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AI、人脸识别技术发展下，为强化身分验证，中国旅馆业者陆续引进设备，要求民众登记入住时，除出示身分证，还需「强制刷脸」。但据央视报导，上海等地近日核发新规定，严禁旅馆业者对旅客「强制刷脸」，只要持有效身分证件即可入住。专家坦言，由于风险高于收益，甚至会引起旅客不满，「刷脸」没必要延续。 据上海市旅馆业管理系统中的公告显示，近日，上海市公安局强调禁止对已带身分证的旅客「强制刷脸」，并制作了标准的《旅客住宿登记问询流程图》，要求旅馆进行人脸核验前应征求旅客同意。 在此之前，近几年，到中国的旅馆，尤其连锁业者办理入住，前台服务员要求旅客对准镜头「刷脸」，留存身分数据，然后再入住，似乎已形成习惯，甚至很多旅馆业者要求，不配合「刷脸」，就不能入住，屡遭讨论。 除了上海以外，据指称，中国全国多地如广州、湖北宜昌、珠海等，近期都要求饭店取消「强制刷脸」规定，有工作人员表示，只在他们肉眼无法确定身分证照片和本人相符时 ，才需要人脸辨识核对。 浙江理工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副院长郭兵说，以前中国公安部门要求饭店强迫旅客刷脸，背后是出于传统安全的考量。 但国家相关部门和社会大众逐渐意识到，人脸辨识技术本身也有安全风险，而这种风险可能比传统治安风险的危害更大。 他提到，利用人脸辨识技术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技术也在发展，其所蕴含的安全风险愈加突出 ，除了对个人的风险外，一旦个人资讯被大规模滥用或泄露，对社会公共利益甚至国家安全可能会带来重大风险。 在今年中国全国两会召开期间，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也曾说，中国几乎所有省市的宾馆、酒店（旅馆、饭店）、民宿等旅游住宿机构都设置了人脸识别系统，该措施不仅降低了服务效率，容易引起游客的不满和投诉，而且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但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建议政府应对这种行为进行项目检查，对相关制度、规定和标准进行合法性审查。

当地时间4月23日，特斯拉发布一季度财报。财报显示，特斯拉一季度营收213.01亿美元，同比下滑9%，为2012年以来最大降幅；净利润为11.29亿美元，同比下滑55%。特斯拉解释称，净利润的下降主要源于汽车平均售价和交付量的降低，以及研发项目运营费用和Cybertruck量产成本的增加。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尽管一季度财报表现低于预期，但在宣布将加速推出包括廉价汽车在内的新车型后，特斯拉股价不降反升。电话会结束之后，特斯拉股价盘后涨超13%，暂时止住了下滑颓势。 今年以来，特斯拉不断遭遇挑战，销量、营收业绩均不如人意，裁员降本范围持续扩大，最新的消息是，4月23日，财报发布当天，特斯拉今年录用的许多中国应届毕业生遭遇单方面解约。放眼新能源汽车行业，竞争态势正愈加激烈，特斯拉将如何穿越寒冬？ 一个月调价两次 4月21日，特斯拉中国宣布全线降价。其中，Model Y系列降价9000元，其余降价14000元。 而就在不到一个月前，特斯拉还于中国车企降价狂潮中逆势涨价。3月中下旬，特斯拉中国透露在4月1日将ModelY车型售价上调5000元。 依据销量和库存订单灵活调整价格对特斯拉而言已属司空见惯。“马斯克不想让大家觉得车价不可以涨跌，他希望特斯拉用户能够习惯按照预期调整价格，但是对于中国消费者而言，如果涨价的话，用户是不会去买车的。”奥纬咨询董事合伙人张君毅分析道。 特斯拉一季度销量数据显示，今年1—3月，特斯拉共交付38.68万辆，同比下滑8.5%，为疫情以来首次同比下滑，环比去年四季度下滑20.2%。而据FactSet汇编，11位分析师此前预估的特斯拉一季度交付量平均值为45.7万辆。 特斯拉解释称，产销数量下降的原因包括，加州弗里蒙特工厂尚处于Model3升级后的早期产能爬坡阶段，红海冲突造成航运改道，以及柏林工厂发生的纵火袭击导致停工等。 但这不足以完全解释特斯拉的销量下滑。工厂产能问题主要影响的是产量而非销量，而特斯拉一季度产量为43.34万辆，比交付量高出4.66万辆。近日的全线降价，更是进一步引发外界对于特斯拉销量遭遇瓶颈的猜测。 张君毅表示，从性价比来看，特斯拉对中国消费者的吸引力正逐渐降低，降价促销成为特斯拉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此外，特斯拉四月初的涨价是一种扩大毛利率和净利率的财务处理方式，而在季报发布之后，特斯拉就要再度开始考虑销量的问题。 事实上，2023年一季报发布前夕，特斯拉美国同样官宣Model 3、ModelY等多款车型降价，幅度在4.7%—6%左右。“这就是一个成熟企业某种程度上的市值管理和预期变化情况。”张君毅总结道。 价格战下的特斯拉“变形记” 2014年至今，特斯拉已经入华10年，中国车主数量从15位增长至170余万。与此同时，中国新能源汽车也实现了高速发展。2023年四季度，比亚迪纯电车销量达到52.64万辆，超过特斯拉成为全球最大电动车制造商。 十年过去，特斯拉正面临完全不同的竞争环境。今年以来，中国车企竞争愈发激烈，“卷”成一片红海。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此前撰文称，乘用车在2024年一季度的降价规模已经超过2023年全年六成，相当于2022年的降价总规模。其中，降价的“主力军”是纯电动和插混等新能源车型。 特斯拉身处其间，除了需要迎接共有的竞争压力外，还常常成为车企对标的“靶子”。小米SU7发布会现场，雷军多次直接对标特斯拉，称小米要打造媲美保时捷和特斯拉的“梦想之车”，并在会后采访中表示，小米SU7的配置比特斯拉Model3高很多。 彼时，特斯拉Model3焕新版售价较小米SU7标准版高出3万元。而经过4月21日此轮降价，价格差距已经缩小至1.6万元。 马斯克一直不希望将特斯拉定位成一家汽车公司。一季度财报电话会上，面对分析师提问“预计何时能够推出既便宜又好用的车型，以在与中国这一顶级对手的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马斯克闭口不谈车型规划，而是再次讲述了特斯拉在FSD上的努力，并重申特斯拉应该被视为一家人工智能公司，“我们希望从自己的角度将我们的业务做好，而不是一味去看别人在做什么。” 然而，汽车业务的营收目前仍占据特斯拉总营收的八成以上，车型的竞争无可规避。在中国高度“内卷”的汽车市场中，特斯拉想要占据一定市场份额，就需要塑造自己的客户忠诚度。 但特斯拉愈发频繁和激烈的调价可能正使其背离这一目标。