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都知道在当下，国企算是比较安稳有保障的地方了，然而国企并不是那么好进的，就算进去了，也会因为意外因素被迫出来。 而就在昨天，有国企把应届毕业生全给裁了，于是引来网友们的围观了。 这个事情发生在前天，也就是25号。 这是该公司准员工的原话。 中创新航的确是一家国企，到现在有14年的历史了。 有毕业生为了中创新航的工作岗位，拒绝了公务员岗位。 结果还没正式入职，就已经被解约了。 这是解约的邮件。 这是被解散的应届生群聊。 据准员工透露，这一次身为国企的中创新航公司一口气裁掉了2000多全国各地的应届毕业生。 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创新航会一口气裁掉这么多毕业生，但我能想象得到，这些应届毕业生们应该很失落，原本以为自己会有一个很好的前程，一毕业就能进入国企工作，让自己可以得到更好的收入和保障。 然而终究是煮熟的鸭子飞了，原本期待着能在毕业后就入职，可是现在却等来了一纸解约书，我想这真的有如一盆冷水当头淋下，希望有多大，失望也就有多大。 我想，光是一个中创新航就裁掉了2000多应届毕业生，那其他学校，其他公司的应届毕业生可怎么办呢？毕竟今年还有1100万毕业生……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我不知道这1100万毕业生要究竟怎样安排，他们的工作机会是否能顺利实现，看着中创新航的毕业生这样命运，他们又会作何感想。 我只希望，每个毕业生都能得到工作机会，能够有一个自食其力的机会，进而有一个学以致用的机会，而不是太久的迷茫和失望。年轻人应该是充满朝气和信心，而不是一开始就感受到满满的恶意。

梁建章先生有些焦虑。身为携程集团的联合创始人和董事局主席，这些年，他更多以人口学家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今年的情况让他觉得有些糟糕，「生育问题比日本还要严重了」。 他的焦虑来自一组数据。2023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2年人口数据，他「有点震惊」——截止2022年年末，全国总人口比上年末减少了85万人，这是中国人口近61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有人将2022年称之为「人口下降元年」。这一年的新生人口是956万，仅有2016年的一半。现在的年轻人好像都不生孩子了？ 他预料到了人口负增长，但没想到来得如此之快。从2007年去斯坦福大学念经济学博士开始，他就把人口和创新作为他研究的首要问题，「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对于人口问题的认知，都有各自的盲区」，在新书《人口战略》中，梁建章说，「很多经济学家虽然明白人口萎缩的危害，但并不清楚人口的数据；很多人口学家虽然知道中国的人口数据，但是并不认为人口萎缩是个坏事」。更让他感到焦虑的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人口政策是一个敏感话题，缺乏讨论」。他相信自己的多重身份可以提供独特的视角，也认为做学术和做企业一样，都是在为社会提供「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他有两个微博账号,一个是「携程梁建章」，有25.6万粉丝，不常更新；另一个是「梁建章-关注人口问题」，有83万粉丝，保持稳定的更新频率，每隔几天，他都要发表文章，有时是提出一些政策建议，有时发一些数据分析，或者隔空与一些专家、网友「打个嘴仗」，然后再辟谣一些对他言论的「杜撰」。 他不遗余力地「催生」，提出的建议有时显得过于激进，这时常为他招致批评，但这些似乎不会挫伤他表达的热情。这是他少有的超过1小时的访谈，因为此时此刻，他愈发察觉到发出警示的重要性。 我们和他聊了聊，人口负增长究竟意味着什么？年轻人为什么不生孩子了？女性的生育与职场困境该如何解决？以及，一个人口学家如何理解不育的个人选择？ 以下，是《人物》与梁建章的对话： 人口负增长的警示 人物：2022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数量只有956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你看到这组数据的时候，是什么反应？ 梁建章：有点震惊。虽然这么多年，我对人口的预测是有预期的，二胎政策放开到现在，人口出生数量从1800多万下降到现在的1000万以下，这条曲线在预料之中。但是回头看，也不过就六七年的时间，短时间内下降几乎减半，并且是在和平繁荣的阶段，即使是我也是有些震惊。日本之前也出现过出生人口的下降，但是没有短期下降这么快。 人物：从人口学家的角度来说，人口出现负增长对一个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在公众的讨论中，你认为哪些内容或危机是被大众忽略掉的？ 梁建章：现实层面上，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老人的福利是靠年轻人提供的，如果两个人都是来自独生子女家庭，家里四个老人，赡养负担很重，你根本照顾不过来，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会带来生活水平的下降。 但很多人还没能理解的事情是，人口的下降不仅仅是劳动力的问题，也是创新和综合竞争力的问题。 大部分人只关注人口总量，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口总量也只是略微下降，总量的略微下降掩盖了新出生人口的剧烈下降。马上可以看到的是，可能有一半的小学、幼儿园，招不到学生了。更大的影响是，二十年以后劳动力会减半，各方面的需求也会减半，无论任何一个行业都会受到影响。需求减半了之后，国家的竞争力与创新力的影响就不止是减半。如果整个社会创新力不强，那么社会财富在全球的饼里面就会分得更少。 人口本身会带来规模效应，四个人比两个人更强，人多的时候是规模正效应，会有更多的人可以合作，市场规模越大，就能分摊更多的成本。如果四个人减到两个人，规模效应减掉的不止是一半。这对未来中国的创新力，二十年以后是巨大的影响。 人物：你在新书《人口战略》中预判，按照中国目前的低生育率，低预测的情形下预测，我们的人口优势将在100年内丧失殆尽。这种预测的原理是什么？如果这种情况真的会出现，又意味着什么？ 梁建章：这是基于生育率的预测，而生育率的预测要考虑到背后的成因，目前中国导致低生育率的证据还在加强。 现在中国影响生育的最高的成本是教育、房价以及社会福利。我们预测中的高预测、中预测与低预测的不同点其实是基于对未来生育福利的预测。中国房价高，短期内无法解决，福利也比其他国家小，教育的内卷程度目前只有韩国能比。目前韩国的生育率低于1，一对夫妇平均生不到一个孩子，中国现在的生育率为1.1，但韩国现在在生育福利上不断投入，有可能会回升一点，未来中国的生育率很可能会接近于韩国。 人口优势会在100年内丧失很好理解。