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视觉中国年轻人对考学的渴望和内卷的恐慌已经成为脑中紧绷的弦。近日 " 北京硕博毕业生人数首次超过本科生 "登上热搜，再次引起激烈讨论。硕博占比超本科是未来趋势吗？本科学历的应届生和打工人需要为此恐慌吗？学历一直是求职的敲门砖，也是企业在快速匹配人才时成本最低的筛选门槛。但对于求职者来说，自证的方式却不只有学历。结构倒挂只是 " 北京特色 "从数据上来看，即便是在未来几年，本硕博结构倒挂也只能是北京的 " 地方特色...

几名未成年女孩，围着一名女孩狂扇耳光，脚踹将其“推入”水沟中，还要求被打女孩下跪说“对不起”……近日，海南省临高县发生一起性质十分恶劣的霸凌事件，引发社会各界关注。3月23日，记者就此事采访了受害者亲属及有关部门，发现此事仍有诸多“谜团”亟待解开。13岁女孩被同学霸凌这起霸凌事件来自一段网传视频。视频中，一群女孩手脚并用，把一名女孩按在地上拳打脚踢，将其一脚踢下水沟后，又拉上来，揪着被打女孩头发进行殴打。其间，被打女孩不断哭泣并求饶，但仍被施暴者使用异物插入眼角，被逼迫下跪道歉并举起手机录制视频。据了解，视频中被殴打的学生叫小朱（化名），今年13岁，目前就读于海南临高思源实验学校7年级。视频的拍摄者和施暴者中，有的是小朱的同学。几名女孩在殴打小朱（央广网发 图片来源于网络视频截图）被霸凌女孩父亲：孩子眼角被扎，目前看东西都模糊“都怪我，是我的错，是我的错！”3月23日，当记者联系上小朱的父亲朱某（化名）时，对方不断自怨。朱某说，由于自己和妻子都是残疾人，女儿虽然打小就很乖巧听话，但是内心里一直很自卑，“可能正是因为我没什么能力，家里比较穷，孩子才会被别人欺负，现在我的心真的很难受。”朱某称，他也是看到网上流传的视频后，才知道女儿被霸凌。在他的反复询问下，女儿才懦懦地说，事发时间在3月13日下午，当天，她被一群女生尾随出校并限制人身自由，以“看她不顺眼”为由，对其进行了多次殴打。“那些人（施暴者）带她到临高县加来镇的多个地方，关了5天，不给她吃的，只给一点水喝。期间，有7到8个人殴打她，打到她蒙，打到她怕，记不清细节。”朱某告诉记者，女儿遭到霸凌后，除了脸部大面积淤青红肿、眼眶发紫外，还伴有耳朵腰部裂开等症状，一直喊四肢骨头疼痛。“更让我害怕的是，孩子的眼角被异物扎到，双眼被重力捶打，目前看东西都是模糊的。”朱某说，这并不是女儿第一次被霸凌，在此之前，她就曾被打过。“我女儿告诉我，在这件事之前，那些人（施暴者）就找她要过零花钱，她也给了。那些人威胁她，不准告诉家里人，她怯弱老实，就没有跟我们说。”话语间，朱某很是自责，认为是自己没有观察到女儿学习和生活上的细微变化，才导致了这件事情的发生。“现在家里已经没钱负担医院高昂的治疗费用，只能靠亲朋好友的帮助。”朱某说。平日里，他靠拉三轮车为生，妻子在学校门口推车摆摊卖零食，两夫妻“既没文化又没钱，不知该如何帮女儿维护合法权益”。3月19日，女儿被送进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检查后发现存在左耳鼓膜可见穿孔等症状。此外，女儿的眼角因有异物插入，造成视力下降，恐怕以后都难以恢复。朱某称，女儿在被非法拘禁5天后，偷偷跑了出来并回到家中，他们也于3月18日下午报了警，希望警方尽快调查清楚此事，施暴者和家属登门道歉，主动承担女儿的高昂治疗费用。有关部门已介入调查这5天里，小朱都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事情？学校和家长为何没有发现其没去上课？事情的真相又是否像朱某说的那样？为更加详细了解事情经过，记者分别致电临高县多个部门求证。临高县加来派出所的一名民警说，此事正在调查，涉及案情内容暂不便透露。临高县教育局局长王定国说，出于未成年人隐私保护的情况，如记者有采访意向，可联系临高县委宣传部。临高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表示，调查清楚后官方会出通告，便挂了电话。

齐里斯北京时间3月24日消息，知情人士称，埃隆·马斯克(ElonMusk)旗下脑机接口公司Neuralink的运营总监希冯·齐里斯(ShivonZilis)已经卸任了OpenAI董事。OpenAI开发了爆红聊天机器人ChatGPT。齐里斯与马斯克的关系非同寻常。马斯克不但是齐里斯的老板，他们还生了一对双胞胎。不过，根据此前媒体报道，齐里斯告诉一些同事，她和马斯克没有恋爱关系，也没有发生性关系，两人是通过体外受精怀上的孩子。马斯克曾表示，他要“尽我所能解决人口不足危机。崩溃的出生率是迄今为止人类文明面临的最大的危险”。尽管马斯克被广泛视为OpenAI的联合创始人，但是他在几年前就切断了与后者的关系。就在齐里斯卸任OpenAI董事之前，马斯克已经公开批评OpenAI对ChatGPT施加内容控制，可能使人工智能“觉醒”，有自我意识，从而威胁到人类。保守派活动人士指责ChatGPT具有了自由主义偏见。据悉，马斯克正在招募一支团队，开发ChatGPT竞争对手。不过，OpenAI可以说是马斯克的“红娘”。齐里斯此前表示，她是在OpenAI工作时认识马斯克的。2017年，齐里斯跳槽到特斯拉担任项目总监，将其AI专业知识应用到了自动辅助驾驶系统Autopilot和芯片设计团队中。如今，她担任Neuralink的运营和特殊项目总监，而马斯克是该公司的联席CEO。

