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第五大股市——印度股市创新高，市值逼近4万亿美元。 周一，在邦选举中执政党取得关键胜利的推动下，金融股和能源股推动印度股市创历史新高，证券市值总额达到3.93万亿美元。此前，强劲的宏观经济数据和全球利率预期的放缓已对印度市场有所提振。 根据彭博社汇编的数据，自2020年3月疫情低点以来，印度交易所上市证券的市值截至周五已增长两倍，印度NSE Nifty50指数当天攀升至新纪录。 今年以来，海外基金已经向印度本地股票注入了超过140亿美元的资金，印度股市也从疫情期间开始的散户投资热潮中获得稳定提振。截至2023年，Nifty指数累计上涨近14%，连涨八年。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据媒体报道，今年以来，在散户投资者持续流入的推动下，包括共同基金和保险公司在内的本地机构的股票购买量已攀升超165亿美元。 印度股市凭什么？ 首先是基本面向好。截至9月，印度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7.6%，在全球增长放缓的背景下脱颖而出，增强其股市对外资的吸引力。 根据摩根士丹利的预测，印度股市有望在全球新兴市场衡量标准水平之上10%保持三年。 其次是迪政府实行市场偏友好政策，加上印度年轻劳动力充足，使得印度在全球供应链中有优势。 根据相关报道，印度总理莫迪还致力于将本国转向制造型驱动经济模式，支持基础设施和重工企业，对印度工业股、能源股形成利好。 报道援引摩根大通策略师Rajiv Batra团队在11月11日发布的一份报告称： “除了结构性承诺外，我们认为近期将推动市场走高的因素包括强劲的活动数据、令人印象深刻的企业盈利、油价下跌以及强劲的国内资金流入。” 伦敦智库官方货币和金融机构论坛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全球养老金和主权财富管理机构正纷纷涌向印度。 另一个提振因素在于莫迪连任的可能性增加，大大减少政治风险。上周末的选举结果显示，印度执政党印度人民党在四个邦议会选举中的三个邦取得了关键性胜利，这有利于印度总理莫迪在明年5月大选争取连任，市场情绪进一步被提振，印度股市有望持续走高。 Wilson Asset Management的投资组合经理Matthew Haupt表示： “它（印度人民党地方选举胜利）的作用是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延长印度市场交易的持续时间。” “我们可能会看到资本持续流入印度。” 目前面临高估值的风险 印度股市火热的另一边，是投资者对市场估值过高、股市交易拥挤的担忧。 另一方面，散户的大量涌入也可能给市场监管带来挑战。根据媒体数据，11月，外资三个月以来首次成为印度股市的买家。 有观点认为，这些市场情绪可能增加印度股市接下来回调的可能性。

混在一众西装革履文质彬彬的人当中，身着灰色针织衫的王思聪，一脸严肃，却又格格不入。 11月27日上午，北京寰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寰聚商管”）与泰安市政府就泰山文旅健身中心项目签署了合作协议，王思聪以“北京寰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出席了签约活动。 图源：寰聚商管公众号 文旅健身，听起来似乎不是很「宏大」，但却是一个综合性的项目。签约现场，当地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均有出现并致辞，微信公众号“寰聚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也发布了签约相关的宣传稿。 王思聪这位消失在公众视线许久的豪门公子，也再次引起吃瓜群众的热议，有关“王思聪进军文旅地产”、“王思聪接班王健林”等言论开始传出。 但据媒体报道，万达方面表示，寰聚商管与万达集团没有关系，王思聪一直忙自己的事情，他也基本不参与万达的业务。 一身休闲装签订文旅大项目，是年少轻狂还是自我选择，外界不得而知。只不过，父亲王健林近期债务缠身，为了上市对赌四处奔波，儿子王思聪在这一节点突然成了地方文旅项目的签约人，确实值得寻味。 一、回归家族生意？ 2023年文旅市场迎来全面复苏，泰安市对文旅发展寄予厚望，泰山文旅健身中心项目便是其中一环。 据泰安旅游经济开发区官网介绍，泰山文旅健身中心总用地面积约500亩，总建筑面积约35.5万平方米，主要包括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全民健身馆（一场三馆），项目总投资约37亿元。 该项目打破体育中心传统布局模式，引入商业、餐饮、娱乐、文化、体育、会展等多种业态，打造全新的体育文化产业综合体。据泰安市政府办公室2021年10月发布的消息，一场三馆的主体建设已经完工。 在宣布这次合作之前，寰聚商业的官方公众号刚刚注册不到一个月，其第一笔单子便是和泰山文旅健身项目的合作。寰聚商业表示“将承接商业地产及文旅项目策划运营方向的策略管理工作”。 商管和运营是万达的强项，那么这家新公司和万达是否有关系？ 天眼查显示，寰聚商管今年7月才成立，注册资本1000万元，主要从事商务服务。据寰聚官方公众号显示，其管理资产规模已经超过60亿元，高层主要有董事长王思聪，总裁李欣和执行总裁丁一。 公司两位股东是杭州杯盏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九桓置业发展(北京)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51%、49%。