100年是四代人，2022年中国出生了956万人，如果人的平均年龄是80岁，以减半的速度下降的话，一代人是四百多万，两代人的话再减半，新出生人口可能只有两三百万人。中国现在的人口总数是14亿，两代人是1/4，三代人是1/8，以此类推，这就意味着一百年以后，总人口可能还有四五亿，但人口的（衰减）趋势一定是奔着2亿人去的。 尼日利亚现在只有2亿人口，但由于尼日利亚的出生率是中国的5倍以上，按照这种趋势，在十年之内，尼日利亚的出生人口就会超过中国。而按照育娲人口的预测报告，如果没有出台实质有效的鼓励生育的政策，中国人口到2050年将减少到11.7亿，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到4.79亿，占世界比例将从现在的17%降至4.8%，而新出生人口只有世界新出生人口的0.89%。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大国地位会成为一种历史。这不是危言耸听，现在中国一对夫妇平均生1.1个小孩，这已经低于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的1.5的生育率的警戒线。而北京、上海的生育率甚至只有更替水平的1/3，这是非常不乐观的。如果没有大力鼓励生育的政策出台，那人口大国的地位肯定会不保。 人物：你的书里有一个词汇，生育率下滑惯性。这会导致什么？ 梁建章：它有一定恶性循环的作用，如果这个社会都习惯了没有小孩或者只生一个小孩，那对多孩家庭就不会那么友好。房子只造小户型，酒店也不会提供很多家庭的房间。 梁建章新书《人口战略》 年轻人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了？ 人物：你也会拿日本的数据与中国对比，但其实房价也好，教育也好，在日本同样也是非常高成本的。为什么中国这样的情况会让你更担忧？ 梁建章：房价要跟相对应的收入一起来看，日本的房价除了东京的黄金地段，其实没有那么贵。虽然东京的房价跟中国的一线城市差不多，但比不上深圳、上海、北京。其他城市的房价比中国还是便宜一些，尤其在对应他们的收入之后。日本的教育比欧美卷，但是没有中国那么卷，日本小学生的习惯培养也要比中国好，你在日本可以看到小学生们背着小书包独立地上学，独立地做家务，养得很精细化。现在日本鼓励生育的政策也比以前更积极，福利也更好。以往日本都被认为是最坏的榜样，事实上我们的问题要比日本严重得多。 虽然日本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结婚不生育，但他们的家庭如果有小孩，一般都是两个以上，平均生育数量是1.3—1.4，韩国是0.8，中国在两者之间，中国的大城市比韩国更差。未来中国的年轻人还是会往大城市汇集，行为也会更接近于大城市，情况是要比日本差很多的。当我们的生育友好程度能够赶得上日本，进一步需要向北欧国家看齐，那才有可能避免像日本经济出现的状况和问题。 人物：你如何看待中国的生育环境？在中国，一对夫妻养育一个子女，平均要花费的成本是多少？ 梁建章：中国生育成本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更客观的计算方式是用生育成本减去福利除以人均GDP，北欧国家得出的结果是两三倍，中国和韩国要六七倍，这也就意味着要花六七年的收入才能养得起一个孩子。当前中国抚养一个孩子的总成本平均是50万，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平均生育成本已经接近每个孩子100万。生育成本直接影响生育率，所以中国民众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率几乎是世界最低的。 人物：你是否观察过中国的生育率地图？我们观察到，中国的一线城市和东北三省的生育率只有0.7-0.9，北京出生率全国最低。从区域上看，北京低生育率的原因与东北不尽相同。生育率与哪些因素呈正相关？ 梁建章：东北的城市化率高，整体的经济不是太好，收入比较低。这对年轻人来说，压力会大，因为年轻人承担了新的产业与新的就业机会（的功能），这部分增量缺失之后，经济发展就更停滞，年轻人流失得也多。这些年轻人中的大部分流出路径是去一线城市，在新的城市，他们作为外来的年轻人，生活成本与购房压力是很大的。 这么来看，虽然东北房价和生活成本与一线城市比起来没那么贵，但经济不景气，人口流失，留下的人收入也不好，抚养孩子的压力也大，生育率就比较低。这其实是一个自反馈。 能跟东北对比的是广东，广东经济很好，年轻人机会也多，虽然也有深圳这样的高房价，但整个广东地区的生育率还是要比其他地方好。 人物：你的影响生育率的三大要素里还提到了教育。鸡娃是中国特色吗？ 梁建章：鸡娃不是一个坏事，说明家长对孩子的教育重视，但如果引导去无效地考试，那就是坏事。教育这些年确实卷得越来越厉害。教育的时间也是越来越长，现在硕士已经变成以前的大学文凭。所以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是高考的问题，一个学生在中学期间至少是用两年的时间去复习应付中考和高考，而现在的信息化程度本身就提供了工具，许多知识是未必一定要他们记忆的。另外，让一个孩子十几岁就完成了对人的选拔，教育效率很低，所以高考相关的体制需要改。 图源视觉中国 精英女性不生育对社会的影响 人物：你好像很少提及一些情感因素。比如一些年轻人选择不生育或少生育可能是因为成长中的创伤、对未来的期望落空等等原因。很多年轻人会觉得好像生活在一个庞大又难以喘息的「机器」里，因此丧失生育的意愿。对此，你怎么看？ 梁建章：这应该是全世界的大势所趋了。随着女性越来越独立，她们不一定会选择传统的结婚的这条道路。我觉得也不可能有太多的办法，不可能回到女性不独立、靠结婚才能生活的状态。 单身女性要生孩子更不容易，一个人养家的压力比两个人养家压力更大。如果养孩子没有成本，大家一定会觉得养孩子比养猫养狗要更有成就感，这是人性本能。单身女性整体教育水平其实是社会中的精英，她们如果不生孩子的话，不管是质量还是数量，对社会都是很大的一个负面影响。 人物：所以你把这个问题归结为女性受教育后的生育意愿降低，而这个困境是无法避免的。 梁建章：对，传统家庭肯定会越来越少的，非传统家庭会越来越多。我们这个社会能做的，只能是为她们提供各种福利，降低养育成本。这也要牵涉到非传统家庭的小孩社会认同与法律问题。如果福利跟上去，同时采取辅助生育、精子库等手段，社会上也逐步认可，满足单身生育的意愿，那对生育率是有帮助的。 人物：还有许多女性不生育或者少生育，是觉得生育会压缩她们在职场的竞争力。在中国更广泛的就业环境里，育龄女性依然会在就业市场遭到隐秘的歧视。如果鼓励这些受到良好教育且有工作能力的女性生育，她们又该如何平衡职场困境？ 梁建章：女性的确时间的紧迫感与压力都很大，孩子的照顾、升学考试的任务也压在她们身上。原来可能20岁就能工作，现在硕士毕业就到了25岁，留给她们职业发展和组织家庭的时间非常短，她们要同时兼顾，到35岁之前只有10年的窗口期。这是个大问题，所以我建议高考改革，缩短学制。 从更长的周期来看，女性的职业生涯并不一定比男性的机会成本高，现在的工作主要靠脑力，而不是体力，女性的寿命又更长，生两个小孩可能影响两年，但从整个职业生涯来说，职业生涯的时间并不会比男性短。 那企业要在这段时间尽可能地帮女性提供更好的环境。