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媒体报导，有现役军官飞行员遭中共吸收，以1500万美元为酬劳，策动他驾驶直升机投共，在他执行计画前遭举发。国防部长邱国正今天表示，中共近年对台湾有很多动作，拉拢我们的人，的确有蛮大影响。国军不会藏私，这几年来强化保防，主动发觉后移送法办，也同时做损害管控。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检调11月底起诉遭中共吸收在台发展共谍网络的10名退役和现役军人，违反国安法、贪污治罪条例及陆海空军刑法等罪。《周刊王》CTWANT今天率先报导，这个共谍网络另还吸收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一名中校飞行员。中国方面对他心战劝服，要帮他的妻子、小孩取得外侨身份，一旦台海开战，他们便可以优先撤离。中方策动中校飞行员驾驶直升机投共，计画趁中国军舰逼近海峡中线时前往停靠，事成后可获得直升机售价的一半，约1500万美金的酬劳。所幸在中校执行叛逃计画前，检调就先将人逮捕，也避免了向美国购买的军机落入中共手中。 中共对台文攻武吓从未间断，近年更常态化灰色地带侵扰，进行混合战威胁，以及专注对台进行舆论、心理及法律等「三战」和认知作战。有关飞行员遭策反，拟驾驶直升机投共，国防部表示，本案为国军与国安单位接获内部检举，共同实施反情报调查，并函请司法机关侦办。除了采取管控措施，降低损害，也已强化保防措施。

大家注意安全！近日，大温实在不太平，列治文上周刚刚发生悲惨父子双尸案，今天又有一名女子失踪，列治文警方呼吁居民提供线索。 列治文皇家骑警表示，这名女子32岁，音译姓何，全名Yu Rebecca Ho。她最后一次现身是在2023年12月7日上午在三号路5800路段。 据描述，32岁的Yu Rebecca Ho身高大约5呎4吋(1米62），体重80磅（36公斤），头发染成棕色，大约在肩膀长度。最后一次被看到的时候穿着米色上衣，是一件运动衫或者蓬松外套。骑警说，上面的照片是Rebecca五年前没有染头发的照片。任何人发现了Rebecca Ho的行踪，请致电604-278-1212联系列治文皇家骑警。看情况，这女孩已经失踪了3天了，黄金48小时已然流逝，但是希望大家可以转发这条寻人消息，但愿她可以安全被找到。华裔父子双尸案嫌犯照片公布凶手从游乐场逃走列治文是华人聚集的城市，但是最近却发生了一起恐怖的双尸案。今天，案件有了新的进展，列治文皇家骑警放出了嫌犯的照片，他带着巴拉克拉瓦头套，看起来十分可疑。 11月30日（上周四），列治文一个安静的社区发生了一宗双重谋杀案，一对父子陈尸在Goldsmith Drive 6800号的独立屋中。调查后，警方透露受害者里的父亲是46岁的德里克·陈 (Derrek...

高悬在香港街头令人眼花缭乱的霓虹灯招牌从来都不只是关于霓虹灯的，这些有点像立体派艺术、充满消费主义气息的广告牌告诉路人，他们正在从当铺、糕点店、桑拿房和鱼翅大排档前走过。 霓虹灯招牌也从来不只是关于招牌的，它让路人注意到号称有最好铁观音的茶馆、按小时收费的酒店，或木质药柜里装满了海马等名贵药材的中药店，以及不断传出咔哒声的麻将馆，那是修剪漂亮的指甲翻牌时发出的声音。 因此，虽然政府清拆霓虹灯招牌是出于安全和环境担忧，但该行动让人们联想到香港自身的式微：霓虹灯的消失悲哀地讽喻了一个曾经活力满满的城市的衰落，嘈杂耀眼的灯火正在一盏盏地熄灭。 这些日子里，香港的夜晚给人的感觉似乎仍笼罩在一场瘟疫的阴影之下，或陷入了莫名的政治深渊。 不再游客如织，许多常住的外国人也走了，以前经常被他们狂饮啤酒弄脏的派对场所现在干干净净。 香港人也走了。据政府和财富调查的数据，去年有逾11万永久居民搬走，当地身家超过3000万美元的人口已减少了23%。 英国将香港的统治权交还给中国25年后，香港人因为当地经济衰退和政治权利急剧减少而离开。 留下来的人两极分化，一部分人担心中共领导下的中央政府正在摧毁让这座城市特殊的东西，包括新闻自由和独立的司法系统；另一部分人则认为，风波何足惧。 同丰当铺的霓虹灯招牌，摄于9月。 这些风波并非突发奇想。 中央政府在2020年对香港强推国家安全法，把其认为威胁国家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该法已将学生、前立法者和前媒体大亨投入监狱。香港行政长官（这是这个商业至上的地方对最高领导人的称呼）因破坏香港自治而受到美国财政部的制裁。而对这种制裁的公开支持就可能构成犯罪。 今天的香港给人的感觉像是一座充满阴影和隐喻的城市，在这里，像霓虹灯招牌这种看起来无害的话题也呈现出不同的意义。 香港导演曾宪宁的长片处女作《灯火阑珊》讲述的是一名霓虹灯制作者死后，他的家人如何完成其遗愿的故事。这部电影将代表香港角逐明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它是为一个正在消失的艺术谱写的挽歌，也可能是为某种更大的东西创作的安魂曲。 “香港人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失落感，”曾宪宁说。“人们每天都收到有亲朋好友移民的消息。每天都有自己身上某个部位的肉正在被从骨架上撕下来的感觉。” 自从这部电影2021年开拍以来，曾宪宁用作背景的许多霓虹灯招牌已经消失。 “变化发生得如此急剧和迅速，”她说，“没有办法将它们保存下来。” 湾仔的一家酒吧。 美都餐室外的招牌，摄于10月。这个霓虹灯招牌现已拆除。 陈倩雯是“霓虹交汇的”经理，该组织致力于保护被下令拆除的霓虹灯招牌。据她估计，自从屋宇署开始打击违章建筑以来，已有数以万计的标识（其中大部分是霓虹灯招牌）被拆除。另外，一些商家已自愿将霓虹灯招牌换成了更经济的LED显示屏。 陈倩雯与那些收到拆除通知的人联系，将他们店面的视觉历史记录下来。当铺做广告的霓虹灯用“蝠鼠吊金钱”的形状，因为这种会飞的哺乳类动物的名称与“福”谐音。对不识字的顾客来说，用牙齿、眼镜、茶叶等形状的符号做广告曾非常重要。 “霓虹灯是城市的某种象征，体现了香港的故事，”陈倩雯说。“但不只是霓虹灯正在经历彻底的变化。整个城市都是这样，对吧？” 一些捍卫香港的人赞扬城市现在的样子，或至少赞扬它在重塑自身形象方面的天赋，他们说，霓虹灯景观从来都不是对香港城市轮廓的真正界定。他们还说，霓虹灯招牌是一种俗气的旅游宣传，来自功夫片的布景或电影中穿旗袍的女子在大提琴的凄惨乐声伴奏下走在下雨的街头。大多数香港居民住的地方距离路面积水中的俗艳倒影很远，他们居住在拥挤得像鸽子笼、外墙贴着瓷砖、朝着中国边界方向蔓延的建筑物里。 上世纪60年代香港街头色彩斑斓的夜景。 1995年的九龙。 霓虹灯的制作包括将玻璃管弯曲成设计的形状，然后在里面充上氖气和其他惰性气体，其制作手艺部分是从上海传到香港的。在中共1949年在大陆取得胜利后以及接下来不断动乱的几十年里，资本家和数百万其他难民纷纷逃到这个曾由英国统治的殖民地。到20世纪70年代，湾仔、尖沙咀、中环和油麻地的街头到处都能感受到霓虹灯下的商业气息，到处都能看到色彩斑斓的招牌，像是迷幻药刺激下创作的毕加索作品。 在20世纪80年代，香港曾有世界上最大的万宝路香烟霓虹灯广告，似乎与这种气息相一致。这里的霓虹灯招牌有英文的、阿拉伯文的，也有日文的。