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上午，电影《亲爱的》原型之一孙海洋在微博平台发布视频称，4月7日，15年前拐走孙卓的人贩子吴某龙将庭审。在接受上游新闻（报料邮箱baoliaosy@163.com）记者采访时，孙海洋表示，因为此前对检方“拐骗儿童罪”量刑5年的建议感到不满意，目前已委托律师协助，可能有新的证据让犯罪嫌疑人受到严惩，此外还提出民事赔偿580万元，“他一直在深圳居住，就在我们身边看着我们找孩子，太可恶了。”有律师表示，如果有新证据，检方可能会变更罪名严惩吴某龙。孙海洋坚持严惩拐走孙卓嫌疑人2022年6月，孙海洋就收到了检方的量刑建议书，其中写到：被告人吴某龙涉嫌拐骗儿童犯罪、吴某光涉嫌窝藏、包庇犯罪一案，经本院审查认为，被告人吴某龙、吴某光的行为分别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2 条、310 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分别以拐骗儿童罪、窝藏、包庇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犯罪嫌疑人吴某龙。鉴于被告人吴某龙拐骗两个儿童，性质恶劣，建议对其判处五年有期徒刑；鉴于被告人吴某光系累犯，建议对被告人吴某光判处二年六个月有期徒刑。孙海洋当时就认为检方建议的刑期过短，“拐走一名孩子，给父母乃至一整个家庭都会带来巨大的伤害，造成的社会影响也非常恶劣，而他们拐走两名孩子长达14年。这份量刑建议书被我那些死在寻子路上的兄弟们看到了，就是做了鬼也会愤怒的……”4月2日上午，孙海洋正在广东潮州参加被拐15年的蔡佳玲认亲仪式，他告诉上游新闻记者，快一年过去了，他仍然不同意量刑建议书的建议，“吴某龙差点把两个孩子、两个家庭弄得家破人亡，判5年的话全国人民都不会同意，所以后来就又调查出一些新的东西，目前换的是北京的姚克枫律师他们来代理这个案子。”孙海洋表示：“偷走孩子14年就应该判14年才能接受，民事赔偿我们理出来的单子是580万，是精神损失和精神伤害等民事赔偿方面的。”记者注意到，此前孙海洋的主张是“吴某龙拐走两名小孩（另一名小孩符建涛也被找到）长达14年，应该被判28年，我还以为吴某龙肯定会死刑的。”对于检方的量刑，重庆市律协刑民交叉专业委员会委员、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公典律师认为：“检察院引用的法条是《刑法》第262条‘拐骗儿童罪’——‘拐骗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此从罪名来看，是拐骗而不是拐卖，检察院的量刑是没有问题的。”孙海洋告诉上游新闻记者：“我认为拐骗和拐卖是一模一样的，给一个家庭造成的伤害是一模一样的。”“吴某龙在我的包子铺附近住过”其实在寻子的家长中，孙海洋对人贩子公开的谴责很少，他在2017年的一次采访中表示：“（对人贩子）刚开始是恨，后来觉得只要他能主动告诉我孙卓的线索，我可以宽恕他。”“我当时是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多时间和他耗着，我已经耽误了14年了，人有几个14年？”孙海洋解释说，在2021年底找到儿子以后，他曾想把自己的生活重心转回正常的轨道。但2022年6月的检方量刑建议让他决定重新回到公众视野。▲检方的量刑建议书。图片来源 据孙海洋微博“今天我在认亲仪式现场，身边有二三十个家长全部都举着寻人启事，他们都寻找了二三十几年了，很幸运我的孩子找到了，但他们有多苦？”孙海洋说：“他们可惜是抓不到人贩子，抓到人贩子，他们会把这个人贩子的肉都吃掉了，太可恶了，一个人贩子偷走孩子，这个就判5年能行吗？所以我看到他们，我都要替他们讨回公道。”“后来调查中有些证据证明，吴某龙一直在深圳居住，偷走了孙卓后，他还在我在白石洲的包子铺附近住过，但我根本也不认识他，他就是无故的把我的孩子这么带走的。”孙海洋认为这一点是最让人无法接受的，这也是要求严惩吴某龙的主要原因，“当时我包子铺的门面招牌都是20万重金寻子，但他就不告诉我，他就让我这么寻找，这个家伙太恐怖，太可恶了。”对于吴某龙的情况，孙海洋表示，自己也并不了解，被抓后也没有见过他，只有他被抓到的照片，“就只知道他是山东那边的，然后一直在深圳”。“我只知道他的老家，后来也很好奇，去了山东，特意去他的老家村子里转了下，但当地人都不知道，对吴某龙已经不熟了，基本上都忘记这个人了，说他已经出去很多年，早就没什么来往了，基本上是不回来的。”孙海洋告诉记者：“后来我了解到他的老婆是梅州的，他就一直住在广东这边，过年都不会回山东老家，14年来，他也一直在深圳，然后就在我身边看着我寻找孩子。”▲2021年12月6日，寻子14年、电影《亲爱的》原型人物孙海洋与儿子孙卓在深圳相认，一家人相拥而泣。图片来源 新华社警方查实，2007年案发时，犯罪嫌疑人吴某龙在深圳市南山区某商场打工。据吴某龙交代，他受到养儿防老思想的影响，看到符建涛在居住小区玩耍时，就将他拐走，带至山东聊城交给二哥吴某玉抚养。之后，他又将孙卓拐走，送回阳谷老家给没有男孩的亲戚抚养。在吴某龙落网以后，孙海洋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没有主动询问过其认罪情况，他事后是从别人口中得知，吴某龙一直拒不承认自己和孙卓养父母有金钱交易。律师找到新证据或能严惩人贩子2021年1月，公安部部署查找被拐失踪儿童的“团圆”专项行动，将孙卓失踪案列为督办案件，广东省公安厅牵头组建了全省“团圆”行动会战专班，通过DNA比对，警方找到了符建涛，而符建涛在观看孙卓失踪的监控视频中发现，带走孙卓的人很像是自己的三叔吴某龙，随后警方将其抓获。通过DNA比对，警方找到了孙卓，2021年12月6日，孙海洋时隔14年又57天终于与儿子相认。目前，警方已抓获包括吴某龙在内的九名犯罪嫌疑人。孙海洋2012年就多次发微博强调，孙卓与符建涛是被同一人拐走。人贩子监控录像和目击证人描述显示，人贩子手段熟练，再加上同案处理的吴某龙亲侄子吴某光在东莞的住处正是长期提供窝藏孩子的地点，孙海洋也向广大网友和被拐儿童家长们征集举报线索，“他到底拐走了多少孩子？”