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看到孩子埋在作业堆里一遍遍刷题时，上海妈妈良美决心要带孩子出国。 “孩子们要七遍、八遍，乃至十遍地刷题。要做到读前面几个字，就知道这个题目怎么开始写那种程度。” 孩子累，陪着孩子上课、辅导作业的良美也累。“我觉得这个（刷题）没有意义，孩子们也不快乐”。 2023年7月，良美带着两个孩子从上海直飞加拿大多伦多，成为数十万海外陪读家庭中的一员。 近年来，留学生逐渐低龄化，更多海外陪读妈妈也随之出现。随着80、90后女性成为新一代陪读妈妈，她们更加重视自我价值，不再局限于传统“全职保姆”身份，而是探索人生新赛道、和孩子共成长。她们对孩子的未来也更加宽容。 良美说，“我现在带孩子出来，其实就相当于是多给了他一个机会，未来的生活最终由他们自己决定。” 2023年7月，上海妈妈良美和两个女儿开启在加拿大的留学生活。（受访者供图/图） “是陪伴，不是陪读” 过去，陪读妈妈给人的印象略显“悲情”：为了孩子辞去工作、牺牲自我，远赴异国他乡照料孩子衣食住行，做起了“全职保姆”。 然而，年轻的陪读妈妈们并不认可。 “我没有陪他读书，我只是陪伴。”南京妈妈乔雅，在美国加州陪读多年。当前，她的儿子已顺利完成初、高中学业，进入大学校园。 乔雅说，有的小留学生会跟陪读家长抱怨。比如“你不懂”“你没在美国读过书”。但是，她和儿子的沟通中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她自己也在美国“读了书”。 2021年3月，乔雅此前的公司因结构调整解散了一批员工，她也在解散名单之列。在沮丧受挫的情绪下，乔雅决定再次回到校园攻读MBA。 大学毕业后，读MBA是乔雅“一直没有完成的一个梦想”。而含金量高的MBA也是快速融入当地、提升职场竞争力的“捷径”。 申请过程中，乔雅从国内调出成绩、委托中介机构翻译成英文版，找人写推荐信写文书，参加经管研究生入学考试（GMAT）等。这对于她来说，是不小的挑战。 2021年9月，乔雅成功被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Irvine)大学录取。“虽然（过程）有千辛万苦”，但结果让她欣慰，“我证明了自己，实现了梦想”。 2024年6月，乔雅将迎来MBA毕业，而儿子则是2026年6月大学毕业。 “我们俩都是同步的，他选课我选课；他付学费，我付学费；他放假我放假。同时，他还觉得妈妈挺有追求，对他来说也起到了模范作用。”乔雅说。 乔雅把自己的圆梦经历分享在社交平台上，引起陪读妈妈圈的不少点赞。她认为，每个女性都有自己的特长。不管是厨艺好、园艺好，都要发挥自己的潜能，看到自己的价值。 “40岁的女性也是社会构成元素，既然我们有这样的才能，为什么要荒废自己呢？每个人都是值得赞赏的，我想唤起这样一种共识。”乔雅说。 类似“自我意识”也出现在其他陪读妈妈身上。 在亚美尼亚埃里温，海丽6岁的女儿沐恩（左二）学习花滑、小提琴、艺术体操等多种课程。 海丽是一名85后，出生在湖南岳阳。她酷爱旅行，足迹遍布世界上二十多个国家。女儿出生刚满百天，海丽就为还坐不稳的女儿拍摄证件照、办理出国手续。拿到证件的次日，两人就直飞泰国。 海丽不喜欢被安排的生活，海外旅行就是她的“朝九晚五”。两年前，海丽和女儿来到亚美尼亚，选择在首都埃里温定居。 海丽把这段时间称为她和女儿的积累期。一方面女儿在这里用极低的成本学习花滑、音乐和舞蹈，而她自己也在学外语、积累行业经验，为新工作做准备。 “这不代表稳定，我有自己的生活状态。”海丽说。 “比国内性价比高” 说起海外陪读，很多人心中闪过的关键词就是“贵”。 不过，受访陪读妈妈表示，相比较国内城市高昂的教育成本，海外陪读这本账，算下来性价比更高。 上海妈妈良美为孩子们申请了加拿大多伦多地区的公立学校，目前两个孩子都是小留学生身份，学费每年约8万元人民币。而在良美的家乡上海，国际学校的学费已标价20万-30万/年。 良美说，自己打算在加拿大申请读研究生。“如果我能申请学校拿到学签，或者工作签的话，孩子们在这边公立学校的学习就可以免费。” 如果选择在发展中国家读书，陪读的费用将进一步压缩。 柳莹曾是一位北京东城区的鸡娃妈妈。大儿子的“鸡娃”经历让她身心俱疲，由此下决心不再受“二茬罪”。2017年，柳莹带着女儿来到马来西亚新山市，在当地一家国际学校入学。 柳莹介绍，刚到新山时，女儿每年学费约6000元人民币，比女儿在北京读公立幼儿园的每月费用都低。当前，女儿读七年级，学费约3万元人民币/年。 不过，国际学校一般年级越高、学费越贵。如果女儿以后读到10-12年级时（相当于国内高中），费用可能升至13万-15万元人民币/年。 柳莹提醒，留学费用因人而异，发展中国家也并非“便宜”代名词。在马来西亚留学费用依次为，私立学校＞华人学校＞公立学校。 比如，马来西亚当地人如果读政府学校就可以免费，而家庭条件好的才把孩子送国际学校。“一个朋友刚把小孩转到一所美式学校，连校车都要每月1800块人民币。”柳莹说。 和中产家庭的“私立精英”“欧美直通”路线不同，也有家庭选择“小众”教育之路。 2023年7月16日是亚美尼亚泼水节，海丽女儿沐恩（右一）和当地小朋友一起玩耍。（受访者供图/图） 海丽说，之所以选择亚美尼亚，一方面是亚美尼亚的入境门槛低，外国人无需购置房产、预存资金等即可申请居住证。另一方面，和国内同等培训项目相比，这里的教育收费简直是“白菜价”。 当前，海丽给6岁的女儿报了多项课程——包括花样滑冰、小提琴、艺术体操等。据她介绍，这些课程每月团课费用在200-400元不等，课程设置8-12节课。如果请私教一对一，费用在100-200元/节。 得益于前苏联留下的教育“遗产”，亚美尼亚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很多文体项目实力不俗。以花滑为例，海丽女儿学习花滑的冰场里，每年夏天都会吸引花滑选手前来训练。 夺得2022年北京冬奥会单人花滑亚军的特鲁索娃就曾多次来到这里，海丽女儿曾与其合影留念。而这里的团课每月只需约220元人民币。 “如果在国内，可能连冰场门票都不够。”海丽笑道。 “最怕的就是生病和意外” 当作出留学决定，陪读家庭的分工大都相似——妈妈出国陪读，爸爸留下赚钱。日常生活中，爸爸们大都通过网络电话联系妻儿。只有在节假日时，才能打“飞的”两地相聚。 据陪读妈妈们介绍，如此分工一方面是因为女性参与家庭育儿工作多，照顾孩子更有优势，另一方面则跟当地入境政策有关。 柳莹说，在马来西亚，陪读签证只发给女性直系亲属，“所以在这边看到陪读小留学生的，大多数是妈妈或者姥姥”。 在异国他乡，小留学生的生活全靠有限的长辈照料。一旦她们生病或者发生意外，小家庭运转基本停摆。 在马来西亚多年，柳莹认识不少同样经历的中国妈妈，也听过不少让人唏嘘的故事。 有一次，一位“一拖二”的陪读妈妈在家中遭遇入室盗窃，“母子三人正在睡觉，突然刀就架在脖子上了”。虽然后续没有造成人员伤害，但给孩子造成了不小的心理阴影。 还有一次，一位在陪读的中国妈妈夜间猝死在公寓。次日孩子准备和他人结伴上学时，才被其他中国妈妈发现。柳莹说，因孩子爸爸一时间无法入境，遇难妈妈的后事靠其他中国陪读妈妈协力帮助才办好。等爸爸紧急签证下来后，孩子才被安全带回国。 “陪读妈妈们最怕的就是生病和意外，脑子中一根弦绷得特别紧。偶尔回到国内反而容易生病，那是因为那根弦终于有机会松了下来。”柳莹说。 奔赴加拿大前，上海妈妈良美带足了药品。她说，“我把自己能够预见到的各种药，像感冒药、抗生素等都带过来了。”饶是如此，刚来加拿大不久，良美就去看了一次病。 “腰闪了，一直觉得不舒服，后来在朋友陪伴下还是决定去看医生。”良美说，当时去到了一家诊所（Clinic）。“整个过程都能和医生正常语言沟通，也没有我想象中这么复杂。”不过，良美担心，如果以后遇到孩子发烧这样的“大麻烦”，她还是心怀忐忑。 有条件的家庭也会选择父母同时陪读。 广州妈妈张欣和先生在国内从事化妆品行业，因为孩子出国留学，二人也先后到达温哥华和吉隆坡陪读。张欣认为，父母的共同陪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如果只有妈妈一人陪读，不仅对孩子成长不利，还会引发诸多家庭矛盾。 不过，无论陪读方案多么周密，中西教育的诸多差异，依然会带来考验。 张欣的孩子此前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公立学校读书，每年学费约9万元人民币。但是“硬件几乎没有”：用张欣的话说，“学校也没防护栏也没保安，大门敞开着，让人没有安全感”。 当地的快乐教育理念也让张欣焦虑。 “孩子上学的前几个月，老师一直在教ABC字母。孩子回家后，我问她一天都干啥了，她就说老师一直叫我们玩。加拿大冬季时常下雪，孩子们常常就在操场上打雪仗。”张欣说。 在多方因素作用下，张欣决定把孩子转学到马来西亚吉隆坡，在一家私立国际学校读书。 “未来，是开放式的” 在马来西亚新山，柳莹的女儿日常要使用三门语言。 “在家说中文，在学校说英语，外面买东西时还需要说几句马来语”。而当地的国际学校中，也有很多来自韩国、日本的小留学生。 在加拿大多伦多，为了感受更好的英语环境，良美专门带孩子搬家，从多族裔杂居的市中心搬到了白人相对集中的郊区。 受访陪读家庭中，小留学生一般从小学或者初中时离开中国，年龄在6-13岁不等。在价值观、世界观尚未形成之际，他们更容易掌握一门新的语言，感受不同文化的碰撞。不过，在“多语成长”的环境中，有时候会面临意想不到的“冲突”。 张欣说，很多加拿大的小留学生在当地接受英文教育，结果长大后中文都说不利索，“更别说写了”。在张欣决定给孩子转学的诸多理由中，“不让孩子忘记母语”就是其中之一。 随着小留学生们逐渐长大，他们未来的发展路径也提上日程。 过去，有一些陪读家庭会通过华侨生联考，让孩子回归国内主流教育体系，以较低门槛获得重点大学入场券。不过，柳莹觉得这条路径并不好走。 “基本不会考虑华侨生联考，因为政策变动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柳莹认为，把留学当跳板、试图弯道超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小留学生的家长们也并不放任孩子们的学习，“付出这么大代价陪读，不会只想混个文凭”。 柳莹女儿目前在马来西亚上七年级，对于女儿的未来她持有开放心态。“当前，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很多华人移居到了世界各地。他们有更开放的心态、更广阔的视野，愿意走得更远，其实这很值得我们学习。”柳莹说。 乔雅希望儿子在美国大学毕业后，继续申请美国“藤校”的研究生。至于研究生毕业之后的发展，要交给儿子来定。 “孩子的根还在中国，不管是文化的根，还是情感，还是社会纽带。”乔雅认为，国外的人文环境对孩子的成长起到很大的浸染作用（这点也适用于成年人）。但无论在哪里，孩子和大人都需要逐渐成熟心智，稳定根基。 “从本质上说世界都一样，都有美好的地方，看你怎么塑造你自己的人生。”乔雅说。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上海妈妈良美说，在海外留学、生活，孩子们独立性和动手能力都得到提升。（受访者供图/图） 良美刚到多伦多不久，对于孩子未来尚未确切地规划。不过，她明确提出，不会强烈要求孩子上名校。 她更希望孩子们能够“体验多元文化、有更宽广的视野以及较强的社会实践能力”。良美还提出，加拿大有很多技术类、服务类蓝领岗位的需求，像电工、兽医、牙医助理等。蓝领工作同样受人尊敬，而赚的钱也不低。 “这和国内不同，大家不认为只有读书一条路。”良美说。