但大多数用的是香港仍在使用、中国内地已不再使用的繁体字。“龙”的繁体字有16个笔画，用玻璃管制出如此复杂的字需要有很高的绘画技巧。 在霓虹灯艺术的顶峰期间，曾有约400名技师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等刘浩辉对这项工艺感兴趣时，只有少数霓虹灯技师仍在工作。刘浩辉是在台湾学的这门手艺。 “我知道霓虹灯正在这里消亡，”他说，“但那是香港的标志，所以我想用某种方式把这种艺术继承下来。” 在一个政府资助的艺术中心，刘浩辉把用火软化的玻璃管弯曲成各种形状。虽然香港的其他一些优点已受到侵蚀，但在中央政府的指示下，香港的统治者还是把文化视为值得保留的东西。 “霓虹交汇”致力于保护拆除的霓虹灯招牌，图为它的一个存放地点。据估计，已有数以万计的标识（其中大部分是霓虹灯招牌）被拆除。 政府在维多利亚港填海建造了一个新的文化区，里面有名为M+的视觉文化博物馆。该博物馆已收集了霓虹灯的设计制图，以及一些著名的霓虹灯招牌，包括一家牛排馆用过的巨型安格斯牛的霓虹灯招牌。 “我们对地标招牌非常感兴趣，”博物馆策展人彭绮云说。“但由博物馆来收集它们并不是理想的做法，因为那使它们完全脱离了让它们有活力的整体环境。” 彭绮云说，虽然安全考虑可能注定了香港霓虹灯的消失，但全球同质化的趋势让城市都有相同的商店，这也在危及香港独特的街景。 今年9月，政府推出了一项名为“香港夜缤纷”的活动，目的是“吸引市民外出，重振城市夜生活”。这项活动的标识自然是以霓虹灯为主。 对谢禛原来说，六米高的“大同老饼家”霓虹灯招牌曾象征着这家老字号的悠久历史，他的店艰难地度过了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占领的年代，那些年里，饥饿的人有时会从顾客手中抢走从店里买的糕点。 在大同老饼家排队买月饼的顾客。 大同老饼家90岁的老板谢禛原。他说，打算给自己的店装一个小一些的霓虹灯招牌，他希望香港给人一种“充满活力”的感觉。 在香港的繁荣年代，这家店曾为庆祝中秋节制作过蜜汁牡蛎馅或有十个蛋黄的月饼，不过谢禛原承认，一个蛋黄已经足够了。 现年90岁的谢禛原目睹了去年霓虹灯招牌的拆除。谢禛原被告知，那个招牌太大、太旧，不符合规定。 “那个招牌挂了50多年，经历过台风，没出过问题，”他说。 他每天仍来店里看看。他想念那个霓虹灯招牌。 为满足政府的要求，谢禛原打算给饼家装一个小点的招牌，尽管这要花费62万元港币。为了把店传到第四代，他的儿子已从澳大利亚回到香港。 “我希望香港充满活力，”谢禛原说。“我希望让这家店给人香港的感觉。”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一家餐厅的招牌，摄于10月。

11月12日，原本是一个平常的周末。一年一度的双11刚刚结束，有人期待着快递，有人还在比价，看自己有没有省钱，还有的人忙着退货，或者把替换下来的东西挂上闲鱼。对于阿里云的工程师们，这个周末也是愉快的，最忙的一段时间已经过去，接下来服务器负载将慢慢回落，他们也能松一口气。 这口气刚松一半，12日晚间，淘宝崩了。同一时刻，阿里云盘、闲鱼、钉钉、饿了么等产品接连崩溃，无法登陆、查看、结算等问题一并涌现，从17:44故障发生到21:11所有服务完全恢复，时长累计近三个半小时。 阿里系产品的大规模崩溃，很快就上了热搜，问题指向了阿里的“技术底座”——阿里云。与此同时，众多使用阿里云服务的企业和个人，也受到了影响。这是阿里云时隔一年后，又一场“史诗级故障”。 那几天，高层寻找故障源头并定责、技术人员排查漏洞、公关部门对外发布处理结果。这边还忙乱着，11月27日，异常再次出现。当日09:16起，阿里云监控发现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青岛、香港以及美东、美西地域的数据库产品的控制台和OpenAPI访问出现异常，持续时间约2小时。 短短一个月里，阿里云出现了两次大规模故障，这在整个云计算行业中都是罕见的。实际上，近日阿里云还有另外两次小规模局部故障，一次在11月28日，12月5日也有一次异常，持续时间都很短，很快就被解决。对云计算公司而言，安全性与可靠性是最重要的，也是阿里云始终在追求的，但频发的故障也显示出，阿里云内部可能存在着一些问题。 委屈与不幸 一个月接连两次故障后，阿里云的一位技术人员满腹委屈：“还能怎么重视安全和稳定性呢？” 在阿里云的发展史上，每一次故障都是大新闻。除去2018年6月和2019年3月的两次，最近的一次大故障出现在2022年12月，当时，阿里云的下游客户——一些公司和政府部门网站陷入瘫痪，数小时无法提供服务。最后发现，阿里云香港机房出现故障导致宕机，这成了科技圈里最大的热点，“是阿里云运营十多年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大规模故障”。 面对故障，阿里云高度重视。内部传说“高层震怒”，香港宕机事件后，阿里云总裁张建锋（行癫）卸任，时任阿里集团一号位逍遥子张勇亲自挂帅。公司还额外成立了一个“稳定性团队”，在每个产品部门里设置专人负责。当月，稳定性团队拉上所有产品团队开了一个全体动员大会，内部叫做“kickoffmeeting”，简称“KO”，参与过那次大会的老员工王子木说，阵仗浩大，“热烈倡议我们打一场战役，集中力量把稳定性做好，做到哪些指标和级别，用多长时间，能想到的东西全都列好”。 到今年年初，关于安全和稳定的举措再迈上了一个台阶。阿里云CTO周靖人对安全和稳定尤其重视，每个员工也要在自己的OKR里加上“维护某某项目的安全与稳定性”。随后设置了“安全分”，发现有安全方面的问题就扣分，分数关系到具体员工的绩效，而绩效关系着年终奖和晋升，在3.25和3.75相差巨大的阿里，这几乎是最高力度的惩罚。 把这些举措加在一起，“公司已经没什么能做的了，几乎是120%的重视程度”。在王子木看来，一个把安全和稳定挂在嘴边、严格执行的公司，怎么会接连出问题？他只能把故障总结为运气，“阿里云多少是少了点运气”。 与香港宕机事件导致的局部故障不同，11月12日的故障，是一个底层全局性服务组件出现问题，导致全球范围内所有可用区和所有服务器同时发生故障，影响范围巨大。除了阿里系产品，还有众多使用阿里云业务的客户，尤其是那些没有规模化的运维技术团队，完全依赖阿里云各类托管服务的中小企业和个人开发者。 于是，在那个晚上，除了阿里系产品无法使用，还有闪送小哥上传不了接单凭据，原神玩家收不到短信验证码，一些停车场不抬杆，一些超市结不了账，甚至有的大学生因为刷不了卡，用不了学校的公共洗衣机。万幸的是，故障发生在周日，不然还会导致使用金融云和政务云的相关部门瘫痪，造成更大的损失。 ▲阿里云相关新闻频频登上热搜。图 / 截图 故障发生后，这边CTO周靖人和几位P10、P9，以及负责销售、对接客户的前线部门牵头，跟GTS（全球基础技术业务）部门共同召开定责会议，排查问题源头。那边高层们在工作群里接连发消息：把安全和稳定坚决放在第一位，所有工作都放下，全力排查风险，排查完成后，再考虑其他工作。有的部门排查了一两天，也有的排查时间更长。紧接着，员工们收到一封全员信，阿里云员工王珂说，“名义上让几个大佬把年终奖清零了”。 近日，阿里云因11月12日故障对客户的赔偿陆续到账。根据阿里云向客户承诺的《服务等级协议》，如果因阿里云故障导致月度服务的可用性达不到99.90%，也就是故障时间超过43分钟，就得赔偿30%月度费用的代金券。