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一名香港运动员在杭州亚运会期间遗失手机，经组委会协调安排多名“志愿者”连夜翻找数万只垃圾袋，终于成功找回手机，并获得中国香港代表团的感谢与表扬。很显然，组委会认为他们尽心尽力帮运动员排忧解难是东道主的『好客之道』，而遗失手机的运动员和所在代表团也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感激之心感动之情可谓发自肺腑。就是我们作为围观群众，心里难免有点酸溜溜的感觉……丢东西，以及被偷东西的事情几乎人人都经历过，但连夜翻找几万只垃圾袋帮忙找回失物的待遇估计很少有人体会过。按照我们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一般经验，在公共场所丢失物品后，场馆方帮忙登记一下信息，查看一下监控是常规操作，如果还能派一位保安或者保洁帮忙找一下，那简直是良心物业了。按照我个人去过香港6次旅行的有限经验来说，在香港公共场所遗失物品的处理流程基本是一样的。安排几十个人翻找几万袋垃圾只为找回一部手机的事情，无论在中国香港还是中国大陆，肯定都属于超级VIP待遇了。那么问题来了：这样一种超常规的操作到底是因为亚运会东道主的『好客之道』，还是因为香港运动员的身份给了『超国民待遇』，又或者兼而有之呢？辨析清楚这个问题，在当下的公共舆论中格外重要。当年某城市全城搜索帮外国游客找寻丢失自行车的新闻这些年一直储存在大家的记忆里，时不时就会被新发的案例所激活。更加刺痛国人敏感神经的则是山东大学给留学生安排学伴的事件。虽然学伴的设置本身并不像网传的那样不堪，但留学生与本国学生的差别待遇是真实存在的。近日西安某高校还发生了保安怒斥中国学生“不懂规矩”，把垃圾投放到“留学生专用垃圾桶”的奇葩事件，再次引发舆论的强烈反弹。基于近代屈辱的历史记忆，外国人在华享受超国民待遇问题已经成了深深扎在中国人心里的一根刺，绝不能忽视它的存在。也因此，杭州亚运会本意是展示东道主『好客之道』的宣传，在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看来却成了给国际友人『超国民待遇』的扎心案例。而且，因为这次享受超常规安排的是同为中国人的香港同胞，可以抛开“洋人”的标签来讨论问题，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好客之道』与『超国民待遇』的边界在哪里。我总结了三条鉴定标准供大家参考。『超国民待遇』鉴定标准第一条：本国人也能享有优质服务，但客人的标准更高一些的是『好客之道』，人有我无、人优我劣的那就是『超国民待遇』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把最好酒菜留着招待客人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做法，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是这样的人。原因也很好理解，并不是他们有多么喜欢这些客人，而是好面子。我至今有一个没化解开的童年阴影。那是在我七八岁时候的一个中秋节，当时家里比较困难，一位亲戚照顾做了单生意赚了一笔小钱，爸妈非常感激。作为答谢，爸妈带着亲戚家的​几个孩子去省会城市的游乐园玩了一圈，还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而我和姐姐则被留在乡下，和奶奶一起过了个平淡如水的中秋节。更关键的是，我那时特别懂事，知道家里条件不好从不肯乱花一毛钱。我们城市里有个动物园的门票是12元钱，我忍了一年多愣是没跟爸妈开口说想去。结果爸妈却带着别人家的孩子去游乐园，花费十倍百倍之多。我至今清晰地记得看到他们游玩照片时汹涌难抑的委屈与愤怒。但这绝不是因为爸妈不爱我。