2023年1月6日，特斯拉中国宣布将Model3由26.59—34.99万下调至22.99—32.99 万，最大降幅3.6万；Model Y由28.89—39.79万下调至25.99—35.99万，最大降幅 4.8万。此次降价直接促使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价格战爆发。2023年8月，特斯拉针对Model3后轮驱动版现车推出8000元的限时保险补贴政策，并将ModelY长续航版和高性能版车型售价直接下调1.4万元。每次官宣降价后，社交媒体上都不乏购车用户的抱怨之声。 张君毅认为，特斯拉频繁调价的模式不利于其中国市场的长期用户群体维护。“这种高速的、大规模的降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会伤害到一定的忠实消费者，所以单纯用降价的方式来吸引消费者，效用其实会越来越低。”他解释道，消费者会预期今后降价更多，从而使得当下购买新能源车的行为像是被“套牢”。 针对降价质疑，马斯克回应称，特斯拉的价格必须不断变化，以使生产与需求相匹配，其他汽车厂商也经常通过经销商加价以及制造商或经销商激励措施调整来大幅调整价格，“只有傻瓜才会认为建议零售价是真正的价格”。 张君毅推测，北京车展临近，正值各汽车品牌调整价格的高峰期，加之特斯拉本身就具有较高的关注度，此次特斯拉降价一定会进一步刺激其他车企调整价格。 特斯拉中国官宣降价次日，理想汽车即首次调整其价格体系。其中，理想L7从31.98万—37.98万元降至30.18万—35.98万元；理想L8从33.98万—39.98万元降至32.18万—37.98万元；理想L9从42.98万—45.98万元降至40.98万—43.98万元；MEGA从55.98万降至52.98万元。 与特斯拉形成对照的是，理想表示，将为2024款理想L7、理想L8、理想L9及理想MEGA的已提车车主提供现金回馈，并通过理想汽车App推送现金回馈通知。 “短期内，特斯拉只能通过价格和服务定位来刺激销量，但从长期来说，它还需要更有竞争力的新车型、新商业模式才行。”张君毅说。 廉价汽车是新契机吗？ 特斯拉的困境已经愈发明显：在售车型逐渐陈旧，新车型迟迟不推出；最具有新鲜感的Cybertruck在2023年11月才首次交付，产能问题至今仍未完全解决，今年的计划产量不过12.5万辆。此外，Cybertruck的种类和外形注定它的市场较为小众。马斯克也承认：“让Cybertruck在中国合法上路会非常困难。” 近一个月，Cybertruck更是风波不断。4月中旬，特斯拉向预定Cybertruck的准车主发出通知称，由于车辆准备工作中出现意外延误，原本的交付计划不得不暂时搁置。当地时间4月19日，据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披露，特斯拉宣布召回3878辆2024年款电动皮卡Cybertruck，因其油门踏板可能卡住导致意外加速，增加了碰撞的风险。Cybertruck非但无法将特斯拉带出低谷，反而使其进一步承压。 压力之下，4月15日，马斯克发布全员邮件，宣布特斯拉将在全球范围内裁员10%，“当我们为公司下一阶段的增长做好准备时，关注公司的各个方面以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率是极其重要的。”中国应届毕业生随后也遭大范围解约，其中包括即将投产的特斯拉储能超级工厂的技术类岗位。 而此次一季度报中所提及的新车型生产计划，或能成为特斯拉走出寒冬的契机。当地时间4月23日，马斯克在财报电话会上表示，特斯拉将继续更新车辆阵容，加速推出包括廉价汽车在内的新车型，一些原定于2025年下半年的投产计划或许将会提前至2025年初甚至2024年末。新车型将利用下一代平台和当前平台技术，并能够使用目前车型的生产线。 消息发布之后，特斯拉盘后交易涨超13%。对于当下的特斯拉而言，推出新车型以重振市场期待尤为重要，而廉价汽车更是一直以来备受各方关注的话题。 早在2006年发布的《特斯拉的秘密宏图》中，马斯克就表示将“用挣到的钱生产价格更实惠的车”。今年一月的财报电话会上，马斯克还明确，公司预计于2025年下半年在德克萨斯州工厂开始生产下一代电动汽车。 此次一季度财报重申包括廉价车型在内的新车型计划，也是回应此前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4月5日，据路透社报道，特斯拉已经放弃其长期承诺的廉价汽车，转而全力开发Robotaxi。报道发出后，特斯拉股价暴跌逾6%。尽管马斯克随后指责其“说谎”，但他并未具体解释廉价汽车的相关计划，只宣布Robotaxi将于8月8日发布。 张君毅指出，特斯拉近期降价并非局限于中国，4月20日，特斯拉美国同样宣布了一波降价，降幅达到2000美元。他认为，这表明此次降价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加速旧车型出货的措施，从而为后续新车型的发布铺垫和让路。 特斯拉在财报中称，新车型计划可能会导致成本降幅低于此前预期，但却能在不确定时期以更有效的资本支出方式谨慎地增加汽车产量，有助于充分利用当前预期最大产能，使产量在投资新生产线前较2023年增长50%以上。

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玛斯去年10月突袭以色列音乐节俘虏数百名人质，当时以色列、美国双重国籍公民戈堡波林（Hersh Goldberg-Polin）遭炸断左掌又被强押上车的片段在社群疯传，时隔200多天，哈玛斯24日在Telegram公布戈堡波林幸存影片，他说希望父母能开心庆祝逾越节的画面令人鼻酸，戈堡波林的双亲随后也录像片回应。 23岁戈堡波林在将近3分钟影片里先说明身分，画面可见他已经失去左掌和左臂前段。他透露自己已经被俘虏将近200天，说明影片应是近期拍摄。 戈堡波林说希望父母能开心迎接本周到来的逾越节，并且按照疑似哈玛斯拟好的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唐亚胡。 去年10月7日，戈堡波林参加音乐祭遭遇哈玛斯突袭，沦为被俘虏的253名人质之一。 当时戈堡波林传了两封消息给母亲，第一条是「我爱你」，接着又说「对不起」。 事后根据社群影片，戈堡波林遭武装份子的手榴弹炸伤左掌，伤处血肉模糊地被强押上车。 根据以色列当局，目前还有133名人质在加萨，其中36名已证实罹难。 继哈玛斯释出戈堡波林幸存影片后，其双亲后续以影片声明，看到影片感到「难以负荷」，但是知道儿子还活着松了一口气，非常担心他的健康状况。 他们在影片中向儿子喊话「保持坚强、活下去」，同时呼吁卡塔尔、埃及、美国、以色列甚至哈玛斯，「请把握机会谈妥协议，让我们心爱的家人能获释，终结这个地区人民的折磨」。 The Goldberg-Polin family has given permission for the...