3月22日，也就是昨天。泽连斯基又去巴赫姆特前线了，这是他第二次去巴赫姆特。泽连斯基上一次去巴赫姆特时，是他访美的前一天。那一次，泽连斯基是想借助巴赫姆特战役的残酷性，来向美国诉苦求援。而这一次，经过大半年的坚守，巴赫姆特战役正在渐渐地来到转折点。瓦格纳现在越来越像强弩之末了。现在瓦格纳面临三个严重的隐患：一是，弹药不足。这不只是瓦格纳的问题，而是整个俄军的问题。因弹药不足，瓦格纳和俄国防部已经多次发生过争吵。普里戈津在网上多次公开喊话，借助舆论向俄国防部施压，要求俄国防部向瓦格纳提供紧缺的弹药。二是，兵力不足。在过去10个月的巴赫姆特战役中，瓦格纳一直充当尖刀部队，以步兵为主，跟乌军打巷战，打消耗战，对乌军造成了不小的伤亡，可瓦格纳伤亡率也很高。从这个月开始，瓦格纳就已经开始在俄罗斯境内40个城市，开启新一批募兵了，募兵总数为3万人。三是，上一批招募的囚犯兵合同基本都到期了。瓦格纳在俄罗斯监狱里大规模招募合同兵是从去年夏天开始的，服役期限为6个月。只要坚持6个月，活下来，就可以免除一切罪行，重获自由。在今年的2月份时，第一批囚犯兵就因合同到期，被送回家了。进入3月份以后，会不断地有囚犯兵合同到期。这些囚犯兵来打仗最大的目的就是：免除罪责，重获自由。瓦格纳想要继续招募新的合同兵，就不得不遵守契约。瓦格纳毕竟是一个私人雇佣军公司，如果破坏雇佣合同，整个体系就会崩坏。不仅新兵招不到，老兵也会叛变，雇佣兵与瓦格纳集团的关系来源于商业契约，这是瓦格纳得以运作的根基。因此，当服役合同到期时，受雇佣的合同兵可以续约，也可以回家。但对囚犯兵而言，第一选择就是回家。他们没有过多的爱国热情，也没有为俄罗斯战斗的自觉。他们来这里，就是为了洗脱罪行，重返社会，正常生活。此时的瓦格纳就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老兵不断地因合同到期退出战场，新兵还在招募，尚未完成训练，暂时无法投入战场。这些因素导致瓦格纳尖刀不再锋利，正在变钝。泽连斯基敢前往巴赫姆特前线，就是因为乌军重新稳住了战线，再次与俄军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在巴赫姆特西部方向，乌军发起反攻，成功将俄军击退了3公里，再次解除了T0504公路的威胁。这已经不知道是乌军第几次在T0504公路方向击退俄军了。在巴赫姆特以西，只要伊万尼夫斯克不丢，T0504公路就断不了。瓦格纳在巴赫姆特的进攻已经缓和了下来，双方以巴赫姆特卡河为界，暂时进入了对峙期。不过，俄军在阿夫迪夫卡方向取得了进展。俄军的战法还是很古板，他们在阿夫迪夫卡复制了巴赫姆特一模一样的包围战。队长给大家看两张对比图。这是巴赫姆特：这是阿夫迪夫卡：红色区域是俄军控制区，两个攻坚战都是围住了东、南、北三个方向，乌军则依托西面开阔地带，保持人员和物资的运输通畅，坚守城池，与俄军一步一步打巷战。从图上可以看到，俄军在北面切断了阿夫迪夫卡的铁路，这是俄军最近在阿夫迪夫卡取得的最大进展。可要说俄军彻底拿下阿夫迪夫卡，依然很遥远。整个俄乌战局正在发生与2022年相同的节奏，甚至比2022年更加糟糕。在2022年上半年，俄军至少打下了马里乌波尔，北顿涅茨克，利西昌斯克，伊久姆，莱曼，库皮扬斯克以及赫尔松，在下半年吐出来了伊久姆、库皮扬斯克、莱曼和赫尔松。可进入2023年，俄军发起的冬季攻势至今仍未打下任何一座城镇。不是在打巷战，就是在打村战，争夺的据点不是工厂，就是养猪场。去年的乌军手里最强的进攻性武器是海马斯和T-72主战坦克，可今年的乌军手里不仅有海马斯，T-72，还有豹-2坦克，布雷德利步兵战车，各式北约防空导弹系统，JDAM智能航空炸弹，弓箭手自行卡车炮以及英国即将援助的贫铀穿甲弹等大一批先进的北约制式武器装备。2023年，乌军是真的鸟枪换炮了。在去年的赫尔松反攻中，乌军还在开着皮卡战车，可今年都是清一色的北约装甲战车了。值得关注的是，乌军加大了对克里米亚的袭击。今年以来，乌军对克里米亚发动了多次无人机袭击。近日，乌军还用无人机摧毁了俄军的口径巡航导弹运输车，打击了黑海舰队总部所在地塞瓦斯托波尔。其实，这说明的是，乌军对克里米亚的打击已经是常态化了。克里米亚是俄军最重要的后勤武器中转基地。按照2022年的套路，乌军反攻前，会用1-2个月的时间来持续打击俄军的后勤补给线。这些袭击从单次来看，每次都显得不痛不痒。但是，在连续的后勤打击中，以量变促质变，时间一长，俄军的弱点就会被放大。受波兰和斯洛伐克援助战斗机影响，南欧国家北马其顿开始向乌克兰出售苏-25攻击机。这是队长提到的，北约最可能为乌军寻找的两款战斗机之一，一个是米格-29，另一个就是苏-25。这符合“先给苏式武器”，再给“北约武器”的潜规则。就像坦克援助一样，北约先给T-72，再给豹-2。现在，这种俄乌攻守易形正在慢慢接近于一个临界点。大毛的冬季攻势差不多算是接近尾声了。待俄乌僵持一段时间后，乌军攒了一大堆的先进北约武器还没投入战场，下一回合就该轮到二毛进攻了。从这次中俄领袖会面来看，大毛出让的利益并不多，只是加强了能源出口和粮食出口。但在非卖品上，几乎没有重大让步。也许，大毛在二毛家里再栽一个大跟头，就会出让更多非卖品了。兔子只需坐在岸上静静地等着，等大毛落水的时候，再去拉他一把。不然，他家里的金银细软，坛坛罐罐还是舍不得拿出来。

