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家都过得不咋地”成为人们心照不宣的共识，去寺庙里烧香拜佛，就成了人类社会里唯一有机会弯道超车的方式。你说不清年轻人在佛祖面前长跪不起的30秒里，到底是在求一个暴富的机会还是一位神仙眷侣；也弄不懂他们在庙里让法师给身份证和手机开光，到底是跟风还是真信。图源：小红书@Jennifer但就在人们挤爆雍和宫、给佛祖报身份证号的同时，有一拨年轻人另辟蹊径，直接上山“周末出家”，住进寺庙了。年轻人想要上山出家的坚定程度，连甘露寺的甄嬛都甘拜下风。刚结束加班，就得收拾行李赶最后一趟绿皮火车进山；朋友聚餐要续摊，就得提前离开回家补觉，毕竟庙里要四点起床。城市近郊的各个寺庙，在一夜之间让都市青年们趋之若鹜，他们吃完工作的苦，还要去吃念经打坐的苦。想吃苦的年轻人太多，寺庙已经不够用了——现在想上山去庙里干活，床位都不一定抢得到。进庙当义工，提前预约都约不到/图源：小红书@momo在小某书上，这种趋势也愈演愈烈，从大学生到都市白领，从996的到不上班儿的，无数个“电子甄嬛”纷纷在评论区找起了同伴：“朋友，周末一起上山出家啊！”一到周末，山上的寺庙里就长满了“带发修行”的小年轻。左手电子木鱼，右手3D佛珠，电脑前还摆着手机上香的写字楼社畜，去庙里干点轻体力活缓解精神压力，又在周一回归到都市的工作中去；图源：小红书@躺倒鸭小红看腻了都市灯红酒绿、陷入精神内耗的大学生们，衣食不愁却觉得生活没劲，决定和城市生活说拜拜，把周末上山当作“变形计”来洗涤浮躁的心；情场失意、职场碰壁的都市失意男女，一时间失去了对生活的掌控，只能抓紧“玄学”这根稻草，在寺庙干活积攒功德的同时，顺便把道长们当成了心理咨询师。图源：小红书@leah27岁的沪漂黄绿灯，经历失恋的打击后辞职飞到了江西，“入职”庐山的东林寺。“倒不是看破红尘，就是找个地方静静心。”到了之后，才发现山上的年轻人都和自己一样惨。庙里的师父说，10个来寺庙里的年轻人，有8个生活不如意。考研失败的，裸辞找不到工作的，和家人吵架的，寺庙里的“同事”让黄绿灯见识了人类烦恼的多样性。来庙里修行的理由五花八门，有人是为了找师父算命，有人图清净来庙里复习考研考编，还有大学生问寺庙能不能给盖实习证明。图源：小红书@mini饭桶就算进庙的理由再离谱，平日里成天发疯的年轻人，在这里就有样学样地把“随喜赞叹”挂在嘴上，不仅精神状态稳定多了，还散发着一种岁月静好的安详。备受生活摧残的城里人，深深地被这种“赛博远方”俘获了。寺庙，就这样成了无数年轻人心中解决烦恼的万事屋、赛博世界里唯一的精神净土、宇宙的终点。仿佛周末出个家就能功德+1，一切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兴冲冲入职寺庙的年轻人，首先面对的就是“九点睡，四点起”的严格作息。寺庙里的时间安排很精准，凌晨四点师父打板叫大家起床，吃完早斋打坐念经，下午自由活动，晚上九点准时熄灯。黄绿灯告诉我，寺庙里的一天相当于城里的三天，“我起床的时候鸡都没起，与此同时市区里的朋友还在喝酒蹦迪。”东林寺作息安排/图源：受访者提供这种与都市生活的割裂让黄绿灯很是振奋，平时作息不规律的他，终于被迫进入了一种健康的生活。一开始他还觉得九点睡觉会太早，后来才发现是自己太天真了，“干了一天的活儿，一沾枕头就着，睡眠质量嘎嘎好。”没错，千万别以为周末出家很轻松，说白了，在庙里做义工是一份体力活。无论你在城里是Linda还是Lisa，在寺庙里统统变成了师兄，平时再光鲜的都市丽人，也得卸下美甲好好干活。研一在读的Ayano，在暑假刷到北京近郊寺庙招义工的帖子，于是什么也没多想，直接和姐妹结伴上山了。当时她顶着一头挑染的辣妹发色，和寺庙里肃穆的氛围格格不入，一位女师父很客气地告诉她，染发会影响自己的运气，“她说我这叫作青黄不接。”除此以外，寺庙里的人对Ayano很包容，默许她穿破洞牛仔裤、戴耳环和涂防晒霜。Ayano“青黄不接”的头发，在寺庙里很惹人注目但是，平常根本不做家务的Ayano，高估了自己对体力活的承受能力。Ayano每天都要打水、擦佛像并去斋堂帮忙做饭，“在佛祖眼皮子底下，任何摸鱼的想法都会感觉自己有点缺德”。连轴转的工作让她累到站着也想睡觉，例行的唱经更是被Ayano听成了睡前助眠曲，有一次甚至她在会上睡着了，结果被自己的呼噜声吵醒。Ayano说在昏暗的灯光加持下，想不睡着都难起初，Ayano会抱怨“活着已经是硬撑”，连看手机的精力都没有。后来她领悟到了“苦中作乐”的道理，庙里的工作的确很累，但好在不用动脑子。当她把注意力集中在手头正在做的事情时，她甚至体验到了“心流”。所谓心流，Ayano形容是进入了二次元的结界，“俗世的事情与我无关了，我只想做一个切菜大师。”切菜的时候，Ayano会对着眼前的景象陷入冥想在寺庙里干活总逃不过受苦受累，但这没把一部分年轻人劝退。显然，在城里受够了精神的苦，他们觉得身体的苦不算什么。况且，寺庙里的工作有时还能给人来点小惊喜。Ayano有天被分配到了月老殿干活，无聊时学着香客抽签，居然一下子就抽到了上上大吉的第一签，她很得意的告诉我，“这是月老奖励我认真干活的福报！”当周末出家成了年轻人寄托幻想的乌托邦，真正去过的人就会质疑他们“根本不懂庙里有多辛苦”。26岁的写字楼白领小徐，本来想靠上山缓解精神压力，结果四点起床让她精神更不好了：“条件艰苦无所谓，我就像一条野狗，但野狗得睡懒觉。”除了身体上的疲惫，寺庙里复杂的规矩也让人心累。不能化妆，吃饭要有先后顺序，洗澡不能用带香味的沐浴露。如果你对宗教并不了解，一不小心就会犯错。寺庙里不允许剩饭，即使是剩下菜汤，也需要把水倒进碗里喝下去，庙里叫做“惜福水”。为了不喝惜福水，小徐每次都趁别人不注意偷偷用纸把菜汤擦掉。一到了晚上，小徐就会想念城里的星巴克和肯德基。庙里的伙食，还有水果作为饭后小甜点更让人难熬的是山里信号不好，小徐的猫还留守在市区的出租房里，平时闲下来就看一眼摄像头的她，在手机没网的时候总是心慌。此外，寺庙里不是盘腿就是下跪，这让她本来就不咋样的颈椎状况雪上加霜。庙里没有人体工学椅，念经打坐时，小徐就会戴上自己从城里带来的颈枕。带好了大量城里的装备，小徐却没发现自己的褪黑素已经见底。当她想从电商平台下单时，才知道快递根本送不到山上。每个睡不着觉的夜晚，小徐都会疑惑：我来这里干什么，又要到哪里去？最后她得出结论：“人活着就是想给自己找点罪受。”失眠的夜晚，小徐就对着天花板干瞪眼除了肉体受罪，小徐的精神也在受苦。在她眼里，念经和大厂黑话的难度差不了多少，自己就像班里的差生，“既不知道别人在念什么，也插不上嘴”。本打算在山上待一个月的她，干了三天就火速下山，开始了报复性说话，“说人话太过瘾了”。下山前，小徐拍了一张山中雾气的照片本来是想来山上逃离世俗，治疗生活带来的精神内耗，没想到堪比军训的日常，却把他们搞得比上班还累；寺庙也无法真正解决年轻人的问题，说到底，只要你足够累，就没时间瞎想——下山后仔细一寻思，原来只是在体力活中耗尽了力气，没顾得上焦虑。此外，在这个处处充满peace andlove的地方，人们不会对他人做出评价，更不会“参与别人的因果”。你说了一大堆关于失恋、裁员的烦恼，师父顶多来一句，“但行好事，功德无量”。ENDING:周末出家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入职寺庙也走上了“内卷之路”。小某书上，开始出现了不少寺庙义工的吐槽帖。明明是想找个寺庙躺平，没想到却更加内卷：寺庙要求义工会茶道，会做饭，会做新媒体拍摄剪辑，甚至会医术……原本是想去体验深山的清净，结果成了闲不下来的“流水线女工”；平时不努力一把，可能连出家都没有资格。就算“卷”进去了，兴致勃勃上山出家的年轻人，看到发霉的床单和光秃秃的床板，可能干了半天就萌生退意。真实的寺庙住宿环境/图源：小红书@皎皎如果你不够“出世”，结果就是像电子厂那样“提桶跑路”。寺庙里没有都市焦虑的解药，带着烦恼的年轻人们，最终还是要回归现实的生活。“周一还俗”的小徐，在公司的咖啡机前盯着手机屏幕里的猫咪，松了一口气：“还是上班轻松多了。”