如果这个时间段里连续生两三个，也会有规模效应，抚养两三个小孩的成本与一个小孩不是成倍数同比例放大的。一旦过了孩子最小的阶段，能够提供更好的托儿所，以及保姆的支持，直到孩子上幼儿园，女性的成本就能降下来。等这10年窗口期平稳地度过去，女性和男性的职业发展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 人物：从企业的实践来讲，你在携程施行3+2的混合办公模式，且给女性更多的生育保障。这些制度的推行顺畅吗，是否会遇到一些阻力？在实践中，你会发现我们距离生育平衡和女性权益保障，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梁建章：携程（推行这些政策）一开始也比较困难，因为是一个新的尝试，大家不太了解会有什么效果，虽然国外有的公司已经是这样了。3+2的混合办公模式六七年前我就倡导去做，先是在局部的部门推广，效果还不错，但往全公司推的时候，还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思想斗争，主要是管理人员的怀疑态度比较大，虽然我是公司的一把手，也很难强推。后来有了疫情，大家不得不尝试和习惯远程办公的方式。在这个阶段，企业内部还是有争议，我们就先在几个部门试点，随机抽人在家办公，做对照实验，看这些人的工作效率与流失率，结果各项数据都很好，还节省了员工的通勤时间，提升他们的环境幸福感，最终管理层才下定决心去做推广。这一点从时机上确实要感谢疫情。后来大家也慢慢适应了这种方式，开始沉淀成一种新的公司文化与优势，这对我们的招聘来说也是有帮助的。 还有给女性的辅助生育、生育基金以及带薪假期。表面看，这些给女性的生育福利成本是比较高的，直到现在我们还没完全放开，要经理级以上，但员工也会综合考虑到她的薪酬、职业发展和福利，也能提高对公司的忠诚度。这对企业很好。我希望其他企业也能够考虑这样一种方式。 图源视觉中国 我们应该拿出一大笔钱来鼓励生育吗？ 人物：这些年中国出台了不少鼓励生育的政策，从一孩化政策到二胎放开再到现在的鼓励三胎，四川等地也在推行单身生育合法化。为什么生育率还是在下降？ 梁建章：因为我们现在生育福利很少，也没有说哪个地方可以不用排队进公立几乎免费的托儿所，也没有拿到生育的奖金。只是局部会有地方提出生孩子一次性奖励几千块钱，最多几万块钱，跟几十万的成本相比这并没有太多。即便奖励，要每个月几千块钱才有用，一直扶持到18岁。真的要提高社会福利还是需要拿出GDP的3%—5%来做这个事情。人口问题是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用GDP的百分之几来解决最大的问题，我以为是非常有必要和值得的。 人物：GDP的3%—5%，这甚至会超过教育与医保的财政支出在GDP中的占比，我们真的能拿出这么多的钱来鼓励生育吗？ 梁建章：这个问题的思考逻辑是，人口问题是不是中国未来最大的事情？人口大国变成人口小国是不是可以接受？如果不能接受，那愿意花多少钱来解决这个问题？ GDP的5%只是一年的增长，如果用一年的增长来解决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今年不要过今年的生活水平，今年去过去年的生活水平，把省下的钱花在有孩子的家庭身上，这个钱并没有浪费，只是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我们对基建的投入要比其他国家高大约10%，未来中国也不需要那么多基建了，没有那么多人口再造那么多新城有什么用？资源重新分配后，整个社会是有这样的资源去容纳更多的小孩的。 你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五六十岁的人，你的孩子刚刚结婚，说不生小孩，那你愿不愿意拿出你一年的工资，而不是5%，给你的儿子、媳妇说，生一个小孩就给你我一年的收入，帮他们承担一部分的费用，你肯定是愿意的。一个小家庭可能没那么多钱，父母也有自己的生活，尚且能够整合，整个社会应该也是有这个钱和意愿要去做这件事的。 人物：世界人口排名前十的国家里，仅有美国是发达国家。这其中，甚至还有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比如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等，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口与经济、创新、创业的正相关关系似乎又失灵了。你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我们该如何理解人口与经济、人口与创新的关系？ 梁建章：目前人工智能、互联网和5G技术发展最好的国家，恰恰是美国和中国。美国是发达国家里人口最多的，也是高科技、互联网、电影和金融服务的世界创新中心。而中国长期是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直到2023年，印度人口才超过中国），全世界只有中美两国有如此大量的数据、大规模的计算和应用场景。所以全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公司都集中在美国和中国。 我们可以用印度来对照，它也是个人口大国，也经历了跟我们一样的时期，计划经济、对外贸易也比较封闭。在它起步初期，基础设施和基础资源是最重要的，那个阶段甚至连教育还没有普及，创新在这个阶段并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政策的主导作用是重要的，他们最重要的是学习和引进其他国家的技术与基建。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也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再多也是贫穷的，人口再少也是贫穷的。改革开放后，施行了正确的经济政策，人口多才会成为优势，最开始可能只是廉价劳动力，但他们可以进行基础建设，等整个国家向中等高收入阶段迈进的时候，规模效应才会凸显，创新就越来越重要。在发达国家里，美国的规模优势是最大的，欧洲、德国和原来的日本，都可以集聚一些产业的集群与创新。 中国现在正在向这个阶段过渡，印度还没有到达这个阶段，它的基础设施建设远没有中国有效率，所以相比之下，未来中国的人口的效率会越来越被放大。但这个优势随着生育率的降低在下滑。 而人口的质量与数量分不开。小国家不可能造火箭，要造芯片也很容易被掐死。现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也在发展，会降低一部分对人的需求，但也需要人的不可替代性。我们需要天才的产生来带动创新的产生，一千个人中筛选出的天才和一万个人筛选出的天才是不一样的。 印度孟买高峰时段的教堂门站 图源视觉中国 「企业家更容易理解人多是个好事」 人物：作为企业家，你为什么一直会如此关注人口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最早能追溯到什么时候？ 梁建章：2007年我去斯坦福读经济学博士，主要是想在经济学术研究方面做一点贡献。