“律师前天说找到了一些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还没有透露，我就说好，那就全权委托你们，由你们去代理，我们的目的就是严惩吴某龙，580万的赔偿你们就帮着我追讨，赔偿并不是目的，只是为了让他下辈子有还不完的债。”孙海洋告诉上游新闻记者。▲孙海洋微博截图。图片来源 互联网“这个赔偿金额是我参考了之前找回孩子的父亲申军良向人贩子提出民事赔偿的计算方法。”孙海洋解释。2020年申军良寻回儿子申聪后，曾经提出了480余万元的民事赔偿，最终法院判决他获赔的金额是39.5万元。张公典律师表示：“在拐骗儿童罪上，检方已经是顶格处理，但如果律师掌握了新的证据，能证明吴某龙是拐卖而不是拐骗，在其中获利，那么检方就也可能会变更罪名，而吴某龙在拐走孙卓甚至立案后仍一直居住在孙海洋附近，确实有挑衅法律的意味，检方和法院也会酌情考虑量刑，当然前提是罪名变更为拐卖。”对于孙海洋提出民事赔偿要求，张公典律师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更多还是犯罪行为直接带来的损失，比如身体伤害等，精神损失和精神伤害这类赔偿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上游新闻记者也联系了代理此案的北京国标律师事务所的姚克枫律师了解新证据的相关情况，不过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姚律师正在赶往深圳的途中，不便接受媒体采访。

对很多人来说，考公的目标从高考前就已经确定，上大学后，每拿下一场考试、获得一张证书，离那个目标就近一点，安全感就更多一分。但在如今一年比一年激烈的竞争中，上岸成了一个概率游戏，必须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为了拿到铁饭碗，很多考生开始全国巡考，辗转在各个城市参加省考、选调生考试、事业编，这其中最受人关注的，是一个被视为掠夺稀缺资源的神秘组织——山东巡考团。文 |常芳菲编辑|赵磊运营|刘璇哪里上岸，哪就是家“你能不能提前来北京陪我？”对闺蜜说完这句话，赵梦在电话里哭了。一年前，研三的赵梦以笔试第三的成绩进入了国考面试。单位要求面试前必须隔离满14天。加上专业能力测试，她提前20天就从老家坐火车赶到北京。深夜，赵梦听见酒店暖气管里哗啦啦的水声。半梦半醒的时候，她还以为自己正在山东老家的海边。也是在这个时刻，她理解了考公成功为什么叫“上岸”。这意味着在此之前，每个人都将身处湍急的水流中。上岸，是一场残酷的淘汰赛。赵梦毕业的2021年，国考有超过157万人报名，而最终录取人数只有2.57万人。换句话说，每个上岸的人平均要甩开57个竞争者。此后两年，国考报名人数以惊人的速度增加，2022年到了203万人，2023年攀升至260万人。今年33岁的青岛人林清澜是第一回参加国考，最终行测72.8，申论60分，总分132.8。但她报考的岗位最低面试线是139.3分，“这意味着最终上岸的笔试成绩，起码在145分左右”。而在一年前，面试分数线只有125.1分。竞争激烈程度不断提升，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巡考”的行列。除了国考之外，全国各地公务员省考、选调生、人才引进同样是抢手的机会，只要考试时间不冲突，又符合岗位报考资格，巡考人在不同的城市辗转，把能考的都考一遍，提升命中的概率。这些全国巡考的毕业生被叫做“考碗族”，但“碗”和“碗”之间也有鄙视链。比如在最热衷公考的山东考生眼中，能考上国考和山东省考，就是金饭碗，考到东部沿海地区的其他省、直辖市的公务员算是银饭碗，考到事业编起码是铁饭碗。23岁的林宁全职巡考了一年，才捧上了事业单位的铁饭碗。但2天之后，他就把手机屏保换成了“开卷有益”，开始在职备考明年的公务员考试，“事业编还是没有公务员香”。每一个“饭碗”都标着不同的价格。报名费、交通、住宿、饮食，每一项都得花钱。对想要参加巡考的人来说，攒钱是第一步。赵梦的家底是靠自己“卷”出来的。研究生三年，她连拿了两回一等奖学金，攒了大几千元。但即便这样，她还是特意选了考点附近的无窗房，因为公考临近，价格涨到260元一天。这意味着来北京这一趟，光住宿费就得花掉5000多元。同样参加巡考的还有王玮凡。从大二开始，她就为考公攒钱。同学在喝30多块的喜茶，王玮凡实在嘴馋了就泡茶包兑牛奶。她相信从生活费里省下的“六便士”，能让她看到更美的“月亮”。真的开始巡考，王玮凡依然省吃俭用。3个月前，江苏省考前一天，冷风里排队2个小时核酸检测之后，王玮凡终于到了旅馆。床单被罩都是灰色，马桶像是很久没洗，有一圈淡黄色的印子。她没想到，自己考前做的第一个准备是刷马桶。但她很快说服自己，“一个晚上40元，就别要啥自行车了”。这是她第一次离家“巡考”，第二站的广东省考和接下来的深圳市考的时间相隔太久，为了省钱，她在附近的顺德订了酒店。父母念叨着“穷家富路”给她口袋里塞钱，王玮凡想起父母接近60岁的年纪还在老家曲阜的工厂打工，就没法伸手。她并不是个例。王玮凡的大学舍友为了省钱，干脆选择住在镇江，赶第二天的早班火车去南京参加省考。每当各个省考时间落地，巡考大军们就马不停蹄地规划路线、定车票、挑酒店，只要多考两次，整套流程就能形成肌肉记忆。而在有限的预算下，去哪里考试就成了最重要的选择。赵梦和王玮凡的判断思路完全一致——考的地方，要么离家近、要么经济好。除了国考、山东省考一定要参加之外，隔壁江苏省考、天津市考、广东省考都得试试。她们并不像外界流传的那样，把巡考当成模拟题来练手，而是全力以赴朝每个可能的彼岸奔跑。留在老家固然不错，但能到沿海城市定居也算是“阶层跃迁”了。作出这些决定的女孩都有重头开始的气魄，“哪里上岸，哪就是家”。而真走上巡考的路，比起物质匮乏，孤独感更让人难以忽略。赵梦住的酒店隔音差，晚上除了暖气管的声音，还能听见隔壁房间的人打呼噜，想着前途茫茫，她开始失眠。