高学历X高薪又如何？撰文 | 禹琳编辑 | 田思奇《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在传统的观念中，孩子长大了，父母便要学会放手，此后儿女婚嫁，离开父母，自立家庭，步入社会，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将其称为“社会性断乳”。在日本，许多成年人在工作后依旧选择住在父母家，他们被叫做“儿童房大叔或阿姨”。需要明确的是，他们通常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没有工作的啃老族，或者近年流行的“全职儿女”。这些与父母同住的日本中年群体中，不乏拥有高学历和高薪工作的成功人士。出于各种因素，与父母同居的比例在日本总体上非常高。根据总务省统计局的《与父母同居的未婚者最近状况》，与父母同居的中年未婚者（35-44岁）从1980年的39万人，剧增到2016年的288万人。但在享受父母家的安心生活之余，他们也要面对一些人生的苦恼。没有理由离开家仓田尽管已经40多岁了，但他从来没有一个人住过，一直住在小学时的房间里。谈起自己的现状，他笑着说：“我是个‘享受儿童房的大叔’。”仓田家里有两个姐姐，高中毕业后，两个姐姐都离开了家，开始了自己的生活，而仓田在高中毕业后没有继续读书，也没有找到工作。如今他已经当了24年的临时工。由于没有正式工作，仓田的工资并不是很高，每月仅有13万日元左右（约6600元人民币），但他如今也积攒下来了200万日元的存款（约10万元人民币）。仓田称：“因为这是我父母的房子，所以我不用付房租，也从来没有被收过伙食费或水电费，手机费用也是他们帮我一起付的家庭优惠套餐。”没有食宿等生活压力，仓田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收入，主要将钱花在打游戏、订外卖、时不时给侄子侄女零花钱上。仓田最大的爱好是打游戏，但从不借钱氪金，“我闲的时候就在家里打游戏，与父母和姐姐关系都很好，每天都感觉很舒服。”根据2020年度厚生劳动省的“工资结构基本统计调查”，20多岁正式雇佣劳动者的月平均工资为20多万日元（1万人民币出头）。而日本租赁管理商务协会同年的调查显示，日本的平均租金是一个月5.5万日元（约280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20多岁的年轻人，20%-30%的工资会花在房租上，而在日本经济发达的地区，年轻人的房租负担更重。所以哪怕工资尚可，住在父母家也能明显减轻经济负担。与仓田类似，与父母同住的福田也都将收入花在自己的兴趣上。1974年出生的福田在一家小型游戏公司做IT技术员，年收入300万日元（约15万元人民币）。作为一名御宅族，福田最喜欢的是游戏和动漫，梦想着娶一位年轻的女声优。虽然福田的工资尚可，但他无法想象把钱花在爱好之外的事情上，连衣服也是母亲偶尔买回来的。“我住在家里，所以花不了多少钱。春日部到市中心不到一个小时，而且直接和地铁相连，非常方便。没有理由离开家，太浪费钱。”在日本，像仓田和福田这样的人不少，面临着高昂的房租负担，很多日本人将住在父母家作为“保命”的手段，这样他们就不用再过紧巴巴的生活。每月给父母3万日元许多人会将“儿童房大叔或阿姨”和处于事业空窗期的“尼特族”混淆，但不同的是，“儿童房大叔或阿姨”并不是无所事事的人，他们有工作也能赚钱。对于他们来说，住在父母家是更自在的生活方式。日本电影《不求上进的玉子》剧照。38岁的吉野在一家大型制造公司工作，年收入超过1000万日元（约50万元人民币）。虽然他有很多积蓄，但至今仍在家里过着单身生活。对于“儿童房叔叔”的说法，他笑着说：“这个词说的正是我。”在吉野的房间里，还有一张他从小学时代就一直在用的活动书桌。吉野有段时间一个人住在公司附近，但不知为何又回到了父母家，“一个人生活很自由，也很舒服……但是……我搬回父母家主要是因为父亲生病了，幸好他最后没有大碍，但我突然想：有生之年，还能再见到父母几次呢？现在我既可以省钱，而且和家人的距离也更近了，所以我相信自己的决定没有错。”除了照顾父母之外，还有人觉得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很舒服安心。27岁的拓真在一家IT企业工作，每天上班要在路上花1个小时的时间。虽然有很多同事住在公司附近的黄金地段，但拓真却一直选择住在近郊的父母家里，理由是“成本”“安心感”和“兴趣”。与完全依赖父母照顾的“巨婴”不同，拓真每月都会给父母3万日元的生活费（约1500元人民币），也会自己洗衣服和做饭。他说：“我很感谢父母能让我住在家里。虽然和父母吵架的时候也很多，但是无论何时都有饭菜吃、有浴室洗澡，这给了我很大的安心感。”拓真的兴趣是每年去海外旅行3次，为此把所有工资和奖金都花在了旅行上。因为住在父母家，拓真也会被同辈朋友嘲笑“太娇气了”，但他觉得“我更享受自己的人生”。“没有自尊的爱情生活”近年来，日本未婚人士越来越多。以总务省人口普查为例，从1985年到2015年，30-34岁男性未婚率从28.2%上升至47.1%。同期，25-29岁女性未婚率从30.6%上升到61.3%。日本电影《不求上进的玉子》剧照。日本学者山田昌宏写道：“日本人强调的是婚姻开启了一种新的经济生活，是导致‘生活状况’发生变化的重要事项。婚前生活状况与婚后生活状况有着本质的不同。”不婚的原因之一是“难以与父母分开生活”，和父母同住的日本人多半是单身族，他们被认为无法独立开启新生活，在婚恋市场中不受欢迎，处于底层。在东京工作的佳苗是“儿童房阿姨”之一，她家境富裕，最大的爱好是追星，在最好的朋友结婚后，35岁的佳苗倍感危机，开始了“没有自尊的爱情生活”。由于佳苗经常接触明星，她对另一半的要求也变高了，比如年收入、外貌、身高等。虽然佳苗母亲有时会提醒她“妥协也很重要”，但佳苗一直在寻找着“理想中的王子”。直到在相亲App上遇见了高收入帅哥A，佳苗第一次约会时就有了“非他莫属”的感觉，但随着约会次数的增多，佳苗发现A的恋爱观、婚姻观都和自己有很大的偏差。“家务应该由女性来做”“最好是能完美地做饭和打扫的人”“当今时代双职工是理所当然的”......虽然其外貌和收入都符合佳苗的预期，但A的发言却让佳苗觉得价值观不合。重要的是，佳苗隐瞒了住在父母家的事实，越听A先生说，她就越无法说出这件事，因为害怕被批评不自立。原本佳苗把所有的家务都交给了父母，完全不会做饭的她觉得和A约会变得痛苦，最终结束了恋情。