都只是站在自己的利益出发点去看，很少能做到从事实出发评价他人。去年助学金评议，自己班上的班长也申请了。小组评议，班长参与了全过程，也看到了其他同学比她更困难，但她仍因为没能评上助学金，给郭晓琪打电话，抱怨到半夜。 郭晓琪意识到，就算按规则办事，也总会有既得利益者和利益受损的人，自己不可能讨来所有人的认可。 最近，郭晓琪又发现了新漏洞。按规定，只要符合国家七大类评困生类型的学生，就一定能拿到助学金。但在这些学生中，又有成绩不好、品行有问题的学生。郭晓琪班上就有一位，是孤儿，每年都能评上。但这个同学作业完成得糟糕，频繁挂科，在退学边缘徘徊。 “助学金不是烂慈善，钱还是要给到认真学习的。”郭晓琪说，但不把助学金发给这些“有身份的贫困生”，上面就会派人调查，作为辅导员，自己也会经历一个漫长繁琐的、被调查的过程，郭晓琪称之为“劫难”。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资料图，源自东方ic 为了让助学金落到真正需要帮助的学生手里，郭晓琪提出新的规则：如果“有身份的贫困生”日常表现糟糕，班主任提交说明后，可以不把助学金给这些学生。但落实起来，这项工作又存在困难。 提交说明需要班主任收集繁复的证明资料，包括学生成绩单、旷课记录或是处分单。除此之外，班主任还要提交一份申请书。有些老师嫌麻烦，索性还是把名额分给了这些同学。 找到了漏洞，打上补丁，但执行的人不配合，郭晓琪也没有办法。助学金评议的工作复杂，好像有补不完的漏洞，郭晓琪有时会希望，干脆取消助学金，推广勤工俭学制度。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辅导员发出和郭晓琪一样的感慨，每年助学金评议后，自己都会被学生追着问，不断回答一个个“凭什么？为什么？” 做了两年辅导员，刘洋总结的经验是，要制定规则，但不参与其中，做旁观者。他从不在小组评议时投票或发表意见，只在一旁充当主持者的角色。 领导对助学金评议工作抓得紧，如果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对辅导员的职业生涯都可能造成轻则处分，重则开除的影响。学校开会时，领导也会强调，让老师们保护好自己，不要过分干涉，更多的还是交给学生评议。 至于谁来维护真正的公平，刘洋心里没有答案，“这种事肯定保证不了绝对的公平，也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 举报通道 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们能够最直接参与的反击就是举报。湖北女生何田逸，在去年11月，为自己讨回了公道。 按何田逸的说法，当时她评上了二等助学金，一天中午，她突然接到辅导员电话，说要去操场单独聊。何田逸感觉奇怪，告诉了比她大两岁的男友，他嘱咐何田逸，全程录音。 在操场上，辅导员带来了一个坏消息——由于操作失误，自己在上报助学金名单时，漏掉了何田逸的名字，只报了班上其他四个人，害她没能拿到助学金。何田逸心里冒出失望，但看着老师愧疚的样子，又心软了。两人分开前，辅导员嘱咐，不要声张此事，“明年我会重点考虑你”。 晚上，何田逸和男友复盘，男友觉察到“操作失误”中的一些不对劲。第二天，他登陆何田逸学校官网，发现已经公布获选名单，显示有5名学生拿到了助学金，不像辅导员说的，漏报了一个名额。原本属于何田逸的位置，被一个姓钟的同学占据。 钟同学是班里的纪律委员，平时和辅导员关系紧密，常帮老师跑腿。申请助学金时，也没有看到钟同学的名字。何田逸和男友哭诉，男友也很不满，他想到了举报。 用了一天时间，他们收集了录音、公示截图等证据，写了实名举报信，分别发到市级、省级教育局和学校的举报邮箱。不久就收到反馈，学院院长告诉何田逸，校方会把助学金名额归还给她，也承诺给辅导员处分，取消评优、评先资格。何田逸的名字重新出现在公示名单上，结束了这场风波。 很多人都知道，举报这条监督通道是好用的。媒体报道，近日，中山大学一名获得助学金的学生，因使用价值两万的“苹果全家桶”、花上千元买演唱会门票而被举报。调查后学校发声明称，该生助学金认定过程没有问题，但因其过度消费，决定终止其助学金发放。 但在实际操作中，这条通道也会被人恶意挤占。辅导员郭晓琪去年处理过一次，励志奖学金结果公示后，学院邮箱收到一封实名举报信。举报的同学给获选班长扣了许多帽子，最主要的一条，“品行不端”。郭晓琪被委任处理，向当事班的班主任了解情况。与此同时，学院还开展了一次民意调查，让班上除两位当事人以外的人投票表决，举报信中的内容是否属实。 郭晓琪说，调查结果显示，奖学金评议没有问题。班里也没有同学认为，班长的品行如举报信所说。老师们把调查结果整理成册，拿给举报的学生看。但二十多页的反馈报告没有说服这位学生，她在此之后又分别向校方、教育厅举报了两次。 郭晓琪后来从女生的班主任处得知，举报女生和班长有私怨——按照郭晓琪的说法，女孩的男友曾是班长，后来换成了被举报的那位，加上班长有一次给她旷课记过，最后，举报成了她报复的方式。 利益的混战有时会造成误伤。社交平台上，有辅导员发帖称，自己屡次被没有拿到助学金、怀有不满的学生投诉到省教育厅，一轮又一轮经受校方核查，因而萌生了辞职的念头。 郭晓琪从今年开始，不再担任原先班级的班主任了，原本在路上和自己热情打招呼的学生，再也没有主动打过招呼，“说得不好听的，现在利益不相关了，他没有必要讨好了。” 