青年旅舍，一直以来作为穷游落脚处的代表，在不稳定的时代也开始受到高薪白领的青睐。 他们都来自北上广一线城市，月薪过万，抛弃租房的独立空间住进青旅。有人是为了攒钱提前退休，有人享受着人与人之间随时产生联系的状态： 我大学一毕业就来北京工作，现在年薪已经差不多百万了。 我是储蓄意识特别强的那种人，从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起就开始存钱，在2015年左右，靠自己的存款和公积金，加上从父母、亲戚那里借的钱（后来都还上了），在北京买了一套房，附近有学区的老破小。 它实在是老破到了一定程度，而且我也没有多余的钱用在装修上，所以我自己一天都没住过，刚到手就把它租出去了，因为在学区的原因，租金可以达到8500元。我是独身主义者，没有孩子上学的需求，所以一直把这套房租给一家三口，他们小孩已经从幼儿园读到四年级了。我自己一直在外租房，两边的租金相比，肯定是一直处于盈余的状态。 近两年，我又开始了新的存钱计划：攒够500万就退休。因为我既不是一个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又有自己想看的风景、想完成的梦想，就打算给自己人生来一个“调休”。目前已经攒到了230.8万。 我之前租三室一厅的单间，只有9平米，房租加上中介费、水电费差不多也要3000多，前段时间它到期了，中介又要涨价；而我的工作出差非常多，一个月可能只有一半时间住在房子里，所以我心里很不平衡，就搬了出去，在青旅先安顿下来。 后来想了想，真的没必要再租房了，决定在青旅长住下来。退房前做了一次断舍离，扔的扔，送的送，全部家当只整理出三个行李箱，连衣服都没多少套。公司的办公桌空间不小，我就把大部分东西都搬到了那边，有些衣服放在公共的衣柜。在青旅只剩下一个日用行李箱，出差的话就随时退租带走。 现在住的青旅，装修、卫生都还可以，隐私肯定差一些。我已经放弃洗完澡擦身体乳了，觉得特别干就往胳膊、腿上随便蹭点儿。我的工作白天不太需要坐班，就去外面的书店或者咖啡厅工作或休息。我对环境要求没那么高，外面的声音还能当白噪音。 青旅里人员流动很大，大家要么是游客，要么是来找工作的学生，或者来附近看病的，找工作的一般呆一个月也就离开了。这里的氛围和大学宿舍完全不一样，大家脸上或多或少都有成年人的忧虑，人与人交流也不太多，学生时代的明亮和快乐一去不复返了，有时甚至觉得气氛有些“压抑”。 我十年前第一份工作月薪就是五六千，看着现在的应届生一点儿都没涨，只能说自己赶上了还算好的时候，“要是放到现在，我也想摆烂”。 从住进青旅也能看出来，我是一个物欲极低的人。大家曾经应该都有过被消费主义大环境影响的阶段，买名牌包，买首饰，但后来我发现，这些并不能给我真正的快乐和成就感。而且物质真的很花费精力，比如我今天背了一个奢侈品包包，我就要考虑坐地铁过安检的时候会不会弄脏，但是背个帆布包，随手一扔就是了。所以后来我都把那些首饰、包包卖二手了，就留下两三个，因为有些工作场合还是需要撑一下。 我在小红书发帖，“攒够500万就退休”，评论区有很多人质疑，说你500万哪里够躺平。我又不结婚不生孩子，将来可能面临的压力无非是养老和医疗，医疗有保险，养老只要我不赌博不吸毒不被电信诈骗，那500万还是足够了。他们的焦虑我无法理解，说“1000万都不够”的，大抵是欲望和能力不够匹配。很多人一辈子都赚不到100万，有500万，就去过500万撑得起的生活，怎么会不够我活呢？ 至于青旅，目前想法是先住到厌倦为止吧。 接触青旅其实是在很久之前了，大学期间出去旅游基本都是住青旅，2019年我毕业之后来到上海，因为还没找到工作，加上习惯了宿舍的生活，一个人住有点害怕，就先在青旅落脚。后来找到工作，但是觉得青旅住的蛮好，就没有再换。 那个青旅在市中心附近，交通非常方便，室友很多都是附近的上班族。户型是三室两厅一厨两卫，6人间和8人间价位有些差别；客厅里还有帐篷，一般都是短住的游客们。 因为我入住比较早，老板一直按照一个月1500元给我算的房租，其实这个价格再加点钱，是可以在上海外环有比较好的独居环境的，但是青旅能带来的集体感、与他人之间的羁绊联结是不一样的。 下班之后，大家会在公共区域坐一起聊聊天，或者私下里几个人去喝酒吃饭，这种家的感觉成了我上班时的期待。我和同住的几个女孩子一开始只是单纯的室友关系，但后来疫情严重的时候，日常的沟通明显增加了，偶尔也会一起做饭，大家慢慢开始深层次的交流。那段时间我的状态很好，这段经历很治愈。 这家青旅的房东是一位90年的大哥，他是第一次创业，一腔热情地投入其中，后来我们也成了朋友，当时屋里谁做饭了，他就带着我一起去蹭吃。哪怕现在已经不住了，我们偶尔也会约出来吃个饭、喝个酒。 香港的青年宿舍项目 青旅大多情况下会作为刚毕业的年轻人或者薪资没有达到期待值的人的缓冲阶段，毕竟在私人空间方面确实有欠缺。 一方面，我把它作为从集体生活到独居的过渡，另一方面，当时的月薪还没有到让我非常有安全感的程度。所以一年之后我搬出来了，现在东西越来越多，还养了猫，这种生活方式再也回不去了。 从去年毕业之后，因为工作上的频繁变动，我不得不选择一些短期的居住场所。一开始是在平台上搜索低价酒店，直到去年年底，发现青旅还不错。 现在我在广州一家销售公司工作，虽然薪资对租房来说绰绰有余，但也没有搬出青旅。 我现在住的六人间位于天河区珠江新城，一个月租金700块钱左右，来回市中心最多不超过30分钟。三室一厅一厨一卫，厨房设施齐全做饭方便，还有个不大不小种着很多绿植的院子，院子里有两只猫，大家在阳台上放着各自的鱼缸养鱼，环境像个小洋房。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Kai所在的青旅环境 我很喜欢这里，在这儿能够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关系紧密了很多，平时大家会聚在客厅聊天、看电视、打游戏、办公。加上我未来可能会从事心理咨询相关的工作，了解别人内心的想法也算是很重要的社会实践。 我在这里会扮演一个倾听者的角色，有个护理专业的姐姐经常跟我讲她们工作的不容易。她和一位邻居阿姨关系很好，后来就介绍我和阿姨认识，之后阿姨也会很照顾我，经常给我送点水果啊什么的。我觉得类似的许多经历让我体会到了人本真的一些东西吧。 对我来说，住在青旅的生活质量反而比成本更高的出租房更优质，在下一次不可控的巨变发生之前，我应该会一直住下去。

9月25日下午一点半，在收到垂直鲜花电商花加（FlowerPlus）疑似跑路的消息后，家住上海的陈甜甜赶到了花加总部——上海嘉定区鹤望路678弄2号4楼，希望要回退款。作为该平台的一位7年老用户，陈甜甜去年双十一在花加的微信小程序上下单了售价4788元的谜藏套餐。 不久前，原本应该配送的鲜花出现了延迟，陈甜甜以为是自己选错了日子，搜到网上传闻花加跑路的帖子后，“我马上申请了退款，但是已经彻底联系不到客服了。”陈甜甜向盒饭财经说，自己随后又投诉到12345，也没有获得反馈。 受访者供图：花加上海总部 当天到达花加总部时，陈甜甜注意到，办公场所内只有寥寥几个员工的身影。听到陈甜甜要求退款的诉求后，花加前台一开始表示并不清楚。一位花加员工出面登记了陈甜甜的相关信息后，对方告诉她（这些资料）会发给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处理。 就在陈甜甜以为要空手而归时，处理用户退款事宜的花加部门负责人刚好到公司。在查询了陈甜甜的订单信息后，双方确认了退款钱数，陈甜甜尚未配送的58次鲜花服务，价值2863元，该负责人通过支付宝将这笔钱当场转给了陈甜甜。 在陈甜甜抵达花加总部三个多小时后，花加正式对外发布休假全员信，宣布公司“进入停业整顿阶段”，并对当前面临的情况以及员工工资等问题进行了说明。全员信中，花加承认公司遭遇“前所未有的压力”，表示“过去几个月，淡季、历史订单履约以及银行还款压力，导致公司一直入不敷出”，并表示9月26日起，全体员工休假，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停业整顿通知发出后，越来越多花加用户开始涌进鹤望路678弄2号4楼，但晚到一步的他们，已经错失了同陈甜甜般的好运气。 当天下午五点，赶到花加总部申请退款的陈敏，被对方告知连300块钱都已经退不出来，并推脱说内部正在架构调整。无奈之下，陈敏只得抢过一个花瓶，装走了几束花。 最近两天时间内，陆陆续续还有更多花加维权用户在赶往鹤望路678弄2号4楼的路上。 对于上述维权事宜，盒饭财经尝试联系花加在公众平台上的多个电话，截至发稿，均未能取得联系。 成立于2015年的鲜花订阅电商花加，一度被罩上了行业明星公司光环，号称一年时间就拓展了50座城市，月销售额最高时超过一亿元，并在2019年实现盈利，规模达千万元级别。然而，在烧钱的供应链投入和后来居上的生鲜电商竞争压力之下，以花加为代表的一众垂直鲜花电商，纷纷被褪下光环，迎来泡沫破裂时刻。 像陈甜甜一样前去花加上海总部申请退款的用户不在少数，不过大多数人都吃了闭门羹。 这些维权无门的花加用户，开始集中向12345发起投诉。对于他们来说，走司法途径打官司的成本太高，投诉是更为现实可行的选择。 北京春林律师事务所主任庞九林律师表示，按照规定，消费者的钱应该予以退还。但是现在消费者维权困难之处就在于即使投诉，市场监督管理局也不可能强行要求对方退钱。如果去法院起诉，消费者的成本又太高。 正在维权的不仅仅是花加用户，还有被欠薪多月的花加员工。 第一财经报道称，有内部员工表示，在9月初，人事下发的通知就表示现金流极其紧张，9月底前发6月的薪资，其他部分薪资将尽快安排发放。但是在9月25日的全员信中，花加表示“原定9月底发放的薪资未能按时支付”，这也就意味着6月的工资并未如期发放。 