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吴谢宇弑母案”二审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即对吴谢宇以故意杀人罪、诈骗罪、买卖身份证件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三千元。凶案发生于2015年，在北京大学就读的吴谢宇回到家中，将母亲谢天琴杀害。而后吴谢宇谎称母亲陪同其出国交流，以需要生活费、学费等理由骗取亲友144万元，成功隐瞒母亲死讯长达半年。为隐匿身份、逃避侦查，吴谢宇还购买了十余张身份证件。直到2019年，才在重庆机场被抓获。二审前后，《南方周末》与《三联生活周刊》两家媒体发表了长篇的深度报道，在社交媒体平台引发了众多讨论和争议，有观点认为报道过于私人化，不够客观，也有观点将矛头对准吴谢宇的母亲谢天琴本人，指责她的教养方式，还有观点认为这是一个社会的悲剧。为此，看理想采访了新闻学学者方可成，从这两篇报道和相关争议出发，聊了聊新闻伦理的意义，以及该如何处理那些针对当事人的潜在伤害。事实上，新闻报道的意义并不在于完全还原出事件真相，而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可供讨论的环境。每个人都可以产生不同的理解，但只有不将观点极端化，允许灰度的存在，才可能构建出一个健康的舆论空间。01.新闻伦理，存在一个真理式的答案吗？看理想：您怎么看待近期针对吴谢宇案件报道的争议？这些报道存在新闻伦理问题吗？方可成：在讨论具体的报道之前，我想先说说人们关注新闻伦理议题时的两个迷思。第一个迷思是，大家觉得新闻伦理的问题有确定的答案。好像要找一个明白人当法官来断案一样，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都给判断得明明白白的，然后我们照着做就行了。但不是的，大多数的新闻伦理问题都没有确定的答案，只有少数的原则是很明确的，比如不能造假、对于未成年人的隐私和其他权益的保护要比对成年人的更多。除此之外，大多数的新闻伦理问题都好像是一个光谱，有的人站在更左边的位置，有的人站在更右边的位置，有的人站在更中间的位置。每个人做出自己的判断，在不同的位置都有自己的理由，没有绝对的对错。你不能说别人的位置是错的，就取消别人的位置。伦理问题的实质是在不同的利益当中做衡量。比如说当事人的隐私，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我们之所以有伦理问题，就是因为往往不只有一种利益，还有其他的利益，比如公众的知情权，以及媒体的报道自由。媒体要正常运转、履行社会职责，在不造假的底线之上，应该有自行决定做不做、报不报、怎么报的自由。你可以不同意媒体的决定，可以批评它，但不能说媒体这么做是绝对错误的，就要让它闭嘴。如果人人都可以让媒体闭嘴，那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报道了，因为每个人对各种各样的事物一定有不同的看法。《华盛顿邮报》第二个迷思是关于客观报道的。我在《读懂新闻：无限人生书单》节目中也有专门提及，实际上，只有日常几百字的短消息才可能做到真正客观，因为它呈现的是很简单的事实，比如这场球赛谁赢了、今天股市涨了几个点。但在长篇的深度报道当中，这个前提就很难成立了。长篇报道一定会涉及很多主观判断，比如吴谢宇案件，只要你试图深度地挖掘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事件的成因——他到底为什么要杀他的母亲。社会事件的成因不像化学方程式有明确的答案，吴谢宇为什么要杀害他的母亲，存在一个真理式的答案吗？也许存在，但我们很难找到，就算找到了你也无法证明它就是那个答案，因为我们不可能完全模拟出吴谢宇和他父母的人生轨迹，不可能还原整个社会环境，在里面做实验。在这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下，新闻报道还有什么意义？它的意义是尽量用真实多样的信息，给读者提供启发性的解读。这里的解读一定是所谓的主观的，当然，主观的解读不是说信口开河，这仍然要遵循新闻的基本操作原则。比如要尽量多采访，产生交叉印证。犯罪学有个核心话题：“罪犯是先天决定的，还是后天造就的？”（Are criminals born ormade？）据我非常粗浅的了解，大家的共识是“既不是先天的，也不是后天的”。它往往是非常复杂的互动的结果，具有某些特质的人，在某些具体的社会家庭环境之下，成为了罪犯。而媒体需要做的是尽可能把社会因素和个体性格之间的交互影响呈现出来，为事件提供不同的视角。就好像盲人摸象一样，要多摸几个部位，才更可能知道这到底是个什么动物。我们永远都摸不完整，但可以尽量追求完整。《聚焦》看理想：就具体报道而言，公开引用吴谢宇母亲的日记是否有违新闻伦理？这是一个必要的操作吗？方可成：根据上面我提到的迷思，你也许可以猜到我的答案，那就是：没有准确的答案。有人觉得日记很关键，因为它提供的信息对于我们理解案情非常重要；有人可能会觉得，日记伤害了谢天琴的形象和她的隐私。这两种看法都说得通。我个人觉得关键看两点。一是日记本身的引用是不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如果不引用日记，文章的逻辑链条大受伤害，没有办法呈现一个尽量完整的故事，那么引用就是可以被支持的。二是要把日记放到一定的语境之下去理解。比如谢天琴写日记是什么样的习惯，为什么会写日记，有没有了解谢天琴的亲人稍微解释一下。除此之外，我个人觉得有必要说明日记的来源。特别是《南周》的报道，有那么多次的引用，甚至直接引用日记里面大段的内容。说明日记的来源，其实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看待并理解日记的作用。02.我们需要多个“一家之言”看理想：有评论认为《三联》以及《南周》的报道有一个问题是过于聚焦母亲的性格和成长经历，可能容易将吴的暴力成因导向原生家庭或者母亲的问题上，从新闻伦理角度看，这种视角是否可以？如果有失偏颇，那么应该如何警惕或者修正呢？方可成：原生家庭视角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如前面所说，任何深度报道都是提供一家之言的解读，也许这个记者就是认为，理解原生家庭是理解暴力凶案的最关键的钥匙。如果是这么理解的，他们当然可以这么去写了。重要的不是具体视角是怎样的，而是是否呈现了多角度，并且保证这些事实的真实性，能够提供没有明显纰漏的逻辑链条来支持自己的判断。读者可能很信服，觉得原生家庭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也可能不信服，觉得一定遗漏了其他的原因，这都是可以的。如果有更多的媒体参与进来，提供越来越多的角度，综合起来看，读者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启发，更好地形成自己的认知。