在我爸妈的优待排序里，客人是第一位的，自家老人孩子排第二位，他们自己则在最后一位。通过这种自我牺牲的价值排序，他们在传统的道德观念里获得自洽的满足。那时候每到过年前，爸妈就会有意识地把腊鱼腊肉这些“好东西”先高高地吊起来，我们自家人是没资格吃的，要等着拜年的亲戚上门时用作招待。直到现在，我妈仍然会有这样的意识，要提前很久准备好过年招待客人的菜。只是现在家里条件宽裕了，鸡鸭鱼肉什么的变成了日常的食物，招待客人的和平常自己吃的也没什么本质区别，就是为了摆桌上好看会多做几道菜。也是到了这个阶段，我才认同了上一代人『好客之道』的合理性，因为那些吃的、玩的我自己平时也能拥有，给客人稍微多一点完全不介意。但你永远不能要求一个省吃俭用不舍得花12元钱去动物园的孩子眼睁睁看着爸妈带别人家孩子去游乐场还能心平气和。回到找手机的事情来，如果中国内地的观众遗失手机后组委会也普遍会派保洁保安帮忙寻找，只是考虑到香港运动员是客人，多派几个人帮忙快点找到，那大家肯定都会理解和表扬。回到找自行车的案例，我们普遍经历过的都是自行车被偷后报警只给登记一下，不做正式立案，更不能指望有警察专门去帮忙找回。而外国友人自行车被偷却惊动全城，48小时内找回，其中巨大反差才造成了『超国民待遇』的印象，甚至由此衍生外国人代报案的灰色产业。其实说起来绝不只有我爸妈是这样的观念，优待客人的『好客之道』在中国有着极为坚实的群众基础。人们对『超国民待遇』的反感核心并不在于外国友人获得了怎样的优待，而在于自身享有的公共服务有没有达到基本满意的标准。『超国民待遇』鉴定标准第二条：在能力范围与规则范围内尽量做好是『好客之道』，以牺牲本国人利益或尊严为代价来做好那就是『超国民待遇』在现代文明的观念里，『好客之道』有几个重要的限定条件。一是要量力而行，在财力许可的范围内招待好客人，不要打肿脸充胖子掏空家底请客，更不能去借贷来请客。二是要遵守规则，依法行事，不能因为是客人就突破规则践踏法治，那不叫优待，叫纵容。三是优待客人的同时不能亏待了自家人，牺牲利益不可取，践踏尊严不能忍。在西安国际学生专用垃圾桶的案例中，每栋楼都有自己的垃圾桶，清运时间可能不同，还会涉及到保洁员职责分工的问题，不让到其他楼丢垃圾原本是合理的规则。但保安怒斥中国学生“不懂规矩”的做法显然是对本国人尊严的伤害，这才是大家最反感的地方。在杭州亚运会找手机的案例中，组委会派了超过10名“志愿者”彻夜翻找垃圾袋，对客人绝对是诚意满满，对自己人就一言难尽了。从照片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这些“志愿者”都是场馆的保洁阿姨与大叔，不管穿上什么衣服，人家是凭劳动挣辛苦钱的。人们担心的是，戴上一顶“志愿者”的高帽之后，翻垃圾袋找手机是不是成了无法拒绝的任务，额外工作的付出有没有得到相应的加班费？如果是“被志愿”，那就完全背离了劳动者辛苦挣钱养家糊口的初心。客观上，也把原本无辜的中国香港代表团推到了被质疑被审视的尴尬境地。在适度优待客人的同时，注意保护好本国人的正当权益，照顾好本国人的尊严，应该不算很苛刻的要求。『超国民待遇』鉴定标准第三条：大大方方做了让客人来夸可以算『好客之道』，作为成绩主动宣传显然是『超国民待遇』。真要深究起来，世界上大部分事情其实都只能“论迹不论心”。无论是找丢失的手机还是找被偷的自行车，决策者和执行者的本意是很难揣度的，他们可能是单纯的“好面子”，也可能是真的有跪舔心态，诛心之论不可取，还是要看他做了什么。一个很容易观察到的指标就是，给客人特别优待这件事是由客人说出来的还是由主人主动宣传的。如果你的初心是帮客人解决问题，那事情本身做完就已经达到了目标，客人因此感谢你表扬你，坦然接受就是。如果你调用超常规的资源来帮客人解决一个寻常普通的问题，还安排一群记者来拍照录像，再满脸骄傲地发在自己的官方账号上……那我真的很难相信你的初心是『好客之道』

