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丽在镇上买的房子，烂尾了。 她今年45岁，北京人，2018年心甘情愿掏出家底，想换一个在山清水秀的小镇安静养老的未来。 镇上的楼盘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她交钱的那一年，也是这个小镇热闹的一年。 镇上一家地产公司工作日志里写着：xxx推荐到访549名客户、成交14套房（总价值3360万元）；日常接待人数：15946人。在一本被遗弃的工作笔记里，一个人为2019年定了计划：卖掉10套房，拿提成。 这些充满斗志的故事还有另一面：把房子卖给刘丽的那家地产公司后来没钱了，账单显示，他们欠着菜农22598.5元的菜钱。 小镇地产项目遗落的文件资料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菜农是否拿回了钱，没人知道，但刘丽的房子和钱都没拿到，尽管赢了官司。 现在的小镇就像一场大马戏结束，客人离场，大象回笼，剩下的人在场子里，漫无目的地清理垃圾。 镇上旅馆老板李怡成了这样的角色。今年67岁的他在暗夜里倚靠在旅店门口，叼着一根烟，对偶尔住店的人报出228元一晚的房价——在曾经繁荣的镇上，这个价格很合理。 但时过境迁。游客只要穿过镇口，就能轻易找到一家80-100元上下的旅店。 李怡说，自己和小镇一样，心里藏着一个通过土地实现繁荣的梦，真实又遥远。 铁矿小镇转身 回溯前半生，李怡捏着烟蒂猛嘬了两口：“失控了。” 这个小镇在华北地区，人口大约两万，附近有清朝皇帝旅居的行宫，镇内的河水流进为京城供水的水库，镇上的人对这一点很骄傲。 李怡也很骄傲。 他思想传统，对“水”着迷，认为这条河是祥瑞之兆，能够带着小镇和他一起致富。所以他的旅店就在河边，用他的话说，这是风水宝地——水流不断，生意不断。 除了河，小镇还有山，有耕地。 这类华北平原村庄形成大约有600多年。元末明初交替之际，明太祖结束了长期的战乱，鼓励垦荒并向华北移民，之后的明成祖将都城从南京迁往现在的北京，也就是明朝的永乐年。 用汉学家杜赞奇的观点来看，这样的小镇提供了大量关于农耕经济为主题的样本。直到城市发展，现代工业崛起，小镇因为探测丰富的铁矿，逐渐脱离农耕的生活生产方式，但600多年农耕所形成的思考方式依然存在。 “怎么能赚钱过日子，就做什么……”，镇上人说，这是属于他们的循环。 那是上世纪90年代，全国上下大兴土木。李怡承包了镇上一个小铁矿，每周往北京送几卡车的铁精粉和铁砂石。 十数年，矿机不眠不休地运转，让他攒够了资本，在当时花十几万买下镇上的三亩地，摇身一变，从矿老板变成地产“大亨”。三亩地至今仍被握在李怡手里，他在上面盖了四间商铺，用来收租。 那些年，小镇经济围着铁矿转，每年一千万吨的产量，贡献了当地75%左右的GDP。 历史学博士李里峰在《土地改革与华北乡村权力变迁》提到，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基本线索，是国家权力逐渐延伸到乡村，传统的乡村社会逐渐失去独立性和自主性，进而摇身一变，成为国家建设的一部分。 这个小镇就是挖着铁矿，投入国家建设大潮的。 2011年，省里把绿色经济写进了“十二五”规划纲要。那之后，李怡发现来矿上做安全检查的人多了，到2015年末，小镇和所属的县城接连关停三四十家矿业企业。 机器的轰鸣声停了，留下的矿机被卖到远乡。李怡变卖了矿上的那些设备，认真打理自己三亩地上的旅馆。 李怡转身很容易。但对于这个传统的小镇来说，失去了经济支柱产业，要换个赛道却不那么容易。 踌躇了两年多，省里在2017年召开了旅游发展大会，小镇嗅到风向，决定发展文旅。 采矿是跟土地要钱，文旅也是。 小镇内的无人居住的地产项目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那之后，从县里到镇上，仗着离京近的地理优势，计划新建和续建十余个文旅项目，涵盖40余种旅游业态。 以小镇所在的县城为例，2018年第三产业投资累计完成104.1亿元，占全部投资比重47.6%，全年旅游接待人数、旅游总收入达118万人次和9.8亿元，分别增长35%和38%。 挖矿的时代结束了，土地开发大潮在镇上拉开序章。 说好文旅故事 土地开发是小镇经济发展的出路，也承担了县里从“矿业”到“文旅”的转型梦想。 十余个文旅项目陆续在2017年前后开工建设，几大耳熟能详的地产开发商带着巨额资金高光入场。 曾参与小镇地产项目前期调研和投标的设计院总工杨晓记得，他和开发商来到小镇后，受到了极大的礼遇。镇领导特意安排他们入住附近景区的酒店，饭局喝的酒提前灌在了矿泉水瓶里。 调研结束后，开发商支付了14697万元，拍下了小镇的2块地。在杨晓提供的项目信息表中显示，该项目初期规划面积70余万平方米，面积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相近。 对于从铁矿向文旅转型，李怡说他能理解，“有次和机关的人喝酒。对方说停了铁矿之后，镇上很快就感受到土地开发给财政带来的好处。” 李怡这才知道，卖地赚的不止是土地的钱，还有税——卖地的财政收入尽数留在当地，在这片土地上建起来的企业，都得缴税。 空置的商业街 图源：时代周报记者 傅一波 在这种逻辑下，全国各地反复上演土地开发的故事，地产大亨带来巨大的资本浪潮，一个一个县城，一座一座城市的席卷。人们将其视为繁荣的象征之一，对拔地而起的高楼喜闻乐见。 小镇想在这股浪潮中为自己裹上一件与众不同的外衣，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找好市场定位，说好产品故事”。 李怡回忆当年繁华的时候，也去售楼处凑过热闹，对蜂拥而至的外地人，销售的话术是“紧邻金山岭长城、卧虎山长城、司马台长城，坐享文化旅游资源，以后肯定是升值的。” 杨晓曾参与的项目在宣传上，推出了5+2生活方式的概念——周一至周五居于繁华都市；周末就来小镇，体验绿色自然的环绕。 在小镇房价只有5千元/平米的2017年，该项目的销售均价超过1万元/平米，一度飙高至接近2万元。 土地开发让各地的商人、劳动者和生意人像大迁徙一般蜂拥而至。 当地的原住民也把旅馆、餐厅都开在镇中心街道上，那会儿一辆面的一天能跑出300多块钱。 地产“大亨”李怡的旅店也在那，靠着早年在矿上积累的人脉，那些来镇上修铁路、盖房子的老板和包工头都住在他店里。 2018年，小镇脱贫。 也是那一年7月中旬，华北下了一场大雨。 一场大雨，浇熄热情 那场大雨，把小镇的建筑垃圾冲进了河里，垃圾混着泥沙流进水库，影响了下游的水源。 被雨水冲刷出来的，还有当地涉河建设项目的违法违规问题。水利部副部长为此亲自挂帅，进驻小镇调查。 中国水利于2019年发布的通报...