作者丨王泽荣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宪法学博士候选人近期，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介绍了一起“丧偶式”育儿引发的离婚经济补偿案件。王先生因辞职创业总在外省而夫妻分居两地，宋女士为了更好地陪伴儿子辞去高薪工作，全职在家照顾孩子、操持所有家务。与丈夫协商未果后，宋女士提出离婚，根据《民法典》“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王先生被判支付离婚经济补偿人民币10万元。但是，除去家庭主妇式带娃外，中国经常出现夫妻双方忙工作，父母辈帮忙带娃的情况。近年，妻子操持家务的价值获得了社会的普遍认可，但父母辈帮助带娃的价值尚未进入大众视野。2月26日，北京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民法典通解通读》节目，围绕的便是“姥爷讨要‘带孙费’”这一疑难案例。据节目介绍，本案原告之女与被告在婚姻期间育有一子，原告应自己女儿的请求，从老家辞职去北京照看外孙，其女与被告离婚一年之后，原告要求被告向其支付一万元的劳务费；被告则抗辩称，与原告从未签订照看孩子的劳务合同；鉴于外祖父并无抚养义务，法院认定原告帮助被告照料孩子的行为构成无因管理，但鉴于原告未能提供其“合理支出”证据，法院最终没有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带孙”劳务费，法律支持吗？在《民法典》构筑的家庭图像下，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义务；在一般情形之外，有负担能力的（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外）孙子女有抚养义务。然而，（外）祖父母帮助照看年幼的（外）孙子女，（外）祖父母作为辅助甚至主要照料人，其实是当今中国家庭的常规模式之一。面对“老人讨要带孙费，您听说过吗？”这一问题，镜头中的三位路人均表示反对和不理解：“不可思议”、“反正我是不会那么干的”、“哪有还要钱的，那都倒贴钱的”。当问题换成“老人帮忙看孩子，这是义务吗？”时，路人的回答则有分歧：“确实不是他们的义务”、“这个，带孩子应该的嘛”。与市民相比，案件的原告斩钉截铁地表示，自己讨要带孙劳务费是符合“《民法典》规定的”。关于“带孙费”似乎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识：一种基于传统道德上的义务观念，认为辅助子女照顾孩子是应该的，反感将对孙辈的亲情付出经济化；另一种则以《民法典》为依据，主张（外）祖父母对（外）孙子女不负有抚养义务，进而要求得到相应的报酬。在节目讨论的案件中，判决所立足的显然属于第二种：从外祖父不负有抚养义务出发，到最后肯定老年人在辅助子女抚养（外）孙子女过程中的“付出和劳务”。在说理的核心部分，本案判决将原告的行为认定为无因管理之“债”，这无异于用经济化的方式来评价传统朴素观念中老年人“应该的”付出。此外，判决虽然将本案原告认定为无因管理人，致使其仅可要求受益人偿还必要费用或适当补偿损失，但判决结尾也提示老年人可以与子女签订书面协议，似乎允许另一种“债”的可能：劳务合同。判决书的自相矛盾之处正在于此，判决认定无因管理而非劳务合同，这导致文书最后对老年人劳务价值的肯认沦为口惠之辞。此外，必要费用不包含无因管理人自身的劳务费，却不排除管理人向他人支付的劳务费（“保姆费”）。如此一来，如果有预付能力，老年人将辅助抚养涉及的劳务外包给市场主体后，反而能得到偿还；没有预付能力的老年人亲自提供照料服务，却无法得到法律的认可。这其实体现着一种相对保守的司法取向。老年人在不负有义务时（辅助子女）抚养孙子女或外孙子女，通常涉及被照料儿童生活的方方面面，且往往连续或不连续地经过较长的时间跨度。在这种情况下，将无因管理制度适用于如此复杂且漫长的事业，恐怕有削足适履的嫌疑。在辅助抚养的情形下，辅助抚养人与抚养义务人经常要就具体事项时时沟通、达成一致，此时将老年人辅助抚养的行为笼统认定为无因管理，将造成一种自相矛盾的结论：一个大的一般的无因管理却包含着许多小的具体的（委托）合意，即便这些合意大概并不涉及劳务报酬。认定无因管理与否定劳务关系，其实互为表里，但法院不能为了适用无因管理而否定劳务关系，相反只能在认定劳务关系无果之后才能认定无因管理，以便保障抚养承担者至少能向抚养义务人收回其支出的必要费用。此外，法院若为了避免承认事实合同而谨慎认定劳务关系，那么在认定无因管理之后，就应当考虑到老年人在担任辅助甚至主要照料人时所付出劳务的经济价值，将“劳务费”纳入必要费用的范畴，并考虑到“管理”事务的复杂性和时间跨度以及老年人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弱势角色，在举证责任方面对老年人有所倾斜和照顾。“带孙费”前后的家庭系统性压力我们应当如何对待家务劳动的价值？”（外）祖父母辅助抚养（外）孙子女”的现象看似发生在家庭内部，在根本上却源于市场对家庭的系统性压力。因此，当这种系统性压力在某个家庭爆发为具体的冲突时，比如讨要“带孙费”，我们就不能将其单纯理解为家庭成员间的关系问题、或隔代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应该在更大的视域下鸟瞰家庭与市场之间的结构问题。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中，将“市场—家庭”与“市场—自然”的关系结构相类比。在她呈现的图式中，市场从名为家庭的外部环境中获得健康劳动力，同时将不被市场需要的老人、病人、残疾人纳入家庭环境。