许多个人开发者赔付金额没达到50元，也被阿里云统一提高到50元。据业内人士估算，这次赔偿的总金额可能超过1亿元，约为阿里云一个月的利润，但对于因故障导致的客户损失，这些代金券又显得微不足道。 11月27日，上一次故障还没有善后完毕，新的故障又发生了。一位连夜参与第二次故障排查的技术人员叹了口气，“各种故障扎堆了，越是重视，它越是出问题”。 很多技术圈博主都认为，技术故障不可能百分百避免，但根据海因法则，一次大故障的背后，一定有几十次轻微事故，几百次未遂先兆，上千条事故隐患。而如此高频的故障，意味着阿里云内部有着很多不稳定因素，提高了故障发生的概率，也会让客户对阿里云的可靠性产生动摇。 在阿里一拆六的大背景下，阿里云这一年里无比动荡，调整不断，影响着每个具体员工的心态和工作。在故障与阿里云的摇摆和动荡之间，或许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有间接的关联。正如王子木所说，“阿里发展了这么多年，里边总是有坑坑洼洼的地方，技术人员流失，公司变化剧烈，有些代码可能没有人维护，有一些断层。也有可能人的心态被影响，人不稳定了，代码就有风险，毕竟，代码都是人写的，很多问题会慢慢暴露出来。” 第一向第二学习 阿里云也有过幸运的时候。 王子木记得，在最鼎盛的2015-2018年，“市场上只有阿里云一家云厂商，客户请着你去跟他们交流。价格上不打折，我们说多少钱，客户只要有预算，就买”。 做云，阿里有天然的优势。为了冲每年双十一的成交额，阿里采购了数量庞大的服务器，搭建了一支技术上的精英团队，但在非双十一、流量没那么大的时间段，这些多余的算力和技术服务就可以出租出去，赚钱、盈利。“在当时看，这个故事是很美满的。” 阿里也是起步最早的云计算公司之一，2009年率先站上了跑道。移动互联网时代来临，互联网要把传统行业重新改造一遍，一些传统消费品牌、创业公司需要上云，首选就是阿里云。 从2015年到2019年，阿里云年收入从30亿暴增至400亿，市场份额遥遥领先，阿里云的地盘几乎等于第二名到第九名的总和。但很快，市场发生了变化，除了腾讯云、金山云，华为云异军突起，移动、电信等运营商也加入了战场。玩家变多，竞争激烈，云计算的赛道里，大家的身位越来越近，几乎是贴身肉搏。 ▲图 / 视觉中国 在行情最好的2018年末，阿里云提出三年后营收过千亿的目标，那时阿里云的营收不过200多亿，相当于翻五倍。但在2021年，阿里云就开始放慢增速，Q1-Q4收入同比增速分别为37%、29%、33%、20%，2022年第一季度，收入同比增速降到了12%，几乎陷入了增长瓶颈。 主流的云服务有两种类型，私有云和公有云，前者相当于把水和花洒都买回自己家，云计算厂商帮忙调试，一些政企客户出于保密或某些政策原因倾向于私有云；公有云则像是一个公共的大澡堂子，谁都可以进来，价格便宜，按时计费，刷卡就可以出水。 那两年，公有云市场见顶，而在政府、央国企集中的私有云领域，客户预算动辄几千万甚至上亿，是全新的增量市场。擅长做政企生意的华为，正是在私有云的生意里获得了增长的燃料，2022年，华为赶超腾讯，成为国内排名第二的云计算厂商。 阿里云的创始人王坚曾在2013年公开称，私有云根本就称不上是云，如果不能够将计算资源规模化、大范围地进行共享，所谓的“私有云”，顶多是将其原有的解决方案重新包装一下，卖给客户一个升级版的IT解决方案。 面对增长危机，一个问题开始困扰着阿里云：要不要做私有云？最终，阿里云还是没办法放弃这块肥肉，但阿里云的工程师和销售们，缺乏与政企客户们打交道的经验。王子木曾经接触过私有云的项目，他的感慨是，“政企的甲方太难伺候了”。 据王子木回忆，多年前，有一个金额巨大的特大项目，阿里云与客户相谈甚欢，一拍即合，为了取得客户信任，真金白银投入了机器、人还有钱，最终发现合同都没签。项目烂尾，还在扩张期高歌猛进的阿里云“大手大脚，也不知道钱到底有没有要回来”。在那之后，流程才越来越严格。 更常见的问题是，私有云服务很难标准化，更像是定制，政企事业单位的甲方很可能不断地加需求、改需求，最终定好一年的项目，两年都还没有验收结束、支付尾款。阿里云卖机器赚不了多少钱，赚钱的是标准化的服务，但定制化的服务成本也是最高的，拉技术人员协调、修改这些需求，卖一千万的项目，搭进去一千五百万的人力成本是常事，营收看似涨了，但很多是赔钱的买卖。 着急中的阿里云，开始向华为学习。先是华为出身的任庚被任命为中国区总裁，紧接着高薪聘用大量华为跳槽来的销售。任庚引入了“红蓝对抗大练兵”、打卡等华为管理方法，并不断调整销售团队的架构。 2022年3月，前华为企业业务中国区总裁蔡英华到阿里云履新，花名华焱，担任资深副总裁，统管全球销售业务，职级为M7，相当于P12，直接向阿里云总裁张建锋汇报。本打算离职的任庚也被挽留，成了蔡英华的下属。 前阿里云员工张扬透露，蔡英华带着更加浓厚的华为风格与印记，他像任正非一样喜欢发“红头文件”，下发的文档以“一号令”“二号令”等命名。到任后，他把负责销售的前线职位都改了个名字，重新换了组织架构，“从前销售解决方案是一个部门，研发是一个部门，他将这两个部门整合到了一起”。 更重要的是，蔡英华改革了销售策略。根据犀牛财经报道，蔡英华发布了新生态政策，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标准级以上分销伙伴佣金率翻倍；增量消费最高佣金率从4%提高至30%；对开拓新兴下沉区域的伙伴，新增额外保底佣金，最高涨幅12%。向生态伙伴分利，也是华为模式成功的关键之一。 但有渠道商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佣金多了，但实际上限制条件也比较多，相当于大客户都被阿里云拿走了，我们的客户群变窄了，基本以小客户居多”。学习华为的尝试最终没起到明显的效果，整个2022年，阿里云营收目标一降再降，仅实现营收776亿元。 今年年初，王子木听到了内部消息，“私有云不做了”，10个月后，在11月的第三周，阿里云再次调整组织架构。据了解，蔡英华“基本处于即将离职的状态”。 这一次早有预兆的调整，只是今年阿里云动荡的开端。 ▲图 / 视觉中国 “不对” 王子木觉得“不对”。从今年年初开始，这个声音一直响在他的脑海里。“我在阿里云这些年了，好像做事情也没有什么阻碍，整个人的状态也不差，但就是感觉不对，好像自己在告诉自己，你得出去了。” 从年初到9月份离职之前，王子木经历了许多调整。阿里整个集团“一拆六”，作为技术底座的阿里云，在拆分后多出来不少中台等技术人员。五月底，阿里云传出“裁员7%”的消息，阿里云员工徐皓鹏记得，有些部门有优化的KPI，每个组的主管都会领到几个名额，徐皓鹏的一位师兄，一位刚31岁、TOP2大学的博士，都在春天结束时离开了阿里云。 那时，时任CEO的张勇还计划阿里云在未来12个月里完成分拆上市，但短短4个月后，张勇就卸任阿里云董事长和CEO职务，由吴泳铭接任。 变化给人的影响是具体的。张扬原本准备内部转岗，由于换CEO，转岗流程暂停，他只好离开，寻找新的工作机会。21岁的杨天风在香港读大学，九月初开始秋招时，阿里1+6+n的独立招聘中，他大部分都投了。淘天集团、阿里国际商业集团很快回复了面试的要求，而阿里云直到11月24日才给他发来简历评估通过的消息。 