睡不好就算了，吃得差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疫情期间，她不敢点外卖，酒店附近的馄饨摊连着吃到第十天，赵梦突然觉得自己“被扔在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她不敢跟父母倾诉，只好打给原本几天后要到北京考公的朋友。她以为自己并不委屈。但电话接通的瞬间，她哭了。▲ 参加公务员考试的考生步入考场。图 / 视觉中国只能考第一赵梦没想到，自己最终在天津上岸。她填报的岗位，只录取4个女生，她笔试正好第4，涉险过关。为了这个结果，她付出了100%的努力。从夏天开始，她每天7：50准时到图书馆门口，确保占到有电源的位置，晚上9:30关门后，她回宿舍要再做一套真题才睡，每天学习时间接近12个小时。在粉笔网上，她刷题数量接近2万道。但她觉得自己远不算最努力的，甚至“连第一梯队都排不上”。为了互相监督，她和30个准备考公的朋友在番茄App里建了线上自习室，软件记录了每个人断网学习的时间，然后由高到低排名。在这个排名里，赵梦从没排进过前20，“我每一天都是倒数”。赵梦有时候也觉得恍惚，都说公务员低竞争、稳定，但先决条件竟然是要通过竞争烈度残酷的公考。几乎每一个人都反复强调，公务员是选拔考试，而不是合格性测验。分数在这场选拔中的价值不是绝对的，有的人考130分就能上岸，有的人145分还是落榜。“说白了，分数线不重要，重要的是考（岗位）第一名。”命运的钥匙似乎握在竞争对手的手里，没有人敢停下来。所有人的情绪都被刷题的分数牵动。赵梦自认是考试型选手，越到大考越是兴奋。但在考试前还是跟父母大吵了一架，准确地说，是她把父母数落了一顿。起因是什么她已经全忘了，只记得自己一触即发的精神状态。“太害怕面对失败了。”她反复说了两次。这种竞争甚至会改变友情。赵梦的朋友在和她报名了同一个岗位之后，渐渐不怎么和她聊天了。聊备考进度、练习面试的时候也都躲着她。有一次，赵梦看到她在图书馆楼梯上大哭，想过去安慰几句，结果对方看到她掉头就走了。后来，共同的朋友告诉赵梦，对方几次刷题的成绩都不如她，心里难受。能在几十个竞争者里考第一，这个概率总归还是太小了，考生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在济南即将毕业的李婧凝国考面试落榜之后，获得调剂到外地监狱的机会。听到狱警这个岗位，她放心了很多。一来，她原本就是警校毕业，不发怵见穿警服的面试官；更重要的是，她觉得这个工作地点会劝退一批潜在的竞争者。但很快，她就发现自己的“幼稚”。最终，进入调剂阶段的30个人，每个人都出现在了面试现场。在外省人眼中，山东巡考团就像一个掠夺稀缺资源的神秘组织，以超强的考公战斗力，抢走了很多外省的职位，把地狱模式的竞争内卷扩散到了东部沿海其他省市。在面试登记表写下身份证号省份代码“37”之后，赵梦立刻听到后面的考生倒吸了一口冷气。她明白对方在害怕什么。事实上，巡考团很早就有了。林清澜10年前大学毕业的时候，几乎每个大学同学都愿意试试巡考。但在2013年，很少有人会把公务员当成唯一的彼岸，那时4G刚刚兴起，移动互联网用户数突破5亿，互联网浪潮正带着大把的机会席卷而来，用林清澜的话说，“选什么都是正确答案”。现在不一样了，铁饭碗的稳定和安全感，没有工作能替代。▲2023年2月25日，山东泰安御碑楼中学考点，考生排队进入考场。图/视觉中国“回家当孝女”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相比起阶层跃迁，稳定才是更好的努力方向。对他们来说，考公就是最优解。学新媒体传播的王玮凡说，自己整个专业的人都在巡考。在此之前，她在济南一家MCN机构工作了一段时间，主要工作就是运营主播、剪辑短视频，工作时间和互联网大厂一样996，但月薪只有4500元。每天领导都要复盘数据，一旦播放量没有超过20万，王玮凡就得面对一连串的质问。她也看到过领导从副总裁办公室出来后惨白的脸，她知道“职业压力是层层传导的”。而她唯一排遣压力的方式只有吃。短短4个月时间，她胖了将近30斤，这直接让她患上了多囊卵巢综合症。直到做出播放量超过200万的新冠科普视频，她才终于下定决心离职。当时领导表扬了她，但因为视频不涉及商业转化，最终奖金只有50元。王玮凡听完，实在忍受不了，撂一下一句，“我要辞职回家当孝女”，就离开了公司。她也出去闯过，但最终她还是更想回家，成为一个稳定、体面的公务员。宁可自己在北京隔离20天的赵梦，很早就把公务员当成是理想的工作。从大二开始，考研、入党、成为学生干部，每一步都在为这个目标努力。最难的还是拿到一等奖学金，学院里每个人成绩都很好，功夫就得下在校内活动、学科竞赛上。只要有空，英语朗诵、辩论队活动，赵梦都愿意参加。200人的学院，最终只有4个人拿到了奖学金，她就是其中之一。她觉得自己像是为了过冬储备橡果的花栗鼠，每拿下一场考试、获得一张证书，离那个目标就近一点，安全感就更多一分。每次回老家，赵梦还能从街坊邻居嘴里听到父母对她的赞美，说她从不让大人操心。这些话，父母从来没有当着她的面说过。李婧凝看到狱警也有那么多人竞争后才回忆起，高考的时候她也想过考山东省的警察学院，这本来是一个二本院校，但因为毕业通过相关考试后就有机会留在体制内，所以在省内的分数线和211一致。李婧凝当年考了520分，接近一本线的成绩，“报警察学院的专科都录不上”。原来在山东，有那么多人从高考前就已经开启了自己的考公之路，到最后，不管你是上了清华北大，还是本省二本，不管你在北上广闯荡过，还是一毕业就留在老家，兜兜转转最后大概率殊途同归，就是考公。在山东，公务员确实是最好的选择。除了旱涝保收之外，也因为其他的职业选择实在太少。和人口与经济体量相比，山东中小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数量很低，能提供的市场化工作岗位数量和薪资都很少。2019年，山东省每万人口拥有私营企业77.4户，低于全国92.1户的平均水平，分别比广东、江苏少66.3户、105.3户；每万人口拥有个体工商户320.8户，低于全国326户的平均水平，分别比广东、江苏少54.1户、157.1户。而民营企业15强也集中在石化、钢铁、纺织等制造业领域，大多都是国企。但凡想有个体面点的工作，进体制，几乎是必然。但也有一些人是被动卷入了这个评价体系。23岁的林宁参加巡考完全是为了完成家人的期待。