当地时间23日，阿根廷各大城市爆发大规模抗议示威游行，反对总统米莱“变相削减”公立大学预算。据警方估算，仅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有超过15万人参加此次抗议，成为阿总统米莱就任5个月来规模最大的反对活动。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当地时间2024年4月23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民众走上街头，反对削减公立大学预算。（视觉中国） 阿根廷《号角报》称，抗议的起因是米莱政府没有及时为公立大学增加预算。阿大学联合会主席费尔南德斯称，政府近期宣布增加额外70%的公立大学预算，但这在同期通货膨胀率高达300%的背景下就是杯水车薪。不少大学负责人表示随着通货膨胀，多数开销都在“突飞猛进”，有些大学最多只能撑到今年9月，个别学校甚至只能到6月。 除了学生、教师和家长，总工会、反对党领导人和国会议员等反对米莱的政党和组织也借机加入抗议活动。前总统克里斯蒂娜、前经济部长马萨以及地方领导人公开力挺校方抗议。 对于反对党上演的“复仇者联盟”，米莱在社交平台X上发布了一张“狮子饮下‘左派的眼泪’”的卡通图片予以回应。

​​​​​​​ 福青72岁买下两个人的寿材 在一个偏僻的西北村庄里，什么样的老人会关心宇宙呢？ 摄影师蔡山海认为，至少应该是一位村干部。想象的依据来自满墙的毛笔字。四月的某一天，这位摄影师开车前往雁门关，途经代县的上高陵村时，一阵响亮的哀乐让他停了下来。本以为只是一次简单的民俗采风，没想到的是，这座小院的墙上用毛笔写满了文字，上面记录了宇宙的维度、经济的发展、峨河的治理，还有铁路和交通变化。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农村老人的普通心事—— 福青72岁也就是2018年9月27日从大门口买下两个人寿材支4600元，一支材2300元。 已（以）后父逝母前如何生活。（老伴）要耐心找一位同龄体健男伴来一起生活，不领结婚证，儿供生活费，或送养老院供生活费。 希宏纲（刚），宏英兄弟俩商量安葬事，易简不易繁，事之前后你兄弟俩一定和睦相商。 ●最后几年，福青在一块木板写下身后事的安排。蔡家欣 摄。 写字的人叫福青，正躺在院中间灵堂、他买的那口寿材里，小院的人在为他举行葬礼。让蔡山海惊讶的是，福青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有两个儿子，49岁的大儿子宏刚在鄂尔多斯定居，33岁的小儿子宏英在北京工作。生命的最后二十来年，他和老伴相依在村庄生活。 这些文字更像是一个留守老人的喃喃呓语。在漫长的岁月里，它爬上了正门的照壁，柴房的梁上，还有顶门的木叉。 福青生前，很少有人关心过他写的字。村里人早知道那满墙的毛笔字，只是认为“那是他的爱好”，或是“读过私塾，有文化”。常来串门的好友也没有读过，“家务事，我对那个不感兴趣”。 儿子们也习以为常。“他曾经吃过亏或者听过来的好东西，想在这上面留给我们一个纪念，或者是叮嘱警告之类。”福青的大儿子说。他记得，父亲经常是兴起而至，捏着毛笔，蘸着墨就开始了，不用打草稿，有时候腰椎难受，写完一句，中途得停下来好几次。 最开始，福青用白色粉笔在墙上记录。雨水和阳光很快抹去粉笔的印迹，后来，换成毛笔和墨水，又被水湮开了，他就给这些毛笔字涂上防水的透明漆。 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不仅有房子的修建，农作物生长，还有生活的日常和地理交通。大到国家事，小到院里的杏花和蔬菜。在人生的尾端，福青徐徐地用毛笔安排自己的身后事，还记下对孩子和世人没说出口、那些来不及实现的愿望。 蔡山海越读越被打动，“老人的爱是非常具体的”。他拍下满墙的毛笔字，迅速在互联网上引起关注。外面的人慕名前来，闯入这个沉寂已久的西北村庄，隔着院墙，倾听一位陌生老人的心事。 农民盖几间房院不容易 希后人维修好为盼 福青的小院是一座四合院样式的红砖瓦房，不到500平米。它坐落在山西省忻州市上高陵村的主干道旁，坐北朝南的三间正房，东边的两间厢房，还有西边的厕所、猪圈和柴房，圈起庭院中央的那块二分地。 这是福青的一方天地。他在院里亲手种上了梨树幼苗和酸枣树。在这座院子里，他试过卤肉的营生，73岁还在尝试种“红姑娘”。冬日的清晨，砸煤的声音会越过南墙，传到正在熟睡的邻居耳中，他们知道，勤快的福青起床啦！ 老宅有百年历史，原本漏雨又漏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村里盛行翻建新屋，福青没钱，后来，大儿子远走鄂尔多斯打工，帮衬之下，年近半百的福青终于能翻盖新房了。 墙上的第一行字开始于2000年左右。翻新老宅时，没夯实的地基土被水冲坏了，水泥地也出现了裂缝。对于福青来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他希望后代记住。 福青俭省，祖宅的松木、杨木经裁剪之后，变成现在的房梁、窗框，墙体上灰砖也全都填进庭院的地。趁着水泥未干，他在正房的水泥地基上刻下“历史性”的时刻： 2005年4月23日福青仅用24天返新成这房，开支8000元。 时过三年，宅子已具雏形： 62岁时建东正房三间，东房三间，得百蛇缠治愈后又高血压，冠心病治愈后服药终生。 晚年的福青，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这方小天地。担心雨水顺着房檐，弄潮墙砖，他把地面往上30公分的墙都抹上一层薄薄的水泥；东厢房临街，为了防灰，他给窗框刷上一层红色的漆；农村多老鼠，他就往木门槛上包了个铁皮…… 村口的峨河曾发大水，淹了许多房子，雨水顺着房顶和墙体灌进福青曾经的老宅，还有起火，在这木质结构为主，冬天又烧柴火的农村也不少见。毕生与房子有关的经验和教训都被福青一一记录在墙，他追随四时节气的变化，更改相关的“守护”之法： 每年清明扫房垅，泥漏房处，冬扫小西房雪，鼠洞，鸟窝，鸽居点，不放燃火物，防洪水用大门封进法。 修房子的福青让很多人没法理解。这也是身边人对他的印象，“房子要修好，要是不满意，明年继续修”。“满脑子里头都在琢磨这个事。”他的大儿子宏刚说。但某种程度上，他也能理解房子对父亲的重要性，“这是年轻时应该做的事，他年龄很大才开始”，“从他来说，是办成一件大事了。” 约莫2008年以后，年轻人开始离开村庄和土地，到繁峙、太原、甚至是更远的城市打工。合村并校的背景下，到城里买房成为新的潮流。鼎盛时期近千口人的村庄，现在骤减到三分之一。村庄里留下来的，几乎都是五十岁以上的老人，房子也不兴修了，任凭它颓圮长草。一个老人说，“村里边都没人了，修这房子干啥呢？” 村庄、房子和人都在慢慢地老去。只有福青，还在做同一件事。从55岁开始，他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把祖爷爷留下的破旧房院翻建成今天的模样：从一间房变成五间，院墙与房齐高了，新建设的彩钢棚也能挡住雨天的烦恼。这座历经四代、150余年的房子，他希望儿子们能继承下去。 ●在西边柴房的木门上，福青写下了这个房子建造的时间脉络。蔡家欣 摄。 每年杏花落打药一次 上高陵村最有人气的地方，是那块“为人民服务”的石碑脚。白日无事，老人们摇摇晃晃地走到这里，吊着烟袋子晒太阳。家狗和野狗追逐撕咬，老人们丢石头喝彩。水杏抽出的粉条和冒芽的青草点缀村庄，但也难掩这里土黄的底色。 福青是村庄的另类。一位远嫁多年的邻居还记得福青，“有个戏匣子，一天到晚坐在这里（听戏）”。 福青很爱干净。家里没有洗澡的地方，每隔二十天，他就坐上乡村巴士，到县城泡澡，一次25元。对农村的老人来说，这实在太奢侈了，“一般的农民，还有啥洗澡的？”一位跟福青年龄相近的老人说。 院子也跟别人不大一样，没有堆积的化肥和农具，连炭都是一块一块摞整齐的。 南墙边有两棵水杏，福青为它们费尽心思，土壤浇的是籽油，担心果实过大压垮树枝，前年又给两棵杏树支起十四根杆枝，就像两把撑开的伞，关于杏花，他的记录就像一首诗： 每年杏花落打药一次，立秋后再打一次毛虫药，果越大越甜。每年剪一次树枝。 ●照壁上的一侧，福青记录下每年杏花的打药、剪枝时间。