相较客观指标，郭晓琪觉得，贫困更像是一种内在的感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更需要这笔助学金”。去年，班上一位女同学因为没评上助学金，半夜打电话给他，哭诉到凌晨四点。 女生告诉郭晓琪，母亲失业，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赚钱。为什么以自己的情况，评不上助学金。郭晓琪先是一阵安抚，接着又告诉她，拿到助学金的学生，来自西北农牧家庭，家里还有患重病的老人。相比之下，这位家在安徽、家庭年收入有七八万的学生，家境不算差了。 （为保护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腾讯科技讯12月7日消息，据外媒报道，《时代》杂志周三公布了2023年度首席执行官，OpenAI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SamAltman）获此殊荣。登上《时代》的封面，标志着奥特曼在动荡、充满挑战和胜利的一年里获得了巨大的赞誉。以下为文章全文： 对OpenAI首席执行官奥特曼而言，今年的感恩节与以往截然不同。通常情况下，他会乘飞机前往圣路易斯的家中看望家人。但这一次，这个节日是在对一家公司控制权的生死之争后到来的，而一些人认为这家公司掌握着人类的命运。奥特曼为此疲惫不堪。他前往自己位于纳帕谷（NapaValley）的农场远足，然后返回旧金山，与一名曾经解雇他、又在疯狂的5天后恢复他职务的董事会成员共处了几个小时。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他把电脑放在一边，让音响大声的播放着音乐，亲手做了一顿素食意大利面，和未婚夫奥利弗·穆赫林（OliverMulherin）一起喝酒。11月30日，奥特曼告诉《时代》杂志：“这起疯狂的事件绝对让人难以忍受，所以我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时代》杂志在OpenAI发布史上被采用速度最快的科技产品ChatGPT整整一年后采访了奥特曼。这款聊天机器人及其后续产品GPT-4对OpenAI和世界的影响正在转变。“对许多人来说，”奥特曼说，“2023年是他们开始认真对待人工智能的一年。”作为一个致力于为人类利益构建人工智能的非营利研究实验室，OpenAI的估值飙升至800亿美元。奥特曼也成为全球最有权力和最受尊敬的首席执行官之一，是技术革命的形象代言人和主要预言者。 但是OpenAI曾岌岌可危。11月17日，OpenAI的非营利董事会解雇了奥特曼，没有任何警告，甚至没有任何解释。接下来的超现实操作让公司的接班人戏剧看起来很严肃。员工们集体暴走。OpenAI的强大投资者也是如此；有人甚至毫无根据地猜测，罢免奥特曼的董事之一是中国间谍。这家公司富有远见的首席科学家投票罢免了曾与他共同创办OpenAI的奥特曼，结果却反悔了。两位临时首席执行官来了又走。与此同时，该公司的员工和董事会展开博弈。三位参与对峙的人士表示，OpenAI的全体员工一度威胁说，如果董事会不辞职，并在几个小时内重新任命奥特曼，他们就集体辞职。然后，奥特曼更是准备要带着数百名同事奔赴微软。看起来，这家催化人工智能繁荣的公司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彻底瓦解。 最终，奥特曼获胜归来，董事会也进行了彻底改革。“我们真的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团结、更专注，”奥特曼在重返首席执行官职位的第二天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说。“但我希望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变成这样。”这不是普通的董事会斗争，OpenAI也不是普通的初创公司。这一事件给该公司及其首席执行官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疑问。 38岁的奥特曼是一位拥有完美气质的超级巨星创始人，已经在硅谷工作了十年。“你不能解雇史蒂夫·乔布斯（SteveJobs），”前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Schmidt）曾经这样说过。但当时的苹果董事会做到了。(碰巧的是，曾被苹果解雇的乔布斯，最终也重返公司。)随着有关奥特曼被罢免原因的传闻不断涌现，OpenAI的董事会被迫公开表示，OpenAI产品的安全性、技术的商业化以及研究的速度都没有争议。奥特曼“在与董事会的沟通中的行为和缺乏透明度”削弱了董事会监督公司的能力，但未对此透露实例。 《时代》杂志采访了奥特曼圈子里的20多人--包括现任和前任OpenAI员工、多名高管以及多年来与他密切合作的其他人--揭示了一幅反差极大的肖像。认可他的人形容奥特曼和蔼可亲，才华横溢，有非同寻常的动力，擅长把投资者和研究人员团结在他为整个社会的利益开发通用人工智能（AGI）这一愿景的周围。但四位曾与奥特曼共事多年的人也表示，他可能很狡猾，有时会误导人，具有欺骗性。两名熟悉OpenAI董事会程序的人士表示，奥尔特曼擅长操纵他人，他曾多次收到反馈，称自己有时不诚实，目的是让人们觉得他同意他们的意见，而实际上他并不同意。这些人将这种模式视为巩固权力的更广泛尝试的一部分。