进一步穿透，王思聪为杭州杯盏的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为31.5%。九桓置业，则是普思投资于2021年投资的房地产公司，名下间接持有四川天府万达建设发展有限公司45%的股权。 有意思的是，寰聚商管是香蕉计划成员企业。香蕉计划，诞生于2015年，正值影视娱乐产业大行其道，王思聪泛娱乐帝国最后的高光时刻，不过这个到后面再讲。 图源：寰聚商管官微 总之，王思聪似乎告别了文娱的花花世界，一头扎进了地方招商，并对泰山体育场改造项目非常上心。 他不仅亲自实地参观了项目，还在相关规划中表示，寰聚将在本项目中引入Zoolung品牌，打造中国最大室内萌宠乐园；另拟将滑雪场打造为华北地区四季滑雪的标志性目的地。 从股权结构和经营内容看，寰聚商管在业务上与万达并没有直接关联。但一个成立仅仅四个月的公司，不仅受到当地市委书记高规格接待，而且一谈就是37亿的文旅项目，背后没有助推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相关媒体报道，此前万达曾和泰安的文旅体育项目有过接触，据泰安市人民政府官网消息，今年5月份，泰安市有关领导曾带队来北京，与万达集团相关负责人座谈交流体育场馆合作等事宜。 寰聚商管与万达的关系目前尚不清晰，但可以确定的是，那个曾经铁了心不涉足地产，沉迷泛娱乐和电竞的王思聪，正逐步向万达系的主阵地靠拢。 二、怀揣5亿闯世界 出生于1988年的王思聪，今年也迈入了35岁——传说中互联网打工人被裁机率最高的年纪。 王思聪并没有被裁的担忧，他的焦虑大部分来自如何才能不继承父亲的万亿产业。 作为首富的儿子，王思聪和很多富二代一样，从小便有优渥的生活条件，也不乏去海外留学、见识世界的机会。1995年前后，他被王健林送到新加坡读小学，2001年前后，又去到了英国的温彻斯特公学接受中学教育，成为霍震霆之子霍启刚的校友。 尽管王思聪后来给大众留下了一副玩世不恭的形象，但在求学路上他的成绩一直都很不错，并凭借优异成绩考入伦敦大学学院，选择了自己最喜欢的专业：哲学。 2009年，王思聪学成归国，彼时他只有21岁，且对自家企业的传承不感兴趣。或许为了证明自己不靠父辈也能创出一番天地，王思聪选择创投。 王健林还是很支持儿子的，大方给出5亿元的试错资金：允许失败两次。 图源：访谈截图 拿到钱后，王思聪在2009年年底成立了普思资本，当时正值创业板开板，本土人民币创投开始崛起，中国资本市场在随后两年进入了狂热的全民PE阶段。 有段时间，普思投什么赚什么，确实做出些成绩。 微博2009年上线，他2010年注册，依靠犀利言论、富豪视角获得“王校长”的称号，坐拥大把流量——这也是他后来涉足的娱乐生意的关键。 2011年，王思聪强势进入电竞，他召集队员，收购战队，组建IG俱乐部。IG也不负众望，DOTA2、星际争霸、英雄联盟、穿越火线等游戏分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全国甚至世界冠军。 2015年8月，王思聪成立经纪公司“香蕉计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同时签约韩国女团T-ara；同年9月，他在微博上宣布担任即将上线的视频直播平台熊猫直播的CEO，并启动融资计划。 王思聪的事业最初做得风生水起：普思资本先后投资了网鱼网咖、大众点评、360、英雄互娱等多家公司，熊猫直播成为直播行业的三巨头之一，他本人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是网友口中的“国民老公”。 老爸王健林对他的表现非常满意，市场也给予这位年轻的投资人一笔丰厚的回报，2017年是普思的巅峰，年收入高达63亿元，王思聪的身家也因此水涨船高，达到50亿元。 不过就在巅峰时，他欣欣向荣的事业突然急转直下，由于一次对赌，熊猫直播倒闭，王思聪一夜之间从“国民老公”变成“国民老赖”。他的创业经历，前后折腾十几年，虽说前期有点起色，但最终还是“高开低走”。 三、站在十字路口 找谁接班，是每个民营企业家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万达无疑是焦点中的焦点。 前几年，王健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过，王思聪已明确向他表示不会接班万达。 “我跟思聪探讨过几次，他没兴趣接我的班，管十几万人他觉得太辛苦。” 没有儿子做帮手，快70岁的王健林只能自己硬抗，最近他可以说是忙得焦头烂额。 2023年，为了回笼资金，万达集团像六年前一样不断卖资产，眼下距离新年还剩最后一个月，其债务危机也不是完全没有转机。 11月30日，万达商管在港交所公告，此前公布的6亿美元债调整还款计划方案已获得债权人投票通过，参与投票的投资者中支持比率达到99.3%。根据此前公告，该笔6亿美元债将于2024年1月到期，此番调整让万达获得了一些喘息时间。 但由于当前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境外资本市场利率不断上升，公司再融资面临一定困难。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图源：IC photo 而且万达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与珠海万达商管的境内外战略投资者商谈推迟上市时间。由于前期签署的对赌协议，如果年底前未能上市，万达将直接面临偿还超300亿元本息的压力。 有消息称，珠海万达商管有意将IPO时间推迟至2026年，但有投资方认为时间推迟得太久，目前正在进一步商讨。若消息属实，万达商管将换取到更长的蓄势机会。 从某种层面来看，万达好像进入一个轮回。2017年的那场世纪交易，王健林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以637亿元一次性将旗下13个文旅项目和77家城市酒店打包出售给了富力和融创，由此盘活了万达。 六年过去，万达再次债务压顶，王思聪又接手了文旅项目，未来发展如何，大众还是很期待的。即便他和万达以及接班人没有直接关系，父子二人在同一赛道发力，或许也能给市场带来一些信心。