蔡山海 摄 春天来了，水杏开出淡粉色的花，院中像挂着两片云霞，远处起伏的黛色青山，跃出南边人家的屋顶。福青的院子变成一幅水墨画。福青不喜欢那些喜庆的鲜花、山水塑料贴画，有一段时间，他大概也觉得单调了，不知从哪弄来两株玫瑰，红色和白色的，种在庭院的二分地里，“给院子添点色彩。”为此，他特地写道： 栽花耍鸟是老年人的一项乐事。每日加谷与水喂。清明节后十天开土堆花苗不受冻。 庭中还有两株酸枣，那是福青从野外移回来的。回忆起这件事，他的三侄子计平哭笑不得，“酸枣不能在院里边种，他非要自己种，说能观察到。” 每年，福青要买一本新版的地图册，在上面描画，尤其关注铁路和公路的变化。正房最东边的那间贴着山西、鄂尔多斯的地图，他也特别关注雄安——那是儿子工作地的附近。 ●福青有很多地图册，密密麻麻记录着他关于交通、经济发展的看法。蔡家欣 摄。 计平就住在福青的隔壁，他很羡慕这个三叔的健谈，“能搭讪”，“知识多”，“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能交流上”。但在村里，跟福青能聊得来的人并不多。一位同岁的老人说，“（福青）个性太强了，有些就和他相处不来的。” 在村里，福青最好的朋友就是保仓了，72岁，从北京回来的。保仓有一辆小汽车，他喜欢拉着福青四处跑，哪个村新上了戏，保仓就带福青一起去。看戏的福青很认真。保仓乐呵呵地模仿他：坐在凳子上，一只胳膊肘撑着大腿，身体微往前倾，脑袋会伸得更长，“看戏最开心了”。 听说十公里外的圭峰寺有一株龟背檀，福青专门邀请保仓一同前去，到了那里，又被寺院中的榆抱槐大树震撼到了，回来后他就在墙上记录： 榆抱槐大树均长高10米多。问：当代科学家两种树木相抱成大树基因，而且榆抱槐树的头是柏树枝头。奇！ 请吃住者，必有重谢 福青的一生到过很多地方。年轻时踩着自行车到太原做买卖，后来跟着大儿子到鄂尔多斯做超市的营生，最远的足迹踩到广西。他还带着妻子中秀去过颐和园、故宫和香山。酒店里现代化装修风格让福青新奇，他不断地念叨，“我一个农民能住在这样的环境里，这是感觉很高兴的一件事。” 中秀生病以后，福青就很少穿亮色的衣服了，自此，他的脚步基本停留在那一方庭院。 ●福青的院子，清明过后，正是杏花开的时节。蔡家欣 摄。 那是2008年的事。冠心病和高血压降临在62岁的福青身上，他的身体植入第一个支架。同年中秀被诊断出患有精神病。中秀是福青的第三任妻子。福青情感坎坷，第一任妻因性格不合离婚，第二任妻病逝，43岁才遇上四川人中秀。福青很感激： “她服侍我父母期，没有请我两位哥哥嫂子进屋服侍过一下，村民皆知，四个侄媳妇毕为证人。我更高兴。” 病人中秀不管事了。福青的生活很忙碌。早上五点多起床扫院子，出门遛弯买菜，跟人闲嗑要掐着时间点。好友保仓记得，一般早上九点半福青就得回家做饭。他做的饭很简易，菜都倒进一个盆，洒点调料，上锅一蒸就完事了。他还要喂中秀吃药，给她打胰岛素，隔两三个月再到镇上添齐药品。 中秀要是心情好，就跟福青聊两句，心情不好不说一句话，甚至不吃不喝。福青只好给小儿子宏英打电话，“你妈今天又不打针了”，“今天天气不好，整个人又有点木讷了。”有时候，电话里的福青很落寞，“你们各自在外面，我们两个老人在家里无所事事，有点情绪，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 宏英理解父亲的苦闷，“两个人吃药变成一个人在吃”，“就像哄小孩一样”。 但福青没有想过把中秀关在院子里，不管去县城泡澡、还是到村里追戏，或者外出郊游，他都要带着中秀。 福青过世以后，整理中秀的药品时，大儿子宏刚发现了一张纸片： 杜中秀，女，二级精神残疾人 张福青妻：1833XXXXXX。请吃住者，电话联系我，等接领时必有重谢。 他不知道父亲是在什么样的忧虑中写下这些话。“他考虑了很多事情”，宏刚说，“我很伤感。”他想起父亲和母亲相互搀扶的一生，以及后半生因病痛带来的困难，但这些父亲很少提及，“我在内蒙，我弟弟在北京，他一边要给我母亲看病，还要盖房，可想而知当初的艰难。” ●福青给中秀写的、防走丢的纸片。蔡家欣 摄。 冬下雪及倒烟桶，我已74岁，不能做上两项事 福青慢慢地老去，他开始忘记很多事情。 在小儿子宏英的印象里，遗忘大概是从2018年开始的。父亲拿到东西以后，转过身经常就忘了自己要做什么。很多事情交织在那一年，福青和中秀在秋天同时病，住在两家医院，宏刚、宏英各自从打工地返乡，分别照顾一个老人。 出院后，宏英特意给两个老人订了牛奶，福青很在意这件事： 2018年10月9日住院17日出院，11月11日开始喝牛奶。 立秋节后喝上牛奶，增进我俩身体健康。 宏英回家发现正房的墙上出现这些记录，乐了，他调侃父亲，“你连这个也写上去？” 每次回家，宏英都会发现父亲逐渐衰老的痕迹。刚开始是做完手术提不动一桶水，后来上台阶吃力了，抬腿打弯的时候感觉已经不太伶俐了。 房子也得适应人的老去。于是，在福青起居室门口的台阶前，宏英专门装了一根铁制的扶手栏杆。 稀松的日常在离福青远去。跟他一起走过许多路的那辆自行车不能再骑了，被搁置在了东房。到小卖部买水，他总是圈着一个护腰，拉一辆小推车，十五升的水桶，甚至都不敢装满一半。 那些跟农作物和修缮房屋有关的重活，福青只能请人来帮忙： 冬下雪及倒烟桶请XX、XX来做，给物或钱。我已74岁，不能做上两项事。 年老带来的不仅是身体的迟缓，还有对新物件的陌生。福青会用智能手机看文章或者给儿子打视频，就是不太会打字——他就把话写在纸片上，再拍照发送。日常的生活，他把自己托付给房子这个老朋友，对生活的备注和提醒，在墙上变得频繁起来： 每年三月份七月份找村青年人给福青中秀用手机刷脸各一次，才能领老年金。 12月1日务必去手机网上交电费。72岁不会交，宏刚宏英给交。 在好朋友保仓看来，福青的晚年生活还算不错。两个儿子孝顺，几乎每天都会通电话，而保仓跟孩子们的联系频率是一周一次。去年他的妻子突发脑溢血去世，两个孩子在外打工，院子里除了他，就是那条大黑狗了。 去年，福青又感到胸闷了。他带着中秀坐火车去了太原，在那里，与从北京出发的宏英汇合上医院。那次的检查结果并不理想，因为年龄过大，医生已经不愿意再为福青做搭桥手术了。 ●年迈的福青日感体力不支，在正房的墙上写下不能再做的事。蔡山海 摄。 宇宙有多大呀？ 福青的离开很突然。 最初看起来只是普通的感冒，在卫生院打完点滴后，第二天就被紧急送往太原的医院，他在3月27日离世。接到消息的宏英难以相信。绿皮火车上，他不停地给父亲拨电话，“希望这个电话能接起来，我能听到他的声音。”但不是没人接，就是已关机。 年前回家的惊喜宏英还记得，正门推进去，他一眼就看到照壁上新添的福字。那是计平带回来的、帮忙用水泥糊上去的。这些年，福青时不时都会给小院增点东西——大门口用来挂灯笼的仙鸟架，也是几年前淘到的旧货。这次宏英还发现，福字的周围新增了一点字： 宇宙有多大呀？太阳表面温度6000度，中心1500万度……月亮体积有地球四十八分之一，星星有2000亿颗…… 宏英觉得好笑，用一丝怀疑的语气问福青，“你确定有6000多度吗？”福青一脸正经，“我只是作一个单纯的了解，详细信息还要找对称的人了解。” ●进门处的照壁上，福青好奇发问：宇宙有多大呀？蔡山海 摄。 父子俩的最后一次见面停留在正月初八。宏英离家北上，福青站在家门口目送，就穿着黑色的驼绒裤和上衣，还有那双足力健棉靴。“我母亲的情况是这样，他得每天累，深颜色的衣服耐脏。”宏英说。 福青隔壁的邻居八十来岁了，远嫁的女儿时不时就得打开院子里的监控，看看母亲在做什么。福青去世的那几天，她从监控里听到吹唢呐和打鼓的声音，“我就知道死人了。”不久后回家才知道离开是福青。她并不意外，“年纪稍长了一些，身体也不是很好，吃饭（的功夫）就没了。” 福青走了，留下了中秀。她还住在西边的那间房里，看到家里来外人显得十分欢欣，拉着人一直说话。看起来似乎不记事了。 按照当地习俗，“三七”过后，宏刚和宏英也要陆续离乡。 在家的这些天，他们带中秀去体检，又在院子里装了一个新监控，闲时就读父亲在书上和墙上留下的字。宏英曾经不能理解福青，“你写上这墙不就成‘斑点虎’了吗？”他记得父亲认真地说，“你现在感觉有点像，到时候你看这些字，就不会这样想了。” 确实如此。福青留在墙上的话，变成他们在老家的生活指引，庭中的二分地，福青说要“春上一三轮车鸡粪”。于是，兄弟俩就去村头买了一车鸡粪，趁雨来之前，浇了地翻了土。 ●福青过世后，他的两个儿子正在给小院的地翻土。蔡家欣...

