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其中农民工的平均年龄42.3岁，达到了历史最高，50岁以上农民工的比重连年上升，达到29.2%，总人数超过了8600万。随之而来的新闻是，务工行业实行实名制，建筑工地清退超龄农民工，有超龄农民工办假证被抓——他们试图让自己的年龄显得小一些。王欧是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的青年教师，关注、跟踪和调查农民工群体超过十年，做过许多田野调查，访谈过全国各地的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他希望，城市社会可以更包容一些，不要用一刀切的方式，认为60岁以上就是超龄农民工，就得走，就得被清退，而是根据他们的身体状况去管理，去规制。“不是说把健康的、有劳动能力的超龄农民工赶走就完了，更重要的是，怎么让工作本身变得安全，不要让工人们太过疲惫地工作。”王欧说话声音不大，却有一种很沉静的力量，讲述农民工故事的时候，他有一种切身的体认。因为，他就是第一代农民工的孩子。他的父母在上世纪90年代，跟随第一批南下打工潮来到深圳，在各种工厂间辗转，或者以收购工厂废料为生。那时，他像一只小候鸟，迁徙在赣南与岭南之间，见到号称打工天堂的深圳的样子，也见到那些怀揣梦想的农民工们是如何在城市中拼搏，又如何努力获得微小的生存空间。他原本不觉得这些经验有什么出奇，本科学的是数学，机缘巧合考上了教育学硕士，接触到了农民工子女，才产生了对这个群体身份的自觉，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劳工研究。十年间，他发现农民工们不断地被挤向城市的更边缘，形成了一个不断向下流动的路径。但是，又有一些原因，让他们无法回到乡村，回到土地上。这些超龄农民工与子女，与新生代农民工的代际关系也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身体，还是情感，他们似乎从来没有真正属于哪个地方。王欧也从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母亲的故事中不断反思，第一代农民工的家到底在哪里？他们与城市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超龄农民工的归处又在哪里？以下是王欧的讲述。文 |赖祐萱编辑 |槐杨运营 |岩蕊图 |除特殊标注外，图片由受访者提供1关于超龄农民工，我们先从一个小故事开始吧。我住在武汉的南湖边上，早些年南湖污染特别严重，为了治理水域，市政想把湖中芦苇割掉，造一座绿化公园。有一天，我经过那里，看见很多农民工，白发苍苍，几乎都是65岁、70岁以上的年纪，穿着防水服站在湖边，水漫到了腰部，拼命砍着芦苇，砍完再一捆一捆往上拉，背着重重的芦苇走上岸。站在那里，我问小包工头，这些人从哪里来，他说，很多都是他们老乡带出来的。又问项目是哪里的，包工头说，他也不知道工程是从哪里来的，这是非常临时的、完全一次性的工作，而这些高度非正规化的工作，通过层层分包，才能流向这些超龄农民工。这些农民工是被一个大面包车拉过来的，他们每个人背个包，或挎个手提袋，里面是帽子、衣服，还有午餐，统一拉过来，收工又被统一拉走。很有意味的是，现在那片湖水重新种上了植被，变成了小公园，成为城市老年人每天散步、打太极拳的地方，而那些与城市老年人同龄的、为此劳作的农民工已经不见了。离开这里，他们住在哪儿，又要去哪儿工作，没人知道。这就是超龄农民工的现状，不断进入城市各种边缘的行业、边缘的部门，那些你根本想象不到的地方，越来越边缘。▲湖边割芦苇的工人，大多为大龄农民工 。从社会管理的角度，年龄大的农民工的确更容易出事，出事以后就会有后续的纠纷，无论是医疗的赔偿，还是工地闹事等等，这也使得管理者对年龄大的农民工的使用更慎重。一个行业正规化程度越高，老人被清退的可能性就越大。比如，武汉严格规定清洁工不能超过60岁，哪怕马路的清洁工，哪怕已经外包给一些公司，也要遵守这个规定。但我目前看到的关于超龄农民工的“清退令”，只是在一些局部城市的特定行业，比如上海、天津、南昌、深圳的建筑工地，不是国家层面统一的政策，应该说绝大多数地方是没有的。令人难过的是，真正决定超龄农民工是否能够继续工作的，不是像建筑行业那样赤裸裸地查办假证，劝退高龄者，更多是劳动力市场的调节，是一个市场行为，而这种广泛的、隐秘的针对大龄、超龄农民工的“清退”很多年前早就开始了。最典型的是制造业，比如说电子厂，最早说30岁以上不要，后来劳动力短缺了，改成35岁以上不要，现在扩展到40岁-45岁就不要。这意味着农民工年龄大一点，电子厂就不要你。我们似乎只是在看政策有没有变动，但只要去制造业实地看一看，会知道超过45岁，甭想找好工作了，这样的风气在劳动力市场已经盛行了很多年。我跟踪过一个大龄单身男工，还不到45岁，在制造业就不太好找工作。他在类似于模具厂之类的地方做操作工，做事慢了，腿酸活动一下，主管就骂他，想办法扣他钱，把他给搞走。这就是劳动力市场默默进行的，隐蔽的、没有被关注的“清退”。后来，他换了好几个工作，分派过快递，去餐馆端过盘子，在商场地下车库岗亭做保安，每个都做不长久，因为总是会被驱赶，被辞退。这样的现状意味着，很多第一代农民工的人生轨迹，是不断向下流动的。