11月26日，在河南省安阳市曙光学校东门口，参加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4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安阳考区笔试的考生走出考场。视觉中国供图 “‘第一学历’是我的伤疤。” 林奇找工作时，把所有想要投递的岗位信息都列在了一张表格上，在招聘要求那一栏，一些岗位明晃晃地标注着：“各学历层次所在学校均为‘双一流’建设高校。” 这些岗位与林奇无缘。他本科就读于省内一所“双非”院校，考研那年“拼了命”，才考上位于城市另一边的“985”。林奇本以为他拿到的是“逆袭”的剧本，却在看到这些招聘要求时有点泄气，“高中不该‘混’的，到了找工作的时候才知道第一学历的重要性。”他无奈地和记者说，“感觉一步都不能踏错。” 但让林奇疑惑的是，人的发展是动态变化的，仅从“第一学历”来判断应试者的能力是否有所偏颇。“在学习氛围更松散的大学环境中考研成功，为什么不能证明自己的能力？”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要带头扭转“唯名校”“唯学历”的用人导向，建立以品德和能力为导向、以岗位需求为目标的人才使用机制，改变人才“高消费”状况，形成“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良好局面。 但是在前不久中国青年报社社调中心发布的一项有1000人参与的调查中，仍有超过八成的受访者认为“第一学历”的重要性被过度放大了。交互分析发现，“第一学历”是专科院校的受访者对此认同的比例更高，为88.6%，之后是二本院校的受访者，占比为83.4%。 毋庸讳言，当下“第一学历”仍然在各类招聘中起着重要的筛选作用。为了摆脱“第一学历”的烙印，这些就读于“双非”院校的学子开始“自救”。 11月24日，武汉，考研倒计时30天，湖北商贸学院的图书馆内，大学生认真备考。视觉中国供图 自救 摆脱“第一学历”的桎梏，很多“双非”学子的第一选择就是提高学历，他们通过考研进入评价更高的学府，希望用“最高学历”拉平差距。 林奇学的是一个工科专业，在他就读的本科院校里，大多数学长学姐毕业后都选择进入工厂，“说是技术工种，但实际上也都是体力活儿”。同样就读于此专业的“双一流”高校学生毕业后的选择则更加多元，“大多数会升学，还有一些比较优秀的可以直接进入研究院工作”。 一些学者认为，就读于名牌大学的学生从本科开始就享受着更加优质的师资和更为丰富的科研资源，这能够帮助学生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本，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从而获得更高的社会认可度。 林奇记得自己在本科期间找实习都很困难，几乎每次都会有面试官问他这样一个问题：“你的学校与其他同学相比可能是弱项，那你认为你的突出优势是什么，可以补足自己的短板？” 尽管林奇评估自己的专业能力并不弱，但客观存在的招聘要求昭示着想要获得一份“体面”的好工作，他唯一的选择就是考研。 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李伟、教授邬志辉对“二本学子”的学历困境和“自救”实践进行了网络民族志考察，他们发现“考研”一词占据豆瓣网“二本学子自救协会”小组帖文高频词榜首。“通过考取精英高校的研究生，实现学历层次和学校层级的双重提升，成为‘二本学子’摆脱学历‘原罪’的首要途径。”但是，他们也指出，随着考研人数逐年递增，考取名牌大学研究生的难度显著增大。 对于林奇而言，考研最难的部分是对抗学校里松散的学习氛围，“课堂很水，老师大多数时间在读PPT，下面的学生都在玩手机，没有多少人在学习”，大学期间，林奇的大多数专业课都需要靠网课补课，每周还会去同城的“985”大学“蹭讲座”。除了深夜，宿舍不存在安静的时刻，图书馆的位置却不用抢。在他看来，比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考研更像是独自行走在漆黑的隧道，身边没有并肩作战的战友。 为了能沉下心学习，林奇住进了考研宿舍，制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表。他想要考取的专业此前扩招了一批保研的学生，留给考研学生的“坑位”不多了，“去年的录取分数线比前些年涨了20分”，当时的他翻阅着社交网站上“双非”学姐学长考研上岸的视频和笔记，寻找着经验和鼓励，期待半年后的自己也能逆袭成功。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11月18日，安徽阜阳，阜阳师范大学西湖校区，考研学子在紧张备考。视觉中国供图 “就算考上研究生，求职出路是否会受到第一学历的影响也未可知，相对来说，考公考编对第一学历的要求没有那么严格。”这是另外一场“自救”考试，财务管理专业的张伟欣把进入体制内工作当作自己上岸成功的标志。 只要通过简历筛选，后续流程基本上不会有人特意询问学历，考公的“结构化面试”给了张伟欣“安全感”。 张伟欣记得自己参加过一场实习面试，有面试官问他如何看待自己的“二本”身份，他一时间语塞，继而开始罗列大学时考取的证书和参加的实习。