8月底离职的花加前员工李淼向盒饭财经证实了上述事实，称自己已经被花加拖欠三个月工资（6月至8月），“老板一直给我们放利好消息，问就是有赚钱的项目在谈了，或者是有融资在谈了，让我们等等。” 企查查显示，花加的运营主体上海分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最后一次融资，停留在四年前的2019年10月，当时公司顺利完成了B+轮融资。 在近期接受《中国企业家》杂志采访时，花加创始人王柯表示，因为团队面临的问题非常多、非常繁杂，要竭尽全力去改变现状，挑战很大，并且表示花加做了快十年，不能因为现在暂时的困难就放弃。 用户、员工之外，和花加有合作的其他品牌用户同样遭受波及。这些品牌包括但不限于良品铺子、雀氏、雅培全安素、喜临门家居、优思明、奥迪、比亚迪等。 一位位于浙江的比亚迪车主说，参与比亚迪的活动购车后会送一个月花加鲜花服务，在花加小程序兑换，原本应该25日配送到的鲜花一直不显示配送信息。该车主向比亚迪方面询问，对方表示去找花加，但是车主表示花加客服一直联系不上。 花加的“停业整顿信”并没有安抚消费者，反而愈演愈烈。对于他们来说，联系不到的客服和无法到账的退款让他们失去了对花加的信任，更多关于花加的消息被披露出来。 截至发稿，盒饭财经尝试通过花加的微信小程序、淘宝店铺、抖音店铺以及京东店铺联系客服，但是在官方规定的9:30到17:30上班时间内，均未得到人工客服回应。花加的微博也停更在8月22日。最近的一条微博评论区内，充斥着如“客服都没了是跑路了？”“申请退款都没人回复，投诉无门”等抱怨。 2017年底，花加就被曝出资金链危机。当时《华夏时报》采访到一位接近花加的投资人说，花加的资金压力非常大，已经倒计时了。还有知情人爆料称，持续处于烧钱状态的花加，资金链接近枯竭。根据彼时媒体报道，2015年至2017年，花加累计亏损8000万元，还有高达1.3亿元的负债。 当时花加否认了现金流告急的消息，并在2018年和2019年先后完成了B轮和B+轮融资。但是，此后花加再未有新的融资到账。 花加之前，上一个陷入发展泥潭的垂直鲜花电商是“弗洛花园”，其融资信息停留在七年前的天使轮。 目前，不仅弗洛花园的微信小程序打不开，显示维护中，而且弗洛花园鲜花公众号的最新消息，也停留在了去年七夕节过后。《北京商报》在去年年底报道称，弗洛花园内部人士透露，公司已经无发展鲜花驿站的计划，将在2023年以供应链和生鲜蔬菜为发展重点。目前，弗洛花园的转型计划是否顺利推进不得而知，但2023年以来其运营主体“北京弗洛花园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曾多次被列为被执行人。 一束鲜花的互联网生意并不好做，垂直鲜花电商的命运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凋谢。 作为新三板“鲜花第一股”的爱尚鲜花，更是以连年的亏损撕开了鲜花电商的遮羞布：2014年-2017年，爱尚鲜花亏损近一个亿；2019年7月，爱尚鲜花发布中止挂牌公告。 不止是爱尚鲜花，泰笛鲜花的母公司泰笛科技也在新三板挂牌不到半年后发布了拟申请终止挂牌公告，原因同样是连年亏损；以“一生只送一人”为噱头的Roseonly，也经历了高管频繁离职、多家门店关闭、拖欠支付租金等负面风波。 目前尚在维持经营的花点时间，其CEO朱月怡虽然曾经说过花点时间已达盈亏平衡，但是在疫情等外部因素影响之下，朱月怡一度被列为被执行人。据《北京商报》报道，去年年底，一位北京花点时间店主还曾透露，花点时间部分门店订单量同比下滑50%。 鲜花电商的黄金时期出现在2015年，不少知名投资公司纷纷入局。这一年，行业内有22起融资事件，融资金额高达数十亿元，如花加获得了光合创投数百万元天使轮融资，野兽派获得了经纬中国数千万元B轮融资，花点时间也拿到了青山资本和梅花创投的数百万元天使轮融资。 王珂创办花加的2015年，曾担任易到用车联合创始人的朱月怡也在同年创办了花点时间，并吸引了高圆圆、鹿晗等一众明星投资加持，一时间风光无两。 当时的鲜花电商显现出一片蓝海的前景。据2017年的相关数据统计，在国内只有5%的鲜花消费发生在日常生活的场景中，而这一数字在美国是40%，在荷兰则高达60%。 鲜花电商们开始追逐这个新千亿市场。艾媒咨询发布的《2022-2023年中国鲜花电商市场发展研究报告》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鲜花电商市场规模为896.9亿元，预计2022年达1086.8亿元。 八年过去，垂直鲜花电商们没有等来预期中的掌声，反而一头跌进了坟墓。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供应链投入大带来的盈利难等问题，成为鲜花电商难以逾越的首道难关。 罗永浩2020年520带货“花点时间”玫瑰礼盒的翻车事件，就把鲜花电商的上述窘境摆在了大众面前，当时罗永浩一度连发数十条微博开怼花点时间，“有胆量发几千份烂花，还害怕‘品牌影响’？” 正如花点时间CEO朱月怡在道歉信中写到的，“给鲜花保鲜要跟时间赛跑。”鲜花质量不过关、配送不及时等痛点的背后，突显出鲜花电商低效率的物流配送现实，这也是难住大多数鲜花电商的共性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痛点，不少鲜花电商品牌不得不投入重金加码冷链物流，完善供应链。进入基础设施重资产运营阶段的鲜花电商，开始承受运营成本攀升的代价，并进一步加剧资金链紧张。 第一财经报道，9月初，花加就发布了现金流极其紧张的通知。9月9日，花加又在微信小程序首页发布了鲜花延迟配送的通知，称“近期全面调整供应链生产配送模式，因涉及生产仓库的布局变动造成服务能力受限，在此期间调整为隔周配送，调整过程中无法保证所有客户按时收花。” 供应链投资建设压力之外，新竞争对手还在接踵而来。随着盒马、美团买菜、叮咚买菜等生鲜电商的入场，以及抖音、快手等直播平台纷纷卖起鲜花，鲜花的线上生意被搅成了一滩浑水。 得益于供应链端优势，生鲜电商如叮咚买菜曾在2021年卖出1.8亿枝鲜花。作为对比，垂直鲜花电商平台花点时间，2015年至2022年9月的七年时间共卖出7亿枝鲜花。花点时间方面最新透露称，自2021年8月至今，花点时间已经销售鲜花超过3亿枝，也就是平均一年卖出1.5亿枝鲜花。 价格方面，鲜花也被生鲜电商和直播平台卖出了白菜价。在抖音的鲜花直播间，来自云南的红玫瑰粉玫瑰，一束20支售价19.9元，销量上万。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尽管经过八年市场培育，但国内日常鲜花消费意识并没有壮大起来，用户对鲜花的忠诚度仍然较低。零售电商行业专家、百联咨询创始人庄帅表示，中国的鲜花消费和欧美日韩比起来差很多，频次太低。欧美可以做到周频和月频，中国大部分是节日消费，和促销日差不多。 在上述种种因素叠加影响下，垂直鲜花电商要么走向倒闭，要么以入驻第三方平台方式完成自救。庄帅称，这些垂直鲜花电商要么线下开店，要么进驻盒马、美团、京东、淘宝、饿了么等即时零售平台进行销售，主站用户已经不多了。 互联网的鲜花战事还在继续，直播间9.9元的鲜花套餐依然热卖，但属于花加们的垂直鲜花电商故事，已经来到了终点。

被认定为卖淫女，是长春女子孙曼和其母亲李虹十多年来剜不去的心结。 2005年8月的那天，未满14周岁的孙曼，在生父孙锡美的家中，和一名已退休的官员荆玉柱发生了性关系。当年的法院判决书记录，荆玉柱是其生父的女友王艳娟找来的。 起初，荆玉柱因涉嫌强奸罪被刑事拘留。但最终被起诉时，罪名为嫖宿幼女罪。法院审理认为，孙曼系自愿卖淫。2006年9月，孙锡美和王艳娟获刑3年。2007年3月，荆玉柱获刑5年。 孙曼说，事发时她曾喊叫，也试图反抗。事实上，这之后，孙曼还被送往两家洗浴中心当“小姐”。李虹则表示，女儿并非所谓“失足少女”。2005年，孙曼刚刚小学毕业，只是暑假到生父家待几天。 对于“卖淫女”的结论，李虹不能接受。这些年来，她折返于北京和长春之间，希望能够恢复女儿的声誉。 近日，李虹收到了最高检出具的《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其中写到，认定荆玉柱违背孙曼意志的依据不足，原审裁判认定荆玉柱构成嫖宿幼女罪并无不当。 图/图虫创意 “妈妈救救我” 18年前的事，对李虹来说宛如昨日。她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自己和女儿的噩梦，从一通电话开始。 “妈妈救救我。”2005年8月20日，李虹突然接到孙曼打来的电话，但电话那头又没了声。她赶忙回拨问电话是哪里打来的，对方的回答却是“西五马路清水洞洗浴中心”。 这句话好似晴天霹雳。按理说，这个时候孙曼应该是在生父孙锡美家里。 李虹介绍称，1996年她与前夫孙锡美离婚，女儿孙曼虽被判给孙锡美，但实际是她在抚养。家里的条件并不差，那时候就给孙曼配了手机。 “孙曼小学毕业的暑假，孙锡美说让她去他家住几天，我同意了，但我的余生，都在为当年那句‘同意’而后悔。”她说。 接到女儿电话后，李虹立刻去派出所报案。随后民警把孙曼从洗浴中心救出。孙曼个头约一米四，出来的时候穿着一件小吊带，很害怕的样子，但她什么都不肯跟母亲说。后来，女儿回到了生父家。 李虹说，次日她又联系不上女儿了。从那天起，她拿着孙曼的照片见人就问，骑着自行车寻找女儿。 直到2005年9月2日，她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拨通了孙曼的电话。接线的是一个男孩，说“机主不在”。李虹谎称是想找工作的“小姐”。她的直觉是对的，男孩报来的地址是一家叫“新圣洁洗浴中心”的会所。 李虹再次和警察到洗浴中心找人。“但是领班的不把人交出来，我给她下跪、磕头，求她放了我女儿，不然我就要跳楼。”她回忆说。 回家后，孙曼只是一直哭，在李虹的安抚下，一直缄默的孙曼终于吐露实情。根据孙曼的说法，是生父女友王艳娟送她去了洗浴中心，王艳娟和孙锡美还威胁孙曼不能告诉母亲实情。 在去洗浴中心之前，王艳娟把一个老男人“老荆”领到孙锡美的家里，“老荆”扒了孙曼的裤子强暴了她。 李虹通过一番打听得知，“老荆”即长春市宽城区环卫处的退休干部荆玉柱，事发时将近56岁。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当年多则新闻报道都记录了此事。一则标题为《父与女友卖了女儿的初夜》报道中提到，父母离婚后，女儿常照顾父亲，过年时还把煮好的饺子送到父亲家。 当年的新闻报道。图片来源/受访者 但是本案的立案过程并不顺利。