​​​​​​​ 如果中产阶级的钱包是被始祖鸟、lululemon、拉夫劳伦所收割，那么更有家底的高净值人群则是被LV、香奈儿和爱马仕所俘获。 其中爱马仕更是个中翘楚，但这个顶奢，最近也遇到了口碑风波。 3月19日，法国奢侈品品牌爱马仕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遭到起诉，原因是爱马仕只允许有“足够购买记录”的客户，购买其品牌特定型号的包，这一规则涉嫌违反了反垄断法。 一名原告称，自己已为购买爱马仕产品花费数万美元，也买过一个铂金包，想要再买时却遇阻，还有人则是被店员反复暗示需要配货。 众所周知，想买到热门款经典款的爱马仕包包，需要接受配货，全球都是如此。 国内也有消费者被爱马仕的配货制度深深伤害。浙江宁波的杜女士向媒体反映，她花了140多万元购买了包括项链、杯子、腰带等若干爱马仕商品，店员仍声称“无货”，拒绝卖给她想要的包款。 折腾了一圈，花费了百万，结果连包包的影子都没见到，怎么能让人不气愤。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奢侈品要配货呢？ 奢侈品配货，配的是什么？ 一直以来，爱马仕都是以高端奢华、品质卓越、独特设计和精湛工艺而闻名于世。爱马仕Birkin，可谓是每个女士的梦寐以求。作为奢侈品行业的龙头，爱马仕对于“配货”这一套销售策略和供应管理机制，可谓是玩得十分6。 不过，“配货” 两字在爱马仕的品牌店内很有可能是“违禁词”，只能用“消费积累”来美化。 今年1月就有记者致电爱马仕官方客服中心询问配货问题，官方客服回复：“我们爱马仕是没有‘配货’这个说法的。”记者：“那如果店员有这个行为呢？”爱马仕官方客服中心：“我们只能跟你说，爱马仕是没有官方‘配货’这个说法的，也请您这边知晓一下。” 其实坊间流传多年的配货，从未在爱马仕官方得到过确认，已经是行业众所周知的心照不宣。 不敢明着提，还要暗着搞，奢侈品不配货行不行？ 正所谓物以稀为贵，如果某种东西已经烂大街泛滥了，那可能它对有钱人的吸引力也是降低了的。奢侈品要做的，就是通过限制产品供应量来维持产品的稀缺性和独特性，从而提高产品的价值和吸引力，通过先配货再买包，品牌可以控制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数量，避免产品过度供应，维持品牌的高端感与高价值。 然而，爱马仕方面对于该种销售模式也并非是有恃无恐，也是有点“心虚”的，不然也不至于一直以来都没有任何官方、正面的回应——这并不能阻碍这一制度的延续，不配货可能真的不行，因为配货，对于品牌来讲，真香！ 通过配货，首先设置一层隐形购买门槛，无形中先筛选了一次自己的用户客群，同时这也是一套很好的刺激用户进一步消费的组合拳。 据说，全球每卖出一个铂金包，就有三到五款爱马仕积压单品被同时卖空。有媒体进行了解，目前在中国市场，爱马仕配货比例最低1∶0.5，普遍是1∶1，更高一点可以达到1∶1.5或1∶2。也就是说，如果消费者想买一个10万元的爱马仕包包，最少也得先购买5万元的其他爱马仕商品。 因此，在全球奢侈品消费低迷的2023年，爱马仕依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财报显示，爱马仕2023年营收达134.27亿欧元，同比增长21%（按固定汇率计算）；净利润为43.11亿欧元，同比增长28%，中国市场更是表现强劲。 在2023财年分析师会议上，爱马仕家族第六代传人/首席执行官Axel Dumas提到，中国客户对于爱马仕有一种迷恋。 在国人眼中，爱马仕是站在金字塔尖的奢侈品，爱马仕等同于尊贵的身份与地位。你背的不是爱马仕，而是爱马仕加持，带来的地位彰显与身份象征，以及别人对你的那一份刮目相看，而配货规则可以让消费者感觉到购买奢侈品是一种特权和身份象征。 所以爱马仕，是有钱人才配入局的消费主义游戏。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IC photo / 图） 爱马仕，有钱人的消费主义游戏 当你在某社交平台上搜索“爱马仕配货”词条后，数以万计的笔记蜂拥而来，更有诸多资深配货行家，告诉你如何高效率配货，这些消费者在笔记中将爱马仕称为“马场”，戏称自己是“养马人”。配货的水已经深到，大家就是进行一场盲目的撒钱比赛，至于撒到多少能买，那得看你和柜姐的交情。 想要买就要适应这一套配货规则，不接受，那好，你买不了。最后，爱马仕的配货成为了有钱人阶层里，异常疯狂又无聊的游戏，身在圈层之中的人，为了维护自己的身份与地位，总是不自觉会陷入旋涡，痛并快乐着。 从瓷器餐具到首饰项链，再到挂饰配件，爱马仕的配货五花八门，一只爱马仕的苍蝇拍要3000元，一个爱马仕的纸巾盒要七千块，一个爱马仕的放大镜一万五，只能说普通人可能连配货，都觉得贵，自己不配。很多有钱人也吐槽爱马仕配货难，很难说其中没有炫耀的成分，毕竟这是一般人不配奢想的烦恼。 即便如今面临诉讼，也没有阻碍人们对爱马仕的热情，爱马仕的包包仍然是供不应求。毕竟这些奢侈品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叙事结构与话语体系，死忠粉是越虐越爱。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有钱人的养马游戏是否并非完美无缺，一劳永逸。 很多品牌都是消费者掌握主动权，选择自己想要什么样式、什么颜色的包包，而在爱马仕，一切反转，只有有资格购买铂金包的消费者才会拥有资格去买包，但是能买到哪款包，具体是什么尺寸、颜色、皮革等，那是根本由不得自己。 对于高净值客户人群来讲，这样的消费体验是大打折扣的，在别的奢侈品店被宠成王子公主，到了爱马仕这里就是上赶着求人，如此对比下来，很容易造成客户的流失。 而且频繁的涨价更是在触及客户心理接受的“天花板”。 2024年刚开年的1月1日，爱马仕就完成全产品价格线的上调，其中凯莉包mini一代上涨至56500元人民币，整整涨了一万元，涨幅达21.5%，Birkin30手袋更是突破10万元大关，涨幅达到13%。 爱马仕的股价在过去一年，也是一路飙升，涨幅达到了近40%。频繁涨价是能够短期带来销售额的增高，但长期无异于饮鸩止渴。毕竟有美国贵妇已经忍不了，对爱马仕提出了集体诉讼，更多其他国家的消费者也会逐渐醒悟。 对于品牌而言，专注于打磨产品，不搞无理配货、不搞歧视营销，才是更长久的立身之道。希望爱马仕不用配货的那一天，能够早日到来。

