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宏，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近日，突然又有很多网友开始讨论起消失近一年的健康码。最初是一则未经证实的新闻写道，“广东已下线的健康码重现江湖。四川天府健康通、广东地区的粤康码在12月1日下午5时左右重新上线。” 在看到这则新闻后，就有很多网友纷纷开始查验手机中的健康码。据初步统计，目前仅有河北、河南、重庆已经是完全打不开了，其他省份都还有微信、支付宝或者app端能够打开健康码。 鉴于目前已进入冬季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就有不少网友揣测，码化管理的时代可能卷土重来。 健康码从未彻底下线 这个担忧让人揪心。事实上，尽管疫情过去已近一年，但各地的健康码从未彻底下线。 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被明确要求下线的，只是在疫情期间又附加在健康码之上的对跨地区流动人员进行地市级定位的行程码。 在2022年12月13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要求正式下线“通信行程卡”，并明令删除行程码上所附着的所有个人信息后，健康码的去留问题曾一度成为热议的问题。 也是在2023年的2月14日，广东省粤康码官方公告称，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管理的粤康码，将于2月16日11时起关闭老幼助查、健康申报、防疫工作台等服务入口，并针对下线的服务，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彻底删除、销毁服务相关所有数据。 彼时的新闻媒体以为，粤康码关闭服务是释放了彻底下线健康码的信号，但仔细阅读该则新闻会发现，粤康码所关闭的只是老幼助查、健康申报、防疫工作台等服务入口；管理粤康码的广东省政务数据管理局，至今都未宣布将粤康码进行彻底下线。 在粤康码关闭部分服务前后，各地也再无关于健康码去留的官方信息。也因此，各地网友能在手机上再次翻找到自己的健康码页面并不稀奇，健康码其实一直都还在那里，只是许久未用，登录信息已经过期。 为何对健康码“死灰复燃”有必要担忧？ 网友忧心健康码“死灰复燃”，的确是太长时间为码化管理所累。 就在并不久远的过去三年，因为使用频次过高，健康码几乎成为人们每天都会使用的新型身份标识。它发挥着风险防控的重要功能，却也在很多时候成为束缚个人自由的工具，又由于是在应急状态下诞生，其在个人信息方面表现出的无差别全员收集、实时收集和事无巨细等特征，都隐藏着个人隐私被泄露和被滥用的巨大风险。 而在疫情防控中爆出的，诸如河南郑州为阻止储户维权而对其强行赋红码，丹东市发生的因为健康码黄码就被阻止市民外出看病，甚至在某地仅出现零星病例后，就对全域居民赋红码黄码等案件，都以极端的方式呈现出健康码所存在的法治问题。 换句话说，健康码使个人很容易就沦为数据监控和数据操纵的对象。也正因如此，当国家防疫政策发生重大调整、健康码已不复存在必要时，公众普遍呼吁应彻底下线健康码，并将附着其上的个人数据进行永久性删除。 但在其存废去留问题上，一直都有另一种声音存在。认为健康码尚有存在必要的一种典型理由是，里面存储的疫苗接种信息，或许会在危重病人诊疗过程中为医生提供诊疗依据。但伴随数轮感染风波过去，此类信息的有效性早已彻底减退。 而彼时很多地方政府希望保留健康码的理由还有，万一疫情再来还能够重新启动以进行有效防控。但是，这个理由同样无法证立。 在经过过去三年的历练后，未来如果再出现疫情反复或爆发其他大规模传染病的情况，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更精细和更合规合法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而无需再像健康码一样，通过无差别全员收集、实时收集和事无巨细的方式进行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 还有地方政府欲将健康码进行转型处理，即在进行去标识化和匿名化处理后，将健康码的数据信息继续保留，并转用做诸如健康医疗、交通出行、文化旅游等其他目的。 2022年12月，有地方政府尝试将“健康宝”和原有公共服务应用相融合，市民可自愿或自主授权，选择是否将健康宝的个人身份验证信息拓展到其他页面。但应者寥寥，之后也并无下文。 而当时人们反对将健康码转做他用的重要原因在于，健康码在信息收集上表现出“可长期保存且易跨平台复制转移认证”的特点，现有的脱敏化处理根本不能彻底消除个人隐私被暴露和个人信息被滥用的风险。 但现在，打开疫情时的健康码小程序，我赫然发现它已经整体升级成另一个小程序。可我已经完全不记得自己曾授权选择将信息转移，页面上出现的新二维码目前也未知其具体用途为何。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和处理的个人信息种类发生变更的，应当重新取得个人同意”。据此，地方政府如果未经公众同意就将健康码信息转做他用，已属违法行为。 更令人惊讶的是，在有些地方市民应用中，依旧能查到曾经的个人健康状况、感染风险以及接种疫苗情况等信息，实时查询功能也依旧可用。疫情结束后，健康码APP如何就直接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新的服务应用，过程中究竟关停了哪些功能，哪些功能目前依旧可用，对于普通用户都成了巨大谜团。 为何健康码的个人信息需要彻底销毁？ 其实，最让人忌惮的，不只是健康宝功能仍旧可用，而是附着在健康码之上的个人信息是否时隔一年仍旧原封不动地保存在那里。 《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在“处理目的已完成、无法完成或者为实现处理目的不再必要时”，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主动删除个人信息，个人信息处理者未删除的，个人有权请求删除。 既然生成健康码的底层个人数据和衍生用户画像都与个人的人格尊严高度相关，在其已完成其既定功能后，最稳妥的处理方式仍旧是将个人信息进行彻底删除和集中销毁。 如《个人信息保护法》所规定的，信息处理者删除个人信息不仅是其义务，也同样是个人重要的信息权利。这种要求删除信息的权利，在数据化时代又常常被称为“被遗忘权”，其目的就是为了确保在个人信息的处理目的已经完成或是处理目的已无必要时，避免个人信息被不当存储所可能导致的个人信息被泄露、被非法买卖，甚至是被用以其他目的的高度危险。 我们常说，在数据化时代，上帝会宽恕和宽恕我们的错误，但互联网不会。它会记住我们过去几年每一次的感冒发烧，每天涉足过的公共场所，并根据这些信息轨迹精准描摹出个人图像。所以，为了免于个人受困于历史记忆，对抗信息和数字技术给个人打上的永久烙印，人们应当拥有要求将其信息完全删除的权利。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但现在再回看这段历程，尽管彼时公众的呼声很高，但“存而不废”一直是各个地方政府的普遍做法。这种做法的背后，能够明显看出个人信息对于政府治理和管控的巨大诱惑，也能窥到各地政府对于几年来已经习惯的码化治理方式的路径依赖。 但也正因为健康码的个人信息处理者是国家机关，公众要求其彻底下线和删除信息就变得尤为困难；与各级政府在删除信息方面表现出的动力不足所相对的，也是公众的监督无力。 彼时还有不少学者提出，应由中央统一安排部署健康码的下线和数据的删除销毁工作，以避免各地在疫情结束后仍旧各行其是。这种意见尚未被采纳，也未见落实。 此次四川天府健康通、广东地区的粤康码又突然“重出江湖”，虽然看似让人虚惊一场，但网友还能查验到健康码的页面也再次提醒我们，健康码仍未彻底下线，一些功能仍旧在默默运行，更重要的是，附着在其上的个人信息仍未被彻底销毁。 在数据化时代，没有人愿意活在他人无时不在的窥视之下，也没有人愿意成为他人也包括各地政府机构数据操纵的对象。为避免这种危险的发生，彻底下线健康码，应再次被提上日程！