“其实真正因为高考发挥失常进入二本院校的人并不多，我确实是上了大学才开始觉醒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李伟和邬志辉在研究中发现，为了在考研、考编和求职竞争中脱颖而出，很多“二本”学子通过参加各种课外活动、企业实习等丰富履历积累经验。通过考取各类证书（包括大学英语四六级、教师资格证、普通话证书等）将能力进行“符号化”。有受访者表示：“这样在考研、考编、留学或是找工作上，都能给人留下‘虽然你是二本，但是非常有上进心的印象’。” 分级 作为一名本科就读于“二本”、硕士研究生就读于“211”院校的计算机专业学生，秦阳起初不觉得自己在招聘中遇到了歧视。目前，他在国内一家互联网大厂工作。 “只要有最高学历‘顶着’，过了简历初筛的门槛，后面就看技术了。”秦阳在找工作面试时有一个非常突出的感受，“他们需要一个立刻就能‘上手干活儿’的人。”因此，实习经历是比学历更为重要的筛选标准。 读研期间，秦阳在学长的介绍下，进入了一家头部互联网公司实习，在他看来，这份实习经历在简历上的分量远比“第一学历”要重得多。 但是很快，秦阳就发现了一些不一样。互联网公司的应聘者通过同一岗位薪水的差异，在社交平台上把大厂录用通知书的等级从低到高分为“白菜（普通录用）、SP（specialoffer，即特殊录用）和SSP（super specialoffer，即超级特殊录用）”，“白菜”的薪水最低，“SSP”的薪水最高，“在有的大厂，二者之间月工资的差距就有4000元。”秦阳拿的是“白菜价”，与他研究生毕业于同个院校但本科也就读于这所院校的同学却拿到了“SP”，每个月的工资比他多2000元。秦阳无奈地说：“可能是觉得我潜力不足吧。” 目前一名就职于该大厂的HR告诉记者，对于技术类岗位的招聘，首先考虑的就是个人能力，“我们不会招聘一个空有学历但干不了活儿的人”，但是，如果双方具有同样的技术水平，“‘第一学历’和‘最高学历’确实都会成为公司评估薪水的参考”。 对于校招中的非技术类岗位，对“第一学历”的层次划分则更为严格。“相比于技术类，人事、运营等岗位会更在意应聘者各级学历就读院校的含金量”。这位HR观察到，这一届人力资源部门招聘的应届生绝大多数本硕均在“985”高校就读，还有部分是海外名校的毕业生。 新闻传播专业的王琴在本科刚入学时就了解到，“北人大，南复旦，加中传”的格局由来已久。她通过考研进入其中一所大学，在硕士期间“拼命”参加各类专业领域的实习，以期在毕业时找到一份好工作。 硕士毕业时，她已经有了财经专业媒体、互联网大厂和电影节的实习经历，感觉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秋招时，很多同门同学都能通过互联网大厂的简历初筛，她却过不了，这让她感到有些受挫。 上述HR坦言，应聘者在招聘过程中有“公司过度放大‘第一学历’重要性”的心理感受，主要是因为近年来岗位释放有限，应聘者竞争压力变大。“在个人能力和岗位适配度差不多的情况下，‘第一学历’是肯定要参考的。” 这种关于前置学历的分级现象不仅发生在企业招聘中，博士应聘高校教师时也常常会面对“金本、银硕、铜博”的前置学历歧视。即使硕士和博士均就读于顶尖大学，仍可能面临“本科学历卡脖子”的问题，即因本科毕业于地方普通高校而无法获得名校教职的面试机会。 今年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的一项实证研究结果也显示，“金本”“银硕”和“铜博”在学术职业获得方面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前置学历歧视。在读期间科研发表实力相似的情况下，“铜博”选择非正式教职（博士后）的概率最高，“金本”获得高层次大学正式教职的概率显著更高。人文社科专业中“金本”在高水平大学获得正式教职的机会显著更高。 这意味着博士毕业生在寻求学术职业时，不管是否存在科研能力上的差异，“铜博”都处于劣势地位，需要在毕业时从事博士后工作来进一步“镀金”，以弥补前置学历的劣势。 但一些聚焦大学教师科研能力的实证研究却发现，大学教师的本科学校层次与其科研能力间并没有显著相关性，本科学校层次不能有效反映博士的科研能力。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马莉萍认为：“如果仅用‘金本’‘银硕’和‘铜博’这些前置学历来识别科研能力，尤其是在人文社科领域，可能会造成人才误用的风险。” 形成全社会参与的力量 张宇本科毕业于“双非”院校，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国内顶尖高校。前不久，因为公司架构调整，他们一个部门都被裁员了。张宇陆续应聘了几家公司，有一家已经走到终面，但HR明确表示，“因为‘第一学历’的问题，老板觉得不太合适。” 经历过大学、研究生和第一段工作，10年前的“第一学历”仍像挥之不去的阴影，笼罩在张宇的人生中。 他将自己的经历写成帖子发到网上，在评论区，他发现走到终面后又因为“第一学历”被拒绝的应聘者不在少数，他们共同的疑问是，如果对“第一学历”有明确的要求，为什么会通过简历筛选？ 有HR给出了回应，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内部理由向外归因，可能是有其他原因但不便明说，所以归结到应聘者的‘第一学历’；另一方面，‘第一学历’作为筛选条件，到终面时才发挥作用，在与能力近似的应聘者的竞争中，用‘学历硬条件卡人’。”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第一学历歧视’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层面的‘普遍违法’，容易导致法不责众和违法不究。求职者可能会私下抱怨，但却投诉无门，也缺乏有力证据支持劳动权益诉讼。‘第一学历歧视’的观念根深蒂固，甚至连求职者自身都可能默认和接受。” 