李虹介绍称，直到2006年3月15日，宽城区刑警才将孙锡美和王艳娟抓获，同年4月1日，荆玉柱到案。 从“被强奸”到“卖淫” 对于案件的侦办过程，一则落款为2006年4月1日的《抓捕经过》曾记录“荆玉柱对强奸的事实供认不讳”。 李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初公安机关是按照强奸罪立案的。但到批捕阶段，罪名变更为嫖宿幼女。之后，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荆玉柱未被检察院批准逮捕，且被取保候审。 破案告知书（复印件）。图片来源/受访者 根据北京青年报报道，2006年5月23日，公安局再次将荆玉柱提请检察院逮捕，次日，检察院将此案提交宽城区政法委研究，政法委当即召开了区公、检、法会议，研究后提出需补充“荆玉柱是否或可能知道孙曼不满十四周岁”的证据。 报道中称，该年6月22日，检察院以“区政法委批示为：荆玉柱涉嫌嫖宿幼女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予逮捕”为由，再次做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直到11月29日，区政法委再次研究该案，2007年1月16日，公安局再次对荆玉柱提请批捕，检察院才于1月18日批捕逮捕，并于1月26日起诉。 就这样，对荆玉柱的指控由强奸变为嫖宿幼女。 2006年9月7日，宽城区法院作出判决：孙锡美和王艳娟事先预谋，介绍、容留他人卖淫，并从中牟利，均构成介绍、容留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07年3月29日，法院审理认为，荆玉柱嫖宿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构成嫖宿幼女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然而这一系列经过，当时的李虹并不知情，后来她才拿到了判决书。 李虹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她认为孙曼当时并没有辨别能力。一个细节是，笔录中办案人员问孙曼，荆玉柱看上去年纪有多大，孙曼的回答是“三十多岁”。 此外，孙曼也在笔录中明确称被强迫，“上来就脱我衣服，我和他撕吧，后来也撕不过他”。但在另外的笔录中，孙曼也曾表示自己知情，王艳娟事先跟她打过招呼。李虹对此解释称，当时孙曼受到了威胁。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落款为2006年3月3日的信访答复意见显示，最初公安机关无法认定王艳娟涉嫌犯罪。图片来源/受访者 已提交新的申诉状 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嫖宿幼女罪已于2015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中被废除，主要原因是不利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资料显示，嫖宿幼女罪于1997年成为单独的刑法罪名。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曾介绍称，“20世纪90年代严打卖淫嫖娼时，司法机关发现有幼女涉及其中，有的卖淫组织者还故意隐瞒幼女年龄，不少嫖客便借此声称不知道对方是幼女，以图逃避强奸罪的处罚。为了更严厉打击这种犯罪行为，1997年修改的刑法中增加了嫖宿幼女罪。” 根据刑法原第三百六十条第二款规定，嫖宿不满十四周岁幼女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嫖宿幼女罪的启废，经历了18年。李虹说，这一标签，在孙曼身上也贴了18年。在她的认知中，自己的女儿是受害者，不是“卖淫女”。 “这一顶大帽子，让我女儿18年来不敢出门，不敢见生人，不能工作，精神状况极度不稳定，根本无法正常生活。”李虹介绍，如今，孙曼也有了自己的家庭，孩子也已经上小学，但她更多的时候只在家带孩子，不愿意跟外人接触。“我女儿很害怕，如果不恢复她的声誉，她丈夫家会怎么看她？” 这些年，李虹家中也经历了很多事，“父母都去世了，二婚的丈夫2018年也因癌症走了，我有个精神和智力残疾的傻弟弟，我就领着我弟弟来回奔波女儿的事”。李虹每年多次奔走于北京和长春之间，对老家的人，她只说在北京打工。她自己的身体也不好。 李虹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期间，荆玉柱仍正常领着退休工资。为此，她多次向有关部门举报。直到2021年7月，她才获悉约70万元退休金已被退回。 中国新闻周刊获悉，近日，李虹的申诉请求被最高检驳回。由最高检出具的《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提到，两种罪名的区别在于行为对象是否为卖淫幼女，以及是否有强迫行为。原案中，王艳娟供述孙曼同意找个有钱人，孙曼亦自述发生性关系时荆玉柱没有打她，并说“王娟（即王艳娟）告诉我，老金（即荆玉柱）来干啥，你就别动弹，我就听王娟的话了”。 通知书中还提到，荆玉柱多次供述发生性关系时孙曼是自愿的。此外，对于荆玉柱支付嫖资的事情，孙曼等人的陈述和荆玉柱的供述一致，都是完事了荆玉柱将钱给了孙曼。结合在案其他证据，认定荆玉柱违背孙曼意志的依据不足，原审裁判认定荆构成嫖宿幼女罪并无不当。 李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已就上述驳回申诉通知提交了新的申诉状。她的诉求仍然是，“恢复女儿的名誉，在此基础上惩处当年的犯罪分子”。

这届年轻人，爱上黄金的时刻似乎比想象中来得更早一些。 几年前，黄金还是年轻人眼中长辈专属的“俗物”，如今他们调侃起自己“年少不知黄金香”。“当年对大妈抢购黄金的议论声有多大，现在对黄金的爱就有多深。” 今年以来，黄金价格一路走高，1月1日国内金价每克408元，近日已经达到470元，各大黄金品牌的零售价格更是涨破600元。 持续上涨的金价伴随着人们的抢购热潮。中国黄金协会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全国黄金消费量554.88吨，与2022年同期相比增长16.37%，其中黄金首饰同比增长近15%。据国家统计局，金银珠宝是2023年上半年商品零售类别中增长幅度最快的品类。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上了金饰。（图源/图虫创意） 而在购买黄金的人群中，年轻人显然比以往更有热情。《2022年中国黄金首饰行业洞察报告》显示，5年内，青年人购置黄金的比例已从16%增长至59%。在社交媒体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讨论金价走势、分享自己“血脉觉醒”买黄金的经历。 年轻人的买金欲望正在肉眼可见地增加，但这真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吗？ 在小红书上，最近流行着“中指戴金戒招财”的江湖传说。有的人上午刷到相关帖子，下午就去买了一个金戒指。 戴金戒能不能招财不知道，但买金戒确实要花钱。不过，这笔钱年轻人花得心甘情愿。 年轻人疯转的招财玄学。（图源/小红书截图） 95后女孩小金从参加工作后开始买金饰，时不时购入一件，不知不觉就攒了不少。“镯子20-30克，其他每件饰品都不超过10克，一共买了七八件，总重大约80克。” 黄金消费中，金饰占大头，2023年黄金消费量554.88吨，其中有368.26吨是黄金首饰。年轻人爱上黄金，黄金珠宝品牌也在有意识地靠近年轻人。 在小金的印象里，2019年古法金爆火，好看的金饰引起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注意。以周大福为代表的珠宝企业，的确是在2019年前后开始重点推广古法金，这是一种据称传承自古代技艺、厚重而复古的黄金制品，一洗金饰“土”的刻板印象，使之摇身一变成了时尚单品。 古法金手镯。（图源/中国黄金×世界黄金协会宣传片） 迎合年轻人的审美，金饰的设计也有了更多花样。蝴蝶结、花朵、转运珠，复古国潮抑或是前沿时尚，都稳稳拿捏住了颜值党。除此之外，黄金品牌还与国内外多个知名IP联名，如国家宝藏、哆啦A梦、哈利·波特等等，撩拨着年轻人的心，就算没买过金子也要考虑一下了。 小金表示：“相比以前，现在金饰做得很时尚，而且出现了金镶钻、金镶珍珠这些新品类。我买金饰基本上会选择最头部的两家品牌，还有一个比较年轻化的品牌。” IP联名金吊坠。（图源/周生生、潮宏基、周大福） 但比起好看，年轻人买黄金的理由更多是保值。 几年前，年轻女孩狂热地购买串珠手链，以潘多拉为首的珠宝品牌风生水起。这些手链以银质为主，消费者可以购买喜欢的宝石珠子串在一起，每颗珠子200元至上千元不等。 2015年进入中国市场，巅峰时期的2017年，潘多拉一度卖出1亿件珠宝，但到了2022年，销售额同比下降47%，屡屡传出闭店消息。短短几年，年轻人就想明白了：这些材质的珠宝，毛利率都超过70%，实际上不值那么多钱。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钻石之类的珠宝不保值。（图源/《献给国王的无名指》） 在小红书上，不乏网友晒出自己曾经购买的手链，称放久了会氧化变黑，而且大几千买来的饰品，想要二手转卖也无人问津。“五个珠子总共花了2000多元，现在降到500元都没人买。” 小金也早早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多消费者和我一样变得更务实了，因为最近大家发现钻石也卖不动了。而黄金比较保值，不会有‘走出专柜就不值钱’的情况。就买饰品而言，黄金是很好的选择。” 金价持续高位，并没有浇灭人们买金的热情。“一入黄金深似海，再问就是还想买。” 为了压缩购买成本，以便日后出手时能赚得多些，年轻人涌向了黄金批发市场。这其中最有名的市场当属深圳水贝。 年轻人扎堆去水贝淘金。（图源/小红书截图） 小马有买金饰的爱好，8月旅游时去逛了水贝市场，周末人满为患。这里卖的都是真黄金，工艺未必比得上大牌，但工费却便宜不少。她告诉我们：“水贝工费还可以跟商家谈价，如果购买克重高，就找热门柜台聊工费，反之可以试试跟冷门柜台聊。” 