于此，家庭作为市场的外部环境而存在，但为维持家庭而付出的劳动成本却不适用市场的评价机制。这也是家务劳动始终遭受贬低甚至无视的根本原因。面对家庭与市场的外部结构问题，一方面，政府应当扼制市场对家庭在职人员的不合理压榨，保障职业男女有时间精力尽到家庭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应当适度缓解家庭为抚幼养老目的而在市场的成本支出，譬如通过税务减免或社会保障政策，2022年3月28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设立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个人所得税专向附加扣除费用》便是如此。讨要“带孙费”的个案冲突在进入法官或公众视野时，已经表达为家庭内部的关系问题。发生“带孙费”冲突而诉至法院的家庭关系，往往要么处在解体的边缘，要么干脆已经破裂。如节目中的案件，便发生于原告之女与被告婚姻关系结束之后，且由于原告与其女的父女关系并未破裂，因此原告仅对被告一方提出支付劳务报酬的诉求。在此情形下，亲情的关系实则转变为陌生人的关系。关系破裂的“家庭”成员之间，不仅在将来要以“市场”的逻辑相处，而且对于在“家庭”关系存续期间从市场得到的收益与被市场转嫁的成本，也必须按照“市场”的逻辑加以清算才算公平。《民法典》第1062条规定的夫妻共同财产问题就预置了类似的逻辑：即便夫妻中一方在“市场”工作、而另一方在“家庭”主持内部事务，法律依然认定在“家庭”的一方对另一方从“市场”得到的报酬和收益有同等贡献。“共同财产”在分割之前，已经蕴含着一人一半的分割可能。于此可见，在市场之外的家庭其实也可按照市场化的方式结构来看待，即便是在“家庭”关系不完全解体的情况下、甚至在美满友爱的“家庭”关系下。原因在于，“家庭”关系承载着比“市场”关系更为丰富也更加复杂的内涵。本案判决书提示老年人为保障自己权利，在承担对孙子女的照料时，最好与子女签订合同明确权利义务关系，也是出于着同样的理解。我们愿意相信：为了建立“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更应当尊重且客观评价家庭成员的劳务和付出，而不能将亲人的牺牲和服务视为理所应当。

长期研究数字劳动的学者孙萍，曾经在陕西铜川的一个产业基地里看见过有趣的一幕：同一栋楼里，一部分工人在电脑前做数据标记，另一部分工人在做假发。前者属于新时代催生的新工种——给AI投喂数据，然后越来越聪明的AI将在未来取代我们的工作，后者则是传统的手工劳动，每个人桌子上都放着一个塑料人头，人头上贴一块头皮，在上面缝头发，过程单调甚至还有些黑色幽默。某种程度上，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关于劳动和工作，正在急剧变化的图景：新的技术催生了新的工作，所有人都要努力适应——在产业基地，来应聘数据标记的，面试时，会出一些基本的Word、Excel题。那些面试不上的，管理者就会说，要不然你们去缝假发吧。当技术掌控主导权，人就要过来配合，这将深刻改变我们与劳动的关系。从2017年起，孙萍在北京做外卖骑手的田野调查——这是一项更广为人知的，由技术催生的工作。她从中看到了两个趋势：一是“永久性零工”时代的到来：770万外卖员，203万快递员，超过500万网约车司机都是这幅庞大图景的一部分。二是，她看到了许多“底层的残酷物语”正在发生：被接单系统压得喘不过气的骑手，出了车祸就很可能“因病返贫”；被工作吞噬掉家庭生活的打工夫妻；学不会数据标记，就只能去缝假发的西北大妈也是其中之一——新的技术产生新的工作，然后异化了我们，某种程度上，这是真实不虚的。在北京做外卖骑手的田野调查©孙萍但孙萍也看到了变化中积极的一面：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零工经济中，她们不再听男性说什么就是什么，因为她们有自己的收入来源。即使是数据标记这样机械的工作，从事这份工作的，大多是年轻人，高职大专毕业，会一定的电脑技术，选择这份工作，也是他们拥抱创新的表现。身为大学老师，孙萍也在观察身边的年轻人，相比不得不去适应变化的底层劳动者，从校园走向社会的年轻人看似有更多选择，却对工作的意义和价值，感到更多的焦虑、迷茫：不工作当然不行，但身处一个庞大的系统中，做的似乎都是“狗屁工作”。矛盾的结果是，他们宣称要“躺平”或者加入“佛系的狂欢”，但实际上只能口是心非，行动依然是“去卷起来”。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我们和劳动的关系是怎样的？以下是谷雨和学者孙萍的一次访谈。从“过渡性劳动”转向“永久性零工”谷雨：“零工经济时代”是如何产生的？它有什么样的特征？孙萍：目前，流动性和过渡性的劳动成为一种常态。大家这个不愿干了就干那个，那个不愿干就干这个，体制之外的游走性和不确定性正在成为我们社会的规律。工业化生产时期是8小时工作制，就是买断你八小时的时间。在这个语境下，为了让工人在8小时内提高效率，会使用各种各样的管理方式，比如设立竞争机制、设计KPI、安装视频监控、规定你上厕所的时间不能超过多久等等。©视觉中国零工经济时代，不再是买断时间，而是在争取最大化盈利空间的同时，从雇佣关系转变成了合作伙伴关系。资本只支付这一份订单过程中的钱，至于等候的时间，你在干什么，他们并不管。在这个语境下，也出现了我们所说的各种各样的零工时代的特征：灵活、可以随意进出、来去自由。