新冠疫情持续多年，有调查发现近半省民出现「疫苗疲劳」，倾向不接种疫苗，但有卑诗大学（UBC）专家呼吁民众应在新版疫苗推出后尽快接种，提高免疫水平、保护弱势群体，并纾缓医疗系统潜在压力。加拿大药剂师协会（Canadian Pharmacists Association）早前一项调查发现，卑诗省民愈来愈厌倦接种疫苗，近50%受访者倾向不接受接种建议，情况被形容为「疫苗疲劳」。但UBC医学院研究员兼助理教授巴赫（Horacio Bach）呼吁民众，不论其免疫力是否已经减弱，都应该在新版新冠疫苗推出后立即登记接种。巴赫补充指，新冠疫苗提供的保护或免疫力水平，在接种6个月后就会开始下降。他同意省府优先为长者、长期病患者及长期护理院居民接种疫苗，「事实证明，疫苗可以避免脆弱群体因感染住院，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仍有需要留医，但对于普罗大众来说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卑诗省首席卫生官亨利（Bonnie Henry）周四公布秋季疫苗接种活动，称新版新冠疫苗即将送抵本省，下周起长期护理院将率先展开接种，「大多数人预计在10月10日感恩节长周末后就会开始收到接种疫苗邀请。」亨利补充指，新版疫苗将保护民众免受目前疫情的影响，并进一步增强仍然拥有的长期免疫力。巴赫指出，经批准使用的新版疫苗已被证明可以预防目前在社区中最流行的新冠病毒株，「很高兴疫苗能及时到来，随着冬季到来，民众更倾向于留在室内。」连锁药房Pharmasave区域总监安特勒（Christine Antler）表示，卑诗省民在大流行期间连续数年都高度关注疫苗接种，但他们今年可能倾向于放弃。但她补充指，呼吸道病毒包括流感和新冠的威胁仍然令人非常担忧，「接种疫苗是预防疾病传播、保护脆弱群体，并纾缓医疗系统潜在压力的最有效工具。」

资料照：中国恒大董事长许家印中国地产大亨许家印被抓，可能标志着他一手建立的恒大帝国的坍塌。这对国际投资者、对金融市场以及众多大大小小的供应商和恒大理财产品购买者无疑都是一个沉重打击。周四（9月28日）中国当局宣布警方通过强制性措施将恒大集团董事会主席许家印押送至北京某处实施监视居住，恒大集团也接到了有关许家印涉嫌违法犯罪的通知。在许家印出事的同时，许家印的二儿子许腾鹤据报也被警方带走。最近被警方带走的恒大核心人员包括：恒大人寿前董事长朱嘉麟、恒大前首席执行官夏海钧、恒大前首席财务官潘大荣、恒大物业前董事长甑立涛、恒大物业前董事长柯鹏、恒大财富执行董事杜亮等。许腾鹤曾担任恒大财富总经理，外界很少看到有关他的公开讯息。有报道说，他曾在2021年折价出售了他在美国洛杉矶的一栋价值1250美元的豪宅。还有媒体说，许家印的前妻丁玉梅已经离开香港，去向不明。她和许家印前不久“技术离婚”，估计已经获得巨额分红。许家印被抓，恒大在美国寻求债务重组保护投资人利益的努力可能无疾而终。中国媒体报道说，许家印通过协议控制（VIE）架构把股权信托给离岸公司，再通过信托方式间接持有恒大的控制权，但不具有实质性法律上的责任。过去几年，恒大发行了非常多的海外美元债。如果恒大不能得到美国法院认可的破产保护，恒大的海外投资者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巨大的损失。但是，也有一种说法是，所谓海外投资者，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许家印家族的人，恒大离岸债务重组不过是许家印为确保其家族利益而玩的一个障眼法。真正倒霉的可能就是无数的中国民众。美国财经媒体彭博社周五的一篇报道指出，抓捕恒大高层的行动可能是当局为防止发生社会动荡而采取的行动，它向那些债务缠身的地产开发商发出一个信号，要它们全力推进“保交楼”，让那些已经交了购房款的消费者能够得到自己的房屋。彭博社引用英国牛津大学中国政治学者拉纳·米特（RanaMitter）的话说，“房地产业不大可能继续发挥经济增长发动机的作用了，（抓）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地产大亨就会很容易地成为一个可用的政治目标”。