图为艺术家秃头倔人作品 西藏阿里献血风波本已告一段落，大家议论的是五月天是否假唱，舆论经过混合了愤怒、嘲讽、不平、质疑等情绪冲击后，在静候阿里方面的调查通报，这个通报承诺由阿里宣传部等部门于11月29日做出，有媒体记者的采访为证。‍‍ 但12月6日，上观新闻和澎湃新闻发表了一篇联合采访报道，6名记者署名，打破了此事上暂时收敛的平静，重新激发了网民情绪的爆发。这篇报道不掩饰其“以正视听”的迫切目的，通过五个方面的自问自答，试图发挥定风波的压舱石作用。‍‍‍‍‍‍‍‍‍‍‍‍‍‍‍‍‍‍‍‍‍‍‍‍‍‍‍‍ 单纯从媒体业务角度，这是一篇有必要评议的稿件。因为它的欲望过于强烈，排他性旺盛，而其在手艺上的不足过于明显，手段难以支撑目的，也难以争取中立读者，更因为报道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异动”，令它的公关职能（如果有的话）大打折扣。‍‍‍‍‍‍‍‍‍‍‍‍‍ 在展开这个媒介批评之前，值得强调的是，哪怕献血风波延续至今，可舆论中有两点是再清晰不过的：一是没人否定阿里当地人救死扶伤的精神，对阿里是百分百正面态度；二是没人对被救的余女士将难听话，难免刻薄，但最多是嘲讽。‍‍‍‍‍‍‍‍‍‍‍‍ 献血风波的舆论重点，或者说这一舆情的核心是什么？是一种特权想象，以及建立其基础上的质疑与不安。在考察此一舆论时，要注意公众即使批评可能存在的特权，可在情绪上仍旧是克制的，它不是排山倒海的声讨，不过是戏谑式自嘲和讽刺。‍‍‍‍‍‍‍‍‍‍‍‍‍‍‍‍‍‍‍‍‍‍ 联系上海媒体的联合采访报道，值得一问的是：到底是谁害怕本次事件中关于特权想象的舆论？以致于，上观澎湃的稿子不是在诚恳地核实报道，不是靠可靠信源交叉验证，而是在说：一锤定音了，我们给你的就是真相，此外再无他选。‍‍‍‍‍‍‍‍‍‍‍‍‍‍‍‍‍‍‍‍‍‍‍‍‍‍‍‍‍‍‍‍‍‍‍‍‍‍‍‍‍‍‍ 从体例来说，上观澎湃的稿子不合调查报道的规范。说它“不诚恳”，是因为它拒绝引用其他媒体的已有采访信息（这些信息点构成特权想象的基石），然后针对性地核实——这种有意为之的操作手法，抹去了争议性信息点，净化文本，有利于塑造它的故事版本。‍‍‍‍‍‍‍‍‍ 上观澎湃的稿件成品，紧扣“读者总是遗忘的”这一传播要点，在伪装的核实手法下、在看似澄清的行文中，从头建构整个献血事件的新叙事。如果对事件真相有正当且正派的期待，那它令人失望，因为它既不是标准的调查报道，也非诚实的核查报道。 通览上观澎湃的成品，其内容重点分布于陶、余两家亲朋同事，部门回应作为补充。有心的读者会发现，对比先前的报道，陶余两家的某些关键信息（如，小姑姑是否退休）有了微妙变化。而部门的回应非常笼统，与此前报道也有不一致之处。‍‍‍‍‍‍ 上观澎湃稿件中出现的人物是：陶先生，余女士，陶先生父母（背景介绍、无受访），余母余父，匿名的小姑姑（未受访），小姑姑儿媳（未受访），援藏医生翁昊，余母公司负责人陈先生，上海医疗援藏工作队队长、日喀则医院党委书记王庆华。 在撇开既有报道的信息量，这个稿件中出现的部门包括：阿里医院（以“工作人员”身份出现），上海市卫健委（无头衔无人物），有关部门（匿名，介绍小姑姑身份时使用），上海市政府驻西藏办事处（无人物物头衔），当地居委会（同样匿名）。‍‍‍‍‍ 在人物+部门的构成中，上观澎湃的文本给人的直观印象之一，就是遮遮掩掩：哪里的居委会也没说，哪个”有关部门“也未明指，陶余两家托人找关系的增量线索，止步于新出现的小姑姑儿媳，问题是她也未受访，等于放弃了澄清特权想象的机会。 就稿件中对部门信源的忌惮表现，再结合对新出现的人物的弱化使用，可以合理推断：上观澎湃的联合报道，尽管立意很高，可从行动层级看，似乎并不高，媒体明显被动，上海市卫健委和驻藏办提供了说辞，但配合度完全自主，导致了成品上的别扭观感。 上观澎湃的稿件当然给出了一个纯误会的故事版本，陶余两家未请托上海市卫健委，小姑姑是无权无势的“退休工人”，120万巨资也是余母几个领导筹借、阿里公务员献血完全是爱心自愿，不存在特权调用援藏医生的函件，一切都是网友脑补想象。 网友信不信这个稿件给出的剧本，暂且放在一边。这里还要说到的，是上观澎湃稿件的印象之二，涂涂改改。其中最显著的一点是，或者说结构性变动，是将上海市卫健委从事件中摘了出去，等于是把这个兴奋源从献血风波的特权想象中移走了。‍‍‍‍‍‍‍‍‍‍ 但是在前一轮集中报道中，也可以说是原始报道中，正规新闻媒体的表述是：上海官方表示，经调查，事发时卫健部门接相关部门函件，请求正在西藏日喀则市的援藏医生前往涉事医院参与救治。此事不存在因私人关系等不正当因素导致的行动。 在上观澎湃的稿件中，表述则是：‍‍上海市卫健委表示，经核实，网传“患者小姑姑联系了上海卫健委，卫健委联系了阿里部门，动用阿里地区所有公务员为其献血”的说法不实，无上海市卫健委人员认识患者及家属或接到过他们的请托。 （这里有没有一种可能，上海市卫健委确实没有参与。新京报等媒体最早对“卫健部门”“援藏医生”的表述，实际上是从驻藏办获得的信息，而后在使用于报道时改变了陈述的主体。但如果真是这样，需要最早的报道记者给出澄清才能确定。） 在原始报道中，对于小姑姑的作用，是这样记录的：陶先生表示，在他的十多位亲人、朋友的求助下，上海市卫健委请求了正在西藏日喀则市的援藏医生前往阿里地区参与救治。“我的小姑姑是参与求助亲戚的一员，她不是公职人员。” 在上观澎湃稿件中，这个求援路径也变了，表述为：记者进一步从有关部门获悉，“小姑姑”今年60岁，退休前为某工艺品联营工厂工人。事发后，“小姑姑”联系到儿媳，儿媳又求助单位领导，其间有多位热心人士接力传递信息，最后联络上了上海市人民政府驻西藏办事处。 上海驻藏办的陈述是：“西藏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上海援藏医疗队于10月15日下午收到西藏阿里地区人民医院请求选派医疗专家赴阿里开展紧急支援的函。经紧急商议，上海援藏医疗队本着人道主义和救死扶伤的职责，决定选派一名医疗专家前往阿里，参与病患会诊。上海市政府驻西藏办事处表示，此事并不存在因私人关系等不正当因素导致的行动。” 上海市卫健委确实承受了最多、最重的特权想象的诘问，但经过上观澎湃的稿件陈述，上海市卫健委说“这事与我无关”。它略有参与感的只有一点点，那就是援藏医生翁昊在从日喀则赶赴阿里医院参与会诊前，曾向上海市卫健委报备。 与最初的报道信息及生成的故事大纲相比，在上观澎湃提供的故事版本中，陶余两家求援的方向、模式都改变了，上海市驻藏办突出出来，上海市卫健委成了风波中无辜躺枪的单位。相应地，支撑特权想象的另一个基点，调动援藏医生的函件，也随之改变。‍‍‍‍‍ 在翁昊医生的观点里，医疗机构件的“函”，并非政府部门的公函，而是正式的会诊单。在上海驻藏办的回应中，这个函是不是就是翁昊医生所指的那个，外人不好确认。一个很简单的澄清办法，是公布这个“函”的照片，但上观澎湃没有做到这个份上。‍‍‍‍‍‍‍‍‍‍‍‍‍‍ 当然，抛开所有不谈，整件事最简单的澄清办法，难道不该是那位神秘的小姑姑直接录个声明，坦坦荡荡地说出实情吗？