年轻时，你建造大楼，建造城市，你在制造业工作，创造了最火热的东西，年纪大了，你开始进入相对边缘的部门，做保安、保洁，做搬运工、建筑工，甚至做一些杂工，当你年龄再大一点，成为“超龄农民工”，你只能去商场做清洁，扫马路，或者去收废品，最后流向清除芦苇这样的完全临时性的工作，一直向下流动。大量的超龄农民工，他们工作了10年、20年，没有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没有社会资本的积累，留下的只有年龄和劳动对他们身体的消耗和损伤。▲图 / 视觉中国2建筑工是超龄农民工聚集最多的地方。2015年左右，我和另外一个青年社会学者在国内做建筑工的调研，主要观察了几十个北京的建筑工地。通过近一年的跟踪调查，我发现建筑工有几个特点。第一，他们都是老乡带老乡，一个包工头带着一串人，要么是亲戚，要么是同村子，建筑工地会形成非常紧密的同乡网络，这也是第一代农民工找工作最传统的方式。第二，建筑工是高回报的工种，那时候在北京，一个男性建筑小工一天差不多能有180~200块钱，女性差不多120~140块钱，如果大工会有两三百，如果再有技术，比如夫妻俩承包木工，一天两人可能有七八百。很多建筑工家里生活压力都很大，有欠债，或为下一代攒房子首付，我跟踪的新生代农民工，结婚成家特别是有了小孩子以后，好多都转到建筑工地去了。第三，建筑工比较灵活，很多建筑工都是男性在外，老婆在家里带孩子种地，同时他们有事很容易请假，不像工厂，机器非得有个人看着，建筑工的腾挪相对来说容易一点，从一个工期去下一个工期，中间可能隔一段时间，还能照顾家里。第四，建筑业的合同签约率非常低，有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建筑工合同签约率不到20%，有的城市百分比只有个位数。比如，中建三局或北京建工的工程，里面真正的施工方根本不是中建三局或北京建工，极有可能是河北的某个建筑公司，几经转手，再分包给不同的工程队，管理松散，什么人都可以干。所有的特点聚在一起——监管不那么严，挣得又比较多，又是那种老乡带老乡的关系，这样的地方才会留下一个缝隙、一个空间，聚集起大量的超龄农民工，吸纳了更多愿意吃苦耐劳，愿意去卖力气，挣相对多一点的钱的超龄、高龄的农民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近50%的农民工流入建筑业和制造业。同时，这些超龄农民工是最不懂得保护自己的权益的一批人。首先，建筑工出工伤的概率比较大，其中高龄、超龄的农民工又更甚。到了酷暑日，正常农民工干上8个小时，身体都吃不消，很容易走神，更何况年龄大的人爬很高的脚手架，危险系数会成倍增加。当他们出工伤了，怎么办？大多数农民工只能去闹事。有一句话叫，“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那些人都懂的，老家搞一些人来到工地上，拦马路也好，爬塔吊也好，无论是年轻人出工伤，还是老人出工伤，只有“闹”才能要到钱。因为走法律途径维权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他们去哪里找律师，又怎么找到靠谱的、律师？我读博时，曾经深入参与一起个案，北京门头沟一个60多岁的农民工，从4层楼高的脚手架踩空掉了下来，砸断了脊柱，半身瘫痪。他的儿子赶来北京陪护，没治几天就花了几千块，结果包工头赶来，把他弄到私立医院，是专门处理这种工伤的医院，也不给用什么好药，钱没了就赶走。那里有律师发名片，说你有工伤，我们可以帮你打官司，他们就信了，交了5万块钱，还签了合同。结果，那个律师跑到工地现场找人聊了几句，做了笔录，找劳动局反映了情况，又找到门头沟法院提交了上诉，就置之不理了。后来，我才知道很多无良律师跑到这种医院发名片，专门挑受了工伤的农民工，骗他们的钱。后来，他儿子走投无路，到了北京某城建局信访处，我们就是在那里遇到他的。我们帮他在劳动局劳动监察科登记，又帮他联系公益机构的律师，第一个律师是个男性，特别傲慢，爱理不理，觉得太多这样的案例了，搞不过来。第二位律师是个女性，态度很好，专门帮忙跑这个事情，最后法院判了120万赔偿，但也只拿回来50万，剩下70万到现在没拿到。他儿子还很感谢我们，说如果没有我们，可能连50万都拿不到。这个例子让我意识到，还有太多太多根本没有门路、没有人帮忙的农民工，可能再也讨不回说法和权益。他们的社会保障也很不完整。第一代农民工和超龄农民工没有太强烈的要买社保、要跟城里人一样的概念，尤其是建筑工人。城市里什么样的外来打工人会买社保？有稳定工作的人，比如在工厂上班的工人，他们在城市久了，跟人有接触，和城市发生了联系，就会想要有一份保障。出租车司机买社保的最多，他们每天跟各种人聊天，有了见识，知道城里人退休了有退休金，生活是什么样的。但是，建筑工长期住在工地里面，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和城市接触、发生联系。在城市社会学或者移民社会学里面有个术语叫“飞地（enclave）”，一个临时性的聚集地。建筑工白天工作，晚上放工了，吃个饭洗个澡，就聚在一起打牌或刷抖音。他们就处于城市的飞地。只有下好几天雨，没有材料要停工了，或从一个工地转移到另一个工地，还在等待的时候，他们会在附近市场走一走。有个建筑工跟我说，夏天待在板房太热了，才会跑到超市里面去吹空调。其余的大多数时间，他们的生活空间、工作空间跟城市社会是隔离的，与此同时，他们把很多乡土性的东西带过去了，亲属关系，熟人社会等等。所以，无论走到哪里，建筑工都是跟乡土社会连得很紧的一些人。▲一线建筑工人。图 /...

