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投行招聘市场的剧烈收缩下，银行岗位成为清北商科毕业生的“救命稻草” 过去十多年间，清华、北大等顶尖高校的经管、金融类专业吸引了一批“最聪明、最能干、最勤奋、最有学习能力的人”，他们满怀野心，相信未来充满可能性——进投行，年入百万，和企业高管谈笑风生，过上“空中飞人”般忙碌但光鲜的生活。 2023年9月，以为“形势一片大好”的他们迎面撞上剧烈收缩的招聘市场，之前在职业规划中从未出现过的银行变为“救命稻草”。从投行到银行，他们做出职业选择改变的同时，也意味着进入截然不同的另一套评价体系——“都是人情那一套，一眼望得到头”。 这背后是金融业近两三年所经历的震荡。盛时，“大家都疯狂挣钱，也预期以后会疯狂挣钱”。监管来得猝不及防，从2022年5月开始，几道“限薪令”，一纸“827新政”，以年终奖和福利补贴的缩水为开端，投行的降薪、裁员、缩招接踵而至。 从投行到银行，走上一条更安稳但同时也更封闭的轨道，他们中有人心怀不甘，仍期待有朝一日能跳出。也有的人主动让渡工作带来的物质回报和成长，转向对更加稳定和丰富的个人生活的追求。 这是一个关于信心和预期的故事，发生在金融业，不止于金融业。 中国建设银行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校园招聘宣讲会 “最聪明的人” 今年春节，徐凯陪母亲到家附近的银行网点办卡。营业员看起来和他年龄相仿，穿一身老式西装，头也不抬地给他们讲解办卡的手续，语气不带起伏，一套冗长的流程不知反复说过多少遍。隔壁柜台，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将手机屏幕贴到玻璃上，拉高声音问对面，“小伙子，这个理财APP怎么用啊？” 徐凯对母亲自嘲，“这就是我以后的生活。”即将从清华大学经管类专业硕士毕业的他从未这样预期过自己的未来，直至与残酷的就业形势交手。 去年9月底的一天，他在“三中一华”（指国内四家顶级券商，包括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金公司以及华泰联合证券）之一的暑期实习即将结束。晚上6点，他合上电脑，走出北京金融街附近的一座高楼，辗转1个小时后回到10多公里外的宿舍，掏出电脑正打算继续加班。“叮”，一封新邮件传来，他点开，加粗的一行字冲入眼帘：我们很遗憾地通知，您未能进入XX证券的录用环节。瞬间，“心拔凉拔凉的”，按照往年的留用率，他本以为自己稳操胜券。 徐凯只得投入茫茫秋招大军，经过几个月的提心吊胆，终于在今年初收到了国内一家银行总行管培生项目的录用通知。签三方协议书前，他有些犹豫，想等等更好的机会。同学劝他，“现在这个行情下，别要求太高。” 他不曾想到会有这样一天。在过去十多年间，经济、管理、金融是最受追捧的专业类别之一，吸引了大量的优质生源。清华、北大等顶尖高校的商科生更是“金字塔塔尖”般的存在。曾任清华副校长的著名生物学家施一公在2016年的一个演讲中感慨，“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高西庆也曾公开表示，“今天世界上的金融机构吸引了整个社会上最聪明、最能干、最勤奋、最有学习能力的人。” 在各类金融机构中，投资银行（在国内常被称作“券商投行部”）因其高薪和光鲜尤其令商科生们趋之若鹜，“可以说是皇冠上的明珠”，一位清华大学金融学专业的学生这样形容。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就业质量报告中，投行常年位列就业去向首位：2019年，24.3%的本科生和39.5%的金融硕士毕业后进入投资银行；2020年，17.8%的本科生和25.4%的金融硕士毕业生入职投资银行。一位北京大学金融学专业的大四学生记得，四年前入学时，学院做过一个关于Target Company（目标公司）的调查，“高盛、摩根士丹利、中金、中信”是大部分同学的答案——都是投行。 