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诗保育官员服务局（BC COS）表示，在过去几天里处理过对两宗郊狼表现出具攻击性行为的事件。第一宗个案中，高贵林皇家骑警官员周日接报前往高贵林的芒迪公园（Mundy Park），而第二宗则在高贵林港的盖茨公园（Gates Park）地区发现了一只郊狼。卑诗保育官员服务局指，虽然没有人被攻击，但郊狼「展示出被描述为对人具攻击性的行为。」当局补充说，郊狼没有与任何人发生身体接触，也没有人受伤。高贵林港上月曾发生郊狼伤人事件，一名两岁幼童于狮子公园(Lions Park)被一只郊狼咬伤，幸好只受了轻伤，已被送往医院治疗。其后该郊狼被扑杀。BC COS提醒民众，每年这个时候，谨慎对待郊狼是很重要，应将宠物拴在皮带上和集团出行，并建议携带防熊喷雾。

最近两年，摆摊火了。带来 " 人间烟火气 " 也好，助力 " 脱下长衫 "也罢，这种历史悠久的商业形态，以一种惹眼的姿态再次引起了注意。 早在 10...

5月23日，武汉市某小学一名一年级小学生被老师驾车撞伤，后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6月2日，最新报道，该名小学生的母亲已从自家小区24层坠楼身亡。 母子双亡，悲上加悲，此前，孩子车祸时，一部分网友对该名母亲的“网暴言论”被扒出来追讨。所谓“网暴”，大部分是对该母亲呈现出来的“丧子之痛”不够彻底、不够符合一般标准的质疑，诸如“化着精致妆容，像是特意打扮一番后才赶了过来”“这位妈妈是想成为网红吗”…… 新闻下午才放出，几小时内，对网暴者的谴责与声讨不绝于耳。背后的愤怒和悲伤，人所共有。 大家几乎都坚信，这位可怜的母亲被网暴者掐灭了最后的生存意志。 事实上，我们并不能武断地认为，网络暴力是驱动这位母亲结束自己生命的决定性因素，甚至可能不是“最后一根稻草”，从一个人的角度，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沉浸悲痛的这几天里，她甚至也许根本没时间和心思去关注网络舆论。导致她做出决绝选择的根源，很大概率依然是丧子之痛。 但当悲上加悲，又使得公众不得不以更愤懑的心态，转过头去讨伐和谴责网暴者，甚至像一些网友呼吁的那样，“必须让他们付出法律代价”。 事发楼栋 / 来源:央广网记者 朱娜 摄 对受害者苛责，进行道德审判或恶意揣测，在过去的新闻里一点儿也不陌生。两年前的寻亲少年刘学州，就是在忍受不了网友毫无根据与底线的暴言攻击后，留下遗书，结束了年仅18岁的生命。 而这一次，事态看上去更为惨重。一个已经失去了孩子的母亲，在忍受丧子之痛的同时，还要忍受来自陌生人的恶语相向。在这短短几天内，这位年轻的母亲恐怕承受了有生以来感受到的来自世界最大的恶意。 谁在网暴？ 要理解网暴者——是的，让我们尝试去理解，在一切批评和判断开始之前，理解都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步骤——要理解网暴者，其实一点也不难。 总有人好奇网暴者是否在生活中潦倒困顿，便将戾气和怨气发泄到无人知晓的网络世界。这的确是一种猜测，但并不能作为倒推的结论，普遍理解的网暴，可能只是一句话，一个词，而这句话、这个词语背后，也许仅仅是一秒钟的冲动甚至好奇。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网暴者对于该母亲的攻击 可能是想彰显独立思考的糟糕尝试，可能是自以为的“玩笑话”，甚至可能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质疑。也可能是低成本、大面积的网络普及，带来的一种必然情状：我就这么说了，试试看，有多少人赞同我。 他们也许一开始就并不真正关注事件，也许唯一的出发点是“看热闹”和“搅混水”的心态。当然，也可能如更多人愿意相信的那样，仅仅出自毫无道德底线的恶意与卑劣。 总之，网暴的逻辑就是根本没有逻辑，网暴的本质，恰恰是切断一切连贯的理性，像速食短视频和小报新闻那样，掐头去尾，截取看似最能彰显自己“独特”“吸睛”的要素，对情景与叙事进行断章取义、画蛇添足或狗尾续貂。 从医院里的视频里，这位母亲相比起孩子父亲表现得相对“淡定”，她没有大哭大叫，甚至拦住了要对肇事老师动手的丈夫。 在一般“人”的视角看来，这位母亲是坚强、理性的，她自知教师并非有意撞上儿子，因此拦着丈夫不让他冲动伤人，这一下意识的举动折射出她应该是善良的。 她穿着黑色制服、戴着首饰、化着妆赶到学校，按照正常人的智商和逻辑，即便没有当过父母，也不难想到最可能的一种情况——这位母亲没来得及从工作场所换身衣服，卸下妆容，在得知噩耗后就匆匆赶来学校。 毕竟，车祸发生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任何一个食过人间烟火、上过班的成年人，都能想得到，大城市的确有很多工作岗位，是需要员工穿制服，女性员工化淡妆的。 而这些，都被网暴者理解为了完全相反的意思。在他们眼中，没有情绪失控的母亲是不合格的。不合格倒是其次，没有表情崩坏、没有嚎啕大哭，甚至在镜头里看起来“光鲜亮丽”，她“是何居心”？ 这四个字一旦出来，所有的悲痛、惶恐、麻木，都会在一瞬间被轻飘飘消解。 上过网的正常人，大概都会对这四个字感到生理不适，它们可能被伪装成各种模样，比如“屁股歪了”“带节奏”，等等。 