2019年12月，山西省贸易学校会计柳某以科员身份调入太原市第二十九中学校，但进入学校后，他却遇到了转岗的“窘境”。柳某称，不仅未能如期转为事先商量好的会计岗，还因学校的老会计返岗工作，导致其只能待在科员岗上被迫“吃空饷”。柳某告诉红星新闻，“从2020年5月至今，我一直没去二十九中学上过班，但工资卡上仍旧能每月收到财政发放的工资。”他认为当初的调动属于违规操作，曾将太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及太原市第二十九中学校起诉至法院，但均因不属于行政诉讼以及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而被法院驳回、不予受理。据柳某提供的工资存折明细显示，在2021年连续多月有3千至4千的金额转入，而从去年12月至今年5月，每月有7000余元的金额转入。对此，太原市第二十九中学校校长翟某回应红星新闻称，自柳某被调入该校后，学校一直在积极处理其岗位问题，但双方始终未能达成一致，考虑到柳某的家庭生活非常困难才继续发放工资。“他的母亲80多岁，两个人相依为命，把他开除了他的生活来源在哪里？”至于柳某工资的发放标准，翟某说，“工资财政在发，又没除他的名，财政统一就是那么多钱。”学校会计调岗后“吃空饷”3年“在调入二十九中前，我一直在山西省贸易学校工作，岗位是会计。”柳某告诉红星新闻，他是2014年通过公开招聘考入山西省贸易学校，在学校食堂任会计，后因学校食堂账户撤销，转为食堂库管兼管理员。后来，他主动与原太原市第二十九中学校校长李某联系，请其帮忙留意其他学校是否缺会计。通过李某的帮助，柳某在2019年以科员的身份调入太原市第二十九中学校。柳某表示，当时，李某承诺他先暂时以科员的身份调入学校，再尽快转为会计岗。但调入后，柳某发现事实与他的预期并不相符。“首先，李某并未按约定将我转为会计岗，还在没与我沟通和未签订岗位聘用合同的情况下，办完我的调动手续，将我聘任为科员，聘期三年，并上报给了人社局。”柳某说，也因此，他的工资和与工资相关的社保等发放标准均发生了变化，“差额有500元到1000元。”↑情况说明在一份盖有太原市第二十九中学校公章的情况说明上，红星新闻记者看到，该校在2021年1月8日曾向当地法院说明，柳某在调入该校的调动过程中，学校在为其办理工资手续之前，的确未与其签订书面聘用合同，目前是以科员九级岗标准在为其发放工资。只是对于未签订书面合同一事，该校表示，曾就此事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过申诉，也向柳某本人做过回复说明。柳某称，他在进入太原市第二十九中学校后，先是“观摩、熟悉”了一个月，后又因疫情有三个多月未能开展工作，等其返校复工后，原本生病的老会计也突然回校返岗了。因学校无法落实他的会计岗位，且该校并不缺专职管理人员（科员），他便申请转回原学校（山西省贸易学校），“但原学校说不能直接让我回去，得重新通过编制类的招聘考试。”“作科员与学校当初调动我的本意不符。”考虑到太原市第二十九中学校的会计岗上已有人，且学校也不缺科员，从2020年5月开始，柳某便自主离校不再回去上班，但每月仍能收到财政局发放的工资，“感觉自己就像是被迫在‘吃空饷’一样。”柳某表示，原太原市第二十九中学校长李某系其曾经的领导，两人曾一起共事过。2021年因柳某岗位一事，红星新闻记者曾联系过李某，对方表示，自己已退休，不再处理此事，但此前柳某调入学校确实是她负责，“当时他来学校后，一直要求从科员转会计，后来还因为这件事‘要挟’不工作。”李某说，因学校财会工作需要有人维系，加上原会计吴某身体康复，愿意返校继续工作，学校便决定仍让吴某做会计。对此，吴某也向红星新闻记者称，此前因忙其他项目，外加身体原因，她无法返回学校工作，后来身体恢复后，学校曾问她能否继续工作，“我说行，就回学校了。但在此之前，学校从未和我商量过任何有关岗位调动的事，我也不知道柳某的事。”多次诉讼均未获支持柳某告诉红星新闻，太原市第二十九中学校和太原市教育局也曾多次与山西省贸易学校沟通，还曾出具过请求调回的公函，但原单位始终拒绝。在多次协商未果的情况下，2021年3月8日，柳某将太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告上法庭，认为其违反国务院《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原人事部《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及《山西省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对他调入二十九中的行为违法进行了审核批准。请求法院撤销此行政行为。通过起诉、上诉及再审，2022年11月15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了一份行政裁定书。裁定书中称，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是撤销被申请人对其调入太原市第二十九中学校的批准行为，该行为系被申请人针对再审申请人工作调动所作的人事管理行为。对于有关行政机关对其他机关或者对其直接管理的事业单位的人事、财务、外事等事项的审批，由于此种行政审批行为的内部性，并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四）项“提起诉讼应当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之规定，原审裁定驳回其起诉，裁判结果并无不当。于是，裁定驳回柳某的再审申请。↑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柳某的再审申请另外，在上述行政诉讼过程中，柳某也曾向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提起过民事诉讼，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起诉人太原市第二十九中学校未订立聘用合同聘用起诉人存在程序违法；判定双方未订立聘用合同形成的人事（聘用）关系不合法等。但在一审时，法院却认为起诉人柳某的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的范围。故对柳某的起诉不予受理。