麦当劳这个国际快餐巨头，正在被推上危机边缘。2024年4月4日，麦当劳签署了一项协议，决定收购其在以色列特许经营的225家门店。此前，由于受到亲巴勒斯坦组织“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BDS）的影响，麦当劳在几个阿拉伯国家的特许经营门店销售额环比下降了50%至90%，公司股价迄今已经下跌10%，比起去年同期下跌了5.5%，可谓遭受重创。 事实上，决定收购之前，麦当劳一直试图努力挽回在阿拉伯国家中的市场和声誉。去年11月，公司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对有关麦当劳在哈以冲突中所持立场的虚假信息和不实报道感到失望。麦当劳从未资助或支持任何卷入这场冲突的政府，当地特许经营者的任何行动都是在未经麦当劳官方批准的情况下独自进行的。”然而即便如此，怒火攻心的穆斯林民众似乎并不买账，抵制热潮还是随着哈以冲突的持续愈演愈烈，甚至扩展到全球更大范围的国家和地区——亲巴勒斯坦支持者不仅在马来西亚号召当地民众抵制“支持以色列”的西方餐饮连锁品牌，还在伦敦街头的麦当劳分店门口游行示威，高喊“为你感到羞耻”。 离心的“麦当劳帝国” 麦当劳因其实力雄厚、影响力广泛、市场拓展速度飞快等特性而被称为“麦当劳帝国”。本次麦当劳在阿拉伯世界遭遇如此强烈的抵制与舆论讨伐，主要原因在于去年10月哈以冲突爆发后，麦当劳以色列特许经营商当即宣布每天定量向以色列国防军提供免费餐食，以示对本国军队的支持。这一举动立即引起中东阿拉伯国家的不满与谴责，认为麦当劳公司参与了“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战争”，在哈以冲突中选择“站队”以色列，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其“母国”美国的立场。BDS作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事业、主张抵制支持以色列实体的“先锋”，随即号召相关国家民众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大规模的抵制运动。阿拉伯国家的麦当劳门店几乎空无一人，还时常遭到抗议者的袭击和破坏。 ▲ 麦当劳首席执行官表示，中东多个市场受到冲突抵制影响，店内生意惨淡。 可他们忽视了一点，即麦当劳公司普遍实行特许经营模式，各国特许经营商往往能够自行决策而不受公司限制。正因如此，许多阿拉伯国家的麦当劳特许经营商担心受到牵连，纷纷与以色列经营商划清界限、撇清关系。例如，科威特和巴基斯坦的特许经营商发表声明称，他们没有与以色列特许经营商分享所有权；沙特阿拉伯的特许经营商在声明中表示“无论是麦当劳总公司、我们还是任何其它国家的门店，都没有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这一决定”；还有一部分特许经营商表示已经向加沙人民提供了捐款；就连麦当劳首席执行官克里斯·肯普钦斯基（ChrisKempczinski）都强调了麦当劳母公司的中立性，表示“在我们特许经营的每个国家，麦当劳门店都是由当地的特许经营商代表的。”以色列经营商的“自作主张”和其它国家经营商“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姿态使得麦当劳各子公司的离心倾向昭然若揭，甚至引发内部的商业对立，正在加剧庞大“麦当劳帝国”的分裂。 “麦当劳和平论” 麦当劳作为植根于美国、盛行于全球的代表性跨国企业，其存在和行为均被赋予了较强的政治意义，往往被视作其“母国”对外立场的体现。1990年，在莫斯科市中心普希金广场旁的黄金地段，苏联境内第一家麦当劳门店开业，其被视为苏联（及随后的俄罗斯）开放市场及与西方破冰交融的象征。在当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曼（ThomasFriedman）曾兴致勃勃地提出“麦当劳和平论”（McDonald’s PeaceTheory），意即“两个拥有麦当劳的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 32年后，俄乌冲突爆发。2022年3月，麦当劳宣布暂时关闭在俄罗斯的850家门店。5月，在国际制裁的浪潮之下，麦当劳宣布退出俄罗斯市场，并开始一系列的筹备和行动，“麦当劳和平论”就此被彻底打破。令人意外的是，6月，莫斯科的前麦当劳餐厅在实现“去麦当劳化”后以新名称Vkusno&tochka（“美味，就是这样”）重新开业。即使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巨大，美国的跨国企业难以离开俄罗斯市场的现实仍暴露无遗。 显然，“麦当劳和平论”是一记伪命题，强烈的地缘政治敏感性使麦当劳公司本身也很容易陷入被牵连的麻烦。本次对以色列麦当劳门店的收购是麦当劳集团东窗事发后应对严重亏损的无奈之举。今年1月，首席执行官肯普钦斯基就曾承认，哈以冲突使得中东地区的麦当劳门店正在经历“意义深远的销售影响”。在2月的发布会上，麦当劳集团重申了这一点，并表示冲突可能会继续对其造成压力。以色列特许经营商的行为让整个麦当劳集团在中东市场蒙受巨大损失，麦当劳集团现在相信，通过收购加强对以色列门店的控制权，是既能够在舆论漩涡中及时止损，也能够为被“政治化”的以色列门店安插一根“避雷针”的最好出路。 “麦当劳帝国”的未来之路 哈以冲突爆发半年之际，英国首相苏纳克在4月6日发表声明，称英国将“继续支持以色列击败哈马斯的‘恐怖威胁’”，但哈以之间的“可怕战争必须尽快结束”。随着人道主义危机及其在国际社会间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支持双方停战。有了上次退出俄罗斯市场的教训，麦当劳这次选择收购而非关停，并声称“仍然致力于以色列市场，并会确保未来市场上良好的员工和客户体验”，静待恢复中东市场的时机到来。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然而，本次销售危机不同于以往。以色列特许经营商的“站队”行为基本上已让麦当劳品牌和阿拉伯世界及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决裂”，成为受抵制最严重的西方品牌之一，收购或许也只是权宜之计。虽然麦当劳在业绩不佳、股价下跌之时“悬崖勒马”，但在中东伊斯兰地区市场的声誉损失已然是不可逆的。