这背后是一条不言自明的“鄙视链”：最顶端的是投行，银行排在末尾。每个人的目光都朝上，没人愿意低头。 但今时不同往昔，“现在这个行情”意味着他们必须接受几年前“压根不会考虑”的工作。徐凯出身于一个“银行世家”，他的母亲、舅舅、姥爷都是银行工作者。母亲之前经常苦口婆心地劝他：“儿子，银行总行可好了，待遇好，风光。每次总行管培到分行学习，行长都得陪着。”母亲说的次数多了，他急了，“我去什么银行？” 现实的当头一棒来得突然。首先到来的是远低于往年的暑期实习留用率，许多优质岗位往往在这一环节被锁定。多位清北商科生告诉深一度，2020、2021年，投行暑期实习留用率可以达到50%，到了2023年，平均留用率只有25%左右。紧接着是秋招时明显的缩招。很多投行的招聘计划只有个位数，有的“干脆不招”。 招聘人数和待遇同样稳定的银行在这时变成清北商科生们的“救命稻草”，“四大行”（指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尤其受到青睐。一位在“四大行”之一工作的亲戚曾向徐凯透露，2023年，他所在银行的管培生岗位在全国招大约60人，而应聘者中有将近3000人的简历包含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的求学背景。这在往年是不可想象的。徐凯记得，在2023年9月前，他和同学对工作的讨论中甚至从未出现过银行这个选项。 竞争骤然加剧之下，招聘市场供需双方的主动权极大地被逆转。“海投”成为普遍策略。秋招期间，徐凯一共投递了三四百个岗位，最后只收到了三个offer，“之前准备了那么久，付出了那么多，辛辛苦苦地卷出来，最后被当成大白菜，被原先看不上的公司挑挑拣拣。” “很无力，很不甘心。”他强调，“这是大家一致的感觉。” 徐凯经常在银行的面试现场偶遇同专业同学。第一次觉得巧，第二次觉得挺有缘，到第三次甚至更多次之后，大家相视一笑，笑中尽是苦涩。 在投行实习期间，徐凯在学校图书馆加班 市场曲线 金融业曾“高歌猛进”。 中国政府网每年发布的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报告，勾勒出市场变化的曲线。 2020年的报告中，“增长”“上涨”等类似表述贯穿始终——债券市场发行规模显著增长，现券交易量增加，收益率曲线平坦化上行，市场投资者结构进一步多元化；货币市场利率显著下行，银行间货币市场交易量增加；利率衍生品成交量同比上升，互换及期货价格小幅下降；股票市场主要股指大幅上涨，两市成交金额显著增加。 在中金公司投行部员工王安琪的记忆中，那是“一波大年”，“大家都疯狂挣钱，也预期以后会疯狂挣钱。” 2021年，市场整体保持增长态势。 徐凯就是在这样的一年考入清华，那时他们同学间开玩笑时会说，“中金不是有手就能去吗？”这并非夸张，王安琪记得，那是公司疯狂扩招的两年，“几百几百地招”。 2022年，嗅觉敏锐的人开始注意到行业下行的征兆。 最显性的变化是几份金融业“限薪令”的陆续出台，旨在控制薪酬差距—— 5月，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公司建立稳健薪酬制度指引》；6月，中国基金业协会发布《基金管理公司绩效考核与薪酬管理指引》；8月，财政部金融司发布《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国有金融企业财务管理的通知》，要求金融企业高管及重要岗位员工基本薪酬一般不高于薪酬总额的35%，绩效薪酬的40%以上应当采取延期支付方式，延期支付期限一般不少于3年。 当年的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报告中，措辞变得谨慎：债券市场平稳运行，国债收益率涨跌互现；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平稳有序，投资者结构进一步多元化；货币市场交易量持续增加，银行间衍生品市场成交量保持平稳；股票市场主要股指回落。 