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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条

    医院被迫关闭急症室 情况已蔓延至大城市(图)

    全国各地急症室缺护士人手,关闭急症室成新常态。(加新社) 加拿大的医疗系统因护士严重短缺而导致医院被迫关闭急症室的现象在刚过去的周末愈演愈烈,已从较小的社区蔓延至大城市,正继续削弱加拿大的医疗质素。 另外,代表安省救护员协会(Ontario Paramedic Association)的Darryl Wilton昨日表示,在过去周末杜兰区曾出现过零代号(Code Zero)紧急状况,即区内没有救护车可以付紧急服务。 他表示,这主要是因为医院护士不足,一人要应付15名病人,令致救护员无法在抵埔医院后,马上卸下病人。 他强调,省府必须尽快取消限制薪酬增长的124号法案,因为在高通胀头,1%的薪酬增长,是侵蚀员工的实际购买力。 就在刚过去的周末,渥太华的Montfort医院在上周六(6日)和周日(7日)的晚上7时半至清晨7时半期间,关闭了急症室,原因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护士短缺。造成护士短缺的原因包括休假、因感染新冠病毒而缺席上班以及精疲力竭。 渥太华郊区的Carleton Place and District Memorial医院在上周末也因人手问题,关闭了急症室长达24个小时,加剧了该地区的医疗服务被中断的情况。对此,加拿大医学协会(Canadian...

    提供网上自助式房屋买卖平台(图)

    地产业仍是具有潜力。 一位出身渥太华的商家,2009年时因伪造汽车贷款,在法庭上承认自己犯下欺诈罪名。如今他开始在网上提供自助式房屋买卖平台,声称要颠覆旧有的利益集团,遭到了地产行业的抵制,于是他将3个行业协会告上法庭,称对方试图损害他的名誉。 这个名叫奥康纳(Michael Ryan O'Connor)的男子,此前在安省和魁省拥有连锁二手车经销店。2007年时,有多达数百位客户抱怨称无法管理债务,之后他被皇家骑警调查,最后承认2项夸大买家收入以帮助他们获得无法负担的二手车贷款资格的欺诈罪名, 如今奥康纳在网上开设Unreserved网站,提供在线房产拍卖平台,允许市民像在eBay网站上一样放售和竞拍房产,但这一做法令房地产行业大为不满,于是联手抵制奥康纳。 奥康纳也不甘示弱,在今年7月控告渥太华地产局(OREB)、安省地产协会(OREA)和加拿大地产协会(CREA),称这3家机构对Unreserved平台进行诽谤性陈述,试图吓唬消费者不要使用该平台提供的新颖卖房方式。 安省地产协会称对拍卖商的豁免是一个漏洞,对毫无戒心的购房者有可怕的影响。渥太华地产局和加拿大地产协会也警告消费者,不要使用在线房产拍卖平台。 奥康纳声称,这3个组织掌控著渥太华的每一个注册地产经纪,并拥有独家的多重放盘系统(MLS),如今在游说监管机构取消对Unreserved的10年期法律豁免权,而这一权利对该网站的运营生死攸关。虽然有过不良记录,但奥康纳相信自己已经重建信誉,先是转向在线汽车拍卖平台,之后又在2021年转向类似的房地产自助拍卖平台,并在2022年获得3400万元的风险投资,据称在渥太华和安省的几个城市成功拍卖了250多处房产。 地产法务专家表示,在房价高涨和盲目竞价的时代,消费者希望有更大的价格透明度;地产经纪的数十亿元的佣金和费用引起不满,同时在保护消费者和行业内部自律方面,监管有局限性。 奥康纳称,在网站上待拍的房产,从25万元的柏文单位到百万元的独立屋都有,而潜在买家只要先申请到银行预先批准的按揭贷款就可以参加竞拍,每一次加价最低可以为2500元。 法律规定买房者只能以暗标的方式竞投,而Unreserved允许参与者看到整个竞标过程,自然受到许多购房者的支持。这一特殊待遇是利用了安省《房地产和商业经纪法》(REBBA)中的一项豁免,该条款允许拍卖商在典型的经纪人法规之外买卖房地产。 这项豁免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当初的目的是用于拍卖家庭农场。

    大多区房价连跌4月 恐半个世纪最大调整(图)

    皇银对年内加国房市并不乐观。(加新社) 加拿大皇家银行警告说,大多区的楼价之前涨得有多高,如今就跌得有多大,这个连续4个月的房价下跌,最终可能成为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最深刻的一次。 加拿大皇家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霍格(Robert Hogue)在8月4日发表的一份报告中称,较高的利率开始对市场造成巨大损失。而随著进一步加息的到来,未来几个月的房价可能还会继续下滑。 而这一预测与Royal LePage上个月的报告正好相反。LePage的报告乐观地预测,今年馀下的时间内,房价将大概保持不变。 霍格说:「我们预计,加拿大央行今年秋季的隔夜利率将再增加75个基点。由此买家将采取观望态度,经济下滑将加剧并进一步蔓延。加拿大房价最难以负担的温哥华和多伦多以及周边地区,鉴于其可负担性以被撑到极致,而且疫情期间涨幅过大,风险也因此最大。」 多伦多温哥华调整较明显 加拿大银行自3月以来已将基准利率调高了225个基点,且央行还警告说,鉴于通胀率仍处于近40年的高位,进一步提高利率将是必要的。 霍格在他的报告中指出,房价调整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存在,而在多伦多和温哥华等成本较高的市场尤为明显。其中多伦多的房产交易活动目前处于13年来最缓慢的时候,只有疫情刚爆发时才能相比。而且待售房的数量也比一年前增加了58%。 多伦多地区房地产局(TRREB)上周发布的新数据显示,7月份大多区房屋的平均基准价格按月下降6%,至107.47万元,同时销量也比去年同期下降47%。 大多区屋价较3月份跌13% 「由于有更多的选择,更高的利率,使买家的购买预算缩水,买家能够从卖家那里获得有意义的减价。」 他还指出,大多伦多地区的房屋平均价格比3月份下降了13%。「我们预计买家在未来几个月内仍将处于观望态势,因为他们要应对不断上升的利率和糟糕的负担能力。」 虽然霍格确实说多伦多市的柏文市场可能相对保持更多弹性,但其他地方的价格暂时会继续下降,特别是在905地区,「那里的房产价值在疫情期间飙升。」 多伦多地区房地产局7月的数据表明,大多区的房屋平均价格仍比去年同期上升了1%。

    加拿大议会委员会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加拿大各机场混乱延误状况

    加拿大议会委员会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加拿大各机场混乱延误状况。 照片:Radio-Canada RCI发布日期:21:25 此时正值夏季议会休会期,但是加拿大众议院交通委员会星期一(8月8日)下午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国内各大机场出现的混乱。 今年夏天旅行限制取消后,在家里憋了两年的加拿大人蜂拥出游。机场和航空公司的旅客人数大增,同时却人手不足。入夏以来,加拿大各大机场都出现飞机滞留,安检和海关等待时间过长、航班取消和行李延误等问题。其中多伦多机场的混乱状况最为严重。 根据加拿大交通部提供的数据,在7月25-31日这一周,全国机场平均每天过境或抵达的旅客人数超过9万人次,出发旅客超过16万5千人次。其中出发旅客人数比前一周增加了13500多名。 加拿大交通部表示,联邦政府和航空业正在为缩短旅客等待时间共同努力,采取的措施包括增加海关和安检人手,增设自助通关柜台和电子闸门,并改进用于海关申报的ArriveCAN手机应用程序。 (La Presse canadienne, adaptation en chinois par Wei Wu) 文章来源于RCI:加拿大议会委员会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加拿大各机场混乱延误状况

    加拿大新闻

    大温再爆枪案 警方熟悉男子乘的士遭伏击(图)

    素里骑警公布,市内吉尔福德区(Guildford)发生枪击案。警方9日下午约2时20分接报指一部的士被击,并派员前往108路14800号路段停车场,到场发现的士男乘客已死亡,而的士司机受伤送院,伤势严重。现场一部小客货车黄的士被警方以黄带包围,而车身后半则以大胶布盖着。警方证实,初步调查显示30岁男乘客为事故的目标,他是警方熟悉人物。案件交由整合凶杀调查组(IHIT)跟进,IHIT呼吁线索民众致电报料热线1-877-551-4448或电邮至ihittipline@rcmp-grc.gc.ca。