为了结婚，佳苗正在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虽然我还不太擅长做家务，但已经开始带头帮母亲了。”随着时代的发展，除了“儿童房阿姨”不符合“贤妻良母”的传统期望之外，不会做家务的“儿童房大叔”也会在相亲市场上被嫌弃。日本总务省统计显示，按百分比算，与父母同居的年轻未婚者从1980年的29.5%上升到2016年的45.8%，可见与父母共同生活已成为常态。38岁的胜子与“儿童房大叔”小田相亲过，42岁的小田是一名公务员，没有离开过父母家。胜子说：“听说他以前上大学就住在家里，现在下班回家也是吃妈妈做的晚饭，洗衣打扫的事情都交给父母了。”日剧《我的事说来话长》剧照。胜子问小田：“你觉得结婚后分担家务怎么样？”小田笑着回答：“在我们家，妈妈一直都全职工作，但她却能把家务做得很完美，父亲认为‘男人不进厨房’，所以从来没有碰过煤气灶，只会用电热水壶烧水，但我想现在已经不是那样的时代了，所以我也会帮忙做家务，只是我从来没有做过饭，所以想今后好好学习。”听完小田的说辞，胜子一下子感觉累了。让从不做家务的男性帮忙，不仅效率低，反而会成为累赘。而且，如果和这样的男人结婚的话，会不会总是被拿来比较“母亲是这样的”呢？胜子说道：“一边工作，一边把家里的事情也做得很好。这样的母亲，是优秀的（上世纪中期）昭和时代女性吧。但是，如果他让我那样做，我会很烦恼。我想和一个全职工作，而且愿意分担家务的男人结婚。”（文中仓田、福田、吉野、拓真、佳苗、胜子和小田均为化名）

@三联生活周刊：据中国新闻网，近日，国际知名民调机构益普索集团(Ipsos)发布了一份有关全球幸福指数的调查报告。该机构于2022年12月22日至2023年1月6日，通过其全球顾问在线调查平台，对32个国家的22508名成年人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平均而言，在32个国家中，近四分之三（73%）的成年人认为自己很幸福。在所有接受调查的国家中，幸福感指数最高的国家是中国(91%)，其后是沙特阿拉伯(86%)、荷兰(85%)、印度(84%)、巴西(83%)。美国(76%)和日本(60%)分别排在第14、第29名。韩国以57%排名第31，排在最后一名的是匈牙利，幸福感指数为50%。 韩联社也于3月19日以《调查：韩国人幸福感排名全球垫底》的标题报道了这项调查，除强调“韩国人幸福感指数较10年前（62%）明显下降，远低于32个国家的平均值（73%）”以外，也在报道中提到了“中国以91%位居第一”。 韩联社｜调查：韩国人幸福感排名全球垫底 在微博上有媒体及网友各创建了两个话题：“#报告称中国人幸福感全球最高”、“#调查称韩国人幸福感排名全球垫底”。评论区有许多网民对这一调查结果表示强烈质疑，觉得它未必显示出了中国人真实的幸福感，甚至还有网民讽刺其是否采用了“人大代表”、“公务员”等样本群体，并认为这一结果可作为“年度笑话候选”。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微博网友评论： 小狗派送中：问我了吗？ 告白旅行絵本：到底是谁在替我幸福？！ 第一眼的意中人：我说我怎么在负重前行，原来是有人在替我岁月静好。 是你滴蓝朋友：本来就是一个搞笑的事情，一个国家就调研了600人，一个高档小区或者机关单位就可以完成。 -嗳咪：对，中国是挺多人姓福的。 三身净戒：益普索，原来是你，偷走了我的幸福。其实你是想上热搜越骂越火推高自己在中国的知名度吧？ Nannaaa66：不仅不幸福，还很累。 HolyLAN丶OuO：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甘泉路归去来：这种话骗骗哥们儿也就算了，别把自己也骗到了。 琥珀川考拉：是按照吃亏是福来统计的吗？ 落-mu：有人骑在我们头上，让我们负重前行，能不幸福吗？ 磨镜者之趾：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笑了，大概也算是提升了一点幸福感，哈哈哈哈哈哈～～ 喵世界里的蓝星人：四月一日的提前发出来了？ 火火taiyang：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都不知道自己最幸福。 Teemo哥哥与豆腐妹妹：受访者人均人民大会堂开会。 烦心事回收站：调查的gwy吧，他们幸福第一我是理解的。 我尝柠檬：？？？这表格是不是拿反了？？ 失眠飞床：不说别的，你就看看首页的新闻，有一条是跟幸福有关的吗？ 徐寅君loveaayan1120：可能因为我们都不算中国人吧。 就是个猫猫头：因为我们都是精选评论啊。 吗吗废：年度笑话候选。 FacebookTwitterTelegramRedditWhatsAppEmailCopy Link分享

空难事故调查是一个极其复杂和繁琐的过程。在任何一次空难事故中，有许多因素可能导致事故的发生。因此，为了确定事故的原因，需要进行一项复杂的调查过程。下面我将从几个方面阐述为什么空难事故调查如此困难。一、调查时间长、难度大空难事故调查需要进行大量的数据分析和证据收集。这些证据可能包括飞机黑匣子、录像、记录、气象数据、飞行计划、机组人员的历史记录、机场控制塔的通讯记录等等。收集证据的过程需要时间和耐心。同时，为了确保调查结果的准确性，还需要进行多次的数据分析和实验验证。这些工作都需要高度专业化的技能和知识。二、证据来源复杂多样空难事故的证据来源很多，这些证据往往不是直接可见的，需要通过各种途径获取。例如，飞机黑匣子是收集关键证据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往往在事故发生后就会被损坏或失踪。因此，收集证据需要跨国界、跨地区、跨领域合作。除此之外，事故涉及到的领域非常广泛，例如机械、气象、材料科学、航空工程等等，需要具有各种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员的协同合作。三、因素多、影响复杂空难事故的原因往往是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可能包括机械故障、人为因素、天气条件、机场设施等多方面。事故的复杂性意味着调查人员需要了解各种因素并确定它们如何交互作用。这需要调查人员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技能和经验。四、国际政治因素由于航空业的国际性，调查人员往往需要面对来自不同国家的复杂政治因素。例如，事故发生在国外，当地政府可能会对调查人员的访问和数据收集提出限制。此外，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和法规也可能对事故调查产生影响。这些因素可能会使调查过程变得更加困难和复杂。历史上的空难调用分别用了多长时间？马航MH370（2014年）：调查至今仍在进行中，已经超过了7年。波音737 MAX空难（2018年和2019年）：调查总共持续了18个月，在2020年9月正式结束。法航447（2009年）：调查持续了3年多，最终于2012年7月发布了最终调查报告。德国之翼9525航班（2015年）：调查总共持续了18个月，在2016年5月发布了最终调查报告。马航MH17（2014年）：调查总共持续了2年多，最终于2016年10月发布了最终调查报告。请注意，调查持续的时间会因各种因素而有所不同，例如事故的严重程度，数据的可用性，以及涉及的政治和法律问题等等。因此，每次空难调查都是独特的，所需的时间也会有所不同。