“在很多方面，山姆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不是邪恶的天才。如果他是一个可怕的人，讲述这个故事会更容易，”其中一人说。“他关心使命，关心其他人，关心人类。但如果你观察他的行为，会发现他有一个明显的模式，那就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去追求权力。” OpenAI发言人表示，该公司无法对围绕奥特曼被解雇的事件发表评论。“在董事会的独立审查完成之前，我们无法透露具体细节。我们期待着审查的结果，并继续支持山姆，”该发言人在声明中对《时代》杂志说。“我们优先考虑的仍然是开发和发布有用和安全的人工智能，并支持新董事会努力改善我们的治理结构。” 奥特曼在过去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向公众保证，OpenAI认真对待带领其强大技术走向世界的责任。他给出的一个证据是OpenAI不同寻常的混合结构：这是一家由非营利董事会管理的营利性公司，其使命优先于财务利益。“这里没有人值得信任，”奥特曼在今年6月出席彭博技术大会（BloombergTechnologyConference）曾这么说过。“董事会可以解雇我。我认为这很重要。”但是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所有的一切只是为了让奥特曼想办法回归，这似乎反映出OpenAI的这种责任犹如海市蜃楼。一家一夜之间就走到自我毁灭边缘的公司，怎么能被信任来安全地引进一项许多人认为会毁灭人类的技术呢？ 目前还不清楚奥特曼在重新担任首席执行官期间，手中的权利是会增加还是减小。自ChatGPT推出以来，该公司已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龙头企业，并预计将在明年发布更强大的新模型。但随着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把巨额资金投入到前沿人工智能研究中，无法保证OpenAI未来能够稳固其行业翘楚的地位。科技行业素以炒作周期而闻名，即借助疯狂的炒作，让风险资本从虚拟现实或加密货币等时尚产物中获利。人工智能发展的极快速度可能会放缓，关于通用人工智能的崇高承诺也可能永远不会实现。 不过OpenAI出现僵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认为一个新的世界不仅即将到来，而且会很快到来。两名了解董事会审议情况的人士强调了监管一家认为自己正在开发史上最重要技术的公司的重要性。奥特曼认为，通用人工智能--一个在大多数方面超越人类的系统--可能会在未来四五年内实现。它可以推动全球经济，拓展科学知识的前沿，并大幅提高数十亿人的生活水平--创造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未来。在这种观点下，扩大我们获得认知劳动（注：通过个体的心智复杂操作,对信息进行处理，才能完成工作任务，达成工作目标）的途径--用奥特曼的话说就是“获得更高质量的智力和更好的想法”--有助于解决从气候变化到癌症的一切问题。 但这也会带来严重的风险。对许多人而言，过去一年人工智能能力的快速提升令人深感担忧。计算机科学家还没有解决业内称为“对齐问题”（AlignmentProblem）的问题，也就是确保通用人工智能符合人类价值观的任务。很少有人同意由谁来决定这些价值。奥特曼和其他人警告说，先进的人工智能可能会造成等同于大流行和核战争规模的“生存”风险。这就是OpenAI董事会认定其首席执行官不可信的背景。人工智能政策研究所（AIPI）的执行董事、奥特曼支持的一家初创公司的创始人丹尼尔·科尔森（DanielColson）说：“人们现在真的开始玩真了，因为人们预计试图改变事情轨迹的窗口正在关闭。” 11月初一个明媚的清晨，奥特曼看起来很紧张。在旧金山市中心一个洞穴般的活动场所，他将很快在OpenAI的首届开发者大会上向大约900名与会者展示。他身着灰色毛衣和颜色鲜艳的阿迪达斯乐高联名运动鞋，对帮助他排练的演讲教练表示感谢。“这不是我擅长的事情，”他说，“我坐在电脑屏幕前要舒服许多。” 在高中时期，奥特曼周五的晚上都会坐在自己的邦迪蓝iMac（苹果推出的第一款iMac）前。他在圣路易斯郊区的一个中产阶级犹太家庭长大，是一名房地产经纪人和一名皮肤科医生所生的四个孩子中的老大。奥特曼既是书呆子，又非常自信。在一些学生对国际出柜日当天一位演讲者的观点持不同意见之后，十几岁时出柜的奥特曼曾在自己就读的高中发表了一番演讲。2003年，当人们对网络泡沫破灭的记忆逐渐淡忘时，奥特曼进入斯坦福大学攻读计算机科学。在大学里，他迷上了扑克，认为这是对心理学和风险的灌输。那时，他知道自己想成为一名企业家。两年后，他辍学并在Loopt上工作。这是一家基于地理位置的社交网络，由他与当时的男友尼克·西沃（NickSivo）共同创立。 Loopt成为第一批加入现在引以为豪的创业加速器YCombinator（YC）的八家公司之一。该公司于2012年以430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为奥特曼净赚500万美元。虽然回报相对不大，但奥特曼学到了一些东西。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完成事情的方法就是真正坚持不懈。”