    火灾事故?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机场发生剧烈爆炸

    RCI发布日期:22:23 星期二(8月9日),位于克里米亚西部萨基市的俄罗斯空军基地发生剧烈爆炸。俄罗斯国防部否认基地被轰炸,而乌克兰社交媒体上的消息称它是被乌克兰长程导弹击中的。 视频显示,萨基空军基地多处上空升起夹杂火焰的浓烟蘑菇云。爆炸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当地的救护车和消防车也前去增援。俄罗斯国防部说,爆炸是因有人违反消防安全规定而引起的。爆炸造成1人死亡,数人受伤。没有飞机受损。 乌克兰国防部在脸书上讽刺说,他们无法证实起火原因,但是再次提醒人们注意遵守消防安全规定,不要再某些不便明说的场所吸烟。 如果确实是乌军所为,这次爆炸就是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军事设施首次被攻击。俄罗斯曾警告乌克兰,攻击克里米亚将招致大规模报复。 同一天,乌克兰官员说,过去二十四小时内有3名乌克兰平民死于俄罗斯炮击,23人被炸伤。俄军向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的尼科波尔市发射了一百多枚火箭弹,一些住宅楼和工业设施被炸毁。 俄罗斯和乌克兰互相指责对方炮击核电站,引起国际社会对发生核灾难的担忧。 (AP, adaptation en chinois par Wei Wu) 文章来源于RCI:火灾事故?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机场发生剧烈爆炸

    警惕俄罗斯的好战:加拿大军队总参谋长主持北极六国防长会议

    RCI发布日期:21:08 来自加拿大、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美国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及军队代表本周在纽芬兰省圣约翰斯市举行北极防长会议,讨论北极地区的安全与盟国合作问题。这次会议由加拿大军队总参谋长艾尔(Wayne Eyre)主持。 上一次北极防长会议还是在2012年举行的。那一次会议还有俄罗斯代表参加。十年后,国际形势、全球气候和科技领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艾尔星期一(8月8日)发表的声明说,北极地区的战略意义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与此同时,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和它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建设使加拿大和盟国必须提高警惕,因为发生在欧洲和世界各地的事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后院。 他说,国际形势在迅速变化,要维护我们的北方领土主权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与盟友的紧密合作是关键。我们所享有的稳定来自我们的联盟的强大,来自相互信任的国际伙伴之间的关系。 艾尔在接受CBC采访时说,北极地区有未开发的能源和渔业资源,有新的通道,未来这里将成为一个国际关系的重要舞台。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气候变化,经济利益,俄罗斯的军事化建设,中国对北极的兴趣。北极防长会议的与会代表讨论的重点是如何建立起一套互动的规则,防止这个地区出现紧张局势,特别是在目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 对加拿大军人是否在乌克兰境内不置可否 环球新闻等媒体上星期报道说,加拿大特种部队军人不是去英国,而是去乌克兰境内向当地士兵提供培训。艾尔拒绝证实或否认这个消息。 艾尔说,他不会谈论敏感的军事行动,也不会证实或否认有关报道。他称有些媒体的报道属于猜测,令人失望。如果消息是真的,那就会把加拿大军人置于危险之中。另外,这些猜测还会给俄罗斯制造的假新闻提供素材。 加拿大国防部长阿南德(Anita Anand)上星期宣布,加拿大将派出225名军人前往英国,协助英军培训乌克兰新兵。这意味着重启北约在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开始、因俄乌战争中断的培训乌克兰军人联合者行动。 (CBC News, adaptation en chinois par Wei...

    【临危受命】加拿大冰球协会任命多伦多女律师担任临时董事局主席(图)

    陷于被指处理性侵犯指控不力危机的加拿大冰球协会(Hockey Canada),周二任命多伦多律师斯金纳(Andrea Skinner)为董事局临时主席。该协会前主席布林德阿穆尔(Michael Brind'Amour)于此前的周末刚宣布辞职。加拿大13个地区冰球联盟此前援引对冰球协会处理性侵犯指控不力为由,威胁停止向冰球协会缴费。大量公司也已撤回对协会赛事的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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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尔淹成湖,这栋大楼却例外!网:是诺亚方舟?

    ▲青南大楼挡水墙成功阻挡洪水进犯,左为2011年7月、右为2022年8月。 (图/翻摄自韩网,下同)南韩首都圈(首尔、京畿道、仁川)从8日起连续2天降下致灾性暴雨,由于汉江、道林川等河水暴涨,加上首尔江南低洼的地形,不仅道路淹水湍急,甚至洪水还直接灌进地铁站和一般住宅内,造成人员死伤。不过,一栋17层高的大楼却仍屹立不摇,仔细一看,挡水墙居然发挥作用,网友们对此称赞是“诺亚方舟”。根据韩媒《中央日报》,南韩各大网路论坛从今(10)日便流出各种关于该栋建筑物的影像,标题大多是“挺过这次暴雨的那道门”、“知名的江南站洪水保护膜”,该栋建筑物为首尔市瑞草区瑞草洞江南站5号出口附近的青南大楼(청남빌딩),该栋大楼兴建于1991年、1994年完工。 강남 물난리 안전지대방수빌딩서초구 청남빌딩 1.6m 높이 접이식 방수문의...

    好好说中文有罪吗?是谁“口”死了中文?