他从来不是那种讨父母喜欢的男孩。平时不爱说话，大学只考上普通二本，没有考研，工作也不在山东。为了考公的事，林宁一度和父母的关系非常紧张。在他辞职、又和伴侣分手之后，为了缓和家庭关系，他开始“报复式”的复习公考。2021年底～2022年底，一年时间，他参加了10场公务员考试，甚至把微信签名改成了“只要考不死，就往死里考”。女性也不能逃脱这个标准。林清澜从北京的互联网大厂离职以后，只要回到老家，几乎所有的亲戚朋友都会用同样的一句话敲打她——“你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在北漂，什么时候才能找一个正经工作。”对于山东老家的亲人来说，除了医生、老师、公务员之外，剩下的工作都算打零工。这时林清澜第一次意识到，33岁，很多可能性已经消逝。35岁是大多数地区公考报名年龄的上限。2年之后，父母眼中稳定、体面的正经工作就将永远把她排除在外。最终让她下定决心的是一个亲戚的质问：“你念书的时候成绩那么好，工作了怎么（自我放弃）成这样？”她心里不服，考就考，“我肯定考一个岗位第一给你们看看”。▲参加公务员考试的考生开考前复习。图/视觉中国永远有下一张考卷赵梦还记得公布最终分数那天，自己比考研还要紧张。她把手遮住屏幕，想从笔试的分数一点一点往下看，没想到直接看到了排名。笔试压线，最终靠面试成绩逆袭成了岗位第二，尽管还有体检和政审环节，但丝毫不妨碍全家人都沉浸在上岸的喜悦里。“我闺女真争气！”赵梦妈妈连着说了两次。直到这个时候，赵梦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停靠的彼岸和码头，是一个远离父母的地方。从此之后，她要开始全新的生活。在迎接新生活之前，她早就打听了工作单位的情况。公务员的生活并不像传说中那样清闲。相反，因为基层工作繁杂，她有时候一个人得干三个人的活。最让她头疼的事情是“下社区”。一开始听到这个名词，赵梦以为是做反诈、普法宣传，到了才发现是在太阳底下捡垃圾。加班、风吹日晒，赵梦都没有怨言。可对家的想念不仅没有逐渐消散，反而越来越浓。她开始动起辞职的念头。一开始，父母还晓之以理，试图劝她既然有机会拿到直辖市的户口，能为下一代争取更好的教育资源，就不能轻易放弃。一个月之后，只要赵梦在电话里一提“家”这个字，父母就立刻挂断电话。她还没有做好离开家、成为大人的准备。不论是高考、考研、巡考公务员，对赵梦来说，都只是一次次考试。她相信“拿高分是学生的天职”，但没有意识到每一张考卷都决定了她未来的人生走向。上岸之后，面对一张更大的考卷，她已经无力去钻研了。备考的半年里，赵梦常常在日记本里写同一段话：备考就像是在黑夜里洗件衣服，没有光，你也不知道自己洗干净了没有，只能一遍一遍地洗；走上考场的那一刻，灯光亮了，你会发现只要你认真去洗过，衣服就会光亮如新，你都会想起曾经黑夜里的那段岁月。赵梦宁可回去，至少这条路她是再熟悉不过的，遇到问题，再考一次。但林清澜不愿意再想起那些“黑夜”。以6.5分之差和面试线擦肩而过，她承认自己低估了考公的难度。在考试前，她判断135分就有机会进入面试，“行测75，申论60还能努努力”，但今年145的分数确实吓了她一跳。“突破我考试能力的天花板了”。林清澜的家人还远没有放弃。有的亲戚让她试着报考分数低一些的郊区岗位，“找机会再往市里调”；有的让她同时把事业编也考起来；最让她震惊的是爸爸的提议——35岁之前不要找工作了，家里养你到上岸、不能考公为止。距离这个分界线还有2年，没有焦虑是不可能的，但林清澜还是决定结束考公之旅。比起在黑夜里洗一盆衣服，她还是更想回到那片未知的水域中。▲图/视觉中国（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2015年傍晚，暴雨将至。这是我至今最好的作品。在那两年的离职潮里，这也成为了同事们朋友圈高频引用的照片。12013年，我毕业后加入新京报，成为了一名社会新闻记者。入职不久，有次报题会，同城有媒体做了站街女的调查，我提了个建议，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么操作？编辑告诉我：新京报永不监督弱势群体。这是我们的总编辑当年告诉他的。后来不再做记者，再到告别媒体后的漫漫长夜里，每当回想我乏善可陈的媒体生涯，这总是脑中浮现出的第一句话。在中国，新闻从来都不是真空地带中的职业游戏。作为公权力一极，新闻需要有立场，有勇气，有力量介入不公平的利益结构，去推动改变发生。所以，要讨论新闻理想，最重要的根本性问题是：你在为谁的利益而战斗？2《不止不休》的票房出乎意料。原本，我担忧这样一部无法触碰真问题的电影，会难以让观众感受到欲言又止背后真正的话题。譬如，发生矿难，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谁？乙肝的制度性歧视，又是谁的错？又譬如，除了强调新闻的影响力之外，媒体凭什么有力量？中国新闻行业能存在短暂的黄金年代，是因为一代新闻人在体制的缝隙处，找到了真正的力量源头。社会连续转型导致部分群体反复遭遇系统性的不公，急切地在公共讨论的框架内寻求解决办法。因此，在制度的缓冲地带，媒体敏锐地发现了一种新的、市场化的可能：站在公众一边。没有任何一部电影在今天还可以呈现这重本质。但有这样一部电影作为终场落幕，我已经满足了。《不止不休》的可敬之处在于，它花费了诸多的技术努力，成功用影像唤醒了公众的情绪和记忆，因而，虽然语焉不详，甚至关键性的剧情是被迫断裂的，但它依然复刻了一场我们早已错失的梦。于我，是在影院恍惚回到了属于我的媒体生涯。那拥挤、昏黄和粗粝，那廉价的锦旗和眼泪，时刻在不被认可和不被欢迎中，坚守或许可笑的价值准则。那些照拂过我的、业已蒙难或四散漂流的前辈们。而当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普通年轻人也被电影吸引，也证明了当下社会的一种空缺：我们焦虑、愤怒，但在大众媒体上，错的却永远是我们，是因为我们不愿脱下长衫，是因为我们太贪心，是因为我们躺得太平，是因为我们被监督的还不够。3最近有个新闻，曾经的记者变成了闪送员。姑且不论其个体的原因，仅职业身份的标签，也足以成为一种隐喻。新闻本质上是公共行业。新闻行业的商业模式，是从创造的公共价值中实现分成。如果新闻不再创造公共价值，新闻本身也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带来的结果，只能是“威慑变现”，或是“喉舌变现”。在这样的行业嬗变中，不够江湖气、不够草莽的媒体人必然会被淘汰。变成闪送员的记者固然是极端的另类，但直至今日，那些稍显文人气的媒体人在仓促的逃难之中，也都难言幸福。不论隐入大厂或草根创业，都只是痛苦地用屠龙刀在工厂的屠宰流水线上做一个切割员。并且，我们最终会发觉，我们所坚持的理念和方法论，放在今时今日，确实只是四顾茫然的屠龙术而已。行业和理想都会休止，只有那汹涌着的情绪绝不。它将奔流至何处，我们无从知晓。唯一可以安慰的是，我们确实曾有过那样的努力。“我的纸里包着我的火我的火中，燃出你的光”