张宇认为，对于已经有工作经验的人来说，应该更加注重工作产出的对比，以“第一学历”作为理由淘汰应聘者不合理，“这意味着他们考察我的标准还停留在10年前，而没有关注我这10年的成长和发展。” 有专家认为，过度重视学历有可能形成某种“阶层固化”。在李伟看来，弱势阶层家庭子女受限于家庭教养方式和资源投入水平的劣势，更难在高考竞争中获胜。家庭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的劣势也将继续限制他们摆脱学历困境的机会。“让学历成为一个阶段性的教育结果，而不是将人分成三六九等的身份标签，才能真正破除学历歧视。” 马亮表示，想要破除“第一学历歧视”，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大劳动违法的惩处力度，“让用人单位不敢越雷池半步”，想要做到，则需加大对劳动执法部门的资源倾斜和政策支持，让他们敢于“亮剑”。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讲师杨雅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应由立法机关对就业促进法相关条款予以解释，或者在修订就业促进法时将学历歧视予以列举，为社会提供明确的法律指引。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姚金菊提出，各级政府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可以通过派员检查、抽查等形式，对用人单位招聘情况进行监管；可以依职权或依申请，对招聘过程中确实存在“第一学历歧视”的用人单位给予一定程度的行政处罚，并将处罚情况作为典型案例予以公示，以起到引导示范作用。 对于那些“暗箱操作”的“学历歧视”，要鼓励求职者警惕并举报、投诉，相关单位理应加强反馈和处理力度。用人单位也应该意识到，将“第一学历”视作选才的唯一标准，不仅难以保证获得真正的人才，还可能损害自己的公信力和声誉。 马亮建议，形成一种全社会参与的集体力量，建立、健全对人才的多元评价体系。 林奇说不清楚自己想要的“真正的公平”是什么，他只是希望能通过每一次专业相关的简历初筛——哪怕只是获得一个用“海选笔试”证明自己的机会。 过去，他遮遮掩掩，只要面试官不问，他绝不会主动讲述自己的“第一学历”，但就像“遮掩不住的疤痕”，如果无法避免被一次次提起，就不如让它成为自己成长的见证。 后来，林奇在自我介绍里总会加上：“我本科就读于一所二本院校，但即使在松散的学习氛围里，我也努力地考上了研究生，这证明了我的学习能力和坚忍的意志。” （应受访者要求，林奇、秦阳、张伟欣为化名）

温哥华岛邓肯（Duncan）标志性的巨型冰球棍正在等候其新主人。 温岛高域根谷区域局（Cowichan Valley Regional District）指该支长逾62米木制冰球棍及冰球放置在邓肯市内高域根社区中心室外已长达35年。 不过，当局指将该件以道格拉斯冷杉制成的冰球棍和用来固定它的结构现已开始腐烂，基于公众安全的考虑，当局必须将其拆走。 该区域局还指，公众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只有少数民众认为要维修或更换该件有代表性的装置；该巨型冰球棍最初源自温哥华1986年世博会。

近日，网传福建厦门外国语学校翔安附属学校两名教师因涉嫌强奸被刑事拘留。12月5日，新黄河记者就此事联系到了该学校，其工作人员表示自己没有权限回复此事。厦门市翔安区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则回应新黄河记者，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具体涉案细节教育部门不便回应。另据知情人士称，涉案的两名老师已被采取刑事拘留措施。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据网传截图信息显示，女生赵某（23岁，某高校大四学生）与其来自厦门外国语学校翔安附属学校的三名男性教师朋友王某（26岁，厦门人）、彭某（25岁，厦门人）、洪某（32岁，厦门人）在酒吧喝酒至11月27日2时许，随后王某带赵某先行离开到湖里区高林中路一公寓酒店开房，欲与赵某强行发生性关系被拒，王某放弃离开。3时许，王某、彭某、洪某碰面时，王某称赵某不愿与其发生关系。彭某表示喝酒时赵某与其互动亲密，要前去试探能否与其发生性关系，后3人返回酒店。王某用手机扫码开门，让彭某进入房间，自己和洪某在房间外等候。彭某趁赵某醉酒无意识与其发生性关系后离开现场。11月27日4时许，110接群众报警称在厦门市湖里区高林中路一公寓酒店被强奸。现嫌疑人均已到案，刑大已立强奸案侦办，拟对彭某、王某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12月5日，新黄河记者就此事联系到了厦门外国语学校翔安附属学校，其工作人员表示自己没有权限回复此事。厦门市翔安区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则回应新黄河记者，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具体涉案细节教育部门不便回应。另据知情人士称，涉案的两名老师已被采取刑事拘留措施。新黄河记者还就此事致电了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金山派出所，其工作人员表示，不便告知，建议和市里面的新闻媒体中心联系。湖里区高林中路该公寓酒店的前台则回应记者称，此事并非发生在自家酒店，对于网传信息中提及自家酒店一事已经报案。 据悉，厦门外国语学校翔安附属学校又称厦门市翔安区实验学校，学校创办于2007年，是一所义务教育阶段九年一贯制学校。2011年，与厦门外国语学校合作办学，挂牌“厦门外国语学校翔安附属学校”。学校获得福建省“文明校园”“教育科研基地校”“义务教育管理标准化学校”，厦门市“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德育先进学校”“环境友好型学校”等荣誉称号。