11月，阿里在财报中宣布，鉴于多方面不确定性因素，不再推进云智能集团的完全分拆，这也意味着，阿里云的上市计划将推迟甚至取消；CEO吴泳铭表示，未来阿里云的发展战略将围绕“AI驱动，公共云优先”两个方向展开。 按照他的说法，未来阿里云将减少项目制销售订单，也就是私有云订单，加大公共云核心产品投入——短短的一年，战略调转了180度。在最新一个季度的财报里（截至9月30日），阿里云的营收增速仅为2%，在多个业务集团中排名靠后。这或许是又一次调转方向的契机。 ▲2023年10月31日，2023云栖大会在杭州云栖小镇开幕。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蔡崇信在开幕式上致辞时表示，阿里巴巴“要打造AI时代最开放的云”。图/ 视觉中国 阿里云前员工林佳觉得，“阿里云的摇摆，本质上就是要挣钱，要完成那个目标，但在私有云上花了大力气，最终又回来重点做公有云，说白了就是做私有云也完成不了目标。如果做私有云每年增速100%，肯定不会有最近的调整，不会说公有云优先，不可能的。” 阿里云顺风顺水的时候，营收增长，员工的薪资也涨，“大家干得有劲，值个班、熬个夜，都觉得不算什么。到双11的时候，每天基本上不怎么睡觉，依然是激情澎湃”。但在业务增长缓慢，今年以来又频繁调整的情况下，大量的员工，很久没有再涨薪了。 王子木在阿里云工作8年，进入公司的第三年升职为P8，之后再也没有升职。在他看来，自己的晋升之路跟阿里云的发展重合，船不往前开，人也不会往前走。他因此萌生跳槽的打算。阿里云裁员的那段时间，字节的火山云、小红书、快手都在挖人，他找到了更好的机会。他所在的团队里，有近10%资历超过8年的老阿里人都跳了出去。 动荡之下，更多的人处于观望中，林佳说：“你想想，如果你做一个工作，每天想的就是随时都会裁员，不知道什么时候裁到自己，自己主动走还不如等着拿大礼包，这份工作还能投入去做吗？” 公司的气氛也有了些微妙的变化。另一位阿里云员工宋繁敏锐地观察到，阿里云内部有一个技术论坛ATA，从前的几年，技术大佬们无偿把自己的心得、经验、新的想法分享在这里，一片火热，像一个小型的技术创新发电站。但今年以来，新帖罕见，旧帖也蒙上了一层时间的灰尘，很少有人再回复和讨论。 宋繁自己也变了。从前习惯每天早上看一篇最新的技术分析，裁员以来再没看过。对工作，他少了激情和投入，“就是打一份工，赚一份钱”，就算是早下班心里也没有负担。在北京望京的阿里云工区，“下班时间明显变早了，到了晚上8、9点公司很空，以前晚上还蛮多人的”。因为难以接受“突然有一天，你的饭搭子都不见了”，宋繁也正在考虑离职。 在某种程度上，11·12故障的原因与人的心态、工作状态变化有所关联。 阿里云员工徐皓鹏和相关知情人告诉每日人物，这次事故来自于对象存储OSS部门，由一个五六个人的小团队负责。在一个配置更新升级时，“本来应该先发一小部分进行灰度测试，等测试没问题，再一个区域一个区域地发布，最后达到全域更新。但有技术人员未经测试，一次性全域发布，最后导致了很大的故障”。 对象存储是一个基础性服务，涉及到认证和鉴权，用户想进入数据库要先通过一道密码门比对身份。而配置更新是一个很基础的动作，相当于设置密码和身份，只要严格规范操作，不太可能会出问题，“制度虽然存在，但是员工没有把流程做规范”。 另一位员工王珂则分析，11·12故障出现在周日，一个非正常工作时间，“有些东西如果没有很完整的测试流程或者框架的自动化，需要人手动测，耗时耗人，跑一次测试一天、一周都有可能，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对工作没有耐心，可能就会在流程上不规范，出现人导致的纰漏”。 尤其可靠性工程师这个职位，很难有产出，没法通过不出故障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大家默认那是应该的，反而一出故障就会被追责，在降本增效面前，也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而针对11月的第二次故障，新的“安全与稳定性”举措又开始了。上周五，阿里云的员工们都在填一张表格，“H2财年（2023年10月-2024年3月）会在安全方面做哪些事，每个人至少要投入30%的人力在这上面”，王珂感觉很无奈，数字是这么写，但30%人力到底怎么换算，谁也不清楚。 相比这些模糊的概念，大家更在意的显然是自己的薪水、年终奖。填表时，王珂听到同事在讨论，“今年整个阿里云的绩效肯定是3.25，那会不会全员3.25？”最终回答他的，只有A4纸翻动的声响和众人的沉默。 ▲杭州云栖小镇，阿里云。图/ 视觉中国 阿里云要往哪儿走？ 故障对云服务厂商而言是致命的。当前阿里云服务的客户超过300万家。十月底的“2023云栖大会”上，阿里巴巴集团主席蔡崇信指出，目前中国80%的科技企业和一半的大模型公司都跑在阿里云上。 最常见的商业故事是一条鲶鱼搅乱池水，在大鱼口中夺食，但阿里云自己就是那条大鱼。当下的阿里云，面临着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应对竞争者们的挑战，保住自己的地盘。 情况是紧迫的。在私有云领域，阿里云竞争不过华为云，全球权威信息与分析咨询公司IDC发布的《中国数字政府大数据管理平台市场份额，2021：乘风破浪，风光再现》报告显示，2021年华为云在中国数字政府大数据管理平台市场占有率为17.9%，增速达74%，市场份额第一，阿里云第二。而在优势的公有云领域，腾讯云、百度云的成长也非常迅速。 和华为比，阿里缺乏组织优势，无法堆人头来满足政企客户的定制化要求。王珂说，“华为云是有很多人的，客户想要什么就给什么，阿里云虽然能做出来，但是哪有那么多人去投入？”如果将他所在的部门跟华为云对应的团队相比，人数比例是1:5。 从前做混合云时，私有云和公有云的技术流程、体系也不同，但技术人员要同时兼顾。王珂所在的小组有5个人左右，大家在处理私有云项目需求的同时，也要做公有云产品，“太累了，一个人要负责的是方方面面，但是华为那边可能一个项目就好几十人去做，很聚焦”。 与此同时，阿里云有大量早期就加入阿里、经历过高光的几年升职加薪的老技术人员，和高薪挖来的员工，虽然人数少，但成本不见得比华为低。 阿里云原本有的技术优势也逐渐削弱。每年双11，高流量、高峰值、高需求倒逼阿里云在技术上的创新，支撑体量越来越庞大的淘宝、成倍攀升GMW。每年的庆功会，阿里云的技术人员代表业务去参加，心里最大感觉是“值得”。阿里云员工对于技术的追求是执着的，也是他们引以为傲的。 但随着阿里电商业务增长放缓，对技术创新的要求没那么高了，“业务孵化不出来新的技术，技术的发展趋势也是开源的，所有人都能做，许多产品变得同质化”。其他厂商也在孜孜不倦地挖走阿里云技术人才，不断拉近与阿里云的技术差距。 在创业公司和小公司们生存艰难的当下，技术似乎也不再那么重要，只有安全和稳定性是最根本的需求。王子木反问，“如果我是企业老板，我会在乎是阿里云还是华为云吗？”言下之意，谁的价格低，谁的服务稳定，谁就能获得客户，而故障必然会带来客户的流失。 竞争对手的步步紧逼也不是问题的核心，根本原因在于，国内的云计算市场是有限的，池塘里养不下的鱼，都要去更广阔的海面上谋生。拼多多和字节跳动正是在出海业务上强势，找到了更广阔的市场，才有了业务发展和转型的可能性，带动着市值（估值）不断提升。如何进入更大的海域，这是阿里云的挑战，也是腾讯云、华为云的挑战。 < p...