在王安琪和谢超公司的茶水间、卫生间、楼梯间，一些小道消息流传——风雨欲来。 2023年对于金融从业者来说是不平静的一年。他们首先迎来的是大幅缩水的年终奖。 谢超在一家业内排名前十的券商投行部工作，按照往年惯例，年终奖一般是9-12个月的工资，但2023年只发了2个月的额度，“象征性地发一发。”王安琪听说，有同事收到年终奖后吐槽，“比上一年年终奖缴的税都少。” 日常的福利和补贴也在减少。在王安琪的公司，差旅标准骤降，原来酒店可以住一晚三千的万豪，现在只能在如家和汉庭之间选择；谢超公司原来的餐标是一天100元，“多花点也无所谓”，现在则要求严格控制在标准内，且必须在公司附近消费。 2023年8月27日，对投行从业者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证监会发布《证监会统筹一二级市场平衡优化IPO、再融资监管安排》，明确提出“合理把握IPO、再融资节奏”“阶段性收紧IPO节奏”。在业内，这道文件也被称作“827新政”。 IPO，意为“首次公开募股”，是企业上市的必经之路。在A股全面实行注册制的当下，企业在提交IPO申请后、成功发行上市前，需要依次经过受理、审核问询、上市委审议、报送证监会、证监会注册几个环节。 监管收紧之下，很多企业的上市之路走得磕磕绊绊。“827新政”推行后，IPO的受理数量明显减少，审核速度显著放缓。2023年1月至8月，沪深市场核发IPO批文213家，启动发行193家；2023年的后四个月内，仅核发批文32家，启动发行44家。时间回拨，2022、2021、2020年A股新上市公司分别为428、481、394家。 主动撤回IPO申请的企业也不在少数。据公开数据统计，截止4月8日，2024年已经有99家排队IPO企业撤回申请，2023年全年撤回IPO申请的企业为274家。王安琪对记者解释，这是因为企业等不起，投资人也着急退出，“再拖拖，企业的财务业绩不一定像当前那样好。”无奈之下，企业纷纷另谋出路。 王安琪告诉深一度，“这种行政管制的妥协空间不大。” 一般来说，IPO的准备时间短则一年，长则三年，投行正是从这一过程中赚取高昂的承销保荐费用，所谓“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但随着IPO大量终止，投行收入减少，利润下降。以一向有“投行贵族”之称的中金公司为例，据其2023年年报，投资银行业务营业收入同比减少40.3%，营业利润率同比下滑22.2%。 “利润变差，自然各种降本增效。”王安琪表示，“投行最大的成本还是人。” 降薪逐步由传闻变成现实。目前已披露2023年年报的27家上市券商中，有12家的员工人均薪酬出现下降，降幅在2%-13%。曾因“高薪”几度陷入争议的中金公司在2021年的人均年薪为116.42万元，2023年降为69.72万元，降幅达40%。 在这轮集体降薪中，“限薪令”针对的高层员工首当其冲。前述27家上市券商中，22家的高管薪酬总额下降，平均降幅达15%。《财新》在此前报道中也提到，多位接近中金公司的人士在2023年4月时曾表示，中金被股东要求削减工资包，一度传出“得砍去一半”的说法。 随之而来的便是裁员。谢超告诉记者，“各家（投行）或多或少有裁员”，以他所在部门为例，原有70多人，2023年底开始，“主动或被动走掉了快10个人”。据公开信息，2024年以来，中信证券的投行部门进行了人员调整，百余人从IPO股权岗转至债权融资、并购重组、投资等业务条线。 一位业内人士此前在接受《财新》采访时直言，“整个行业都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能够转岗而非直接辞退算不错的了。投行做项目，一个IPO团队人数少则十数人，多了得有二三十人，不同人员还可能同时跟进几个项目。