米特说，共产党希望向外展示，“它认为的反社会商业行为将会得到惩罚”。许家印出事给成千上万的恒大理财产品的受害者带来一丝希望。恒大理财两年前宣布无法按时支付约40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产品，引发抗议活动。但恒大总部所在地深圳的警方却竭力阻止人们进行投诉。彭博社采访的一位姓赵的女士表示，在许家印被抓之后，深圳政府相关部门改变了态度，开始受理相关投诉，即便在八天国庆节长假期间，他们也加班加点收集投资者提供的线索。这位赵女士表示，两年来她到处奔走，无人受理，自己“差点被逼疯了”。彭博社说，对于恒大的财富客户以及被这家倒下的房地产巨头欠款的所有其他人来说，恢复可能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Telegram（右一）在中文世界拥有大量为了逃避网路审查与外界联系的使用者。路透社图片 美国科技媒体TechCrunch周二（26日）报道，即时通讯软件Telegram正与其加密货币合作伙伴TON基金会及中国腾讯公司合作，打造一个类似于微信的应用软件。Telegram被中文用户称为“电报”，在中文世界拥有大量用户；尤其不少大陆的用户，为了逃避中国的网路审查，使用电报与外界联系。海外媒体也经常通过电报寻找国内的受访者。据本台粤语部报道，电报与腾讯合作的消息传出后，不少人担心国内的审查机制会延伸到电报上，对自己使用电报的安全性造成影响。一位信息技术业内人士告诉本台，他担心电报与腾讯合作后会向中国妥协，被迫向中国政府交出用户数据。他建议用户考虑转往其他平台。也有海外媒体人士称，现在电报用户跳船已经为时已晚；很多异议人士使用电报，留下了大量的重要信息；一旦电报与腾讯的合作达成，更换平台也无济于事。他认为，电报之所以与腾讯合作，是因为资金紧张。人权组织“中国人权”则警告说，这一合作可能会令电报和第三方开发者收集大量的用户身份数据。

三十四年前的八九学潮初起时,邓朴方一度还是积极主张政府与学生对话的。路透社图片 如果不是因为邓朴方的康华，六九学潮中的大学生们也不会有那么高涨的反邓情绪。而学潮中的邓朴方和他康华的小兄弟们虽然也曾反对激化矛盾，寄希望那场“政治风波”能和平收场，但一见矛盾无法调和，他们便立刻变脸！我们在本栏的上篇文章《历史故事：邓朴方和他曾经的“康华共和国”》已经介绍了正所谓“成也康华，败也康华”，邓朴方和他的中国残疾人基金会是如何因康华公司而辉煌并很快又因康华公司的胡作非为而声名狼藉的故事。如果没有康华的声名狼藉，就不会有当年的大学生们八九学潮中的激烈反邓情绪。三十四年前的八九学潮初起时,邓朴方一度还是积极主张政府与学生对话的。大量的公开材料和与邓朴方接近的人士的回忆都证明,邓朴方在整个八九学运的过程中,其观点和立场曾有几次转折性的变化。纪念胡耀邦的浪潮初起时,邓朴方显然是不赞成激化矛盾的,虽然当时的北大校园里已经出现所谓“百丑图”,将邓朴方等许多或居官、或经商的高干子弟与他们的老子一一对号入座。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晚上召开的中共在京常委碰头会上,除了正在朝鲜访问的赵紫阳,其他四位常委到场听取北京市委、国家教委等部门对学潮的分析意见,时任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时任国家教委第一副主任兼党组书记何东昌众口一词,坚持认为“一场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已经摆在我们面前”。四月二十五日,李鹏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听取北京市委李锡铭等人的形势分析。会后,李鹏单独向邓小平汇报，汇报过程中，除当时的邓办主任王瑞林，邓朴方居然也陪同父亲“听取汇报”。