员工内网吐槽，老板借机回复，从而引发集体反思，日前，刘强东也摸上了马云的石头。 12月9日，京东创始人刘强东在内网回复了一位京东员工的帖子。帖子内容核心涉及到“低价”战略贯彻以来，京东所暴露的种种问题。“低价”是刘强东拍板，并亲自部署的策略，贯穿全年，旨在扭转京东电商当下所遇到的困境。刘强东的回复大约可以精炼为五个词：人在车上、手有点抖、责任在我、你别躺平、咱们能行。 按照过往规律，但凡刘强东在年末针砭时弊，接下来大概率会有一系列涉及到业务与人员的大动作。其实，今年内部一直处于纷更之中。5月11日，618前，徐雷卸任京东集团董事长，宣布退休；11月15日，京东发布第三季度财报，同时宣布京东零售集团CEO辛利军另有任用，由京东集团CEO许冉兼领之。 毫无疑问，刘强东长年幕后指挥，亟需一个机会对外发声，释解今年一系列变动缘由的机会。同时也需要一个契机，为此后大刀阔斧的调整，做情绪上的铺垫。毕竟一把手下了罪己诏，“兄弟们”还能全身而退吗？ 与马云早前在内部回应拼多多市值超过阿里有类似之处，京东的业态同样异常广泛，而且比阿里更棘手的问题是，京东业务大多带有重资产的“基建”属性，在大环境倒逼企业缩表的前提下，长周期、高投入、慢回报的重资产，容易产生“过度基建”与“无效基建”的问题。 市值折射出某种真实。 京东美股市值在今年持续走低，大多将之归因于模糊的“失速”并不准确，失速是表征，核心动因是京东去年以来的一系列调整皆不及预期。这种情绪类似于，“用了特效药，病情没有好转”，于是市场便产生强烈的看空情绪。 截图来自东方财富APP，过去一年京东美股市值持续走低 之所以“低价”策略不及预期，核心原因是京东在服务方面的成本与优势，并不贴合当下消费市场对于“质价比”的诉求。当人们需要更好的服务与更好的品质时，哪怕京东信马由缰，也能坐收规模溢利。可一旦市场追求性价比，在单一的价格维度下，京东并不占优。 用一位业内人士的话说，京东是“开着劳斯莱斯做低价”。 一切责任都在“低价”？ “怀念2009年前后的京东，那时候我们做自营，不需要运营，只要入仓就好，很简单就能把盘子做大。”某品牌商家表示，后来平台着了天猫的道，于是商家开始付费，再后来还要讲打法，运营难度和成本都在抬高。 “现在京东特别难做的一点就是扣点高，又要求比价，压缩了我们的毛利空间，没有毛利怎么去打广告？而且即便付费，京东主站的流量天花板低，拉不起动销，投入等于打水漂。” 上述商家提到的核心问题在于，京东从自营向平台转变的过程中，缺乏流量与商家长效经营的场域。改变京东较弱的经营场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正如构建自营体系一样，最紧迫的事情是完善流量市场的供给与需求。 降低第三方商家的入驻门槛，增强平台属性，实现POP商家与自营平权，这些是京东今年低价调整的核心手段。为吸引第三方商家入驻，京东还推出“春晓计划”持续降低门槛，提供流量扶持。不过京东站内流量并不充沛，能给到的扶持相较抖快，都是小巫见大巫。 平台广告营销反映商家的经营活跃度，佣金收入则体现了经营结果。据京东2023年三季度财报，在平台属性不断增强的变革策略下，京东非商品收入主要包括广告与佣金，第三季度收入为168 亿元，同比增长 12.8%，占京东零售收入的 7.9%。京东自营所带来的商品收入仍占据绝对主导。 在通往低价的这条路上，京东为POP商家给予了足够大的开放程度，为平台收入开发增量。但从京东服务收入近几个季度的增速来看，去年三季度达到峰值后便一路减速。这说明京东今年针对POP商家展开的一系列变革与扶持并未持续调动起商家在平台的经营活跃度。 在京东百亿补贴上线之初，就有服务商表示：“品牌们都是比较理性的去看待京东的百亿补贴。短期内，商家们觉得去试一试是可行的，先走一步看一步；但长期来来说，商家希望它是一个较大的流量入口，能给品牌经营带来一些附加值，但如果成本等hold不住，是否再投入则要做调整。” 京东百亿补贴自上线以来，商家自补是大头，这是很多商家出于引流的目的。据京东三季度财报，截至 9 月 30日的三季度中，京东的税前利润达到了 108.02 亿元，同比增长40.1%，利润并未受到补贴的影响。此前徐雷也在业绩会上回应，百亿补贴对于利润率影响非常低，公司有信心控制这一影响。 这反过来说明，京东官方补贴力度在控制范围内。拼多多百亿补贴持续占据着强心智，若京东长此需要品牌自补来推动百亿补贴，品牌参与的积极性必然会大打折扣。 真正的低价来自于机制——如果商家在平台的经营成本降低，效率增加，那么平台也可以向市场提供更有性价比的产品。事实上，“成本”是京东商家经营始终都难以回避的问题，这是百亿补贴无法持续的根本原因。 一位多平台经营的品牌告诉光子星球：“在平台扣点方面，天猫和抖音都是扣5个点，拼多多不上活动不扣点，上百亿补贴扣3个点。相比之下，京东自营商家的佣金则高达27%，这其中仓储和物流就占了20个点，对于POP商家来说即便不入仓，其佣金比例也高于其他几大平台，为7%。” 需要指出，为了激发商家积极经营，上述7%的扣点中，有一小部分可以作为对赌，如果商家完成对赌，那么扣点可以返还一部分，约为1%。也就是说，对赌成功后，京东的扣点约为6%，依然高于其他平台。 “给了20%的仓储费入库，你会感觉到京东的牛逼；不给那20%的仓储费自配，你会感觉到京东的更贵。” 对于第三方商家而言，入仓面临着高成本，而不入仓则不具备服务优势，很难与自营商品在同一平台内竞争。一直以来，外界对京东低价变革最大的质疑都在于“低价”与京东过去建立的服务体系不兼容，事实亦是如此。 低价不够，直播来凑？ “听说有些主播喊出了‘全网最低价’。京东是全国最大额零售商，凭什么在京东面前说（自己的价格）全网最低？”今年双11落幕之际，前京东零售CEO辛利军为京东采销直播站台，以京东作为零售商的能力力推低价。 中小商家是如今电商低价场的关键角色，而辛利军以“全国最大的零售商”优势为低价站台，如同一条悖论。京东进行低价变革，其最大的阻碍本身就在于其零售商角色——自营。自营长于品控，而短于价格，在流量方面也不似平台模式那般有较强的整合能力。 为了追逐流量，京东上半年围绕“低价”做了很多事情，简单概括为加速平台化。不过平台缺乏流量，尤其是内容基建，因此下半年，则将重心放在了直播，并在双十一期间，试图用没有中间环节的“采销直播”来建立用户心智。 为此，10月末爆发了那场涉及京东、李佳琦直播间、海氏电器三方的“协议低价罗生门”事件。受事件影响，站内直播流量稍有起色。日前，有参与过京东直播的服务商告诉光子星球，“早前单场直播流量很难破10万，发生了低价协议事件后，流量能够轻松做到10万量级，不过累计观看数跟抖快相比还是很悬殊。” 结果表明，京东挑起的“协议低价”事件，起到了一举三得之效，一则蹭上了李佳琦的热度，将“低价”植入京东直播的心智，二则削弱了其他平台头部主播的影响力，三则硬刚海氏电器，也向供应商摆出了铁腕的姿态。 尽管如此，京东采销直播的转化效率仍然有待提高。有参与其中的服务商提到，“在相同条件下，抖音的转化均值差不多在5%左右，天猫波动稍大在2%-5%之间，如果是店播，合理控制投流，平均维持在8%左右。”而京东直播转化率低于抖快这类短视频与直播平台的电商平台，也低于天猫。 短期转化低有用户心智的原因，也有京东直播对服务商设置了考核要求的因素，导致业务开展流于形式。 且不论是否需要考核，由于京东直播缺乏用户心智，对服务商而言运营一个缺乏创作环境的生态尤为困难，为了实现短视频+直播的协同效应，平台要求服务商必须完成各类任务，否则无法满足推流要求。据了解，考核要求中包括每个月发布视频数与图文数，保持直播间不掉等级等。有个别服务商提到，合作账期较长，进一步降低了他们的动能。 事实上，不止是京东，大部分头部企业都高度依赖各类考核达成目标效果，然而京东似乎将考核外溢，并形成广泛规则。 或许是看到自家直播体系搭建还需要时间，京东还把目光放到了外部。前些年一直依赖快手，而今年京东还寻求与抖音深度合作。有一位知情人士提到，年中京东请了抖音直播一位leader指导工作，提供经验，结果这位leader只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没有提供太多有价值的信息，使得不少京东员工私下抱怨，“我要是会了，还要你做甚”。 尽管困难重重，可仍然没有阻挡京东向抖音靠拢的动作。日前，有服务商表示，京东最近寻求在抖音上为京东新百货带货，为此正在联络一批服务商。 百补也好，直播也罢，似乎目前都并未从结构上改变京东站内流量较低的问题。 据第三方机构Questmobile所发布的《2023年双十一洞察报告》显示，双11期间，京东的日活用户规模落后于淘宝与拼多多。猫狗拼三个平台中，下沉用户唯有对京东来说是更多作为“增量市场”而存在，如今从用户体量上还并未明显带来效果。 < p...