2023年5月的一天，王新宇终于在月之暗面办公大楼旁的一家餐厅里见到了杨植麟本人。王新宇是美团龙珠合伙人，主要负责硬科技投资。 知情人士向《AI光年》透露，近3个小时的交流后，王新宇给出了一个投资数字，杨植麟立马说了“yes”。两个月后，市场传出美团龙珠领投月之暗面Pre-A轮融资的消息，天使轮的投资方红杉中国和砺思资本跟进。 据《AI光年》获悉，早在2023年1月，龙珠内部便开始讨论“支持杨植麟出来创业”的计划。正式投资之前，王新宇已和杨植麟团队线上沟通近半年。美团龙珠于2022年搭建了AI方向的投资团队，并关注到GPT（GenerativePre-trained Transformer）的进展。 不过，一个月后，美团龙珠并未等来杨植麟在AGI大模型领域创业的消息，反而是美团原联合创始人王慧文的一个即刻动态引爆了行业。 2023年2月10日，王慧文在和李志飞（出门问问创始人）、戴雨森、刘元（真格基金合伙人）的饭局上发了一个“AI宣言”：带资5000万美元入组，设立光年之外，打造中国OpenAI。一个月后，光年之外就收到美团创始人王兴的个人投资。 后续王慧文“病退”，美团收购光年之外成为去年大模型创业领域一个热点事件。王慧文的因病退出纯属意外，一位光年之外员工曾告诉《AI光年》，直到王慧文因病住院前一周，在工作中都没有看出明显的迹象。 不过，不为外界所知的是，就在王兴投资光年之外的同时，美团已经开始一场低调的大模型布局。 低调的大模型实验 “AI大模型让我既兴奋于即将创造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又忧虑它未来对整个世界的冲击。”王兴曾在朋友圈表示。 据《AI光年》获悉，王兴投资光年之外的同时，美团内部就在扩张算法团队，密集研究大模型及具体应用。“美团最高决策机构S-team对大模型高度关注，会定期向算法团队负责人询问大模型的进展。” 但与百度、阿里等已推出针对C端和B端的大模型产品不同，美团在大模型的研发和投入比较隐秘。比如，在国内第二批通过备案的11家公司大模型里包含美团，但美团并未公布其大模型的名称、定位及应用案例等。 对于这种隐秘研发，有内部人士对《AI光年》透露：“美团要做的不只是大模型，还要与自身业务相结合，做的是大模型的垂类领域，方向太多，都还在摸索。” 比如，去年11月，美团基于国内多个已备案的基础大模型推出了首个AI交互产品“Wow”，试图打造年轻人自己的AI朋友社区。 事实上，在ChatGPT点燃“百模大战”之前，美团在AI方面就有所投入和落地，比如美团配送技术部建设的算法平台——Turing（图灵平台）就包括机器学习平台、特征平台、图灵在线服务（OnlineServing）、AB实验平台四大功能。其中，机器学习平台就能提供模型训练、任务调度、模型评估和模型调优等功能。 “美团本身就涉及相关业务，只不过相当于在小模型的基础上转变成大模型，本质没有被改变，如何落地商业化才是最大的问题。”一位美团内部人士透露。 据《AI光年》了解，目前大模型已经开始在美团的具体业务中使用，但还不成熟。比如美团到家业务场景中，大模型对个性化推荐和智能调度的改善；大模型在智能助手、客服、电销等交互式对话场景中的应用等。“业务中使用的模型参数量不会很大，但大模型的准确率高于小模型。一是因为成本（高性能GPU非常昂贵），二是推理时间相对长。” “AI捕手” 美团务实的技术基因决定了其在技术上的投入要和公司核心业务相关，比如美团的配送系统、以及在自动配送车和无人机的投入。王兴多次财报会议上表示，自动配送是美团科技战略的主要支撑。而在美团内部，无人机和国际化业务也直接向王兴汇报。 但在技术投入上奉行务实策略，并不意味着美团不关注AGI等前沿科技。本科毕业于清华电子工程系的王兴对芯片、大模型等硬科技极为敏感。公开资料显示，王兴曾在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之际捐赠近10%的股份成立了清华基金会，用于科研、以及高科技人才的培养。 投资，是另外一种对前沿技术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 美团对科技的投资主要通过美团战投和美团龙珠实现。据《深网》获悉，二者的投资决策由投委会决定，王兴作为投委会的一员，会亲自过目推上投委会的项目。 美团战投由CFO陈少晖分管，负责国际化探索的是朱啸虎的妹妹朱文倩。 据IT桔子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2月底，美团战投共出手投资99次，投资公司数量达70多家，其中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有26次，主要集中在机器人、无人配送、自动驾驶、芯片及大模型等领域。 据《AI光年》观察，自去年上半年王兴宣布个人投资光年之外，美团战投明显提高了对大模型的关注度。 除收购AI光年之外，美团战投于去年7月至10月参与智谱AI的B+轮及战略投资两轮投资。今年2月，美团战投参与了月之暗面的A轮融资，该轮投资由阿里巴巴领投。 美团投资的三家大模型公司光年之外、智谱AI及月之暗面，曾在去年6月被硅谷科技媒体TheInformation评为最有可能成为“中国OpenAI”的5家企业，另外两家分别是澜舟科技和MiniMax。 不过，最先看到月之暗面在大模型潜力的是美团龙珠。就如文章开头所言，2023年年初，美团龙珠就关注到杨植麟团队。 美团龙珠是美团点评产业基金的前身，2017年2月成立。美团龙珠的投委会成员包括王兴、陈少晖、朱拥华、于红、王新宇等。据IT桔子数据，截至2023年年底，美团龙珠共参与了47次投资，其中投资人工智能公司有4个，分别为月之暗面、法奥FAIR、爱芯元智、轻舟智航。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无论是美团内部在具体业务上落地大模型，还是以投资的方式参与到半导体、大模型等前沿科技，都是王兴参与到改变人类历史大机会的思考。从创业之初，王兴就坚信商业的本质就是用科技解决效率问题，美团本质是一家科技公司。 “老祖宗有句话叫‘君子不器’，李嘉诚也说过‘商者无域’，你不要总是自我设限，强调我就是做某一件事情的。如果非要自我定位，我更愿意说我是个要用科技研究商业的人。”王兴早期接受采访时说。

有「航空界奥斯卡」美誉的知名航空服务调查机构Skytrax 17日公布2024年最佳百大机场评比，卡塔尔的哈马德国际机场打败新加坡樟宜机场，夺回最佳机场宝座；台湾桃园国际机场桃排名全球第66名，较2023的第82名进步16名。 新加坡樟宜机场曾经12度赢得Skytrax的最佳机场第一名，但在2022、2021年遭哈马德机场夺走这一头衔，今年又落居第二。 (function (src, width) { if (window.screen.width >...