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也没有任何逻辑基础的价值站位，似乎根据只言片语，几帧画面，就可以对一个人的心理动机、深层次目的做出审判。 这即便不是网暴的根本原因，也构成了大部分网络恶语来势汹涌的重要原因：在一种被深信不疑的正确道德观之下，每个人的一切都可以被解构，被剖析，揪出其中的“动机”和“目的”。 投向母亲的恶意 每次出现类似的个案，“网暴”的出发点其实本质都八九不离十——按照某些既定模板，去扩展、编造当事人的“居心”与“虚伪”。而这些模板，大多杂糅了更早的知音体和网络时代的“唯流量体”，二者结合，最大程度满足了在闲时和惰时的窥私欲。 之前的刘学州，包括更早的江歌妈妈，都曾被匿名者质疑“是不是想出名”“为了流量”。这是一种新型但杀伤力极强的网暴思路：但凡为了一件事不止不休地追究到底，反复曝光和发声，当事人就一定是在追求流量，是想当网红。 得承认，流量的确重塑了这个时代，但也重塑了部分人的大脑，将它们变得扁平、狭隘。 一句轻飘飘的“炒作”，可以概括近几年大部分在公众视线里声嘶力竭、不吝表达的新闻当事人。 而就在今年几个月前，被网暴后自杀的粉色头发女孩，曾被造谣的“老少恋”“不正经”。这是年轻女孩最常遭受的一种黄谣，其背后的根源，是“女子本弱”的一种刻板印象，是将女性物化为从属品的文化心理惯性。 如果你留心，粉发女孩郑灵华，和这次坠楼身亡的母亲，都有着两点共同——年轻，漂亮。 这份对比和联想很残忍，也可以说是冷漠，但即便你不愿承认，也不可回避。男孩去世当天的新闻视频底下，就有不少人留言对这位母亲评头品足：“挺漂亮的”“身材不错”“保养得很好”。 于是，这次网暴相较于其他类似事件，又更添了一份特殊的视角。社会舆论对年轻、漂亮的女性的恶意，仍然一如既往地，来得轻而易举、雷同而熟练。 从女孩到母亲，世界对她们的期待仍然是那一套，束缚也是那一套，利刃也还是那同一把。 一个年轻母亲，在平日的生活中，凭什么就不能妆容精致、穿黑丝？ 孩子事发在寻常一日的下午，校园已敞开校门，进入正常上课秩序，我们要期待一个从“日常”中忽然被拉近突发事件里的母亲，不修边幅、灰头灰脸地从家中赶过来吗？ 这些基于心中想象戏剧的铆钉，同样是一种毫不费劲的、复制粘贴的思维惰性。把“不正经的女孩”“炒作”“好妈妈”等标签拆分成几个关键符号，再往个体的人身上对号入座，就能丝毫不耗费精力和智力地，去给一个人审判与定罪。 你能说这些“懒惰者”不是“人”吗？也不全对，事实上，他们其实恰恰是把人内心深处最极致的恶意释放了出来。即便不是恶意本身，而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类幸灾乐祸的传统艺能放大了。 人性是易感的，人性也是冷漠的。人性是残酷的，也是温暖的。完全相反的特质常常让我们在“人性”当中无所适从，时而感到逼仄窒息，时而荒凉无助。 还能怎么办 那么，面对网暴者，我们究竟还能怎么办呢？ 一直以来，呼声最大的是立法。这一点，其实已在近年来的社会事件中能看到推进的苗头，但涉嫌违法的前提，多是存在诽谤、造谣、寻衅滋事等具体情节。 网暴其实是一个边界模糊的概念，糅杂了我们对道德、善恶等相关社会文明规范的期待与认知，“暴力”的感知，最主要还是取决于承受者的个人心理尺度。 互联网在中国发展二十余年，如今，天天上网的网民基数，已经达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数据。如果每一个数据背后都是一个真实的人，那么网络世界的确就是一个鱼龙混杂、险象迭生的江湖。 在这个网络江湖里，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一”。 人们的网名不一，喜欢的、被大数据推荐的话题不一，对待同一个产品、作品的意见与观点不一。当初，正是这些纷繁丰富的不一，让网络成为令人激动的窗口，将我们引向更广阔的世界。 后来新媒体时代，话筒交给人人，经历了一系列“语言能杀人”的公共事件后，人们才开始担忧，贴上“文明发言”的标语，甚至呼吁“网络发言实名制”。 但其实这是可行性较差，也是多数人最不想采取的一种方法。 “马甲”延展了每个人的可能性，赋予每个人自由表达的空间，也让人得以看见千千万的多样表达。 如果用一种单一的道德正确去约束“网暴者”，既不现实，也不理想。 对于一则新闻，一部影片，一个明星，一句言论，任何人都有质疑的可能性，甚至是带着冷漠的、苛责的质疑。如果把所有“同情”之外的观点都打为网暴，事实上，也是另一种意义的网暴。 只不过，这种辨析，对于身处悲痛深处的受害者来说，太过残忍。 因此，我们目前的确找不到一个对网暴者的最佳处理方法，能做到提高理性辨析能力，已经是一种纠正和规避了。 其次，即便你内心存有疑惑甚至是质疑，也一定要明白，你的一个问号并不能“扭转”所谓舆论方向，更没可能改变当事人、受害人的悲惨命运，也不能半点改变自己生活中的不如意。 最后，语言是一种权力，当你想使用这份权力的时候，想想自己曾经从中得到过的裨益与伤害。

很多人都曾有过这种感受，自从大学毕业交了第一笔 " 押一付三 " 的房租，对存钱这件事就开始异常在意了起来。 不敢大吃大喝、舍不得出门旅游，偶尔没忍住奢侈一把，可以心痛自责一礼拜。抠搜着过了几年日子，可一看账户余额，在房价七万的北京，一平米我都买不起。 整个存钱的过程和我的人生一样——很忙，但不知道在忙什么。 已经为生活拼尽全力的年轻人，为什么会陷入「无效存钱」的漩涡？ 超过一半的人，存款不到十万 前段时间，# 北京人均存款近 27 万 #...