近日，我们实地逛了几家黄金珠宝店，柜姐称最近正逢中秋国庆双节，出于婚庆原因买金的人很多，店铺也有优惠活动。“大家都是买涨不买跌，但是因为现在金价高，相比以前，结婚买金可能会买克重轻一些的。” 传统习俗中，结婚要买“三金”。（图源/图虫创意） 不过，在珠宝品牌店买黄金，充其量只是一种保值的消费，却并不能算一种好的投资。 在黄金基础价格为470元/克左右的情况下，品牌店黄金零售价格超过600元，更有20-60元/克的加工费。高颜值的古法金，加工费甚至超过100元/克。 即使是瞄准投资需求的金豆豆、金瓜子这类产品，也免不了少量溢价。例如，中国黄金的1克金豆豆售价496元，周大福、周大生的1克小金豆售价550元，均高于基础金价。可以预见，买它们要想赚钱，需要等待金价上涨到更高的时候。 不同品牌的金豆豆价格。（图源/购物平台截图） 有网友表示，自己10年前买的几样金饰，总价9000多元，如今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找了回收机构卖出，得到8980元。 究其原因，金饰有溢价、有工费，而黄金回收还要在当日金价基础上减去约10元/克的费用。算下来，这位网友实际上并没赚到。但换个角度想，如果是其他珠宝，基本不可能卖如此高价，所以金饰的保值，仅仅意味着赔不了太多钱。 高涨的金价下，消费者有不同的决策逻辑。小马表示：“我会等金价下来再买，毕竟现在确实太贵了。”小金则说：“买金饰是为了佩戴，好看是首要的。黄金本身有价值，我买的时候不会觉得自己花了智商税，而且长期来看金价是上行的，这个大趋势对我来说更重要。” 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略知一二的中国人，一定对这句话不陌生：“货币天然是金银。”即使不懂专业知识，黄金值钱也是一种常识。 冲着投资买黄金的年轻人，看上了比金饰更值得的产品。 金子，财富的象征。（图源/Unsplash） 金钞、金币、金条，年轻人主打的是一个“扫货式买金”。今年5月，老庙黄金在支付宝上的单场直播销售额550万元，涌入直播间抢金条的人，一半以上是90后。“如果黄金能保值增值，那买它就不算乱花钱。” 有网友推荐去银行买金条，售价仅在当日金价上每克加10元左右，划算得多。另外，在一些主播的直播间，有时可以捡漏到当日大盘价的金条，但也有人吐槽某些直播间的金条有假。 魔法生物“嗅嗅”喜爱收集金子，是许多“麻瓜”都想拥有的宠物。（图源/《神奇动物在哪里》） 有买就有卖，想要变现黄金，也有许多门道。 做黄金回收的Fufu告诉我们，这行主要靠差价赚钱，利润并不高，有大单才能赚得多一些。有的人收来黄金想放一放，等涨价再出，反而可能等到价格下跌而亏损。有的人冲着“月入过万”的噱头入行，钱给出去了，才发现金子掺了假。 也有黑心商家，会在清洗金饰时悄悄用王水溶解，偷走一部分黄金。因此，社交媒体上不乏年轻人分享卖金的靠谱渠道。 金饰，“富时当首饰，穷时当盘缠”。（图源/《狂飙》） 事实上，8月份以来，国际金价已经有所回调，但国内金价却持续在高位波动，不少博主声称金价很快就要暴跌。而更多人关心的是，此时还是买卖黄金的好时候吗？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黄金价格的成因。黄金珠宝行业的研究员刘璃告诉我们：“影响国际金价的因素有很多，但大家做研究时主要把握美元实际利率这个变量。”而国内金价涉及汇率、进出口、市场供求量等因素，目前高于国际金价。 值得注意的是，受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根据世界黄金协会发布的《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全球各国央行的购金需求在2023年上半年达到了387吨，创历史新高。国内央行也已经连续10个月增持黄金。不少年轻人抢黄金，就是出于“跟着央行买黄金准没错”的心理。 黄金价格的成因非常复杂。（图源/纪录片《黄金的魅力》） 然而，影响黄金价格的因素太多，买卖黄金非常考验判断时机的能力。如果不巧买在高点，可能要等很多年才能解套。 2013年4月，国际金价大跌，中国大妈抢购黄金轰动华尔街，导致国际金价创下那一年的单日最高涨幅，“大妈”一词也因此在国际上出圈。但在一个月内，金价又经历了一次暴跌，导致大妈们被套牢。 从事黄金投资工作的李玮表示：“其实，买卖实物黄金赔本的概率相对较小，只是需要多等待一些时间。当年中国大妈被套牢，但金价在2019年以后一路上涨，到现在都翻倍了。过去8年，国际金价的复合增长率大约12%，这个投资回报比已经很夸张了。” 2002年-2022年国内黄金价格变动。（图源/数据来源：上海金交所） 当然，计算收益还需要考虑通货膨胀。一直以来，黄金能抗通胀的说法广为流传。把时间拉长，在特定的国家和地区，金价的增长确实能跑赢通货膨胀。比如过去20年，国内金价的复合增速大约每年8%，高于国内的通货膨胀率。但在一些通货膨胀率较高的国家，这种说法就不能成立了。 在全球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金价仍有一定的上涨趋势，是各大券商的主流观点。从历史周期来看，黄金价格有涨有跌，总体波动向上，但至于何时会跌，没有人说得准。 李玮说：“如果买的是实物黄金而不是期货，只是作为资产配置的话，那一般风险不大，除非被盗。黄金投资的周期较长，比起靠它暴富，不如用它为自己的财产保值。”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年轻人的“爱财之道”。（图源/《献给国王的无名指》） 事实上，就2023年上半年的数据来看，金条及金币的消费量不及金饰的一半。或许对普通人来说，就算玩不转投资，买个安心也是好的，至少不怕它贬值得太快。 “富时当首饰，穷时当盘缠。”年轻人争相买黄金，既要颜值也要价值，既野性又理性，说到底，是为自己买一份底气。

小时候乖巧听话的孩子怎么会变成在学校跟老师同学大家的“问题少年”？当孩子遭遇校园霸凌，变得沉默寡言、害怕去学校，家长如何帮助他？腾讯新闻教育频道特别推出《爸妈研习社》系列圆桌对谈，本期讨论的主题是：如何帮助迷途的孩子重回正轨。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方玲：有一些小时候乖巧听话的孩子，长大后却变成同学眼中的坏孩子、老师眼中的问题少年，他们上课捣乱、在学校打架欺负同学，是什么改变了他们？ 申晨煜：我们去观察所谓的“坏孩子”，会发现一些问题——他们的家庭其实不是特别好。一个孩子出现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是家庭的一个浓缩或者体现，我们要去了解他的成长环境是什么样，才会知道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还有一类孩子可能就是要通过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来展现自我的独特性和价值感。除非这个孩子先天有反社会人格方面的问题，绝大多数的所谓的“坏孩子”，背后都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如果我们没有去发现并且及时地解除，只是在表面上去做批评、指正，对孩子来说帮助不大。因为问题的根源还在，孩子还是会表现出反叛的状态。如果老师和家长没有发现孩子的内心诉求，是很难在行为层面去纠正的。 王新民：反叛的孩子，一个是想获得家长的注意；第二是为了争取权利；第三，在报复家长；第四，自暴自弃。青春期的孩子还会出于追求刺激和优越感，以及为寻求同伴的接纳去做一些出格的事。在这样的情况下，家长首先要做到的是控制自己的情绪，冷处理。等孩子没有情绪的时候再和孩子沟通，情绪出不来，道理进不去。先真正了解孩子的需求，让孩子感受到你的支持，再慢慢地让他从这些不良行为中走出来，回归正轨。 方玲：当我们怀疑孩子遭受校园霸凌的时候，家长如何帮助他？发现孩子霸凌他人，又该怎么办呢？ 申晨煜：有一些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如果一个孩子在他的初高中遭受到了校园霸凌，那么他在成年早期出现精神疾病的概率非常高。如果孩子之前是非常活泼、善于表达的，但是从某一个节点尤其是换了一个环境之后他突然变沉默了，这个时候家长或者老师首先要考虑的可能就是，他是不是被小团体孤立了，甚至遭遇了校园霸凌。 对于校园霸凌的应对，最重要的家长跟孩子之间有没有信任感，有没有良好的亲子关系。当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他第一想到的应该是：这个事情我要跟我的父母讲。成年人的应对策略显然要比一个未成年人要更加丰富，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你有稳定的亲子关系。 我们发现不少遭受到校园霸凌的孩子，他的亲子关系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有些孩子是在单亲家庭长大，有些孩子的父母平时争吵非常频繁，也没有花很多时间陪伴孩子，亲子关系非常疏远，甚至有一些孩子是在家庭暴力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对于父母没有任何的信任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自然不愿意跟家长讲自己受欺负的事。这种原生家庭成长起来的孩子，他可能对于其他的成年人也会有一种天然的排斥感，所以他也不会跟老师讲。 对于这类孩子，学校的心理工作者可以用自己的技术、专业的关怀，跟孩子建立一个有效的连接，让孩子把真实的情况讲出来，然后把这个信息反馈给他的班主任和家长，让孩子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帮助。 如果自己的孩子是霸凌的那一方，我觉得家长要做更多的自我反思——孩子到底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他会在施暴中感受到自我价值。阿德勒在《自卑与超越》里讲到，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有一些自卑的心态，我们每个人都想从自卑当中发展出一些超越的技能，肯定自己在这个方面是有自我价值的，自信心更多地就是从这个部分来得到建立。 