而且我个人从《三联》的文章里面读到了很多原生家庭之外的信息，有人评价它是“三代中国人的心灵史”，它中间涉及到了历史的因素。所以读下来，不会真的认为就是谢天琴一个人的性格问题，或者这一家人基因里有什么问题，它背后有深重的社会的苦难。《宇宙探索编辑部》如果说我们还需要什么样的视角，可能是我前面提到的，需要更多理解社会因素和个人性格互动的视角——到底是哪些社会因素激发了当事人性格中可能比较黑暗的特质，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去压制这种黑暗的特质。大家能感受到，这家人其实都非常需要社会支持和心理援助。他们并不是在罪案发生的那一刻，才面临这种心理危机。整个家庭的心理危机已经存在几十年，存在于三代人的身上。但我们的社会没有提供好的支持机制。这里面的很多视角，都已经隐藏在文章提供的大量信息中了。看理想：您觉得报道里需要犯罪心理学者这样的专业人士来介入吗？方可成：不一定要直接引用，可以作为背景了解。如果记者能够去找犯罪心理学的专家，请他们帮忙分析这个事件，对解读是很有帮助的。但是我在这里还是要强调说，就算是最厉害的犯罪心理学专家，ta提供的也是一家之言，ta绝对不是手握唯一真理的那个人。所以当我们在说犯罪心理学专家有用的时候，我们只是说专家个人的视角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去理解，而不是说我们要从ta那求得一个标准答案。03.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判断看理想：您觉得报道刑事案件时最难把握的是什么？方可成：最难的地方可能并不在于拿到了一些内容后，再去把握平衡，而在于前面一步，也就是说，能不能拿到更多的东西？能不能尽量获取多元的信息？只要能获取非常多样的信息，呈现出来的文本一般不会太糟糕。谢天琴已经逝世，不可能被采访到，但吴谢宇还活着，如果能采访到他是最好的——虽然现阶段来看，是否可以采访到他显然不是媒体能控制的。直接与当事人对话和读当事人写的自述，效果是很不一样的。自述只是个人陈述，没有办法追问，也不能再用其他的方式跟他对证。而如果有一个面对面采访当事人的机会，记者完全可以基于自述和来自其他方面的信息去追问，把中间可能存在的矛盾点展现出来，看当事人是什么反应。这样能够获得的信息可信度和丰富度会远超一份个人自述。能否获取多样信息，还与媒体是否有足够多的资源，来支持记者在几年的时间内进行调查有关。记者需要去各个地方去寻找可能的线索，把能联系到的人都联系一遍，看看能不能从他们那里获得更多元的视角。而这是现在大部分媒体都没有办法做到的，因为它们没有钱去支持这么长线的、对广度和深度都有要求的采访。《聚焦》从公众视角来看，大家看到的都是最后呈现的产品，所以往往会把重点放在产品本身，认为能不能再调整一下里面的信息配方，把报道做得更平衡一点。但是当我们不仅仅把整篇文章看成产品，而看成一个完整生产过程的时候，就能看出来，最难的不是在最后的文字调配，而是在前面的信息获取。正如新闻采访写作入门课上都会提到的：新闻从来都是七分采、三分写。看理想：面对吴谢宇案，不同公众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如何看待部分公众对吴谢宇的同情与维护？方可成：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判断。像我刚才提到的罪犯是born还是made，如果你觉得罪犯主要是sociallymade，也就是说他的罪案是社会原因导致，不是出于主体选择的话，自然会同情吴谢宇。因为在这种观点之下，吴谢宇只是因为身处这样的家庭和社会环境，才变成这样。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吴谢宇本身是一个有能动性的个人，他应该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同情或憎恶的情绪都很正常，但最重要的是，不要变成极端的、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式的观点。认为对方十恶不赦，从一出生就是罪犯，也意味着认为社会无需为此负责，它避免了我们对整个社会问题的反思；而认为他是完全无辜的人，一切都是社会因素导致的，就会让很多人轻松卸去自己身上的责任，不去思考自己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只要不走到这种黑和白的两个极端里，就还停留在某一种灰度当中。至于是30%的灰度，还是60%的灰度，大家都可以选择自己的位置。04.打造一个支持“灰度讨论”的环境看理想：案件发生后，不少媒体报道了这件事，其中有一些读者将评论视角对准吴谢宇的母亲谢天琴，认为是由于她的过度控制才导致吴谢宇犯案，甚至还由此产生了对谢天琴和她家人的网络暴力。该如何看待相关报道可能为受害者及其家庭带来的二次伤害？方可成：这更多是社交媒体平台带来的问题。我刚才说希望大家不要非黑即白，保持一个灰度。但问题是现在社交媒体平台最鼓励的就是黑和白，最不鼓励的就是灰度。这是社交媒体平台自身机制的原因，只有把言论说的越极端，吸引的眼球才会越多，才能获得更多的点赞和转发。如果你要耐心地讲一个灰度的故事，很容易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被淹没。对于这两篇呈现了很多面的深度报道，一些人可能并没有耐心读完，一些人读完后会产生很多复杂的想法和情绪，但往往后者是不会说什么的，因为他们理解和敬畏这种复杂性，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消化、思考，才能整理出一个自己的思路。也有一些人看完了这些很复杂的内容之后，最后还是总结出了非黑即白的东西，把责任推到具体的人以及单一因素上。这种人可以很快地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言论，也会很快获得很多关注和回应。我们现在以社交媒体为主体的讨论环境，实际上是一个不支持灰度讨论的环境。《搜索》看理想：的确，互联网是很复杂的载体，一方面，它是为几乎所有人敞开的发声渠道，另一方面，每个人都被暴露在网络环境中，言行举止都可能被放大，甚至招致网络暴力。是否有改善这种矛盾的可能？方可成：我之前也做过一期播客来讲怎么治理网暴，一方面，我们承认平台给了普通人说话的机会，想要保留它这样的功能，但另一方面，我们又想尽量避免极端言论、网络暴力之类的负面影响。对此，我们只能给平台施加更大的压力，让他们去做具体机制上的设置，从而在保住普通人发声渠道的基础上，又能够尽量压制那些非常体现人性阴暗一面的表达。从能力上来说，平台是可以做到的，但要看它是否有这个主观意愿。平台会愿意去做吗？如果没有相关力量推动的话，它是不愿意的。因为这是一个付出成本，甚至会减少收益的举措。现阶段可能只能依靠舆论给平台施压，但很难。