此后，柳某在向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上诉、再审时，均以相同理由被驳回上诉和再审，维持原裁定。↑太原市万柏林区人民法院对柳某的起诉不予受理↑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柳某上诉，维持原裁定↑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柳某的再审申请柳某说，由于既回不了原单位，又不在调入单位工作，他的“空饷”一吃就是三年。目前每月收到7千多元工资“后来，我又开始继续信访，但都没有最终的结果。”柳某告诉红星新闻，从2020年5月到现在，他便再未去学校上过班，平时靠在饭店和酒店当小时工谋生，但其工资卡上仍能每月收到数千元工资。据柳某提供的个人活期存折显示，2022年12月9日，有一笔7764元的钱款转入；2023年1月10日，又有一笔7717元的钱款转入……红星新闻记者也注意到，在之后的2月9日、3月9日、4月7日，以及5月9日都有7000元左右钱款转入。↑柳某提供的存折明细柳某表示，7000余元的钱款正是太原市第二十九中学校每月给发的工资，随后扣除的几笔百元支出则是单位扣缴的医保、社保等费用，“这工资金额每个月都不一样，以前也发过3000多的，也要扣除社保等费用。只是我没有去上班，也拿不到工资条，所以并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多少工资。”对此，太原市第二十九中学校校长翟某告诉红星新闻，柳某虽然没有上班，但每月确实在按正常的岗位工资标准进行发放。“他一直在信访，这件事还没有彻底解决。另外也是考虑到很多制约因素，不能直接就开除来解决。他的母亲80多岁，两个人相依为命，把他开除了他的生活来源在哪里？”翟某说，关于柳某岗位的问题，学校一直在积极处理，现在仍希望能先做好柳某的思想工作，“这个事情再这样没有进展，就得向教育局汇报。”翟某表示，自前任校长李某退休后，他便接任了校长一职，也动员过此前学校的老会计腾出岗位。后来，其又找到教育局和人社局进行协调，了解到工勤岗是可以转会计岗的，就想增设会计岗，但柳某并不接受，“他还说我因人设岗。”在得知柳某想要回原学校后，他还曾六次去山西省贸易学校沟通，但对方并不同意。红星新闻记者询问目前给柳某发放的工资是何标准，翟某说，现在的工资结构是这样，没有只发最基本工资这一说，柳某该是多少工资就是多少，“工资财政在发，又没除他的名，财政统一就是那么多钱。”至于为何柳某工资从3000多元涨到7000多元，翟某表示，此前太原市涨过一次工资，“这是他科员岗的正常工资。”涉事职工认为其调动违规当被问及为何不接受学校为其增岗一事时，柳某回应称，“首先这个调动是违规的，其次政策不允许因人设岗。人事调动是要有相应岗位空缺才可以的，不能把人调进来以后再去动员别人腾岗。”随后，柳某向记者提供了一份由中共太原市委组织部、太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五部门联合下发的《太原市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流动试行办法》（并人社发〔2018〕7号）文件。他表示，其中第二条第三项就是关于将他于2019年从山西省贸易学校调入太原二十九中的政策法规依据。↑文件截图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上述文件第二条明确规定了“市场调剂主要用于选用特殊岗位、特殊需求的急需紧缺人才。”柳某进一步解释称，其是财会专业毕业，属于一般大众化专业，太原二十九中学调动他的管理岗并非特殊岗位，他自己也并非急需紧缺专业人才，“按照文件规定，相关部门当时就不应当审批同意将其调入太原二十九中。而且太原二十九中本身就有老会计在，事实上岗位并不缺人，如果当时调不进来也就不会引起我三年吃‘空饷’的问题。”另外，在一份由太原市教育局2023年3月3日出具给柳某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上，红星新闻记者也看到，2019年9月，太原市第二十九中学校以工作需要为由，原校长李某主持召开党政联席会研究，同意从山西省贸易学校调入一名会计（柳某）。2019年10月，太原市第二十九中学校向市教育局提出调入柳某的请示，经教育局人事科初步审核，于10月22日会议研究，拟同意第二十九中学校调入柳某请示。2019年11月7日，市教育局将柳某的调动相关材料报市人社局审批，市人社局提出：因学校会计岗位满岗，可先按照管理岗位调入。该学校事先将这一情况告知了柳某，柳某同意先按管理岗位调入，之后第二十九中学校、市教育局人事科为柳某办理了调动手续。↑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另外关于吃“空饷”的问题，意见书中称，根据柳某本人请求，学校多次与柳某的原单位沟通，原单位不同意。省、市、区人民法院庭外调解时都动员原单位将柳某调回，原单位不同意。柳某因长期不上班，存在吃空响问题。学校考虑到，柳某与80岁老母亲相依为命，做辞退处理，就没有了生活来源，会造成家庭生活非常困难，于心不忍，暂时发放工资。学校一直劝柳某回校上班，并增设会计岗位，但柳某还是拒绝回校上班。柳某反映的诉求不合理，无法律依据，相关业务科室和学校也根据柳某的诉求积极进行多方协调努力，无法达成。建议柳某尽快返岗上班，按照相关制度规定开展工作。柳某告诉红星新闻，他坚持认为调动属于违规操作，因此拒绝在二十九中工作。至于上述的信访回复，柳某则表示已向太原市人民政府申请复查。5月29日下午，红星新闻记者就此事致电太原市教育局人事科询问情况，但接线人员表示自己刚到岗没多久，不清楚此事。5月30日上午，记者又致电太原市教育局信访办，一名工作人员表示自己没办法给出答复。

6 月 7 日，高考开始。经历数天的拼搏，待到高考结束，另外一个难题将横亘在家长和学子面前：填志愿。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近日浏览淘宝、抖音、小红书等平台网站，发现高考付费填志愿已经成为一门火爆的生意，收费从2000-20000 元不等。" 考得好不如报得好 " 也成为很多商家的宣传噱头。 记者向多个付费填志愿的机构提出采访要求，不过均被拒绝。当记者以考生家长的名义，与淘宝一家付费填报志愿的商家沟通时，发现相关机构工作人员水平堪忧，把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当作是计算机专业。 一位付费填志愿的老师告诉...