建立自信心的良好途径应该是学习到技能、帮助了别人、做成一件事情等等，但是有一些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走上了一条歧路，并且这个时候没有相应的监护人来对他的行进路线进行一些指正，慢慢地，这些孩子非常有可能在霸凌别人的过程中获得价值、获得秩序感，这样的孩子再长大一些，非常容易变成违法暴力的群体。 孩子是一个家庭的缩影。但凡我们发现这样的状况，首先要了解孩子的成长发育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家庭的支持是不是足够的，如果这一点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单纯从孩子个人行为的角度去进行纠正的话，这个事情可能没有那么容易解决。 王新民：无论是被霸凌的还是霸凌他人的，两类孩子都需要去干预。 被霸凌的孩子没有力量，家长要做的不是让孩子打回去或者替孩子解决，你替孩子解决，会让孩子失去自我保护的能力；你让他打回去，他可能并没有那个勇气，以后他也不敢跟你说了。孩子被霸凌了，家长第一时间先去抱一抱孩子，先关心孩子的身体和心理情况，给到他支持和一起面对的力量，然后再问孩子事情的来龙去脉，采取相应的对策。另外，也要教孩子遇到类似的事情如何避免被伤害，并且鼓励孩子保护自己。 霸凌别人的孩子有两类，第一种没有安全感，第二种缺爱。家长一定要给足孩子爱，了解孩子有什么样的需求，日常生活中要控制自己的情绪、正确地处理问题。此外无论是对孩子，还是夫妻双方发生矛盾，都不要通过暴力去解决问题，以身作则，让孩子从小学会对待问题、处理问题的正确方法，让他得到爱和安全感，这样不仅有利于预防不良行为的产生，也有助于帮他从不良行为中走出来。

距离十一黄金周还有好几天，新疆康辉大自然国际旅行社的薛翊冰已经忙得不可开交。“拼车每天70车，一车6个人，一共420人，大团这里又100多……每天差不多1200人……”薛翊冰忙着计算日接到并出发的人数。从9月15日开始一直持续到黄金周中期，几乎每天，他和团队都要接待超过1千人。 从8月开始，薛翊冰就明显感到咨询量大增，到了8月下旬，开始了下单量的猛增，特别让他惊喜的是，其中10％到15％都是“静默下单”。“静默下单”是网络销售界的一个术语，指的是顾客完全不和商家沟通，直接下单产品。在小商品、快消品的网络销售中比较常见，价格较高又涉及多日生活细节的旅游类产品，罕有“静默下单”。“整个新疆尤其北疆方向，9月和10月是风景最好的季节，基本上所有酒店都是靠抢的，可能游客但凡看有团期能报名，直接就静默下单了。”薛翊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即便如此，高达10％~15％的“静默下单”率，在旅游产品中仍然属于很少见的火爆情形。 众信旅游集团媒介公关经理李梦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众信旅游集团2023年中秋十一黄金周假期收客情况来看，国内旅游市场复苏态势依旧强势，已超过2019年同期200％。作为第三批旅游目的地放开后，出境游市场面临的首次“大考”，中秋十一黄金周出境游旅游收入较五一增长近600％，出游人数也创下新高，超出五一约500％。 9月8日，甘肃酒泉市瓜州县戈壁国际雕塑艺术长廊上，游客在大型雕塑《大地之子》前游览。摄影/本刊记者 李亚龙 业内预计，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长假，将是史上热度最高的一次国庆黄金周。薛翊冰感慨：“每天都很累，但是精神上一直高度兴奋，因为大家觉得，旅游业的这个感觉又回来了。” 今年的旅游趋势特征明显，一边是长假黄金周旅游市场的强劲复苏，以家庭为单位的深度游、养生游等等讲求质量的旅游方式的兴起，另一边则是日常周末短途的大学生“特种兵”式旅游，他们对网红景点的巡游与深度参与成为了旅游业的另一个流量密码。这一切共同塑造着2023年旅游业的火爆。 激发游客出游的触点已经越来越小 今年的中秋叠加国庆，形成八天超长假期。经历了旅游业近几年最“热”的一个暑假，人们对出门旅游的热情仍然有增无减。中国国家铁路集团公布数据，截至9月24日，国庆黄金周火车票累计发售2.35亿张。其中，9月22日铁路售票量达到2695.2万张，创单日售票量历史新高。中国民航局预估，十一期间将有2100余万名旅客乘机出行，民航日均保障运输国内旅客196万人次，比2019年国庆假期增长17％。 9月13日，携程发布的《中秋国庆旅游预测报告》显示，国内旅游产品十一预订量环比前一周增长88％，同比去年增长超4倍。北京、上海、成都、杭州、广州、西安、重庆、南京、深圳、长沙是国庆热门旅游目的地前十名。杭州因为亚运会的举办，十一整体订单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倍，其中，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近5倍，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8倍。根据飞猪的统计，亚运会期间飞往杭州的国际机票预定量同比去年增超20倍。 长假期为长线游的火热提供了有利条件，2023年十一，携程的跨省游订单占比达到73％，较2022年同期提升十个百分点，近20％用户选择连住3天及以上。 长线游热门目的地主要集中在适合赏秋的地区，根据众信旅游中秋十一产品报名情况，摄影和赏秋成为十一主要出游目的，新疆、婺源、贵州、甘肃、恩施等都是十一热门出游地。在产品游览上，人们更侧重于秋季体验。例如，深入胡杨林景区内部，通过不同时段的不同自然条件去观赏秋景。 携程公共事务部总监付茜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随着人们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的多元化，除了常规旅游，激发游客出游的触点已经越来越小，一支视频、一顿美食、一场音乐节、一场赛事，都可能促成“说走就走”的旅行。 在这样的背景下，十一期间，演唱会、音乐节、马拉松等活动的举办，成为拉动旅游增长的显著动力。10月2日，嘉峪关市将举办2023长城马拉松暨“长城联赛”首发站活动，预计5000人参赛，由此拉动嘉峪关旅游订单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6倍。其中，十一期间，嘉峪关机票订单预订量同比增长近3倍，酒店订单同比增长7倍。 9月29日起，南阳将举办3天4夜的迷笛音乐节。众多年轻人和乐队粉丝将南阳作为十一出游首选，由此带动南阳十一整体订单预订量同比暴增11倍。其中，酒店订单达到去年同期153倍。 10月2日至7日，现象级文化IP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将在成都城市音乐厅连演八场，由此带动附近酒店订单同比增长近7倍。 当人们的从众变为“从心”，小而美的小众目的地正在崛起。携程公共事务部总监付茜茜说，从电视剧《狂飙》带火江门，到淄博烧烤、许昌胖东来，三四线城市成为今年的旅游黑马，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今年十一期间，这一势头还在延续。淄博、延边、防城港、酒泉、南阳、广元、承德、伊春、曲阜、乌兰察布等地级市，预订量同比增速均为去年十一10倍以上。 7月16日，山东淄博烧烤海月龙宫体验地，火爆场面吸引了网络直播达人。图/视觉中国 十一作为全年龄段人群的旅游消费节点，也是家庭出游高峰，沉浸式、养生式的反“特种兵”旅游是很多家庭的首选。对于想避开高峰，避免“人从众”的游客，付茜茜建议错峰出行的同时，也可以考虑风景秀美、旅游资源丰富、费用不高的“冷门”目的地，例如“月亮之都”宜春、“广西小新疆”百色、“小三峡”巫山、“世界佤乡”临沧、“世界茶源、中国咖啡之都”普洱等地，从携程搜索热度数据看，这些小而美的目的地整体订单规模不大，国庆预订还不拥堵。 小众“出圈” 既然有8天假期，国内众多景点又可能爆满，不少人选择出国看看。众信旅游集团媒介公关经理李梦然发现，游客对于旅行规划意识逐步提升，因此以拼假游形成的超长假期在十一黄金周得到充分体现——不少人通过请几天年假组成了14天超长假期。 在超长假期成为可能的背景下，欧洲目的地复苏趋势明显，深度、体验类产品特别受到人们的关注。从众信旅游欧洲产品情况来看，大部分赴欧旅游产品天数已经从8~10天逐渐拉长到12~13天，甚至20天以上。越来越多的游客希望通过一次旅行，更加深度地探索一个旅游目的地。从目的地方面来看，南欧—西班牙、葡萄牙；东欧—奥地利、匈牙利、塞尔维亚、黑山；北欧、英国等，都是最受关注的旅行方向。 今年8月10日，文旅部办公厅发布通知，公布了第三批出境跟团游目的地，出境跟团游国家和地区由此前的60个扩展至138个，这使得欧洲目的地的产品得以更有效的串联，欧洲产品的丰富度自然得到提升，使欧洲成为这个十一黄金周最活跃的目的地市场之一。 和国内的小众旅游目的地崛起同频，境外旅游目的地也开始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趋势。李梦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文莱、突尼斯、摩洛哥等小众、特色鲜明的旅游目的地报名速度较常规旅游目的地产品报名速度更快，例如众信的文莱旅游产品，上线后不到2周就已全部收满。很多人看中逛文莱当地最大夜市、品尝地道的文莱小吃、在热带雨林里感受营地午餐等这类颇具当地特色的项目。 曾经是中国人最重要旅游目的地的泰国，因为负面传闻，口碑曾受到一些影响。今年8月，泰国迅速展开行动，将拯救泰国旅游业置于首要位置，尤其特别注重改善对中国和印度游客的签证政策。9月13日，泰国就作出决定，对中国游客实施为期5个月的免签政策，从今年9月25日开始，持续到明年2月29日，跨越了十一黄金周、新年和春节三个重要假期。在免签消息宣布的当天，泰国在携程上的相关搜索热度就飙升了800％。众信旅游普吉岛、清迈等产品也在免签政策发布后快速售罄。业内预测，泰国有望重新成为这个国庆假期出境游的“顶流”。 偶然、玄学和不可预测 如果说十一黄金周的出游火爆是可以预见的趋势，那么平日里一些因为社交网络而走红的网红景点的出现则充满“玄学”的味道。那些各地生活中的日常，被网友重新发现、重新审视、重新包装与建构，然后爆红于网络，成为年轻人“特种兵”式旅游必去的打卡地。这也成为了近几年尤其2023年旅游的又一明显趋势。 在很多老天津人的记忆里，海河桥上的大爷跳水至少数十年前就有了。