看理想：这一类的案件里，公众希望从相关报道中获得什么样的信息？或者说有哪些信息是公众需要知道的？比如媒体报道中一些细节的描述，该如何把握“窥私欲”和必要信息披露的边界？方可成：边界确实非常难把握。如果说它背后有什么原则的话，是去看文章中给出的细节本身，对于展现个体心理和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是不是真的起到了作用？比如说文章里提到了谢天琴有洁癖，这是一个相对私人的细节，但在叙述中，它被呈现为一个影响了吴谢宇心理的习惯，确实起到了作用。再比如说吴谢宇曾和性工作者同居，读者也可以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猎奇的细节，但它可能展现出来了他的性压抑或者是他的冷血。所以关键在于这些被给出的细节，是为了吸引眼球，还是作为整个叙事逻辑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就后者而言，这种细节的呈现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送我上青云》看理想：在刑事案件里，坚守新闻伦理是否格外重要？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报道和媒体？方可成：坚守事实，做多样化的采访，不夸大，不煽情，这些是格外重要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也要强调，媒体是有自己的判断空间的。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社交媒体年代里，文章出来之后，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后续影响，我们怎么去解读和讨论它？已经远远超出了报道本身。媒体有做到以上原则的责任，我们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读者，每一个社交媒体的用户，也都有自己的责任。对于新闻伦理，进行认真的讨论是非常必要的。但我们不能够以新闻伦理，或者说所谓客观性的名义，简单地否定自己不喜欢的解读方式。很多时候我们去指责新闻报道不客观，只是因为新闻媒体呈现的观点和自己的观点不一致，是两个主观观点之间的冲突而已。我们需要更多的深度报道，虽然这些报道难免出现缺憾。如果能够看到更多样的论述，对于读者来说，这是一件好事。当然前提是读者有耐心去阅读和理解这些足够复杂的报道，并且愿意去支持这些媒体。订阅是最直接的支持方式，如果不掏钱的话，将自己的注意力给予这些媒体，给予这些呈现灰度的报道本身，也是很重要的支持。归根结底，媒体是一个对人的注意力进行分配的机器，但是现在我们的注意力没有被分配到优质的、呈现复杂性的、值得的信息上，反而被分配到了低质量的、不值得的、极端的内容上。这个机器本身的分配方式早已经失灵了，并且在短期内不太能看到改变的迹象。我们能做的只有分配好自己的注意力，同时，也影响身边的人。你在朋友圈分享什么东西，也是会在很小的程度上影响到朋友圈里好友的注意力分配的。可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点点职责。

卑诗保育官员服务局（BC COS）表示，在过去几天里处理过对两宗郊狼表现出具攻击性行为的事件。第一宗个案中，高贵林皇家骑警官员周日接报前往高贵林的芒迪公园（Mundy Park），而第二宗则在高贵林港的盖茨公园（Gates Park）地区发现了一只郊狼。卑诗保育官员服务局指，虽然没有人被攻击，但郊狼「展示出被描述为对人具攻击性的行为。」当局补充说，郊狼没有与任何人发生身体接触，也没有人受伤。高贵林港上月曾发生郊狼伤人事件，一名两岁幼童于狮子公园(Lions Park)被一只郊狼咬伤，幸好只受了轻伤，已被送往医院治疗。其后该郊狼被扑杀。BC COS提醒民众，每年这个时候，谨慎对待郊狼是很重要，应将宠物拴在皮带上和集团出行，并建议携带防熊喷雾。

最近两年，摆摊火了。带来 " 人间烟火气 " 也好，助力 " 脱下长衫 "也罢，这种历史悠久的商业形态，以一种惹眼的姿态再次引起了注意。 早在 10...

5月23日，武汉市某小学一名一年级小学生被老师驾车撞伤，后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6月2日，最新报道，该名小学生的母亲已从自家小区24层坠楼身亡。 母子双亡，悲上加悲，此前，孩子车祸时，一部分网友对该名母亲的“网暴言论”被扒出来追讨。所谓“网暴”，大部分是对该母亲呈现出来的“丧子之痛”不够彻底、不够符合一般标准的质疑，诸如“化着精致妆容，像是特意打扮一番后才赶了过来”“这位妈妈是想成为网红吗”…… 新闻下午才放出，几小时内，对网暴者的谴责与声讨不绝于耳。背后的愤怒和悲伤，人所共有。 大家几乎都坚信，这位可怜的母亲被网暴者掐灭了最后的生存意志。 事实上，我们并不能武断地认为，网络暴力是驱动这位母亲结束自己生命的决定性因素，甚至可能不是“最后一根稻草”，从一个人的角度，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沉浸悲痛的这几天里，她甚至也许根本没时间和心思去关注网络舆论。导致她做出决绝选择的根源，很大概率依然是丧子之痛。 但当悲上加悲，又使得公众不得不以更愤懑的心态，转过头去讨伐和谴责网暴者，甚至像一些网友呼吁的那样，“必须让他们付出法律代价”。 事发楼栋 / 来源:央广网记者 朱娜 摄 对受害者苛责，进行道德审判或恶意揣测，在过去的新闻里一点儿也不陌生。两年前的寻亲少年刘学州，就是在忍受不了网友毫无根据与底线的暴言攻击后，留下遗书，结束了年仅18岁的生命。 而这一次，事态看上去更为惨重。一个已经失去了孩子的母亲，在忍受丧子之痛的同时，还要忍受来自陌生人的恶语相向。在这短短几天内，这位年轻的母亲恐怕承受了有生以来感受到的来自世界最大的恶意。 谁在网暴？ 要理解网暴者——是的，让我们尝试去理解，在一切批评和判断开始之前，理解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步骤——要理解网暴者，其实一点也不难。 总有人好奇网暴者是否在生活中潦倒困顿，便将戾气和怨气发泄到无人知晓的网络世界。这的确是一种猜测，但并不能作为倒推的结论，普遍理解的网暴，可能只是一句话，一个词，而这句话、这个词语背后，也许仅仅是一秒钟的冲动甚至好奇。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网暴者对于该母亲的攻击 可能是想彰显独立思考的糟糕尝试，可能是自以为的“玩笑话”，甚至可能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质疑。也可能是低成本、大面积的网络普及，带来的一种必然情状：我就这么说了，试试看，有多少人赞同我。 