▲川普与麻生太郎会面。 今年11月，前美国总统川普（DonaldTrump）将再度对上现任总统拜登，角逐白宫大位，更在近几周频繁会晤多国政坛领袖。CNN分析，这些宾客迫切希望在美国大选之前，强化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关系。尽管外国政要会晤美国政党领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川普如今的地位与处境，确实相当罕见。 川普最近频繁会晤外国政要，不仅与沙乌地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沙尔曼（Mohammed binSalman）通话，还在佛州住所海湖庄园接待英国外交大臣卡麦隆（David Cameron）。 封口费案开庭第一周，他在纽约与波兰总统杜达（AndrzejDuda）共进晚餐，23日离开曼哈顿法院后，又会晤日本前首相、自民党副党魁麻生太郎，讨论美日联盟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及北韩构成的挑战。 一名与川普亲近的人士认为，考虑到川普与来宾的旧交情，这些「友好的会面」并不令人意外，「他们显然想要了解他是如何看待世界的。很多人认为他可以再次当选总统，否则他们不会想要飞到海湖庄园或纽约跟他见面。」 CNN也指出，对于外国领袖而言，与不掌控白宫的政党领袖会面，其实并不罕见，尤其那名政党领袖很可能成为三军统帅时，更是如此。 不过，川普的处境依旧相当独特，因为一名总统候选人过去就曾施行外交政策、任命国务院外交官员、与各国政要建立此类关系，确实相当罕见，对于在海外面临一系列挑战的拜登政府而言，也无疑带来挑战。

路透报导，英国智库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RUSI）取得卫星照片揭露，中国从今年2月开始提供被华府制裁的俄罗斯商船「安格拉号」（Angara）驻泊在浙江省东部舟山市一家私人船厂，现在正值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中行，忧心北京加大对俄国的援助，此事预计成为美中对话的重点。 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最近取得美国卫星公司Planet Labs卫星照片指出，2022年5月起遭华府制裁的「安格拉号」，自去年8月开始，总计运送数以千计装有北韩军火的货柜到俄国，该船目前驻泊在浙江省舟山市鑫亚船舶修造公司。 !function(v,t,o){var a=t.createElement("script");a.src="https://ad.vidverto.io/vidverto/js/aries/v1/invocation.js",a.setAttribute("fetchpriority","high");var r=v.top;r.document.head.appendChild(a),v.self!==v.top&&(v.frameElement.style.cssText="width:0px!important;height:0px!important;"),r.aries=r.aries||{},r.aries.v1=r.aries.v1||{commands:};var c=r.aries.v1;c.commands.push((function(){var d=document.getElementById("_vidverto-bc0de73c10937be205a8d57fd75a9690");d.setAttribute("id",(d.getAttribute("id")+(new Date()).getTime()));var t=v.frameElement||d;c.mount("10171",t,{width:720,height:405})}))}(window,document); 安格拉号先前行经朝鲜海峡前往中国途中，可能出于安全原因短暂打开过收发器，被船舶追踪系统「自动识别系统」（AIS）识别出来。该船疑似为了进行修理维护，在2月9日抵达中国前，曾在1月停泊北韩和俄罗斯港口，当时收发器处于关闭状态。抵达中国停泊处后也关闭了自动识别系统。 美国副国务卿坎伯（Kurt...

胡泳一天的24小时被切割得很碎，他无法计算一天要给母亲换多少次衣物、清理多少次痰渍、擦拭几次嘴角，他的生活“秩序”就是没有秩序，突发状况随时可能在下一刻到来。他的母亲今年85岁，是阿尔茨海默病重度患者，无法控制自己大小便，在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排泄，对胡泳来说，这意味着随之而来的擦拭、清理、换洗床单和洗澡。 此外，他还要负责做早、中、晚饭，洗衣服，喂药，推着母亲在小区遛弯，深夜把她扔了满地的东西捡起来。这些事务间隙，他抽空睡觉，处理工作，写书写论文，和正处于青春期的孩子通话，和妻子见面。 作为一个50多岁正值盛年的人，胡泳的身份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在家中，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妻子的丈夫。近三年来，生活把他推向了第三个身份：一位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者。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2021-2022）》显示，截至2022年末，国内60岁及以上老年人达到2.8亿，其中半失能、失能和失智老人约4400万。这意味着，每6位超过60岁的老年人中，就可能有一位无法自理。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中，失能、半失能率达40％左右。 2018年12月4日，河北泊头市福星园老年公寓，护理人员帮助失能老人进行康复训练。本文图/新华 失能老人都需要不同程度的长期照护，否则无法建立起“正常”生活。穿衣、洗澡、进食、上厕所、上下床和大小便控制，这些被称为“基本日常生活活动”，是评估老人失能程度的关键指标。另有一些行为属于“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包括做饭、购物、打电话、做家务和乘坐公共交通等，衡量的是老人在社区中独立生活的能力。到2020年，中国60岁以上老人中，两类活动中至少有一种需要帮助的失能老人约占17.8％。这些迫切需要帮助的老人里，有11％无人照料。 这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对中国健康与养老情况的一项多年追踪调查，是一个大样本调查，对象覆盖28个省份的150个县区和450个村庄或社区。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现实中无力的老人和缺乏尊严的晚年生活。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 一位80多岁失能老人的家里，王芳对眼前的场景心有戚戚：一张并不宽敞的双人床上，老人佝偻着身子躺着，双手向内屈成扭曲的形状，拇指像萎缩的葡萄干一样蜷缩在掌心内，身下垫着隔尿垫，床边放着尿壶，沿着床边走一圈，几乎就走完了一个老人晚年生活的全部半径。 王芳是江苏南通市的一名资深养老护理员。2017年，当她第一次进入这一半径时，印象最深的是老人床上大面积的皮屑，有大如指甲盖的，也有很多细小密密匝匝地镶嵌在床单、被罩上，这是长期不洗澡导致皮肤干燥发痒的后果。“第一次我扫出来的皮屑装满了整个簸箕。”王芳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洗澡，对这位80多岁的失能老人而言，是生活中最值得期待的事情。因为颈椎骨折，他已卧床20多年。他有一儿一女，平日主要靠接近同样高龄的老伴照顾，只有儿女有空的周末，由儿子和女婿两人共同上门，一人扶他的上半身，另一人搀下半身，才能把他的躯体挪到卫生间。卫生间很小，也没有适老化改造后的扶手，两人给老人简单冲洗一下，就很快把他抱出来。再下一次，可能就是下个周末，或更久。“他的儿女都在本地打工，忙的时候也顾不上。我第一次上门给老人洗澡，和他磨了很久，他不能接受外人给他洗澡，他说你给我洗了以后，子女以后不管我怎么办。”