认识他的人说，奥特曼有一种解决大大小小问题的永恒责任感。“一旦他意识到出现问题，他真的想解决它，”他的未婚夫穆赫林说。穆赫林是一名澳大利亚软件工程师，后来成为投资者。或者如奥特曼所说：“事情只会因为人们的出现和工作而变得更好。没有其他人来拯救世界。你只能自己拯救。” YC的联合创始人保罗·格雷厄姆（PaulGraham）发现奥特曼是战略天赋、抱负和坚韧的罕见结合体。“你可以把他空降到一个满是食人族的岛上。五年后回来，会发现他已经称了王，”格雷厄姆在谈到奥特曼时说，当时他只有23岁。2014年2月，格雷厄姆任命当时28岁的门生接替他担任YC总裁。当奥特曼掌权时，YC已经孵化出了Airbnb、Stripe和Dropbox等独角兽。但是新老板有更大的愿景。他希望把YC的版图从软件扩展到“硬科技”--此类初创企业开发的技术也许永远不会成为现实，但成功的创新可以带来数万亿美元的财富并改变世界。 成为YC总裁后不久，奥特曼参观了位于华盛顿州雷蒙德市的核聚变初创公司Helion的总部。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大卫·科特利（DavidKirtley）回忆说，奥特曼带着一叠物理教科书出现，并询问他Helion原型反应堆背后的设计选择。科特利回忆说，奥特曼当时痴迷于核聚变的可扩展性。假设你能解决这个科学问题，你如何以足够快的速度建造足够多的反应堆来满足美国的能源需求？这个世界呢？Helion成为奥特曼掌权后加入YC的首批硬科技公司之一。奥特曼当时自掏腰包对Helion投资950万美元，后来又陆续追加投资了3.75亿美元--这也是他最大的一笔个人投资。“我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责任，”奥特曼说，“在重要的事情上要敢于投资。” 奥特曼对核聚变的追求暗示了他惊人的野心。他向RetroBiosciences投入了1.8亿美元，这是一家长寿初创公司，希望能让人类寿命延长10年。他构想并帮助创建了世界币（Worldcoin），一种附有加密货币的生物识别系统，并已筹集到数亿美元。通过OpenAI，奥特曼已花费1000万美元在美国各地开展持续时间最长的全民基本收入研究，该研究已向3000名参与者分发了4000多万美元，并将于2024年发布第一批研究结果。奥特曼对全民基本收入的兴趣表明他预计人工智能将带来的经济混乱--尽管他说这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充分解决方案。” 这位企业家对唐纳德·特朗普（DonaldTrump）领导下的美国的方向感到非常震惊，以至于他在2017年曾考虑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如今，奥特曼淡化了这一努力，称之为“一个非常轻量级的考虑”但奥特曼当时的高级助手马特·克里斯洛夫（MattKrisiloff）表示，他们花了6个月时间在全州范围内成立焦点小组，以帮助完善政治平台。“这不仅仅是一个轻率的想法，”克里斯洛夫说。奥特曼发表了一份包含十项内容的施政纲领，目标包括降低住房成本、全民医保、税收改革和雄心勃勃的清洁能源目标。他最终放弃了职业转换。“我很清楚，我更适合从事人工智能方面的工作，”奥特曼说，“对我而言，如果我们能够成功，这将是一件更有趣、更有影响力的事情。” 但是他仍然对政治非常感兴趣。奥特曼的信仰受到19世纪晚期政治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George）的理论的影响，后者相信市场激励的力量能够带来越来越多的繁荣，并鄙视那些投机土地等稀缺资产、而不是将资本投资于人类进步的人。奥特曼表示，在最近与世界各国领导人的会晤中，他多次主张征收土地增值税，这是一项典型的乔治主义政策。 在OpenAI总部的一次散步中，当被问及他是否对未来有一个愿景，以帮助理解他的各种投资和兴趣时，奥特曼简单地说：“丰富。就是这样。”对融合和超智能的追求是奥特曼所设想的更加公平和繁荣的未来的基石：“如果我们获得充足的智能和充足的能量，”他说，“这将比我能想到的任何其他东西都更能帮助人们。” 近十年前，奥特曼开始认真思考通用人工智能。当时，“这被认为是职业自杀，”他说。但奥特曼与埃隆·马斯克（ElonMusk）进行了一番长谈，马斯克也认为比人类更聪明的机器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如果是由追逐利润的公司制造的话，还会很危险。两人都担心，在2014年挤掉马斯克收购顶级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DeepMind的谷歌仍将是该领域的主导者。他们设想了一个非营利的人工智能实验室，可以作为一种道德制衡，确保这项技术不仅惠及股东，也能够惠及整个人类。 2015年夏天，奥特曼找到了Google Brain的明星机器学习研究员伊尔亚·苏茨克维(IlyaSutskever)。两人当时在谷歌总部附近的汉堡店“theCounter”共进晚餐。当他们分手后，奥特曼钻进车里心想，我得和这个家伙一起工作。随后的一段时间，他和马斯克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来招募人才。