凤凰网原创许多网友不了解背景，指责用人单位搞“年龄歧视”，但问题可能不全在用人单位，相关制度约束以及劳动力本身的竞争能力，决定了谁会被雇佣，以及谁会得到多少报酬。 全国政协委员丁佐宏近年一直关注老年人再就业问题。去年两会，他就发表了《关于鼓励开发初老群体人力资源价值的建议》，今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又提出“我们不能剥夺‘初老族’通过工作实现自己价值的权利，一些以前专属于年轻人的职业也可以向‘初老族’开放。” 一个多月前，我见到一位老家的乡亲，他今年六十岁，已经在农村享受了养老保险，出门打工，多家工厂都不愿意接收，只好跟着同村人到广州靠收废品生活。我问他，那些工厂不愿意接纳他的具体原因，他说是因为工厂要为他们购买保险，但已经没有合适的保险项目提供给他们。 还有一个例子是一位毕业于清华大学的58岁的求职者，退休前在一家外资企业担任项目经理职位，身体很好，有精力投入每周5天的工作，而且家人非常支持，对于期望薪资要求也不高，但求职半年多，没有企业联系过他。 看来不仅蓝领岗位出现了低龄老年人就业难的现象，要求高学历的岗位也同样如此。为何低龄老年人就业这么难？ 制度约束让一些老年人无法签订劳动合同 低龄老年人就业难，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热点。 这既有供给方面的原因，也有现行法律和制度导致的需求方面的原因。 首先我们要知道，由于历史原因，目前我国50岁到60岁的低龄老年劳动人口数量可不是一个小数字。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结束后，我国迎来了第一波婴儿潮，当年出生人口即高达2451万人，1963年达到了惊人的2934万。此后虽然略有回落，每年出生人口数也都维持在2500万人以上，直到1973年才第一次降到2500万以下，为2447万人。 可以说，1963-1973这十年是中国人口增长速度最快，人口增量最庞大的十年。如今，这个时期出生的将近三亿人口，开始步入50岁到60岁这个阶段，逐渐靠近或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从这个意义上，低龄老年人的劳动供给量是非常巨大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需求方面。BOSS直聘的数据显示，2022年该平台岗位描述中明确了“欢迎退休人员”的岗位同比上涨了33%，但是，现实中，低龄老年人就业仍存在着制度和法律上的约束，这使用人单位对雇佣低龄老年人存在顾虑。 我国的《社会保险法》《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规定：就业老年人享受劳动者地位（即签订劳动合同）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没有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二是没有领取退休金。 这也就是说，从法律上就表明，那些已经退休的人，基本都不具备签订劳动合同的可能性，不再属于劳动者范畴了。 即便直接用人单位想通过劳务派遣的方式雇佣这些人，劳动者也需要和派遣公司、劳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如前文所述，制度约束下这也是无法做到的。 我的那位乡亲也由于享受了农村的基本养老保险，无法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自然也不能缴纳工伤保险。那么，一旦发生意外，无法被认定为工伤，此外，老年人群体罹患各种疾病的概率相对也高一些，企业就忌惮后续的风险，在雇佣低龄老年人方面也会心生顾虑。 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来总结：一方面五十岁到六十岁的老年人口数量巨大，其就业需求自然也是很大的，且低龄老年人相对于适龄劳动力而言，通常要求的薪资水平都低一点，但另外一方面，现有的社会保险和劳动法律对低龄老年人就业存在一些障碍，使用人单位对低龄老年人的需求也受到了抑制。 由此可见，低龄老年人就业难，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的制度原因。 老年人薪资低，却有更高的雇佣成本 许多人直觉性地认为，让低龄老年人就业会压缩年轻人的就业空间，造成低龄老年人与年轻人争抢工作岗位的现象。但其实这种担忧，即便是在改革了上述社会保险和劳动法律之后，也不会成为现实的。 因为雇佣老年人，比雇佣年轻人成本更高。 首先，低龄老年人群体毕竟因为年龄和身体原因，往往需要用人单位支付更高额的社会保险费用，因此，虽然其薪资要求相对低，企业或用人单位雇佣一名低龄老年人不会比雇佣一名适龄劳动者更有成本上的优势。也就是说，用人单位雇佣他们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相等，与适龄劳动力市场上的均衡雇佣条件最终不会有什么不同。 其次，相比而言，低龄老年人就业会有一些工作上的不确定性，可能无法维持较持续的工作合约。 此外，老年人还可能在学习新技能上不如年轻人快速、与年轻人搭配工作时跟不上进度等方面的问题存在。这些都被视为雇佣低龄老年人时存在的不确定性。如果像经济学家凯恩斯那样，把这种工作不确定因素也计算为成本，那么，低龄老年人在就业市场上的长期表现，是不可能优于适龄劳动者的。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建议修改法律，让已退休劳动者具备再工作条件 虽然中国将要启动延迟退休计划，由于“延迟”是渐进式的，仍然有大量低龄老年人已经退休或者临近退休。而一进入退休状态，就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享受劳动者地位（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可能性。 这些低龄老年人群体是庞大的，不少具有再工作的意愿。更重要的是，低龄老年人就业不会与年轻人争夺工作岗位，还可以帮助更年轻的劳动者分担养老负担。 如果低龄老年人可以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那么，用人单位也要为他们购买“五险一金”。而我国养老金采取的是现收现付的方式，也就是说，是用现在正工作的劳动者存入养老金账户的资金，来支付退休老人的养老金的，所以，工作并缴纳养老金的人越多，那么养老金账户中的资金就越丰厚，这就是在帮助适龄劳动力分担养老负担了。 因此，修订现行的《社会保险法》和相关劳动法律，既有益于一部分低龄老年人再就业，也有利于部分缓解越来越严峻的养老问题。 许多网友不了解这些背景，指责用人单位“年龄歧视”，但问题可能不全在用人单位，相关制度约束以及劳动力本身的竞争能力，决定了谁会被雇佣，以及谁会得到多少报酬。 “歧视”，并不是一个好的经济学术语，因为所有的“歧视”，无非都是不同的质与量下的不同均衡结果。而法律和制度所确定的竞争规则，总是会造成一部分人从竞争中获得更好的结果，另外一部分人无法从这种竞争规则中取得理想的结果。 问题的关键只在于，我们的社会和政府所确立下来的这套竞争规则，是否足够公平有效。 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也只是运用理性，把隐藏在常识之中的社会经济逻辑揭示得更加清晰罢了。找到病因，破除不必要的担忧，纠正社会偏见。