学校就在硅谷，当时的硅谷正是全球创新创业的中心，很自然的我就把创新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研究完发现人口和创新之间具有这么大的关系，但当时的中国还在施行一胎政策，非常矛盾。当时我提出这些观点受到很多人的质疑，也不太允许讨论，统计的数据也不够真实，就感觉自己有责任去改变这个事情。 人物：这跟你的企业家身份有关系吗？对企业来讲，用户就是人，当中国的人口发生变化的时候，企业家是不是最先焦虑的群体？ 梁建章：企业家会更容易理解为什么人多是个好事，经济学家的理解力也没有那么深。现在政府也开始理解了，很多地方的政府都在抢人。老百姓可能没有这么宏观的视角，但年轻人很快就能看到老龄化社会所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他们尤其会受到剧烈影响。 人物：很多人认为你的建议中看不到年轻人的个体困境和「具体的人」，你怎么回应？ 梁建章：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当然会有每个人自己的偏好。我也不是说每个人必须应该有多少个孩子，我们只能从总体上和平均意义上去讲，基于大部分年轻人是想要的情况，我们能够做的就是降低生育成本，使得有这个意愿的、愿意有好多孩子的人，减轻他们的阻力，如果这些人都能够被满足的话，那就没有问题，正循环就还可以继续。 人物：现在在企业家和研究者之间，你怎么平衡精力？这个身份各占多少？ 梁建章：7:3的比率，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在公司。疫情以后，旅游行业有很多很多新的机会，我们整体的业务发展得很不错。越是开放，越是走得多，跟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交流，就会产生更好的想法。 人物：你最近思考的一个小问题是什么？ 梁建章：最近会思考一些关于教育的问题，怎么样既减少压力又能够对人口有益，比如高考改革，普及十年的基础教育，让绝大多数年轻人在20岁时可以完成大学教育，把大学普及化，但把人的筛选从高考转移到大学毕业的时候。这样很多女性的择偶生育期也可以提前。也在思考AI的问题，这应该会对教育行业有很大的促进空间。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图源视觉中国

最近小发一个人惯了，被朋友吐槽说，你应该在芬兰待着，那儿才适合你。 心想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芬兰早已成为“高冷”“孤独”的代名词。 在网络上，很多网友说自己是“精神芬兰人”，芬兰人不仅成了社恐鼻祖，还是精分患者。 但老实说，到访过芬兰后，我觉得用“社恐天堂”来概括芬兰太眼浅了，芬兰人可太宝藏了！ 别看这个北欧国家面积小，人口仅有550万，但它同时又拥有太多令人羡慕的头衔：世界上最快乐的国家、儿童安全感第一的国家、全球十大最具竞争力国家… 今年，芬兰在联合国评选的《世界幸福报告》中排名榜首，把丹麦和挪威甩在身后，这已经是芬兰连续第五年被评为“世界最幸福国家”。 而芬兰的内秀，在女性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它总能颠覆人们的认知，这里有很多男护士，也有不少女工程师。 在孩子还小的时候，芬兰人不会给他们灌输死板的概念，一切都按照自己的兴趣来。男孩子喜欢粉色？女孩子喜欢汽车？OK！ 如今的芬兰，不管是严肃的政治场合，还是公司的高管掌舵人，都少不了女性的身影。 芬兰女人自信自爱，坚强果敢，天生骄傲，她们在散发女性魅力的同时，更保持着独立的思想和果敢的行为方式。 芬兰是全球女性最宜居的国家之一，女人在这里活出了最美的样子。 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是芬兰女人的行为准则，在旅游方面，她们的操作同样强悍。 现实版女儿国 越过波罗的海，快艇驶入芬兰群岛，强烈的海风迎面扑来。 “就是这里！”一位女子指着一片松树林喊道，在海岸线上，大家可以看到一群半裸的女人。 “哦，我的上帝。这是什么新鲜的圣地？” 欢迎来到SuperShe岛！没错，这里就是世界上唯一的“女儿岛”，连名字都被赋予了对女性的最高赞誉。 在这里，没有繁杂的琐事，没有拥挤的人群。整个岛屿就像乌托邦一样，更关键的是，这里只有女性！ 这是一座专门为女性建造的避风港，可以说是现实版的天堂岛，占地8.5英亩，还是个天然的氧吧，提倡的是可持续、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这里，女性可以抛开一切束缚，卸下遮掩疲惫的精致妆容，裸奔、裸泳，随心所欲地放飞自我。 在这里，有美不胜收的海景，你可以早起看日出，听潮起潮落；晚上对着漫天星空，在星光璀璨中安然入睡。 除了海景，这里还有独特的北欧森林景观，你可以骑着自行车，在林间小路自由嬉耍，或摘摘野果，犒劳下嘴馋的自己。 岛上有各种漂亮的海景小屋，在房间内就可以享受超级美的无敌海景，还有别具特色的森林小屋，供女顾客们挑选预订。 不光住的精致，在这里每天的生活也是无敌精彩，女性同胞们可以在岛上参加桑拿、皮划艇、健身、按摩、冥想、瑜伽等活动。 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是懒懒地窝在椅子里颓废那么一会会。 吃的都是米其林星级女性厨师专门制作的各种健康食物，所有食材均是岛上自种的有机蔬菜，无添加无污染。 她们还使用过滤容器，将污水沉淀分解，重新作为蔬菜的灌溉用水和肥料。 总之，这是一座妥妥的女性专属度假村！ 乌托邦背后的女人 在这个传奇小岛的背后，是一位同样颇具传奇色彩的女性Kristina Roth——乌托邦的创始人兼拥有者。 从小，Kristina就被妈妈教育：“作为一位女性，以后要学会独立，而不是依靠自己的丈夫。” 这样独立的女性思想，深深地刻在了Kristina的骨子里。 2015年，Kristina在西雅图的咨询公司Matisia，登上福布斯榜单，在50家发展最快的女性企业中位列第八。 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按理说Kristina应该继续将自己的公司更好地经营下去。 但是，就在第二年，她做出了一个让大家意想不到的决定：卖掉了自己的公司，赚了数百万美元。 或许是厌倦了枯燥无味的工作，或许是想换一种和过去几十年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Kristina从原本的女强人变成了一名自由女性，不再管理公司的她常会去一些度假村参加活动，以寻求久违的平静。 在此期间，她认识了不少和自己很相似的女性，有自己的事业，经济完全独立。 但是她发现这些来释放工作压力的女强人们，并没有100%得到平静和放松。 原因很简单，因为这里还有异性的存在，当派对上出现一个可爱的男士时，女性们总会下意识地拿起口红各种补妆。 于是，同年，她先是创办了SuperShe社区，与女性们分享关于运动、饮食等自我关爱的健康生活方式。 但是，一个女性网站并不是Kristina最终想要的，比起摸不着碰不到的虚拟网站，她更想亲手打造一个专属于女性的线下社区。 