他们也许一开始就并不真正关注事件，也许唯一的出发点是“看热闹”和“搅混水”的心态。当然，也可能如更多人愿意相信的那样，仅仅出自毫无道德底线的恶意与卑劣。 总之，网暴的逻辑就是根本没有逻辑，网暴的本质，恰恰是切断一切连贯的理性，像速食短视频和小报新闻那样，掐头去尾，截取看似最能彰显自己“独特”“吸睛”的要素，对情景与叙事进行断章取义、画蛇添足或狗尾续貂。 从医院里的视频里，这位母亲相比起孩子父亲表现得相对“淡定”，她没有大哭大叫，甚至拦住了要对肇事老师动手的丈夫。 在一般“人”的视角看来，这位母亲是坚强、理性的，她自知教师并非有意撞上儿子，因此拦着丈夫不让他冲动伤人，这一下意识的举动折射出她应该是善良的。 她穿着黑色制服、戴着首饰、化着妆赶到学校，按照正常人的智商和逻辑，即便没有当过父母，也不难想到最可能的一种情况——这位母亲没来得及从工作场所换身衣服，卸下妆容，在得知噩耗后就匆匆赶来学校。 毕竟，车祸发生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任何一个食过人间烟火、上过班的成年人，都能想得到，大城市的确有很多工作岗位，是需要员工穿制服，女性员工化淡妆的。 而这些，都被网暴者理解为了完全相反的意思。在他们眼中，没有情绪失控的母亲是不合格的。不合格倒是其次，没有表情崩坏、没有嚎啕大哭，甚至在镜头里看起来“光鲜亮丽”，她“是何居心”？ 这四个字一旦出来，所有的悲痛、惶恐、麻木，都会在一瞬间被轻飘飘消解。 上过网的正常人，大概都会对这四个字感到生理不适，它们可能被伪装成各种模样，比如“屁股歪了”“带节奏”，等等。 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也没有任何逻辑基础的价值站位，似乎根据只言片语，几帧画面，就可以对一个人的心理动机、深层次目的做出审判。 这即便不是网暴的根本原因，也构成了大部分网络恶语来势汹涌的重要原因：在一种被深信不疑的正确道德观之下，每个人的一切都可以被解构，被剖析，揪出其中的“动机”和“目的”。 投向母亲的恶意 每次出现类似的个案，“网暴”的出发点其实本质都八九不离十——按照某些既定模板，去扩展、编造当事人的“居心”与“虚伪”。而这些模板，大多杂糅了更早的知音体和网络时代的“唯流量体”，二者结合，最大程度满足了在闲时和惰时的窥私欲。 之前的刘学州，包括更早的江歌妈妈，都曾被匿名者质疑“是不是想出名”“为了流量”。这是一种新型但杀伤力极强的网暴思路：但凡为了一件事不止不休地追究到底，反复曝光和发声，当事人就一定是在追求流量，是想当网红。 得承认，流量的确重塑了这个时代，但也重塑了部分人的大脑，将它们变得扁平、狭隘。 一句轻飘飘的“炒作”，可以概括近几年大部分在公众视线里声嘶力竭、不吝表达的新闻当事人。 而就在今年几个月前，被网暴后自杀的粉色头发女孩，曾被造谣的“老少恋”“不正经”。这是年轻女孩最常遭受的一种黄谣，其背后的根源，是“女子本弱”的一种刻板印象，是将女性物化为从属品的文化心理惯性。 如果你留心，粉发女孩郑灵华，和这次坠楼身亡的母亲，都有着两点共同——年轻，漂亮。 这份对比和联想很残忍，也可以说是冷漠，但即便你不愿承认，也不可回避。男孩去世当天的新闻视频底下，就有不少人留言对这位母亲评头品足：“挺漂亮的”“身材不错”“保养得很好”。 于是，这次网暴相较于其他类似事件，又更添了一份特殊的视角。社会舆论对年轻、漂亮的女性的恶意，仍然一如既往地，来得轻而易举、雷同而熟练。 从女孩到母亲，世界对她们的期待仍然是那一套，束缚也是那一套，利刃也还是那同一把。 一个年轻母亲，在平日的生活中，凭什么就不能妆容精致、穿黑丝？ 孩子事发在寻常一日的下午，校园已敞开校门，进入正常上课秩序，我们要期待一个从“日常”中忽然被拉近突发事件里的母亲，不修边幅、灰头灰脸地从家中赶过来吗？ 这些基于心中想象戏剧的铆钉，同样是一种毫不费劲的、复制粘贴的思维惰性。把“不正经的女孩”“炒作”“好妈妈”等标签拆分成几个关键符号，再往个体的人身上对号入座，就能丝毫不耗费精力和智力地，去给一个人审判与定罪。 你能说这些“懒惰者”不是“人”吗？也不全对，事实上，他们其实恰恰是把人内心深处最极致的恶意释放了出来。即便不是恶意本身，而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类幸灾乐祸的传统艺能放大了。 人性是易感的，人性也是冷漠的。人性是残酷的，也是温暖的。完全相反的特质常常让我们在“人性”当中无所适从，时而感到逼仄窒息，时而荒凉无助。 还能怎么办 那么，面对网暴者，我们究竟还能怎么办呢？ 一直以来，呼声最大的是立法。这一点，其实已在近年来的社会事件中能看到推进的苗头，但涉嫌违法的前提，多是存在诽谤、造谣、寻衅滋事等具体情节。 网暴其实是一个边界模糊的概念，糅杂了我们对道德、善恶等相关社会文明规范的期待与认知，“暴力”的感知，最主要还是取决于承受者的个人心理尺度。 互联网在中国发展二十余年，如今，天天上网的网民基数，已经达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数据。如果每一个数据背后都是一个真实的人，那么网络世界的确就是一个鱼龙混杂、险象迭生的江湖。 在这个网络江湖里，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一”。 人们的网名不一，喜欢的、被大数据推荐的话题不一，对待同一个产品、作品的意见与观点不一。当初，正是这些纷繁丰富的不一，让网络成为令人激动的窗口，将我们引向更广阔的世界。 后来新媒体时代，话筒交给人人，经历了一系列“语言能杀人”的公共事件后，人们才开始担忧，贴上“文明发言”的标语，甚至呼吁“网络发言实名制”。 但其实这是可行性较差，也是多数人最不想采取的一种方法。 “马甲”延展了每个人的可能性，赋予每个人自由表达的空间，也让人得以看见千千万的多样表达。 如果用一种单一的道德正确去约束“网暴者”，既不现实，也不理想。 对于一则新闻，一部影片，一个明星，一句言论，任何人都有质疑的可能性，甚至是带着冷漠的、苛责的质疑。如果把所有“同情”之外的观点都打为网暴，事实上，也是另一种意义的网暴。 只不过，这种辨析，对于身处悲痛深处的受害者来说，太过残忍。 因此，我们目前的确找不到一个对网暴者的最佳处理方法，能做到提高理性辨析能力，已经是一种纠正和规避了。 其次，即便你内心存有疑惑甚至是质疑，也一定要明白，你的一个问号并不能“扭转”所谓舆论方向，更没可能改变当事人、受害人的悲惨命运，也不能半点改变自己生活中的不如意。 最后，语言是一种权力，当你想使用这份权力的时候，想想自己曾经从中得到过的裨益与伤害。

很多人都曾有过这种感受，自从大学毕业交了第一笔 " 押一付三 " 的房租，对存钱这件事就开始异常在意了起来。 不敢大吃大喝、舍不得出门旅游，偶尔没忍住奢侈一把，可以心痛自责一礼拜。抠搜着过了几年日子，可一看账户余额，在房价七万的北京，一平米我都买不起。 整个存钱的过程和我的人生一样——很忙，但不知道在忙什么。 已经为生活拼尽全力的年轻人，为什么会陷入「无效存钱」的漩涡？ 超过一半的人，存款不到十万 前段时间，# 北京人均存款近 27 万 #...