这是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澄清手段，为什么小姑姑不愿意帮侄儿？是因为实在生气侄儿侄媳妇吹牛、将整个家族好友圈卷进风暴中？‍‍‍‍‍‍‍‍‍‍‍‍‍‍‍‍‍‍‍‍‍‍‍‍‍‍‍‍‍‍ 特权想象的两个基石就是上海市卫健委调动驻藏医生，以及阿里地区动员全体公务员献血。要想扎实地改写事件的经过，重新确立一个故事，对上述两个基石的否定都需要充实的证明。函件照片、阿里献血者当事人本是最直接的证据证言，但上观澎湃没做到。‍‍‍‍‍‍ 实际上，除了提问五个方面，重构献血事件的叙事，最有力度的是按照时间线，哪一天谁做了什么事，来拉一个清单。因为，到目前为止，如果对照一开始的时间线，上观澎湃无法解释的信息点还有一些，这些并不是不重要，但拉时间线这个澄清模式被否定了。‍‍‍‍‍‍‍‍‍‍‍‍‍‍‍‍‍‍‍‍‍‍‍‍‍‍‍‍ 其实，在11月30日，就有新浪博主以“这是救死扶伤”为主旨，按照时间线排列过献血事件。当时看来，这个整理的动机就颇值得推敲，因为它所说的“阿里地区复查，未发现违规操作和滥用职权现象”，根本不是事实。现在看其中的许多表述，更值得推敲。‍‍‍‍ 比如，它说：10月14日，阿里医院根据病人情况与家属沟通，因自身医疗条件不足，建议陶先生联系上海卫健委，通知援藏医生前来进行医疗支援。10月16日，陶先生联系朋友和亲戚小姑联系到上海卫健委。10月16日，上海卫健委联系阿里医院，接收到医疗求助函后，派援藏医生前往医院救治。 在上观澎湃的稿件中，10月15日发生的事情，是阿里医院向日喀则医院发出请求救治支援的函。诸如此类，在上观澎湃介入之前，献血风波的时间线是有的（但可能别有用心待核验），关键信息也是有的，完全无视这些，在构建故事上另起炉灶，说服力只能存疑。‍‍‍‍‍‍ 退一步讲，按照上观澎湃的稿件引导，如果陶余两家求助的是上海驻藏办，具体是驻藏办实施了本次跨地区调动援藏医生的行动，可并不能改变外界基于特权想象的追问：其他人也可以享受这种绿色通道吗？联合报道提供了承载特权想象的新部门，却同样制造并悬置了这个问题。‍‍‍‍‍‍‍‍‍‍‍ 对更多人来说，这个问题可以正式写成并至今还在发声：上海援藏机制中的紧急医疗救援能够面向需要的所有人平等开放吗？‍ 总体来说，阿里献血风波及其引发的舆论，不能用“辟谣”的思路来应对。初步评估联合报道的效果，在核心信息及权威信源面前，它是传声筒，而非有力的核查者。这也导致它的制成品明显软弱，很难完成任务。肉眼可见的麻烦是，使用一种不规范的媒体手段来包装无力的澄清，这种思路和做法反而阻止了澄清。不知道诸位是否同意这一点？‍‍‍

一个在互联网公司上班的女儿，一个在商场里当保洁员的母亲，她们共同在深圳生活。这样的故事也许不是孤例。但这是第一次，女儿把母亲的故事写了出来。 母亲叫春香，55岁，不会说普通话，不会骑车，智能手机用得也不是很顺溜，但还是来到了女儿所在的城市深圳，原因是她在县城「失业」了。 春香来自秦岭南麓的小县城商南，大半辈子给工人做饭，进矿山，上山栽树，摘香菇，打连翘，靠打零工养大了两个孩子，但在52岁那年春天，她在县城找的一些活儿都干不了，一时间没有赚钱出路，每次给女儿小满打电话，焦虑都多一分。于是小满建议父母来深圳，她帮他们找一份工作。 小满33岁，2014年毕业后来到深圳，在这座城市工作了9年，做过媒体记者，之后转入一个严密又高速运转的互联网系统。母亲到来之前，她像大多数打工人体会的时代情绪一样，不断被系统驯化，精神日渐陷入麻木和倦怠。 一开始，春香是拒绝来深圳的。2017年，她的左膝被确诊为滑膜炎，治疗了一年才康复，但走路还是有些僵硬，她担心找不到工作，反而给女儿带来负担和麻烦，县城的亲戚们听说后也阻拦她。但小满一直鼓励母亲，从秦岭深如矿井的大山往出走，无论往哪个方向都是开阔之地，「哪怕出来看看也好。」 经过了一个夏天和秋天，春香才做好准备，来到1500公里之外的南方，不仅顺利在深圳一家商场找到了保洁工作，而且给小满带来了更多保洁员的故事。母亲的经历和讲述打破了小满精神的麻木，透过母亲的眼睛，她重新获得了做记者时才有的对「附近」的具体体认，看到维持一座超级城市运转背后的各个细节的人，以及群体面对的公共性和结构性困境。 在深圳，保洁员的薪资水平只比最低基本工资略高一点，他们每天重复做机械性的动作，相比白领，是一群真正用时间和体力换金钱的人。保洁员老年飘零在城市的原因有很多，有的是摆脱无意义的婚姻，有的为了补贴子女，有的是给自己挣养老钱。但城市留给他们的空间在逐步压缩，越来越多的写字楼限制保洁员不能超过退休年龄。 落到更细小的层面，也是通过工作，小满和母亲交流有了新锚点，母女从多年疏离的关系，到重新住在一处的争吵和冲突，最后得以靠近和理解彼此。小满感受到了自己和母亲工作的相通之处，都处在一个权力分层传递的系统，在「加速」的社会，也都对不确定的未来感到恐惧。 这个女儿与母亲互为对照的故事，最终写成了书籍《我的母亲做保洁》。通过书写，小满在工作之外找到了一片「精神飞地」，获得了一种宁静的秩序，也看到了自己从何处来，理解了什么是支撑自己在钢筋水泥城市行走的精神内核。 以下根据小满的讲述和书籍整理。 1 刚到深圳，母亲把所有的东西都跟老家比，银行大楼像庄稼，椰子树像甘蔗，公园草坪像菜地。这些景象都需要钱来制造，她感叹深圳为什么这么有钱，能不能给贫穷的老家分一点？也好奇为什么每次去公园，总有人背着手闲逛，生活在一个「打工之城」，这些人难道不用上班吗？ 母亲来深圳就一个目的，挣钱。在她大半辈子的生命历程里，这是最最要紧的事。在她带来的大堆行李里，比较特别的是两双在县城大润发买的、有点像玛丽珍样式的软底方口鞋——她计划找到工作之后就可以穿。 母亲不会普通话，不会骑车，智能手机用得也不是很顺溜，尤其导航不熟练。在深圳头几天，她很慌张，总是紧跟着我，去每一个地方都怕丢了。我们教她如何坐地铁，但她总在临上车时打不开乘车码，像八爪鱼一样的地铁出口也令她恐惧，担心万一出错了站怎么办。 受限于识字不多，母亲只能在熟悉的范围内活动，工作就从住处1公里范围内找起，但能选择的工种十分有限：先排除住家保姆，接着是需要灵活使用手机的家政工，之后是长时间站立或坐的一些服务行业。盘算到最后，剩下的就是能够按时上下班的保洁。 确定了岗位方向后，我在求职网上给母亲投简历，倒是有不少电话打来，但要么地址偏远，要么需要上16个小时连班，都不合适。一系列考量后，我们决定直接去找商场和写字楼的保洁员，问他们是怎么找到工作的。结果机会比想象中来得容易，在一家高端商场门前，一位在那工作的大叔告诉我们，这里正缺保洁员，按照母亲的年纪，应该能应聘上。 我们去商场负一层的管理处找到经理，她问母亲都干过什么活儿，母亲用方言一一答复，汇集起来只有一个意思：能吃苦。为了得到这份工作，母亲隐瞒了腿部曾患滑膜炎的事。经理拿来一张表格，让母亲录入基本信息，签完一份简单的合同，录入指纹，紧接着让另一位保洁阿姨带带母亲，算是「培训」。不到一个小时，母亲就掌握了工作流程，正式入职了这家深圳福田区的高端商场。 人生中第一次，母亲拥有了自己的职业名称，领到了工衣，编号「6165」的不锈钢制、长条形名牌，正正地戴在她右胸口上衣的第二粒扣子上方。从县城大润发超市带来的玛丽珍方口鞋也派上了用场。除此之外，母亲还办了招行卡，她选择的是8小时工作制，一个月2500元，这笔工资不再是以现金，而是以准时到账的方式打进她卡里。在母亲大半辈子的打工生涯中，不知道五险一金为何物，这次同样也没有。 春香 对母亲来说，「保洁」两个字是动态的，意味着一连串动作及一系列流程。每天商场10点开门之前，她和同事们必须集中工作，确保眼见范围内不能有一丝污渍，给顾客呈现一个干净得发光的商场。母亲首先要花一个多小时拖地板，再用半小时擦电梯，中间去地下车库水龙头洗两次拖把，最简单的擦栏杆被她放在了最后。 