    01. 前段时间看微博上一个博主发文,问你们那好好说中文要判几年? 然后得出一个结论:中文已死! 评论区里也一呼百应,大家纷纷吐槽最近看到的网络乱象: 以前想夸一个人还能说上两句,现在只会说绝绝子, 以前伤心难过能写篇小作文,现在一个emo直接结束。 用词也越来越低幼化,把“抑郁症叫”“玉玉症”,把医务工作者叫“大白”,把新冠感染者叫“羊”,把被辞退叫“毕业”。 气氛已经烘托到这了,甭管你理不理解,好多人已经开始给中文“哭丧”。 您先别急着跟着一起哭。 从几个网络流行词的出现就直接把中文给枪毙,是不是有点太过了? 实际上,随着互联网越来越普及,出现一些网络流行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往前扒十几年有“兰州烧饼”和“蓝瘦香菇”,今天的“YYDS”其实和当初的“886”也无本质的区别。 其中有一些,红过一阵后迅速过气,成了少男少女黑历史里永远的痛。 而另一些经过时间考验的流行语,甚至被编入了词典。 就比如2008年《咬文嚼字》首次评选年度十大流行语,就让我印象深刻:其中既有源自方言的“山寨”,也有来源于古汉语的“囧”。 时至今日,“给力”“点赞”等昔日网络用语也时不时出现在各种公开场合,甚至是官方报道里。 中文能够随着时代更新和进化,不恰恰说明了它具有包容性? 网络用语的加入赋予了中文与时俱进的活力。 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文才不会因为出现几个新词就被害死了。 好的流行词会保留下来丰富中文,劣质的则会逐渐被人们淘汰。 一个热知识,现代中文在它发展的过程中本来就融合了很多新词,甚至是在当时看来最时髦的“外来语”。 中文非但没有被害死,反而显得更加具有生命力。如果当时所有人都在强烈抵制,说不定现在我们依然还在写八股文呢。 至于那些说什么“捉羊”,什么“小羊人”害死了中文,我就觉得更没道理了。 这明显是用这些词的人拿苦难开玩笑,不把别人当人看,该批判个别人的素质低下就批判,怎么也推导不出”中文已死“吧。 当然,并不是说我就支持把“永远的神”写作“YYDS”,说实话我也很讨厌。 拼音缩写很抽象,但又毫无信息量可言。 绝绝子的表达如果泛滥,可能到时候大家说话都是千篇一律。 但不代表我看到我讨厌的东西出现,就把整个中文全给否定了是吧。 将某些表达理解为一部分人获得身份认同的现象(事实上也只有一部分小圈子的人在用),同时约束自己规范用语,不要跟风扩散就好了。 看到几个流行词就开始说“中文已死”——没那个必要。 02. 但与之相对的,有时候其实不是网友们不想好好说话,而是他们不能。 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因为各种原因带来的屏蔽词。它不是直接杀死中文,而是将中文给“阉割”了。 说来也巧,那个说着中文已死的博主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结尾不忘说句:查看全文,可以看我的微信公主号。 场面一瞬间有点尴尬,开口闭口说现代用词不规范把中文害死了,结尾又来了谐音字替代。 一下子就升华了主题——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毕竟你发微信公众号,微博直接给你屏蔽了呗。 当代越发怪异的屏蔽词制度时常让人摸不着头脑。造成的结果是,很多人不得不在平台“规范”下使用的畸形缩写和表达。 有博主诉说了自己的“奇幻遭遇”:在一天内,直播间违规八次。其中三次是因为说了“微信”。 因为站内提醒,涉嫌倒流。 于是微信只能叫”WX“,公众号只能叫”公主号“,或者更晦涩的说法。 博主接着说道: 如果说,到此为止还只是几家公司之间的“商业之战”,接下来的事情就开始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了。 更魔幻的是,屏蔽词的扩大令所有人都始料未及,比如不让说疫情原因,要说口罩原因。 有网友表示,类似的事情并不是孤例。 所以其实有时候都已经不是我们不想好好说话,而是一些机制让我们没法好好说话。 即使靠写博文吃饭的博主,都不知道平台的屏蔽词到底有哪些,有时候你看着完全正常的一句话,就是莫名其妙触发屏蔽机制了,辛辛苦苦写的内容,最后被限流,只有很少的人能看到。 于是,大家只能越来越不说人话,自我审查,把所有可能被屏蔽的词一股脑用错别字或是拼音代替。 附上网友总结出的平台倡议规范用语。突出一个不好好说人话。 新一代人,正在养成一种新型的文字体系,这种文字体系说白了,就是为了平台而故意制造的错别字。 博主担忧:是不是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在暑假作业里写着: 白雪公主吃下王后给她的苹果,芭比Q了。 他们写着:我妈妈在抖爸爸的啵啵间,花了五十米买了东西。 他们写着:我要好好赚米,成为国家栋梁。 哦对了,有些地方”国家“甚至也是屏蔽词,于是只能说:我要好好赚米,成为国国栋梁。 一千年后的人类如果考古发现了这一切,会不会觉得这是2022年的”通假字“呢? 03. 不得不承认,越来越多的屏蔽词字库让我们的交流越来越困难。 除了那些平台造成的病态缩写之外,看着现如今的网络现状,你会觉得有些人恨不得把世界上所有负面词汇绞杀。 哦,不好意思,杀好像也是屏蔽词,应该说绞口。 在游戏里AI和玩家斗智斗勇,它们总是能以最刁钻的角度找到你的“污言秽语”,哪怕你本来并不是那个意思。 类似的操作数不胜数,比如“操作”变成了“x作”、 “听妈妈的话”变成了“听妈xx话”。 若不是“白色情人节”都会被屏蔽成“白xx人节”,以我的脑回路,肯定不会想到原来其中还藏着这两个字。 最经典的还是某游戏出了一个线上答题活动,问“兵马未动”的下一句是什么。结果活动现场看到的都是: 淘宝里屏蔽SB也让很多买了带有USB设备的人苦不堪言: 更离谱的还是前段时间上网课。 然后政治老师在课上讲“政治话题”,直播间直接给封了。 。。。。。 04. 不过网友们总有无穷无尽的办法来突破屏蔽词库。 今天你封了这个,改天我就用别的词。 比如很多人都爱用 “伞兵”指代“傻逼”。 但是前段时间,官媒发文说了请不要污名化伞兵。 百度也算是搞明白了,之所以伞兵被当成骂人的话,是因为本来用来骂人的词不能用了。 所以他们干脆把傻逼两个字放开了。 恢复了“发傻逼自由”的网友们,一时半会儿还有点不适应: 但后来百度想想恢复“傻逼”也不太好,又想了个新招。 于是有一段时间,只要你在贴吧打”傻逼“两个字,系统会自动识别,给你变成下面这张图: 我当时还觉得是段子,去试了一下,居然是真的: 不过最好笑的还是,一开始“傻宝”表情包仅对于手机客户端有效。这就导致那会儿你打开那些测试“傻逼”的帖子,用电脑看依然是“傻逼”二字: 一通操作下来,百度贴吧的“傻逼含量”反而更高了…… 当然各大网络平台,不能放任这些脏话如此嚣张,所以屏蔽了很多能用来骂人的词。结果网友们将很多词赋予了新的含义: 比如“尼玛”原本是藏语里太阳的意思,因为"你妈"的限制使用,这句话反而变成了骂人的话。 到后来不让攻击母亲了,大家只好说“你妹”。 当然百度百科解释这个词是因为“网民素质进一步提高”出现的,还是有点搞笑。 时至今日我看到别人说睿智还会在想对面是不是在骂我。 不得不说这才是对词语的一种污染。 05. 屏蔽词不仅影响到了网上交流,同样也影响到了各种文艺作品。 有人发现因为审查问题,某游戏公司把”杀“替换成了“口”。 于是网友们开始疯狂玩梗,一些片名或台词瞬间就变得耐人寻味。 这种矫枉过正从网络蔓延到现实中。 改歌词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 至今记得今年跨年线上演唱会的时候,平台把五月天最摇滚的一首歌《爱情万岁》的歌词也给改了。 把“就让我穿过你的外衣然后你的内衣”改成了“就让我看见你的眼睛闻到你的呼吸”。 还有把“就让我吻你吻你吻你直到天明。”改成了“就让我问你问你问你直到天明。” 让人忍不住吐槽“问到天明,阿sir审讯犯人挺辛苦啊” 还有前段时间,郑智化的经典歌曲《星星点灯》也被改了。 原本歌词是“现在的一片天,是肮脏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再也看不见” 现在是“现在的一片天,是晴朗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总是看得见”。 艺术作品需要表达空间,一刀切地把艺术作品里的所有黑暗面都去掉,无异于否认了我们至少一半以上的情感。 不知道多久大家才能明白,我们的生活不不只有正能量。 真善美和正能量是好的,但不可能每一个作品里的每一个情节都符合你心中的正能量。 一首诗,因为现实中不得不妥协的一些事情,反而变得更讽刺现实了。 遭殃的不仅仅文学作品。现在的文字审查竟然连正规出版的历史书籍都不放过。 如果所有敏感词都用口口口来代替的话,会不会以后人工智也判定口口口是敏感词,然后直接把口口口也给屏蔽了。 06. 想起了曾经看过马伯庸一篇意味深长的小说《寂静之城》: 它讲述未来美国当局为了控制言论,不断把词汇放进屏蔽列表。 但是,依然有人民群众发挥无穷无尽的创造力绕过这份列表,让屏蔽毫无作用。 再到后来,有人建议政府启用白名单。 于是人们只能使用名单上政府允许出现的、寥寥无几的词汇。 不过人们依然可以挑选健康词汇列表中的合法字眼来表达不合法的意思。 比如两个连续的 “稳定” 意思就是 “反对”,“稳定” 加 “繁荣昌盛” 则暗示...