“大不了就去送外卖”，这句话曾经是很多职场打工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很多人当真的一条人生退路——几乎没有门槛，不怕35岁限制，只要你肯吃苦，就能稳定赚钱，关键赚得也不少，月薪过万十分常见。 但现在，送外卖的人太多了，他们是失意又失业的职场打工人，是创业失败的小老板，是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他们涌进外卖行业，让这份公平又易得的工作，快要失去兜底的意义。 可是如果连外卖都不招人了，他们，或者说我们，又能走向哪里？ 池子多出来很多鱼 又一个深夜，28岁的新手外卖员罗颂失眠了。 他是被震天响的呼噜声吵醒的。罗颂所在的出租屋，是个不到120平的四居室，里面已经塞进了接近30位外卖骑手，上下铺，没有公共区域，行李箱塞在床底，租住在这里，就像沙丁鱼被装进罐头，找不到缝隙，也没有隐私。 醒来之后，罗颂更睡不着了，他的心里填满失落感。罗颂是山东人，今年年初刚来北京，成为了一名美团外卖的专送骑手，但仅仅两个月时间，他就发现，这活儿没有想象中好干——拥挤的并不只是宿舍，更让罗颂感觉到逼仄的是，整个外卖骑手群体的爆满。 3月，春暖花开的北京，涌入了一大批和罗颂一样的新骑手，就像春水化冻，池子里突然多出来很多鱼。往年春节后，外卖行业会有一段时间人手紧缺，为了保障运作，2023年2月，美团开启了“春风送岗”行动，再开放50万个骑手、站长等配送服务岗位，还花了1个亿，用各种方式来招聘新骑手。 没想到的是，预期中的用工荒没有到来，50万个岗位正在以光速饱和。另一位饿了么的外卖员冯祥说，年前，自己所在的站点还只有30来人，如今，站点扩充到快90人了。冯祥来自河北，已经在北京跑了7年外卖，春天是外卖淡季，气温回升，人们更愿意出门吃饭，单量会变少，但骑手这么多，是他印象里的头一回。 和罗颂住在一起的鞍山人丁长义，已经跑了两年外卖。之前，他住的宿舍人少，又都是熟人，想家的时候，丁长义喜欢给大家做锅包肉吃，有人凑锅，有人凑调料，丁长义下厨，就能做出一顿锅包肉，省钱。但就在两个月前，突然来了很多新人，这才换了大宿舍。这之后，属于个人的空间少了，丁长义失去了下厨的机会，“薪资低，带锅来的人走了”，取而代之的是组团来的年轻新骑手，“不跟你一条心”。 新人们也加剧了竞争的激烈程度。罗颂和丁长义所长期驻扎的站点，属于热闹的北四环商圈，一天的单量在2300单左右，但平均下来，每个人只能跑30单。他们计算过，在中午的用餐高峰期，一位熟悉路线的骑手就可以送出15-20单了，30单的总量即意味着，除了中午和晚上，骑手们几乎没有订单可跑。 于是，下午两点，骑手们纷纷空闲下来。罗颂和骑手们喜欢聚在和府捞面，闲聊、睡觉、大眼瞪小眼，因为只有这里提供免费的茶水和座位，能够让没有订单的时光消磨得更快些。一直到下午五点半，这里的话题都会围绕着“没单”和“降薪”展开。 罗颂是这个话题的积极参与者，他本就是冲着高薪来的。最开始，罗颂还是在短视频上刷到招聘广告，里面写着，一个月能拿到一万八。入职之后，罗颂问老骑手们，这些宣传是不是在骗人？大家纷纷晒出了自己的工资转账记录，“一年不少挣”。 看着那些数字，罗颂更加充满信心，他觉得“来对了”——外卖骑手实行“计件制度”，奉行多劳多得，而自己精神好、能吃苦，如果能一天跑上60单，按照一单8块5计算，干满30天，就能赚15300元。但如今，他到手的薪资不到8000元，比预期减少太多。 不过，新人往往很难抢得过老人。闲谈间，女外卖员焦蕾说起，这段时间，骑手群里来了不少不到20岁的年轻人，都和罗颂一样，是冲着“赚大钱”来的。其中，有一个18岁的小姑娘，刷到抖音的招聘广告，独自一人来北京跑外卖，结果单量少，又不熟悉路，一天下来，才跑7单，第二天跑了10单。同是老乡的焦蕾看不下去，给小姑娘介绍了一家奶茶店，让她到店里学做奶茶，“好歹是门手艺”。 26岁的田橙子才跑了两天外卖，就已经开始盘算这份工作值不值。昨天，他才跑了18单，收入100多块，比他预期中整整少了一半。但花销没少，电动车的租金一个月700元，挤得像罐头的宿舍800元，更令他咋舌的是北京物价，这个晚上，他点了一份最便宜的麻婆豆腐盖饭，都得18元。 争夺饵料 对于罗颂、田橙子这样的新骑手们来说，他们刚刚进入水中，就已经感受到了氧气稀薄的窒息感，不得不先“卷”起来。 田橙子的18单，午高峰有9单、晚高峰有8单，剩下的一单，是他整整等了一个下午，实在没办法了，找到了站长，让站长派来的一个宝贵订单，距离长达3公里，专送骑手们基本不会接这么远的单子，送完这单，他花了一个小时。 罗颂则选择早起，再多送两个小时的早餐时段。前两天，他因为送餐时和保安起了口角，去派出所待了一天，没赚上钱，还赔了800块。为了弥补，罗颂不得不把所有的时间利用起来，那个晚上，他跑到凌晨3点才下线，两个小时之后，罗颂睡醒起床，继续送早餐订单。 而身经百战的老人们，也轻松不到哪里去。 最近，丁长义感到很疲惫，他觉得，自己好像越来越像一个机器人。丁长义今年41岁了，精神正在流失，他曾经给自己制定过一个容易够到的小目标，每天只要跑到35单就下班，不然一天没得赚。但从上个月中旬开始，订单少了，他只好选择一直在线，每天变成“一单一单地熬”，一个小时能多上一两单，熬到快11点，才能完成任务下线。 这大大减少了丁长义的休息时间，回宿舍倒头睡，睁眼就得上线，“就像到点开机的机器人”。以往，晚上7点就能收工，丁长义会约上自己的骑手好友，一起骑车去什刹海、天安门走走，这是难得的、属于丁长义的时光。 37岁的刘大海，和丁长义有相似的疲惫感。他应对竞争的方式是，接下任何一个订单。在美团专送，骑手们的订单都是系统派单，但每个人每天有3次转单的机会，于是，一些太难跑的订单，刘大海都不接，尤其是一个高档小区，不允许外卖员骑车进入，再远的单元楼，都得步行送进去。往日，接到这个小区的单子之后，刘大海会转单出去，像田橙子这样的年轻骑手更愿意接下。 但现在，再遇到这种单子，刘大海不敢转了，能多跑一单是一单。相比起疲惫，收入少更让刘大海着急，父母老了，孩子才17岁，都是用钱的时候，他只好在自己身上省钱，一天一包烟减少到三天一包，忍不住的时候就喝口水。刘大海特别喜欢吃菠萝，但这几天，他心焦上火，嘴里起了好几个大泡，吃着嘴会疼，不过这样正好，能再省下一笔菠萝钱。 没有订单、收入锐减的阴云，就这样笼罩着所有的骑手，大家正在习惯一个新的事实——外卖真的不好干了。 有老骑手开始了最后的挣扎，比如饿了么骑手冯祥。4月初的一天，北京下了一场暴雨。那一天，冯祥隐隐有些兴奋，“因为好久没有爆单过了”。早上，他穿上雨衣、给手机带上防护套，冲进大雨里，想抓住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多跑几单。