但与此同时，我们大部分人的思维观念还没有摆脱之前的工作组织机制，（同时）跳脱开之前的模式，以一种所谓的“非常创新的模式”来去组织，也会出现非常多的问题。（比如对传统的五险一金或者是相关的劳动保障的轻忽。）谷雨：在零工经济下，越来越多女性加入到了这样的队伍中。零工经济也为农村的女性赋权。那乡镇的、农村的女性在话语权和女性意识上，有着怎样的变化？孙萍：她们在性别意识上没有太多变化，还会接受传统的分工、生儿育女、承担家务劳动。但在自我的话语权上，或者说女性的独立意识上，她们不再听男性说什么就是什么，唯他们马首是瞻，因为她们有自己的收入来源。她们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一套基于经济独立后的女性意识。去年，我和同事去了十多个地方，去看农村女性参与直播。河南焦作下的一个村子，以前是贫困村，后来政府出了“扶贫”政策，其中很重要的一块是做数字化产业直播。很多女性接受培训后，开始在村里做直播。有几个女性跟我说，以前在家带娃，丈夫会嫌她这弄不好那弄不好，但上了直播之后，她涨粉很快，整个人有了自信。也有女性告诉我，以前她在家里边做家务，没有其他收入，跟丈夫要钱时，要一块给一块，要两块给两块。做了直播以后，丈夫不让播，但妻子也不听他，因为她可以养活她自己了。©视觉中国他们的公婆对她们不太高兴，为什么？是因为他们公婆会认为你没有履行好作为一个媳妇的责任，你每天都在直播面前抛头露面，这算什么？很多的人即便听到了，也不会说回到传统的角色当中去。当数字技术和零工经济嵌入到就业时，其实给了女性非常多的机会去掌握生产资料，当女性占有了生产资料时，经济基础会决定上层建筑，她的意识是会非常明显发生转变。零工经济让乡村的、边缘化的女性的话语权在增强，自我决定的可能性也在变强，所以她们就会撼动现在以男权主导的家长式的传统性别结构。在某种程度上也在改变整个社会的关系，从而改变社会结构。它在一点点撼动基底，铁板正在松动。谷雨：在你做关于外卖员的田野时，你还有过什么样的观察？孙萍：在做田野时，我看到许多“底层的残酷物语”。前年，我准备采访一个外卖骑手，结果当时他说，他在医院，有个哥们出了车祸。那个外卖员送外卖拐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轿车给撞倒了，人飞出去了，头着地，脑颅出血。送到医院后，医生说，晚来两三分钟这人就没了。当时已经来不及通知家人，当场问要不要开颅。那几个外卖骑手有点慌，最后他们说要开。我去的时候，他已经进了ICU，他家的弟弟在北京打工，他的老婆孩子连夜从河北赶过来。ICU没有陪护病床，他们只能在走廊里用泡沫垫子搭出一个小小的空间来，晚上在那睡，等着他。©视觉中国田野之中，我还有一个发现，如果两个人都到大城市打工，一起跑外卖，家务劳动就会明显减弱，一是因为他们租的房子很小，只够睡觉。二是他们的社会生产时间严重挤压了社会再生产，除了跑单之外睡觉，其他事都不用干，也不需要做饭扫地干家务，直接出去吃个外卖就继续跑，所以男性和女性在这个方面就没太有差异。他们会做的一个事情是“亚洲式的二次外包”，他们会把养孩子、教育孩子的关怀照料劳动外包给他们的上一辈。外卖这个行业流动非常高，但流动完了之后，他们可能从这个平台跳到另外一个平台。我问他们愿不愿回工厂，得到的答案都很统一，不愿意回。因为回工厂太累了，因为有人看管着不自由，整个社会的年轻一代的工作伦理在发生明显的变化，还是追求一种自由。谷雨：零工经济看似是我们的选择，但许多人是因为现实的困境，被迫做出选择的。如何看待这种“被迫的自由”？孙萍：如果有稳定的劳动，谁愿意做零工呢？当这样的劳动形态出现后，带动了一些就业，不可能推翻，只能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规范。谷雨：零工经济的风险在哪里？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孙萍：一切都变成个体主义了，有一个精密的系统负责与你对接，但精密性的系统连接的，只是你作为工作的部分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整体性的人。对接之中，产生的最直接的一个状态就是“不信任感”。©视觉中国很多从农村来的人会说，在城市里没有人愿意相信你说的是真的。单子太多了，实在送不过来了，打个电话解释一下，但顾客可能会想，你送不过来，是你的事情，跟我说有什么用？我还想吃饭对吧？他可能会通过系统去给你打差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变得中介化，我对你满不满意，可以通过系统来去展现，而不再是我们通过一种传统的方式去交流。一个外卖大哥说，他经常打电话给那些办公室白领小姑娘，她们都嫌他声音大，说话粗鲁，给他打差评。大哥说，他在大街上吭吭吭跑着，手里边有七八单，急得都不行了，一路上心脏都快跳出来了，声音怎么可能不大。当你想象一个工作中的人时，你想象的，是一个标准化的人，要求温良恭俭让，要细声细语、有礼貌，因为我是一个消费者。但在他的工作语境中，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可能着急了，或者气喘吁吁。其实他也没有恶意，但大家依然会感到冒犯。这些场景感的对接其实是不对称的。这种差异化的对接，造成很多误解和冲突。当技术掌握主动，人要过来配合：“那些面试不上的，要不然去缝假发吧”谷雨：之前听说你在研究“数据标记师”，这是一份什么样的职业？