按网络上一些博主的“考古”，海河桥上的跳水活动兴起于1949年后，那时，海河上的几座浮桥改为石桥，到了夏天就开始有人跳水、游泳。可是直到2023年夏天，它才突然被天津以外的人们发现。没人记得谁是第一个发现它的人，它似乎突然就降落在我们的视野里，“泼天的富贵”来得纯属偶然。 9月3日，天津狮子林桥，跳水现场吸引大量游客围观打卡。图/视觉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教授魏翔已经关注网红景点多年，今年春季刚刚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台盘村调研过“村BA”，在他看来，所有火爆的网红景点，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人造”。这和传统景点的底层逻辑相通，“自然界中很多风景优美的地方并不为人所知，没有成为景点，只有当一处风景经过人为规划，才使之成为景点。” 第一个发现台盘村“村BA”的人，是贵州摄影师姚顺韦。在当地，“吃新节”期间的乡村篮球赛已经持续多年——贵州省黔东南这个“百节之乡”，除了农忙，几乎都在过节。2022年7月，姚顺韦拍摄并精心剪辑的一段4分15秒的视频里，观众组成四面人墙，从赛场周围向夜空延伸，深夜的露天篮球场还在沸腾。这段视频很快吸引来了各路视频博主，经过他们的直播、解说和再创作，台盘村的乡村篮球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在互联网上发酵，被机智的网友按照NBA、CBA的命名规则，亲切地称为“村BA”。今年6月7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和体育总局办公厅发布了关于举办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BA）的通知。 魏翔调研后发现，“村BA”的走红是网红景点产生的典型——“经过一波又一波的衍生和传播，每一波都有不同的受益人和制造者。”“村BA”成为网红的第一波制造者无疑是姚顺韦，他的目的是宣传带有个人品牌的照片和视频，随后他的视频被MCN公司发现，专业自媒体、KOL出手进行再创作，他们为了获取流量，第三波才是“村BA”自己意识到网络的力量，开始自我宣传，最终被农业农村部发现，推广成为全国性活动。魏翔认为，如今大部分网红景点，大概都是这样的制造过程，其中包括“淄博烧烤”和“天津跳水大爷”。其中最关键的推手，当然是在几个风头正劲的短视频社交平台上以流量为生的各个红人大号，他们四处寻找可能获得流量的“素材”，一旦找到，就进行包装和重塑，以一种符合观众需求的新视角重新观看。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8月19日晚，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台盘村“村BA”现场上演深山音乐会。摄影/本刊记者 瞿宏伦 观众的口味在某种程度是难以捉摸的，因此所有网红景点的“人造”背后，又存在着一些偶然、玄学和不可预测性。“也许我们能够预测明天哪种类型的内容大概会火，但是我不相信有人可以断定某个内容一定能火。”长期研究社交媒体和数码人类学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董晨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推动一个内容传播需要循着社会心理的当下状态顺势而为，即便如此，也还是存在几率。 在董晨宇眼中，与前些年曾走红的景点相比，最近一年的网红景点似乎格外不同——“以前的景点，无论壮观还是精巧，无论自然景观还是人为制造的新奇之物，我们在那些景观中完成人与物的链接，如今，无论‘淄博烧烤’还是‘天津大爷’，它们完成的都是人与人的链接。” 疫情期间，人与人的链接太过艰难，无疑是重要背景。在淄博烧烤摊位，我们终于又和同学、朋友举杯，完成熟人之间的链接，在天津海河狮子林桥畔，素不相识的人们共同被一群大爷对生活的热爱和乐观触动内心，完成与陌生人的链接。一个专门赶赴天津看过大爷跳水的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自己站桥边上看了三个多小时，依旧兴致盎然不想走，“太开心了，太有乐了，去真正的5A景区旅游都没这么开心过”。在这些网红景点里，哪怕只是云在场，人们终于不再孤独。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教授魏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随着经济向高质量发展，人们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改变，他总结出“三平趋势”——平替化、平滑化和平权化。简而言之，冲动消费转变为理性消费，对稀有品和特殊品的需求降低，转而追求大家都能消费得起的更平等的享受。无论“村BA”、“淄博烧烤”还是“跳水大爷”都符合“三平趋势”——全部不用买门票，没有门槛地平等对待所有来客。 我来过，我在场 著名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曾将生活的社会比作舞台，人际交往比作演戏，人们在这个舞台的“前台”作为表演者展示自己的最佳形象。60多年前就已提出“拟剧论”的戈夫曼一定想不到，今天的人们在互联网以及社交媒体的帮助下，正在以空前的热情和效率实践着他的理论。 在围观大爷们跳水的狮子林桥，不但各路网友、重庆大爷、青岛大爷甚至前奥运冠军都加入了跳水队伍，围观群众还组成“打分团”，谁能带动大家的气氛谁的分数就高，无论水花大小，主打一个松弛度和生活状态。跳水的“伯伯们”和欢乐“打分”的年轻人，都能引爆全场欢呼。 “参与文化”和“共同制作”正是互联网传播的基本逻辑。董晨宇觉得，在狮子林桥边上给大爷打分，这种与互联网基因一脉相承的行为和发弹幕并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是线上的参与式文化渗透进入到了线下。“我们都有一颗跳动着的想要成为其中一部分的心，当我们经过参与，成为它的一部分之后，我们其实重新书写了所谓的网红景点。网红景点不仅是景色创造的，也是参与其中的人创造的，这种再造，又为景点本身提供了一层新的含义。” 如今已经与互联网文化紧密捆绑在一起的青年文化，为网红景点的传播贡献了最主要力量。作为青年的主体，大学生们时间紧、景点多、花费少，主打快节奏的“特种兵式旅游”，不断向市场要求新的网红景点诞生。他们剪辑的旅行视频运镜花哨，卡点精确，在某种程度也是景点能够成为网红的推动者。他们自网络中来，把网络的文化逻辑融入线下物理空间，再把网红景点打卡作为一种纪实方式，将自己在物理空间中的影像、图片、定位移至线上空间进行自我展演，并在他人的点赞和评论中获得喝彩和掌声，实现对个人理想形象的构建。在这一整套行为过程中，人们的肉身同时处于现实与虚拟世界，实现了身体的双重在场。这是在网络空间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自我表演，也是互联网时代人们所追求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自我表演的概念绝非贬义，戈夫曼在他的代表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中详细阐述过：如果这种面具代表了我们自己已经形成的自我概念——我们不断努力去表现的角色——那么这种面具就是我们更加真实的自我，也就是我们想要成为的自我。审美更是人类的本能需求，一百多年前，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现代性研究领域的一个著名论断，就是断言现代日常生活是一个“铁笼”，而审美则具有某种将人们从“铁笼”的压抑中拯救出来的世俗“救赎”功能。 以“参与”和“共同制作”为基本逻辑的审美，也许注定只能在社交媒体营造的空间叙事里完成，因为传统视听传播媒体时代，总被官方掌握的城市形象宣传，展现出来的是恢弘壮美的全景式形象，人们只能远观。北京联合大学在线旅游研究中心主任杨彦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只有带着解构和个性化意味的普通用户叙事，才能让我们有更强的“代入感”，并沉浸其中。因此，“网红景点的出现，可以说与个人传播能力被媒体技术不断放大的过程同频。” 例如如今被称为“现实版千与千寻”魔幻之地的重庆洪崖洞，早在2006年9月就已经全面完工，正式开市。2006年洪崖洞的自我定位是：游吊脚群楼，观洪崖滴翠，逛山城老街，赏巴渝文化。结果，开市后的洪崖洞经营情况并不好，接连亏损五年。直到2017年，一批熟识二次元的90后旅行博主打卡洪崖洞，发现了这里和千寻(宫崎骏动画《千与千寻》中的女主角)工作的油屋极度相似，视频传开，游客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仅2017一年，洪崖洞接待的游客，就从原来的400万变为1200万，超过了当年故宫的游客量。2018年，洪崖洞视频内容传播量达到十亿级，几乎刷爆了社交媒体平台。至此，不仅外地游客，重庆人也开始重新审视这里，慢慢也喜欢来散散步，坐在江边吹吹风。 旅游博主好像当年的“炒房团” 人们印象中第一次感受到网红景点的魅力，是2017年底从西安永兴坊的“摔碗酒”开始的。前一年也就是2016年9月，抖音、火山小视频上线，短视频市场正在进入高速发展期，在那个短视频刚刚兴起的时候，各大平台最火的画面，莫过于将一碗酒一饮而尽，然后使劲把碗一摔，用陕西话说就是“撩咋咧”（“好极了”的意思）！ “摔碗酒”通过网络爆红后，络绎不绝的人潮汹涌而至。想要体验一次摔碗酒，起码排队一小时以上，最高纪录日摔2万只碗。在那之后，青海茶卡盐湖、四川稻城亚丁、重庆洪崖洞和李子坝轻轨、甘孜理塘……一个短视频就能带红一家店、一个景区甚至一座城。 然而，短平快的短视频内容形式，塑造出的是流行符号式的爆款产品，它们的传播效应又急又快，却注定是有时限的。在享受了流量带来的变现红利后，景点又该如何应对流量的退潮甚至是流量带来的反噬？这些景点的被反噬也有着不同的状态，有些是很快变得无人问津，有些则是因为爆红而让环境极度混乱，而彻底改变了景点原本的样貌和意味。比如，红极一时的“摔碗酒”因为人们的兴趣已过，如今几乎被人忘却；“天空之镜”青海茶卡盐湖则因突然爆红，巅峰时期一天能清理出12吨垃圾；天津狮子林桥在最火的时候，大爷们根本没空跳水，只能在桥面维持秩序，劝阻没跳水经验的年轻人。 