“大不了就去送外卖”，这句话曾经是很多职场打工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很多人当真的一条人生退路——几乎没有门槛，不怕35岁限制，只要你肯吃苦，就能稳定赚钱，关键赚得也不少，月薪过万十分常见。 但现在，送外卖的人太多了，他们是失意又失业的职场打工人，是创业失败的小老板，是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他们涌进外卖行业，让这份公平又易得的工作，快要失去兜底的意义。 可是如果连外卖都不招人了，他们，或者说我们，又能走向哪里？ 池子多出来很多鱼 又一个深夜，28岁的新手外卖员罗颂失眠了。 他是被震天响的呼噜声吵醒的。罗颂所在的出租屋，是个不到120平的四居室，里面已经塞进了接近30位外卖骑手，上下铺，没有公共区域，行李箱塞在床底，租住在这里，就像沙丁鱼被装进罐头，找不到缝隙，也没有隐私。 醒来之后，罗颂更睡不着了，他的心里填满失落感。罗颂是山东人，今年年初刚来北京，成为了一名美团外卖的专送骑手，但仅仅两个月时间，他就发现，这活儿没有想象中好干——拥挤的并不只是宿舍，更让罗颂感觉到逼仄的是，整个外卖骑手群体的爆满。 3月，春暖花开的北京，涌入了一大批和罗颂一样的新骑手，就像春水化冻，池子里突然多出来很多鱼。往年春节后，外卖行业会有一段时间人手紧缺，为了保障运作，2023年2月，美团开启了“春风送岗”行动，再开放50万个骑手、站长等配送服务岗位，还花了1个亿，用各种方式来招聘新骑手。 没想到的是，预期中的用工荒没有到来，50万个岗位正在以光速饱和。另一位饿了么的外卖员冯祥说，年前，自己所在的站点还只有30来人，如今，站点扩充到快90人了。冯祥来自河北，已经在北京跑了7年外卖，春天是外卖淡季，气温回升，人们更愿意出门吃饭，单量会变少，但骑手这么多，是他印象里的头一回。 和罗颂住在一起的鞍山人丁长义，已经跑了两年外卖。之前，他住的宿舍人少，又都是熟人，想家的时候，丁长义喜欢给大家做锅包肉吃，有人凑锅，有人凑调料，丁长义下厨，就能做出一顿锅包肉，省钱。但就在两个月前，突然来了很多新人，这才换了大宿舍。这之后，属于个人的空间少了，丁长义失去了下厨的机会，“薪资低，带锅来的人走了”，取而代之的是组团来的年轻新骑手，“不跟你一条心”。 新人们也加剧了竞争的激烈程度。罗颂和丁长义所长期驻扎的站点，属于热闹的北四环商圈，一天的单量在2300单左右，但平均下来，每个人只能跑30单。他们计算过，在中午的用餐高峰期，一位熟悉路线的骑手就可以送出15-20单了，30单的总量即意味着，除了中午和晚上，骑手们几乎没有订单可跑。 于是，下午两点，骑手们纷纷空闲下来。罗颂和骑手们喜欢聚在和府捞面，闲聊、睡觉、大眼瞪小眼，因为只有这里提供免费的茶水和座位，能够让没有订单的时光消磨得更快些。一直到下午五点半，这里的话题都会围绕着“没单”和“降薪”展开。 罗颂是这个话题的积极参与者，他本就是冲着高薪来的。最开始，罗颂还是在短视频上刷到招聘广告，里面写着，一个月能拿到一万八。入职之后，罗颂问老骑手们，这些宣传是不是在骗人？大家纷纷晒出了自己的工资转账记录，“一年不少挣”。 看着那些数字，罗颂更加充满信心，他觉得“来对了”——外卖骑手实行“计件制度”，奉行多劳多得，而自己精神好、能吃苦，如果能一天跑上60单，按照一单8块5计算，干满30天，就能赚15300元。但如今，他到手的薪资不到8000元，比预期减少太多。 不过，新人往往很难抢得过老人。闲谈间，女外卖员焦蕾说起，这段时间，骑手群里来了不少不到20岁的年轻人，都和罗颂一样，是冲着“赚大钱”来的。其中，有一个18岁的小姑娘，刷到抖音的招聘广告，独自一人来北京跑外卖，结果单量少，又不熟悉路，一天下来，才跑7单，第二天跑了10单。同是老乡的焦蕾看不下去，给小姑娘介绍了一家奶茶店，让她到店里学做奶茶，“好歹是门手艺”。 26岁的田橙子才跑了两天外卖，就已经开始盘算这份工作值不值。昨天，他才跑了18单，收入100多块，比他预期中整整少了一半。但花销没少，电动车的租金一个月700元，挤得像罐头的宿舍800元，更令他咋舌的是北京物价，这个晚上，他点了一份最便宜的麻婆豆腐盖饭，都得18元。 争夺饵料 对于罗颂、田橙子这样的新骑手们来说，他们刚刚进入水中，就已经感受到了氧气稀薄的窒息感，不得不先“卷”起来。 田橙子的18单，午高峰有9单、晚高峰有8单，剩下的一单，是他整整等了一个下午，实在没办法了，找到了站长，让站长派来的一个宝贵订单，距离长达3公里，专送骑手们基本不会接这么远的单子，送完这单，他花了一个小时。 罗颂则选择早起，再多送两个小时的早餐时段。前两天，他因为送餐时和保安起了口角，去派出所待了一天，没赚上钱，还赔了800块。为了弥补，罗颂不得不把所有的时间利用起来，那个晚上，他跑到凌晨3点才下线，两个小时之后，罗颂睡醒起床，继续送早餐订单。 而身经百战的老人们，也轻松不到哪里去。 最近，丁长义感到很疲惫，他觉得，自己好像越来越像一个机器人。丁长义今年41岁了，精神正在流失，他曾经给自己制定过一个容易够到的小目标，每天只要跑到35单就下班，不然一天没得赚。但从上个月中旬开始，订单少了，他只好选择一直在线，每天变成“一单一单地熬”，一个小时能多上一两单，熬到快11点，才能完成任务下线。 这大大减少了丁长义的休息时间，回宿舍倒头睡，睁眼就得上线，“就像到点开机的机器人”。以往，晚上7点就能收工，丁长义会约上自己的骑手好友，一起骑车去什刹海、天安门走走，这是难得的、属于丁长义的时光。 37岁的刘大海，和丁长义有相似的疲惫感。他应对竞争的方式是，接下任何一个订单。在美团专送，骑手们的订单都是系统派单，但每个人每天有3次转单的机会，于是，一些太难跑的订单，刘大海都不接，尤其是一个高档小区，不允许外卖员骑车进入，再远的单元楼，都得步行送进去。往日，接到这个小区的单子之后，刘大海会转单出去，像田橙子这样的年轻骑手更愿意接下。 但现在，再遇到这种单子，刘大海不敢转了，能多跑一单是一单。相比起疲惫，收入少更让刘大海着急，父母老了，孩子才17岁，都是用钱的时候，他只好在自己身上省钱，一天一包烟减少到三天一包，忍不住的时候就喝口水。刘大海特别喜欢吃菠萝，但这几天，他心焦上火，嘴里起了好几个大泡，吃着嘴会疼，不过这样正好，能再省下一笔菠萝钱。 没有订单、收入锐减的阴云，就这样笼罩着所有的骑手，大家正在习惯一个新的事实——外卖真的不好干了。 有老骑手开始了最后的挣扎，比如饿了么骑手冯祥。4月初的一天，北京下了一场暴雨。那一天，冯祥隐隐有些兴奋，“因为好久没有爆单过了”。早上，他穿上雨衣、给手机带上防护套，冲进大雨里，想抓住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多跑几单。最终，冯祥跑了50多单，已经是两个月来单子最多的一次，赚了400多块。 