10点半过后，白班保洁员有唯一半小时的休息时间，所有保洁员会抓紧吃午饭，母亲从帆布包里拿出头天晚上准备好的饭食，去微波炉加热，但十几个保洁员只有一个微波炉，谁先热到饭要靠抢。 吃完饭之后，母亲回到自己负责的保洁区域，是商场的负一楼，这里聚集了众多餐饮类店铺，还连着地铁出入口，每到上下班和吃饭时间，人流量巨大，是整个商场最难打扫的地方。就保洁员的微妙心理来说，他们希望商场里人越少越好，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脚印、手印要擦，也不会有数不清的奶茶杯、脏纸巾、头发、广告纸、口罩需要捡。 按照保洁公司规定，直到下午3点下班之前，母亲必须时刻在场，拿着清洁包到处找污渍，不能停下来休息，也不能随意跟商场里其他人说话，被经理看到会被批评。但长时间走动会影响母亲的腿，她只能趁监管不在，溜去女洗手间进门处的长凳上歇几分钟。卫生间也被母亲认为是最轻松的岗，不用过多走动，且面积不大，但这样的岗位早已被更早到的阿姨占据，不会轻易退让。 商场的管理处还有一支专门监督保洁员的队伍，大多是年轻男女。他们的工作任务是在清洁区域巡逻，及时发现保洁员没打扫干净的地方，拍照发到微信群。在一次检查中，母亲被一个女孩当面指责地板污渍没擦干净，她当场就哭了，说着对方听不懂的方言，大概意思是，那块污渍根本擦不掉，但却被女孩认为，山里来的人难缠，母亲只好把气憋在心里。 很多保洁员都很讨厌这些年轻人，说他们没有同理心，有的还会把照片发在有领导的大群。遇到这种情况，母亲的经理就如临大敌，立马通知相应区域的保洁员去打扫，严重一点的还会罚款。这个情景立马让我想起自己在互联网大厂，大领导在工作群催问业务，中层领导也会非常紧张，私下来问做得怎么样，让我赶快处理，回应上级问询。 那是第一次，我感到自己和母亲的工作有相通之处。权力是分层传递的，我们都在相似的系统里。 正在做保洁的母亲 2 深圳是一个狭长的、多中心的城市，大概每隔两公里就会有一座购物商场，但没有准确数据统计，这些商场需要一支多么庞大的保洁队伍来维持清洁和光鲜，也几乎没有人会关注保洁员怎么在这个超级城市生活。 时间久了，母亲工作流程熟练了，开始跟周围的保洁员打交道。几乎所有保洁员都是从农村来，大部分是女性，五六十岁，普通话不怎么好。她们中的很多人都靠着超市卖剩的面包、水果度日。有时候，附近酒店自助餐剩下的白米饭也会被保洁员捡来当作第二天的主食。 整个商场，不止一个像母亲这样隐瞒身体疾病来做保洁的人，大多是胃病、糖尿病等一些慢性病，短时间内不会影响生命，很多人就不把这些毛病当回事。印象最深的有一个患糖尿病的保洁员，三餐都是把捡来的、冻在冰柜里的白米饭拌上老干妈，用热水化开了吃，为了挣钱在深圳硬熬着。 相比于自己的饭食，保洁员每天都能看到掌握财富的人在商场一家大型高端超市进出，那里的果蔬和鲜肉以新鲜为招牌，保质期仅一天，一颗包菜就可以卖到30元。曾经有一段时期，保洁员也吃到过超市里的菜肉，虽然没有坏，但已经过期，到了晚上11点，一位专门负责处理食品的保洁员打扫完最后一遍卫生，就会把过期菜肉拉到地下停车场，分给商场里其他老年保洁员。 更多时候，「送菜」保洁员做的是一场交易，需要其他人用捡来的纸壳、废品跟他换，一些肉制品还会低价卖，成为他保洁之外的一份额外收入，多的时候一天可以赚百来块。但是也有风险，不到两个月，这件事就让超市经理知道了，「送菜」保洁员被开除了，不久后，他换去了不远处的另一家商场。直到离开时，也没人关心他从哪里来，为什么在深圳不停打工。 其实，保洁员老年飘零城市的原因有很多，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挣钱补贴儿女。比如商场里有一位姓董的保洁员，来自云南，大儿子患有糖尿病，要靠胰岛素和降糖药维持基本健康，没法赚钱，儿媳妇在老家带孩子，一家人生活还要依赖老董。 老董没办法，只好来深圳做保洁，负责商场负一楼和负二楼的男卫生间，每天一遍遍上楼又下楼，要走三万多步，脚后跟经常痛得起水泡，走路变得一瘸一瘸。老董的工作是16个小时制，早晨6点起床，凌晨才能回到位于城中村的宿舍，之后还要煮第二天的饭菜、洗衣服，辛苦换来的是每月到账6000元的工资。 做抛光的刘师傅担子比老董还要重，他不到四十岁，有一儿一女，老婆留在东北老家带孩子，一家人全靠他打工养活。晚上10点商场关门后，刘师傅开始做抛光，把地板磨光滑，直到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监工验收才能下班。 刘师傅是一个外包的临时工，抛光的活儿三四个小时干完了，天还没亮，他就随身携带一张小折叠床，住在负一层的男厕所。早上离开之前，他把床收拾好，放在不被注意的角落，又去附近另一座商场做抛光，每天两点一线，单月能挣万把块。为了省房租，刘师傅在深圳一直「借」地方住，曾在一家餐馆的沙发上偷偷住过几晚，后来被管事的发现了，再住就要罚1000元，他才把「家」搬进了男厕所。一个装着抛光工具的简单背包，一张便携床，一个水壶，就是他落脚这座城市的证据。 除了子女之外，更多保洁员和我母亲一样，来深圳打工是给自己攒养老钱。他们中的很多也是第一代农民工，年轻时给城市修地铁，盖楼房，老了不得不从建筑工地退下来，但已经回不去农村，用一位保洁员的话说，种地没什么钱挣。因此，他们只好继续在城市，转而做轻松一点的保洁、环卫工作。 超级商场里正在工作的保洁员 但城市留给他们的空间也在压缩，不仅是建筑工地，深圳很多写字楼也限制保洁员不能超过退休年龄。为了应付上级检查，不少超龄保洁员只好去办没有芯片的假身份证，比如我母亲之前遇到过一位身份证年龄72岁的大伯，经常被经理挤兑，有一次开会，经理当着所有保洁员的面说，首先要开除年龄最大的，那位大伯心里很担心，只能做一天工赚一天钱。 也有保洁员在同一家写字楼干了很多年，受到主管的关照，超龄后仍留了下来，但他们有很强的危机感，稍微请一个长假可能就会失去工作。最典型的是疫情放开后，很多65岁左右的保洁员三年没回家，今年还是留在写字楼过年，因为请假工作可能就丢了，万一回来进不去写字楼，他们就只能去小区、地下车库等这些更差的地方。 一个悖论是，即便保洁员的年龄被限制，超龄用工还是很普遍。在没有制度保护、工资低、住宿条件差、纪律严苛、没有假期的情况下，保洁工作的稳定性很差，队伍里没有更年轻的人，并且永远缺人，最终只有来自农村且年龄偏大的人会留下来做长期工。 虽然对社会必要且有益，但保洁员会贬低自己的工作，认为「没有用」，才会来干这份活儿。当然，这不妨碍他们过得乐呵，下班后照样跳广场舞，录短视频，很有生命力。他们从来没有抱怨过社会结构导致的不公，只会和自己同阶层的人比较，相比于留在农村的大多数，他们已经是走出来、能够挣到钱，并且能为老年做规划的一部分人。 超级商场里的保洁员 3 在母亲的班组里，我是唯一一个进入保洁员休息室，会帮忙打扫卫生的保洁员子女。去的次数多了，大家都认识了我，不等我问，总是热情地与我分享各种新发生的事。 但以前的我并不是这样。 在来深圳之前，母亲打过很多工，给工人做饭，进矿山，上山栽树，摘香菇，打连翘，还给一位董事长的妈妈当过保姆。我曾多次深入过母亲的工作现场，那时，与她和同事的交流都是表面的，从未觉得彼此会产生深刻的联结。 印象最深的是2013年夏天，我读大学的一个暑假，去母亲工作的钒矿宿舍看她。当时的母亲四十五岁，像个男人一样，留一头短发，穿解放鞋和迷彩服，遇到不公平的事，还会粗鲁地跟男人干架。母亲向我描述自己的工作——把矿土从车上卸下来，混合盐、碱、煤后，用膝盖顶住铁锹往分流盘上倒。有一次扭伤了腰，她还坚持干活，身体用力时弯曲幅度过大，每铲一次矿土，都像磕一次头，从白天磕到黑天，身上变得青一块紫一块，夜里痛得无法侧身睡觉。 我去看她的那一次，母亲问我要不要跟她一起进矿山，看看她挣钱有多难，以此激励我好好念书。但我拒绝了她，因为我没办法面对那种残酷，怕自己会哭。 