孙萍：好多年前，我就已经关注到这个行业。在现在的平台经济的语境下，数据成为了一种非常重要的生产资料，但生产资料本身其实是需要去打磨的，就像一块地一样，需要去开垦、维护……数据也是一样，它需要被清理、整理。之后，被用来喂养人工智能技术。数据标记师被称作“人工智能的老师”。他们和传统的外卖、快递、网约车的行业不太一样。那些都是我们在地化的，可见、摸得着的流动性的劳动，带有物理坐标上的位移。而数据标记师每天坐在电脑前面标记，做一种重复性的认知劳动。给人工智能的算法去喂养数据，告诉人工智能“这是个凉皮，这个不是凉皮，这是个骆驼，这个不是骆驼”。最早数据标记工作是由程序员做，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数据量要求越来越大，需要大量的海量的数据去投喂，在这个语境下就催生了这样一个职业。形成了一层层的外包。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人就这样被召集起来。谷雨：在你的田野中，什么样的人在做这样一份工作？你对他们有什么样的观察？孙萍：我们当时去陕西铜川市下面的一个产业基地去调研，现场非常有趣，一部分人在电脑前做数据标记，还有另外一部分人在另一个大厅里做假发。每个人桌子上都放着一个人头的塑料模型，人头上有一块头皮，在上面缝头发，我当时进去的时候，景象非常恐怖，因为那时候没有人，大妈们都去吃饭去了。当地招人时，应聘数据标记的，大部分是年轻的、高职中专大专毕业，中等以上职业，会一些电脑的操作，他们面试时，会出一些基本的Word、Excel的题。那些面试不上的，最后就说，要不然你们去缝假发吧。在贵州、山西、东北、山东有许多基地专门做这个。产业链条走到最底下的时候，发展到了二三线甚至以下的城市也不足为奇，因为现在这种技术手段下，你身体的在场其实不重要，远程能做就都可以做。河南某村的青年数据标注师©视觉中国这个产业链非常大，中国现在做跟人工智能领域相关、与头部互联网相关的产业，基本上都会用到这个行业。他们的工作类别会非常细，有文字的、图片的、语音的、还有各种动态。公司里一般会打出来几页纸来进行培训，告诉你1234怎么标，每一批一批项目过来，就要进行标注。我去陕西铜川的一个县，发现他们更多是一种在地化的就业。那里的年轻人可能不想去西安，或者没有能力去到西安，看到这里有数据标记的工作就会来做。每个人的经历都不太一样，五花八门，有干过文书的、干餐厅服务员的、以前当农民的、在家务工的、干房地产销售的……疫情期间大家是比较困难，能试试的职业就都试一试。在乡村，它的生态和语境和我们完全不一样，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相对很新的职业，所以来就业的人也都在拥抱改变，愿意做一些尝试。他们的思维是相对创新的。在那里还有一个发现是，女性比男性要多，因为数据标记的工作是一项认知性的劳动，整个劳动的过程非常精细化。需要非常细致和认真，比如要求这个框里写多少字、这个怎么输入进去……总体感觉还是有性别差异的，女性可能相对占有一定的优势，这也会带动灵活的性别的在地化。我们去的时候，中午他们都回家了，因为有孩子，要去接孩子，给孩子做顿饭，下午再回来继续工作，到晚上再回家。谷雨：你为什么会关注到“数据标记师”？孙萍：这群人是一群“幽灵劳动者”，当我们看到ChatGPT怎么光鲜，怎么给出让我们惊喜满意的答案时，其实背后有一大群人给它纠偏、清洗数据，包括今天走入我们家庭当中的各种人工智能机器人、儿童学习陪伴的智能语音助手……背后都需要这样的工作。这和我之前的研究一脉相承，我在最早的时候，研究支撑中国整个互联网产业发展的人力基础设施（humaninfrastructure）——也就是码农。现在我们讨论的都是互联网大厂里的精英程序员，但实际上，你去看中国的职高，有一半都是在学计算机，而他们更多的是底层码农，这样的底层码农能占到中国整个IT产业就业人口的90%，但这群人是失语的。网约车和外卖群体也是一样，当零工经济起来时，大家在眼里能看到他们，但在心里，这群人是不可见的。他们的劳动支撑起整个城市生活，无论是疫情期间，还是你工作忙碌的时候。他们是整个城市得以快速循环和正常运作的重要的人力基础设施，但他们的话语权和可见度非常弱的，再转到智能时代，数据标记也是这样的，这一群人的可见性也在变得越来越低。谷雨：说到ChatGPT，包括人工智能的出现，会对我们未来的工作形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孙萍：在人工智能时代下，我们需要重新去思考劳动和社会的阶层性的分工。如果说之前是按劳动力、工作的能力来划分，在未来，我觉得会依照对于信息的识别力、解读能力和认知的建构上来重新进行阶层的划分。有一天我们想象自动驾驶已经非常成熟了，可以用机器人每天飞来飞去送外卖送快递了，那这些人可能就会被取代，被取代了之后这些人要干什么？机器人参与分拣快递©视觉中国他们可能会在后台操控机器人，机器人发一张图片说，前面有一个什么东西，一看是个狗，没事你可以往前走；或者是无人机的操控，它撞到这个地方了，你得去给他看一下。人工智能时代的机器往前冲的时候，背后总是隐藏着各种各样的幽灵一样的人在给他补缺口补漏洞，重新帮它修正调整方向，是一种补丁工作，就像现在的人工智能的标记师。当技术掌控主导权，人要过来配合。不过这也是一种机器的反噬，当机器冲在前面的时候，人的很多工作是要按照机器的逻辑来重新排兵布阵。