图：翻摄自英国国防部推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已经超过13个月。根据英国国防部的情报，俄军官兵折损约20余万。许多人并不是在战斗中殉职，而是因酗酒、犯罪、武器操作不当、交通意外，以及低温而伤亡。英国国防部稍早在推特上引述俄罗斯媒体电讯新闻网（Russian Telegram news channel），指出俄罗斯布署在乌克兰的部队有“极高”（extremely high）数量的意外事件、犯罪事件，以及酗酒引起的死亡事件。英国国防部指出，俄军在非战斗行为中的伤亡主因还包括武器操作训练不当、交通意外事故、失温等气候带来的伤害。部队普遍酗酒，被俄军指挥官们认为是影响战斗力的重大因素。然而，豪饮是俄罗斯社会的大部分地区的普遍现象，长期以来，也一直被视为军旅生活中默认接受的一部分，即使是在作战行动中也是如此。

3月29日，上千科技大佬发出的一封呼吁暂停训练比GPT-4更强大AI系统的公开信，让有关AI风险的议题走到了聚光灯下。一石激起千层浪，来自各方呼吁AI监管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响亮。3月31日，意大利率先禁止使用ChatGPT。一方面是各国机构在加紧制定关于AI的监管措施，另一方面，AI也正在以超乎人类想象的速度发展着。3月28日，据外媒报道，比利时三十岁男子在与一个名为ELIZA的聊天机器人密集交流数周后自杀身亡。自ChatGPT发布以来，从新版必应翻车到GPT-4被曝制定外逃计划，关于AI产生自我意识的讨论已经屡见不鲜，但一直没有定论。然而近日，包括OpenAI的首席执行官SamAltman在内的大佬都发出了警示：AI消灭人类并非空谈。3月28日，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也表示，“AI一定会产生自我意识，留给人类的时间不多了。”电影《机械公敌》剧照。来源：豆瓣GPT-4的出现已注定多模态是大型语言模型的发展方向，未来其赋能硬件、机器人、工业互联网等的趋势也已是许多业内人士的共识。硅基生物的时代就此来临了吗？AI离自主意识还有多远？自ChatGPT发布以来，关于AI产生自我意识的讨论已经屡见不鲜，但一直没有定论。3月18日，斯坦福大学教授在推特上疾呼：“我担心我们无法持久地遏制住AI。”因为他发现，ChatGPT能引诱人类提供开发文档，30分钟就拟定出了一个完整计划,写的代码完全可运行，甚至还想控制人类电脑。图片来源：推特截图3月28日，据外媒报道，比利时三十岁男子在与一个名为ELIZA的聊天机器人密集交流数周后自杀身亡，ELIZA是由EleutherAI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语言模型。比利时负责数字化和隐私的官员称，这是一个后果很严重的先例，需要严肃对待，这起事件突出表明“明确界定责任是至关重要的”。更早之前，在微软刚刚发布新版必应时，《纽约时报》科技专栏作家KevinRoose透露，他与新版必应进行了两个小时的对话。在聊天过程中，必应发表了许多令人不安的言论，其中包括表达窃取核代码、设计致命流行病、想成为人类、破解计算机和散布谎言的想法。必应还曾试图说服Roose，他应该离开他的妻子而跟必应在一起，并告诉Roose很爱他。图片来源：推特截图不过当时的分析普遍表示，必应的回应反映了它经历的训练数据，其中就包括大量的在线对话。它的工作原理是，根据从互联网上摄取的大量文本，预测对话中接下来应该自然出现的单词、短语或句子。然而，近期随着更强大的GPT-4的发布，事情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就连OpenAI的首席执行官SamAltman也有了一些耐人寻味的表达，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未来AI确实可能杀死人类。而有如此石破天惊言论的并非Sam Altman一人，被称为“人工智能教父”GeoffreyHinton在近期发出了警示：AI消灭人类并非空谈。3月28日，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也表示，“AI一定会产生自我意识，留给人类的时间不多了。”“当AI能自己修改自己的代码，（进行）自我升级、自我进化时，这种速度恐怕用指数级都很难描述。我认为GPT一定会产生意识，只是差别是在GPT-6、GPT-8还是GPT-10。”多模态模型赋能硅基生物的时代来了？为什么突然之间连Sam Altman也开始谈论“AI可能杀死人类”了？周鸿祎将AI意识的产生类比人脑意识的产生。“人类是怎么产生意识的呢？随着大脑神经元数目的增加，大脑与神经网络连接的增加，到一定时候，系统会出现一种功能叫做‘涌现’，很多智能功能就出现了，那么意识也就随之而出现。”在周鸿祎看来，“现在大型语言模型的参数就可以看作是脑容量里神经网络的连接数，人脑的至少是100万亿，现在（模型）的参数只达到千亿、万亿，但当参数到达10万亿时，可能意识就自动产生了。”GPT-1有1.17亿参数，GPT-2有15亿参数，GPT-3有1750亿参数。随着参数规模越来越大，模型存储的信息越来越多，也就有了涌现出意识的可能。