在这里，女性们可以自在地放松身心，把工作都抛开，把压力都抛开。 一开始，这只是Kristina脑海中的一个想法，具体要怎么实现，她还没有太具体的构思。 这时，她的芬兰男友告诉她，Fjardskar岛正在出售，远离尘世的岛屿，再加上得天独厚的景致，这不正是Kristina一直在寻找的地方吗？ 把这样一座岛改造成女性专属的乌托邦，自己一直以来的梦想不就实现了吗？ 随即，Kristina就将这个岛屿买了下来，作为SuperShe网站的总部。 历经两年的努力，这座只面向女性开放的小岛终于竣工。 “我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来到了这座无人岛，并打算在此度过余生”，Kristina说道。 “为了满足流浪的天性，我乘船前往不同的小岛，野生动物是我的邻居和缪斯。” 渐渐地，为了让更多女性也享受到这份自由美好，Kristina在岛上修建了许多度假小木屋，并开放了居住名额，供女性用户们申请预订。 包括CNN、孤独星球、独立报、ELLE等多家新闻、时尚和旅游媒体都报道了这座非常特别的小岛： CNN：SuperShe，芬兰开了一个只有女性才可以参加的豪华静修度假村； 独立报：一位女性在芬兰海岸创造了一个只允许女性进入的度假胜地； 孤独星球：一处只有女性的小岛现在在芬兰海岸边成立了； ELLE：这座新成立的小岛上不允许喝酒，不允许出现坏情绪。 起初，这个名为“SuperShe”的小岛也遭受了不少非议，但对于Kristina来说，这些非议并没有对她造成什么影响。 在她看来，几个世纪以来，男人们有雪茄俱乐部、高尔夫度假村等等，在那里他们可以聊天交友、享受生活。 同样的，女性也需要私密场所，在这里可以畅所欲言，完全放松身心，这正是“SuperShe”成立的初衷。 如何登岛 自对外开放后，小岛可是深受不少女性的欢迎。不过，想去SuperShe可没那么容易！ 由于木屋的数量有限，申请上岛度假还真有点麻烦，首先得在网站上填写申请表（因疫情现已暂时关闭申请） 然后经过Kristina本人的层层筛选，才能确定最后谁能来岛上度假，独立的个性、健康的生活习惯、包容性的思想都是考核标准。 此外，你必须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女性，在这里度假一周的费用是4675美元，折合人民币约3万左右。 尽管申请条件极为苛刻、收费高昂，自当年6月份正式对外开放后，第一个月就已经有8500名左右的女性进行了申请，然而初次筛选过后，仅剩不足2000名。 再次筛选后，最终只有120名女性得到了来“SuperShe”度假的机会，其中有已经退休的机械工程师，有专门研究指纹的科学家… 好吧，果然想在现实中过上这种仙女般的生活还是很不容易滴！ 虽说不知道这个小岛在今后会不会放低门槛，或者降降价啥的，但是相信Kristina本人和其他能来小岛度假的人一定是其他女性学习的目标。 在这个平等的时代，作为女性也可以勇敢地开拓自己的事业，拥有自己想要的生活。 说不定日后的某一天，你也可以去这里享受被优秀女性们包围的感觉哦！ Kristina说：“在SuperShe岛上，女性能以一种完全放松的姿态与其他女性共度时光，若是有异性的加入，女性总会下意识地伪装自己。 而SuperShe是一个安全的空间，女性在这里可以重塑自己，可以不化妆甚至不穿内衣，从而释放现实生活中的压力。” Noelle是一位来自伦敦的女性银行家，平时只有跑步时，她才能感受到自由，她说，“来到这里后，能暂时远离枯燥的生活真是太棒了！” 是的，来到SuperShe岛的女性，纷纷爱极了这里的静谧安宁和四季如画的风景。 每天清晨，从婉转鸟鸣声或风吹落叶的声音中醒来，抬眼便看见窗外的绝美景致，再也不知闹钟为何物。 冬季，约上三两好友打打雪仗，在雪的海洋里肆意游荡；夏季，闻着阳光和海风的气息，心也要醉了！ 岛上的生活简单自在，每个人都有大把的时间，去徒步、画画、创作和思考，或是静静地待在屋子里撸猫，或是骑着自行车，在林间小路自由嬉耍。 摘摘野果，犒劳下嘴馋的自己；和闺蜜喝喝下午茶，感受阳光的美好。 夜幕降临后，就着夜色围炉读诗，或是饮一杯暖茶，时间便在惬意中悄然溜走。 如今，许多女性也越来越明白：拥有好的状态，远比一份高收入来得心境开阔，生活不该只有前进的步伐，适时让自己的灵魂停下来，看一看远方的精彩。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Kristina期待在未来的日子里，能与更多的女性朋友，在自己搭建的小岛上，继续观察四季的变化。

当地时间 5 月 28 日，土耳其大选进入第二轮投票，这也是土耳其自建国一百年来首次总统大选进入决选阶段。逾 5万人死亡的强震给这场大选造成了什么样的变数？已连任 9 年总统的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我们为女性主义影响力蓬勃发展感到振奋，但我们也不愿看到“市场女性主义”为了取悦大众不断妥协。当女性主义变成一套政治正确的说辞，它会失去了变革的力量。那才是我们真正关心的事情。 2020年，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靠着女性话题火爆全网，带起了“她综艺”风潮。今年第四季播出后虽然反响平平，但仍然算是一年一度的话题节目。只是话题从最初的中年女性困境，变成了王心凌回忆杀、徐怀钰表演划水。连节目名称都不见“姐姐”二字（第三季名为《乘风破浪第三季》；第四季名为《乘风2023》）。 毋庸置疑，最近几年女性主义在流行文化领域发挥了不少积极影响：性别视角的影视批评，提醒观众注意其中刻板的女性形象、厌女的情节安排；时尚博主批判白幼瘦审美，转而强调女性力量与肌肉；情感专家不再热衷指导女性如何在婚恋中修成正果，更鼓励在亲密关系中完成自我探索；电视剧在组CP发糖之外，不忘强调女性友谊......伴随着这些转变，越来越多人开始知道什么是女性主义，什么是厌女。这些都仰赖流行文化强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有人严肃分析流行文化，将其视为能改变大众思维、推广女性主义的重要场域；也有人把女性主义当成一门好生意，让大众误以为真人秀里的女明星和影视剧里的大女主能代表女性普遍境况：独立、自信、事业有成、消费力强。 真实情况是，性别不公与暴力事件仍然困扰着普通女性。2020年以来，女性被造黄谣的案件（今年有多起在高校）时有发生。当事人遭遇网暴，甚至自杀；今年5月，多起性骚扰指控在文化行业引发了持续震荡。关于这一系列事件的持续讨论中，有人提到一本书：《他们用女性主义干了什么》（WeWere Feminists Once）。 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独立媒体人安迪·泽斯勒（Andi Zeisler），她观察流行文化中的女性主义二十年。她见证了市场女性主义（marketplacefeminism）如何诞生，如何让“女性主义”在大众舆论中从被嫌弃到被追捧，成为一门好生意，又是如何消解了那些真正重要的议题。 她在书中试图回答，为什么女性主义声势浩大，实质变革却非常有限？今天我们想通过这本书，回顾美国流行文化中的女性主义变迁，希望对理解当下热点有所启发。 ━━━━━ 市场女性主义 1995年安迪·泽斯勒创办杂志BitchMedia，旨在严肃看待流行文化，将其视为能改变大众思维、推广女性主义的场域。