冯祥说，那天超常的努力，似乎是一场最后的挣扎，“再拼一次，看看能赚多少钱”，如果还不行，那就不跑了。 但也是这一天，冯祥收到了2个差评，其中一个，是在中午的高峰期，外卖柜满了，他赶着送另一个订单，来不及解释，就把外卖放在快递柜旁边，大雨淋湿了外卖盒。回想起那个决定，冯祥有点后悔，也觉得“是不是自己心态出了问题”。他跑了7年外卖，以前从没有连续犯错过，也不会着急这几分钟，总是等到客户下来拿，因为一旦有差评，就会被罚款。 “是太低落了吗？”冯祥问自己。这段时间，单子少，单价还降，那天下大雨，他听说，之后的恶劣天气，不会再有2元一单的补助，虽然消息真假要到下个月发工资后才知道，但他还是一下子泄了气。 老天好像也在劝退冯祥——拼尽全力的结果是，赚400元，却送错2单，被罚1000元，强制下线7天。 水温的变化 收到处罚结果的时候，冯祥感到十分诧异——罚金变高了。两个差评，每个都被罚500块，这是之前从来没有的惩罚力度。不止如此，站点还在4月1日开始，执行了更严格的管理措施，比如，所有人需要在8点30分参加晨会，晚到罚款200元，缺席罚款500元。 冯祥有些不开心，“好像就是人多之后，觉得我们走不走都无所谓了，不需要你了，觉得这里管得严、不舒服，那你就别干了”。 事实上，任何生物聚集在一起，都会形成一种稳固的生态，维系一套公认的运作法则。此前，对于外卖骑手们来说，这种生态的基础法则就是，骑手数量是有限的。 一位干了7年的美团站长吴楠说，在外卖界，也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在随时调节外卖员的数量。他们会在美团、饿了么这两个平台之间反复横跳。甚至在美团专送内部，也有很多外卖员是不稳定的，他们会跑一段时间众包（指没有站点的临时骑手），再跑一段时间乐跑（指专门跑一些远单的临时骑手）、畅跑（指专门跑一些近单的临时骑手），但原则都只有一个，“哪里的单价高就去哪里”，就像鱼能够自由地活动在开阔的水域里。 对于骑手们的这种流动，站长们往往持默许态度，并不在意，因为骑手是珍贵的。早几年的时候，各家外卖平台展开骑手抢人大战；后来，兴起的网约车、同城、闪送服务，都在和外卖行业抢人；疫情时代，外卖骑手更是“香饽饽”。 冯祥记得，这几年来，工作的确好干，站长们也愿意和骑手们搞好关系。有的时候，如果有订单超时、差评，只要站长不上报，就不会处罚到自己。冯祥最感动的一次，是自己的孩子生病了，工资还没有发，他把情况告诉站长，对方果断地预支了几千块钱的工资。冯祥当时觉得，自己的存在有价值：“站长是希望留住我的。” 但显然，情况变了，外卖骑手数量正在飞速增长。美团财报显示，2021年美团骑手的数量为527万，2022年，美团骑手的数量变成了624万，其中81.6%是来自县域乡村地区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平台一年新增骑手的人数达到了97万。 吴楠说，今年，应聘者比往年更多，他们依靠中介公司找人，每介绍成功一个，会给几千块钱的推荐费，现在，推荐费从两三千降到一千多。同时，吴楠也开始在意起了稳定性，“跳来跳去的那种骑手，我们就不招了”。不仅吴楠在意，很多骑手也不愿意再流动，吴楠观察到，大家更愿意固定下来，“就跟突然醒悟过来一样”。 最直接的原因，是“哪里的情况都不好”。比如美团乐跑，往日不限班次，单价虽然低，但单量多，骑手们想跑多久都行。但现在，乐跑开始限制骑手们的班次，划分成午高峰、晚高峰、下午茶等，如果骑手没法在自己的班次里完成单量，会直接断线，吴楠预料到了这种情况：“因为报名乐跑的人也特别多，特别富余。” 这样一来，更多的众包骑手，选择固定下来，加入到站点的团队中。上个月，美团的罗颂和丁长义收到通知，4月开始，众包的单子划到了专送池子里，他们的单子稍微多了一点，但单价从原来的8块5，掉到了6块3。饿了么的冯祥说，以前，一个月跑到500单以上，单价会从每单7块涨到每单8块，但现在，需要跑到700单以上，才能拿到每单8块的单价了。 而对于这些改变，一些骑手选择了接受，他们停止游动，在有限的空间里寻找生机。 失去兜底的工作 作为一份工作，外卖骑手曾经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在罗颂所在的站点，每个骑手都能说出一大堆人生往事，每一段经历都能对应一个选择这份职业的原因，是它们吸引着有着不同人生路径的骑手，最终汇聚到这个池塘里来。 对于冯祥来说，选择做骑手，是因为它足够“自由”。26岁的时候，冯祥独自一人来到北京，成为一名骑手。在此之前，他曾经去过廊坊的京东方，做工人，但冯祥觉得“不自由”，连抽烟都不让。但送外卖不一样，没人管，冯祥刚到北四环当骑手时，路过鸟巢，就能进去转一圈，这让他感觉到自在。 而在很多人的人生轨迹里，外卖骑手几乎是他们流转的最后一站。比如41岁的鞍山人丁长义。原本，他有过一份很满意的工作，是在一家单位做货车司机。但女儿出生的那一年，他想多赚点奶粉钱，于是白天跑货车，晚上去做代驾，半夜，疲劳驾驶，丁长义撞上了一辆小三轮车，所幸没有人员伤亡，但他丢了工作，赔了5万，被吊销了驾照。 丁长义愧疚，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整整两个月，出来之后，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工作，“东北的三线城市，要人的工厂也少”，他唯一的选择是去鞍山轧钢。去年，丁长义听说，在北京跑外卖能赚钱，于是，他背着家里人，偷偷来了北京。这件事，直到丁长义被隔离、很久回不去老家，家里人才知道。 这个时候，丁长义已经40岁了，只有跑外卖没有年龄要求，也不会追究过往。 37岁的刘大海也是这样。而他选择做外卖骑手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缺钱。几年前，刘大海从哈尔滨南下，去广东开烧烤店，选址失败再加上疫情，小店倒闭了，他亏了28万。这是他第二次欠债，上一回，是十年前，他被忽悠去鄂尔多斯的矿上拉煤，买了一辆车，贷款70万，结果一个月下来，一分钱没赚，他才意识到，这件事可能是骗局。 为了还债，刘大海来了北京。他考虑过做代驾，但一想到，如果不小心剐蹭到别人的车，得赔钱，他就立刻放弃了这个念头，自己负债几十万，“不能出什么岔子了”。 对于刘大海而言，做骑手是没有门槛的、安全的、赚钱的，更重要的是，跑外卖对应着一种朴素的价值观——有努力就有收获，这能让骑手们的生活渐渐好起来，产生“生活可以渐渐变好”的安全感。就在去年，刘大海付完1500元左右的房租和车租，再留出1000多元的饭钱，还能剩下5000块寄回家里。他一度觉得，如果行情好，自己能继续跑外卖，直到还完租金、重新创业。 正是这些优势，让骑手工作成为一种兜底的选择。而在今年，人一下子溢出来许多，这让池塘显得狭窄，更磨灭了骑手这份工作的优势。 