离开邓家后，李鹏立刻便召集其余三名在京常委，传达邓小平“对动乱的性质”所做的“深刻分析”,将学潮正式定性为“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然后,由常委会议决定,要求胡启立立即组织人马,按照邓小平的口径撰写《人民日报》社论，李鹏则以最快的速度将邓小平对学潮的“动乱”定性传达到北京和上海的最基层。到此为止,除正在访朝鲜的赵紫阳之外的在北京的四名中常委之间，在学潮的问题上，乎还没有出现原则性的意见分歧。而胡启立组织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征求意见”稿电报发到北朝鲜后,正在那里与金日成等人把盏论英雄的赵紫阳也签署了“同意”二字。不过，,当时的中常委会并没有决定向下传达邓小平御旨，既没有讨论过传达至哪一层干部,更没有做出“传达不过夜”的决定。而李鹏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钻了空子。次日,《人民日报》头版以醒目标题刊登社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群情哗然。同时,在李鹏和时任北京市委及教育部党组的紧急运作下，几乎每一个北京老百姓都已经知道,这篇社论中给学潮的定论其实就是邓小平的原话。事后分析起来,如果当时仅仅是发表“四二六社论”，而没有让一般百姓知道社论中对学潮性质的无限上纲是邓小平的原话,那么虽然仍会引起群情激愤的后果,但应该不至于引出“万人齐咒”邓小平的局面,因此也可能不会使邓小平肝火愈旺，以至在最后的决策中失去理智。在此前提下，当时的赵紫阳从朝鲜回国后提出的否定“四二六社论”,由他本人承担责任的主张也有可能实现。但是,刁滑的李鹏更明白只有把学潮的抗议声浪直接引到邓小平身上;只有让民间的种种不满情绪发泄到整个共产党政权头上,而不是仅仅针对共产党内的保守派，才能首先实现逼邓罢赵的第一步,进而再达到其全面中止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所以,他才采取了让邓小平有苦说不出的办法,成功地引导抗议者们因为对邓小平产生的彻底失望而喊出了“倒邓”的口号,并将本来是单纯的学潮激发为一场全社会的抗议运动。这种情况下,当时一些政治理念较成熟的知识界人士，包括赵紫阳身边的开明派谋士们,想把这场“政治动乱”的斗争矛头引向党内保守派,也已经无能为力。不知情者哀叹邓小平“引火烧身”,但最知情的邓大公子邓朴方则在私下里感叹：“李鹏这一手把老爷子彻底出卖了！”据“六四”后亡命海外的陈一咨先生(原中共体改所所长)披露:“(八九年)五月十七日晚上,(政治局常委们被召集)在邓小平家里开会。邓小平讲,这样拖下去不行,究竟怎么办,还有没有退路,往哪儿退。邓讲了开场白之后,赵紫阳说:‘对当前的问题,我认为有两类解决办法。一种办法是软办法,一种办法是硬办法。软办法就是,承认学生是爱国的，承认学生组织是合法的,改变四二六社论的说法。硬办法中,一种是空硬，就是发表四二六社论那样的东西,公安局发布十条,不许学生游行、上街。这种办法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没有效的。另一种办法是实硬,也就是戒严、军管。这种办法短期内可以奏效,长期来讲会使国家陷入动荡和不安当中。”接着,姚依林作了一个早有准备、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长篇发言,对赵紫阳进行了攻击。然后,常委会就戒严决定进行表决。”其实，在这次会议之前,邓朴方即已经在自己的“康华军团”内部放出话来:“赵紫阳履次犯规,这回必定出局。”邓朴方说的“履次犯规”,都是指的直接冒犯了邓小平的龙颜。一次是指一九八八年经济改革方面的“价格闯关”失败。当时,赵紫阳是不赞成搞“价格闯关”的,但邓小平三番五次让他“胆子再大一点”。