    举报邻居家暴,妇女热线却问:为什么要去惹男人

    别的女孩:有必要提醒大家一个正在进行的赛博事实——观点正在被大量稀释,最稀缺的是你的冒险。忘掉那些二手的阐释,直接用你的眼睛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青年人,动起来,走进这个社会。 这里是专栏#当时我在#,邀请你围观女孩们的亲历、观察与冒险。如果这击中了你的分享欲,欢迎投稿至biedegirls@yishiyise.com。可以独特,可以幽默,必须真实,最好还有点危险。 在上海封城的第十天左右,我躺在床上正准备睡觉,忽然,天花板传来一声巨响。 我打开窗户,探出头去,想听得更仔细些。楼上传来了男人的辱骂声,打耳光的声音,以及一个女人的哭声。 作为一名反家暴志愿者,我大概知道发生了什么 ——这显然是一场正在进行的家庭暴力。我倒吸一口凉气:即使在非疫情期间,受害者得到帮助已经很难了,而在封城的时候遭遇到,可以说是一场噩梦。 帮助家暴受害者,首要任务就是将她们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但这个看似简单的任务,却因为封城下“足不出户”的政策而变得不可能。也就是说,受害者不得不和施暴者困在同一屋檐下。 我还是得做点什么。我打了110报警,告诉接线员我听到楼上邻居在家暴,想让他们派人来处理。 “你想让我们怎么处理?”接线员警察回答。“因为疫情管理,我们进不来你的小区。” “那怎么办?” 我问。他说他会给我的居委会打电话,请他们去看一下情况,然后挂了电话。 我不放心,也给我认识的一位居委发了微信,请她去看看楼上的邻居,但在当晚没收到回复。“警察这是逃避责任”,第二天她回复我。“警察要进去有啥进不去的。”最后,无论是警察和居委都没有上门查看。 她一开始说没听到,后来说,“哦,那应该是我” 虽然失望,但其实也不惊讶。求助警察和居委失败后,我决定自己做点什么。 我的第一个任务是找到她。但这做起来远比想象中难。几个月前我才刚搬进这栋楼。像大多数上海居民在封控前一样,我几乎不认识我的邻居。这件事情发生后,那几天我每天去做核酸或领物资的时候都四处张望,在“中年女性”,“和我住同一栋楼”等几个关键词中寻觅邻居。 直到有一天,我在领完物资回家的路上,锁定了和我走入同一栋楼的一位女性。 她看起来30多岁,消瘦,长发。我先是试探着问她最近是否听到一些“打人的声音”。她一开始说没听到。后来在我表达对这位女性的担心之后,她迟疑了一下,似乎很惊讶,“哦,那应该是我”。 她用一种很轻松的语气和我说,没事的,不要担心,这只是“夫妻吵架”。我向她指了我的房间,如果下次再发生类似的事,她可以到我的房间里来。 这是我在上海做反家暴志愿者的第三年。与家暴受害者建立连结,是我们作为志愿者很重要的工作。遭受暴力的女性常常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而以一种关心、敢于干预的态度和她们连结,相当于告诉她们,下次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可以寻求我们的帮助。 “拘留?”她没想到,受害者也会被惩罚 5月19日晚,在距离第一次家暴的五周后,我又听到了天花板传来熟悉的巨大声响。先是家具被砸在地板上,然后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救命!救命啊!渣男在打人!”我冲上楼去,发现那个消瘦的她坐在地板上,无法站立。 我回到自己的楼层,再次报了警。这一次我和警察强调说,事情很严重,那位女邻居看起来受了严重的伤,需要治疗。并且强调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家暴了。这是反家暴志愿者的另一个策略。通过强调情况的严重性,更容易说服警察,使他们相信这个案件不仅仅是“夫妻吵架”。 在反复确认我们楼里没有阳性病例后,大约15分钟,两名从头到脚都穿着防护服的警察出现在我邻居家门口,我在楼下竖着耳朵听。 “发生什么事了”,一名警官问。 女人说她被打了;男人则反驳说她也抓伤了他。警官问女人,是否需要他们来“解决 ” 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女人问。 “哦,你们互殴,解决的话就是把你们两个都拘留。”警察轻描淡写地说。 拘留,这两个字显然让我的女邻居感到害怕。她大概没有想到,作为受害者也会受到惩罚。 “那不用处理了。”她悻悻地说。随后小心翼翼地问警察,能不能把她带出去住,或者协助她买一个新手机 ——她的手机在被丈夫家暴的时候被摔烂了。而在封城期间,买一个新手机特别困难。 当然,这两个请求都被拒绝了。 之后,他们检查了这对夫妻的身份证和健康码,就走了,全程花了不到10分钟。 无处可逃的她只能跑到小区的凉亭里躲着 发生在我邻居身上的事远不是孤立的案例。 联合国妇女署将疫情间的家暴称为“在暗处的流行病”(TheShadowPandemic)。在新冠爆发的这几年,全球许多地方政府都报告了家暴案例激增。我国的《反家暴法》自2016年起生效,但在疫情爆发的这几年,严格的隔离、封锁防疫政策使得家暴受害者的求助难上加难。 目前,已经有50多个国家将预防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纳入其防疫计划中,同时,有150个国家已经出台了加强对疫情期间的家暴受害者的服务。数据来自https://www.unwomen.org/en/what-we-do/ending-violence-against-women/facts-and-figures。图源:unwomen.org 在上海封城的两个月里,我和其他几位上海的反家暴志愿者收到了超过10个来自家暴受害者的求助——这个数字,大约是我们平时工作量的三倍。 其中一位求助者是一位50多岁的阿姨。她被前夫殴打,玻璃杯摔过来,手指不停流血。在封城之前,她和她的女儿本已准备搬走。但突如其来的封城让家暴不断升级。 她向警察求助,但警察的说法和当时我替邻居报警一样,也说因为防疫政策无法进入小区。她向居委会求助,希望居委能给她开出入证,让她搬到她在上海的姐姐或妈妈那里去住,但也被拒绝了。最后,无处可逃的她只能跑到小区的凉亭里躲着。那几天上海天气很冷,还下着雨,她和女儿就这样在外面躲了几个小时,直到居委会答应她们可以在物业办公室里暂住一晚。 “她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被打?” 接到阿姨的求助后,我多次拨打了阿姨住所的区妇联的电话,一直没人接听。后来我才听说,封城期间,许多妇联工作人员都被隔离在家中。 接着,我试着拨打了12338全国妇女维权热线,接线员(她称自己是志愿者,“我们也不是妇联的,我们只是接电话”)听到阿姨的遭遇感到很惊讶,“怎么这么多女的被家暴了?”说这已经是她今天下午接听的第四个家暴求助的电话。 “被家暴也不能让你出小区”,她说,“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女的要去惹男人,都知道封城期间……有没有考虑过自己为什么会挨打?” 类似的话,这位接线员还说了很多: “女的被家暴的原因都是多管闲事”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为什么知道这个事情不安全,为什么还要和别人闹矛盾?” “能不能自己冷静一下不要去招惹这些人” “不是说你有家暴就可以出来,没有这种规定的好吧” “那就对了,那就有封控的原因不出警” “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女的也有问题” …… 我也联系了家暴庇护所。是的,这也是《反家暴法》提到的政策之一,这些庇护所一般和救助站建立在一起,为受暴者提供一个暂时的安全容身之所。 但结局同样令人失望:我被告知,封城期间家暴庇护所已被用作救助站,收留那些无家可归的外地滞留人口。 帮助受害者维权的那几天,被困在家中的我不断给有关部门打电话。我仿佛被困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每次尝试着找出口,却不断撞向一堵又一堵墙。 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我和我的志愿者伙伴用私人关系联系到了上海妇联的一位老师。几个小时后,我们被告知,在她们的介入下,警察同意将阿姨和她的女儿带到附近一家酒店居住。 第二天,我们收到了阿姨的微信:“这是我睡得最好的一晚!” “她们为什么不报警?为什么不逃跑?” 作为一名反家暴志愿者,我经常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受害者不报警?她们为什么不逃跑? 维权,对于家暴受害者来说往往是痛苦的过程。它大多数时候意味着,向一个把家暴当作“家务事”的系统寻求保护和正义。如果说这封城的两个月的反家暴志愿者工作有什么感想,那就是:维权投入的精力和成本有时候比忍受暴力的成本更高。 在封锁期间,我们也接到一些“没有下文”的求助,受害者一开始也积极维权,和我们讲述自己被暴力的遭遇,但在一次次求助失败后,和我们表示“算了”,就像那位妇联接线员说的,忍气吞声,不去惹恼对方。 久而久之,我们逐渐观察到一种怪象:对于疫情期间的受暴妇女来说,维权是如此困难,以至于与施暴者呆在一起似乎是更“合理”的选择。 那位50多岁的阿姨是幸运的,她最终和女儿安全地住在酒店直到解封。而我楼上的邻居就没那么幸运了。那两个月来,我能做的只是不断督促相关部门的工作,并一遍又一遍地祈祷我的天花板不会再发出声音。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2020年4月16日,黎巴嫩全国疫情封锁期间,一名妇女在阳台上悬挂横幅,写有 “停止家暴妇女” 并附上援助热线。