奥特曼开车前往伯克利和研究生约翰·舒尔曼（JohnSchulman）一同散步；与Stripe的首席技术官格雷格·布罗克曼（GregBrockman）共进晚餐；会见了人工智能研究科学家沃伊切赫·扎伦巴（WojciechZaremba）；并与马斯克和其他人在加州门洛帕克的瑰丽酒店举行了一次集体晚宴。在这次聚会中，创办新实验室的想法开始成形。“就像是电影制作从剪辑开始一样，”奥特曼说，“我们尝试着把这些轻微不适应环境的乌合之众聚集在一起，准备做一些疯狂的事情。” OpenAI于2015年12月正式成立。它有六位联合创始人--奥特曼、马斯克、苏茨克维、布罗克曼、舒尔曼和扎伦巴--以及里德·霍夫曼（ReidHoffman）、彼得·泰尔（Peter Thiel）和杰西卡·利文斯顿（JessicaLivingston）等知名投资者承诺的10亿美元捐款。在OpenAI的早期，奥特曼仍然是YC的总裁，只是在一定距离之外参与其中。OpenAI没有首席执行官；布罗克曼和苏茨克维是其事实上的领导人。在旧金山教会区一家改造过的箱包厂的办公室里，苏茨克维的研究团队做很多的尝试，然后看哪一个可行。“这是该领域一些最优秀的人的一次非常出色的聚会，”克里斯洛夫说。"与此同时，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2018年，OpenAI宣布了其宪章：一套编纂了其为人类利益开发通用人工智能的价值观。这份文件的核心存有矛盾，即对安全的信念和对速度的必要性。“推动OpenAI的基本信念是，这项技术将不可避免地存在，因此我们必须赢得开发它的竞赛，并设定条款以积极的方式控制它进入社会，”一名前员工表示。“安全任务要求你赢。如果你赢不了，你表现得再好也没用。”奥特曼反驳了OpenAI需要超越竞争对手实验室来完成其使命的观点。但他也表示：“我认为我们比其他人更关心一个好的通用人工智能的结果。” 苏茨克维是OpenAI能够获胜的关键人物。作为OpenAI的首席科学家，他对神经网络有着近乎宗教般的信仰。这是一种人工智能算法，可以摄取大量数据，并能够独立检测潜在模式。他相信这些网络，虽然在当时还很原始，但可以通向通用人工智能。“概念、模式、理念、事件，它们以一种复杂的方式通过数据被模糊化了，”苏茨克维今年8月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因此，为了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神经网络需要以某种方式意识到这些概念以及它们如何留下痕迹。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概念就变成了现实。” 为了坚持苏茨克维的方法和宪章的使命，OpenAI需要巨大的算力。为此，它也需要资金。到2019年，OpenAI只收到最初承诺的10亿美元中的1.3亿美元。在试图担任首席执行官失败后，马斯克离开了该组织，曾经承诺的捐款也随之而去。当时仍执掌YC帅印的奥特曼正试图支撑OpenAI的财务。他起初怀疑任何私人投资者能否以项目所需的数量和速度向项目注入资金。他认为，有着资助阿波罗计划和曼哈顿计划历史的美国政府将是最佳选择。经过一系列的讨论--“你尝试了每一扇门，”奥特曼说--他惊讶地发现，“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完全为零。”他开始相信“市场将不得不一直这样做下去。” 由于担心投资者获得对通用人工智能发展的控制权可能会产生不正当的激励，奥特曼和领导团队讨论了不同的架构，并最终选择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架构。OpenAI将建立一个“利润上限”子公司，可以从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但将由一个非营利董事会管理。OpenAI的最早投资者签署了文件，表明他们可以获得高达投资100倍的回报，任何超过这一数额的资金都将流向这家非营利组织。该公司的创始精神--一家不受商业考虑束缚的研究实验室--仅仅维持了不到四年时间。 奥特曼花了越来越多的时间思考OpenAI的财务问题，并在它的办公室里闲逛，布罗克曼和苏茨克维一直在游说他担任全职工作。“OpenAI从未有过首席执行官，”他说。“我有30%的时间在做，但不是很好。”他担心实验室正处于转折点，如果没有适当的领导，“它可能会瓦解。”2019年3月，就在宣布公司重组的同一周，奥特曼离开YC，正式出任OpenAI首席执行官。 奥特曼坚持认为，OpenAI的这种新架构是讨论中“最不坏的构想”。在某些方面，这个解决方案是一个优雅的方案：它允许公司从投资者那里筹集急需的资金，同时表明其认真开发人工智能的决心。奥特曼个人也体现出这两个目标--既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资金筹集者，同时也是一位对潜在变革性技术深思熟虑的管理者。 没过多久，奥特曼就从微软筹集了10亿美元--如今微软对OpenAI的投资承诺已追加至130亿美元。三名前员工表示，公司的重组以及与微软的合作极大地改变了OpenAI的面貌。员工开始获得股票作为他们薪酬方案的标准组成部分。一些非营利时代的老员工认为，此举为员工创造了激励，使公司价值最大化。据一位熟悉薪酬计划的人士称，按照行业标准，OpenAI员工获得的股权金额非常丰厚。一些员工担心OpenAI正在变成一家更像传统科技公司的公司。