“学历不但是敲门砖，也是我下不来的高台，更是孔乙己脱不下的长衫”。 最近一段时间，“孔乙己文学”的事儿实在是太火了。年轻人纷纷将自己代入鲁迅笔下那个落魄书生。这还了得，这届年轻人是要彻底“躺平”的节奏啊。 对此，央视不得不跳出来“正本清源”，说：孔乙己之所以陷入困顿，不是因为读过书，而是因为放不下读书的架子，不愿意劳动改变自身处境。 同时不忘教育一下年轻人，要努力奋斗，“当代有志青年绝不会被困在长衫中。” 对于央视网这个鸡汤味有点浓的说教，大部分“现代孔乙己”当然不买账。这条微博下面为这个事情吵成了一片，还吵出了一个新的文学流派——“孔乙己文学”。 央视这碗浓鸡汤非但没有鼓舞到年轻人，反而引起了他们的反感。本来找不到对口的工作已经够烦了，你还高高在上地对我说教，暗戳戳地指责年轻人不愿放下身段向下兼容。 年轻人又不傻，官媒心里打得那点小九九谁还不知道。眼下经济下行，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都很难，就业岗位大幅收缩，社会面无法吸纳所有的大学生。 这本是一个结构性的社会问题，官媒避重就轻，将社会问题归咎为个人问题——你找不多工作是你自己的原因，不要怪社会。这着实令人像吃了一只苍蝇一样恶心。 就拿孔乙己来说，人家本来是一个落后社会的受害者，在他们眼里变成了不愿劳动的懒汉。 当年鲁迅塑造孔乙己这个人物的时候，也不是对着孔乙己去的，而是对着这个腐朽的封建制度去的。鲁迅他对孔乙己的态度是悲悯，不是嘲讽，更不是怒批。 他们把孔乙己挖出来鞭尸，目的是教化当代大学生的。 孔乙己招谁惹谁了。 其实年轻人也不是不肯下沉到工厂和工地，就像董小姐说的，“大学生去工厂拧螺丝没什么不可以的”。毕竟小镇做题家们的父辈又不是没有拧过螺丝搬过砖。 我们不愤的是不公平。凭什么那些好单位、好岗位“周公子们”轻而易举就能得到，我们就非得去工厂扭螺丝，去酒店当保安？周公子是学习比我们好还是学校比我们好？ 我们知道，他只是出身比我们好罢了。 网友说老一代的农民工已经老去，新一茬的大学生风华正茂，活儿总得有人干，三千块钱的工资总得有人领。 话虽如此，这活为什么不是周公子们来干呢？ 但网友还是说出了一个令人心酸的现实： “新一茬领3000块工资的大学生正是那些老一辈领3000块工资的农民工背井离乡、省吃俭用供出来的。” 在我看来，现在大学生们表现出来的“躺平”态度是种对既定命运的一种消极反抗。 颇具讽刺的是，他们对尚未进入大学的中学生又是另一番态度，用近乎疯狂的方式鼓励他们考大学，改变人生。 还记得前段时间一些中学高考誓师大会吗？那些高亢的宣言还言犹在耳，发言学生那咬牙切齿、面目狰狞的画面还历历在目。怎么上完大学后就要他们脱下那象征着读书人的长衫？ 誓师大会上发言的学生不是说“读书就是为了出人头地吗”？ “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最后让他们带着这份豪气去工厂捏螺丝？他们肯定不答应啊。 上大学前给我们打鸡血，说读书能拥有一切；毕业后兑现不了就让我们忘记寒窗苦读十余载，脱下好不容易穿上的长衫，放下读书人的自尊。 不带这么玩的。 今天看到新闻说，中国2023届高校毕业生人数再创新高，预计将达到1158万，同比增加82万人。北京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副主任苏秀丽透露，北京高校毕业生今年呈现出一个新的变化，即研究生（硕士和博士）的毕业人数首次超过本科生。 越来越多高学历现代孔乙己即将毕业，届时要把他们的长衫脱下来将更加阵痛。 就像网友说的：“读书让我不满足于现状，但又无力改变现状。”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编者按：近日，中航基金首席投资官邓海清在参加首届长白山高峰论坛时称：“年轻人工资低可能是能力不够。”该话题在中文互联网引起热议。与此有关的诸多知乎回答遭到审查或删除。本文是中国数字时代编辑对于此知乎提问的回答辑录。 以下是遭到知乎审查删除的网友回复： 163961:专家在台上腆着脸口沫横飞:年轻人工资低可能是能力不够。我二话不说，拿出一把菜刀，对着专家的脖子猛砍一刀，专家血流如注，倒地身亡。于是，我得出了科学的、确凿无疑的结论:专家容易被杀S是因为身体强度不够。 刘踏天：良药苦口，说的的确是事实，项羽23岁起兵反秦，李世民17岁带兵起义，朱元璋25岁加入义军，104年前五四青年们也唤醒了民族的觉醒。和他们比起来我确实没有能力是个废物。 水果：确实能力不行。投胎能力不行，投不到一个好位置。找关系能力不行，萝卜岗位也进不去。脑子还不行，别人说劳动光荣你还当真了。你看你这些能力不行就算了，甚至反抗能力也没有，不敢反抗。 逐客：确实是能力不够。那谁为啥当图书管理员，不当教授赚个几百大洋然后润出国？不也是能力不够吗？社会的作用是把中位数人数往上提，而不是埋怨达不到中位数标准的没能力。 知识就是力量：很久以前：是我们来晚了乡亲们，乡亲们受苦了！现在：没钱？那是没本事，所以赚不到钱。整顿职场？适应能力太弱，太矫情。房价太高？不会吧，不会吧。那么容易买得起房有意思吗？ 中国数字时代编辑同时摘录了一些其他用户的回复： 落叶归风:先是苛责年轻人躺平，然后又嘲讽年轻人眼高手低，现在又埋汰年轻人能力不够。都不用急，跟我读：不买房不生子不献血不拼命，及时行乐，快活人生。 风大　可稍息否: 按照专家意见，建议一线使用临退休人员。 半路还俗:人家专家说的没错啊，只不过咱们中国人吧，说话习惯说一半，留一半。专家的后半句其实是说：能力包括家庭背景，脸皮厚度，投机能力，巴结领导能力，突破底线等能力。而你们却天真的以为人家说的是工作能力…… 歌者: 嗯嗯我知道，我们年轻人投胎能力差，我们懂的。 小书虫:确实是能力有限啊，这才一百年，年轻人的能力下降的不是一点半点。人家干的是五千年未有的大事业，我们都特么在干嘛？ 堂吉诃德: 我可能能力不够，我承认。但你能保证这个社会是健康的吗？？ 人间土狗:我觉得是真的，因为这个社会就是需要这样的专家经常站出来混淆视听，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才能让我们更好的更心安理得的接受平庸的自己。 Zerozaki: 应该反过来说才对，“年轻人能力不够是因为工资低”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匿名用户：选择题专家又出新言论了：“专家说年轻人工资低可能是( )能力不够”。 A.年轻人B.专家 C.国家 杏西:...