    时代的一粒沙:一个高温作业工人死在出租屋里

    浙江余姚最热的这天夜里,34岁的装卸工人张公前死在了12平方米的出租屋里。他没有惊扰任何邻居,也没有向外拨出一次求救电话。 个别工友反映,早在出事前两天,7月12日,张公前就已有中暑症状,“热得难受”,想休息,但带班说请假要扣工资。于是,他在39℃-41℃高温下又连着加班了两天。余姚西货运站的监控,留下了他最后的身影,吃力干活的身影。 这位工友眼中的老实节俭、勤快能干的年轻人,多年用一身力气撑起一家老小的生活。如今他的死,成了这个家庭争取赔偿金的唯一筹码,而在谈判桌上,他所实际就职的杭州湾物流公司,不承认“工伤”一说,一度只愿出于“人道主义”补偿丧葬费3万元。 半个月后,张公前的遗体被火化后带回了安徽蚌埠老家。张公前究竟是怎么死的?生前经历了什么?家属最终也没讨到一个说法。 他是从冰柜最下面一格被拉出来的。刘红侠远远看了一眼,就崩溃了。五天前,她和女儿还跟丈夫视频聊了近一小时,整个人看着好好的,“跟孩子有说有笑”,怎么再见到就变成了这样? 7月15日早上七点多,正在超市上班的刘红侠接到丈夫弟弟张小浦的电话,立马回电追问传信的工友,对方只说,现在什么都别问,赶快来人。刘红侠以为丈夫干活受伤住院了,她和几个亲友急忙驾车从蚌埠老家出发,中午过了南京才被告知人已去世。刘红侠如雷轰顶,哭晕了过去。 傍晚抵达余姚市阳明派出所时已过了五点半,民警已下班。之后他们跑了殡仪馆,去了张公前的出租屋,找了他的工友,只从三个人那里打听到,张公前被发现死亡的前一天加了班,有出现中暑、晕厥的情况,没有就医。 但这三人均是货运西站其他线上的工友,并非亲眼所见,只是事后听说的。而与张公前一条线上的工友,要么否认上述说法,要么表示不知情。刘红侠曾用丈夫的微信从工作群里加一位知情的工友,第二天发现丈夫的账号被踢出了群,此前加了好友的几位工友也把他删了。后来,其他线上的工友也不大愿意说了。走访期间有个工人说,张公前那条线几乎都是带班人的老乡和亲戚,“有些人包庇,不敢说的。”他也被人警告过不要多事,小心老板找他麻烦。 家属们也咨询了多位律师,律师表示要搜集证据,证明张公前在工作期间发病,且在48小时内死亡,即可认定为工伤。搜集证据有三个方向:一是证人证言;二是尸检查明死因;三是工作场所的监控。在“什么都不肯说”的工友面前,他们无计可施,一度寄希望于警方出具死因证明和调取监控。 但接警民警童明达多次向家属解释,当天出警后勘查了现场,做了表面尸检,已排除他杀和刑事案件可能,警方便无义务继续调查,后续要找相关部门;而表面尸检无法明确死因,如要解剖做理化尸检,家属需自行委托第三方机构。 之后,家属咨询了浙江中和司法鉴定中心,对方表示死亡原因鉴定一般写器官衰竭之类的直接死因,至于能否定性为热射病,要看相关症状是否明确。热射病,即重症中暑,是由于暴露在高温高湿环境中人体控温系统失效,导致核心体温超过40℃,伴有皮肤灼热、晕厥、多器官衰竭的高致死率疾病。 发现张公前签了劳动合同和交社保后,他们还咨询了余姚市社保局、宁波市第一人民医院职业病诊断办公室,前者答复既非上班时间、上班地点,也不是在上下班途中死亡,无法申请工伤鉴定;后者则明确说,即便做了理化尸检,确定死因是热射病,也无法直接归咎于工作单位和工作环境,“职业病诊断实际上是要求国家工伤基金来赔偿,这个是有限制的,一定要在工作当中(发病)。你申请可以,但我们肯定给你打的是无职业病中暑。” 一开始只想查明人是怎么死的,问了一圈下来,刘红侠犹豫了,理化尸检要从头、胸、腹全套解剖,“我不忍心动他”。其他亲属也认为,既无法认定为工伤或职业病,便无必要去打扰死者。刘红侠心里乱得很,“打官司如果有胜算的话,我也可以打,我们收集这么多天,一点证据都没有。” “走哪条路都走不通。”张小浦想得更明白,人都不在了,家里以后还要生活,最重要的还是尽可能多要一点赔偿,“公司怎么样都有责任,简单一句话,在这里跟他干活出的事。” 杭州湾物流公司的老板自始至终没有露面,只派了一个职位不明的代表“小桑”与家属接触。 7月19日,在警方和街道的调解下,家属与小桑进行第一次谈判。刘红侠记得,全程不到一小时,主要都是自己人在说,另三方不怎么发话,互相之间倒是用当地话说了不少,但他们听不懂。提出60万赔偿时,街道的人讲了一句:你要这么多钱有什么依据?小桑则替公司表态:可承担小金额的丧葬费,但不接受以“工伤”为由索赔,请家属继续走法律途径。 7月25日第二次调解,家属将赔偿金额降至32万,小桑表示公司只出3万元,他们愤然离席,街道的人让双方各退一步,小桑出去给老板打了几分钟电话,结果与上次无异。 彼时张公前已在殡仪馆放了10天,家属也跑了10天,处处碰壁,最后一切又回到原点。刘红侠每天一出宾馆门,就感觉喘不过气,头晕到几乎站不住,只能强撑着,告诉自己不能倒下,“不能添乱”。 这边事情毫无进展,家里那边也让人焦心。8岁的女儿托给同事照看,在陌生的环境里,孩子哭闹了一晚上,她开视频哄了一小时才睡着。 刘红侠母亲是聋哑人,独自在家,心智相当于三岁小孩,不会做饭。刘红侠每天看家里监控,看有没有人给母亲送饭,结果经常看到她站在家门口左右张望。上一次自己这么长时间没回家,是春节前父亲住院去世的时候。她估计母亲心里大概有个数了。 7月22日,到余姚后第7天,刘红侠第一次去丈夫工作的地方,余姚西货运站。下午4点,日头依然毒辣,空气像是被炙烤过,询问工友无果,她无力地靠在墙上,看着他们汗流浃背地装货,出了神。 “特别心酸。”她之前想象不到丈夫上班是什么样的,只听他说过搬的是插排、灯具、衣服之类的,但出事后看他工作群里的视频,都是冰箱、空调这些大件的重家伙。 ■工人在火车上装货。 “一般小伙子吃不了这个苦,受不了这个罪,都是40多岁以上的居多。”张公前的表姐夫徐广田今年51岁,以前是干工地活的,这几年也在货运西站工作,6月下旬因病回了老家。他说,装卸工流动性大,“干几年的基本没有”,很多人到这儿干一阵,觉得累、工资低,就走了。五六年前,张公前由他介绍来这里干活,一直干到现在,工资从最初的四千多涨到六七千。 张公前吃苦的劲儿,从小就练出来了。他小学三年级辍学,家里四个小孩,作为老大,他常跟着父母下地干活。 再大一些,张公前到镇上的木板厂做学徒,20岁出头,和弟弟一起外出打工,在浙江义乌一个饰品厂上班,每月工资一千上下。那时家里开始操心他的婚姻大事,他自己也没少发愁。 ■张公前(右二)与弟弟张小浦(右一)和从小玩到大的邻居合影。 好在这份踏实,被刘红侠一眼相中。那时她父亲因车祸卧床,哥哥在海南开船,常年不在家,家里因此考虑招婿。两家相距不远,张公前父母也同意他做上门女婿。两人谈了两个多月就结婚了。 “这个人特别暖。”刘红侠说,她生女儿是剖腹产,坐月子不能动,不能碰水,丈夫专职在家给她做饭,一人承包了所有家务,小孩尿布也是他洗。 去年年底,刘红侠父亲患癌住院,张公前赶回家,本想照顾老丈人,但因“黄码”得在家隔离14天,没想到没过14天,人就走了。刘红侠失眠了好一阵,他一直在旁默默安慰。 张公前在外辗转打工多年,一有假期就会回家,他不抽烟不打牌,就在家陪孩子、分担家务,偶尔一家人出门溜个弯,去县城逛个街,生活简单而知足。 ■张公前与刘红侠的结婚照。 自从张公前在货运西站干活,就很少回家了,请假要扣工资。 两人都空闲时,多是开视频聊天。刘红侠常叮嘱他,干活要是太累太热,就请假休息,大不了少天工钱,他每次都答应,但不一定会这么做。自打结婚,张公前对钱就很在意,“为这个家”,能挣多挣,能省则省。像在出租屋装空调这个事,她知道“说了也不会去买”。 张公前在离货运西站不远的丰南村租了一个瓦房单间,房租200元,除了床,家电家具都得自己配,他没装空调,只买了两个小风扇。房东记得,几年前他表姐夫带他来这里租房时,他不怎么说话,身上估计没钱,房租没交,连被子也没有,不知从哪里捡来别人不要的被子盖,表姐夫一说,才扔了。 ■张公前的租屋(右边第一间)。 ■张公前租屋室内。 住他对门的前工友刘涛说,张公前连吃饭都很节约,很少买肉,去年冬天他一个萝卜吃了一天,吃完萝卜,还用腌萝卜的汁拌面条吃。平时他还会在货运西站捡些废铁皮,用电瓶车一点一点带回来攒着,每个月能卖两百多块钱。 张公前的“抠”只对自己,对家人却很舍得花钱。刘红侠说,女儿要什么他买什么,在家常常骑电动车出去转一圈,孩子手里就会有点儿吃的玩的。今年六一儿童节,他还给女儿买了一个比她还高的兔子玩偶,女儿每天都抱着它睡。 每年情人节、520、母亲节、生日,张公前给妻子的礼物都不会缺席。去年情人节,超市人很多,刘红侠正在收银台忙着,丈夫突然带着女儿出现在眼前,把藏在背后的鲜花拿出来,递到她面前,说:“老婆,情人节快乐。”讲到这里,刘红侠用手轻轻揩掉了眼角的泪。 到余姚的第三天,确定警察不会再调查后,家属又去了一躺出租屋,把张公前的手机拿出来。刘红侠不知道密码,就用自己的试了一下,竟然打开了,那一刻,她冥冥中觉得是不是丈夫想最后给她一点儿线索。打开手机后发现,7月14日夜里11:18,张公前的带班汪买庆给他打了一个电话,响铃53秒未接,紧接着又给他发了两条微信语音,说觉得不舒服就去开点药吃,假如是感冒就开发烧药。