不久前，德国总理朔尔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分别对中国进行了友好访问，这在欧洲和华盛顿的领导人当中引发了相当大的不安。 尤其考虑到中俄“没有止境的伙伴关系”，像马克龙那样将中国称为“战略和全球伙伴”而非对手有时会遭到严厉批评。 然而，周三公布的一项广泛的民意调查显示，欧洲人倾向于同意马克龙等人的观点。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在4月份对11个欧盟成员国的6000多人进行的调查显示，尽管北京正在向莫斯科靠拢，尽管乌克兰发生了战争，但大多数欧洲人仍将中国主要视为“一个必要的合作伙伴”。 民意调查显示，如果两个大国之间的军事冲突升级，所有11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支持美国对抗中国，而是希望保持中立。 与此同时，俄罗斯越来越被视为敌手或对手，约64%的受访者持这一观点，而在2021年的一次民意调查中，这一比例约为三分之一。 “欧洲人显然看到了俄中联盟，认为它是针对西方的，但他们对中俄的态度不同，”调查报告的合著者亚娜·普格利林说。“只有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情况才会改变。” 事实上，如果北京向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提供大量军事援助，41%的欧洲人支持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33%的人反对这一举措。 该调查在较大国家的误差幅度为正负两个百分点，在较小国家的误差幅度为正负三个百分点。 虽然希望在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上与北京合作，但根据欧盟的战略文件“战略指南针”，欧洲领导人正式将中国视为“系统性对手”和“经济竞争对手”。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3月底的一次演讲中对北京采取了强硬立场，称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安全和控制”的新时代，其政策是“分治法”，欧洲必须为关键部门“去风险”，使其不再依赖中国。 普格列林说，冯德莱恩的观点更接近拜登政府的观点，但欧洲的舆论更接近马克龙的观点。 然而，马克龙在4月访华后的言论受到了广泛批评，他说欧洲不应该在台湾问题上做“追随者”，或者“让我们自己适应美国的节奏和中国的过度反应”。 他说，陷入“不属于我们的”危机将落入“为欧洲设置的陷阱”。欧洲人应该继续发展自己的战略自主权，成为世界秩序的“第三极”，而不是冒险成为美中对抗的“附庸”。和朔尔茨一样，马克龙淡化了竞争，称中国是“战略和全球合作伙伴”。 然而，尽管法德是北京的主要合作伙伴，“现实情况是，法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幻想破灭了，中法经济伙伴关系的长期前景充其量也是黯淡的，”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的中国问题学者陆克(PhilippeLe Corre)警告。 在他看来，这个调查最重要的发现是法德受访者对中国的看法相当负面，只有31%的法国人和33%的德国人将中国视为“伙伴”，而50%的德国人和41%的法国人将中国视为对手或敌手。 这似乎会让两位领导人在国内面临更大的挑战——尽管他们与欧洲的情绪更加一致，但可能会使得德国更容易减少对中国贸易的严重依赖，尤其是在关键的汽车行业。 陆克说，在其他方面，欧洲人要么对中国“基本上漠不关心”，要么持谨慎态度，尤其是对中国对欧洲基础设施、科技公司和媒体的投资。“欧洲人不希望中国增加对外直接投资——‘一带一路’没什么戏了，”陆克说道。“一带一路”指的是中国推动在世界各地建设港口、铁路和电信网络的计划。 该报告的合著者帕维尔·泽尔卡指出，对俄罗斯的看法已经变得强硬，大多数人将俄罗斯视为对手，即使在传统上同情俄罗斯的法国和意大利，对莫斯科的怀疑也越来越大。 大约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即使乌克兰实现和平，未来与俄罗斯的关系也应该是“有限的”。但在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大多数受访者将俄罗斯视为“盟友”或“伙伴”，总体上愿意在战后与莫斯科合作。 虽然比起2021年特朗普担任总统时，把美国视作盟友的看法有所改善，但大约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认为，欧洲应该减少对华盛顿的安全依赖，加大对自身防务的投资。约56%的受访者表示，特朗普连任会削弱跨大西洋关系。 普格列林说，总的来说，“欧洲人乐于赞扬跨大西洋关系，他们认为利大于弊，但不认为它伴随着义务。”他们没有看到台湾被视为美国战略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也不觉得台湾与乌克兰存在关联”，此外，他们也不认为台湾与保护欧洲贸易所依赖的太平洋航道有关。 “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在美国对欧洲投资了这么多之后，不站在美国一边会有问题，”她说。“他们把中立视为一种选择。”