“过年回老家相亲”、“三个月就订婚”的“快餐式婚姻”在部分农村地区颇为盛行。不少在外打工的农村青年，一到适婚年龄，不得不在父辈、乡邻的催促声中回乡相亲，随后匆匆步入婚姻。 然而，闪婚之后的生活并不是结了婚就好了。 用1个月结婚，用8年离婚 今年1月，楚欣结束了16年的婚姻。她和前夫李勇用1个月的时间从相识到结婚，却用了8年离婚。 在楚欣的华北农村老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没有儿子的家庭，闺女必须得招个上门女婿。尽管打心底里排斥，但“拧不过父母的思想”，楚欣作为长姐，还是担下了这份责任。 在村里，自由恋爱的女娃会被叫“疯丫头”。在楚欣看来，那是特别不好的一个词。抛开流言蜚语，她还是自己谈了个男友，订婚后，父母嫌对方不愿意出力，比较懒惰。最终，两人没走下去。 就在楚欣对爱情失去了任何向往和期待时，父母把李勇介绍给了她。彼时，楚欣的父母在北京开了家劳务公司，结识了在工地管事的李勇，对方愿意做上门女婿。 在他们看来，李勇家里情况也好，长得也不难看，23岁的楚欣也到了该结婚的年纪。 当时，抱着跟谁结婚都一样的想法，楚欣没有犹豫多久，两人认识1个月便结婚了。 回顾自己 16年前的决定，楚欣承认当时可能有某一点吸引了彼此，“但那一点点的吸引，无法支撑日后婚姻生活中遇到的种种事情。” 楚欣的经历不是个案。王梦也在23岁的年纪和认识3个月的相亲对象订了婚。王梦最初不想恋爱、不愿相亲、不敢结婚，但相了十来次亲后，王梦对和谁结婚无所谓了。 中专毕业后，王梦在北京一家减肥仪器公司当售后客服。2022年，出门上班变得不方便，她便回了村里摆摊，回家后一直被家人催着相亲。 头两次相亲，王梦还是被家里人连拖带拉架过去的。同事的朋友分手后被前男友砍伤的传言把她吓住了，抖音刷到“丧偶式育儿”、“婆媳矛盾”加剧了她对婚姻的恐惧， 大半年里，王梦前后见了十来个小伙。她的态度从抗拒到麻木，“见多了就觉得随便吧，能看上就说，看不上拉倒，我无所谓。” 相亲过后，王梦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对方。如果对方找她聊天，那就“说明人家愿意（和我结婚）”。在和一个相亲对象保持联系一个多月后，他们订了婚。“订婚的时候我都还是懵的，一直在想，我怎么就订婚了。” 缺乏感情基础，这让新婚的王梦对未来的婚姻生活感到焦虑，“如果他也像网上那些渣男一样，我到时候肯定转头就走。” 楚欣则亲身体验了“快餐式婚姻”的苦。楚欣坦言，自己以为“跟谁结婚都一样”，但抵不过时间和层出不穷的琐事。 结婚第2年，楚欣生了儿子，二胎又得了女儿，本以为从此可以过上幸福的家庭生活，但时间让双方的缺点暴露在彼此眼前，而上门女婿这种不对等的关系也让两人矛盾渐生。 孩子得回县城上学，楚欣回老家带孩子，和在北京工作的丈夫分居两地，矛盾爆发更加频繁，离婚的念头时常冒出来。结婚第8年，夫妻俩互删了联系方式，婚姻已名存实亡。 隐忍8年后，儿女都已长大。今年，楚欣终于决定与丈夫调解离婚，“从婚姻的牢笼中走出来了。” 农村青年为何闪婚 伴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农村年轻人向外流动，他们的工作空间与生活空间分离，而帮助年轻一代结婚，则被父辈看作是必须要完成的人生任务。这或是农村闪婚得以兴起的关键因素。 山西农村的赵飞曾在北京一家饭店当服务员，结识了一个小他4岁的河北女孩，谈了半年，女孩家里嫌太远，两人就散了。外出务工可以走得很远，但到了谈婚论嫁、找归宿，距离就成了大问题。这也使得大量农村打工青年还是要回到老家找对象。 赵飞恋爱受挫后，便打消了在外地找对象的心思，“都不是一个地方的，谈了也成不了。”28岁时，赵飞被家里催着过年过节时回村相亲，但他并不放在心上，“长辈让见的话就去见一下”，赵飞说，“反正都要结婚，差不多就行了。” 结婚似乎是农村青年的人生路上必经的路口，到了适婚年龄，家中长辈、媒人都围着这桩事打转。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杨华发现，在父代对子代成婚责任感强的地方，“帮助子女结婚”变成了父母心里必须完成的一项人生任务。 见了第二个相亲对象，赵飞觉得不是很喜欢，1个月没联系过对方。但在媒人和长辈的催促声中，赵飞又联系了她，两人在半年后结婚。 “如果不合适就要继续相亲，挺烦的。”赵飞有些无奈，“要靠相亲找到一个特别喜欢的，我觉得不可能，条件差不多、双方都能接受，那就可以了。” 赵飞的母亲并不认为自己经常催儿子结婚，她反问道，“说了他也不听，一直拖到现在（29岁）才结婚，这算催吗？” “不结婚家里就会一直帮你介绍。”在王梦看来，自己用大半年时间在老家相亲、结婚，一半是为了完成长辈的心愿，“我妈不想让我远嫁”；一半也是因为总要结婚的，“这个人生步骤我跳不过去。” 在人情、关系交错盘绕的村庄，来自外部的压力不断催促着农村青年完成这桩“人生大事”。 “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就必须要去相亲。” 楚欣23岁开始相亲，当时在村里已经算有些晚了，会被说闲话。但她认为，如今村里对晚婚也不大在意了。赵飞认为自己28岁相亲算“比较晚”，但他也指出年龄相当的朋友大都没结婚。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讲合适还是谈感情 着急让子女相亲，相看上了尽快订婚、办婚礼，紧锣密鼓的流程背后是农村老一辈人对婚姻市场竞争的焦虑。 “就是让他抓紧时间，越大越不好找了”，赵飞的母亲直言，“现在女娃这么缺，再说咱条件也不是多好的，不要那么挑剔。” 杨华说，当地农民相信，媳妇会越来越难找，彩礼会越来越高，越早成婚对自家越有利。所以由于本地市场的高度竞争，北方农村相亲、结婚的年龄普遍偏低，早婚现象严重。 赵飞的母亲相信，孩子成家了就有责任心了，人也能踏实干活，“不然一天来回乱跑，不干正经事。” 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下，每到过年，农村青年回乡密集相亲，许多人相中后个月内就走完结婚的全过程。这样的“快餐式婚姻”使得夫妻间缺乏强有力的维系纽带和感情基础，为婚姻埋下隐患。 刚与前夫调解离婚的楚欣，对自己当初仓促的决定理解更深。 楚欣事实上的婚姻生活只有8年，此后8年夫妻已互删联系方式，处于“准备离婚”的状态。她把自己过去 16年的婚姻视作是自己要历的“劫”，“我想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所以最终也没能有个好结果。” “感情基础”被她反复提到，“当时没有感情基础，结婚时都没有了解过（前夫），连搭伙都算不上，就是凑在一起。”