那时候我对父母不仅有愧疚，还有一种责难。记得初中放了暑假，父母几乎不在家，为了解决我和弟弟的吃饭问题，母亲会从工地下来，买回来一背篓的面条和油菜，住一晚，第二天又继续去打工。我家门前是一座很高的山，傍晚五点就挡住了太阳，屋里变得很暗，我们姐弟害怕得赶紧关上大门。漫长的青春时期，我们好像是留守儿童，自己独自长大，甚至有一种强烈的被父母抛弃的感觉。 春香和丈夫在老家的城郊种地 到了大学，我从山区走到城市，坐在明亮的教室里，听老师讲很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文学、哲学和电影，星期天还跟室友一起购物，去图书馆看书，参加社团活动。我的生活和母亲形成巨大的反差，但又是她一分一分挣出来的。每次，母亲带着说教的口气说，「你不知道你妈有多累。」这句话沉重得让我接不上话，我做不了任何事情去帮她，只能选择不回应。 母亲的信仰一个是挣钱，一个是把子女送出去读书。但你知道，就像《金榜题名——大学出路分化之谜》书里写的那样，作为一个农村孩子，大学就是一个眼花缭乱的迷宫，让我感到找不到方向和出路。等到毕业时，我的工作还没有着落，只是因为有一位亲戚在深圳，所以我也选择来了这里，一边寄宿在亲戚家，一边开始找工作。 像后来的母亲一样，当时的我在这座城市寻找自己的海域，刚好遇到一家媒体创立深度中心，我投了简历，应聘上了那里的记者。工作后，我遇到很多家境不错的同事，他们跟我有完全不一样的成长背景，为了尽快融入集体，我去逛艺术馆，看展览，关注热门流行事物，附和同事聊天，不懂的地方也装作很懂。我还会去买一些小西装、高跟鞋装扮自己，就是想让自己变得更城市、更职业。 回过头看，因为对「出身」的不自信，无法认同自身存在的困窘，那时候的我经常是不真诚的。比如遇到很多人的场景，别人问我从哪里来，我不会说从商南来，而是从西安附近一个地方来，就用更大的城市标注自己。如果要介绍父母，我会掩饰说爸爸在建筑工地做包工头，而不是一名普通的小工。 好在媒体有一个崇尚自由的氛围，我接触了各种不同的人，也看了很多书，慢慢学会不再贬低自己的来处。但那几年，我和母亲的关系还是变得疏离，我在深圳，她在商山脚下，距离太远，母女就处于一种「我不过问妈妈的辛苦，妈妈不懂我的生活」的状态。我们只是因为血缘和具体的家庭问题才连接在一起，比如供弟弟上大学，我偶尔会主动打钱补充生活费；老房子要拆迁了，我要写申请书跟村干部交涉。 母女走得更远，是因为后来我谈了一位湖南的男朋友，母亲很不同意，湖南对她来说太远了，担心女儿就嫁到外面去了。因为婚姻问题，母亲跟我吵过很多次架，最终拗不过我，她伤心地说，女儿白养了，要开始恨我了，最久的一次有三个月不给我打电话。 母亲平时也不让我回家，说钱都贴给了车轱辘，不划算，每年只有春节才回去一次。有一年过年，母亲主动要求跟我一起睡，聊起婚姻，又被我堵了回去，我不跟她谈心，她开始生气，两个人背对着背睡。春节结束后，我去高铁站坐车，母亲当时腿还有点痛，但她非要送我，之后是我坐在前排，她和弟弟坐后排，路上她就一直哭。 到了车站，距离开车还有一段时间，但我没有多陪母亲一会儿，而是赶快进了车站，就好像只要离开商南，回到深圳，我们母女就不会深陷彼此的依赖和纠缠。 等到这次母亲来深圳，我们也面临着很多摩擦，甚至是冲突。最主要的问题是，母亲不是在跟我们过生活，而是在「寄人篱下」。在老家，母亲总能把厨房安排得明明白白，但在这里，她做饭、买菜都要征询我的意见，稍微买贵一点的肉，就不敢随便处理。摆在桌上的水果，她不太敢吃。如果我和丈夫不打开客厅的电视，她从来不会主动去看。她洗发水用得很少，会把用过的毛巾收到自己房间，洗干净的衣服放在晾衣架的边角。 母亲在出租房收拾小满丈夫老家送来的农家菜 她也很害怕打扰到我们。虽然上班早，但她从不设闹钟，就把窗帘拉开睡觉，靠天光判断时间。起床后，她不开灯，摸黑穿衣服，好几次把打底的短袖穿反了，下班回家才发现。晚上，她总是待在房间，要我们喊她才出来。她跟我的相处还带有一种讨好，不喜欢猫，但会很勤快地铲猫砂；跟老家亲戚打电话，会把声音放很大，说女儿能让她来这里多么好。 那段时间，我的工作变得异常忙碌，也很复杂。下班回家后常常一言不发，侧躺在沙发上，面无表情。母亲不懂我在工作中的经历，也不能提供帮助，只会问我，你吃饭了没？饿不饿？我感到心烦意乱，更想一个人待着，没有心思面对母亲。母亲就以为我在给她摆脸色，矛盾终于集中在一起爆发。她的眼泪比我先流出来，强硬地表达：「你给我买票，我要回商南！要不是为了挣几毛钱，我才不待在你这里！」 直到2020年快结束时，我和母亲在天台进行了一次长谈，之后她告诉我在商场遇到了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的交流有了新锚点，相处才发生了变化。 4 母亲到深圳时，我的处境已经离开媒体，进入了互联网公司，在一个严密又高速运转的系统里工作。 互联网本身是一个变化很快的地方，我刚进入不久，就经历了部门架构变动，在那个剧烈的震荡期，我像是一个突然的闯入者，听大家讨论KPI、OKR，产品怎么迭代，怎么对齐，压力非常大。第一个半年里，我的考评连合格都算不上，想要不被淘汰，就需要尽快证明自己能在其中创造价值。我开始有手机强迫症，每天睡前最后一眼，早上起来第一眼，都控制不住要看工作群，在意里面的每一条信息，被@时想尽办法回复领导。 想起来一位朋友说得很准确，在大厂，很多人都会不自觉变成优绩主义者，因为薪资和适应系统规则的强度是划等号的，越是能掌握规则，通过各种手段实现目标，就越能在系统里升职，这就跟高考拿高分就能去好大学是一个道理。 但大厂的薪资和精神空虚也是划等号的。工作是一个把人驯化的过程，被系统吸纳得越紧，精神会变得更加麻木和倦怠。 我在大厂的工作非常讲究节奏感，每一个项目都被严格管理，可以预见一个月后要干什么，年底要达到什么目标，因此每天面对的工作和人本质上来说是一样的。时间久了，我慢慢感觉到，大厂的人好像活在各自的气泡里，守在工位的电脑面前，变成一种生产资料，人与人之间触碰不到。有一段时间，我为此感到很难受，天天处在崩溃边缘，变得不看书，不运动，也很少去公园，下班后的精力只够睡觉，生活过得一团糟。 但母亲的保洁员故事打破了这种麻木。每天晚上，她就像一个从童年记忆里飘到我身边的人，用方言讲述她在商场里的见闻，推着我再次去关心他者，看到一个我之前明知存在却从未介入的世界。 当母亲讲述时，我开始只是打开录音笔记录，把零星的个体故事存在手机记事本里，直到个体形成群体，反映出背后面对的公共性和结构性问题，我才决定把它们写成文字。在这件事上，母亲和我形成了同盟，她甚至把写书当成自己的工作，每天马力十足地问我，明天要帮你采访谁？昨天采访的有什么要补充？我每天也开始有新盼头，不仅仅只有打工一件事，下班后还可以有自己的「精神飞地」。 之所以不像之前躲避看母亲进矿山，而是可以诚实面对她的保洁工作，倾听她和同事的分享，本质上是因为我意识到，自己和他们在相似的系统，有相通的困境。就像我丈夫所说，如果从高一点的视角看，社会是一个热带雨林生态系统，我们凭着一点知识和运气，暂时爬上了树，但随着社会的木马旋转得越来越快，我们对不安全感都感到恐惧，难以真正闲下来，在休息中获得愉悦与平静。 处在这个「加速」的社会，是书写让我获得了一种宁静的秩序。因为写作，我开始回溯过往的历程，那些童年在山里飞奔、躺在麦垛上吹口哨、坐在屋顶看云、在雪地里打滚的日子，依然构筑了我的精神内核，能够治愈当下处在钢筋水泥城市里的我。原本，我一直认为出身是要被抛在身后的，是用来超越的，但其实只有认识自己的来处，才能真正地接纳自己。 随着母女对彼此的了解加深，我们的争吵越来越少，母亲也逐渐感到被理解，敢于参与到这个家的生活中，开始掌控厨房，尝试自己去买菜。