等了两个月，张苗姝从警方处获知，这个储蓄所开的存单是假的，她存在里面的40多万元，根本没有进入银行系统。十多年来，张苗姝一直在这个储蓄所存钱。储蓄所离她家只有几百米，她习惯了农忙收获季节，将大部分收入都存进去，以备不时之需。她也曾取过钱，从未出过问题。从外观上看，这个储蓄所的标识、牌子甚至工作人员，都与其他网点基本上无异。不只她，方圆几公里内的村民们，都将一辈子积蓄储存在这里。而等待他们的，却是警方的一贴告示。原来这个运转了20多年的信用社网点，酝酿着一个绵延多年的骗局。01 农信社里的养老钱不见了张苗姝家在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常兴镇马屯村，马屯储蓄所是离她家最近的一个常兴信用社网点。很久以来，她都习惯将钱存在这里，作为自己养老的保障。如果不是因为儿子做生意赔了钱，她根本不会动这笔钱。去年11月20日，她想取出一部分钱，帮儿子渡过难关。她拨打了马屯储蓄所信贷员申建梅的电话，告知意图。要是往常，对方会很爽快地应允，然后提前把现金备好交给她，但这次申建梅却吞吞吐吐，不说缘由，只推说月底才能取。张苗姝心想，赶在年前就来得及。没想到到了月底，找到申建梅，对方却依然推脱说再缓几天吧。“再缓几天”的说法，更像是托词。12月初，张苗姝依然没有取出钱来。张苗姝感到有些不妙，怎么会三番五次推脱？她开始像催账似的每天去储蓄所打探口风。但根本没用，申建梅态度冷漠，总是找出各种理由。无奈之下，张苗姝跑到派出所报案。在派出所，申建梅只是再次保证，正月十五以前把钱还上。不过，又等了两个月，申建梅再次爽约。这时候，越来越多的村民都在取款过程中遇到同样的拖延，甚至直接拒绝，这才意识到网点可能有问题。2月28日，56岁的孙才金听闻风声后，立刻给申建梅打电话，没人接。他着急忙慌地拿着存单赶往镇信用社，到了后才发现镇信用社门口已经水泄不通，村民们都拿着存单，试图直接从马屯储蓄所的上级信用社取钱。孙才金记得很清楚，镇信用社的工作人员接待了他，然后拿着存单交给信用社主任彭伟，他们复印了他手上的存单，然后告诉孙才金这票是假的，上面印的公章也是私刻的。孙才金怔在门口，无法理解，为什么村储蓄所的票据不被承认？他立即报警，才知道周边大申庄、许屯村等村落的几百户人家都把钱存在申建梅的储蓄所取不出来了。派出所人员告诉他，这个储蓄所里的三千万元存款“不翼而飞”。甚至有人早在去年6月18日就无法取款。而随着取款的村民越来越多，眼见纸包不住火，申建梅也已于今年2月27日自首。凤凰网《风暴眼》从多位村民处了解到，储蓄所里取不出钱的储户，多是村里50-70岁的老人，他们大部分没有退休金，明白养老只能靠自己。所以在身体尚能支撑劳动时，拼了命多挣钱，然后储存到储蓄所，希望自己老有所养。面对无法取出钱的困境，张苗姝时常沮丧哽咽，有时想不开，还懊恼地拿头直往墙上撞。她对未来很担忧，觉得钱越来越难挣了，家里种几亩地的苗木，以前一棵能卖三四百块钱，但这几年，受退林还耕和疫情影响，雪松不值钱了，全部伐完，却卖不动。“整整五六米长的树，只能卖十来块钱，就连那树根啥的都拉着去卖，都卖不上钱。”张苗姝说着，又抽泣起来。所有的积蓄“凭空消失”，让孙才金一家陷入更加绝望的境地。他患有胯骨头坏死的老毛病，因为不舍得花钱看病，病情日益严重。老伴神经过敏，听闻消息后更是大受刺激，呆坐家里整日不出门，也时常神情飘忽，情绪激动。02 网点已撤，门楣标牌却留了二十年？马屯储蓄所，距离常兴镇信用社大约7公里，是镇信用社设在村里的网点。它正临街道，门面宽敞，十里八乡的村民常从此经过。在村民们模糊的记忆中，马屯储蓄所早已融入他们的生活。他们年轻时，这个储蓄所就一直存在，申建梅原是附近大申庄村人，但很早就在这里上班，人很热心，也喜欢张罗事，所以很快和村民打成一片。“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都会请她去，由于她点钱熟练，大家都委托她负责礼单记账。”在农村半熟人社交规则下，几十年来，申建梅和村民之间早已建立了信任关系。这也让许多村民对储蓄所简陋的业务流程产生免疫。凤凰网《风暴眼》惊异地发现，储户的所有存款，没有存折，只有一张单薄的手写存单证明。上面用潦草的笔记写着存款日期、金额和利息，并盖有“汝南县常兴农村信用合作社业务专用章”和申建梅的私章。在村民眼中，这张薄薄的纸就是“存折”，也相信如申建梅所说，凭它可以到镇信用社取款。即使54岁的周家文曾察觉到异样，也从未怀疑过马屯储蓄所。他常年在外打工，每年回家都会在村网点和常兴镇信用社存些钱。他发现，在村储蓄所的18万从来也没体现在镇信用社的账户余额里。马屯村过去很贫穷，直到九十年代转型种植花卉苗木，才渐渐脱了贫。近十年来，村民依靠种植经济作物，钱包越来越鼓了。许多人卖掉花木后，通常只留很小一部分作为日常开支，其余都存了起来。申建梅为村民开具的存单在马屯储蓄所定期存款一年，利息大约2.6%，比镇信用社略高。村民们就近存在这儿，如果不是遇到给孩子操办婚礼、家人生病等大事，村民们也很少会取钱。马屯储蓄所吸收的存款也越来越多。为什么村民们信赖的储蓄所，开出的存单证明却是假的？常兴镇信用社和警方给村民的反馈是，马屯储蓄所网点早在2005年就撤销了，申建梅也已于2016年退休。她的行为属于个人行为，村民的存款没有进到镇信用社账户，而是被申建梅挪作他用。千禧年后，附近村县确实撤并了一些信用社网点。有村民记得，路过其他村落时，会看到一些曾经的信用社网点把牌子全都撤了。但是马屯村储蓄所的招牌却未有任何变化。这更让村民大惑不解，如果撤销网点，为什么马屯村的储蓄所还一如往常，“汝南县常兴农村信用合作社马屯储蓄所”的标牌还悬挂在网点正门上方，储蓄所内办事窗口也悬挂着“合法金融机构”“破钞兑换点”等牌照，镇信用社的保险柜也好端端地立在里面。马屯储蓄所门楣标牌及窗口牌照“撤销了这么久的网点，在这十几年里一直不摘牌子，一直有人在储蓄所里办理存款业务，信用社上级业务部门为什么还默许这种行为？”有村民质疑。正当村民们大惑不解，欲寻求说法时，3月7日，镇信用社主任彭伟带着几人闯入村里，将网点的牌子“中国农村”四个大字当场砸毁。村民们闻讯赶来，认为彭伟是想毁灭证据，推卸由于监管不力而产生的连带责任，便合力将彭伟拦了下来，才没有让他将标牌带走。马屯储蓄所招牌被砸毁03 无法置身事外的镇信用社无论马屯储蓄所网点是否已经撤销，在村民眼里，申建梅和镇信用社关系非同寻常。许多村民告诉凤凰网《风暴眼》，申建梅不仅是常兴镇信用社的工作人员，而且经常在镇信用社和村网点之间奔波，还经常去镇上上班、开会。和储蓄所一墙之隔的孙才金有时晚上看到申建梅出门，会问候一句，申建梅会告诉他“要去镇信用社值班。”在村民眼里，申建梅似乎就代表了镇信用社。凤凰网《风暴眼》还发现，申建梅和镇信用社关系更密切。申建梅的儿子董昉，是汝南农商行的股东之一。天眼查显示，他于2011年11月28日认缴出资72.45元入股该农商行。而汝南农商行正是常兴镇信用社的上级单位。随着河南加快农信社向农村商业银行的改制组建工作，2018年5月，常兴信用社更名为“河南汝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兴支行”。