王芳说。 这是一个典型的失能老人家庭，由尚有行动力的配偶照顾另一方，子女提供经济或照料上的补充，出于经济压力没有请保姆。“南通保姆的月薪就要5000~6000元，但普通打工人的薪资也就4000~5000元，老人退休金在2000元上下，所以请保姆的经济负担很重，很多家庭都不愿意。”王芳分析。 南通是中国最先“老去”的城市之一，早在1982年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比全国平均数据提前17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2020年南通市60周岁以上人口231.87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0.01％，2023年这一比例上升为32.75％。此外，南通还是著名的“长寿之乡”。据王芳观察，“小老人”照顾失能“老老人”的情况非常普遍。“为了照顾‘老老人’，很多‘小老人’就被彻底牵绊在家里，自身不再有社交活动，时间久了，会产生很多负面情绪，被照护的老人也经常心怀愧疚，觉得拖累了家人。” 她认为，一个失能家庭的脆弱性，不仅体现在肉体上的劳累、经济上的付出，还有心理上的巨大压力。多位专家指出，“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困境背后，反映出当代中国家庭所承担的传统养老功能的弱化。 过去四十年，与国内老龄化同步发生的另外两件事也影响深远：一是独生子女政策之下中国人口结构的快速变化。根据2022年11月发布的《中国健康老龄化之路：北京大学——柳叶刀重大报告》，中国80~84岁的老年人平均孩子数量为4个，70~74岁的老年人平均孩子数量仅3.5个，60~64岁的老年人平均孩子数量仅为2.8个，其中仅有一个孩子的老人占11％。未来，老年人拥有的孩子数量会不断下降。 王芳发现，独生子女一代特有的“421”型家庭结构中，由于没有兄弟姐妹分担，又负担不起保姆，夫妻二人为了照护失能父母，有时需要一方辞职在家全天候照料，但辞职也意味着收入减少，“留在家里的人经常还要做点线上的兼职”。另一种情况是，夫妻二人都外出工作，中午见缝插针回家给老人做饭、喂饭或翻身，“但这样对老人的关注不充分，老人的生活质量一般很差”。 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城镇化。以南通为例，由于距离苏州、上海等地只有一个多小时车程，很多南通的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并进城安家，但老人难离故土。在南通市通州区十总镇，区域内60周岁以上人口占比高达45％，多数为空巢老人。被留下的失能老人由谁照料？ 2024年1月22日，在浙江宁波市镇海区金生怡养院，医护人员为一位失能老人提供护理服务。 唐恒是一位专门研究养老机构的社会学博士生，他在北方某四五线城市调研后发现，正规的养老院之外，还有一类藏在居民楼里的“灰色”小型养老机构。这类机构一般假借家政公司的名义，没有在民政部门正式备案。常见的运营模式是两位50岁上下的阿姨租一套80~90平方米的房子，可以住下七八个老人，收费标准比正规养老院低得多，每月只需要一千元出头，也不挑人。 和楼里的其他户相比，乍一看，这里没有太大不同，除了客厅里并排放着3~4张床，没有电视和沙发。但仔细观察，会发现每个床头都有呼叫铃，厨房锅具也比一般要大，狭窄的卫生间里安装了扶手，这是最基础的适老化改造。唐恒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选择住进“灰色”机构的老人主要有三类：子女外出务工的留守老人或失能、丧偶老人，“总归是找不到人照顾自己，也住不起正规养老院”。 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郝晓宁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面对庞大的失能老人群体，随着“421”型家庭结构已然形成，空巢家庭逐渐增多，个体家庭已很难承担起老人的长期照护负担。与此同时，社会力量提供的专业照护服务明显不足，形成了“照料赤字”。 长护险顶层设计“宜早不宜迟” 如何解救被“捆绑”住的长期照护者？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执行研究员张盈华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必须建立一种社会保障制度来兜底。 为失能老人提供护理保障和经济补偿的长期护理保险（以下简称“长护险”），被视为一种关键解决方案。自2016年以来，国家已启动了两轮长护险试点，目前试点范围已扩大到全国49个城市。据国家医保局统计，截至2023年6月底，长护险参保人达到1.7亿，累计超200万人享受待遇，累计支出基金约650亿元，给失能人员家庭年人均减负约1.4万元。 2024年1月9日召开的全国医疗保障工作会议上，医保局进一步强调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动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用了同样表述。而在2021~2023年连续三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提法都是“稳步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今年去掉“试点”二字，被视为一个明确的信号：长护险制度将从试点走向全面铺开。多位受访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今年之内，国家层面或将出台关于长护险的顶层设计，具体的实施细则可能要等到明年。 从地方实践来看，长护险试点八年来，各地在推行时都很谨慎，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覆盖范围很有限，多数试点城市只覆盖城镇职工，没有纳入城乡居民；二是主要筹资渠道是“走医保”，即直接从医保基金中按一定比例划转，没有形成独立筹资。 张盈华分析说，长护险推行最大的挑战是长尾风险，也就是说，随着老龄化和高龄化继续发展，失能人口将越来越多，失能便由家庭风险逐步汇聚成社会风险，届时将难以预测政府要承担的支出规模到底会有多大。如果没有一开始把制度设计好，很容易给缴费人群和政府财政带来巨大负担。因此，全世界范围内，只有荷兰、日本、德国、以色列、韩国等少数国家建立了长护险制度。 以德国为鉴，20世纪90年代建立长护险制度之后，缴费率由参保人总收入的1％一路升至今天超过3％。张盈华认为，和德国的“以支定收”不同，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主要由政府兜底，缴费标准一经确定，一般不会轻易向上调整。多位专家指出，这也是国家层面一直没有出台统一制度的原因所在。 “顶层设计出来前，地方试点也必然会比较谨慎。所以，当前大多数试点地区的长护险基金都出现大量结余，就是钱没能有效花出去，部分地方政府在有意识地控制支出。”张盈华进一步解释。 宁波是全国首批长护险试点城市之一，也是浙江省唯一的国家试点城市。80后干部严晶是宁波市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处副处长，全面参与了宁波长护险制度的设计和落地工作。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坦率地说：“我们脑子里一直有一根弦，社会保险制度永远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退，所以在国家正式制度公布前，试点的步子不能迈得太大，否则到时候就收不回来了。” 正基于这一考量，从2017年底正式试点算起，此后五年里，宁波长护险的覆盖对象只面向部分区的职工医保参保人员，且限定为定点养老机构内的重度失能人员。“这种小口径试点确实存在不公平之处。”严晶解释，一方面，没有固定养老金收入、医保待遇又相对较差的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未纳入保障，他们失能后的脆弱程度更高；另一方面，出于经济因素和传统养老观念，绝大多数老人并不在养老院里，现实中，长护险的受众面很窄。 