当时在美国，女性主义刚刚重返流行文化，在大众印象中还是刻薄、愤怒的代表。名人尤其是女明星，纷纷回避这个词。这个标签更像是一种指控：不遵守规则、要求太多、自我感觉太好等等。 泽斯勒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经历过保守思潮反扑，女性主义被严厉驳斥后的挫败。正像2020年美剧《美国夫人》（Mrs.Amarica）所展示的那样：在那场文化战争中，菲莉丝·施拉夫利（PhyllisSchlafly）领导的反女权运动，反对“平等权利宪法修正案（Equal RightsAmendment，ERA）”，批评女性主义是“一场牺牲健全社会的实验”。第二波女权运动的主张之一，就是要求女性与男性享有平等的工作权。而菲莉丝号称自己所代表的家庭主妇，会失去婚姻中的现有权益，是无辜的牺牲品。在这样的撕扯下，女性主义在美国主流价值中显得危险又边缘，绝对算不上讨人喜欢。 ▲《美国夫人》（Mrs. America，2020）剧照。 二十年来，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流行文化和女性主义互相影响，女性主义已经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的标签。2014年，第三十一届MTV音乐录影带大奖颁奖典礼，碧昂丝(Beyoncé)的舞台上闪烁着巨大的“女性主义者”字样。碧昂丝作为在全球影响力广泛的流行音乐天后，高调宣称自己的女性主义立场，让这个曾经被污名化的标签变成了闪耀礼服。她曾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说：“你可以成为一个商人、一个母亲、一个艺术家，或者女权主义者，却不妨碍你依然是一个性感尤物。这一切并不相悖。” 紧接着，艾玛·沃森在联合国发表关于促进性别平等的演讲，又掀起了一场女性主义高潮。仿佛一夜之间所有人都开始拥戴女性主义。每位名人都要通过性别视角的检视，“你是女性主义者吗？” ▲《美女与野兽》（2017）剧照。艾玛·沃森饰演女主角贝儿。 但泽斯勒并没有觉得这种变化是大功告成，她反而更加担忧和警惕。2015年，她在《他们用女性主义干了什么》（We WereFeministsOnce）一书中写道：“在极短时间内，女性主义已经在美国甚至全球文化中占据了历来最复杂的角色。在这个范畴中，大多数促使女性主义开展的问题仍然屹立不倒；但与此同时，主流文化、名人及消费者拥抱女性主义，将它定位成新潮有趣又有亲和力的文化认同，任何人都能轻易接纳......我把这种现象称为‘市场女性主义’。它去脉络化，去政治化，但却是女性主义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迭代。” 女明星当然是“市场女性主义”重要的组成部分。当碧昂丝、艾玛·沃森成为一种狂热现象，她们的金句、发型、服装造型，都成为媒体追捧的热点。而这种对女性主义明星的迷恋，聚焦个人及其选择，很快就会模糊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资本主义体制在这些选择背后的影响。 美国作家、文化评论家罗克珊·盖伊（Roxane Gay）写过一本书《糟糕的女性主义者》（BadFeminist），她直言：“只要我们继续凝视最时髦的名人女性主义者发出的耀眼光芒，就是在回避全世界女性仍在面对的实质不平等。我们不谈薪酬差距的棘手问题、无视女性的生育自由如此受限、不面对许多女性普遍面临的性骚扰、性暴力现状。我们都在逃避讨论想要改变这种文化所必须付出的努力。” 泽斯勒也认为，我们已经花了太多时间、注意力赞扬女明星用她们的美貌和魅力“重新定义”女性主义或者“颠覆传统”了。流行文化必须改变这种叙事，不能再让仅仅是宣称自己有女性主义立场，就等同于为促进平等付出实质努力。重点不能放在“谁”说他支持女性主义，而是他“如何”实践这种支持。她如何挑选角色，有没有为女性主义立场拒绝过剧本，等等。女性主义在热闹中早已失焦。 在众多女性主义名人中，艾玛·沃森的形象在主流审美中几乎无懈可击（碧昂丝舞台服装太暴露、蕾哈娜作风太性感）。所以她的演讲视频当时迅速风靡全球，获得最广泛基本盘。她的演讲的确很动人，尤其是对“无意的女性主义者”（unintentionalfeminists，即基本认同女性主义，但并不以此自称的人）。媒体好像终于盼到了一个绝对得体的形象，用完全正面的方式，恰到好处地表达了女性主义。 正如总有人要求女性受害者是完美受害者，舆论同样也在寻找完美的女性主义代言人：言辞不要那么激进、好斗，姿态不要那么咄咄逼人。因为女性主义话题吸睛又吸金，媒体既要取悦女性观众、消费者，又不至于吓跑赞助商，所以需要一个完美形象来平衡。 很多女性主义者为了获得更多支持，也在寻求“重塑品牌形象”。沃森的演讲重点原本是推动全球性别平等，但她完美的正面形象让焦点变成了：看吧！女性主义者一点都不可怕。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因为沃森从小就家境优越，受过良好教育，漂亮又成功，她没有遭遇过不平等对待，她不是受害者，所以她的女性主义态度肯定是公正的、正当的。 ▲罗克珊·盖伊在TED演讲。 罗克珊·盖伊在TED演讲中说：“我年轻的时候，尤其是十几、二十来岁的时候，对女权主义者有些奇怪的误解。比如她们体毛很多，易怒，憎恨男性，憎恨性，就好像她们是不好的东西。而现在，当我看到了这个世界是如何对待女性的，才发现似乎愤怒就是最合理的回应。” “市场女性主义”要消解的恰恰是这种愤怒，至少不能与金主为敌。于是性别平等的奋战从一种严肃目标变成了消费品牌。它把结构性议题简化为个人选择，再送上消费层面的解决办法。但女性主义从来就不是轻松的，它复杂、困难，当下仍然充满挑战。 ━━━━━ 从“权利”到“选择”， 精心粉饰的字眼 80年代，美国开始出现大量迎合女性解放潮流的广告。随着新自由主义发展，鼓吹欲望的论调在精英阶层流行开来。于是奢侈品、健身私教课、美容产品都变成了自我解放的成就，而不仅仅是消费品。 伴随着这股风潮流行起来的，还有赋权（empowerment）一词。泽斯勒认为，“赋权”已经成了一种包罗万象的笼统说法，广泛代表女性的自尊、成就、购买力。当需要回避直接说“女性主义”，就说为女性“赋权”。很少有人表述男性行为的时候会用到“赋权”。 过去二十年来，在广告、流行文化中被认定为“赋权”的事情铺天盖地：高跟鞋、平底鞋、医美、拥抱你的皱纹、生小孩、不生小孩、母乳、喂奶粉、极限运动、瑜伽、结婚、离婚……当代女性好像生活在一种不断被“赋权”的状态。 赋权在流行文化中似乎只有一种面向：我是女性，这是我的选择。也就是说，只要是女性的选择，都符合女性主义。然而究竟何谓赋权，谁又会因此受益？多数情况表明，那些条件优越的女性，才能做出完全个人化的选择，受益的也只是自己。 在美国，“赋权”一词作为术语，最早出现在社会服务、社区发展和公共卫生等领域。后来“赋权”多与弱势群体争取权益相关，代表一种自下而上的努力。90年代，在印度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赋权被一些女性主义者扩展为，挑战父权体制、种姓制度。到了1995年第四次联合国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时，这个词已经正式成为一项论题：“女性赋权议程”。 