最终，冯祥跑了50多单，已经是两个月来单子最多的一次，赚了400多块。 冯祥说，那天超常的努力，似乎是一场最后的挣扎，“再拼一次，看看能赚多少钱”，如果还不行，那就不跑了。 但也是这一天，冯祥收到了2个差评，其中一个，是在中午的高峰期，外卖柜满了，他赶着送另一个订单，来不及解释，就把外卖放在快递柜旁边，大雨淋湿了外卖盒。回想起那个决定，冯祥有点后悔，也觉得“是不是自己心态出了问题”。他跑了7年外卖，以前从没有连续犯错过，也不会着急这几分钟，总是等到客户下来拿，因为一旦有差评，就会被罚款。 “是太低落了吗？”冯祥问自己。这段时间，单子少，单价还降，那天下大雨，他听说，之后的恶劣天气，不会再有2元一单的补助，虽然消息真假要到下个月发工资后才知道，但他还是一下子泄了气。 老天好像也在劝退冯祥——拼尽全力的结果是，赚400元，却送错2单，被罚1000元，强制下线7天。 水温的变化 收到处罚结果的时候，冯祥感到十分诧异——罚金变高了。两个差评，每个都被罚500块，这是之前从来没有的惩罚力度。不止如此，站点还在4月1日开始，执行了更严格的管理措施，比如，所有人需要在8点30分参加晨会，晚到罚款200元，缺席罚款500元。 冯祥有些不开心，“好像就是人多之后，觉得我们走不走都无所谓了，不需要你了，觉得这里管得严、不舒服，那你就别干了”。 事实上，任何生物聚集在一起，都会形成一种稳固的生态，维系一套公认的运作法则。此前，对于外卖骑手们来说，这种生态的基础法则就是，骑手数量是有限的。 一位干了7年的美团站长吴楠说，在外卖界，也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在随时调节外卖员的数量。他们会在美团、饿了么这两个平台之间反复横跳。甚至在美团专送内部，也有很多外卖员是不稳定的，他们会跑一段时间众包（指没有站点的临时骑手），再跑一段时间乐跑（指专门跑一些远单的临时骑手）、畅跑（指专门跑一些近单的临时骑手），但原则都只有一个，“哪里的单价高就去哪里”，就像鱼能够自由地活动在开阔的水域里。 对于骑手们的这种流动，站长们往往持默许态度，并不在意，因为骑手是珍贵的。早几年的时候，各家外卖平台展开骑手抢人大战；后来，兴起的网约车、同城、闪送服务，都在和外卖行业抢人；疫情时代，外卖骑手更是“香饽饽”。 冯祥记得，这几年来，工作的确好干，站长们也愿意和骑手们搞好关系。有的时候，如果有订单超时、差评，只要站长不上报，就不会处罚到自己。冯祥最感动的一次，是自己的孩子生病了，工资还没有发，他把情况告诉站长，对方果断地预支了几千块钱的工资。冯祥当时觉得，自己的存在有价值：“站长是希望留住我的。” 但显然，情况变了，外卖骑手数量正在飞速增长。美团财报显示，2021年美团骑手的数量为527万，2022年，美团骑手的数量变成了624万，其中81.6%是来自县域乡村地区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平台一年新增骑手的人数达到了97万。 吴楠说，今年，应聘者比往年更多，他们依靠中介公司找人，每介绍成功一个，会给几千块钱的推荐费，现在，推荐费从两三千降到一千多。同时，吴楠也开始在意起了稳定性，“跳来跳去的那种骑手，我们就不招了”。不仅吴楠在意，很多骑手也不愿意再流动，吴楠观察到，大家更愿意固定下来，“就跟突然醒悟过来一样”。 最直接的原因，是“哪里的情况都不好”。比如美团乐跑，往日不限班次，单价虽然低，但单量多，骑手们想跑多久都行。但现在，乐跑开始限制骑手们的班次，划分成午高峰、晚高峰、下午茶等，如果骑手没法在自己的班次里完成单量，会直接断线，吴楠预料到了这种情况：“因为报名乐跑的人也特别多，特别富余。” 这样一来，更多的众包骑手，选择固定下来，加入到站点的团队中。上个月，美团的罗颂和丁长义收到通知，4月开始，众包的单子划到了专送池子里，他们的单子稍微多了一点，但单价从原来的8块5，掉到了6块3。饿了么的冯祥说，以前，一个月跑到500单以上，单价会从每单7块涨到每单8块，但现在，需要跑到700单以上，才能拿到每单8块的单价了。 而对于这些改变，一些骑手选择了接受，他们停止游动，在有限的空间里寻找生机。 失去兜底的工作 作为一份工作，外卖骑手曾经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在罗颂所在的站点，每个骑手都能说出一大堆人生往事，每一段经历都能对应一个选择这份职业的原因，是它们吸引着有着不同人生路径的骑手，最终汇聚到这个池塘里来。 对于冯祥来说，选择做骑手，是因为它足够“自由”。26岁的时候，冯祥独自一人来到北京，成为一名骑手。在此之前，他曾经去过廊坊的京东方，做工人，但冯祥觉得“不自由”，连抽烟都不让。但送外卖不一样，没人管，冯祥刚到北四环当骑手时，路过鸟巢，就能进去转一圈，这让他感觉到自在。 而在很多人的人生轨迹里，外卖骑手几乎是他们流转的最后一站。比如41岁的鞍山人丁长义。原本，他有过一份很满意的工作，是在一家单位做货车司机。但女儿出生的那一年，他想多赚点奶粉钱，于是白天跑货车，晚上去做代驾，半夜，疲劳驾驶，丁长义撞上了一辆小三轮车，所幸没有人员伤亡，但他丢了工作，赔了5万，被吊销了驾照。 丁长义愧疚，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整整两个月，出来之后，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工作，“东北的三线城市，要人的工厂也少”，他唯一的选择是去鞍山轧钢。去年，丁长义听说，在北京跑外卖能赚钱，于是，他背着家里人，偷偷来了北京。这件事，直到丁长义被隔离、很久回不去老家，家里人才知道。 这个时候，丁长义已经40岁了，只有跑外卖没有年龄要求，也不会追究过往。 37岁的刘大海也是这样。而他选择做外卖骑手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缺钱。几年前，刘大海从哈尔滨南下，去广东开烧烤店，选址失败再加上疫情，小店倒闭了，他亏了28万。这是他第二次欠债，上一回，是十年前，他被忽悠去鄂尔多斯的矿上拉煤，买了一辆车，贷款70万，结果一个月下来，一分钱没赚，他才意识到，这件事可能是骗局。 为了还债，刘大海来了北京。他考虑过做代驾，但一想到，如果不小心剐蹭到别人的车，得赔钱，他就立刻放弃了这个念头，自己负债几十万，“不能出什么岔子了”。 对于刘大海而言，做骑手是没有门槛的、安全的、赚钱的，更重要的是，跑外卖对应着一种朴素的价值观——有努力就有收获，这能让骑手们的生活渐渐好起来，产生“生活可以渐渐变好”的安全感。就在去年，刘大海付完1500元左右的房租和车租，再留出1000多元的饭钱，还能剩下5000块寄回家里。他一度觉得，如果行情好，自己能继续跑外卖，直到还完租金、重新创业。 