说到底，制造网红景点的最重要一环——博主及达人，是流量的收割者，他们收割完一个就需要再收割下一个，在传播中获取盈利，这本无可厚非，但从景点本身出发，这样的思维显然没有把它们当作旅游目的地来打造。魏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地方文旅部门的眼中，旅游博主好像当年的“炒房团”，不可否认他们让一个城市或景点“被看到”，由此而提升了知名度和经济效益，但是他们来了之后也可能造成混乱，“又拿不住”，这是一个需要高层次城市管理智慧才能解决的矛盾。对于炒房团，很多城市早已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有保有控”，将他们炒起来的房价控制在合理范围。但对于流量的监控，对于网红景点这一社会现象的软治理，“这是一个太新的现象和课题，我们显然还缺乏一些意识和手段。”魏翔说。 放眼全球旅游业，似乎没有哪一个地方能够像我们一样，如此盛产网红景点，这与短视频的迅猛发展必然关联，但在魏翔看来，中国的旅游业在中国的发展已走过30年，底层的盈利模式却始终没有改变——依靠数量而不是质量。他感慨说：“无论金融业、制造业，早已开始拼技术了，但是旅游业从上市公司到最基层旅行社或是互联网平台，仍然在数着人头赚钱，这种营销模式是MCN公司能依靠制造网红景点收割流量的重要原因。” 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一个景点的迅速爆红，随后沉寂，似乎又不能仅仅归咎于某个产业某些城市管理或是某类网络机构，它是一个合力的结果，又或者说，这就是如今在互联网扰动下，我们所面临的生活。它们的出现又消失，和如今信息的高度爆炸不无关系，我们每天疲于奔命般地接收各种信息——今天的热点再热，也会被第二天的热点迅速遮盖。 毕竟“车马邮件都慢”的年代已经过去，也许今天的我们在接受的同时也仍然可以思考，是不是可以在不断的加速和变化中选择一些长久，而不是真的只能如二手玫瑰歌里唱的那样：“我必须学会新的卖弄啊，那样你才能继续地喜欢……”

近日，网传王笛新版《茶馆》在印刷前遭到叫停，有书店正联系读者处理退款事宜。对此，涉事出版机构称，该书在印刷前须经再次“审读”，何时出版尚“不确定”。 9月26日，有读者在网上发布消息称，曾在书店预定了王笛的新书《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但突然收到书店通知，称该书“在印刷前的最后一刻叫停了”，书店将联系读者进行退款。 随后，笔者联系了涉事书店主理人，其称网传消息属实。 对此，9月27日，笔者以读者身份咨询了该书出版机构——四川人民出版社。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笔者，目前该书在“送审”，尚未确定出版时间。 “我们要对这个稿子内容重新审读一下。”其中一位工作人员解释道。至于为何在印刷前临时叫停，其表示，“写作是自由，（但）出版是有纪律，有规定的。” 对于该书何时能够出版发行，该工作人员回应称，目前“不确定”，“希望这个书能出，我们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公开信息显示，本书作者为史学名家王笛，专研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史、城市史等，现为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 王笛研究“成都茶馆”长达二十余年，曾出版《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因此广受赞誉。 近年，王笛又推出新书《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公开信息显示，因“对中国和全球城市史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本书英文版荣获美国城市史学会2018–2019年度最佳著作奖。 笔者注意到，本书中文版于2022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相关简介称，该书通过考察成都的茶馆、大众文化以及公共生活的兴衰起伏，揭示日常生活水面之下的种种博弈，“重新发现了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 据悉，继港中大出版社之后，四川人民出版社预备出版该书。据川人社公众号消息，8月20日，相关的新书分享活动在2023上海书展举行，“本次活动，由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有限公司、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办，四川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承办。”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记者丨覃毅 何己派 编辑丨谭璐 四川硅王刘汉元的女儿，刚刚喊停了百亿定增。 9月27日，通威股份公告，终止规模高达160亿元的定增计划。两天前，刘舒琪召集董事会，做出了这项决定。 融资计划是5个月前公布的，当时她刚接任董事长不久。 “基于当前资本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公司价值存在明显低估。”通威董事会指出，终止的目的，是为维护全体股东利益。 自再融资收紧后，这是第一家实质性终止的光伏巨头。市场人士认为，通威此举具有正面意义，光伏融资扩张内卷的格局正在改变。 积极情绪，折射在股价上，9月27日，通威收涨4%，总市值停留在1452亿元。 调整节奏 这笔160亿的定增，本就伴着争议。 这是通威上市以来最大规模的募资计划，放眼整个光伏行业，也是今年最大的一笔。 据披露的预案，资金主要投向内蒙古和云南的两个高纯晶硅项目，进一步扩大规模。 在5月份的股东会上，实际控制人刘汉元与女儿刘舒琪，一同现身。 关于定增，刘汉元提到，公司做了慎重考虑。在千亿级的光伏公司里，通威是融资潜力最大的，资产负债率不到50%。 刘汉元 来源：视觉中国 其实，通威并不差钱。 过去5年，公司完成了3轮再融资，共募资230亿元，累计约52亿元用于永久补流。 其账上资金充裕，截至6月底，货币资金约332亿元，加上交易性金融资产，合计超400亿元，期末短期借款仅2.4亿元。 换句话说，光凭自家手头的资金，就能覆盖投建项目。 按通威的规划，定增终止，手里攥着的两个大项目不会停，接下来靠自己盘活。 “公司将合理利用自有资金、金融机构贷款以及其他融资方式，统筹资金安排，确保相关项目如期完成。” 具体来看，内蒙古与云南两个项目的投资总额约201.9亿元，都按部就班进行。其中，云南通威二期项目已在3月开工，包头20万吨高纯晶硅项目于7月开工。 刘舒琪还专门奔赴包头，参加新项目的全面开工仪式。 过剩信号 掌握上游硬通货“硅料”，通威的扩产节奏十分激进。 去年一年，公司投资活动的流出净额，高达260.57亿元，主要原因之一即是光伏项目投资所致。 来源：通威 到6月底，刘氏父女坐拥超42万吨高纯晶硅产能、90GW太阳能电池产能以及55GW组件产能。 其中，高纯晶硅产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2022年国内市占率超过30%。 上半年，通威仍有多个在建设项目，其投资扩张的经营策略持续。 “公司永祥能源科技一期12万吨高纯晶硅项目已于8月进入试运行。” 公司称，2024年底前，还计划在乐山投资200亿元建成拉棒、切片、电池片项目。 不过，行业担忧，产能过剩风险已向全产业链传导。 通威的业绩，可见一斑。 二季度营收超过400亿，增收不增利，净利约46.7亿元，环比下滑46%，同比也少30多亿。 期内，通威各生产基地均满负荷运行，高纯晶硅销量17.77万吨，同比增长64%，生产成本已降至4万元/吨以内。 然而，售价上并不如意。 硅业分会的数据显示，今年初，国内单晶致密料均价为24.01 万元/吨，如今已降至最低6.57万元/吨，降幅超过七成。 跌价的，不只硅料。 据CPIA的数据，6月底，硅片、太阳能电池、组件价格，分别较年初下降29.49%、11.25%、25.41%。 “光伏产品价格下降幅度较大，致使公司归母净利有所下降。”通威管理层透露，2023上半年，计提资产减值损失14.54亿元。 当“拥硅为王”的行情回归理性，巨额融资及时刹车，新晋掌舵人刘舒琪的决定，不失为一种理智决定。 新手当家 3月接过帅印后，刘舒琪一直相对低调。 她只在4月年度业绩会亮相，缺席了8月下旬的中报说明会，代之以通威公司副董事长严虎等人。 从过去半年的情况来看，刘舒琪很少在公共场合现身。不过，她上任以来，通威的多项决策，引人瞩目。 其中之一，推出一项129亿元的分红方案。 “近年来，公司分红比例一直保持在30-50%。”公司高管如是解释，暗示分红方案只是遵循常例。 据天眼查，持有通威股份43.85%股权的通威集团，刘汉元、管亚美夫妇全资持有。照此计算，他们将分得56.4亿元。 在经营上，有观点认为，通威出现保守导向，比如，减少质押控股股东股票。 目前，刘汉元仍在壮年，34岁刘舒琪在具体决策上的作用，并不清晰，且其有父亲得力助手的辅佐。 副董事长严虎毕业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MBA，1999年就加入通威，熟悉公司财务；N型电池方兴未艾，首席技术官邢国强等人，在技术领域也能独当一面。 财报显示，新掌门刘舒琪的年薪为329.76万元，低于公司元老严虎。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IPG中国首席分析师柏文喜认为，通威二代接班人的经营策略，可能会往几个方向努力： 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拓展国内外市场，寻找新的增长点；加强上下游的合作，形成产业链优势；积极参与政府政策引导的重大项目等。 为守好父辈打拼来的光伏帝国，刘舒琪仍在继续学习，面对行业变局，她会越来越有自己的判断和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