如此错综复杂的关系，让常兴镇信用社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扑朔迷离。对此，凤凰网《风暴眼》联系镇信用社主任，对方直接挂断了电话。几十年来，申建梅利用自己的身份关系，通过这个早已撤销的“虚假网点”，不仅非法吸收村民的存款，而且利用这些存款放贷吃利差。靠着这个私设的“民间借贷所”，她赚了不少钱。申建梅向外放高利贷，在常兴镇几乎不是秘密。村民的存款，究竟被贷出去多少，没有人清楚。村民们拼凑出来的信息是，这些贷款人里，很多并非附近村民，有的可能是银行行长，还有的是养猪场主人，贷款动辄几百万，而申建梅给这些非法贷款开的凭条也并不正规，导致许多借贷人长借不还。但这些信息已无从证实。但是根据警方向村民反馈的信息，申建梅及其家人，在多个城市有房产，其中在驻马店市有大约三套住宅，十几间门面，在北京、海南也有房产。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房产都不在申建梅本人名下，大多在其丈夫董留红和儿子董昉名下。而她与丈夫已离婚多年。一个普通的信贷员家庭，如何积累了这些资产？与村民的损失又是否有某种关联？外界无从求证。但是，很多与申建梅关系相近的村民都不知晓申建梅已经离婚。一位和申建梅丈夫董留红关系较好的村民称，去年还看到董留红经常回家。凤凰网《风暴眼》查询天眼查发现，申建梅的儿子董昉，在2019年成立了一家绿化工程公司——河南英飒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高达6888万人民币，超过了96%的河南省同行，属于超大型公司，但其实缴额为0元。值得注意的是，申建梅还在这家公司担任监事。对于申建梅资产调查情况、案件更多细节，凤凰网《风暴眼》致电办案警方，对方表示，案件仍在调查中，进展将通过官方渠道发布。04 农信社基层网点风险农村信用社网点曾在我国广袤乡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仅方便农户就近存取款，而且网点深扎农村，对每家每户的经济情况、贷款需求也了如指掌，谁家要建房、要养猪，一有消息，很快就能发展贷款业务。于是，我国农村信用社网点突飞猛进，到1994年，独立核算和不独立核算的大大小小的网点多达35万个。但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金融服务开始向城市移位，在农村设网点，业务量相对较少，还要养员工、置设备，这种效率低、收益差的问题愈发明显。在此背景下，我国农信社开始调整网点布局，特别是2003年进行的一场农信系统市场化改革，改革农信社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向商业化、市场化迈进。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设省联社，提高运行效率，大量农村信用合作社改制成为农村商业银行。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正平告诉凤凰网《风暴眼》，市场化改革后，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要追求利润，便把一些效率不高的网点和代办站撤掉了，这种现象有个形象的说法是“洗脚上田”——不做农村相关的业务了，到城里做客户质量相对更高的业务，盈利回报率更高。2003年后，全国各地大兴农信社撤并网点行动。以安徽省为例，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农信社机构减少200多个；到2006年，湖北恩施农村信用社网点由2000年的400个降至160个。此外，2006年，全国还有24万多信用代办站被清理。然而大量撤销网点和代办站也带来一系列问题，在撤销过程中，由于监管不力，给不法分子钻了漏洞，导致骗贷、违规放贷案例层出不穷。公开报道显示，河南许昌县2012年就出现了类似的违法犯罪案例：一农信社曾于2005年撤销了一处代办站，而代办员私刻信用社印章、仿制存单，并冒用储蓄服务站名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第一财经日报报道，2007年-2009年，河南省农信社系统管理十分混乱，曾先后发生数十起类似骗贷、违规放贷事件。而不止河南，江西吉安银监分局丁玉玲曾发表文章，提到仅2007年就至少发生了3起已撤销信用站代办员非法吸收村民存款的案件。其中就包括湖北省随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已解聘代办员冒用原来身份从事非法金融活动。为减少乱象，丁玉玲建议，加大对信用站撤销的宣传工作，除采取公告形式外，还应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等传媒，对已撤销信用站和解聘代办员进行公开宣传。并建议对原信用站开展一次后续检查，重点检查原信用站标识是否摘除或粉刷覆盖，剩余空白凭证及印章是否收回。在张正平看来，撤销网点与代办站道理相同。“撤掉时应该把原来农信社相关的标识等拆除，常兴镇信用社很有可能当时没做这个工作，只是口头上说了一下。”他说，“当年监管可能比较松弛，信息也不透明，事实上除了撤除标牌、正式通知，还应该设置一个过渡期，为储户处理过渡业务。”针对镇信用社存在的监管漏洞，北京江石律师事务所律师杨林峰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2015修正）》第五十九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制定本行的业务规则，建立、健全本行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制度。信用社在管理人员、牌匾等方面存在不规范行为，导致储户受损，存在过错，需要对储户损失承担一定比例赔偿责任。虽然事件中涉及到的上级农信系统一度试图置身事外，但村民不断反映情况后，终于等到了好消息。近日，凤凰网《风暴眼》获悉，当地政府已经推动汝南县农商行解决问题，承诺除利息不予兑付外，全额兑付村民的存款本金。截至目前，大部分村民已经收到本金兑付。（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苗姝、林虹新、孙才金、周家文等为化名。）