仿佛抓住一根稻草,家属去问律师,但律师说这不算什么证据,希望“又破灭了”。 7月22日,家属去货运西站问汪买庆,对方还是坚称14日张公前没有中暑,也不知道他舒不舒服。家属质问:“那你怎么会给他发消息?”汪买庆支支吾吾说不清楚。 张公前死后不久,左邻右舍就都搬空了,只有他的租屋仍是原来的样子:电饭煲里剩了一点饭没吃完,砧板和碗没来得及洗,冰箱里放着一盘炒好的菜、四瓶啤酒、几条辣椒和一根西葫芦,冷冻层冻了8瓶水,应是准备带去上班喝的。妻子给他买的新衣服和新鞋子不舍得穿,一直放在枕边。墙上挂着的蓝色双肩包,是他2月份离家时背走的。 ■张公前过完年离家时背的双肩包。 刘红侠记得那天早上5点起来,送他到村路口坐大巴,他背着这个双肩包——包里塞满了自家种的花生,拉着行李箱,手上还拎着她准备的面包、零食和水。他要赶一天路,去开始新一年的劳碌。 今年春节后回到余姚,张公前换到了杭州湾物流公司承包的川渝线,跟着贵州人汪买庆干。刘红侠说他本来不想换的,因为原来的工资也有六七千,但汪买庆一直劝他来,说这边工资开很高,保底八千,上万都有可能。张公前想多挣点钱,也不太会拒绝人。 虽然没跟表姐夫一起干了,但两条线距离很近,彼此干活都能看见。徐广田说,他们这条线活少,8个人,每天装三四个车皮,下午五六点就下班了。张公前新换的这条线,10人左右,忙时一天要装七八个车皮,从早上8点一直干到晚上11点。“这个人手是不够的,因为高温期,干一会儿得喝点水。”人少就不可能多休息,当天的活必须干完,火车到点准时拉走,货没装完要罚款。 一个车皮560元,几个人干几个人平分,张公前曾对刘涛透露,干得好的话一天能挣三四百块钱。徐广田说,张公前比较憨厚,“什么杂活都干”,休息的时候不多,一般喝了水就回来了。同样在隔壁干活的董宇也夸张公前勤快忠实,干活不会偷懒。 6月中旬开始,活儿渐渐多起来,天气也一天比一天热。出事前,刘红侠总听丈夫提起,这段时间好累,活很多,太热了,衣服都不带干的。 刘涛回忆,出事前大约四五天,张公前卖废铁叫他帮忙,他当时就劝他装个空调,“我说那么热,房间都不能进人,你一天挣那么多钱,还省那么狠干嘛?他说老婆快生了,过几个月要回家,不安空调了,过几天买个大的冷风机。结果没有等到买大冷风机。” 不知刘涛听错了还是记错了,刘红侠并没有怀孕,但夫妻俩的确打算生个二胎,让女儿有个伴。 另一个住在附近的前工友付红军,在出事前两天,听张公前说过热得不舒服。他不确定是7月12号还是13号,这两天余姚最高气温都是39度,张公前的工作量也差不多。他的记账本上写着,7月2日至10日,他们10个人装5-8个车皮不等;7月12号只有8个人,装了7个车皮,每人得490元;13号也是7个车皮,9个人装,每人435元。 ■张公前7月记的工资账本,14号那天晚上他没有记账。 付红军回忆,那天晚上下班后,约摸是睡觉的时间,他拐去张公前屋里串门,张公前正在喝啤酒,吃炒西红柿,“他还叫我注意一点,说天气太热,热得太难受了,我说太难受你就停掉,我都休息两天了。”张公前没有应他。 董宇事后听跟张公前一条线的工友说,他前两天就有点中暑了,本来想休息,但带班不让他休,如果休息要扣掉三天的工资。董宇说,他们一般“不敢请假”,尤其是货多人少时间紧张的时候,“多招几个人不可能,每个老板都是算好的。”像董宇这条线,本来是6个人干的活,只招了5个。 董宇说,干这个活很容易中暑。7月24日,他有个工友中暑呕吐,就跟老板请假回去了。“以前他也不敢请假的,发生了这个事,我们老板也怕起来了。”还有一次,董宇装完货,累得直接躺在火车上,老板“吓死了”,以为他中暑倒下了。 张公前去世后,董宇的老板给工友买了防中暑的药,“以前都是自己买的”。徐广田说,有的老板夏天会给工人买水和防暑药,发三个月高温补贴,有的老板什么都没有。张公前的工友罗刚说,老板有买防暑的藿香正气水放在办公室,出事前四五天张公前就喝过了,但他喝不下去,一喝就吐掉了。汪买庆则说,7月14日张公前说太热了,他叫张自己去买点藿香正气水来喝。 张公前事件带来的另一个变化是,现在董宇的老板看他们装货满身是汗,会主动叫他们出来休息一下。火车里四面都是铁皮,中午最热时,外面气温40℃,“在里面光待着不干活,汗都流得不得了,晚上在里面装货,衣服也一直是湿的。” 当货车和火车都来了,有人负责从货车上卸货,有人负责开叉车运货,有人负责在火车上装货,而张公前基本都在火车上装货。货场里到处是监控,对准了每一个装卸点。刘涛提醒家属去看监控,“说没加班都是假的,只要监控调出来,什么事情都明白了。”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历经多日的请求后,家属终于在第二次调解的前一天,看到了7月14日张公前工作时的监控。这一天,余姚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最高气温达到41℃。《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日最高气温达到40℃以上,应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7℃以上、40℃以下时,用人单位全天安排劳动者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且在气温最高时段3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 根据家属看监控的笔记,大致还原张公前生前最后一天的劳作: 8:33,前一天加班到近晚上11点的张公前骑着电瓶车到达货场,5分钟后开始干活。除了9点多到10点多近一小时没货及中午吃饭时间,张公前白天都在卸货,一般干几分钟到二十几分钟不等,便消失在监控里,休息几分钟到十几分钟不等。 下午开始显露疲态,18分钟内休息四次:15:18至15:40干活,休息了17分钟;15:57货来了,张公前扶着腰缓慢走向卸货点,开始干活;16:04坐在货车上,休息了一分钟继续干;16:11原地蹲下休息,16:12继续干活;16:14又撑在货上休息了一会儿;16:15,货还没卸完,别的工友还在干,张公前就离开了,往休息室方向走去。 “这哪里正常?”董宇说,正常情况下,必须把一车货卸完才可以休息,除非身体不舒服。跟他一起干活的工友里,唯一一个愿意说点什么的阿斌在7月22日告诉家属,当天他摸了张公前的身体,“烫乎乎的”,感觉到他人不舒服,“我说你去医院看一下,他不去。” 仅仅过了8分钟,张公前又开始干活了。直到18:11,拎着水瓶骑电瓶车回出租房吃饭。18:58,骑着电瓶车过来上班。 19:12,在火车上装货。由于车厢门较小,监控拍不到里面,只能偶尔看到他露个身影。19:24,走路依旧扶腰。19:57开始,张公前一直在火车里干活,20:54从车厢下来,瘫坐在地上,只坐了40秒,起来又进车厢了。 21:38,火车差不多装满了,其他工友陆续离开,张公前留下来封火车门。徐广田说,每次都是他封火车门,他是最后一个走的。封门的时间是22:02,调取的监控到此为止,家属没有看到他是什么时候、如何离开货运西站的。 那天晚上10点左右,董宇下班经过,看到张公前在第三个车皮里,货装好了,他靠在货上休息,董宇看到他脸色发白,便说:“你白天干,晚上干,能吃得消?”要是以前他会说:“你滚蛋,下班去!”“精神头很大的”,但那天晚上他没有答话,“我觉得他人就不对头了。” 刘涛说,张公前死后,大家在后面议论,都说他傻,不舒服要回家,要是去了医院可能什么事也没有,或者“死在西货站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偏偏“死在了租房里”。 那天晚上,刘涛在屋里开着空调没出门,不知道张公前什么时候回来的。法医说他身上有酒气,大概回到租房后,他还喝了点儿冰啤酒,这是他的习惯。第二天早上7点10分,刘涛的闹钟响了,起来上厕所,看到张公前的窗户开着,却没有动静,平常这个点他不是在洗脸刷牙,就是在炒菜。两人都是8点上班,刘涛每天早上叫他一次,但这次他没有回应,躺在床上“跟睡着了一样”。法医初判死亡时间3小时以上,他是否在睡梦中离开的,不得而知。 7月28日,在第三次调解失败后,刘红侠和女儿等人抱着张公前遗像去市政府大楼门口请愿,立刻被接待了。当天下午,在政府调解员的助力下,家属与杭州湾物流公司签订了赔偿协议,协议没有给家属一份,内容大致是:可能劳累过度,导致其在出租屋内死亡,给予人道主义补偿和精神抚慰金8.3万元。 金额与预期相差甚远,但奔波半个月,每个人都已筋疲力尽,家属不想再耗下去了。“没办法,我也知道这事有多难。”刘红侠只能接受现实。7月29日,她带着丈夫的骨灰和身旁哭睡的女儿,赶夜路回了家。三天前,孩子跟家人来到余姚见爸爸最后一面。 8.3万元赔偿金,尚未领到的7月份工资,以及社保账户里的钱,就是张公前留给家人的最后遗产。张公前的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显示,截至出事前,他只缴了三个月养老、工伤和失业保险,缴费基数是3957元。