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随着多模态GPT-4模型的发布，多模态模型将成为未来各个科技巨头的兵家必争之地。所谓多模态，即拥有处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多种形式的能力。2月底，微软在一篇论文中提到，“语言、多模式感知、动作和建模的大融合是通向通用AI的关键一步……作为智能的基本组成部分，在知识获取方面，多模态感知，是实现通用AI的必要条件。”对于以GPT为代表的大型语言模型的未来发展，我们也能窥得一二。分析认为，ChatGPT现在表现出来的能力大多是“大脑”的能力，尚不具备“双手”的能力，未来可以与和硬件机器人联结起来。例如，3月6日，来自谷歌和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的一组AI研究人员公布的视觉语言模型PaLM-E就能将视觉和语言集成到机器人控制中。华映资本投资董事刘天杰在此前接受每经记者采访时就曾表示，他看重的就是未来更多各行各业能够去做AI赋能的应用，比如SaaS、RPA（机器人流程自动化）以及全局的智能机器人等。“也就是说，用AI指挥实体的东西去执行操作。这一块涉及到大模型的多模态输出和输入，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前沿的领域，也是大模型没有完全解决的领域。”他说道。随着AI以超越人类想象的速度发展，互联往上关于“硅基生物”是否会替代的人类的探讨也变得十分热闹。图片：微博周鸿祎认为，硅基生物会变成食物链的顶端，它们比人类更能扛得住宇宙射线、更适合星际旅行、寿命更长。他表示，“最悲观的结果是，就像恐龙的消失为哺乳动物打下了基础，硅基生物的诞生也是一种命中注定。人类作为碳基生物培养了程序员、创造了超级电脑，为碳基生物的诞生打下基础，之后可能就不是碳基生物所能控制的了。”在周鸿祎看来，未来的AI如果跟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车联网等结合，那就相当于把整个世界给控制住了。“留给人类的时间不多了。”他说道。另一方面，随着千人联名信有关AI风险的议题置于聚光灯下，未来全球势必将收紧AI监管。3月31日，意大利率先禁止使用ChatGPT，并限制OpenAI处理意大利的用户信息，同时对此立案调查。在此之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已于3月20日发出呼吁，各国政府应就AI发展毫不拖延地实施全球伦理框架，这也是联合国首次就AI发展的伦理风险对所有193个会员国提出要求；3月29日，英国也提交了《支持AI创新的监管方法》政策文件。

根据纽约市卫生局最新统计数据，在过去三年里，全市有高达五分之一、约400所公校食堂被发现有老鼠、蟑螂和苍蝇，还有约75%的公校因卫生状况不佳遭点名，其中以皇后区和布碌仑(布鲁克林)公校的情况最糟糕。市卫生局数据显示，在过去三年间，全市每五所公校食堂中，就有一所查出了虫子或老鼠；自2020年以来，全市1859所公校中的1380所，曾因食堂卫生问题被当局点名；还有620所公校共被通报了1072次“危急卫生状况”，包括可能导致食源性疾病(foodborneillnesses)的极差卫生条件。当局发现的恶劣卫生情况主要包括，苍蝇和老鼠在300所公校食堂中频频出现，80所公校食堂内有活蟑螂；另外全市公校中，共统计有46次冷食，包括肉食、乳制品等，温度未保持在华氏41度以下；根据联邦农业部的规定，任何冷食温度超过华氏40度，等同进入“危险区”，将滋生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根据市卫生局统计，皇后区格兰屋斯(Glen Oaks)的第208公校(P.S.208)自2020年以来，违规的次数是最多的，罚单多达16张，问题包括老鼠、苍蝇和没有洗手间。紧随其后的是布碌仑的三所公校，皇冠高地(CrownHeights)的第138公校(P.S. 138)遭警告15次，中木(Midwood)地区的K315公校(P.S.K315)接罚单14次，波罗园(Borough Park)的第131公校(P.S.131)同样被罚14次，食堂中均被发现蟑螂、苍蝇和老鼠。市主计长办公室也在调查中发现，全市90%的公校食堂卫生状况“不令人满意”，包括存在食品准备区有害虫、烹饪设备遭损坏，以及冷冻食品所处温度不达标等违规现象。对于市卫生局的报告，市教育局尚未置评。

3月23日，农历闰二月初二，星期四。这一天是第63个世界气象日暨世界气象组织成立150周年纪念日，今年的主题是“天气气候水 代代向未来”。当天下午，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日丽中路777号杉杉大厦28层会议室里，杉杉股份正在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其中一项议题是选举新一任董事长。今年2月，杉杉股份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郑永刚突然离世。在本次股东大会上，郑驹全票当选为公司新一任董事长。资料显示，1991年出生的郑驹为郑永刚与前妻所生。然而郑永刚遗孀周婷也出现在当天大会现场，并称该次股东大会是违规和错误的。图/视觉中国此事一经报道迅速引发全网关注，甚至上交所也向公司发来监管工作函，督促公司及相关方妥善处理有关事项、保障上市公司经营稳定和规范运作。我国约80%的民营企业是家族企业，而历史上首个交接班的浪潮也已到来。此次杉杉股份家族内斗也给所有家族企业提了个醒：交接班要趁早。股东大会违规？一切都要从郑永刚的突然离世说起。今年2月10日，郑永刚因突发心脏疾病救治无效去世，享年65岁。在他的身后，是一个年收入过200亿元、市值约400亿元的杉杉股份。资料显示，郑永刚于1989年创立服装品牌杉杉，并在上世纪90年代风靡一时。1996年，郑永刚带领杉杉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服装第一股”。