12月5日，“喜茶涉嫌违反宗教事务管理条例被约谈”登上微博热搜，事因喜茶和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的联名款产品上线后受到质疑。深圳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工作人员称已约谈了喜茶。12月5日，喜茶方面尚未对此事回应，但新京报记者注意到，“佛喜”联名款系列已经下架。而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对新京报记者回应称，与喜茶的联名合作已经结束了。 日前，喜茶推出了一款名为“佛喜拿铁”的新饮品，并配套推出三款特别设计的杯子和冰箱贴，分别以无语菩萨、欢喜罗汉和伏虎罗汉为主题。这款产品在各大门店、线上平台销售。据了解，这是喜茶与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联名活动，致敬的是曾龙升大师作品《釉下加彩十八罗汉塑像》。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喜茶“我佛持杯”产品。社交平台截图 据媒体报道，深圳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工作人员对媒体反馈称，该局于12月1日约谈了喜茶公司，公司于12月3日做了下架处理，同时就相关情况作出检查。经过民宗部门和市场监管等部门会商研究，喜茶其实打的是个“擦边球”，“周五晚上就给我们发了整改报告，12月3日已经全部下架了”。12月5日，新京报记者致电深圳市民族宗教事务局方面，宗教事务相关联系电话暂无接听。 新京报记者在喜茶小程序发现，目前相关产品已经下架。12月5日上午，新京报记者就此联系喜茶方面，尚未有具体回应。 据了解，喜茶与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的联名合作是在11月28日上线的。12月5日上午，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相关负责人对新京报记者回应表示，与喜茶的联名合作目前已经结束了。至于联名款下架的具体原因并不清楚。 新京报记者查询了解到，按照《宗教事务条例》规定，禁止以宗教名义进行商业宣传。《关于进一步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问题的若干意见》也提到，禁止以佛教道教名义进行商业宣传，严禁行业协会、商会、公司企业冠以佛教、道教名称。

为了呼吁解救被哈马斯绑架的人质，并声援以色列和加拿大犹太人社区的安全，以色列和犹太事务中心（The Centre for Israel and Jewish Affairs， CIJA）发起国会山大型集会。12月4日（周一）下午，约3000人到5000人参加了当天的集会。（任侨生/） 【2023年12月05日讯】（记者梁耀采访报道）加拿大犹太团体在国会山集会声援以色列，谴责哈马斯恐怖行动，要求释放人质，并谴责针对加拿大犹太社区的仇恨袭击。 12月4日（周一）下午，以色列和犹太事务中心（The...

卑诗省在全省推广独立屋地块改建多套小型住宅计划。图为温哥华市的独立屋改建计划模型图（温哥华市政府） 【2023年12月05日讯】（记者安琪加拿大温哥华编译报导）卑诗省新民主党近日通过一系列与住房相关的法案，但省府是如何得出用于支持立法的某些经济模型预测仍然是个谜。 据温哥华太阳报报导，一位曾担任该省建模顾问的数据分析师告诉Postmedia，他和他的同事被要求签署保密协议，这似乎让反对党关于在法案投票前缺乏透明度的说法更加可信。 “我们是和一个团队一起做这件事的。但所有人都处于同样的保密协议之下，这使得我们很难在一切都公布之前谈论细节。”经营温哥华独立数据分析公司MountainMath的延斯‧冯‧伯格曼（Jens von Bergmann）说。 在11月举行的省议会上，卑诗省住房厅长柯议伦（Ravi Kahlon）在回答关于将独户屋改建多单元住宅将如何影响房价值的问题时说，本省的房价可能会下降7%至14%。“我们相信（这些措施）将为卑诗省的居民提供更多价位较低的住房。除了多户住宅的单位土地成本低于单户房产外，经济模型预测，由于增加了供应，这些变化可在五年内将卑诗省房价降低7%至14%。” 省绿党议员亚当‧奥尔森（Adam Olsen）在随后的几天里一再要求澄清，柯议伦是如何得出这一预测，他说：“议员们都无法审查建模报告的质量、方法以及报告撰写者的职权范围，这是“荒谬”和“可笑的”。 奥尔森曾说，“在这次辩论中，我曾多次要求省长提供可以查看的背景和信息，但他不愿意提供。因此，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厅长所说的话。” 代表全省房地产和建筑行业的城市发展协会（Urban Development Institute）并未参与建模工作。但该协会首席执行官安妮‧麦克马林（Anne McMullin）表示，她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假设来预测五年内房价将下降7%到14%。“建筑成本非常高，而现在土地只占成本的15%左右，而几年前这一比例大约为50%。成本、利率、费用（和）税收必须都大幅降低，才能达到下降7%到14%的预测”。 雷尼集团（Rennie...