图：翻摄自@Chunyu_China Twitter美国职篮篮球联赛(NBA)为世界最高水平与热度职业男子篮球联赛，但在中国，贵州“村BA ”热度去年横扫中国全境，乡村级赛事现场竟出约2万名“村民”到场支持，不只有人专程搭机前往、提前十小时到场占位。甚至有不少人搬出梯子只为了卡好位观赛，导致附近五金行的梯子都被火速抢空。没想到，如今火红到连中国官方也跳出来主导赛事，中国农业农村部、体育总局办公厅特别公告，将举办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BA ）。根据中国农业农村部办公厅、体育总局办公厅公告《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BA）通知》指出，自 6 月起至 10月将依照基层赛、大区赛、总决赛分三阶段赛事规划，基层赛事阶段不作硬性要求，大区赛则设立东南、东北、西北、西南四个赛区，分赛区开展省级代表队比赛，各赛区获胜球队晋级第三阶段总决赛。10 月举行的总决赛则定在贵州省台江县，将举办首届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文|魏晓涵编辑|王珊瑚视频剪辑|沙子涵一个中年种地破产的倒霉蛋春末的南阳社旗县雾气朦胧，许鹏辉拍下种了八年的樱桃园最后的样子，排列整齐的树挂满绿叶，轻轻摇曳。不久后，约好挖树的人就要来了，其中八十亩要当成废柴卖掉，三百多块一吨，剩下的四十亩是另外的品种，等待秋天到来，以期有人收购，能卖个好点的价钱。边拍边讲，他一边叹气。八年，卖了一套房，抵押一套房，他在这个樱桃园里投入了两百多万——地租、买树苗、防鸟网、水利系统、冷库，人工，现在还背着几十万的债。今年，上天也没有眷顾他。3月倒春寒，霜冻、大雪过后，只有20%花活了下来，连续几天的大雨彻底浇灭了希望。说起来也够“倒霉”的。过去的几年，就没有遇上过好天气。霜冻、大风、低温、暴雨，去年连传粉的蜜蜂都不出来。从樱桃第一次结果的2019年到现在，不是结出来的果子品相不好，就是花直接被冻死了，他就没有大范围地卖出过樱桃，“连送朋友都不够分的”。如果稍稍了解樱桃种植，你或许能理解为什么许鹏辉坚持到第八年。和每年都有收成的粮食作物小麦、水稻、玉米不同，樱桃树需要更长时间、精细的照顾。从树苗种下到结果要等三年，到第五年才是大量结果的丰产期。像是一种长线投资，高投入高风险也就意味着高回报，一旦丰收，收益可能是粮食的好几倍。这也是当时三十岁的许鹏辉决定辞掉稳定的路政员工作，转行种樱桃的重要原因。家里没有任何人从事过农业，他唯一能和种地扯上关系的经历是，帮一个远房叔叔管理过上千亩的麦田，联系机器、种子、肥料，管理人工，结账。那半年的经历给了他一些美好的幻觉。“当时特别幼稚，觉得种地就不用尔虞我诈，也不用操心官场的算计了，努力就会有回报。”但他不想种粮食，“它利润低，我要干就干最好的”。他一直想抓住某个机会，打一场翻身仗。高中毕业读了专科，没读多久就跑到深圳的塑料玩具模具厂，进了流水线，是他第一次去大城市，幻想着在遍地是机会的深圳做生意挣很多钱，却意识到“文凭没有竞争力，也没有特别强的特殊专业技能，我就是普通人，大城市的阶层是我无法逾越的鸿沟”。那就回南阳老家吧，至少人脉和资源都在这儿，如果不能赚钱，拥有一个体制内的工作也是被尊重的。自考了本科，他进了交管局独资的一家公司，有了高速公路路政管理的权力。干到第三年，没有竞争上大队长，他“丧失了在单位里混的欲望”。最终他把野心赌给了一个遥远的机会——2015年前后，国内樱桃市场的需求持续增长，有30%左右要依靠进口。就像他之前期待的那样，抓住这个机会，赚一大笔钱，突破学历、人脉、资源都没能带给他的“层级跃升”。在许鹏辉的记忆里，当时有一种干农业就能致富的感觉。那大概来自于他看过财经和农业新闻里那些致富故事——通过种植、养殖，个人努力，积极向上，自然就能挣到钱了。虽然是门外汉，他一向自信。他细数起当年做的一些准备：跑了全国许多农科院选种，西北的、山东的、河南的等等，品相一般的看不上，最后在北京认识的专家那里选到了一个最满意的品种，除了实验田里漂亮的果子，更重要的是“他们是行业里最权威的”。他回忆起来，当时有人提醒过他，“南阳这个新产区肯定有风险，倒春寒和下雨。但优势非常大，处于南北气候分界线，露天早熟，只要挣了一年，就够你五年（的成本）了。”他说，当时只听进去了后半句。卖掉父母的一套房子，又抵押了另一套，租下了120亩地，租期20年，搭建起他的樱桃园。农业远比他想象中残酷，每年总有坏消息，倒春寒，连着两年的大暴雨，霜冻，降雪，苗被淹死过，花被冻死过，只收获过零零星星的一些果子。决定放弃的今年，他37岁，说起来唏嘘。“我最青春的时光，八年，扔里面了。”