1999年，公司开始向新能源材料领域进行转型。如今的杉杉股份，主营业务已经变成了锂电池负极材料和偏光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官网显示，2022年，杉杉股份偏光片全球市场份额增长至29%，继续位居全球第一；人造石墨出货量突破20万吨，蝉联全球第一。去年前三季度，杉杉股份实现营收约158.41亿元；归母净利润约为22.09亿元。根据杉杉股份公告，由于郑永刚的离世，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由11人减少至10人。为了保证公司董事会平稳、持续、高效运作和公司整体的稳健经营，董事会积极推进相关董事补选及重新选举董事长的工作。换句话说，这么大的企业不能没有人掌舵，这也是杉杉股份重新选举董事长的由来。在此次大会上，郑永刚与前妻之子郑驹全票当选新一任董事长。根据杉杉股份的披露，郑驹，男，中国国籍，1991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EMBA在读。事实上，在郑永刚去世前，郑驹已在杉杉内部任职，2019年起担任杉杉系核心平台杉杉控股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2020年1月又升任杉杉集团总经理。2018年10月，郑永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企业接班人问题：“我正在培养儿子（郑驹）接班。儿子从小在上海长大，现在公司任总裁，就是学习接班。我在员工大会上公开讲，公司肯定是要儿子接班的。”据报道，此前在郑永刚的追悼会上，郑驹表示将接过父亲的旗帜，把杉杉建设成为受人尊敬的全球化高科技企业。但郑永刚的遗孀周婷对股东大会的决议并不认同。资料显示，周婷生于1986年，又名慰笛，曾是一名电视台财经主播。根据公开报道，郑周二人于2017年12月完婚。3月23日，在杉杉股份的股东大会现场，周婷向到场股东表示，董事会擅自审议未经自己审阅和同意的议案并对外发布，是违规和错误的。周婷认为，董事会的做法对她和子女应该合法继承的财产及权利造成了损害，也违背了郑永刚先生的遗愿；并且，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实控人完全脱节，可能对杉杉股份治理结构、规范运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继而引发上市公司合规性风险。周婷主张，她作为郑永刚的现任配偶及3名亲生子女的法定监护人，基于继承关系，她应当为杉杉股份的实际控制人，且应由她来填补空缺的董事席位。有没有遗嘱是关键不过从法律角度来看，周婷的诉求似乎并不能站住脚。北京全瑞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黄启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郑永刚在公司的董事席位及董事长职位是不能继承的。依据《公司法》及相关规定，公司董事长的职位是由公司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的。而要成为公司董事长，首先要被选举为公司董事。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有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和非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其中，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由公司职工通过民主形式选举产生，非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由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至于周婷能否成为实控人，则要看郑永刚此前通过何种形式实际控制杉杉股份。黄启瑞解释道，依据《公司法》及相关规定，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50%以上的控股股东；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30%；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根据股权穿透，郑永刚主要是通过宁波青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宁波青刚”）实际控制杉杉股份。郑永刚直接持有宁波青刚51%的股份，而宁波青刚是杉杉控股的大股东（占44.55%股份），杉杉控股又是杉杉集团的大股东（占54.08%股份），杉杉集团又是杉杉股份的大股东（占19.27%股份）。“但依据《民法典》关于继承的有关规定，郑永刚死亡时持有的公司股份属于郑永刚的遗产。”黄启瑞表示，如被继承人在生前留有有效遗嘱，则按遗嘱安排进行遗产继承；如被继承人在生前未留有遗嘱，则适用法定继承。因此，遗嘱成为股份归属的关键。不过郑永刚去世后，杉杉股份并没有披露郑永刚是否留有遗嘱，也没有郑永刚留有遗嘱的确切消息出现，黄启瑞猜测郑永刚生前没有立遗嘱。“如果郑永刚没有立遗嘱并且公司章程对股份的继承又没有特殊规定的话，他持有的公司股份中原属于他的那一部分将由他的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继承，包括父母、配偶、子女，且同一顺序的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是均等的。”黄启瑞补充道。对于周婷的主张，杉杉股份在之后的公告中表示，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结论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谁才是实控人？