▲金正恩出席第5届全国母亲大会，致词时罕见落下男儿泪。 北韩（朝鲜）本月3至5日睽违11年再度于首都平壤召开「母亲大会」，其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不仅出席开幕、闭幕致词，更开始提起北韩出生率降低的问题，甚至边讲还边落泪，透过强调母亲为家国奉献的精神，要求妇女们多生小孩。事实上，这并非金正恩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落泪。 美媒《商业内幕》于当地时间10日的报导中，将焦点摆在描述金正恩落泪的景象，强调金正恩是全球所有的独裁者中，唯一较罕见会在公开场合上落泪的独裁者，而最近一次的落泪纪录，则是在3日的母亲大会。 《法新社》则指出，金正恩在会议上提及北韩近年来所面临的生育率降低的问题，要求女性们在爱国义务的前提下「多生孩子」，强调阻挡生育率下降趋势、抚养并教育孩子，是党国必须和所有母亲们共同解决的家庭问题。 ▲金正恩在哀悼「恩师」玄哲海时罕见在镜头前落下男儿泪。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UNESCAP）在今年11月13日所发布的《2023年亚洲与太平洋人口现况报告》中提到，北韩今年的总和生育率为1.8名，虽然比起南韩的0.9名还要高上不少，但却略低于维持国家劳动力人口所需的2.1名，也因此金正恩不惜在会议上落泪「拜托」女性们多生，显示其相当担忧生育率降低带来的困境。 报导指出，其实这并非金正恩第一次公开落泪。2011年在父亲金正日的葬礼中，金正恩就曾被目睹落泪。2018年日媒《朝日新闻》提到，一名深知北韩内部消息的脱北者透露，金正恩曾在劳动党高官面前落泪，原因是担忧无法获得改善的北韩经济。 ▼金正恩在无核化宣传片中落泪。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2020年10月朝鲜劳动党75周年双十党庆，金正恩甚至在阅兵仪式演说上表示，自己为国家所贡献的心力恐怕还远远不够，并感谢国内新冠零确诊，此时情感开始明显起伏、潸然泪下，哽咽落泪、拿下眼镜拭泪的模样让台下官兵看见。 《商业内幕》提到，前苏联最高领导人史达林被谣传经常在无人之处偷偷落泪；而俄罗斯总统普丁则于2012年在克里姆林宫附近发表当选演说时，讲到激动处当场落泪。 报导对于金正恩落泪给出评价，「光是在民主国家当中，若元首或领袖在全国民众面前落泪，便可能登上当天头条；至于金正恩在公开场合落泪，更是非常罕见。」

在山姆·奥特曼（SamAltman）被OpenAI董事会突然解职后的几天里，这个消息在科技圈引发轰动，该公司内部员工和许多科技界人士甚至将此举比作一场政变。 奥特曼被解雇后立即传出的说法是，OpenAI的广大员工都很喜欢他，他的突然被解雇令他们感到震惊。对于一个将意识形态置于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和员工意愿之上的董事会来说，这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举动。 但在过去的几周里，更多有关这场逼宫大戏的细节浮出水面，让人们对董事会解雇奥特曼的决定有了更多的了解。 这些新的细节表明，奥特曼是一个老练的企业阴谋家，他操纵OpenAI内部人员的行为和看法以维持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但他的策略却以错误的方式惹恼了该组织内部的很多人。 奥特曼 VS 托纳 当OpenAI董事会在11月17日首次宣布奥特曼被解雇的消息时，引起了科技界和广大员工的震惊。然而，当时董事会并未给出太多解释，只是说他与董事会的沟通中表现得不够坦诚。 然而，随着更多细节的揭露，我们发现事情并不像表面看起的那么简单。据报道，奥特曼在董事会成员之间进行了一些挑拨离间的行为，尤其是针对那些对他发布激进人工智能技术持不同意见的人。考虑到这项技术对人类的潜在威胁，OpenAI内部从成立之初就一直紧张地讨论如何谨慎地开发AI技术。 其中一个例子是，奥特曼与董事会成员海伦·托纳（HelenToner）的意见并不总是一致。今年10月，托纳在乔治城大学的一家智库发表了一篇论文，她赞扬了OpenAI的竞争对手Anthropic推迟发布聊天机器人Claude的行为，并批评了ChatGPT在“偷工减料”的情况下发布。 奥特曼得知此事后给托纳打了电话，表示这可能会让已经在调查OpenAI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更加关注它。托纳提出向OpenAI董事会道歉，但奥特曼后来亲自给OpenAI高管发了电子邮件，告诉他们他已经斥责了托纳。他在邮件中写道：“我觉得我们对这一切可能造成的危害看法不一致。” 这样的冲突可能导致奥特曼在托纳和另一位董事会成员塔莎·麦考利（TashaMcCauley）之间播下了怀疑的种子。知情人士表示，奥特曼曾打电话给其他董事会成员，告诉他们麦考利希望托纳离开董事会。但麦考利后来表示，当董事会成员询问此事时她才知情，并称“绝无此事”。 奥特曼 VS 苏茨凯弗 奥特曼与OpenAI的首席科学家、前董事会成员伊利亚·苏茨凯弗（IlyaSutskever）的关系也颇为紧张。这种紧张的根源主要在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OpenAI内部，苏茨凯弗被视为一个具有学术思维的人工智能“梦想家”，但这一特质并未得到奥特曼这类工程师的热烈欢迎。苏茨凯弗担忧奥特曼推动OpenAI开发技术的速度过快，希望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茨凯弗也因被“排挤出ChatGPT-5的决策之外”以及扩大产品和公司规模的计划而感到沮丧。 今年10月，当奥特曼将一名研究人员提升到与苏茨凯弗相当的级别时，紧张关系达到了顶峰。苏茨凯弗认为这是对其在公司地位的挑战，并向其他董事会成员表示抗议，称他可能会辞职。董事会成员认为，这可能是要求他们在苏茨凯弗和奥特曼之间做出选择。 奥特曼 VS 其他人 在OpenAI的六名董事会成员中，有些人认为奥特曼不够坦诚，甚至有点精于算计。据传，这些董事会成员大多具有非营利组织或学术界的背景，因此他们可能不太认同奥特曼那种“快速行动，打破常规”的技术高管策略。 据一位熟悉董事会讨论情况的人士透露：“他们觉得奥特曼撒了谎。”他们非常担心奥特曼的策略和关系网，所以当他们开始讨论解雇他时，决定以保密的形式进行。这位知情人士称：“很明显，一旦奥特曼知道了，他会尽一切可能破坏董事会的决定。” 此外，知情人士还透露，在奥特曼被解职两天后，苏茨凯弗在一次与OpenAI员工的会议上表示，他从董事会那里得到的一个解释是，奥特曼对公司的某个成员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意见。此外，据说奥特曼把同一个项目交给了公司里的两个不同的人。 得到教训：重塑形象 在被驱逐之前，奥特曼确实曾与董事会发生过争执，他本人对此也并未否认。他在被解职不到两周后在X上写道：“公司的最大利益和使命永远是第一位的。很明显，我和董事会成员之间确实存在误解。对我来说，从这次经历中学习并将这些经验应用到我们公司的发展中是非常重要的。我欢迎董事会对最近发生的所有事件进行独立审查。我非常感谢托纳和麦考利为OpenAI做出的贡献。”