新骑手罗颂和田橙子，原本也是冲着这些优势来的。罗颂的经历则和王大海相似。去年，因为疫情，山东禁止堂食了大半年，罗颂开的鲁菜店倒闭了，这让罗颂感觉到极大的落差——店里之前能做到一天一万多的流水，结局却是亏了20万。他爱面子，也缺钱，不想在老家找工作，于是来北京做骑手。有人问起来，在北京做什么？罗颂都模棱两可的回答：“上班。”他想着，赶紧把债还完，再回家。 而26岁的田橙子，是和自己的朋友结伴来的北京。在此之前的几个月，两人已经在湖南、江西、河北、天津这四个地方周转过。 那个时候，两人都没有预料到，今年找工作的旅途会如此漫长。在湖南待过的那个电子厂，今年2月就没活儿干了，隔三差五就休息，只能赚3000来块钱。田橙子想找一份薪资更高的工作，他在58同城上看到，天津在招装卸工，而且工资能到8000元以上。于是，二人又从老家江西北上，但到了天津，才知道“宣传都是骗人的”，田橙子形容，不仅工价低了一半，而且是“狼多肉少”。有一回面试，一个只招10个人的岗位，有70个人拉着行李箱面试，厂里的管理员还说，“想干可以，就是分不到那么多活儿”。 在天津待了一个月，试工了四五家，都不如意。和前辈们一样，田橙子终于流入了骑手的池塘。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时过境迁，骑手已经不再是一份可以兜底的工作。 跳出池塘 经过最后一场暴雨中的挣扎，跑了7年外卖的冯祥，打算回家了。 冯祥并不适应一个人在北京的生活，他没有想到，仅仅是为了可观的薪水，自己就在北京待了那么多年。他想回老家石家庄，加盟一家餐饮店，或许是喜茶，或许是鲍师傅，冯祥没有仔细调研过这两家店，但取单的时候，总看见这两家店排着很长的队。 除了开店之外，冯祥没有更多的选择了。外卖这份工作，能让冯祥得到“立竿见影”的工资，但也让他不忍心浪费时间去做别的事。冯祥说，几乎自己所有的时间都在跑外卖，“干一个月就有一个月的效益”，如果是学别的技能、转行，都对应着极高的成本。有的时候，冯祥会有些知识焦虑，当周围人提到“KPI”“CEO”这样的术语，他会凑上去问，这是什么意思？好像能多学几个单词，能有一点点收获。 失去的，似乎又比得到的更多。前两年，冯祥和妻子协议离婚了，因为妻子觉得，冯祥一个人在北京跑外卖，却不在意家里，也不在意她。有的时候，冯祥会有些羡慕自己的发小，他前几年开车做运输，赚了不少钱，最重要的是，有时间陪孩子去三亚旅游、去游乐园玩，刷到发小的朋友圈时，冯祥觉得，自己虽然赚了几年钱，但“没选对行业”。住在狭窄的宿舍里，他似乎没有生活，变得颓废，两个月才理一次发。 如今，是该跳出池塘的时候了。冯祥算了算，现在自己每个月只能赚5000块，往家里打钱的时候，比往年少打了整整两千，需要用之前的积蓄补上。他安慰自己，或许这是一个契机，能让自己重启一种人生。 外卖行业本就像一个蓄水池，骑手这个职业，很开放，收入也很公平，能帮助一些面临失业的人重新获得工作机会，也能为亟需获得收入的人缓解生存压力。但这份职业很难一直做下去，有些人实现了外卖行业的职业晋升，从骑手做到了站长、城市经理，有些人则完成了转换赛道的经验积累，完成过渡后选择离开，只有一直想赚钱的人会留下。但现在，月入过万已经很难，这个理由也留不住人了。 想跳出池塘的还有刘大海，他还有债务在身，急需一份收入更高的收入。这几天下班，他绕着宿舍附近的小吃摊绕了好几圈，打算做个小买卖。有的时候，刘大海觉得自己有些生不逢时，入行太晚，当然，他也听过一些江湖传说，“送三年外卖，能开着卡迪拉克回家”。 站长吴楠预料到了这些人的离开。他说，每年三月，总有一波人来，到五月的时候，总有一波人离开，他将其归因于“生态”的一部分。但在工作更难找的今年，是否有更多人会选择留下，他也不知道。 比如26岁的田橙子，还需要在池塘里熬过接下来的28天——他已经交了700块租车费，800块房租，不能浪费，再怎么差，也需要把这个月撑完，再做打算。 等单的那个下午，田橙子点开了一集动漫，是他最喜欢的《吞噬星空》。在这部动漫里，他最喜欢一个叫罗峰的角色，点开百科网页，罗峰最大的成就包括，让平民窟里的父母，住上了大别墅。田橙子说，这也是他的梦想。 一集动漫的时长很短。看完之后，田橙子重新点开骑手界面，等待系统给自己派单。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今年初，在防疫政策放宽之后，积压的购房需求得以集中释放，楼市迎来一波交易热潮。 2月至3月，全国楼市成交量环比大增、房价企稳。一时人们惊呼楼市“小阳春”来了。 然而“小阳春”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根据统计局数据，4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和住宅销售面积分别环比3月下降48.1%和47.8%。 楼市“小阳春”，走得比真正的春天还早。 到了五月份，房地产市场会回暖吗？ 据中指研究院统计，2023年“五一”楼市的成交量与2020年至2022年三个“五一”假期的平均成交量相比下跌23%，与新冠疫情前2019年“五一”假期的楼市成交量相比下跌22%。 可见五一假期，并没有带动房地产市场回暖。 再看一直是全国房地产风向标的深圳，5月份以来，深圳二手房挂牌量快速增加，从1月底不到35000套一路升至5万套以上，创下了一年来的新高。 市场上的房子卖不出去，而且新的房源还在释放，这就是深圳楼市的现状。 一线城市尚且如此，其他城市就更不用说了。 深圳旁边的惠州，5月份就已经有开发商以近乎腰斩的价格卖房还送车位。虽然这一促销行动以老业主的抵制而作废，但也可以看出惠州房价跌得有多惨烈。 要知道惠州房价虽然是因为深圳需求溢出而涨起来的，但惠州本身也有不少上市公司，经济情况在全国范围内不算差了，即便如此房价都在下跌，全国其他城市房价如何可想而知。 为什么房地产市场的“小阳春”这么快就结束了？ 去年房地产市场就很不景气，我们之前在《已经五百次了，还是支棱不起来》里就提过，即使房地产限制政策放开了很多，但去年房地产市场仍然火热不起来。 今年初的房地产市场“小阳春”，更像是过去被压抑的购房需求的集中释放，而不是大家真的更多买房了。释放完了，后续交易就容易疲软。 我们之前提到过一个现象，就是出来旅游的人增加了，但是人均旅游花费减少了。 这还是旅游这种实际消费不算很高的消费类型出现的现象，旅游上都开始省钱了。买房则是需要花很多钱，恐怕会有更多的人花不起这个钱了。 说白了，大家都没钱了，也不想折腾了。1-4月，证券交易印花税同比下降42.7%，说明最积极心态最好的股市散户都不想玩了。 另外，很多房企走向违约，让很多新建楼盘处于交付风险中。5月“保交楼”项目已交付比例也就才34%，这就让很多原本持币观望的人更加迟疑——楼都交不了，谁还敢买呢？