正是这些优势，让骑手工作成为一种兜底的选择。而在今年，人一下子溢出来许多，这让池塘显得狭窄，更磨灭了骑手这份工作的优势。 新骑手罗颂和田橙子，原本也是冲着这些优势来的。罗颂的经历则和王大海相似。去年，因为疫情，山东禁止堂食了大半年，罗颂开的鲁菜店倒闭了，这让罗颂感觉到极大的落差——店里之前能做到一天一万多的流水，结局却是亏了20万。他爱面子，也缺钱，不想在老家找工作，于是来北京做骑手。有人问起来，在北京做什么？罗颂都模棱两可的回答：“上班。”他想着，赶紧把债还完，再回家。 而26岁的田橙子，是和自己的朋友结伴来的北京。在此之前的几个月，两人已经在湖南、江西、河北、天津这四个地方周转过。 那个时候，两人都没有预料到，今年找工作的旅途会如此漫长。在湖南待过的那个电子厂，今年2月就没活儿干了，隔三差五就休息，只能赚3000来块钱。田橙子想找一份薪资更高的工作，他在58同城上看到，天津在招装卸工，而且工资能到8000元以上。于是，二人又从老家江西北上，但到了天津，才知道“宣传都是骗人的”，田橙子形容，不仅工价低了一半，而且是“狼多肉少”。有一回面试，一个只招10个人的岗位，有70个人拉着行李箱面试，厂里的管理员还说，“想干可以，就是分不到那么多活儿”。 在天津待了一个月，试工了四五家，都不如意。和前辈们一样，田橙子终于流入了骑手的池塘。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时过境迁，骑手已经不再是一份可以兜底的工作。 跳出池塘 经过最后一场暴雨中的挣扎，跑了7年外卖的冯祥，打算回家了。 冯祥并不适应一个人在北京的生活，他没有想到，仅仅是为了可观的薪水，自己就在北京待了那么多年。他想回老家石家庄，加盟一家餐饮店，或许是喜茶，或许是鲍师傅，冯祥没有仔细调研过这两家店，但取单的时候，总看见这两家店排着很长的队。 除了开店之外，冯祥没有更多的选择了。外卖这份工作，能让冯祥得到“立竿见影”的工资，但也让他不忍心浪费时间去做别的事。冯祥说，几乎自己所有的时间都在跑外卖，“干一个月就有一个月的效益”，如果是学别的技能、转行，都对应着极高的成本。有的时候，冯祥会有些知识焦虑，当周围人提到“KPI”“CEO”这样的术语，他会凑上去问，这是什么意思？好像能多学几个单词，能有一点点收获。 失去的，似乎又比得到的更多。前两年，冯祥和妻子协议离婚了，因为妻子觉得，冯祥一个人在北京跑外卖，却不在意家里，也不在意她。有的时候，冯祥会有些羡慕自己的发小，他前几年开车做运输，赚了不少钱，最重要的是，有时间陪孩子去三亚旅游、去游乐园玩，刷到发小的朋友圈时，冯祥觉得，自己虽然赚了几年钱，但“没选对行业”。住在狭窄的宿舍里，他似乎没有生活，变得颓废，两个月才理一次发。 如今，是该跳出池塘的时候了。冯祥算了算，现在自己每个月只能赚5000块，往家里打钱的时候，比往年少打了整整两千，需要用之前的积蓄补上。他安慰自己，或许这是一个契机，能让自己重启一种人生。 外卖行业本就像一个蓄水池，骑手这个职业，很开放，收入也很公平，能帮助一些面临失业的人重新获得工作机会，也能为亟需获得收入的人缓解生存压力。但这份职业很难一直做下去，有些人实现了外卖行业的职业晋升，从骑手做到了站长、城市经理，有些人则完成了转换赛道的经验积累，完成过渡后选择离开，只有一直想赚钱的人会留下。但现在，月入过万已经很难，这个理由也留不住人了。 想跳出池塘的还有刘大海，他还有债务在身，急需一份收入更高的收入。这几天下班，他绕着宿舍附近的小吃摊绕了好几圈，打算做个小买卖。有的时候，刘大海觉得自己有些生不逢时，入行太晚，当然，他也听过一些江湖传说，“送三年外卖，能开着卡迪拉克回家”。 站长吴楠预料到了这些人的离开。他说，每年三月，总有一波人来，到五月的时候，总有一波人离开，他将其归因于“生态”的一部分。但在工作更难找的今年，是否有更多人会选择留下，他也不知道。 比如26岁的田橙子，还需要在池塘里熬过接下来的28天——他已经交了700块租车费，800块房租，不能浪费，再怎么差，也需要把这个月撑完，再做打算。 等单的那个下午，田橙子点开了一集动漫，是他最喜欢的《吞噬星空》。在这部动漫里，他最喜欢一个叫罗峰的角色，点开百科网页，罗峰最大的成就包括，让平民窟里的父母，住上了大别墅。田橙子说，这也是他的梦想。 一集动漫的时长很短。看完之后，田橙子重新点开骑手界面，等待系统给自己派单。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今年初，在防疫政策放宽之后，积压的购房需求得以集中释放，楼市迎来一波交易热潮。 2月至3月，全国楼市成交量环比大增、房价企稳。一时人们惊呼楼市“小阳春”来了。 然而“小阳春”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根据统计局数据，4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和住宅销售面积分别环比3月下降48.1%和47.8%。 楼市“小阳春”，走得比真正的春天还早。 到了五月份，房地产市场会回暖吗？ 据中指研究院统计，2023年“五一”楼市的成交量与2020年至2022年三个“五一”假期的平均成交量相比下跌23%，与新冠疫情前2019年“五一”假期的楼市成交量相比下跌22%。 可见五一假期，并没有带动房地产市场回暖。 再看一直是全国房地产风向标的深圳，5月份以来，深圳二手房挂牌量快速增加，从1月底不到35000套一路升至5万套以上，创下了一年来的新高。 市场上的房子卖不出去，而且新的房源还在释放，这就是深圳楼市的现状。 一线城市尚且如此，其他城市就更不用说了。 深圳旁边的惠州，5月份就已经有开发商以近乎腰斩的价格卖房还送车位。虽然这一促销行动以老业主的抵制而作废，但也可以看出惠州房价跌得有多惨烈。 要知道惠州房价虽然是因为深圳需求溢出而涨起来的，但惠州本身也有不少上市公司，经济情况在全国范围内不算差了，即便如此房价都在下跌，全国其他城市房价如何可想而知。 为什么房地产市场的“小阳春”这么快就结束了？ 去年房地产市场就很不景气，我们之前在《已经五百次了，还是支棱不起来》里就提过，即使房地产限制政策放开了很多，但去年房地产市场仍然火热不起来。 今年初的房地产市场“小阳春”，更像是过去被压抑的购房需求的集中释放，而不是大家真的更多买房了。释放完了，后续交易就容易疲软。 我们之前提到过一个现象，就是出来旅游的人增加了，但是人均旅游花费减少了。 这还是旅游这种实际消费不算很高的消费类型出现的现象，旅游上都开始省钱了。买房则是需要花很多钱，恐怕会有更多的人花不起这个钱了。 说白了，大家都没钱了，也不想折腾了。1-4月，证券交易印花税同比下降42.7%，说明最积极心态最好的股市散户都不想玩了。 另外，很多房企走向违约，让很多新建楼盘处于交付风险中。