楚欣现在觉得，感情基础特别重要，是婚姻的基石。 赵飞的母亲对感情基础则不以为然，“处着处着不就有感情了吗？结婚了有大把时间可以相处，互相包容、理解，这日子不就过下去了嘛。” 实际上，无论是赵飞还是王梦，都不认为自己在决定结婚时算想清楚了。农村闪婚仍然是一种“合适大于感情”的责任主导型婚姻。 从上一段关系中解脱的楚欣，开始相信缘分，“有缘分真的能遇到的话，还是会找（对象），遇不到也不会刻意找。” 闪婚是社会变迁的产物，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结构和文化发生变化，农村闪婚只是传统父母包办婚姻的新形态。而当下，农村青年面临结构性的婚姻困境时，婚姻的情感性与功能性的权衡，又一次摆在了他们面前。 从更广阔的社会层面来看，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中西部地区迅速发展，农村青年的生活空间与工作空间也逐渐走向一致，“本地婚”的市场竞争或也将减弱。彼时，农村青年的闪婚现象是否会减弱，值得进一步观察。 备注：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这是再普通不过的工地现场——戴着安全帽、身着反光背心的工人进进出出，挖掘机和吊车四处忙碌，行人和车辆从围栏外经过，谁也不会多好奇半分。不过同一处浙工新村的建设现场，记者3个月内造访两次。4月12日再来，工地的“身份”不一样了。 杭州浙工新村500多户居民自筹资金约4.7亿元，将小区推倒重建。整体更新费用约5.3亿元，不足部分由旧房改造、加装电梯、未来社区等专项资金补齐。 2023年11月28日，改造项目正式开工，小区原有13幢房屋已拆除完毕。按照规划，浙工新村将新建7幢11层的小高层，全部安装电梯，实行人车分流，还配建了地下车库。工程将于2025年底竣工。 一时间，此事引发广泛关注。有人羡慕这种模式，期盼自己的小区早日集资重建；也有人认为，政府应该承担更多责任，而非由居民合力完成更新。 前不久，浙工新村的创新模式“上了户口”——近日，浙江省《关于稳步推进城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发布。《指导意见》明确了相关流程和支持政策。在4月11日的新闻通气会上，浙工新村的案例正式被介绍推广。 政策反馈迅速且积极。这几日，杭州多个老旧小区几乎同时启动自主更新民意调研，闸弄口新村、东村、新苑等几个小区居民讨论热烈，热情高涨。 不过，相关工作具体开展起来，现实可能会“泼一盆冷水”。总结普适经验和成熟路径的同时，也要关注浙工新村的特殊禀赋。在自主更新整体思路的指导下，各地老旧小区改造仍要注意因地制宜，切勿冒进和盲从。 浙工新村施工现场。周驰昱 摄 争议焦点在资金自筹 开工前7个月，关于浙工新村推倒重建，工作组开始入户征求意见，若要项目最终成形，签约率要达到100%。 参考旧房征迁的价格体系，业主承担的改造费用为1350元/平方米，并且保证重建后原地置换的房屋套内面积与原房屋基本相等。若选择不扩大原本房屋面积，75平方米左右的旧房，改造费用大约为10万元。 扩面价格为34520元/平方米，最多能扩大20平方米，再加一个22万元左右的车位，一套原来75平方米左右的旧房，最终可改建成105平方米左右的新房，花费约100万元。 10万到100万元，是浙工新村居民出资的价格区间，500多户居民加起来，共同凑起80%的建设资金。 争议的焦点在资金自筹。“以前认为，住房条件改善应该由政府兜底，不管是征迁、旧改还是加固，资金都由财政负担，什么时候需要居民自己出钱了？”浙工新村所在的杭州市拱墅区朝晖街道党工委委员贾磊说。 也有观点质疑，政府在和居民争利，老旧小区摇身一变，成为新建小区，除去安置原有居民，多出来的房源还能再放到市场上销售。 有人认为新建房扩面部分价格太高。一户人家2009年通过二手房交易住进小区，购入价约为每平方米1.7万元，房子推倒重建后，扩建部分每平方米价格约为3.4万元，价格几乎翻了一倍，他不满意。 扩面价格由第三方机构根据周边市场房价评估后决定，和周边二手房差不多，有人认为合理，毕竟新房开盘价一般超过5万元。不过现在房市正处下行，过两年再看，说不定会亏。 还有一部分投反对票的居民，“年纪大的不愿意折腾，再建好搬回来起码要两三年时间”。老人们有自己的朋友圈，早起买菜，坐在公园里一起聊天晒太阳，中午睡好午觉又出去聊天，人际关系都在小区里。 浙工新村已步入老龄化，小区居民将近1000名，60岁以上的400多名，85岁以上的有142名。不动、不挪是他们的普遍心态。 去年6月30日，最后期限将至，签约还未完成。居民喻伟林是第一批签字同意的住户之一，非常着急，她当时正在青海旅游，不停翻看群聊消息，关注小区签约最新进展。 喻伟林在浙工新村有两套住房。一套自己住，一套儿子家住。2011年，她以每平方米2万元的价格购房安家，装修时才发现，房屋质量有问题。“装修师傅过来砸柜子，墙面非常脆弱，用指甲一挖墙皮就会掉，地面南高北低，扔一颗乒乓球，就会滚下去。”喻伟林很是苦闷。 2014年，她家新装修完成，遇上旧房成片改造的机会，有关部门到家里征求意见，她随即表态：“即便装修好的房子一天不住，也要拆！”但那次，同意改造的居民比例不到90%，未能启动。期待改造的居民提出启动第二次调查时，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反对最坚决的两户，已经搬离了小区；有一户担心影响孩子学习，但他家孩子马上高考…… 不过征迁政策不等人，二次调查未能实现。又过了近10年，终于再次迎来机会。喻伟林十分迫切，这次具体改造方案还未出炉，她便积极参与：“愿意拆！” 仍有居民持不同意见。第一轮征求意见过后，同意自筹资金、原拆原建方案的居民占了91%。 拱墅区从各个单位各个街道抽调了30多位有群众工作经验的干部，工作人员数量达到近100名，其中6个组超过60人，组成攻坚组，重点给居民讲解政策，前前后后共进行了6轮入户动员。 迫切要改建的居民也会劝说仍未签约的居民。浙工新村最初是浙江工业大学教工宿舍，邻居也是同事，无论在小区还是学校，大多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关系，无法只考虑自身利益。 不想出钱的居民想等政府征迁。但现实的情况是，常规的征收模式运行至今，政府快要吃不消了。仅在杭州市拱墅区，类似的2000年以前建成的小区有300多个，涉及房屋将近5000幢，居民将近2万户。随着时间推移，“年长”的房屋越来越多，传统模式注定无法长久。浙工新村要获得再次征迁的机会，谈何容易。 