根据国家医保局发布的《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为13.46亿人，相比上一年少了1705万人，其中职工医保增长812万人，而居民医保则少了2517万人。 尽管看起来2517万人占参保总人口比例不高，但绝对值规模却足够大。据国家医保局有关司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介绍，2022年，我国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由于参保质量提升、参保数据去重等原因，2022年居民医保参保数据为98349万，虽较上年数据表面上有所下降，但由于重复参保等情况显著减少，真实的总体参保人数实际上还略有增加，基本医保参保大盘保持稳定。 居民医保参保人数下降2517万人 据国家医保局发布数据，2022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口高达13.46亿人，占总人数的95.34%，基本实现了医疗保险全民覆盖。但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的参保人数比2021少了1705万人，尤其是居民医保下降了2517万人。 社会各界都在关注基本医保参保数据的变化情况，国家医保局就此问题回应如下： 一是部分原来参加居民医保的群众转为参加职工医保，基本医保参保数据呈现“居民降、职工增”的趋势，越来越多的群众参加职工医保。5年来，居民医保参保数据从102778万下降到98349万，职工医保参保数据从31681万增加到36243万，特别是2022年职工医保参保数据增加达812万。 二是群众重复参保等情况减少，更真实地反映了参保情况。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持续开展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群众在多地重复参保的需求明显降低，重复参保数据显著减少，再加上规范参保统计口径等因素，累计减少超过4000万数据。尤其是2022年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上线后，全国医保数据全面互联互通，异地就医结算更加便捷，重复参保数据减少的现象更加明显。 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华颖认为，“不能排除部分居民因缴费负担而放弃参保缴费。”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发现，在当下的农村，的确存在弃保情况。 家住河南省西平县人和乡的单身村民王帆舟今年52岁，他坦言已经3年没有缴过医保了。 “4年前我母亲脑溢血在漯河医院看病治疗花了3万多元，医保异地只报销了1万多，报销程序还很麻烦。由于我母亲得的是高龄间歇性癫痫症，于是就回家保守治疗，回家不久人就走了。”王帆舟认为自己身体健壮，很少得病，于是果断停缴了医保。 “我先后经历了一阳和二阳，但都是在村里的小诊所花五六十元钱买了3天的药治好的。所以断缴居民医保，对于我来说，影响不大。”王帆舟说。 河南中部某乡镇一位乡长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该乡2022年参加医保人数是49676人，2023年参加医保人数是47886人，参保人数下降3.6%。 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杨立雄看来，居民医保参保费用对于农村的一般家庭，确实是一个负担。 “居民医保作为一种医疗保险，确保了农民在面临重大疾病时可以得到及时、有效的医疗待遇，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份保障的价格让农民们感到负担重重。”杨立雄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现在农民增收很难，而医疗保险增长幅度又过快，“这是最大问题。” 如何看待医保费用持续上涨？ “我们在调查中也发现，一些低收入家庭确实反映逐年增长的医保缴费造成家庭支出的负担。”华颖说。 医保费用持续上涨。2003年新农合建立之时，个人缴费标准仅为10元。此后便呈阶段性上涨，到了2015年为120元、2018年为220元、2022年为350元、2023年为380元。 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王超群测算，从2003年新农合建立之时到2023年，20年时间里，个人保费增长了38倍，年均增长19.78%。按照这个趋势，2024年，居民医保费用很可能超过400元。 如果按一个5口之家来计算，根据2023年个人最低缴费标准，一年所需要缴纳的居民医保费用就是1900元。对普通农民来说，这笔钱不是个小数。 如何看待农村居民医保费用持续上涨？华颖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这个问题需要辩证来看。一方面，提高缴费标准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居民的疾病医疗。因为筹资水平直接决定着医保待遇，要真正解除居民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就必须将筹资水平提升到能够具备这种保障能力的水准上。 “我国的居民医保从低水平起步，经过近20年的发展，筹资水平在提升，医保待遇水平也在同步提升，这是相辅相成的一体两面。因此，为了使居民的疾病医疗有更好的保障，在逐年提高居民个人缴费的同时，政府对居民医保的补助标准也在同步提高，从2003年的20元/人增长至2023年的不低于640元/人。”华颖说。 