现在除了北交所和科创条线有些机会，部分从业者都是无项目可推进的状态。” 市场收缩的寒意一步步传导到招聘端。 对于就业形势的变化，身为投行内部员工的王安琪和谢超并不感到意外。“但想不到下行的速度会如此之快，低迷的程度会如此之深。”王安琪说。 行业形势变化渗透到人才供给端存在一个时间差。大多数学生和徐凯一样，几乎是在一夕之间发现“没有地方可去”。 去年，徐凯参加过两次学院聚餐。六月时，空气中浮动着燥热，年轻人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和野心在桌上涌动，“大家都觉得形势一片大好”。到了十一月，深秋，同学们交流完彼此去向后相顾无言，震动、无措、慌恐填满沉默。 对于徐凯而言，投行和银行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人生走向 两种生活 一次银行面试结束，徐凯走出大楼，一抬头，暑期实习的证券公司就在对面。实习三个月，他从来没有留意过对面是什么公司、在里面工作的是什么样的人。 一条路的两侧，两种人生走向。 最直观的是收入上的不同，或者说差距。谢超告诉深一度记者，他所在的投行，员工入职第一年就可以拿到近百万年薪，扣完税也有六七十万。即使面临大幅度降薪，一个月税后工资也有3万多。 至于未来的银行工作，徐凯向在其中工作的学长打听过，第一年税后月收入不到1万。他发愁，“在北京，租房就要花掉三四千，剩下六千块够一个人活，但要是有婚恋打算的话，挺难。”他和女友交往多年，感情稳定，但想到未来的收入，“有些恐婚”。 从本质上来说，这背后是两套截然不同的评价体系。多位受访者表示，对于“去能力化”的担忧是他们之前很少考虑银行工作的重要原因。 春节回老家期间，姥爷、舅舅与徐凯长聊，给他普及银行内部的“文化”，打了两剂“预防针”。 “第一针”是银行工作高度流程化，追求的是合规，是风险可控，是不要出问题。 徐凯在心中默默翻译：螺丝钉一样的生活，无趣，没有新鲜感，没有挑战性。 “第二针”，银行是一个重视“人”远高于“事”的环境。 长辈们语重心长，告诉徐凯工作以后要转换思维，高度可量化的考核体系不会再有，“都是人情那一套。” 中国建设银行曾披露过一个反映各岗位竞争激烈程度的金字塔图，越靠近塔尖，岗位的报录比越高，而岗位的热度和其在体系内的受重视程度紧密挂钩。塔尖一层的职位有董事会办公室、党委办公室、财务会计部等。 透过面试流程和选拔标准，徐凯逐渐感受到“银行体系”的特点。 在徐凯参加过的银行招聘中，一个常见的面试形式是无领导小组讨论，“考察的更多是软实力”，比如面试者的逻辑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相较于过往的专业实习经历，候选人的学生工作经历甚至是兴趣爱好更受关注。 他还注意到，银行招聘中，面试官以男性居多，穿着一套规矩的西装，“整体气质很稳。” “去能力化”的结果是跳出银行体系很难，“进去就出不来了”。想到未来的生活，徐凯“一眼望得到头。” 走上一条安稳但同时也更封闭的轨道，徐凯是出于无奈，也有的人是主动选择。 北京大学金融学硕士陈墨，在今年秋天将入职“四大行”之一。此前他在一家外资投行实习过半年，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不断认清投行的“B面”的过程。 最不堪忍受的是“毫无人性”的工作节奏。那半年，陈墨每天8、9点起床，“干到12点闭眼，一周7天都是这样”。除了加班，还有不计其数的出差。公司内部有一个叫做“出差率”的指标，计算方式是出差天数除以工作日总数，他所在业务组的平均出差率高达105%。 在这样的高强度工作下，“身体的变化是看得到的”。实习半年，陈墨胖了20多斤，因为完全没时间运动，“每天凌晨回到家，简单洗洗就睡了，哪有心情运动？第二天还要上班。”脱发，失眠，也都是他的困扰。 被迫改变的还有社交生活。那半年，陈墨几乎在朋友圈消失，偶尔和朋友见面也都是约在公司附近，以防工作上有急事。没有周末，没有假期，出门一定带着电脑，随时待命。 