5月“保交楼”项目已交付比例也就才34%，这就让很多原本持币观望的人更加迟疑——楼都交不了，谁还敢买呢？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年初那一波消费回暖，顺带楼市回暖，给了很多人信心，什么“把失去的三年抢回来”都出来了。 然而现实是新冠根本没消失，5月份又卷土重来，这也影响了消费和房地产市场。 按照国外的规律，每过几个月新冠就会来一波大的，这对经济的影响，怕是年初那些自信的人没有想到的。 所谓的“报复性买房”，也就是释放以前的积压需求罢了。一旦过去的需求释放完毕，后劲是很不足的。 大家已经被折磨得精疲力尽了。 前段时间甚至急得好多财经大V，这里就不点名了，表达出救楼市就是救经济的意思来了。 我倒是觉得，也不必这么悲观，没必要急着把夜壶拿出来。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努力的猫二侠！ 这两天最热的话题是“指鼠为鸭”的“老鼠头事件”。 故事梗概复述一下： 6月1日这天，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个学生在学校餐厅吃饭的时候，一不小心吃出了一个像老鼠头的“异物”。 然后发了个视频到网上，结果就引发了舆论关注。 “江西一高校饭菜中疑吃出老鼠头”也成了热搜。 事情在网上形成舆论关注之后，该校在6月3日晚上发布了“情况通报”： 那不是什么老鼠头，而是鸭脖。 在这个学校官方发的“情况通报”中有两个很重要的证据： 当事学生本人确认，是自己看错了，“异物”不是“老鼠头”，而是“鸭脖”。 而且，该学生在现场还出具了书面说明对视频内容进行了澄清。 更重要的是，事发之后，南昌市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第一时间”派人到现场进行调查。 这些官方的工作人员经过询问相关人员，“反复对比”确认之后宣布： 确实不是“老鼠头”，而是“鸭脖”。 这是一份理论上无可挑剔的“辟谣”。 当事人“承认”是自己看错了，不是老鼠头，是“鸭脖”。 并且还为自己的鲁莽道歉了。 权威机关也是“第一时间”到学校进行了走访调查，还不厌其烦对学校包括厨师、后厨等一线的工作人员进行询问。 最后，局长也站出来言之凿凿地说： 确实不是老鼠头，而是鸭脖。 怎么说呢？ 官方已经辟谣了，通告也发了，就连当事人都“认错”了，可谓竭尽全力了，事情也应该结束了。 但实际情况却是： 网友根本就不买账！ 留言处都是“闲言碎语”： 全网不会就我眼瞎吧，这TM是鸭脖？ 指鹿为马，李代桃僵！ 鸭脖上长几根胡须不是很正常？ 鸭脖上怎么会有牙齿？睁着眼说瞎话！ 古有“指鹿为马”，今有“指鼠为鸭”。 …… 也不能怪网友铺天盖地的质疑和讽刺。 大家可以自己再看一看视频画面。 看究竟是“鼠”是“鸭”。 随着事情的发酵，网上又爆出不少相关的资料。 涉事的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已经不是一次因为“老鼠”出问题了。 早在2021年，南昌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曝光过一次此类事件。 在相关部门的检查中，发现该校卫生很成问题。 学校食堂里面居然有老鼠横行。 被点名批评之后，学校还专门发了一个文件，承认了有老鼠横行的事实，也作出了要进一步改正的承诺。 最后，还表示要“举一反三，定期研判，开展全校环境卫生大检查，杜绝再有相关事件发生”。 但这种事儿怎么“举一反三”？ 是不是能彻底消灭横行的老鼠？ 这个问题，无论在哪儿，都很难确保监督到位了。 总不至于学校说老鼠没了，谁还能蹲在那儿捉一只证明？ 反正，老鼠蟑螂这些东西确实非常难以除尽。 曾经有人为了消灭家里的老鼠，房子都拆了一遍儿，效果也不尽如意。 不过，学校也可能是因为有过老鼠事件的“前科”，积累了一些应对这样问题的经验。 在处理这次“老鼠头事件”引发的舆论时候，表现的很有章法。 网上有疑似该校学生上传的截图。 该校在“老鼠头事件”爆发之后，开始给全校师生派发任务。 在一个群名为“2022级新媒体中心……”的微信群中，不但手把手教给学生了指定的“回应文案”，还细心地提示： 大家评论的时候，可以加上自己的表情包，更加真实。 看看这些拟定好的回应内容，忍不住感慨： 果然，专业的人就是不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巧合。 这些“拟定好”的文案，还真是在评论区看到了一大片。 你看这些内容，整齐划一。 你看这些评论的时间，如此密集。 哦，还有那些地址，还真的都是江西…… 这样的巧合，让人想到了一个成语： 欲盖弥彰！ 事已至此，看着评论区有点变味儿的评论，真得陷入了沉思。 那个异物，究竟是“老鼠头”还是“鸭脖”，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真的有那么难辨认吗？ 是不是有些人非要赌一把，看千万网友的眼睛是不是都是瞎的？ 发现“鸭脖”的大学生，应该不是没有基本辨别力的孩子了吧。 是“老鼠头”还是“鸭脖”，应该能清楚辨别吧。 但为什么他要公开道歉呢？ 其实，可以理解。 对于一个还未毕业的学生来说，那东西是不是“老鼠头”，跟毕业证相比： 还有那么重要么？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英国金融时报报导，法国总统马克宏反对北约在东京设办事处的提案，理由是他认为北约应继续聚焦在北大西洋区域。根据8名熟知内情人士说法，法国的抗拒使这几个月来北约内部对于在印太地区设第一个驻外办事处的讨论变得复杂。美国和日本催促欧洲对亚洲安全议题介入更深，尤其是对中国可能对台湾动武的忧虑加深，因而推动北约于明年在东京设立一个小据点。但这个决定刚好呼应北京指责美国要在印太地区建立反中联盟的说法，北京将此联盟比拟成“亚洲的北约”。一名法国官员表示，法国认为北约宪章要求北约的地理范围限制在“北大西洋”，这名官员也说，在东京设办事处，也可能破坏在乌克兰战争方面欧洲对中国的信誉，特别是欧洲要求北京不提供武器给俄罗斯。一名熟知北约内部辩论的人士说，法国不愿意支持任何“助长北约与中国紧张关系”的事。马克宏上周在一项会议上说，北约不应该扩大到北大西洋以外地区，并说，“如果我们推动扩张北约的地理范围，我们将犯了很大错误”。马克宏两个月前表示，欧洲应避免被卷入美中因台湾而起的冲突，惹火了美国和其他盟邦。北约成立新办公室，需要北约最高决策机构北大西洋理事会的一致支持，意味法国有权利阻止在东京设办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