    一家四口高速“漂流”3天3夜,人性化防疫难在哪

    媒体8月9日报道,海南陵水县何先生一家四口在出门买菜给车充电后,发现被拦截在高速上下不去,因为要满足当地“连续三天阴性核酸证明”,他们连续跑了四个城市,小区所在镇政府也开了放行证,但因为车辆没有通行证,仍回不去离高速出口只有几百米的家中,目前已经在高速上“漂流”3天3夜。 在被隔断在高速上的这段时间里。何先生和他爱人给各级防控部门打了200多个电话,镇里说高速封控属于交警大队管,交警大队说能不能下要防疫部门批准,防疫部门又推给镇政府,镇政府人员努力开具只有两名大人名字的放行证,但车辆又不能下,这个死循环把这一家死死地困住了。 乍一看,每一个防疫组成单位都在尽心尽力地忙碌,但是在现场的部门不能拍板这件事,又得去请示上级、咨询联合防疫单位,似乎没有一位能决心负责的人。在卡在高速出口的这段时间,何先生有两次遇到视察卡口的领导,对方也都记下电话答应协调,但最后也没有音讯,只留下束手无策的一家人。 海南环岛高速和山海高速三亚辖区路段实行交通管制 因为只是临时出门,何先生没有带任何旅行物资,在被堵在高速上这几天,一家大小缺衣少吃,10来岁的儿子实在挨不过饿,期间向交警讨要一个盒饭与4岁妹妹分着吃。而因为没有换洗衣服,湿了的衣服还得继续穿。一个更大的挑战是,电动车的电迟早要耗尽,失去移动性后,就没办法去做“三天连续阴性核酸”。 在一般人的理解上,何先生的家明明离高速出口只有几百米,既然他们已经有核酸证明,放回小区就可,无论是居家隔离还是怎么的,都可以由社区接手,而不是眼睁睁看着一家四口有家不能回。何先生一家已经力所能及地配合防疫政策了,可显然,他们的努力在层层加码的防疫措施前如泡影一样破灭。 说何先生一家遇到了层层加码和缺乏人性的疫政,并不算唐突。如果不是层层加码,本可以让他一家先回小区再说;如果防疫措施看重人性,就不该听凭这一家孤立无援地“漂”在高速上,尤其还带着两名儿童。无论防疫形势多么紧张,如果真的执行一套科学防疫指南,按理可以应对这种特殊个案。 从何先生一家现在的遭遇看,在紧急下达全域静默的指令后,起码陵水县的防疫部署在应对具体个案上缺乏预案,以至于当收紧防疫后,只能由何先生一家大小承受过度防疫的后果。要知道,何先生一家已经按规定核酸,按规定申报,按规定行事了,他不是要抄捷径走后门,只是想找一条出路回家而已。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海南琼海:小区居民排队进行核酸检测 既然何先生已经告诉镇政府的人,他们是从高速上下来,当然是有车的,这时候再向他们索要车辆通行证,就算是故意刁难了。如果真的为防范新冠病毒,可这家人都有连续三天的核酸阴性证明。这种情况下,仍将他们卡在回家的几百米路程上,这跟真正的疫情防控就没有太大关系,只能说疫政太任性了。 某种程度上讲,何先生一家在高速出口处进退不得,精神和身体备受折磨,这是对他在全域静默指令下达时仍留在外头的一种变相惩罚。可问题是,一项政策突然下达时,谁能保证所有人正好处在符合政策要求的位置?疫政既然涉及全民,当然要考虑特殊情况,将所有政策后果都推给何先生一家,是懒政的表现。 何先生拒绝邻居出的点子,那就是从田地里的小路回家。如此温良的居民,与不讲人情、欠缺人性化的防疫措施相比,实在令人叹息。不过,在何先生一家高速“漂流记”被媒体报道后,舆论监督关注到陵水这一个案,有望督促当地改正过度防疫。可如果转机要由当事人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才能盼望到,又怎么期待举一反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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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名贵州妇女为逃家暴选择重婚,双双被判刑责