去寻求一种人和物、和自然的回归和平衡谷雨：很多年轻人对于工作的一种普遍感受是，工作的价值感和意义感似乎在不断消失。孙萍：工作的细化，让我们每个人在这么大的一个系统当中寻找自己的意义变得困难。一方面，它离我们本能性的衣食住行越来越远，另一方面，在一个大系统之中，我们看不到大的图景，就会迷失自己。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里讲，人为什么要劳动？是因为劳动在最初的时候，被赋予了一种神圣感和宗教感，做这件事是为了别人好。而现在的劳动呈现一种工具理性的样态，做这件事可能就是为了挣钱，要不然没有收入就没有办法养活自己。当大家在工作、生活和意义兼顾上很困难的时候，就尝试去做“去意义化”的解读。谷雨：与此同时，在工作中，许多人在工作中会有一种价值感的错位。经济价值越高的工作，似乎没有什么意义感，相比之下，经济价值低的工作可能更有意义感。比如说在疫情期间，一个家庭里，她的爸爸在事业单位工作，妈妈在超市工作。因为疫情，爸爸不用去单位上班，妈妈在超市里很忙。但妈妈却非常有自豪感，因为帮大家做了很多事。孙萍：这要看具体的工作。有一些是非常有创造性的工作，经济价值很高，比如最近特别火的ChatGPT，它的公司OpenAI的创始人山姆·阿尔特曼，是一个技术狂人，就在从事非常有创造性的工作，还有一些设计师或者程序员，这些在技术领域做出里程碑式贡献的人，他们的工作有可能埋藏着我们人类未来，价值感还挺高的。在我们社会里，确实有很多人在做“狗屁工作”，这些工作可能被标价标得很高，但没什么意义。这种经济价值和意义感的错位，我感觉它问题出在了劳动的社会分配上，涉及到公平分配的问题。为什么在做管理的人比环卫工人、家政阿姨的收入要高？从总体上来看，送一份餐到你家，把街道打扫干净，这些看得见的实用性工作，在我们看来，是更加有社会效能的，因为它有一个实质性的改变。©视觉中国但是社会形成了一整套基于资本逻辑的劳动价值测量的标准，这套标准更多是与人类整个社会进程与整个工业化、商品化、资本化相关。社会从一个混沌状态逐渐细分成360行，3600行……在这个过程当中，各方会通过相互的磨合、合作、竞争，甚至是斗争性的形式来形成一个相处的逻辑。谷雨：你对身边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观察？孙萍：大部分人口是心非，他们在对外的语境下，宣称“躺平”或者加入“佛系的狂欢”当中，但实际上他们的行动没有放缓。大部分人不敢辞了工作，当一个自由职业者。我身边大部分年轻人的主流方向还是去找工作，去卷起来。这更多是一种自嘲式的文化，自己自嘲是没有问题的，只能自己讲，不能别人讲。当别人指着你说，你是一个废物的时候，你还是会有一种冒犯感，这里面自我讽刺性可能会多一点。当代的年轻人，经历的不是经济贫困，而是意义贫困，他们没有办法给自己寻找一个好的逻辑时，只能先自嘲一下，看看接下来的情况是什么样。也有一些年轻人选择自由职业，或者去gap。但这还需要一定资本。我之前做过采访，在云南，大理丽江的一些网红景点，会有很多人直播，其中有一个小姑娘，在抖音上拉小提琴，她三个月涨粉100多万。她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之前在云南做个各种各样的事情，找鸡棚住、开过咖啡店。我后来知道她以前是一位明星的首席小提琴师，之前在北影，后来直接退学了，连学都没有上完，就自己出来了。这种情况往往都还是比较有本事的，他们在见过世界之后，比较有底气了才会这么做。谷雨：在当今的语境里，我们和工作的关系似乎难以切割，工作似乎定义了一个人。当一个人辞职之后，你甚至不太知道怎么去介绍自己。孙萍：在陌生人社会，尤其是大城市陌生社交的语境下，工作岗位是和个人身份紧密地绑定在一起的，这是确证自我的一种方式，也是建立自我对外交流的敲门砖，实际上，这是现代人的一种异化。一旦把工作和个人身份绑定在一起，我们对话的对方就不再是一个完整的带有自己的情感经历、丰富的人生体验的个人，而是一个陌生的扁平化的，贴上一个职业标签的人。我们加别人微信的时候，除了他的姓名之后，就要加上各种公司职务头衔的标注，而不是说这个人可酷了，他特别喜欢骑行。我必须以最高效的方式去完成对你的认知，这是一个“加速”和“工具理性”的逻辑。谷雨：在当下，人们对劳动和工作的意义都有了新的审视。劳动和工作的价值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从你的观察中，劳动和工作的价值具体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孙萍：一开始，劳动是人要得以生存的本能，后边劳动的目的开始慢慢发生转变，不仅仅是为了活着，也可能是为了让别人活着。再过一段时间，劳动的阶层性开始划分，社会分工开始划分。工业化大生产之后，才会出现“工作”这个词。工作是有组织的、有具体方向和方式的，有时候是需要一定的技艺。在非常古早的时候，人的劳动遵循自然法则。农业社会里，劳动开始遵循政治性的社会组织逻辑，到了工业社会，资本主义出现后，它遵循的是理性逻辑，理性就要有标准。我们所谓的躺平、佛系、逃跑，都是尝试与这个体系脱钩的一种反抗。很多年轻人把自己称为“打工人”或者“工具人”。他们想去摆脱所谓“画饼”，他们不愿意与所编织的宏大的话语去关联在一起，不想买账，可是又没有办法去构建一个同等的话语去对抗时，不构建也是一种可能。有这样想法的人，还是大城市多，小县城少，小县城的人活得挺开心的。我家在青岛，每次我回家，都会和一个朋友聊天。