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尽管奥特曼没有公开回应外界对他难以共事的指责，但在上周接受特雷弗·诺亚（TrevorNoah）采访时，他承认董事会需要更加关注人工智能安全的问题。他对诺亚说：“我很高兴能有第二次机会把所有这些事情都做对，而我们以前显然是搞错了。” 奥特曼被解雇的时间非常短暂，这表明他得到了更广泛组织的支持。这引发了OpenAI高管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心形表情包的浪潮，员工也发公开信表示支持，甚至威胁如果他不复职就辞职。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奥特曼。 早在去年秋天，就有OpenAI的几位高级领导人带着对奥特曼的不满来到董事会。他们认为奥特曼可能会扰乱OpenAI的工作流程。包括那些管理大型团队的人也说，奥特曼会让员工以有问题的方式相互对立。 这些言论促使董事会对奥特曼担任首席执行官期间的行为进行了审查。一名员工告诉董事会，在他与奥特曼分享了自己的批评意见后，奥特曼变得对他“充满敌意”，并在其所在团队持续的诋毁他。 虽然奥特曼在短期内恢复了首席执行官的职位，但这一事实也表明，这些指控对他的强大支持者（如微软）来说可能还不够。

2019年，希拉里在纽约看望高耀洁。高耀洁手里拿着《烟雨任平生：高耀洁晚年口述》一书。 我今年已九十三岁了，多次“跑反”和逃难伴随着我的一生。从山东逃到河南，在河南又几度逃难，度过了我人生艰苦的青壮年时代。到了老年，逃难并没有停下来。 到了八十二岁，为了说出中国艾滋病真相，我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孤身寄居美国纽约十多年。时下又遇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美国是全世界新冠肺炎重疫区，本人年老多病，无处可逃，奈之何？ 疫情期间的高耀洁。（林世钰 摄于2020年7月25日） （一） 1927年12月，我出生于山东曹县一个深闺豪门的富裕家庭，独庄独寨，有田地70多亩，是鲁西南出名的大富户（见曹县志）。我是母亲生育的第一胎，她是续弦。父亲前任妻子病故，留下两个姐姐，高家很盼望我母亲生个男孩，但生的我又是个女孩。在那个重男轻女的社会，他们很失望。为了让我母亲再生男孩，停止了对我的母乳喂养，专门雇奶娘喂养，造成我终生慢性肠胃病，体形消瘦，体力差于同龄人，幸而进入医学院读书，掌握了医学知识，后又从事医疗工作，目前活到93岁，已算长寿。 1939年3月，ba路军一支部队进入高新庄，拘留我家三人。其中包括我父亲，还有因为中风半身不遂的二伯父，他的罪名是“日本汉奸”。那时日军还没有占领曹县，二伯父生病已年余，哪来的汉奸罪名？ 为了要钱，ba路军对他们三人进行严刑拷打，往鼻孔口腔灌辣椒水。折腾了半个月，高家拿出30万现洋赎身费，他们才放人。同时把高家所有衣物、家具、粮食等抢劫一空。连吃饭的米粒，一匙都没留下。无奈之下，我父亲携全家逃亡到柳河镇九女集村。 这是第一次跑反，那时我11岁。 （二） 九女集是一个大集镇，除了五天一次集会外，在大道上还设有商铺多处。镇后方有庙宇，每逢集会时日，外地香客前来朝拜，非常热闹。全镇有几户驻有国民党第七路军，经费靠政府发放，他们不抢劫，全镇相对安定。 我家在镇中租赁了一处小院，三座房。上房三间，我父母和小弟弟们住。我和两个姐姐、两个妹妹，五个人住东屋三间。西屋三间做饭，放一些杂物。在那里住了几个月，终日提心吊胆，不敢外出，怕外人知道我们是高新庄逃出来的大户，遭到意外的抢劫。 有一天，我们全家正在院子里吃午饭，等了多时，我父亲匆匆忙忙走进来，说：日本鬼子已经到了寨外，赶快走！我母亲抱着我小弟弟，拉着我大弟弟，还有我姊妹五个走出住处。 这时街上十分混乱，人们都向东边跑，我们被裹挟在人流中，出了东门。这时南门那边突然爆发了激烈的枪声，七路军与日本鬼子交上火了，他们阻止日本鬼子前进，掩护老百姓撤退。东门外更乱了，人们出了东门向北跑，我母亲是小脚，拉着两个弟弟走不动了。我父亲领着全家走过约一米深的土壕，坐在小树林里休息。这里与大路只隔着一块约十五米宽的高梁地，可以很清楚看到日本鬼子在大路上行走。约有三四百人，两辆炮车，向城武县方向进行。夕阳西下时，听到城武县方向炮声隆隆，并可以看到几处灰黄色烟柱。 九女集平静了，傍晚，我们随着逃难的人群回到镇上的家。 （三） 我父亲认为社会动乱短时间不会平息，必须远离故乡，到抗日后方四川生活。但我母亲想回高新庄，吵吵嚷嚷多日后，双方折中，决定逃亡到河南省会开封市。那里有几家亲戚，特别是吕家，是我父亲第三任死去的妻子的娘家。她有六位兄长在开封定居，平时有来往。于是我们决定迁居开封。 1939年6月（或7月）的一天，我们全家从曹县天主堂乘马车离开，中午到了柳河集火车站，进入候车室旁一间空房。里面很脏，地上有几片破席子，我们全家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来了四个民警检查行李，我父亲应付完他们后，全家很快登上了开往开封的火车。在火车上，我第一次近距离看见两个日本兵。 傍晚日落西山，火车到达开封南关火车站。当时开封是河南的省会城市，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大的棚子，棚顶全是花玻璃。火车站有两个月台，四条铁轨。我们出了检票口，离开火车站。全家拉着行李进入庙后街的租房里，据说是吕家舅舅们给安排的。期间，我们与吕家六位舅舅经常来往。两个月后，搬到南聚奎巷，那里臭虫很多，影响睡眠。一个月后，我们又搬到侯家胡同。 当年冬天，又迁居北大街。父亲在北大街井胡同口开个杂货铺，当时社会很乱，汉奸、无赖、流氓买东西记账，永远不还钱。因为赔钱太多，父亲只好关了杂货铺。1943年秋季，父亲买了游梁市前街31号独院，生活总算安定下来了。父亲开磨坊维持全家生活。 (四） 1948年春季，我考入开封女子师范，属中等专科学校，是培育小学教师的。那时我想将来当个小学教师，生活可以自立。 第一学期将要结束，八路军攻打开封，开封女师是枪战重点。同学们都藏在第三宿舍楼内地下室里，外面的枪弹像下雨一般密集。当时开封女师的伤亡情况不得而知。三天之后，八路军自动撤退了。只见到开封城墙内外躺满了阵亡将士的尸体，尸横遍野，臭气熏天，惨不忍睹。真如孟子云：“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 开封各所学校奉河南省政府和教育厅之命，准备迁往外地，在校学生纷纷报名。全体同学随学校南迁，临走前，我父亲用一辆破自行车给我送一床旧棉被。到了学校门口，他说：“谁也不知道自己将来是死是活，你安心跟学校走吧！ ”我没有想到和父亲已是永别了。 晚上，全体同学在王少明校长和十几位教师的带领下，乘上开往南京市的火车。火车上，同学们出现各种情绪：有人流泪，有人昏昏欲睡，有人唱悲歌。大家都在前思后想，谁也无法预料未来的日子是什么样。 两天后，火车停在江苏南京市江北下关火车站，这是一个码头，大家等候木船摆渡，分批（以班为单位）到南京。这时同学们都席地而卧，躺在水泥地上。幸亏父亲送我一棉被，使我少遭湿冷。同学们在南京聚集后，奔赴浙江嘉兴，那是我们迁校的目的地。 我校迁址在嘉兴市池湾镇，三年级和二年级住西真寺，我们一年级住池湾茧场，生活靠当地政府和民间人士捐助粮食。天天吃大米稀饭，里面加入少量油盐和各种不同的蔬菜叶，没有炒菜。同学们闲余之时，到田间或小河旁采集野蒜和其它野菜。回家后，把野菜洗净，用盐拌，大家分着吃。当时我是一年级的伙委，所以这个过程记得很清楚。 