    2022年的3月和5月,67岁的贵州女子杨某和47岁的潘某英因触犯重婚罪被贵州三穗县人民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和拘役4个月。两位来自贵州农村的女性,都因为家暴逃离了上一段婚姻。但是,二人都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离家而走。二十多年以后,她们因为重婚承担了刑责。两位女子的文化程度都很低,一个小学文化,一个半文盲。因为缺乏法律常识,而不知如何解决婚姻中的家暴。她们以为逃离可以让生活重启,却未曾预见20多年的平静生活之后,仍然需要为重婚罪“买单”。公诉机关曾提出对上述两位犯重婚罪的妇女实行缓刑,审判机关以适用缓刑具有再犯的危险为由,不予采纳此量刑。近日,上海市申浩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张玉霞对红星新闻记者说:“为了避免重婚罪犯再犯而不予缓刑,可能不如进行法制教育、协助解除前一段婚姻法律关系来得有益。”遭遇家暴后,如何合法地摆脱一段满是伤痕的婚姻?除了“离家出走”而承担重婚的后果,杨某和潘某英这样的农村女性是否还有另一个更能摆脱困境的选择?北京市妇联“拥抱家人,对暴力说不”公益广告 资料图 图据ICphoto1被家暴离家20多年后,她们先后被丈夫发现“重婚”经办过杨某重婚案的检察官以及公布的裁判文书还原了杨、潘两位妇女曾经不幸的婚姻生活。1978年,小学文化、无业的贵州女子杨某与王某某登记结婚。“(杨某)生了三个小孩,所有的农活基本上都是她在干,丈夫喝酒,基本不管事。她背起小孩去栽秧、打谷,丈夫要么不去,要么去了以后就喝酒,在田间睡觉。回到家里,杨某的丈夫还会喝醉酒打她,有打有骂。”上述检察官对红星新闻说道。同在贵州,1996年,时年21岁的潘某英与三穗县滚马乡苗鸟村村民吴某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两子。潘某英也时常遭到丈夫吴某的家暴。最后,两个不同年龄的女子选择了同一种结束婚姻的方式——逃跑。杨某和潘某英,都在没有离婚的情况下离家出逃了。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判决书显示,潘某英2002年2月离家出走后,在镇远县遇到全某辉。全某辉在明知潘某英未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与其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而更早逃离的杨某于1996年在福建龙岩市务工,期间与杜某相识。杜某也知道杨某与丈夫王某某未解除婚姻关系,二人最终回到贵州省大方县一起生活,于1997年7月13日生育一女。2010年1月19日,杨某用名字、出生年份都修改过的假身份信息与杜某办理了结婚登记。然而,重组家庭数年后,潘某英和杨某都被第一任丈夫发现了行迹。2016年春节,吴某得知了潘某英的去向,后于2020年报案。公安机关当时立案侦查,传唤了潘某英以及全某辉到案。对于重婚问题,两人供认不讳。关于杨某,检察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是与王某某住得较近的姐姐在和杨某联系后,便将其近况告诉给了王某某的小儿子。“小儿子回家后把事情讲给了父亲(王某某),父亲就去报了案。”检察官说道。2重婚罪公诉机关曾建议缓刑法官:家暴的问题可以通过离婚解决此前,公诉机关曾建议对被告人杨某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八个月;对被告人潘某英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六个月。其中,在对潘某英的重婚判决书里写道,潘某英经办案机关联系其亲友,在亲友的陪同下,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被告人全某辉在经电话联系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二被告人的行为系自首,且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依法从宽处理。公诉机关建议对二被告人判处缓刑。判决书截图“毫无争议,几位被告人的行为构成了重婚罪要件,他们都触犯了重婚罪。”涉及上述两起案件的贵州省三穗县人民法院一名法官对红星新闻记者说。他表示,正如判决书上所显示的,为了规避适用缓刑带来的再犯风险,他没有采纳公诉机关建议的量刑。“家暴字样是在检察院的公诉意见中出现的,这不能代表法院的意见。认定家暴对于离婚案件来说很重要,但对于我们(这起)刑事案件来说,家暴是一个情节,而非重点。”上述法官说道。他还表示,无论家暴与否、家暴到什么程度,都不能成为重婚的理由。因为“家暴的问题是可以通过离婚的程序解决的。”最终,杨、潘二人因触犯重婚罪被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拘役4个月。二人未提起上诉,已服刑。判决书截图3困惑因证据不足等,家暴离婚诉讼难律师:应有性别意识地看待离婚中的家暴出现在刑事判决书上检方指控的“家暴”二字,能在司法过程中得到认定,其实并不容易。上海市申浩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张玉霞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在她看来,家暴诉讼离婚难的困境主要是在证据问题上。“遭遇家暴的当事人往往在对方一认错、一下跪之后就进行原谅,所以手里基本没有保留任何证据。”张玉霞说道。她表示,家暴举证困难这一点并不是法律本身的问题,虽然对家暴的审核存在不够人性化的情况,但如果盲目认可当事人的证词,也可能会伤及无辜。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是依托原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发起成立的偏公益性质的律所,曾于2021年发布《“看不见”“听不到”的家庭暴力2017-2020年千份涉家庭暴力离婚判决书分析》。该《分析》显示,家庭暴力举证情况不乐观、证据有效性不足,而孤证难以认证,存在“看不到”的问题;家庭暴力认定比例极低,有时认定殴打也不认定家庭暴力,存在“听不到”的问题;法官出于维护婚姻家庭的立场,持谨慎态度,认定家暴行为的同时,认为存在“和好”的可能,不予离婚,存在“离不掉”的问题。数据显示,在其选中的1073个案件中,被法院认定构成家庭暴力的仅有6%;14%的案件是家庭暴力证据不足;3%的案件中,法庭将原告所提及的家庭暴力认定为互殴;而法庭承认了被告对原告进行了殴打,但没有认定家暴的占6%。值得注意的是,在71%的案件里,法官对是否构成家庭暴力情况并没有做任何回应,或只是提到双方曾“因家庭琐事”发生矛盾。对于原告来说,法庭对其所提出的家庭暴力做出如此反馈,相当于变相驳回或否认了家庭暴力。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晓莹对红星新闻记者表示,“要有性别意识地看待这个问题,(重婚罪犯)因家暴离开原本的婚姻,又因生活所迫、所需和不懂法等综合原因涉嫌重婚罪,量刑应考虑这些情况。”长期关注女性权益的于丽颖律师则表示,“两位当事女性文化程度低,还曾是家暴受害者。很有可能是无法从已有的婚姻关系中解脱出来。也可能是因为没有途径,也可能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来解除婚姻关系。”4延伸被判重婚罪后,她们会有另一条路吗?经办过杨某重婚案的检察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在法院不予采纳缓刑的建议之后,其所在科室曾考虑过抗诉,并为此展开讨论。“拘役或者有期徒刑的立即执行,可以马上制止重婚罪犯们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犯罪行为,但如果不帮助消除这种违法行为或者状态,4个月、6个月之后,她们出来还是可能会出现共同居住的情况。”律师张玉霞说道。而上述法官则对红星新闻记者表示,在服刑期间,重婚罪犯也会接受教育,这些教育会降低服刑结束后再犯的可能。在杨某和潘某英的重婚案中,两人均没有委托代理律师。多位律师向红星新闻记者表示,如果能拥有一个代理律师,会对杨某、潘某英更有益。“如果被告人没有律师辩护,自身辩护能力又很弱,可能会对案件的判决造成不良影响。最好还是有当地妇女组织或者有性别意识的律师介入,帮助受害人解决家暴问题。”律师董晓莹说道。上述法官则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潘、杨二人的案子因为不涉及未成年人、聋哑人或者死刑判决的情况,不属于必须配备律师的情形,由当事人自愿决定是否委托律师。《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盲聋哑等残疾人、未成年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在刑事审判中如果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张玉霞律师、董晓莹律师也表示,在潘、杨二人的案件中,没有代理律师也是合理的。但与此同时,董晓莹提出,新的法律援助法第二十条增加了“(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于丽颖对红星新闻记者表示,近年该规定已在推广,让律师介入这两起重婚案也是有道理的。上述检察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杨某曾有过一个代理人,但是到法院开庭时,因缺少委托代理手续,该代理人出不了庭。“(杨某)民事起诉离婚,民事诉讼找了代理,但刑事却没有。当时我们认为他有代理人,所以我们也就没有联系妇联和法律援助。”法官说道。据知情人士透露,杨某已正式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与王某某离婚。他表示:“以我掌握的一般法律规律判断,这种感情完全破裂的,只要起诉,法院就要判处解除婚姻关系的。”张玉霞认为,为了避免重婚罪犯们再犯而不予缓刑,可能不如进行法制教育、协助解除前一段婚姻法律关系来得有益。“或许有更好的方式。”张玉霞有些感慨。因为“重婚罪”正在服刑的杨某、潘某英等到重获自由时,能真正重获新生吗?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