随着“赋权”慢慢脱离研究领域，2000年左右，这一说法完全融入了大众文化。越来越多的广告、电视节目、杂志用它向年轻女性推销自己的消费认同。而且这种赋权确实和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一致，即个人可以独立于社会文化和经济影响之外，靠自己的选择取得成功。这种变化当然不会考虑，是否真的有那么多平等的选择存在，是否真的有那么多女性有条件自由选择。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瑞典女性支持堕胎权利的游行。 除了“赋权”，还有一个女性主义相关的高频词颇值得玩味：选择。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判例“罗伊诉韦德案”是女性主义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关乎女性是否对自己的身体有自决权。这个判例也促成了“选择”一词成为后来女性主义的流行表达。女性享有安全合法的堕胎权，是第二波女性主义的一项重要纲领，当时指代这种自决行为使用的词是“权利”（rights）。 而在“罗伊诉韦德案”中，最高法院采用了一种新的说法：选项（option）。也就是说，安全合法的堕胎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选项。宣读判决意见书时，大法官哈里·布莱克门（HarryBlackman）反复以“此等选择”（thischoice）来指代堕胎。这个措辞是经过审慎考虑的，为的是淡化争议，争取更多人支持。可以说这是个圆滑的措辞。 泽斯勒认为，“选择”是一个既积极又被动的说法，总是和购物、消费的场景相关，似乎更温和、日常，且只和自己有关，不必与其他人为敌。而堕胎权利、要求堕胎（abortionondemand），听上去太激进，太容易挑起冲突了。但随着措辞改变，关于堕胎的争论焦点也被模糊了。这一行为到底是女性的自主决定，还是医生出于医学考虑，不再有明显区别。于是连女性也渐渐忽略，“选择”和“权利”是截然不同的。 当关于身体权的语言从“要求”变成“选择”，新自由主义又助推了一把，鼓吹成功和幸福全靠个人努力和选择。蓬勃发展的自由市场也让女性消费者们感到自己可以选择。一套与之相关的女性主义概念便开始发扬光大，即女性主义是个人主义的、中立的，不要再陷入结构性不平等的被害思维里，想怎么过，就怎么选。 “选择”论者轻松巧妙地表示：任何选择之间都没有高下之分，不评判别人也不评判自己。这种修辞是一个源源不断的新媒体话题库，每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拿出一种选择来引起骂战，吸引流量，话题发起者坐收渔利。今年年初，对话上野千鹤子并引起巨大争议的B站UP主全嘻嘻显然深谙此道。 在“赋权+选择=女性主义”的框架下，人们会忘记女性主义的根基是平等。没有一种选择是凭空出现的，每个选择背后都有某种伦理和价值观。有些选择能推动社会进步，有些选择会让世界变得更糟。泽斯勒强调，主张只要是女性个人做出的选择都一样好，是混淆视听，且没有意义。因为那些本不该成为选择的选择（例如在性别不平等的职场环境，接受低薪还是放弃工作；面对性别不平等的家庭分工，忍受丧偶式育儿还是离婚等等），不会因此消失。 这些精心粉饰的字眼，让女性主义在流行文化中看起来更有吸引力，但女性权利正在经历全球性倒退。2020年11月，联合国妇女署公布数据显示，新冠疫情期间，女性在家务、家庭护理等无偿工作上花费的时间翻倍；2022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决推翻“罗伊诉韦德案”，取消宪法规定的堕胎权；2022年9月，22岁伊朗女性因没有佩戴好头巾被捕，并在拘留期间死亡，引发全国性抗议..... 为什么女性主义声势浩大，实质变革却非常有限？因为颂扬与收编女性主义之间有一条非常微妙的界限。很多企业、产业只靠政治正确的女性主义说辞获利，却不采取实际行动，甚至以此掩盖内部各方面的性别不平等。 我们为女性主义影响力蓬勃发展感到振奋，但我们也不愿看到“市场女性主义”为了取悦大众不断妥协。当女性主义变成一套政治正确的说辞，它会失去了变革的力量。那才是我们真正关心的事情。

密聊猫、纸飞机（Telegram）、蝙蝠、事密达、海鸥……近日，这几款加密通讯软件频繁出现在各地警方公开发布的通知中，各地家长被要求检查孩子手机中是否装有上述软件——这些软件被指为犯罪分子销毁犯罪证据提供了便利。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比如，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信公众号5月16日发布消息称，密聊软件因其加密通讯的私密性强，尤其是“阅后即焚”的功能，为犯罪分子销毁犯罪证据提供了便利，使密聊软件成为“灰色地带”。 南京市公安局表示，如今，犯罪分子将服务器从境内转移至境外，将通讯工具从大众软件改为境外密聊软件或境内小众聊天软件，将作案设备从传统“伪基站”改为使用“猫池”（Modempool）、GOIP 、多卡宝、VoIP等。这类利用新空间、新设备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技术性极强，增大了案件查办的难度。 南京市公安局提醒，未成年人涉世未深，不法分子在密聊软件上通过花言巧语哄骗未成年人提供个人信息等内容，使其成为违法犯罪行为的“帮凶”，甚至犯下“帮信罪”。 所谓“帮信罪”，即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2015年11月1日起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对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犯罪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者提供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与其类似，福建福州、甘肃兰州、广西、山西等地警方也分别发布了类似通知，要求家长检查孩子手机，若发现上述软件立即卸载。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注意到，不同地方通知家长检查软件的名单略有出入。 此外，也有个别地方通知称，“如果发现孩子已经安装（上述软件），要高度重视，告知其危害，并带孩子到最近的公安机关查清孩子是否有从事违法犯罪的情况。”