母亲还在这座城市的更大范围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虽然只会说方言，但她不怯于跟陌生人讲话，开始探索小区周围的环境，先是跟对门邻居交上了朋友，之后认识了楼栋里几乎所有的老人，了解他们家里有几口，子女做什么工作，一个月拿多少退休金。母亲喜欢跟老人热络地聊天，讲述各自的生活。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母亲在出租房包饺子 母亲还爱上了去天台数飞机。她从来没坐过飞机，在农村一连几个月也看不到一架，但在深圳天台的水泥墩上，飞机从她头顶飞过，她在心里记下来，有一天傍晚，数了36架飞机才下楼。「一会儿冒一架，一会儿冒一架。深圳真好。」她还喜欢深圳一年四季都有花，纷繁多样，永不凋谢，到冬天了，她说街道两边还是「花嘭嘭的！」 在深圳三年，母亲已经在超级商场、政府大楼、写字楼做过保洁员。到了2021年盛夏，老家姑姑病危，母亲为了回老家照顾她，为此丢了一份最轻松的保洁工作。陪姑姑走过生命最后一程后，母亲再次决定离开县城，不断洗洗刷刷，收纳整理，将能送人的食物都给了亲戚。走之前，她想起带到深圳的玛丽珍样式的软底方口鞋已经磨破了，又去大润发超市买了两双，一共花了30块。 等到那年秋天，母亲再一次肩扛手提地来到深圳这座火热的城市。相比于第一次的茫然，她这次显得底气十足，相信自己能找到工作。原本，我想让她来深圳多休息，但她白天在城市无处可去，反而感到一种围困。一天晚上，等我下班回家，才得知母亲凭着智慧，已经领到新工衣。她告诉我，第二天就要去上班了，语气并不是在征求我的意见。

我们常常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还常常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真相是：这两个“人人平等”，都是人们的美好愿望，是奋斗目标，却并非绝对事实——就全球而言，即便法治最昌明的国度，依然会有人凌驾于法律之上；即便科学最发达的社会，依然会有真理的死角，聚集无知愚昧且服膺暴力的群氓。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真正的平等恐怕只有一个：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古往今来，从追求“不死之药”的秦始皇汉武帝，到一生痴迷炼丹以至于走火入魔的嘉靖帝，再到对长寿念兹在兹的康熙帝乾隆帝，纵然权势已极，也没有一个能摆脱这种平等的约束。 这是人类社会最底层的设计，有了这个平等，社会才能运转下去。 与之相应，如果说人类社会存在不平等，那么，最大的不平等，一定是死亡面前的不平等。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在这么长时间里，关心着“阿里献血事件”——在当事人的叙事中，它偏离了轨道。 10月14日，上海一女子在西藏阿里度蜜月时发生车祸，失血严重，生命垂危，后经抢救，脱离险情。她发布视频说，丈夫的“小姑姑”通过上海市卫健委联系西藏阿里地区，协调上海援藏医疗专家为其进行治疗，还发动了阿里地区“所有公务人员”为其献血，用7000多毫升血将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随后，家里又支付120万元通过医疗包机将其转运到四川华西医院，现在回到上海治疗。于是，人们赞扬阿里献血者的无私大义，也为上海新婚女子的死里逃生而庆幸，但是，人们不能不对“小姑之力”心生疑窦，并由此关心：是爱心的爆发让命运的齿轮就此转动，抑或是有其他“特别力量”周旋其间？ 如果是后者，这将撼动人们对社会的信心。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上海市出动“由上海报业集团上观新闻、澎湃新闻多位记者组成的联合采访报道组”，耗时多日来调查此事——采取这种前所未有的架势，是因为牵涉的问题足够重大且根本，当事方所承受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最严肃的问题就应配备最强大的力量，以期给予最清晰的回应。这种态度，值得赞许。 上海报业集团下辖《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但这些属于传统媒体，该集团着力推进的是“主流新媒体平台”，其中，上观新闻作为党报客户端，“全力打造互联网传播环境下上海市委权威信息发布平台”；澎湃新闻作为时政思想类互联网平台，“传播力和影响力稳居国内主流新媒体第一阵营”。 如今，两大主力联手出击，以求一锤定音。我对此也非常期待，因为我希望生活在一个底线平等的环境里，只有这种环境里，才能感觉到最底线的安宁，我更希望生活在一个爱心满满的环境里，在危急时刻陌生人能相互依赖，携手共渡。 这把“锤子”，便是12月6日傍晚6点发布的《五问阿里献血事件真相，还原上海女子车祸救治全过程》。 很可惜，我只能说，失望了。 这篇文章回答5个问题，第1个问题（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挺让我失望的。先看问题1，原文全文如下： 问题1：到底有没有发动“全体公务人员”献血？是谁献的血？ 据陶先生回忆，10月15日，也就是余女士进入阿里地区人民医院治疗的第二天，医生反馈“血可能不太够了”。 后来加入救治的上海援藏医生、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翁昊表示，根据病程记录，余女士出血很快，止血后效果不理想，血压仍然不稳，14-15日两天在医院输血就达到2800ml。他回忆，10月16日凌晨4时，余女士被送到ICU继续抢救，患者最终在治疗中总共输A型血约7000ml，生命体征才平稳下来，“如果没有输血肯定是救不回来了”。 “这是我们多方动员的结果，确实不是有组织的。”陶先生说道，“医院说病人情况很危急，所以帮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我还在一个社交软件发帖了，问有没有在阿里的朋友，帮忙来输血。家里人我也求助了，让他们去问问阿里这边有没有熟人给我们一些帮助。” 记者从阿里方面的政府工作人员了解到，确实有干部职工为受伤女子献血，但不是官方组织的。 阿里医院工作人员称，血库库存告急后，医院向职工、社会人员求助，家属也向当地多个部门求助，有不少当地人来献血，其中有几十名公职人员。前述政府工作人员还表示，阿里地区医疗条件相对落后，血液库存本来就很紧张，如果有人求助，很多干部职工都会自愿献血。 陶先生说，车祸发生后，他还曾求处理车祸的民警帮忙献血，热心民警为此还发了朋友圈。另外，他还求主治医生帮他联系询问有没有医护人员献血。 “我当时见人就问，你是不是A型血，一直在找人。”陶先生说，自己也去验了血，但他的血型不匹配。 陶先生表示，10月16日陆续有人献血，包括公安民警、消防队员以及很多热心人士。最终，多人的助力保住了余女士治疗的希望。 在这个调查中，有四个信息源，其中，实名的翁昊医生主要说明缺血背景，关于献血来源，信息来自三处：陶先生、“阿里医院工作人员”、“阿里方面的政府工作人员”。结论是：“确实有干部职工为受伤女子献血，但不是官方组织的。” 我们先不说结论如何，仅从新闻调查技术层面看，这个调查就不合格。 从访问对象来说，献血是不是有组织，首先应找谁求证呢？献血当事人。这一点不难做到。在10月16日，阿里地区消防救援支队官方公众号就发布一篇文章《阿里“火焰蓝”为生命接力》：“10月15日下午，阿里地区消防救援支队接阿里地区中心血站求助：地区人民医院1名危重患者亟需输血保障，血库A型血告急，为挽救患者生命，支队领导高度重视，立即组织驻地区各队伍符合献血要求的消防救援人员积极参加献血，用实际行动践行‘竭诚为民’的铮铮誓言。”