经济困难的居民可以选择不扩面，方案里也提供了相应房型供选择，参与自主更新的最低出资额度大约为10万元。 同时，自主更新是一种相对公平的做法。“原拆原回，房屋数量一套不多一套不少，政府不会征用一寸土地，同时给小区增加适当的配套空间，用于养老、托育、老年活动室、社区用房等，并适当增加停车位。”贾磊说。 这场试验进展得跌跌撞撞，很多时候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居民的反馈尤其不好把握，签约率到底能有多少？大家心里都没底。 浙工新村共12幢住宅楼和1幢职工活动室，涉及548户居民。很快，签约结果出炉，签约率达到99.8%。仅差一户未签约。 已签约的547户居民联名签署申请书，强烈要求启动小区更新项目。这次，浙工新村的改造终于实现。 浙工新村施工现场。周驰昱 摄 30年的C级危房 浙工新村居民提升住房质量的迫切心情，要从30年前说起。 早在1993年，浙工新村67幢便被鉴定为“局部严重损害房”。30多年过去了，这已是他们距离推倒危房最近的时刻。 20世纪80年代，浙江工业大学从衢州搬至杭州，宿舍分期分步一幢幢建造起来，最早的一幢建于1983年，最晚的一幢建于2000年。 建筑质量问题让居民苦不堪言：关窗户需要用蛮力才能完成；关防盗门时不时要用到锉刀，切削一点门窗边缘，不然关不拢；不少住户承重墙出现裂缝，最长的有70厘米，从顶部的预应力板和承重墙连接处开始，一直向下弯曲延伸；沉降的房屋挤压大门，锁芯时时刻刻“变形”中，用钥匙开不了锁，只能爬墙进门…… “风能进，雨能进，虫蛇也能进。”居民频频吐槽，甚至编出了顺口溜，因为裂缝太多，各家时刻备着用来塞住缝隙的破布条、旧报纸。许多楼栋的单元门，与路面的落差有5厘米以上，一到下雨天，外面雨水不断往楼里漫灌，台阶下几乎可以养鱼。 1994年，朝晖六区进行房改，除少量公房仍属原高校外，住户都各自领了产权证。发现安全隐患后，浙江工业大学作为原产权单位，曾于1998年对67幢进行压桩加固，2000年对74幢进行全面加固，但效果并不明显。 后续20年间，浙工新村房屋前后进行了5次鉴定。2014年，杭州启动对全市老旧小区的摸底排查，鉴定结论是，包含67幢，66、64和74幢同样被列为C级（分ABCD四级，D级的危险程度最重）危房。 按照政策，最大可能排除安全威胁的办法是维修加固，居民们无法接受：“房子是加固过的，不论是整体还是局部，结果呢？越加固沉降越厉害，这样的方案根本行不通，到后来一定就是‘把钱丢进了烂泥巴’。” 浙江工业大学曾提出换房，大家也不同意。“学校说别处有一些房子，可以换给我们住，但那里太远，大部分老师都要在本部上课，根本不现实。” 单幢重建的方案同样被讨论过。但考虑到地块上建筑已形成相对平衡的局面，单幢拆除后可能会对周边房屋构成威胁，因此作罢。 2015年，区里将4幢危房列入“2015—2017三年行动计划”解危名单，提出成片改造的新模式，并向杭州市房管局汇报作为全市首个成片改造试点项目，获得认可。不过摸底调查的结果却让人失望——因为没达到全小区90%同意成片改造的最低启动比例，事情熄火了。 究其原因，若按照成片改造的方案执行，可能无法将所有住户都安置在原址，部分居民需要外迁。“老旧小区比较密集，楼间距小，对容积率没有要求，但新建住房限制比较多。”贾磊说。浙工新村距离武林门2公里，步行5分钟便能到浙江省人民医院，地铁站、购物商场、公园绿地都在附近，地块发展相当成熟，居民对搬离原址比较抵触。 浙工新村居民要求很明确：原址原拆原建。但依照已有经验，推倒重建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不仅没有先例可循，政策和法律层面也缺少支撑。 《杭州市城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经鉴定为危险房屋的，房屋所有人、使用人或责任人应当根据鉴定报告，及时采取包括处理使用、变更使用、观察使用、停止使用、整体拆除等治理措施。这是为数不多可作为依凭的法规文件。 但是，房子到了什么程度能拆？由谁来组织拆除和重建？资金从哪里来？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30年来，大多数居民仍留在浙工新村。考虑到房屋在汛期倒塌的可能性，每年台风季，都由街道出面，把4幢100多户危房居民请出来，住进附近的经济型酒店，暂时度过天气恶劣的半个月。“人出来了，东西还在房子里，每天都担惊受怕。”喻伟林说。 随着时间推移，情绪日益积累，推倒重建的意愿在居民间逐渐统一，“拧成一股绳”在浙工新村逐渐成为可能。这也成为日后实现自主更新的先决条件。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浙工新村施工现场。周驰昱 摄 7种户型的“积木”学问 2023年4月23日，浙工新村有机更新项目启动。项目84天完成签约，66天完成腾房。 居民意见达成相对一致只是小区实现自主更新的基础。推倒重建一个小区，涉及多项政策上的探索和突破。 在此之前，政府的相关调研和前期准备工作已进行了将近1年。贾磊介绍：“原先建筑的6层楼变为现在的11层楼，幢数变少，楼间距变大，地上建筑面积增加，并新建地下室，这些变动都要经过报备和审批。”浙江省、杭州市和拱墅区形成三级协商机制，由住建部门牵头，规划、园林、交通、国土等多个部门参与，共同打通办证程序，顺畅审批流程，争取规划指标。 项目启动后，浙工新村成立自主更新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由每幢楼推选出的居民代表组成，采取委托政府部门的形式实施项目改造，并参与到提出改造申请、设计户型方案、建设质量监督、优待政策制定等各个环节。 设计单位为浙工新村提供了“定制”服务。小区最初是一幢幢造的，548套住房共有59种户型。设计单位将其浓缩为7种，提供给居民选择。项目推进过程中，设计单位一度茫然，因为居民需求在变，每种户型需要建造的数量也一直在变，贾磊描述：“和搭积木一样随时调整。”建成后的小区，每套房的面积、架构和居民提交的申请一一匹配。 工程建设期间另外成立工程质量监督小组，小组成员具备一定专业技能，不少是浙江工业大学的教授或高级工程师。建设方给成员发放工作证，成员随时可以去工地，发现的问题只要在群聊里反馈，都能在第一时间得到解决或回应。前不久，质量监督小组发现工地存在施工不文明的情况，建筑垃圾处理不及时，建设方很快整改，1小时内便拍照反馈。 小区改造期间，居民需在外租房，完成过渡。但70岁以上的老人很难通过市场途径租到满意的房子，一些房东会担心老人出现特殊情况而心生疑虑。为配合更新项目推进，政府准备了50多套以保障性租赁住房为主的可用住房，重新装修，加装淋浴室座位、马桶两边扶杆等适老化装备，出租给浙工新村年长居民。 