“我们经常把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想法放在桌面上，”OpenAI人力资源副总裁黛安·尹(DianeYoon)说。 微软的投资增强了OpenAI扩大系统规模的能力。谷歌的一项创新提供了另一个突破。被称为“Transformer”的这项创新，让神经网络在发现数据模式方面更加有效。OpenAI研究人员开始训练他们GPT系列的第一批模型。随着每一次迭代，模型都有了显著的改进。在大约7000本书的文本上训练过的GPT-1，差不多能把句子串起来。在800万个网页上训练过的GPT-2几乎可以回答问题。GPT-3接受了来自互联网、书籍和维基百科的数千亿单词的训练，几乎可以写诗。 奥特曼回忆起2019年的一项突破，揭示了未来的巨大可能性。他说，一项关于“比例定律”的实验产生了一系列“完美、平滑的图表”，这些“比例定律”支撑了用于训练人工智能的算力与其产生的能力之间的关系--这种指数曲线比实验数据更接近于宇宙的基本定律。在一个凉爽的6月的夜晚，当聚集在OpenAI办公室外的研究人员在暮色中集体意识到：通用人工智能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可能比他们任何人之前想象的都要早。“我们都想，这真的会发生，不是吗？”奥特曼说。“这感觉像是科学史上的一个时刻。我们现在知道了一件新的事情，我们即将告知人类。” 这种认识有助于改变OpenAI发布技术的方式。当时，该公司已违背了其开放的创始原则，因为它认识到开源日益强大的人工智能可能对犯罪分子有利，对商业有害。当它在2019年开发GPT-2时，最初拒绝公开发布该模型，担心它可能对公共话语产生破坏性影响。但在2020年，该公司决定慢慢将其工具分发给越来越多的人。该原则被称为“迭代部署”。它使OpenAI能够收集公众如何使用人工智能的数据，并建立更好的安全机制来应对。这能够使公众逐渐接触到相对粗糙的技术，让人们有时间适应奥特曼预见的巨大变化。 就其本身而言，迭代部署是有效的。它让OpenAI在经过安全训练的模型中获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并最终唤醒了世界对人工智能力量的认识。这也是事实，它对商业非常有利。这种方法与屡试不爽的YC创业成功战略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打造所谓的最小可行产品。拼凑一个很酷的演示，吸引一小群喜欢它的用户，并根据他们的反馈进行改进。把东西放到世界上。最终--如果你足够幸运并且做得正确--这将吸引大量用户，点燃媒体炒作周期的导火索，并募集到巨额资金。布罗克曼在接受采访时称，这是动力的一部分。“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筹集额外的资金，”他说。“制造产品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清晰的方式。” 不过也有人担心迭代部署会加速危险的人工智能军备竞赛，由此引发的商业顾虑会影响OpenAI的安全优先事项。几位接近该公司的人士认为，OpenAI正在偏离其最初的使命。“我们就此进行了多次董事会讨论，还有大量的内部讨论，”奥特曼说。但是决定已经做出了。2021年，七名持不同意见的员工辞职创办了一家名为Anthropic的竞争实验室，由OpenAI的顶级安全研究员达里奥·阿莫代伊（DarioAmodei）领导。 2022年8月，OpenAI完成了GPT-4的开发工作，高管们讨论将其与一个基本的、用户友好的聊天界面一同发布。奥特曼认为这将“一下子成为太多的重磅炸弹”。他提议用GPT-3.5推出聊天机器人--这是一个从春天开始向公众开放的模型--以便人们可以习惯它，然后在几个月后发布GPT-4。奥特曼说，公司的决策通常需要一个漫长的深思熟虑的阶段，在此期间，高层会达成共识。但随着推出后逐渐成为科技史上增长最快的新产品，情况就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回忆道，“我发送了一条Slack消息，说，是的，让我们这样做。”在11月30日发布之前的一次头脑风暴会议上，奥特曼给这款产品取名为ChatGPT-3.5。OpenAI的销售主管收到了一条Slack消息，通知她公司产品团队正悄悄推出一个“低调的ResearchRreview”，不太可能会影响到销售团队。 OpenAI内部没有人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五天之后，ChatGPT就突破了100万用户。ChatGPT如今有有1亿用户--Facebook花了4年半时间才达到这个门槛。突然间，OpenAI成了硅谷最火的初创公司。2022年，OpenAI的营收仅为2800万美元；到了今年，该公司的单月营收就已达到1亿美元。在营收激增的同时，OpenAI开始大举招聘，员工数量增加了一倍以上。今年3月，OpenAI按照奥特曼的计划发布了GPT-4。新模型远远超越了ChatGPT-3.5的能力--与上一代产品不同，它可以描述图像的内容，用所有主要的编程语言编写大多数可靠的代码，并通过标准化测试。数十亿美元投入到竞争对手复制OpenAI成功的努力中。“我们无疑加快了竞赛的速度，”奥特曼说。 突然之间，奥特曼成为了明星。他似乎不同寻常地装备好了，可以驾驭人工智能世界的不同派别。