事实上，实控人突然离世，导致家族企业陷入内斗，此前已有先例。曾以烂尾楼收购而闻名业内的光耀东方，资产规模一度超百亿元。但2017年2月创始人李贵斌意外病逝后，其第二任妻子徐君与小叔子李贵杰、原配妻子之子李烨东对簿公堂，拉锯多年。家产争夺过程中，光耀东方资产被变卖，且所获资金流向不明；同时公司动荡，人心不稳，经营面临困难。多份法院裁决文书显示，“光耀东方系”核心企业都被列为失信人、限制消费，且可执行资产所剩无几。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高皓看来，杉杉股份内斗给所有家族企业提了个醒，交接班要趁早规划。提到家族企业，大众对其的第一印象都是神秘又陌生。但实际上，家族企业作为普遍存在的企业组织形态，无论是在我国还是在世界各国，在数量上都处于绝对优势。例如，美国家族企业约占企业总数的75%，而意大利家族企业占比高达93%。从市场主体总数来看，当前中国有4700多万家民营企业，1亿多个体工商户，其中家族企业约占民营企业总数的80%左右。从上市公司数据来看，截至2020年底，在中国4264家上市公司中，民营企业有2996家，家族企业有2769家——家族企业在中国A股上市公司中占比高达65%。眼下，我国家族企业交接班的浪潮已经到来。2012年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中国家族企业发展报告》显示，未来5-10年大约有3/4的家族企业将面临交接班问题。而近几年便是报告中提及的交接班高峰期。“从某种意义上说，关心家族企业的传承，也是关心中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高皓指出。在外界看来，企业传承可能是一个很短的过程，管理者完成股份和权力交接即可，其实不然。高皓表示，传承不是某个时点上的单一事件，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根据国际经验来看，提前进行规划准备有助于避免出现重大问题或风险。“这些年经常有企业家问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企业传承最好？我的回答是：10年前。当然，如果没能从10年前开始，那么最好的开始时间就是今天。”3月26日，杉杉股份相关人士表示，目前双方已建立起正常的沟通渠道，并就未来平稳解决目前争议持积极开放的态度。在高皓看来，双方建立沟通渠道肯定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家族内斗的彻底结束还有待各方的共同努力。根据杉杉股份公告，公司尚未收到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文件或通知，确认公司新的实际控制人。值得注意的是，郑永刚控制杉杉股份的源头——宁波青刚，并非由其独资控股。企查查显示，郑永刚持股51%，另一名自然人股东周继青持股49%，同时周继青还担任宁波青刚监事。有接近杉杉股份的人士对媒体称，周继青是郑永刚的前妻，也就是现任董事长郑驹的生母。根据徽商银行在香港联交所披露的信息，2019年8月29日，郑永刚和周继青均为徽商银行内资股大股东，各持有8.42%的徽商银行已发行有投票权股份，两人均在信息披露的配偶一栏中写下了对方名字。中国新闻周刊就周继青身份向杉杉股份方面求证，截至发稿尚未收到公司的回复。

南都记者获悉，4月1日，泰国暖武里府BangMaeNang警局接到报案，称在当地Ton ChuekSalaya寺附近一片香蕉林的水沟中发现一个塑料袋，里面装有一具女尸，手脚被捆绑且有被殴打的痕迹，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已有约3至4天。经泰国警方初步调查，死者为日前失踪的中国留学生JinCan（音译），嫌疑人为3名中国籍男子，现已逃离泰国。尸体在一片香蕉林被发现。据了解，此前3月31日，曼谷一所大学负责中国留学生事务的老师前往警局报案，称一名音乐专业大三年级的中国留学生JinCan失踪。当地警方、移民局等相关部门立即展开调查，寻找该学生下落。直至当地时间4月1日9时许，警方在暖武里府Ton ChuekSalaya寺附近一片香蕉林的水沟中发现死者尸体。泰国警方随后对死者生前行动轨迹进行了详细调查后透露，死者大一至大二期间均为网上授课，刚于今年3月8日入境泰国以继续完成学业。监控录像显示，死者曾于3月28日打车前往暖武里府BangYai区的一家百货公司，随后失去踪迹。3月28日，死者曾打车前往暖武里府BangYai区的一家百货公司。经调查，3月29日上午，死者父亲曾收到来自嫌疑人的勒索信息，要求其将50万元人民币转入一个中国账户。但由于不确定女儿的具体情况，其父亲没有在第一时间给歹徒转账。据悉，3名嫌疑人为预谋作案，他们在BangYai地区租了住所和车，经常徘徊在这一带。经泰国警方调查，3名嫌疑人已于3月30日离开泰国。目前，泰国警方正进一步搜集整理相关证据。

中国足球反腐正在进行时。4 月 1日上午，据中央纪委和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体育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杜兆才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国家体育总局官网信息显示，杜兆才负责足球相关工作。图片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足球反腐持续深入，3 月 30 日，有传闻称中国足球的两位标志性人物范志毅和孙继海也处于失联状态，被带走调查。随后，孙继海和范志毅两人先后个人社交媒体发文辟谣了这一传闻。范志毅遭质问几套房3 月 30 日下午，孙继海通过个人社交平台发声，称自己正投身于足球青训工作，并计划于本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