严晶说，这五年，宁波市医保局内部一直在讨论要不要扩面，“到后期有点等不住了”。长护险制度的推行涉及到医保、民政、卫健、财政等多个部门，各类关于长护险试点的相关政策中都只提到了职工，由于缺乏顶层设计上的明确支持，不同部门在统筹沟通上遇到一定障碍。 张盈华等人调研了49个试点城市在长护险运行时的地区差异，结果发现，截至2021年，在49个试点地区中，共有26个地区的长护险只覆盖城镇职工，有18个地区实现了职工和居民的全覆盖。 张盈华等人的研究指出，医保基金划转能力差异是试点地区受益面宽窄不一的客观原因之一。与职工医保相比，居民医保基金的结余相对更少，以2021年为例，数据可得的45个试点地区职工医保基金平均可支付月数是20.8个月，但居民医保基金平均只能负担8.4个月。2023年1月起，宁波开始实施长护险新规，成为省内率先实现职工和居民全覆盖的城市。 长期关注养老问题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冯文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未来长护险在国内全面推开后，不建议再分人群保障，职工和居民最好一体化推进，但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尤其对一些居民医保基金自身吃紧的地区。 “全国各地的医保基金非常不平衡，长护险要想推向全国，如果资金来源一直是从医保基金划转，将不可持续，必须独立筹资，建立一个独立险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事实上，在2020年开启第二轮试点时，在国家层面最重要的指导性文件《关于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中，就提出长护险制度要“坚持独立运行，着眼于建立独立险种，独立设计、独立推进”，明确了长护险作为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和生育之外的“第六险”地位，需要在医保之外额外征缴。 2023年9月12日，河北唐山市古冶区一家养老机构，工作人员指导老人进行康复训练。 但关键问题是，钱从哪儿来？ 各试点的长护险基金主要来自个人、单位和财政补贴，也有部分地区引入了福彩公益金。以宁波为例，目前按每人每年90元的定额标准独立筹资，在职职工由单位和个人各承担45元，职工个人承担部分直接从医保个人账户中代扣代缴。城乡居民个人承担30元，财政补贴60元。 郑秉文建议，当长护险推向全国时，可以和医保实行“一单征收”，相当于医保缴费时，在前端附加一部分单独作为长护险缴费，虽然用了医保的渠道和缴费基数，但长护险有自己的资金池和账册，独立管理。严晶也认为，“与基本医保同步参保缴费”在短期内或许是一种有效途径。“比如在宁波，如果现在要求城乡居民每人每年额外缴费30元给长护险，肯定很多人不愿意。而随着人们对长护险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增强，未来，这可能就不再是个问题，需要一个引导的过程。” 多位专家指出，当前试点政策碎片化严重，不同地区的筹资方式与标准、待遇水平和服务项目等差异很大。以筹资水平为例，“有的地区规定每人每年12元，有的地区达到了180元，相差了十几倍，太过悬殊”。郑秉文说。 张盈华建议，未来最好全国“一把尺子”，比如以各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缴费基数，缴费率的确定以当地大多数参保人员可承受为准，例如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0.2％~0.3％确定筹资标准，多渠道分担缴费，居民的个人缴费应比职工低一些，“筹资标准需要根据各年龄段的失能发生率、人口结构、筹资可负担性、制度财务可持续能力等多项要素测算，并形成科学的调整机制”。她还提醒，未来在全国铺开长护险，必须要在科学精算基础上，一方面，扩大“应保尽保”范围；另一方面，做好社保制度的“自平衡”，将筹资标准和待遇水平控制在社会和政府可承受界限内，防止陷入“供养型福利社会”的泥淖。 供养型福利社会，即“未富先老”，在经济发展水平尚低时步入老龄化社会，一旦处理不好，就会发生失能群体待遇不高、工作一代税负却重的局面，而且由于缴费人群不断变小，待遇人群变大，缴费负担势必会加重，将使福利侵占社会资源并“挤出”生产。 郑秉文呼吁，国家要尽快结束试点，建立全国统一的长护险制度，对筹资模式、筹资标准、征收方式、筹资原则等进行规范，否则等地方在试点中形成各自路径依赖，届时再统一就会难上加难。冯文猛也强调，长护险顶层设计的出台“宜早不宜迟”，因为越往后，中国失能老人的照护负担积累得越多，全面推行也就更难。 目前，浙江已成为全国首个全面铺开长期护理保险的省份。根据今年2月发布的《浙江省构建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障体系实施方案》，到2025年，浙江要普遍建立城乡一体的政策性长护险，2027年完成全省覆盖。“现在，全省内几乎所有地市都开始研究长护险制度，一边准备一边等国家的‘发令枪’。”严晶说。 “不过，国家要在不同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确实需要时间。”冯文猛说。 2023年11月19日，浙江慈溪市，助浴师在移动助浴车为一名81岁的老人（右一）修剪指甲。慈溪市在当月启动“长者助浴行动”，让高龄失能半失能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且安全的“助浴”服务。 “不一定是失能老人最需要的” 新冠疫情最严重时有几个月，胡泳和父母隔离在家，彻底感受到照护的残酷。“最崩溃的不是某一个具体时刻，而是当你不分白天黑夜地持续照护……每天都是庞大的工作量，一日日累积。”胡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全部的个人需求只剩下：获得一点喘息的时间，哪怕一点点都好。 找一个靠谱的保姆，是满足需求的快速方案，但胡泳发现，有失能老人照护经验的保姆非常难找。“每个失能家庭都一定换过多次保姆，我也一样。有的保姆擅长做家务，但缺乏护理经验；有经验的保姆认为照顾失能老人太累，不想干。”胡泳说。 胡泳们的困境指向了中国失能家庭当下的尴尬：他们想要专业化的长期照护，但找不到或购买不起这类服务。身为专业护理员，王芳发现，多数保姆对照护的理解仅限于吃饱穿暖等日常生活照料。面对失能老人，这些就不够了。“给失能老人的擦洗和翻身拍背都是有讲究的，擦洗时要配合按摩手法，促进血液循环。翻身拍背时不能直接用手掌实心去拍，要将手握持成空杯状，从下往上、从外往里慢慢地拍，防止老人受伤。” 长护险制度的初衷，就是为解决失能家庭在长期照护上的供需失衡。以宁波为例，对养老院里的失能老人，政府按床日定额予以40~60元的经济补助；居家养老者，每月可享受专业护理员上门提供的20~30小时服务，也有不少试点地区直接发放现金补贴，或现金和服务混合。 但实践中，张盈华发现，当前各试点地区最突出的一个矛盾，是负责提供长护险上门服务的企业“只提供自己能提供或愿意提供的服务内容”，比如上门给老人剪指甲、洗头发等。但这些不一定是失能老人最需要的。 一位深耕长护服务的业内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很多地方政府制定的长护定价体系无法“包住”专业化服务的成本。比如，沿海省份某三四线城市给企业的一小时上门服务费是65~70元，企业有一定利润空间去构建专业化的护理人才体系；但在某一线城市，政府支付的费用同样是65元/时，“你能看到的一线服务人员基本上都是大妈级的”。其后果是长护服务市场的中介化趋向。 “定点服务机构变成了人头中介公司。政府派了单，他们就临时雇家政钟点工上门服务。有的企业连小时工都雇不起，就直接给失能老人的家属一点钱，让家属变成‘人头’，来提供所谓的服务。家属也没什么不愿意的，反正有钱拿。这完全背离了长护险的初衷。”该业内人士说，目前，部分城市的长护险居家服务定价与家政小时工的定价基本相近，服务人员的用工形式与年龄层次都很难优化提升。 泰富养老服务（江阴）有限公司总经理杨丽提到了另一种市场乱象：在一些试点城市，为了获客，很多定点企业主动提出“返点”优惠，比如政府给失能家庭购买的服务是每个月1500元，企业承诺划出一部分以现金形式返还给家属。