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年初那一波消费回暖，顺带楼市回暖，给了很多人信心，什么“把失去的三年抢回来”都出来了。 然而现实是新冠根本没消失，5月份又卷土重来，这也影响了消费和房地产市场。 按照国外的规律，每过几个月新冠就会来一波大的，这对经济的影响，怕是年初那些自信的人没有想到的。 所谓的“报复性买房”，也就是释放以前的积压需求罢了。一旦过去的需求释放完毕，后劲是很不足的。 大家已经被折磨得精疲力尽了。 前段时间甚至急得好多财经大V，这里就不点名了，表达出救楼市就是救经济的意思来了。 我倒是觉得，也不必这么悲观，没必要急着把夜壶拿出来。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努力的猫二侠！ 这两天最热的话题是“指鼠为鸭”的“老鼠头事件”。 故事梗概复述一下： 6月1日这天，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个学生在学校餐厅吃饭的时候，一不小心吃出了一个像老鼠头的“异物”。 然后发了个视频到网上，结果就引发了舆论关注。 “江西一高校饭菜中疑吃出老鼠头”也成了热搜。 事情在网上形成舆论关注之后，该校在6月3日晚上发布了“情况通报”： 那不是什么老鼠头，而是鸭脖。 在这个学校官方发的“情况通报”中有两个很重要的证据： 当事学生本人确认，是自己看错了，“异物”不是“老鼠头”，而是“鸭脖”。 而且，该学生在现场还出具了书面说明对视频内容进行了澄清。 更重要的是，事发之后，南昌市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第一时间”派人到现场进行调查。 这些官方的工作人员经过询问相关人员，“反复对比”确认之后宣布： 确实不是“老鼠头”，而是“鸭脖”。 这是一份理论上无可挑剔的“辟谣”。 当事人“承认”是自己看错了，不是老鼠头，是“鸭脖”。 并且还为自己的鲁莽道歉了。 权威机关也是“第一时间”到学校进行了走访调查，还不厌其烦对学校包括厨师、后厨等一线的工作人员进行询问。 最后，局长也站出来言之凿凿地说： 确实不是老鼠头，而是鸭脖。 怎么说呢？ 官方已经辟谣了，通告也发了，就连当事人都“认错”了，可谓竭尽全力了，事情也应该结束了。 但实际情况却是： 网友根本就不买账！ 留言处都是“闲言碎语”： 全网不会就我眼瞎吧，这TM是鸭脖？ 指鹿为马，李代桃僵！ 鸭脖上长几根胡须不是很正常？ 鸭脖上怎么会有牙齿？睁着眼说瞎话！ 古有“指鹿为马”，今有“指鼠为鸭”。 …… 也不能怪网友铺天盖地的质疑和讽刺。 大家可以自己再看一看视频画面。 看究竟是“鼠”是“鸭”。 随着事情的发酵，网上又爆出不少相关的资料。 涉事的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已经不是一次因为“老鼠”出问题了。 早在2021年，南昌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曝光过一次此类事件。 在相关部门的检查中，发现该校卫生很成问题。 学校食堂里面居然有老鼠横行。 被点名批评之后，学校还专门发了一个文件，承认了有老鼠横行的事实，也作出了要进一步改正的承诺。 最后，还表示要“举一反三，定期研判，开展全校环境卫生大检查，杜绝再有相关事件发生”。 但这种事儿怎么“举一反三”？ 是不是能彻底消灭横行的老鼠？ 这个问题，无论在哪儿，都很难确保监督到位了。 总不至于学校说老鼠没了，谁还能蹲在那儿捉一只证明？ 反正，老鼠蟑螂这些东西确实非常难以除尽。 曾经有人为了消灭家里的老鼠，房子都拆了一遍儿，效果也不尽如意。 不过，学校也可能是因为有过老鼠事件的“前科”，积累了一些应对这样问题的经验。 在处理这次“老鼠头事件”引发的舆论时候，表现的很有章法。 网上有疑似该校学生上传的截图。 该校在“老鼠头事件”爆发之后，开始给全校师生派发任务。 在一个群名为“2022级新媒体中心……”的微信群中，不但手把手教给学生了指定的“回应文案”，还细心地提示： 大家评论的时候，可以加上自己的表情包，更加真实。 看看这些拟定好的回应内容，忍不住感慨： 果然，专业的人就是不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巧合。 这些“拟定好”的文案，还真是在评论区看到了一大片。 你看这些内容，整齐划一。 你看这些评论的时间，如此密集。 哦，还有那些地址，还真的都是江西…… 这样的巧合，让人想到了一个成语： 欲盖弥彰！ 事已至此，看着评论区有点变味儿的评论，真得陷入了沉思。 那个异物，究竟是“老鼠头”还是“鸭脖”，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真的有那么难辨认吗？ 是不是有些人非要赌一把，看千万网友的眼睛是不是都是瞎的？ 发现“鸭脖”的大学生，应该不是没有基本辨别力的孩子了吧。 是“老鼠头”还是“鸭脖”，应该能清楚辨别吧。 但为什么他要公开道歉呢？ 其实，可以理解。 对于一个还未毕业的学生来说，那东西是不是“老鼠头”，跟毕业证相比： 还有那么重要么？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英国金融时报报导，法国总统马克宏反对北约在东京设办事处的提案，理由是他认为北约应继续聚焦在北大西洋区域。根据8名熟知内情人士说法，法国的抗拒使这几个月来北约内部对于在印太地区设第一个驻外办事处的讨论变得复杂。美国和日本催促欧洲对亚洲安全议题介入更深，尤其是对中国可能对台湾动武的忧虑加深，因而推动北约于明年在东京设立一个小据点。但这个决定刚好呼应北京指责美国要在印太地区建立反中联盟的说法，北京将此联盟比拟成“亚洲的北约”。一名法国官员表示，法国认为北约宪章要求北约的地理范围限制在“北大西洋”，这名官员也说，在东京设办事处，也可能破坏在乌克兰战争方面欧洲对中国的信誉，特别是欧洲要求北京不提供武器给俄罗斯。一名熟知北约内部辩论的人士说，法国不愿意支持任何“助长北约与中国紧张关系”的事。马克宏上周在一项会议上说，北约不应该扩大到北大西洋以外地区，并说，“如果我们推动扩张北约的地理范围，我们将犯了很大错误”。马克宏两个月前表示，欧洲应避免被卷入美中因台湾而起的冲突，惹火了美国和其他盟邦。北约成立新办公室，需要北约最高决策机构北大西洋理事会的一致支持，意味法国有权利阻止在东京设办事处。