赵紫阳无奈,只好硬着头皮闯,结果引来一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在总结这次“政策失误”的过程中,赵紫阳最聪明办法就是主动承担责任，但他反而在政治局会议上申辩自己的“无奈”,当时的香港报刊上也有文章就赵紫阳为老邓背黑锅的问题替赵紫阳抱屈。这种表现自然会让邓小平记恨。第二次是指八九年学潮兴起时,赵紫阳从朝鲜归国后即表示要否定“四二六社论”。而这篇社论中的关键内容基本引用的都是邓小平的原话,赵紫阳要否定它,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另一次就是指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晚上赵紫阳同前苏联政要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因为赵紫阳在会见一开头就说:“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最重大的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赵紫阳所说的本来是个人所共知的事实,但邓小平却认为这是在把“动乱”分子们的攻击矛头引向邓小平,是一种“出卖”。事后,这件事情也成了赵紫阳“反党”的主要罪状之一。到此为止,本来一度也倾向用开明决策对待学运的邓朴方，也把在“四二六”社论问题上对李鹏的恼恨忘在脑后,开始迁怒于赵紫阳。后来的种种迹象表明,无论是邓朴方还是邓家其他子女,均认为党内高层分别以赵紫阳和李鹏为代表的两股力量,都在不约而同的将学潮祸水引向邓小平。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不可能做出第三种选择,只能弃赵保李。另有相关内部人士事后回顾说：一九八九五月十九号晚,赵紫阳手下的体改所二十多人开会,大家对怎样平息事态和保住邓小平这面改革的大旗争论不休,后来讨论出三种方案，或三种对策，同邓朴方联系。上策是邓小平到中央电视台发表谈话,呼吁全人民保持冷静，在大军压境的态势下，将一切活动从动乱引向正常的政治场所；中策是政府出面发表反贪官宣言，同时要求学生回到校园去；下策是邓小平辞职。邓朴方听了这个方案，沉吟良久,说恐怕问题没有那么简单。这次确实有人要打倒老邓。不过中策也可以试一试。五月十九日晚上，笔者本人在天安门广场听学生领袖吾尔开希和程真(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六四”镇压后流亡美国)等人讲，邓朴方的一个姓唐的秘书派车将他们几个学生领袖接到康华公司，告诉他们中共已经决定派军队进城，希望你们大学生停止对立。不然的话，军队的空降兵将会在广场直接降落，坦克炮平射。次日凌晨，当中共的广播播完李鹏态度强硬的讲话后,吾尔开希在大学生绝食团的广播站发表讲话，大致讲了那位姓“唐”的秘书的谈话内容。然后要求全体在场人员听从他的指挥，准备集体撤离天安门广场,将队伍转移到使、领馆区。但几分钟后，即又有其他学运领袖柴玲等宣布吾氏的意见是个人意见,不能代表大家。新的“决定”是坚守广场……。事后，笔者打听到吾尔开希等学生领袖说的姓“唐的秘书”实际上姓谭，叫谭立夫，是中共延安时期臭名昭著的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中共建政初的最高检察院的第一位副检察长谭政文之继子，也是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介绍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口号的两个发明人之一。1987年，正在军中服役的谭立夫眼见邓朴方的康华事业前途不可限量，立即以大校军衔转业，被中组部任命为康华总公司人事部总经理（正局级）。