她原来在北京做科研，后来回家了。她说她回到青岛之后，所有的快乐都放大了。以前在北京，她觉得她的孩子很可怜，北京的小区里，只有一块小土坑可以挖，但回到青岛之后，小土坑就变成了大海旁边的沙滩。在北京，只有一个小湖，回了青岛，它就是一片大海。在北京只能和小区里几个孩子玩，在青岛就是和整个广场上的孩子一起玩。©视觉中国但很多人没有这样的勇气放下这一切，逃到一个地方去，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还是比较怂。生存在前，生活在后。在大城市，一方面是因为很现实的问题，房价太高了，靠一个月一两万块钱的工资负担不了动辄大几百万或者上千万的房价。谁愿意租房或者谁愿意一辈子居无定所呢？当他买不起的时候，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说我要不然歇歇。新的变化可能现在出现在新农村，出现在那些返乡的青年人身上，我觉得他们是值得研究的一批人，可以去看看他们为什么返乡，如何返乡，以及如何把自己的理想信念重新与这片土地连接在一起。有的人创业会去做一些有机农业，他用一种新的理念去做这种有机的生产、有机的农业，去关注人和自然的平衡，而不再仅仅去关注这个工作给我带来多少的工资，而是我的活法就变得非常多样。以人为中心的语境在被慢慢突破，他转而去寻求一种人和物、和自然的回归和平衡，去重新建立一种可能的关系，这种关系就不再是以人为中心的关系，可能是人与万物的关系。谷雨：你工作会有倦怠感的时候吗？你如何从你的工作里获得意义感？孙萍：作为一个青年学者，科研的压力还是很大的，考核的机制会让你就偏向于完成KPI，整个体系的标准又和你的个人生活、职位、收入挂钩，但这些KPI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给社会、给学生或者给整个教育体制带来一个良性循环，我觉得是存疑的。我自己觉得要做一些议题，不仅仅是为了写一篇论文，完成一个KPI，而是会去想我做的东西会不会给一些潜在的人带来影响，让我们所在的社会变得更好，它带来改变的可能性有多大。我自己工作里最有成就感的时刻，还是教书。你和学生形成某一些互动，甚至有一些学生因为你讲的某一些点，受到了启发，对他们的成长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时候，我会特别开心。

近日，南京储户 "243 万存款被行长挪用，银行只肯赔一半 " 事件受到广泛关注。3 月 22日中国邮政南京市分公司回应称，该案复杂、存在疑点，已提起上诉，待案件终审判决后将严格执行法院判决。有法律专家及律师解读认为，涉案行长时某宁因挪用资金罪被判刑是一个关键因素，说明其挪用的是银行资金，银行应承担赔偿责任。记者查询发现，此前的类似案件中，有法院判决储户及银行均承担一定责任。李先生在南京市江宁邮政局岔路口支局开办的邮政储蓄存折 受访者供图243 万存折竟是行长伪造...

关于 " 孔乙己 "的讨论似乎没有经过特别的发酵，却以一种类似时代词典的方式，进入了微不可察的日常生活语境里，大学生为五千元的平均月薪叫屈，是观念里脱不下长衫；放弃白领工作去做体力活儿，则是勇敢脱掉了" 长衫 "，各种活法，来来去去，总是有关 " 长衫 "。这个词最开始出圈时，仅一句话，就足以俘获千万年轻人内心的强烈认同："...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四说，如有必要，监管机构准备采取进一步措施为银行存款提供保障，再次部署支持矽谷银行和SignatureBank客户的联邦紧急行动。这与她前一天声称并未考虑在未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全面提供所有美国银行存款保险的说法不同。耶伦在众院拨款委员会一个小组委员会发表预先准备好、与一天前在参院作证时几乎一模一样的证词，也就是政府最近采取的行动旨在确保美国民众的存款安全，但追加表示，必要时会采取更多行动。耶伦说：“我们已经使用重要工具来迅速采取行动防止风险蔓延。这些工具我们将来还可能会用到。我们采取的强有力行动，确保美国民众的存款是安全的。当然，如有必要，我们准备采取更多行动。”这显然是为了避免再次造成市场波动。周三，她告诉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我并未考虑或讨论任何与全面保险或存款担保有关的事”，结果银行股重挫。耶伦最新的说法，是在监管机构因应一系列银行倒闭的作法遭严格审视、以及外界对金融体系稳定性担忧加剧的情况下发表的。矽谷银行倒闭以来，她和联准会主席鲍尔都表示，必须加强监管，但强调银行体系健全。除了紧急系统性风险外，美国的行政部门对美国银行存款保险几乎没有控制权，因为保险上限由国会设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目前提供的存款保险额度上限为25万美元，这是2010年陶德法兰克金融改革的一部分。眼下只有少数民主党人公开建议，国会应考虑在矽谷银行倒闭后提高所有存款的限额。与此同时，一些深具影响力的众议院共和党人反对提高限额。他们批评，为矽谷银行和SignatureBank的存款提供保险的决定相当于对承担过度风险的大银行提供奖励。因此，很难想像提高保险限额的法案如何能在共和党控制的众院获得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