不管是妇女运动，还是女权运动，运动的核心都是一群人，而一群人当中的个体，作为女性在不同年代会面对何种困境？香港从上世纪集中于推动妇女运动，到了今天走向更为多元的性别运动，两代有着性别、女权意识的女性个体，如何用不同方式去实践相信的价值？她们展现自己生命的方法又是什么？ 上一代的金佩玮（甘甘）拥有多重身份：音乐人、社运人、酷儿、前区议员等等，她投身于八十年代、香港过渡期的社会运动与妇女运动，一度身心俱疲，却不足为外人道。香港回归至今，年青一代的性别平等观念有没有起了什么变化？走在性别平权的道路又有否不同？属于九十后的Emilia与Rachel同样对性别议题观察入微，在社会变化下，不再高举妇运旗帜，而是以自己的方法刺探父权体制的流弊，倡导女性身体与情欲自主。 金佩玮：走过浮花似的八、九十年代 在以对性小众友善而闻名的逸东酒店访问甘甘，她递上一本小书《走过浮花》，那是2007年出版的一本自传。“浮花”来自西班牙导演阿莫多瓦的同名电影，意指已发生的事不会就此消失，而是时时刻刻闪现、借尸还魂。她记得，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订时，她人在纽约念大学，家人纷纷准备移民，她却决定逆风回到香港去，因为她觉得那里就是家。 《走过浮花》封面 （ 网络图片 ） “一开始出来混社运，都是当跟班多，跟着胡露茜与黄碧云创立的香港妇女基督徒协会，也因此受洗。然而，当年社运最大影响的事件，是争取八八直选。当时女性参政不多的。” 1984年，港英政府发表《代议政制绿皮书》，研究在香港发展代议政制的可能性，当中提到立法局最终会引入直接选举议席。1987年，政府向市民咨询在来年引入直选到立法局的意见。虽然民意一度高企支持“八八直选”，但最后到1991年，政府才正式引入直选议席。 为了争取直选，她曾跟人抬住一只纸扎的“跛脚鸭”到中环遮打花园抗议，又曾在文明里摆街站，向途人解说直选的重要。她说，别人问什么是直选，她回答说你可以投票选出你喜欢的候选人，对方闻言后，似懂非懂地离开。 甘甘同时开始写歌，她有感自已回港后，在一群出身教会、同时捍卫社会公义、拥抱解放思想的姊妹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于是开始为“女协”写歌。社运中人知道她会写歌，纷纷请她出手，用作游行示威时激励士气。“坦白说，那些社运的歌不算我创作中最主要的部份，愈后来我愈不喜欢写很强目的性、社会性的歌。但是2007年保卫皇后码头时，朱凯廸等人把自己锁起来，然后一起高唱我写的《人民之歌》，我想那也是创造了一些意义。” 2007年保卫皇后码头 （ YouTube /v-artivist影行者 ） 曾经开放求变的女权十年 九十年代的香港，在甘甘眼中并不是一个鸡飞狗走、纸醉金迷的世纪末十年，反而是开放求变的女权十年：由新界女性原居民继承权抗争，到时任立法局议员胡红玉提出《平等机会条例草案》、包括禁制性倾向的歧视，去到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希拉蕊高呼“女权也是人权”。1999年，甘甘与阿靓、马兰达组成乐队“女巫行动”，唱出女性性事，又与性别研究学者金晔路一起设计“CuntPower”的T恤，女人谈性是权利，也可以是用来冲击掌握着话语权的父权体制。 “Cunt Power”的T恤...

刚刚，最新统计局数据出来了，有点魔幻。 外贸出口、社零总额、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全都增长。 但有一个让猫崽吓一跳的数据——失业率。 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 4月份，全国16-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20.4%，首次破20%！ 截至目前为止，今年，年轻人失业率已经连续3个月爬升（1月无数据），从去年底的16.7%，上升了3.7个百分点。 数据反映的情况是，年轻人就业难，很难！ 五位年轻人，就有一位失业。 一般来说，7%的调查失业率，被视作失业预警红线。我国年轻人的失业率常年超过7%，穿越红线。 后台粉丝经常会问到，为什么这个统计的年龄区间是16-24岁。 按照统计局的指标，就业人员是指16周岁及以上，有劳动能力，为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而从事一定社会劳动的人员。 所以16岁以上，没有在读书，就可以视作是劳动力了。 年轻人失业率畸高，但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环比甚至还下降了0.1个百分点。 原因在于，中老年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下降了。 4月份，25-59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2%，环比下降0.1个百分点。 为啥独惨年轻人？ 以前，互联网和房地产企业是年轻人初入职场的就业选项。 但这两年，民营房企艰难存活，裁员成片。之前我们统计了房企2022年员工人数的变化，34家房企裁掉了12.76万人。 和裁员的比例相比，房企扩招少之又少。具体可以看这张图（数据统计截至4月9日）~ 而互联网巨头也在不断降本，调整架构，也裁掉了不少员工。 比如阿里，昨天有消息称，达摩院自动驾驶业务调整，该业务约70%的员工（近200人）被裁。 当然更重要的是。 在对后市不确定，不准备扩大生产的时候。 裁掉老员工需要成本，不招新员工不需要成本。 今天新闻发布会上，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也说：“目前就业结构性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今年大学毕业生人数再创新高，青年人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稳定和扩大青年人的就业仍然需要持续加力。” 再来看看地产销售，看起来不错，触底反弹。 但是也揭露了一个更残酷的现实。 你看： 商品房销售额39750亿，增长8.8%； 但销售面积却还是跌的，下降0.4%。 面积少了，总价多了，是房价大涨吗？ 其实残酷现实是：便宜的房子卖不出去了，能卖的都是贵房子。 看，4月末的商品房待售面积，已经升到64487万㎡，同比增长15.7%。 房子的库存又增加了！ 好地段和差地段，好房子和差房子，它们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 以前老家卖两套房，可以在一线城市凑个首付。 以后可能就要四套、八套……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最后，说到最近比较热的通缩问题。 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也说，目前中国不存在通缩情况，下阶段也不会出现通缩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我们有近9亿的劳动力，劳动力素质不新提升，这些都是我们战胜各种困难、挑战最重要的基础和保障。” 他说。

" 大厂月薪 2w+，可是我更爱摆摊。我想说摆摊真的很快乐、很自由，它打破了我现有生活的固定模式 ……" 写下这篇博文没多久，阿卜的 "35 岁大厂魔咒 "提前到来——被裁员。那段时间，当美好的自由摆摊生活没了固定的主业支撑，阿卜的内心充斥着不安感。 大厂裁员、内部转岗失败、30 岁年龄焦虑、朋友屡次求职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