6月2日，武汉“校内被碾压致死”男童的母亲，在小区内坠楼身亡。在她生前，网暴者对这位母亲的容貌衣着评头论足，恶意中伤。我们无法断言这对她造成了怎样的伤害，唯一确信的是，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遭遇类似的暴力。 网络暴力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一颗毒瘤。它的实施成本和造成的伤害如此不成比例，这让它发生地愈发频繁，而整个社会则显得猝不及防：事发前难以防范，事发后更难以追责。 我们联系到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的曾鸣，他是江歌母亲江秋莲的代理律师，帮助江秋莲打赢了两起网暴刑事自诉案。2020年，江秋莲起诉网暴者谭某案宣判，后者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今年4月17日，江秋莲诉林某侮辱、诽谤案一审宣判，被告被判有期徒刑两年三个月。此外，曾鸣也在最近几年代理过其它几起网暴相关案件。 我们希望了解的是，网暴是什么？它在法律上如何界定？什么人在网暴？普通人面对网络暴力时，应该如何保护自己？还有更重要的，我们应该为此做些什么？ “校内被碾压致死”男童母亲生前在网上遭遇的评论是否构成网络暴力？ 曾鸣：我觉得基本上可以算。网络暴力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比如说在网上诽谤、侮辱、讽刺他人，或者是我们常说的带节奏。 这种暴力可能给对方造成情绪上的压力，对对方心理造成打击。我们讲侮辱和诽谤所侵害的是名誉权和人格权。 诽谤的含义是捏造事实，以这样的语言或其它行为来损害、贬损他人的名誉和人格。很多网民预设了立场，对那位母亲的言行举止和打扮进行点评，比如她化妆那么好，悲痛是假装出来的。他们没有考虑当时母亲的实际的工作情况，她可能是刚下班过来，或者其它情况。我觉得还上升不到法律上的诽谤。但是那些无端的猜想、猜测和谩骂，有可能涉嫌侮辱。这种行为贬损了他人的人格，涉及到对人格的侮辱。侮辱的形式包括辱骂，也包括其它方式，进而使他人的人格权、名誉权遭到损害。所以我认为侮辱（罪）是有可能构成的。 网暴者应该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曾鸣：一般分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民事责任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侵权责任。按照《民法典》规定，就是停止侵权，删除相关的言论，赔礼道歉，比如说，连续一个礼拜或30天公开道歉。然后赔偿损失，一般来说是精神损害赔偿。 行政责任，就是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可以处以拘留。拘留一般是5天到15天。 第三就是刑事责任，目前在刑法上有几种行为（可以被追究刑事责任）：侮辱罪、诽谤罪，还有寻衅滋事。寻衅滋事可能不是单纯的侮辱、诽谤，他就在网上各种猜测，各种假设，各种带节奏，让别人产生很多误解，这可能会造成网络社会秩序的破坏。 您是否见过网暴的施暴者？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曾鸣：见过，包括诽谤江秋莲的案子，被告本人都要出庭。他们大多跟被害人素不相识，更没有什么恩怨。我们是通过先起诉平台，获取他们的账号信息，然后进一步定位本人信息。 我认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过得都不太好，说白了，比较闲。比如江秋莲案的一个被告，给江歌妈妈画了很多漫画，把她画成慈禧太后，还有一些很血腥的。她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小女孩，90后，正儿八经的大学生。在法庭上，她说她的动机纯粹就是无聊。她本身是学医的，觉得（生活）很压抑，想通过画漫画来缓解这种情绪。 第二，我觉得他们的思维都很奇怪，有一种自以为是的坚持。他们总认为自己是在“发掘真相”，所谓“揭露事物的本质”，所谓“纠正错误的观念”。他们坚持自己所认为的正义，做这些事情，甚至给他们带来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感受）。江秋莲案其中一个被告庭审的时候很忏悔，但服刑出来之后又在网上发，这时候发的话比较隐晦一些，但还是相似的内容。 当然，还有些人（网暴）是为了博关注，争取流量，有商业动机在里面。 我觉得网暴的侵权主体都越来越年轻化了。80后、90后居多，甚至00后。他们根本没有认识到语言在网络上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对法律的认识也很欠缺。 网暴的量刑有哪些影响因素？ 曾鸣：第一，按照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网暴）定罪的标准，第一个是刚性的——点击数浏览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是转发数达到500次以上。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否给被害人造成精神上的损害，它都是构成犯罪的。 另外一种（情况），（相关言论）并没有达到5000次点击量，也没有达到500次的转发数，但在客观上，它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被害人自杀，或者精神抑郁、重度创伤，或者其它严重后果，这也是可以构成刑事犯罪的。 当然，关于这次的母亲坠楼事件，自杀与网暴的因果关系还需要公安调查界定。她是因为网络暴力而跳楼，还是因为过度悲伤。或者两者皆有，多因一果。本来就很悲伤了，再加上网络言论，造成这么一个结果。 那么这个时候，网络言论者他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是民事责任还是刑事责任，这个就有争议。不能因为他只说了那么一句话，就把他判刑，对他来说有公不公平的问题，这在法律上属于因果关系的界定。 第三，要看施暴者被发现、被警告之后，是否及时停止侵权的行为。如果没有停止，还变本加厉，那么肯定属于从重处罚的情节。另外，具体量刑还得看对方是否有前科，是否有类似的侵害他人名誉权的行为。 为什么当下网暴很多但相关的起诉还比较少？ 曾鸣：很多人原来不知道，这种行为（被网暴）还可以打官司，大多数人都是认为这种行为是不可诉的。 为什么感觉不可诉？因为网上的人虚无缥缈，天南海北在哪都有，给维权增加了一些难度。考虑到当事人维权的成本，很多人就放弃了。 比如要（维权），你要确定对方的身份，但对于老百姓来说，没有侦查手段。他不像公安，可以去调数据。