国家医保局有关司负责人近日专门就基本医保参保情况接受媒体采访表示，近年来，国家持续加大对居民医保的补助力度，2022年财政补助居民医保6355.77亿元，相当于居民医保参保人人均享受646元财政补助。 华颖表示，应当看到居民医保筹资机制存在着与个人可支配收入脱钩及管理粗放的缺陷。目前居民医保筹资采取按照人头缴纳定额且等额的保费，会出现低收入家庭负担偏重的现象，而每年的缴费标准调整并非基于基金支出需求的测算，也没有依据居民可支配收入等明确的关联指标。这使得居民医保筹资标准缺乏自动调整机制，个人缴费额也缺乏清晰的预期，导致参保动员困难，增加管理经办的难度与成本。 华颖测算了个人缴费标准占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发现目前负担最重的农村低收入组的缴费负担，是负担最轻的城镇居民高收入组的20多倍。即使目前近10亿参保者中有超过1亿人都在接受参保资助，定额缴费也正日益成为低收入群体难以承受的负担，持续下去将导致更多的居民抵触参保。同时，这一筹资机制限制了有能力且理应承担更多义务的中高收入者缴费的提升，制约保障水平的提高。 杨立雄从宏观层面分析了居民医保人数下降的主要原因：近几年经济形势严峻，在此大背景下，农民增收也更为艰难，“再加上我国的收入分配并不均衡，东西部收入差距较大，如果居民医保缴费仍不断增高，会导致一部分农民弃保。”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现行居民医保对大病保障仍存不足 记者采访发现，还有部分参保人员认为参保不划算，甚至参加了居民医保也基本上不报销。 河南村民王小强今年28岁，前不久刚在漯河市源汇区大刘镇某村祖传痔瘘专科做了瘘管手术，在那里住了十几天，总共花了2000多元。 “我之所以选择到那个偏僻的农村去看病，就是冲着人家祖传几代的口碑和价格低才舍近求远而去的。”王小强说，他在去治疗之前，特意到漯河市某医院肛肠科咨询了一下，需要住院治疗一个多月，费用大概一万七八，居民医保报销以后，自费部分也得一万左右。 记者采访一些村民、村干部均认为，目前医保受益面太窄，住院报销比例太低，不解决问题。 村民之所以不缴费，一方面认为参保缴费300多元，不生病参保浪费了钱；另一方面，生了大病医保报销不了太多，“自己交的钱给别人用了，很亏。” 针对这种观点，华颖解释说，社会保险解决的是生活中的后顾之忧，而不是市场上的直接对价交易，它强调的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是通过群体互助共济的方式来化解个体生活中难以避免的风险，因此，直接计算个人缴费与医疗支出是不当的，“因为什么时候生病、家庭成员中谁生病、生多大的病，都是难以预料的，参加医保就是要将这种不确定的风险分散出来，一旦得病而不致影响正常生活。” 对参保者而言，不生病是最好的状态，“没有人会因为参保了而想生病，理想的状态是参保了不担心生病，这就需要大家参与，通过共建实现共享。”华颖说。 事实上，记者采访的诸多学者均认为，现行居民医保制度虽然在基本医疗保险之外还建立了大病医疗保险制度，但对大病的保障仍存在着不足。 “城乡居民一旦得了大病易陷入生活困境。大病意味着更高的医疗费用甚至灾难性医疗支出，对大病的保障的确是解决人们疾病医疗后顾之忧的重点。”杨立雄说。 华颖表示，在筹资总体规模有限的情况下，向大病倾斜资源有合理性。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医保待遇给付重点也呈现向两端倾斜的特点，即前端体检、疾病筛查等预防措施，以及后端大病慢病的治疗。“通过积极推进疾病预防措施、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不仅可以从根本上促进参保人健康，而且可以防止疾病的发生从而降低医疗支出。” 针对现行居民医保还不能真正全面解除居民疾病医疗的后顾之忧，华颖建议，“我们需要改革筹资机制，同时不断提高保障水平，最终基于个体家庭收入的一定比例承担筹资义务、确定自付封顶线，以此真正化解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给参保者提供清晰、稳定的医保预期。” 如何多措并举提高居民医保参保率 进一步提高医保参保率的政策建议很多，有专家提出最好是实行强制参保。这种强制参保的方式，是与职工医保强制要求企业参保一样，居民医保要求所有未参加职工医保的居民参加居民医保。鉴于几乎所有居民家庭都有银行账号（包括农民的农商银行账户），因此强制是有技术保障的。 杨立雄并不认同强制医保的做法，“强制参保的方式完全不可行，即便农民有农商银行账户，在不经允许的情况下，也不能擅自扣除他们的费用”。 华颖也不认同这种做法，“强制参保的前提是缴费负担的合理化，即有能力的高收入者多缴费，低收入者少缴甚至免除缴费”。 华颖提出了两个稳定居民医保覆盖面的举措：一是从按人头定额缴费转向与收入关联型缴费制，即遵从医保筹资公平性原则，根据参保人或参保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水平来确定其缴费水平；二是不断提高医疗保障水平，给予参保居民更多获得感。 杨立雄从制度改革层面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当前形势下，保险制度可能并不适合中国的农村地区，“社会保险本身是工业化的产物，即便西方国家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也会有极少数的人不会通过劳动力市场去参与保险，而我们国家多数农民只是分了一小块田地，自己有一点收入，让他们参加保险有点勉为其难。” “虽然一年只缴一次，但有些人根本就缴不起，积极性当然不高。义务教育如果去收费，很多人就上不起学。所以，对待农村医疗保险，就应该像义务教育那样，规定最基本的医疗免费由国家兜底。如果一些农民觉得最基本的医疗不够，可以自己去参加社会保险。”杨立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