该支队有三人献血。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这是最接近当事人的信息，而且，这篇文章依然在，“联合采访报道组”这么大的队伍，为什么不向中心血站求证？ 在我的有限认知中，高原献血并非小事，而且，消防是24小时值班的队伍，责任重大，他们前去献血，恐怕会影响日常工作，单位对于献血者也应有所安排，在没有向他们求证的情况下就断言说“没有组织”？中心血站紧急找血的机制是如何运作的？ 因为“联合报道组”回避了这一点，我的疑惑也就无法消除。 在技术层面，我称这样的报道为“单向度信息源”，这是这个调查报道的第一个缺陷，这种缺陷导致信息无法交叉验证，最终也就使得报道缺乏力量感。 什么叫调查？调查绝不是某个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而是某个人或某个机构说了什么，访问者通过多个渠道求证、验证了它，这个过程包括佐证、见证、书证，形成令人信服的证据链。这样的调查报道，力量感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读者的信服也自然而然。 第二个缺陷是匿名。“陶先生”接近匿名，“阿里医院工作人员”、“阿里方面的政府工作人员”则是完全匿名。医院里什么岗位工作人员？主治王医生和门卫王大爷都是医院工作人员。阿里方面的哪个政府工作人员？气象局、教育局和卫健委的工作人员都是政府工作人员。信息源一旦模糊，伴随而来的，便是事实层面产生模糊的可能。 更何况，一级机构的工作人员，急人所难、救人生命，这是光明正大且理应大书特书的好人好事，有多大的必要匿名？可惜，《五问》一文，在其他回答其他4个问题时，也有匿名操作： “记者进一步从有关部门获悉”； “记者从有关部门、当地居委会，以及余女士家人的讲述中确认”…… “有关部门”是哪个部门？“当地居委会”是哪个居委会？这两处都引出了最核心的信息，但是，因为信息源模糊了，信息也就无法求证。 匿名，匿名，多少虚伪假汝而行？前几天我有一篇专文，批评胡总编喜欢用“据了解”，我要提醒的是，新闻编辑基本操作规则：凡是遇到“据了解”“有关部门”这些字眼，一定要编改，它们都是坑，一定要避。（《豆腐脑上了秤》） 胡总编犯这样的错误我能理解原因，但上海报业集团这么大的集团，人才济济，蔚为壮观，在这么重要的报道中犯这样基础性的错误，令人不禁感到惋惜，及疑惑。 这不是新闻报道应有的操作，朋友们。《五问》虽然有7位名记者联合署名，也以上海市报业集团的官方背景作为背书，但，一篇调查报道的真正力量，首先来自于文章的逻辑，来自调查的求证过程以及调查本身的可求证性，其次才是来自于调查者、发布者的署名。尤其，这是一篇释疑性调查报道。 当然，如果这是一篇公文，又是另说了。公文有公文的叙说模式和行文规范，因为其出发点在自上而下的传达，而非新闻的公众求证与说服。 这篇《五问》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增量信息： 上海市卫健委表示，经核实，网传“患者小姑姑联系了上海卫健委，卫健委联系了阿里部门，动用阿里地区所有公务员为其献血”的说法不实，无上海市卫健委人员认识患者及家属或接到过他们的请托。 …… 记者进一步从有关部门获悉，“小姑姑”今年60岁，退休前为某工艺品联营工厂工人。事发后，“小姑姑”联系到儿媳，儿媳又求助单位领导，其间有多位热心人士接力传递信息，最后联络上了上海市人民政府驻西藏办事处。 上海市政府驻西藏办事处针对此事给出回应：西藏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上海援藏医疗队于10月15日下午收到西藏阿里地区人民医院请求选派医疗专家赴阿里开展紧急支援的函。经紧急商议，上海援藏医疗队本着人道主义和救死扶伤的职责，决定选派一名医疗专家前往阿里，参与病患会诊。上海市政府驻西藏办事处表示，此事并不存在因私人关系等不正当因素导致的行动。 这一表述与之前其他媒体的报道不同。最早的聊天记录说，“我小姑姑联系了上海市卫健委，卫健委联系了阿里部门，动用了……”《新京报》的报道说： “记者从上海相关部门获悉，经调查，事发时，卫健部门接相关部门函件，请求正在西藏日喀则市的援藏医生前往涉事医院参与救治。此事不存在因私人关系等不正当因素导致的行动。” 两者的区别在于，在《五问》的叙事中，上海卫健委从事件链条中脱开了，或者说，弱化到了边缘处。同时，新出现了上海市政府驻西藏办事处。 《五问》中，与上海卫健委收到的“函”有关的是： 上海市第九批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队队长、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王庆华表示，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于10月15日收到了函，决定选派上海援藏医疗专家、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翁昊参与救治。考虑到要从海拔3800米的日喀则前往海拔4300米的阿里，必须保障翁昊医生的安全，所以收到函后向上海市卫健委作了报备。 那么，两次叙述中的“函”是不是同一个函？这一点仍有模糊之处，应进一步明确。 而被外界广为关心的“小姑姑”，《五问》说，“记者进一步从有关部门获悉，“小姑姑”今年60岁，退休前为某工艺品联营工厂工人。” 但还是那句话，匿名之后，力量是自然削弱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逻辑硬伤是： 从调查结论看，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自发自愿的，毫无疑问，这也正是我们最喜闻乐见最希望看到的结局——在间不容发的生命危急时刻，数千公里极限接力，无私大爱闪耀人间，从死神手中救回一个正在盛开的生命。 这是这个时代最动人的故事，可是，为什么《五问》中给人躲躲闪闪之感？整个链条也有多处语焉不详？以及，面对如此大爱，如此救命之恩，事件里的当事人，包括小姑，有什么理由不公开露面，由自己本人，把事件按照时间链一五一十说清楚？这难道不是对那些献血者、医生护士、警察、航班机组以及中间传递信息者的最直接的感谢？这难道不是最有力最有效的“辟谣”方法？何况，这个“谣”的起点还是自己这边。 是因为救人者不值得吗？我认为，他们值得。 真正的调查基于无懈可击的正直，也将产生坚如磐石的底气，足以经受起来自任何一个方向的质疑，因此，它既能反面叙事，也能侧面叙事，更能正面叙事，还能延展叙事。陌生人自愿自发的千里紧急救助，是最应该大张旗鼓传播的好故事。在当前社会气氛下，这样的故事足够振奋人心，我不认为有任何一点模糊而令人心生疑惑的必要。 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是，一个完整的调查，应当回应人们最根本的疑惑：当前是否存在一个紧急响应机制，可以让普通人在遇到同样紧急的危机时，能寻求帮助？是不是有那么一个按钮？或者某一扇门？在这个门里可以最快速度找到血浆、医生和医疗包机？如果这扇门不在卫健委，在哪里？关于这一点，之前有媒体记者给上海卫健委打过电话。这个电话正是需要这个报道继续解答的关键着力点。 这个问题恰恰是以余女士是一个普通人为前提的。一旦解答了这个问题，之前人们产生的疑惑也就大部分自动消除，而且会大大增加对社会的信心。这是最明白的一锤定音。可惜，《五问》也避开了这个结束调查的最佳着力点。 总之，时隔多日之后，“联合采访报道组”挥出了一记重锤，但并没有定音——《五问》所表现出来的水准，仍与这个题目的重大性难相匹配。因此，故事还在等待继续调查。 愿记者朋友们继续努力，再进一步。加油，你们行的。