这就造成劣币驱逐良币，不愿意“返点”的企业没有家属选，但“返点”之后企业的收益率进一步降低，更没有空间去提供好的服务。最终，认真做长护险服务的企业就选择退出这个市场，留下的都是想“吃政府补贴”的企业。 长护险成了一门热闹的生意。但多位受访医保局工作人员说，目前没有很好的监管办法，尤其是居家护理，场景具有一定私密性和封闭性，执法仪、红外成像仪、录音等都尝试过，但效果有限，服务人员、家属和失能老人三方很容易达成同盟。 冯文猛说，“制度落地前提是能提供充分和专业的上门养老服务，不能光有制度，服务却跟不上，长护险就会沦为空头支票”。他指出，当前的中国与日本当时不同，日本1970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在2000年建立长护险制度时，整个养老服务市场已发展得相对成熟。而中国现在需要“两条腿同时迈”，既要建立制度，也要进一步完善服务，会经历一段艰难探索的时期，只能边做边试。 在张盈华看来，目前，0到1的突破已经完成，政策激励下，很多企业愿意进入长护服务市场，“不少家政公司都在做转型”。资本进入后的下一步，就是如何规范发展，提供与失能家庭需求匹配的专业化服务。 当下，供需失衡的另一个焦点是：长护险服务是否包括医疗护理。对很多重度失能家庭而言，压疮护理、更换鼻饲管或尿管才是刚需。王芳解释，很多重度失能老人，由于长期卧床导致皮肤受压，如果没有两三个小时翻一下身，或者尿不湿没及时更换，都会增加压疮风险，也就是皮肤大面积溃烂甚至坏死。一旦出现压疮，如果护理不当，很快就会加重。“没处理有几种原因，有的是‘小老人’照顾‘老老人’，老夫妻俩腿脚不便，不愿去医院折腾；有的是家属不想花钱；还有家属自己找来一个偏方，反而使压疮加重了，老人也痛苦。” “我们非常愿意提供医疗服务，但苦于不具备医疗服务资质。资质的发放由卫健部门主管，卫健部门通常不愿给养老服务机构开这个口子，因此在多数试点城市，长护险只能提供生活照料服务。”一位养老服务企业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只有在上海等少数几个地区，当地允许养老服务企业办护理站，以护理站的名义提供上门医疗服务。 这位负责人担心，如果机制上长期没有理顺，长护险定点企业满足不了失能家庭的刚需，服务提供者和使用者间就无法形成很强的黏性，整个市场就会越来越窄。“长护险作为一个杠杆，是为了撬动更大的养老服务市场，市场做大了，才有企业生存的空间，任何一家养老服务公司光靠长护险肯定是吃不饱的。” 根据2020年发布的《指导意见》，长护险提供的服务是“基本生活照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但专家指出，试点地区对何谓“与之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及其与医保之间的边界，认知一直模糊不清。 近日，某试点城市提供的长护险服务包里新增了导尿、吸痰、造口护理、血糖监测等医疗服务项目。该地区医保局干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几项都是医保部门一点点和当地卫健委谈判出来的。 杨丽希望，未来可以将长护险服务和卫健的家庭病床、民政的家庭养老床位联动起来。长护险每月最多为家属缓解20~30小时的照护压力，但联动以后，家庭养老可以安装适老智能设备进行24小时远程监护，家庭病床则有中心医生上门定期提供基础医疗服务。她还建议，民政、卫健和医保三家应统筹出一套服务方案，对服务企业设定更高的专业化门槛，同时把各部门涉及的服务边界定好，让政策更好落地。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2021年11月25日，在福建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长护险机构护理单位青鸟颐居（晋江）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护理人员为参保长护险的老人服务。 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严肃的事 提供更好的服务前，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常为人所忽视：失能评估。 “失能评估相当于长护险基金支出的阀门，通过确定合理的评估标准，政府可以将制度保障控制在适度范围内，防止过泛或过窄。”张盈华说。 试点初期，各地纷纷自设标准。2021年8月，国家医保局会同民政部发布了《长期护理失能等级评估标准（试行）》。评估指标由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认知能力、感知觉与沟通能力等3个一级指标和17个二级指标组成。但冯文猛指出，随着大家对长护险认识的深化及居民需求的变化，这套指标体系有待进一步优化，尤其在医疗健康方面的评估和指标构建上，目前在落地时，为不同等级的失能老人提供对应的医疗服务建议还存在改善空间。 多位专家建议借鉴日本经验。日本的“介护等级调查”有多个步骤：首先由地方政府委派的负责人进行家庭访问调查，包括生活机能、认知技能、社会活动等几十项，有一套算法在后台自动算出失能等级，进行“一次判定”。然后以“一次判定”结果为参考，在地方政府组织的介护认定审查会上，由保健、医疗、福利等多部门专家共同进行“二次判定”。 对通过评估的失能老人，日本会根据其失能状况制定专门的“介护服务计划书”，由政府指定居家护理服务公司的照护经理制定，护理员则根据计划书来提供服务。张盈华指出，“介护服务计划书”相当于定制化的“长护处方”。中国试点地区在推行长护险时很少会提供这种处方，也缺乏照护经理这类角色，评估和服务存在一定程度脱节。 一位长期研究失能评估的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制订照护计划也有利于后续监管，减少骗保。“也就是用服务的项目对评估结果交叉验证。如果评估认定老人的失能等级很重，在对应照护计划中要求提供喂饭服务，但后续回访时发现，没有给老人提供进食服务，这说明当初的评估可能是有问题的。” 多家受访企业发现，当前失能评估指标在执行中存在主观化问题，乱象频发。前述深耕长护服务的业内人士说，很多定点服务企业为了短期内抢占市场，会“养”一批销售，让他们主动“培训”老人如何通过长护险评估，比如假装无法独立穿衣、口齿不清、行动不便。每申请通过一个人，销售就能获得一单提成，有的提成高达上千元，销售为了获得更多提成，甚至会通过各种渠道买卖老人信息。“现实中，失能人员评定与政策待遇享受方面的误导性与骗保行为很普遍。” 多位专家指出，中国的养老服务市场还处于初期阶段，在评估、服务、准入门槛和监管等多方面，都需要国家层面进一步立法规范。 这也是胡泳想呼吁的。他说，每个人最终会成为照护者，或被照护者，这是一件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严肃的事。去年，父亲去世后，胡泳和母亲间，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一旦母亲的身体出现任何别的问题，平衡就会被立刻打破，届时照护的负担只会更重。”胡泳说。 说到底，每个人都要思考：想要拥有一种怎样的晚年？或更直观地说，想要生活在什么样的味道中？ 护理员都知道，如何判断一位老人是否得到充分照护，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闻气味，异味大，可以说明很多事，可能是排泄物没有及时清理、长期没洗头、房间垃圾不倒、床单没换、没开窗通风，甚至褥疮伤口化脓。由衰老导致的一切都可以在气味中被分辨，闻着这些味道的失能老人，也更深刻地理解老去意味着什么。

印度IT业者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的负责人K Krithivasan表示，AI突飞猛进，一年就能让客服中心（call center）的市场需求「降到最低」，颠覆这个在亚洲及其他地区雇用大量人力的重要行业。 金融时报报导，Krithivasan说，目前还没看到职位减少，但他预言「跨国客户更广泛采用生成式AI，势必对印度和菲律宾的客服中心产生深远影响」。 (function (src, wid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