许多期待和一点意外从南阳市区开往樱桃园，会路过一大片一大片的麦田和玉米地，不久后就要陆续进入收割的季节。粮食、蔬菜是这里的农户主要种植的作物，这么大范围地种樱桃，许鹏辉算是第一个。至少在一开始，一切都好像都是充满希望的。他回忆，当时在南阳四处看了十几块地，选中了省道边的一块。之所以选中这个地方，是因为“跟政府谈下来效果是最好的”。他得到了一些支持——一个单独的变压器，三四百米的水电路，三口八十米的深井，一个冷库，还有一些现金补贴。“县里面都很轰动，好多领导都来了。”前几年还没有开始结果子的时候，他在地里套种了一些土豆、瓜之类的作物，农忙的时候一天地里有几十个人工。周围种粮食的农民，大概人均一两亩地，没有这么大的架势，他猜他们大概也在背后议论吧，肯定有不看好的人。在他看来种樱桃不是难事，现代化管理的知识书里都讲过了。他也会参加一些各方安排的培训课程，他觉得帮助也不大，那些知识都太“陈旧”了，参加培训更大的意义在于结交一些同行人脉，有资源可以共享。有点头疼的是招来的工人。农村里不剩什么青年劳动力了，五十多岁的已经算年轻的，六七十岁还在种地的老人也很常见。他们没有种樱桃的经验，许鹏辉说，管理的步骤都要靠他一个个教，还要每天盯着，防止出岔子。樱桃树慢慢长大，枝叶繁茂，树形舒展。许鹏辉在离家四十多公里樱桃园里搭起一座两层的板房，有办公室、储物间，虽然一开始网也没装，他还是给办公室配了一台台式电脑——那才像办公室应该有的样子。开始的几年，樱桃园作为特色项目，参加了一些市级和省级的创业创新大赛，拿到过“十佳创业项目”、“优秀奖”。颁奖典礼在市电视台的演播厅，获奖的人来自各个行业，液化天然气、医药、电子电商。那些有地位的人吃饭、玩都会叫上他一起。●办公桌上还放着当年获奖的证书和奖杯。魏晓涵 摄那时站在二层俯瞰逐渐成型的现代化樱桃园，他怀抱着很大的期望——“正常情况下，亩产到一千斤以上，预计每亩收益到两万左右”。想象中的“成功”似乎也要伴随樱桃第一批结果的2019年，一起到来了。果园的状况并不如表面看上去那样美好，这其中发生过一些意外。第一批购买的七千株树苗当年就全部死了，卖苗的人说是因为天气冻死的。这并没有太影响他的信心，他又重新买了一批同样的树苗，同时也买了其他几个国外进口的品种。2018年南阳下了一场大暴雨，许鹏辉低估了暴雨的程度，他原本想着等雨停了积水排出去就好了。等意识到情况不对，想要抢救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地里全是泥浆，铲车也开不进去。沿着公路的那十亩地的树苗很快就被淹死了。现在看来，这或许原本就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最开始他没有意识到，这片地附近有两条河，地势低。紧挨着的省道后来改成了G234国道，路面抬高之后，地势就更低了。“遇到倒春寒和下雨的天气就容易涝。”他想过修一条引水渠，解决隐患。实际并没有他想象得那么简单，从他的樱桃园到最近的河虽然不远，却要经过二三十户村民的农田。他找到村支书帮忙协调，想出个两三万作为赔偿，得到的答案很坚决，“不让挖”。他对此做了一个简单的推断，“那就是钱没说好嘛，不谈钱的目的就是想要更多的钱”。他不打算为此再去协商了。“十亩地一年也花不了多少，（也就）一万块钱，剩下的种好就可以了。”权衡之后，后来他也没有再补种，这十亩地闲置到现在。那次意外的损失算下来有二三十万，也打击了他的心气。他后来这样总结自己的误判，“一是侥幸心理，二是惰性，三是不想花钱。”这次意外像是一个隐喻，从樱桃收获的第一年开始，事情在接下来的几年急转直下了。●从小楼的二层俯瞰樱桃园。魏晓涵 摄运气还是选择大约是樱桃树快要结果的时候，在一位前科研助理的引荐下，张开春在南京的一个樱桃行业大会上见到了从河南来的年轻人小许。他拎来地里套种收获的瓜，特兴奋，特高兴，给他展示樱桃园的照片，丛状的枝条长得挺旺盛的，“跟我显摆呢，说这个成功了”。他是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园艺学会樱桃分会理事长，研究了很多年樱桃的资源、育种和栽培技术，这批樱桃苗也包含了他们的一些科研工作。刚种下樱桃树的那一年，许鹏辉因为育苗不顺利向他电话咨询过几次。他并不看好这片樱桃园的未来，张开春说，种植成功与否，涉及到品种、气候、技术、管理等各种复杂的状况。“首先那个地方已经很靠南了，品种起码要（适应）低温。当时我就觉得树型和品种的选择有些问题，对于技术能不能到位也有些担心。”但树已经种下了，他也不好多说什么。直到那次见面，他委婉地提醒许鹏辉，尽快卖树。再一次找他是2020年夏天，那是樱桃结果的第二年，“五年基本没见收入”，许鹏辉终于决定把其中一个品种的树卖掉，减缓一些经济压力，想问问有没有什么渠道，张开春才知道他还在坚持。许鹏辉希望张开春能去他的樱桃园看看，也一直没去成。他太忙了，大型企业、专业机构、政府项目，有很多等着他提供技术指导，他没有时间去一个个人投资的樱桃园。“这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但专家是很少的。”怎样去做一个农业上的决策？许鹏辉的答案是，很多时候“凭运气”。种樱桃的几年他似乎运气不太好，一年接一年的灾害性气候。