随学校来的老师很少，我们在池湾镇茧场的房子很大，两个年级两个班一起上课。一间上物理课，另一间上化学课。有时候，一边上体育，另一边上健美操。 有的同学心情烦躁，闹情绪，闹不团结。他们因为想家，常常哭泣。我也很难过，跟着流泪，后来就变成嚎啕大哭。 茧场只有教师殷进德先生夫妇住在那里，负责管理我们。 他们还带着三个孩子。同学们白天在茧场一楼上课，晚上去二层睡觉。这个时期，有办法的同学都走了，我和榆惠璋、时荣华同学等四个人转往江苏嵩云中学高中二年级下学期。入学没几周，校长王哲夫宣布搬迁。 这个学校是随当时的河南省政府行动的，不久迁往四川万县（现重庆万县）。途中，我们乘坐无蓬木船，雨淋日晒，有种自生自灭的感觉。通过长江三峡时非常可怕，让人胆战心惊。 走了五天，终于到达万县。全校同学住在辅城法学院，学校生活较好，每周末还会改善一次伙食，同学们终于可以安心上课了。老师都是当地请来的，有时他们说的四川话我们听不懂。他多用板书，一学期后，榆惠璋、时荣华的父亲都是河南省政府官员，他们认为形势不好，就把女儿带往台湾。 我们上了一学期课。1949年底，我到了山东同乡、万县红十字会医院院长沈丕模家住。之前我去看病认识了沈院长，他与我二伯父高圣君认识，因此拉上关系。当时沈家生活很富裕，有三个孩子都在上学。他的太太比较年轻，不工作，只负责相夫教子。1950年元月，沈太太回山东济南探亲，我随她回到河南开封家中。 我回到开封后，是年8月考上河南大学医学院。50年代给沈太太写过感谢信，那时院长沈丕模当了万县卫生局局长。“反右派”时，他被划成“右派”，最后被迫害致死。 （五） 2009年3月下旬的一天，我接到法国驻华大使馆打来的电话，告诉法国要给我发一年一度的“杰出妇女奖”。我没怎么听清楚，便说：“4月中旬，我要到上海参加《南方周末》颁奖典礼，到时我们可以当面详谈。”对方回答说“好”。不巧，《南方周末》主办的“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时间推迟，我也就没去成上海。 5月6日上午9时许，我突然感觉气氛不对。 家里电话又出了故障，打不出去，也打不进来。电脑也出了问题。 我去小区门外超市买东西,发现小区内有不少陌生人。他们目光异常,让我感觉不妙，很象2007年2月我赴美国领奖前夕的情况。 我午饭也没来得及吃，假牙也没来得及带，两手空空, 只取出电脑的硬盘(...

大家的观点是：即便网络上关于河南人的“地域黑”段子已经挺普遍，即便当时有现场的具体语境，杨丞琳作为公众人物，也不能以偏概全，而是应当以一种更加包容的眼光看待网络上的声音。中国台湾歌手杨丞琳的争议言论还在持续发酵。12月9日，歌手杨丞琳在郑州举办演唱会，与粉丝的互动环节中说“河南人爱骗人”。这番言论随即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网传视频显示，杨丞琳在演唱会过程说道：“河南人不可以这样，你们一直有一些名声，爱骗人的事，你们不要骗我哦。”昨天（12月10日），意识到问题的杨丞琳在个人微博公开表示，“我要为郑州演唱会上那个冒犯并没有礼貌的玩笑道歉，对不起。的确是我的不对，我非常愿意也应当接受大家及时的指正和批评。再次跟因为我而受到困扰的人郑重道歉。01围绕杨丞琳的言论，网络上目前有一些不同的声音。粉丝们更注重演唱会本身的精彩程度，认为这番话更像是玩笑，不必当真；也有路人认为，这对河南人是一种冒犯，作为公众人物这样说非常不应该。那么，演唱会现场的真实情况如何？是什么话题，让杨丞琳这样说？今日（12月11日），《新民周刊》联系上当天一位现场观众彭先生。彭先生表示，当时杨丞琳在唱前一首歌时，台下传来巨大的尖叫声，原因是现场导播把大屏幕画面给到了一对正在接吻的情侣。彭先生说，等到杨丞琳唱完歌，开始与观众互动，表示好奇大家为什么尖叫，是有人亲亲吗？“大家说是，她就问是哪一对情侣，她也要看。结果现场很多人举起了手，她就说你们别骗我，到底哪一对，不要骗我。”紧接着，杨丞琳就说出了网传的那番话。再结合网上其他现场观众的回忆，可以看出杨丞琳当时确实不是无缘无故说出“河南人爱骗人”，而是有一个具体的语境。事发后，有河南当地的粉丝表示这没什么，只是玩笑话，不必当真。也有河南人表示，即使有前后的语境，还是对这种话无法接受。《新民周刊》采访了身边的河南同事，大家的观点是：即便网络上关于河南人的“地域黑”段子已经挺普遍，即便当时有现场的具体语境，杨丞琳作为公众人物，也不能以偏概全，而是应当以一种更加包容的眼光看待网络上的声音。不过，无论路人或者粉丝怎么看，杨丞琳的言论引发的争议眼下已经“出圈”。12月10日下午，河南共青团官方账号连发两次博文谈及此事，反问杨丞琳：“你觉得这么说很有意思吗？ ”“这是在跟谁开玩笑？又为了逗谁笑呢？好笑吗？”12月11日，针对杨丞琳在演唱会上不当言论，郑州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已接到反馈，情况已经关注到了，也正在等待处理结果。工作人员说，本次演唱会言论也属于突发情况，演唱会前期需要审批的内容流程肯定是合格的。以后在审批上应该会更谨慎一些。工作人员还称，作为河南本地人，“能理解一些市民感情上有点难接受该言论”。据红星新闻，有律师称杨丞琳若被认定地域歧视需担责。山东瑞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徐江涛称，杨丞琳或涉嫌地域歧视，侵犯人格尊严权。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这种言论有可能涉嫌地域歧视，侵犯了他人的人格权。根据《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害。国家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也有明确的规定，禁止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如果她被认定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了，有可能被文化主管部门予以相应的行政处罚。最近同样引起争议的“网红考研名师”张雪峰，也在微博上蹭了杨丞琳的热点，表示“我们河南人不爱骗人”。02杨丞琳作为著名歌手，已经出道23年。在她过往的经历中，已经有一些因为不当言论而引起的争议。早在20年前的一档综艺节目上，主持人吴宗宪问杨丞琳抗日战争打了几年，杨丞琳回答“不知道”，被告知正确答案后，她惊呼：“8年而已？”在2007年，杨丞琳曾在北京召开发布会，就自己当年涉抗战不当言论公开道歉。当时杨丞琳说：“因为书读不多，我很早就休学，然后进入社会，今后我还是愿意有时间就会努力的阅读，相信日后我对历史的了解会更深，还是在这边跟大家说一声抱歉。”杨丞琳不止一次因不当言论道歉虽然杨丞琳在综艺上关于抗日战争的言论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但是当她再次因为说错话而被人关注到时，这些往日的错误言论很快又被提及。这也再次提醒了明星在内的公众人物——互联网一直是有记忆的。中国台湾的歌手们最近在演唱会上的争议不断。作为歌手，演唱会的粉丝互动环节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种环节又考验着歌手的情商和谈吐。如果无法保证不会说错话，或许少说话，安安静静地唱歌是一个更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