据CNN报道，日本人口危机进一步加深，因为出生率太低，该国的农村正在消亡，同时，该国城市地区也面临一样的问题。为提高出生率，日本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包括利用AI软件促进约会、为女性提供冻卵补助费用，向少年儿童发补助，然而效果暂时未知。目前而言，出生率增加的唯一希望，似乎落在了选择回到农村的夫妻身上。25来迎第一个新生儿，前来探望的几乎全是老人大约7年前，横堀健太郎出生，他是川上村Sogio区25年来的第一个新生儿。对于许多村民来说，他的出生就像一个奇迹。在横堀健太郎出生后的一个多星期里，家里陆续有人来探望，但这些人几乎全是村里的老年人，其中包括一些老到几乎不能走路的人。横堀健太郎的母亲美穗回忆道：“老人家看到健太郎非常高兴，一位上楼梯困难的老太太拄着拐杖来找我，把我的孩子抱在怀里。所有的老人轮流抱着我的孩子。”在横堀健太郎出生前的25年间，川上村的人口从6000人减少到仅剩1150人。许多房屋被遗弃，野生动物占据其中。随着年轻人奔向城市，无数的“川上村”被遗忘和忽视。据悉，日本超过90%的人现在居住在东京、大阪和京都等城市地区，这使得该国的农村地区和农业、林业、畜牧业等行业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到2022年，农业和林业从业人数从10年前的225万下降到了190万。随着劳动力老龄化，这种情况在未来几年可能会变得更糟。然而，川上村的情况仅仅是日本人口问题的一个缩影。日本更严重的问题是：城市里的人也不生孩子。不想生育的职场女性和想方设法“催生”的政府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看到大量令人不安的人口数据后，于今年早些时候警告说，日本“处于无法维持社会功能的边缘”。他最近还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生孩子的时间不多了。”据悉，日本2022年的出生人数为799728人，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数字，也是首次跌破80万人。这个数字在过去40年里几乎减少了一半，1982年的日本，出生人数超过了150万。同时，日本的生育率已经下降至1.3，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2.1。这一切都让日本的国家领导人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即在劳动力缩减的情况下为不断膨胀的老年人口提供养老金和医疗保健服务。然而，现在年轻人面临的是繁忙的都市生活和漫长的工作时间，几乎没有时间来组建家庭。同时，生活成本不断上涨，生孩子对许多年轻人来说已成为一种奢侈。更为重要的是，基于社会文化环境，生育后的女性不仅需要独自解决身体发生的变化，而且在职场上可能被替代。即使产后重新开始工作，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日本女性也只能从事兼职或零售工作。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2021年，日本从事兼职工作的女性占比39%，而男性只有15%。为了缓解职场女性的困扰，东京都政府开始为其提供冻卵补助，以便她们在日后仍然能生育自己的孩子。据悉，东京都政府在2023财年的预算案中预留1亿日元用于该项目。不过，这种措施并非首次，千叶县浦安市政府从2015财年到2017财年补贴了冷冻卵子的费用。日本妇产科学会当时认为，通过冷冻卵子受孕的几率“不高”，对此表示“不推荐”，因为体外受精等辅助生殖技术的怀孕率随着女性年龄的增长而降低。当然，鼓励生育的政策远不止此。东京都政府在年初宣布，从2023年开始，将全额免除东京0到2岁阶段的二孩保育费，并将对18岁以下少年儿童每人每月发放5000日元（约合人民币260元）的补助，女性一次性生产补助金也增加至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6万）。甚至没有对象的单身人士，日本也在想方设法。2020年，政府宣布出资1900万美元（约合1.24亿人民币）赞助AI算法开发，以便用约会程序快速匹配到合适的单身男女。据日本内阁去年透露，目前AI的匹配服务已经在日本22个县实施。然而，这些措施能否改善城市或农村的人口危机，还有待观察。人口减少带来文化消亡的威胁，回乡夫妻成为希望此外，随着人口的减少，日本许多传统工艺和生活方式都面临消亡的危险。70岁的春增熏是当初探望健太郎的其中一员，也是一名木工大师，但他的手艺却没有年轻人可继承。幸运的是，健太郎的出生带来了一丝希望，他现在会教健太郎如何雕刻森林中的雪松。他说：“我的孙子住在京都，我不常见到他。尽管没有血缘关系，但我对健太郎可能有更深的感情，因为我经常见到他。”几年前，春增熏的两个儿子像其他年轻人一样，都搬离了村庄，跑到了城市生活。大约10年前，健太郎一家来到川上村时，他们并不知道大多数村民已经过了退休年龄。多年来，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年长的朋友离世，长久以来的社区传统也被搁置一旁。健太郎的母亲美穗表示：“没有足够的人来维持村庄、社区、节日和其他组织工作，这些东西已经变得不可行了。”“我认识的老年人越多，我就越感到悲伤，我被迫和他们告别。事实上，无论有没有村庄，生活都在继续。”美穗补充道，“与此同时，我非常难过的是，身边的当地人变得越来越少。”不过，美穗一家却给了这个村庄希望。村民们等了25年，终于迎来了健太郎，而这要得益于健太郎的父母从城市搬到了乡下。最近的一些调查表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被乡下吸引。农村拥有低廉的生活成本、清新的空气和低压力的生活方式，而这些对组建一个家庭至关重要。一项针对东京地区居民的研究发现，34%的受访者表示有兴趣搬到农村地区，2019年时这一比例只有25.1%。甚至在20多岁的人群中，多达44.9% 表示有兴趣。健太郎的父亲横堀表示，如果他们还住在城里，组建家庭会困难得多，无论是经济上还是个人生活上。美穗和横堀选择逃离城市的原因是2011年的3.11地震，地震搅乱了城市生活。美穗回忆起那时的困境，说道：“每个人都很恐慌，虽然我从未经历过战争，但那感觉就像经历了一场战争。就像有钱却买不到水一样。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停运了，你无法乘坐。我感到非常脆弱。”横堀称：“我一直依赖的东西突然变得不可靠了，我觉得自己其实生活在一个很不稳定的地方。我认为我必须自己找到一个安稳的地方。”最后，他们在偏僻的奈良县找到了川上村，辞去了城里的工作，搬到了一间简陋的山房里，经营着一家小民宿。横堀学习木工工艺，专门为日本酒厂生产雪松木桶。美穗成为了一名全职家庭主妇。两人一起养鸡、种菜、砍柴，一起照顾即将升入一年级的健太郎。不过，谁也无法确定，对于川上村和日本其他地方来说，健太郎的出生是人口增长时代的来临，还是人口危机“垂死前”的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