“我认为如果这项技术出现问题，它可能会非常糟糕，我们希望对此直言不讳，”奥特曼在5月份的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告诉立法者。当月，奥特曼开始了世界巡演，包括访问以色列、印度、日本、尼日利亚、韩国和阿联酋。如此多的政府官员和政策制定者吵着要参加会议，以至于“我们最终召开的会议是任何一天预定会议的两倍，”全球事务负责人安娜·马坎朱(AnnaMakanju)说。人工智能在政策议程上飙升：包括白宫的行政命令，在英国举行的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峰会，以及在联合国、七国集团和非洲联盟编纂人工智能标准的尝试。 当奥特曼在11月的OpenAI开发者大会上登台时，似乎没有什么能击败他。在欢呼声中，他宣布OpenAI正在走向自主人工智能“智能体”的未来，这些智能体有权代表用户在世界上采取行动。在两天后接受《时代》采访时，他说他认为人工智能消灭人类的可能性不仅很低，而且在过去一年里已经下降了。他认为，风险意识的增强，以及政府间明显的协调意愿，是OpenAI迭代部署战略带来的积极进展。当全世界都在争论人工智能毁灭文明的可能性时，奥特曼更加乐观。(他承认，这种可能性“非零”，但“如果我们能采取所有正确的行动，这种可能性很低。”)这些日子让他夜不能寐的是一件平淡无奇的事情：一只城市郊狼在他位于旧金山的价值2700万美元的房子周围安家落户。“这只郊狼搬进了我的房子，在外面抓门，”谈话间他拿起iPhone，轻轻敲了几下，翻转屏幕，显示出一张动物懒洋洋地躺在户外沙发上的照片。“很可爱，但是晚上很烦。” 在奥特曼信心爆棚的同时，OpenAI时任董事会内部的不安情绪也在增长。过去的几个月里，董事会成员从九人缩减到六人。这使得董事会划分为两派：由三名OpenAI员工组成的小组--奥特曼、苏茨克维和布罗克曼--和三名独立董事：问答网站Quora的首席执行官亚当·德安杰洛（AdamD’Angelo），科技企业家、兰德公司科学家塔莎·麦考利（TashaMcCauley），以及乔治敦大学安全和新兴技术中心的人工智能政策专家海伦·托纳(Helen Toner)。 知情人士透露，该小组曾就如何替换三名离职成员进行过争论。一段时间以来--渐渐地，以不同的速度--三位独立董事和苏茨克维开始担心奥特曼的行为。两名熟悉董事会讨论的人士说，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奥特曼有一种挑拨离间的倾向。两人都表示，奥特曼试图确保信息通过他。“他有办法让画面变得有些支离破碎，”一个人说，让人很难知道其他人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这在商业中是正常的，但这位人士说，奥特曼越过了某些门槛，使董事会越来越难以监督公司并让他承担责任。 一个例子发生在10月下旬，当时托纳在乔治敦大学写的一篇学术论文发表了。奥特曼认为这是对OpenAI安全努力的批评，并试图将托纳逐出董事会。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奥特曼告诉一名董事会成员，另一名成员认为应该立即撤掉托纳，但这只是奥特曼的谎言。 这些人说，这一事件并没有促使董事会做出解雇奥特曼的决定，但它代表了奥特曼试图破坏良好治理的方式。还有其他一些事件，让董事会的四人确信，如果他们不能信任奥特曼，他们就无法履行监督OpenAI任务的职责。一旦董事们做出决定，他们觉得有必要迅速采取行动，担心奥特曼会发现有些不对劲，并开始争取支持或试图破坏他们的可信度。另一位熟悉董事会讨论的人士说，“只要他得到一点点暗示，这件事可能会摆在桌面上，他就会全力以赴。” 11月16日周四晚上，苏茨克维约奥特曼第二天中午聊天。在约定的时间，奥特曼在GoogleMeet上加入了苏茨克维开设的会议，除了布罗克曼，整个董事会都出席了。苏茨克维通知奥特曼他被解雇了，这个消息很快就会公之于众。“这真的感觉像一个奇怪的梦，比我想象的要强烈得多，”奥特曼在接受采访时说。 董事会的声明很简洁：“奥特曼在与董事会的沟通中并不一贯坦诚，这阻碍了董事会履行职责的能力。董事会对他继续领导OpenAI的能力不再有信心。” 奥特曼随后开始联系投资人和导师，告诉他们他计划创办一家新公司，他的电脑随后死机了。(他说，因为受到了太多短信，导致iMessage崩溃。)董事会预料到来自投资者和媒体的压力。但据两名熟悉董事会想法的人士说，他们误判了公司内部的反抗程度，部分原因是他们有理由相信高管团队会做出不同的回应。这两名人士说，董事会驱逐奥特曼的举动是由OpenAI的高管层通知的，他们曾就奥特曼的行为及其对公司文化的影响向董事会表达过各种担忧。 知情人士说，出于法律和保密原因，董事会很难分享细节。但是，董事会列举的解雇奥尔特曼的动机是“缺乏坦诚”，缺乏实例导致了猖獗的猜测--这一决定是由个人恩怨、意识形态争端或纯粹的无能所驱动的。“董事会解雇了奥特曼，理由完全是吹毛求疵，甚至不属于可解雇的罪行，”SVAngel的创始人和导师罗恩·康韦（RonConway）说。他也是奥特曼被解雇后第一批接到电话的人之一。“董事会因情感原因解雇创始人是鲁莽和不负责任的行为。” 几个小时内，该公司的工作人员威胁说，如果董事会不辞职，不允许奥特曼重返公司，他们就辞职。在巨大的压力下，董事会在奥特曼被解雇后的第二天早上联系了他，讨论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奥特曼将其定性为要求他回来。