小区整体竣工后，街道将组织居民根据面积段进行两轮抽签。第一轮抽签抽取选房顺序号，第二轮再在协议明确的面积段里抽取房号。由于户型、楼层、朝向不同，新房建成之后不同房源价格也有一定差异，也就是“一房一价”。居民将通过抽签等形式选中房源之后，再支付相对应的款项。 居民参与得很起劲。正如喻伟林所说：“我们自己的事情多操心一点，总没错的。” 去年11月28日，浙工新村正式开始重建。这标志着老旧小区自主更新的模式探索取得阶段性胜利。 不过，“只能说这个试点目前看来成功了。”贾磊很谨慎，“相似路径是否其他小区也能走得通？还是未知数。” 浙工新村有特殊性。首先，浙工新村整个社区是小型的熟人社会，能够顺利推选出有代表性的居民。同时，熟人社会人际交往的压力更大，大家想问题不会只从自身利益出发。另外，住在浙工新村的居民整体收入不差，大学教师的退休金足以支撑基础的房屋改造费用。再者，浙工新村居民始终以小区业主为主，租户较少，居民对住在现有区域需求强烈，对区域便利条件的依赖性很强。 4月11日，浙江省建设厅就《关于稳步推进城镇老旧小区自主更新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召开新闻发布会，提出通过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自主更新试点工作，引导群众从“要我改”到“我要改”，按照提出项目申请、制定更新方案、组织审查审批、开展施工建设、组织联合验收等步骤实施，并明确可适当增加居住建筑面积、增配公共服务设施等。 什么是老旧小区的自主更新？1年前，贾磊刚跟居民进行沟通时，只能用“原拆原建、自主筹资”等笼统的方式解释；1年后，他已经能提出明确定义——以居民自我申请、自我要求及委托政府提供服务的方式进行城市更新和住房改造。 试点和探索的意义在这一刻清晰起来。接下来，一批多种类型的自主更新模式案例将在浙江乃至全国多点开花。

美、日、韩三国财长在17日举行的首次三边会议上，同意对外汇市场的情势「密切磋商」，承认日韩对日圆和韩元近期剧贬的关切。分析师说，这可能代表美国实际上已默允日本干预汇市，甚至不排除共同干预的可能性。 美国财长叶伦、日本财务大臣铃木俊一与南韩财长崔相穆在会议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显示，三方将「继续根据我们现有的20国集团（G20）承诺，就外汇市场发展进行密切磋商，同时承认日本和韩国对日圆和韩元近期大幅贬值的严重关切」。 稍后，同样在华盛顿的日本最高外汇事务官员神田真人指出，G7财长在华盛顿重申了外汇市场过度波动不利经济，也重申了现有的汇率承诺。消息出炉后，带动日圆汇率18日盘中一度升值0.28%至153.96日圆，但随后在东京午后回吐升幅，报154.29日圆左右；韩元汇率盘中劲升1%至1371.72韩元。 三国官员发出上述罕见警告之际，正值美国近期降息预期减弱，将日圆汇率推至34年低点。日圆兑美元今年来贬值约9%，韩元兑美元贬值约7%，这导致日本和韩国的官员加强了对本币贬值的警告。 一些分析师说，华盛顿承认东京和首尔对本币汇率的担忧，可能为干预市场奠定基础。法国农业信贷银行高级外汇策略师佛瑞斯特和日本Resona控股公司高级策略师井口庆一表示，这显示美国、G7默许日银或财务省干预日圆汇率，以减少波动性。 井口庆一说，在G20会议前，市场原本假定任何干预都会是单边的，但现在市场推测联合干预是有可能的。Monex USA汇市交易员季凡也表示，「如果日本在本周结束前采取一些具体行动，我不会感到惊讶」。 Corpay首席市场策略师沙莫塔说：「从战略角度看，通过国际协调努力进行汇市干预而取得成功的可能性要高得多。单边行动有助于平缓波动，但无法扭转日圆长期以来由利差因素驱动的跌势」。 另外，铃木俊一告诉记者，他还与叶伦进行了双边会晤，解释了东京准备针对日圆过度波动采取适当行动，但没有详细说明。

当地时间4月17日，美国总统拜登谈到他的舅舅安布罗斯·芬尼根（AmbroseFinnegan）时称，二战时期因飞机被击落而失踪的芬尼根是被新几内亚食人族吃掉了。美联社称，根据美国官方记录，拜登错误讲述了关于他舅舅的多个关键细节。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美国总统拜登 图源：视觉中国 RT报道称，拜登17日在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旁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指芬尼根）当时在一个有很多食人族的地区被击落。他们从未找到他的尸体，但当我去那里时，（美国）政府又回到那里，他们查看并发现了飞机的一些部件。”几个小时后，在匹兹堡发表竞选演讲时，拜登讲起了这个故事：“他驾驶单引擎飞机在战区上空进行侦察，飞机在新几内亚被击落，然后他们一直没有找到尸体。因为那里过去有很多食人族，真的，食人族，就在新几内亚那个地区。” 然而，美联社报道称，美国政府的档案并没有将芬尼根的失踪归因于敌对行动，也没有提及其中涉及食人族。按照美国国防部战俘及失踪军人统计署的记录，拜登的舅舅芬尼根在1944年5月14日失踪，当时他是美国陆军航空兵团一架飞机上的乘客，“出于未知原因”，这架飞机当天在新几内亚北部海岸外的太平洋上迫降。档案记录称：“两台发动机在低空均失灵，飞机机头重击在水面上，三个人没能从沉没的飞机残骸中浮出水面，在坠机事故中失踪。” 该部门表示，芬尼根是失事飞机上的一名乘客，“战争结束后，在该地区发现的任何遗骸都没有与他联系在一起，目前他仍下落不明”。 在为此事发布的声明中，白宫发言人安德鲁·贝茨避而不谈五角大楼官方记录与拜登说法之间的差异。“拜登总统为他舅舅在军队服役感到自豪，”声明称，芬尼根“乘坐的军用飞机在新几内亚附近起飞后在太平洋坠毁，导致他失去了生命”。 美联社提到，拜登在讲话中还说错了他舅舅参军的时间，称他是在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日发生的第二天”参军的，而事实上他是在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遭袭几周后参军的。在2007年出版的政治自传《信守承诺》一书中，拜登只简短地提到了安布罗斯·芬尼根，称他是一名在新几内亚遇害的飞行员。 RT报道提到，在他50年的从政生涯中，拜登讲述许多关于他一生的虚构故事，其中包括他多次谎称自己1977年试图去南非探望监狱中的曼德拉时被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