那么他得先通过一个诉讼，通过平台，获取注册账号的信息，但对方有时并没有以身份证号码来注册，可能用的手机号。这时候就要对手机号进行第二次调查。 对于普通人来说，取证是另外一个（难点）。因为有些施害者可能会删除言论，对于取证造成一定的困难。 另外，很多人很在乎自己的名誉。因为这（揭开伤疤）毕竟不是什么很好的事情，可能会对自己造成二次伤害。 相比以往，现在的网暴呈现怎样的特征？ 曾鸣：首先，感觉现在的网暴比之前多了。可能也跟疫情有一定关系，很多聚会讨论都在网上，导致网上言论非常丰富，也很活跃。网民的数量更多了，参与度也在增加，各种媒体自媒体比以前更发达。 因为网暴所导致极端事件，好像也比以前更多。上海疫情的时候，有一个小姑娘为了感谢快递员，给他发了200块钱，结果招来一批谩骂。本来是件很好的事情，结果遭遇不断的辱骂，非常遗憾，她跳楼了。类似这种极端的事件是比较多的。 为什么网暴屡禁不止？ 曾鸣：第一个原因，还是法律认知和普及的问题。如果知道这样的行为有可能会入刑，谁会这么去干，对吧？ 为什么网络暴力屡禁不止，我个人认为是有一些非常恶劣的网络暴力，没有得到相应的惩罚，或者惩罚不够。 目前很多类似的侮辱和诽谤案件立案都立不了，立案之后构罪的也很少，大多数判不构成犯罪，构罪的量刑大多数是缓刑，就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无论是侮辱罪还是诽谤罪，目前刑事处罚最高刑期就是三年。说难听点，无论你是把他骂死了，还是骂残了，还是骂精神病了，最多（就是三年）。而且现在很少实刑的，一般都是缓刑或者是一年。像我们这两个案子（江秋莲案），上海那个案子是一年半，福建的是两年三个月。这是目前为止所能看到的，类似的案件里面判刑比较高的。 如果某些行为造成某个人自杀身亡，这是非常严重的后果。他其实就相当于故意杀人。但他仅仅两三年（服刑）就把这个事给完成了，我认为是不公平的。这个是一条人命，你怎么两三年就能对等（死亡的）代价？ （量刑较轻）可能跟当时司法解释出台的背景有关。那是2013年，互联网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网民也没有这么多，大多数立法者没有想到（网暴）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另外，我觉得我们国家的立法，总体上对人的名誉权重视不够。它重视人的生命权和财产权，但是对人格部分我认为保护的力度还不够，包括民事案件的精神损害赔偿，都是不太够的。大多数精神损害赔偿都是5000到几万块钱左右。 普通人如果遭遇网暴，应当如何保护自己？ 曾鸣：网民不是那么多的时候，一个言论一个晚上可能就几百几千的点击量。这个时候人们还是能够自我调节的。但如果一条言论瞬间就是10万加、上百万，甚至几个亿的点击量，那么它的杀伤力是非常大的，一般人很难承受这种冲击。江歌妈妈之前也被伤害得非常严重，有抑郁症，想过自杀。但她有一个信念，要给女儿查明真相、主持公道。如果没有这个信念，她可能也扛不住的。 如果发现有被侵害的情况，我认为第一时间可以跟（社交媒体）平台联系，因为平台是能最快产生效果的。比如说，根据平台的规则，你可以举报，要求删除或屏蔽相关言论。 如果觉得侵害比较严重，要及时固定证据。现在有很多云公证平台，可以把相关的网页内容保存在云平台上。云平台上有时间戳工具，确保证据的真实性，也可以出具公证文书。 剩下的事情，就要找一个专业律师，进行合法合理的维权。比如你可以通过起诉平台，获取对方的身份。之后选择诉讼方案，是通过民事、行政，还是刑事的方式去维权。或者你也可以给对方发律师函，跟他协商要他道歉。 我认为“固定证据”要放在“锁定身份”之前。因为锁定身份还是比较漫长的，这个过程中要防止对方把证据删除或者销号。 平台能做些什么？ 曾鸣：对于网络暴力，平台有监管的义务。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有一个叫避风港原则，就说你通知平台了，平台要断开相关的链接，要求平台删除，给予对方警告，这是它的责任。如果接到受害者通告以后，平台没有采取措施，导致损失扩大了，那么它对扩大部分要承担法律责任。 平台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因为它是最直接的监管者。防范网络暴力，平台肯定是要加强对相关言论的监督。平台都会有自己的审核员，对吧？当然，网络传播很快，它不可能面对每一个人都去过滤或者筛选。那么它接到当事人投诉或者举报的时候，它应该迅速反应。 我觉得还有一点，对于那种屡次被投诉的，平台应该要采取一些限制，或者规则上的修改，比如说要纳入重点监管名单。一些曾经因为网暴受过处罚，无论是被公安处罚过，还是说被法院刑事处罚过的，平台也要做重点监管，不能让他出去之后重新开个新号，又开始（网暴别人）了。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监管部门能做些什么？ 曾鸣：对于监管部门，现在的相关法律，包括两高的司法解释，我认为是需要完善的。比如如何定罪？它只规定了诽谤罪的入罪标准，比如说5000次点击500次转发，但是侮辱罪（入罪标准）是没有明文规定的，量刑标准也不明确。 因为刑法上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那对于侮辱罪来说，构罪标准在哪里？除非说造成他（被害人）的死亡或者精神病了，但这种情况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所以会导致现实中执法者有一些依据不足。你给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但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你让法官会有些无所适从——这个行为到底该怎么定？ 是参照诽谤罪的定法？比如说，我就按（浏览转发）次数来，你只要到5000次或者500次，影响恶劣，我就认为你够罪。这个问题，我们在上海和福建（江秋莲）案件里面，法官都提出类似的问题，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因为刑法也不能类推，对吧？ 网络暴力，它是随着互联网发展，形成的一个新的社会现象。这两年发生的频率在不断增加，已经不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了。而且有些时候，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还是要引起平台，包括监管部门、立法者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