他说：“我经历了一系列的情绪波动。我一开始是反抗的。但很快，我就有了一种责任和义务感，并希望保留我如此在乎的东西。”接近董事会的消息人士对这种接触有不同的描述，称其是试图在公司崩溃前通过谈判来稳定公司。 谈判持续了将近48个小时。担任临时首席执行官的OpenAI首席技术官米拉·穆拉蒂（MiraMurati）和公司其他高管一起倡导奥特曼回归。因此，在11月19日周日晚上，董事会任命了一位新的临时首席执行官，也就是Twitch的前首席执行官埃米特·希尔（EmmettShear）。微软首席执行官萨提亚·纳德拉（SatyaNadella）随后宣布奥特曼和布罗克曼将加入微软，成立一个新的高级人工智能部门；微软表示，欢迎任何OpenAI工作人员加入。在与布罗克曼的妻子含泪交谈后，苏茨克维转变了立场。他在11月20日凌晨发帖称：“我对参与董事会的行动深感后悔。” 到那天结束时，OpenAI的770名员工几乎都在一封公开信上签名，表示如果奥特曼不能复职，他们打算辞职。让奥特曼成为如此有才华的企业家的精明，也让他在僵局中成为一个可怕的对手，能够赢得公司上下大量员工的忠诚。 虽然使命对OpenAI员工来说是一个强大的吸引力，但财富亦是如此。几乎每个OpenAI的全职员工都从OpenAI的成功中获得了经济利益，包括前董事会成员布罗克曼和苏茨克维。(奥特曼年薪6.5万美元，除了通过他在YC的股份间接持有OpenAI的股份外，他个人并未持有OpenAI的股权。)在奥特曼被解雇后的一周，OpenAI将以860亿美元的估值，通过要约收购方式向外部投资人出售员工持股。那些原本有望在12月获得数百万收入的员工担心这种选择会消失。一位熟悉董事会讨论的人士表示：“如果人人都辞职，一家公司可能会倒闭，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面对到手的鸭子可能将要飞了，OpenAI员工们团结一致并不奇怪。” 与员工不同的是，驱逐奥特曼的三名独立董事受雇于其他地方，与OpenAI没有财务利害关系，也不参与公司的日常运营。与典型的以盈利为目的的董事会不同，他们的工作是行使自己的判断，确保公司的行为符合人类的最大利益--这一使命充其量是模糊的，当如此多的资金处于危险之中时，很难坚持下去。而传统董事会要根据季度财务报告、股票价格和对股东价值的担忧做出决策。但无论董事会是否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他们不愿意或无法提供他们认为奥特曼有问题的行为的例子，这只能让他们在这场公关战中以压倒性的劣势失败。为检查首席执行官的权力而成立的董事会，看起来似乎正在行使自己的不可问责的权力。 最终，剩余的董事会成员在协议中作出一些让步，让奥特曼重返首席执行官的职位。一个新的独立董事会将监督他的行为和对前董事会作出解雇他这一决定的调查。奥特曼和布罗克曼不会重新获得他们的席位，而德安杰洛将继续留在董事会中，而不是所有的独立董事集体辞职。尽管如此，这仍然是OpenAI管理层的胜利。“公司和使命的最佳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很明显，我和董事会成员之间存在真正的误解，”奥特曼在社交平台X上发帖称，“我欢迎董事会对最近所有事件进行独立审查。” 感恩节前两天晚上，OpenAI员工们聚集在总部，开香槟庆祝。布罗克曼发布了一张与几十名员工的自拍，配文是：“我们回来了。” 虽然奥特曼回归OpenAI，但该公司正在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革。苏茨克维在公司的未来并不明朗。新董事会--前推特董事会主席布雷特·泰勒（BretTaylor）、前美国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Summers）和德安杰洛--将扩大到9名成员，并严格审视公司的治理。奥特曼说：“很明显，目前的情况并不好。 OpenAI曾试图建立一个提供独立监督的架构，但最终却功亏一篑。“很明显，我们在解决人工智能治理方面做得不够好，”致力于该问题的非营利组织CollectiveIntelligence Project的联合创始人迪维娅·西德达斯（DivyaSiddarth）表示。“很少有人以完全不透明的方式做出极其重大的决定，这一点突显出来，这种方式感觉很好，直到事情败露。” 重新担任首席执行官的奥特曼说，他的首要任务是在灾难发生后稳定公司及其与外部合作伙伴的关系；在过去一年的大规模扩张之后，在某些研究领域加倍努力；并支持新董事会提出更好的治理方案。这看起来像什么还不清楚。“如果一个先知说，这是建立最适合人类的架构的方法，那就太好了，”奥特曼说。 无论他今后扮演什么角色，都将受到更多的关注。“我认为这些事件让他在大众眼中变成了一名政治演员，而他以前不是这样，”AIPI的执行董事科尔森说，他认为这一事件凸显了容忍风险的技术专家做出影响我们所有人的选择的危险。“不幸的是，这就是市场已经形成的动态。” 但是现在，奥特曼看起来仍然是一个潜在改变世界技术的领先架构师。“建设超级智能将是全社会的项目，”他说。“我们希望成为塑造者之一，但这不会是一家公司就能做到的事情。我们将为此全力以赴，除非我们真的搞砸了。”（编译/无忌） < p style="text-align:ce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