加拿大公众卫生局周四称，已有5人死于与Malichita或Rudy品牌哈密瓜有关的沙门氏菌爆发。该局称全国有129人确认感染病菌，魁省病例数字更猛增至91宗。安省有17宗病例。

为庆祝经典节日电影《圣诞精灵》（Elf）上映20周年，运输联线（TransLink）近日推出以该电影为主题的限量特别版康百世卡（Compass Card）连木制明信片套装，售价为34.99元，但网上已经有人炒卖至近100元。运联近日与影视巨擘华纳兄弟（Warner Bros.）合作，推出1200张以《圣诞精灵》为主题的康百世卡，并附有值得收藏的木制明信片，庆祝电影上映20周年。《圣诞精灵》康百世卡共有4款设计，周三起于架空列车格兰护站（Granville Station）快闪商店发售，也有少量可透过运联网上商店购买，每套售价为34.99元，每名顾客最多可以购买4张康百世卡，售完即止。运联今日下午也在温哥华社区学院—克拉克站（VCC-Clark Station）设置摊位售卖该款限量康百世卡，本报记者现埸所见，不少乘客途经摊位时驻足观看并向工作人员查询详情。然而有人却趁机将购得的限量版康百世卡放到网上炒卖图利，从交易网站Craigslist所见，有卖家以400元放售4张康百世卡，又指买家可以私下开价，「我在网上订购了2套各4张康百世卡，但我想只会保留一套，因此决定放售另一套。」

据世界新闻网报道，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大学（University of Nevada, LasVegas，UNLV）6日发生3死1伤的校园枪击，其中一名死者为来自台湾的商学院教授张家祯（Cha Jan “Jerry”Chang），张家祯已在该校任职16年。该校校长写给教职员的信件中说明枪击案伤亡的最新状况，已确认两名死者均为商学院老师，第三名受害者也是教职员，身分还在确认中。根据学校网站，张家祯1981年在台湾海洋大学取得大学学位，并在2001年自匹兹堡大学取得资讯管理博士；他1992年在辅仁大学担任兼任讲师，1997年起赴美执教，于2007年加入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大学，为企管系教授。校长表示，张家祯为管理资讯系统的教育家，在其超过20年的学术生涯中，教育出一个世代的UNLV商学院学生。同样在该校任教的政治系助理教授王宏恩在脸书提到，现年65岁的张家祯教授曾获教学优良及研究优良的肯定。在枪击案发生后，王宏恩说，许多家长直接跑到校园封锁线外焦急等待小孩，一群原本还能相互打闹开玩笑的大学生，在见到家长的一瞬间冲上前拥抱大哭；另外有一名头发全白、全身沾满白色油漆的老先生试图穿越封锁线，要找寻他的家人。来自台湾的商学院教授张家祯。(取自unlv.edu)

李濠仲评论文章：中国是在2010年以GDP总量达6兆美元跃升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到2022年，再以人均GDP1万2741美元跨过高所得经济门槛。但过去十馀年来，远赴美国辛苦讨生活的“中国偷渡客”却从没少过，只是，以往每年或是数千人，今年光是9月于美墨边境逮捕到的中国偷渡客就多达4000人，去年同期则仅为329人。根据官方数据，今年1月至9月，美国边境巡逻队总计逮捕了2万2187名从墨西哥非法越境的中国人（和去年一整年数字相当），2020年之前，至少要10年加总才有这个数字。许多媒体也揭露了，原来中国偷渡客不只人数激增，他们绝大多数还是依照网络上的“偷渡指南”，先飞往中国人无需另外办理签证的中、南美洲国家，再循线北上，穿越哥伦比亚、巴拿马之间的丛林进入美国。另据巴拿马政府出示的资料，当下采这一路径偷渡者，中国已是继委内瑞拉、厄瓜多和海地之后的第四大国。首先，这并不是一条“便宜”的偷渡模式，因为他们得支付给人口贩运者约4万到6万美元的“手续费”，又既然是偷渡，当然不能走正常管道，所以过去还曾发生边境警察竟是在货柜车里的洗衣机、床板间，查获长时间扭曲身体藏匿其间的中国偷渡客。另外，倘若是徒步穿越丛林，自然也增加了人身安危风险。不过，就算又贵又危险，却已是一条相当有名的“出走中国路线”。美联社记者曾访问这些中国偷渡客，他们绝大多数对于自己铤而走险的解释，除了国家日益压抑的政治环境，更多人是迫于中国经济前景黯淡。于是，偷渡客人数激增，便和中国对外宣传的国富民强形成高度反差。同时，这恐怕也直接反映了过去三年中国的COVID-19封控政策，确实有相当严重的副作用，包括经济难以反弹，以及高失业率（尤其青年族群）。近来因为中国偷渡客除了量的增加，竟还出现“质的提升”，才又格外令美方不得不有所警觉。（美联社）过去，在有“中国曼哈顿”之称的纽约法拉盛便时有所闻，“偷渡”已是门专业生意。居间抽佣的律师、人口贩子主要透过中国社交平台打广告，以“在美国每天工作8小时、一周工作5天、月入1万美金、三个月回国买房”为诱饵，促使许多找不到工作，或生计困难的中国人，索性变卖家当，前往美国做人生一搏。去年偷渡到美国的中国人，绝大多数属于原本在其国内的中产阶级成年人，或在“教战守则”指引下，他们多以“政治庇护”之名获准留下，相较来自中南美洲其他偷渡客，获准居留的中国人又“幸运许多”，因为他们可以选择投入当地早已成熟发展的华人社区，而非只能仰赖政府提供的庇护所救助。当然，美国并非不想将这些偷渡客遣返，但在和中国交涉过程中，最常得到的答复就是“无法证明他们是中国人”。这又让美国人为之气结，因为毕竟中国是少数对自己国家公民有著严格监控纪录（包括身分和个人照）的国家，却总是以此为由，拖延美方提出的遣返计划。近来，又因为这些中国偷渡客除了量的增加，竟还出现“质的提升”，才又格外令美方不得不有所警觉，不解怎么这两年新一波被抓的偷渡客，无论神情样貌和穿著打扮，一个个都不若过去印象中的狼狈和充满匮乏感，反而各个精神抖擞，还看似相当勇健，好像只是刚从飞机上下来一样，外貌干净、穿著舒适，连行李箱的使用，都仿佛像是单纯出国旅游一般。他们之中有太多人完全不具过往“偷渡客”的不堪，年轻、挺拔，连站的样子都像是受过某种训练，如此再又让人不解，这样的人真的很难在中国生存？真的必须走上偷渡这条路？甚至已有人在相关新闻底下，留言将偷渡客和“解放军”军人的样貌做比对，怀疑这些偷渡客（尤指中国男子）背景并不单纯，偏偏他们每个在被逮捕时，无不以“我不会说英文”，增加了警方身分调查的困难度。前不久，拜登和习近平曾于旧金山峰会，特别针对芬太尼、美国在中商业投资出口管制等议题交换意见，之后，便有媒体预判，按照当下“中国非法移民”的现象发展，那恐怕也会是未来美中必须严正交涉的一环。

11月7日，加沙北部贾巴利亚数十名哈马斯恐怖分子向以军投降。周四，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图片和视频，显示数十名身体裸露的哈马斯恐怖分子向以军投降。据以媒《国土报》报道，这是战争开打以来哈马斯武装分子最大规模的投降。当地第13频道播放了投降的画面，画面中数十名男子在街道上排成一排，只穿内裤，双手举过头，排成一排蹲在地上。在另一个片段中，这些哈马斯成员坐在一辆以色列军车的后面被运走。 נאצים שנתפסו חיים בעזה pic.twitter.com/uaAEBowjBY— בז news (@1717Bazz) Decem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