去年秋天，他终于动了放弃这片樱桃园的念头，也有人已经联系好要来实地看树了。然后又是一波疫情，全国性的封控，外省的客户被严格的隔离政策劝退，樱桃园再度闲置了。似乎又不仅是运气，背后隐藏着个人的选择。其实一开始就知道有倒春寒的风险，他并没有考虑过搭建大棚来抵抗低温——在专业研究和实践上，这被证明过可行。但那样成本太高了，他有点侥幸心理，“总不能年年倒春寒吧？”“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全盘皆输，这是农业的特点，尤其是一年只生产一季的作物。正确的时间、方法都很重要。”在张开春的观察中，现在愿意投入樱桃种植的农户挺多的，有些地方政府也在引导这样的特色产业，而这些风险，一些前赴后继往里跳的人并不完全了解。“尤其小农户，没有资源做市场调研，品种考察，受苗木销售商的意见可能多一些。苗木公司主要靠新品种、新技术、未来比较好的价格吸引人，这点国内外都一样。包括政府推广，鼓励大家吃螃蟹，可以由政府承担试验，不要让农民直接承担风险。”那几年，许鹏辉好像被困在那片巨大的樱桃园里了。经常要去园子里查看树、花、果子的情况，每年有一半的时间都要待在樱桃园的二层小楼。那些热闹的人潮也随着一年又一年的失败散去了，他戒掉了很多东西，烟、酒。当生活开始失控的时候，健身成了他为数不多能找回掌控感的事情，去田里抓根杆子就能锻炼，圆鼓鼓的肚子瘦下来了一些。樱桃园像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期间有好几次他来回摇摆，纠结，要不要放弃？但又不死心，总觉得再坚持一两年，就能回本甚至赚钱呢？于是抵押贷款，借亲友的钱，信用卡也负债，他陷入过经济危机。去年年底，将他引荐给张开春的那个科研助理朋友（注：这位朋友后来离职，自己开了苗木公司）觉得失败是因为没有管理好，决定自己来试试。买了许多人工花粉和授粉机，投入了七万块，在他的二层小楼待了几个月之后，在霜冻和大雪的打击下铩羽而归，留下一句结论，“这里不适合（种樱桃）”。真正决定放弃的时候，许鹏辉有一种解脱了的心情，终于不用继续赔钱了。他可以语气轻松地说起其他种樱桃的人，今年的境况也不太好，同在南阳投资了大几百万的朋友，经历高温之后，结出的果子畸形，“种大樱桃最后结局都比较惨啊”，对方调侃。●今年结的果子。魏晓涵 摄失去身份的人和挖掉的树一起带走的，还有许鹏辉的执念。趁着小麦的收割季节还没到来，他借来一台闲置的挖掘机，雇人在光秃秃的空地上种下了玉米种子。5月中下旬，玉米萌出了新芽，再过几个月，就可以收获了，大概能有几万或者十几万的收成。这比种樱桃舒服多了，不用太操心，“是一分和十分难度的差别”。他已经能坦然地总结原因，“一是选错地理位置，二是干得太大了，这是我的两点失败”。至于投身农业，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行业选错了”。他觉得自己的人生连同这片樱桃园一同失败了。老家的同龄人都做到了管理层，而他觉得自己“没有正式（社会）身份”了。许鹏辉回到了南阳市区的家，跟着一个叔叔做点事，生活重心也随之转移。这八年，他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他的故事成了家里的“玩笑”，孩子们期待去樱桃园玩，但也都知道，“爸爸种樱桃把家里的钱都赔光了”。他说自己不避讳和小孩说，“让他们少走点弯路”。一起转移的还有他的“健身房”，在家里暗暗的、没有信号的储物间，堆着他的健身器材，他展示着这几年的成果——现在能做170公斤的深蹲。这大概是还能让他感受到一点“成就感”的事情，比如去健身房，被年轻女孩夸赞。“人生苦短。”这是种地的几年才生出的感慨。失去了许多，他也放下了一些包袱，比如不再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不那么“急功近利”，种玉米算是一个小小的对生活的妥协，“原来根本瞧不上，利润太低了”。●樱桃树挖掉之后，这片地种上了玉米。魏晓涵 摄他喜欢看自媒体博主讲那些观众投稿的破产故事，在越南开工厂被骗的，开密室亏损的，开私人影院倒闭的，那些故事让他感同身受。他也向博主投稿过，评论区聚集了一众农民兄弟的血泪史——葡萄、草莓、花卉、砂糖橘，各种亏损的。他承认当时不免带着一点点的私心，热心网友可能是未来零售的渠道之一，直到挖完树，这一切都失去意义了。他不太想再去那片伤心地了，尽管还有十年的租期。今年种下的玉米有20%的出芽情况不太好，他也没打算回田里看看，想着打个电话找人帮忙处理就行了。田里的二层小楼，办公室也都荒废了，“扶贫基地”的牌子侧靠在墙边，办公桌上那台一直没有工作过的电脑还在，桌上参加创业创新项目得的奖杯随意放着，攒了一层灰。许鹏辉横躺在办公室的摇椅上回忆那些零碎的过往，风扇声吱呀，春天早上的阳光覆进来，像是在重温一场旧梦。还有一些樱桃树在园子里伫立着，等待秋天卖给合适的买家，其中几棵果子比较多的被他用网罩了起来。橙红色的樱桃挂在枝头，还没有长成最饱满的样子，但他也没有再浇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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