“六四”镇压后,在整顿康华的过程中，中共有关部门认定谭立夫对康华的种种违法行为负有领导责任，但鉴于他没有个人经济问题，所以仅给予一个党内警告处分。康华被撤消后,谭立夫一度赋闲在家,郁郁寡欢地抱怨朴方对他不够意思。不过邓朴方还是很快对他伸出援手，帮他运作了一个中国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兼常务副馆长的职务，仍是正厅局级。两年后，他又担任过文化部办公厅主任和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等职。总之，当年以邓朴方为首的康华公司的一班人员,尤其是其中的高干子女在八九学潮初期和中期还是希望“和平解决”的。但是等到中共戒严令发布之后,他们眼看着矛盾越来越激化,流血冲突已经不可避免的时候,基于他们维护自己所赖以生存的中共独裁政权的利益，他们也还是要“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当时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邓朴方的“康华军团”在八九学运后期的鲜明立场。一九八九年六月四号的《人民日报》头版曾刊登一篇《孙巨同志的一封信》,署名是“一批共产党员，执笔人孙巨”。信中指责《人民日报》六月二日头版上的一篇花边新闻《“六一”天安门广场一瞥》同前些天的“戒严×日”的报道同出一辙,前后呼应,全是“用‘春秋笔法’颠倒黑白、混淆事非、顽固站在中央决策对立面,继续给动乱制造者撑腰打气，给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令抹黑的恶毒文字”。文中还呼吁“不能拿党中央机关报的崇高形象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助长气焰”。这个孙巨原名李巨一。本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井泉和妻子肖里的第三个儿子，其名字“巨一”出自毛泽东1945年在中共七大总结报告中提到的“巨大统一”。当年李井泉和肖里在延安结婚，介绍人是孙志远、赵磊夫妇。此夫妇无嗣，李井泉即将李巨一送给孙志远夫妇，改姓名为孙巨。说起来孙巨在文革前可是那一大批中共元老后代中为数不多的学霸之一，真的是靠成绩进入著名的北京男四中，毕业后考进清华大学无线电系。1980年他留学美国，获南加大电子工程博士学位。回中国后进入康华公司。他的妻子是中共开国上将赖传珠之女。当时这个孙巨文中说的的“一批共产党员”加他一共是四个,全是康华公司的大小头头。文章炮制出笼后，因为《人民日报》拒绝刊登,他们直接找到中共政治局,然后由李鹏亲自签发,逼迫《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可怜这位“孙巨”虽然文章中口气颇为吓人，但事后不但没有捞上个“共和国卫士”的荣誉,在康华被撤消后同样也一度失去了工作。日后也是靠邓朴方的运作，被安排到招商集团，但一直都只担任部门职务，直到退休才混到一个副厅局级待遇。按照陈一咨先生的看法，也正是基于对共产党政权的前途着想,邓朴方即使在八九学潮后转向强硬立场,也未必会赞成直接对和平示威者开枪镇压的办法。有人说“六四”后邓朴方曾为此在家中大哭了一场。邓朴方也曾在私下场合表示:“六·四”的背景绝不象外界所看到的那样简单。当时北京还有一则传说是:八九年五月底，当邓小平已经调动军队包围北京城时邓朴方等几个子女苦劝邓小平千万别因为制造出流血事件而悔了自己一生的功名。邓小平则仰天长叹说:事情已经闹到这么严重的程度，已经没有别的的办法可想。动乱发展下去,会比“文革”的情况还严重，真是那样了的话，朴方可又要受苦了。这种传说当然也无从证实，但为了自己的子孙后代而不惜任何代价，绝对是所有中共元老们的一贯主导思想。

多市士嘉堡南面罗伦斯路夹摩宁西路一间破旧不堪的独立平房，由于地段大面积大，最近挂牌以60万出售，截至至今午至少已获得22张柯化。 这一间独立平房位于士嘉堡Stoney Creek路7号，有3间睡房和2个洗手间，但因该物业被弃置多年，屋内的墙壁已呈裸露状态，整栋房屋的状况以极其糟糕来形容绝不为过。该间房屋的地段面积是44尺乘113尺，厨房和中央暖气已久未用，后园还有一个泳池，但屋内的墙壁都已被拆除。 然而，该栋平房在本月25日挂牌上市以来，截止29日中午已收到了多达22张柯化。 地经经纪王建泉指出，根据地产系统现有的信息，该栋平房是在1958年建成的，业主是一对夫妇，很可能是一手业主，自1980年以来没有看到任何交易记录。 该栋物业曾在今年8月9日首次挂牌上市，叫价为59.9万元，但在市场上停留了长达47天，因没有成交而在上周退市。该物业在本周一再次上市，今天中午已收到了22张柯化。 王建泉昨天说：「估计在周五下午5时左右就能知道成交结果，成交价预期应在70万元至80万元之间，因为根据附近地区在过往3个月来的成交记录，类似的独立屋的最低成交价为81.2万元，最高成交价达到了超过123万元。」 在王建泉看来，尽管上述物业在现时的房屋状况是无法住人的，但买家只要投入10万元左右全面装修，就能让房屋焕然一新。他还说，附近有一栋平房的房屋状况比上述物业更加糟糕，但因为所在的地皮面积更大，在不久前以超过80万元的成交价售出。 华裔贷款经纪李家平指出，购买上述物业的买家将难以从银行获取房屋按揭贷款。...

【都市网】安省省长福特今（29日）于X（前Twitter）发布一段影片，祝贺华裔中秋节快乐。 福特在帖文中表示，祝贺今天在安省庆祝节日的人中秋节快乐，提到与家人和朋友欢聚一堂，欣赏过去一年的成果，希望人们平安、幸福和繁荣。 Happy #MidAutumnFestival to all...

RCI发布日期：20:02 魁北克省计划提高来自加拿大其他省份学生的学费。省长勒格（François Legault）表示，目前存在魁北克与其他省份的学费失衡问题，省政府将很快就此事作出正式的宣布。 勒格说，与多伦多学生到魁北克来上学的费用相比，一个蒙特利尔学生去多伦多上大学需要付四倍的学费，这是不正常的。 加拿大的高等教育属于省级政府管辖范围，因此高校学费是由所在省份决定的。魁北克省的学费是加拿大全国最低的，但是本地学生、外省学生和外国留学生所付的金额差异相当大。 以蒙特利尔市麦吉尔大学的本科为例，本省学生一年的学杂费在5575加元至7487加元之间，外省学生在11138加元到13050加元之间，外国学生则需付56000多加元。 根据一个相关咨询委员会提交给魁北克省高等教育部的报告，学费上涨对入学率的影响不大，但是对家庭环境不好的学生影响更明显，而这个群体在学生总数中所占的比例本来就已偏低。 （Radio-Canada, Maud Cucchi, adaptation en chinois par Wei...

安省省内愈来愈多医院恢复口罩令，有专家指出这正反映出省内正迎来另一彼新冠疫潮。圣约瑟夫医疗保健和咸美顿健康科学中心 (HHS)本周三更新了医院内的口罩令，要求工作人员在与患者互动时戴口罩。 周一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医院工作人员的一份内部备忘录表示：「虽然我们预计在呼吸道疾病高峰期需要临床口罩，但我们打算将其作为一项临时措施。」 就在9月11日，贵湖综合医院的临床区域开始要求佩口罩，但走廊和会议室则可选择戴口罩。本月早些时候，安省东部京士顿和渥太华的一些医院也采取了购买口罩的行动。 在多伦多地区的许多医院，包括西乃山医院、北约克全科医院、惠仁医院、莱克里奇（Lakeridge）医院、圣约瑟夫医院和圣米高联合医院，病患照护区仍需要戴口罩，但在其他地方则可以自行选择。 西乃山医院发言人弗拉纳根 (Anne-Marie Flanagan) 表示：「考虑到当前和预计今年秋季的病毒传播率，我们认为这种自春季以来一直沿用的方法是适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