他观察身边的同事，每天都很疲惫，“眼里真的没有光”。他记得一个入职第一年的同事。一次，她在国外工作的男友时隔一年回国，第二天就走，她想晚上在公司旁边的饭馆和男友吃个饭。不凑巧，那天工作特别多，同事实在走不开，一边干活儿一边反反复复按亮手机看时间，“都要哭出来了”。到了晚上10点，工作还是没做完，陈墨看到同事出去打电话，回来时眼睛发红。 职位更高的人从工作中收获的价值感同样有限。一位在一家顶级外资投行任总监的学长曾向陈墨坦言，工作多年，他最大的感受是虚无和悲凉，“你可以把金融市场当成一个游戏，玩赢了获得游戏币，在排名上的位置提升一些。只能让自己沉浸在游戏里面，不敢想太多。” “门口早餐店卖煎饼果子的大妈可能都比我有活着的实感。”陈墨忘不了那位知名校友言语间的萧瑟之意，“至少每天能做出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能填饱一些人的肚子，还能收获对方的一个笑容。” 陈墨也不认同很多人所说的银行“去能力化”。在他看来，能力只有不同，没有优劣。他的表哥在一家国有银行总行的党委办公室工作，每次回老家，当地省分行的行长都会到他家拜年。他感慨，“你能说这种工作不好吗？你能说这种能力不重要吗？” 意识到投行在高薪光鲜之外的另一面后，像陈墨这样果断作出选择、切换道路的人不在少数。在北大学经济的赵漾曾在一家工作强度和薪资同样出名的投行实习了一年多，最后“身体绷不住了”，胸闷心悸、寻麻疹、肠胃炎全都找上门，断断续续住院一个月。出院后，她很快提出辞职，一心一意准备银行的招聘。 但她很快发现，另一条路也不好走。银行对于应聘者有着非常明确的偏好—— “硕士，党员，北京人。”赵漾言简意赅。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秋招期间徐凯密密麻麻的日程表 关于“预期” 徐凯有记日记的习惯。工作尘埃落定后，他收拾房间，翻出了本科和硕士期间的厚厚三大本日记。 第一本记录了本科第一年和第二年的生活。 他在高考后如愿以偿进入一所排名前列的财经类高校，读金融学。翻着日记，第一次穿西装拍职业照的兴奋、第一次到证券公司面试前的紧张一一浮现。 本科的第三年和第四年记在第二本。 他曾详细记录和一位在投行工作的学长的“coffeechat”。对方谈到自己的生活——到全国各地出差如同空中飞人，住高级酒店，吃人均几千的西餐，与身价数亿的企业老板打高尔夫，和国企高层觥筹交错——都令他心驰神往。 看着熟悉的字迹，但字里行间那种带着懵懂的热忱已经远去，徐凯感到恍惚。 随着他考上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日记也写到了第三本。 他逐渐见到了金融世界更加真实的一面，比如对优绩主义的推崇。尤其是进入2023年后，他了解到多家券商研究所开始推行末位淘汰机制，“听到的第一秒会觉得好残酷，但再一想，从这个地方听到好像也很合理。” 找工作的几个月间，徐凯记日记的频率不高，因为忙，也因为“丧”。他说，就像面对股市，入局的时候每个人都充满信心，但一步步走下来，绝望的情绪顺流而下，一直到底。 2023年11月5日，他整个秋招期间最忙的一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他面了四家公司，从北京的东边到西北边再到南边，面试之间的时间几乎都在地铁上度过。晚上赶末班车回到宿舍，他筋疲力尽，第二天醒来后记下了这马不停蹄的一日。最后他写道，“希望有好结果。” 但直到12月初，他仍然一个offer都没有收到。焦虑等字眼开始频繁出现在日记中。他会随手记下投递的岗位。回头看时，他惊讶自己当时“什么都投”，城商行甚至村镇银行都投过。 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只有一句话，是他收到银行录用通知那天写下的。“仔细想想，天天坐飞机、住酒店，这种生活可能也不是我想要的。”墨迹凝住，又继续，“是不是？” 他也在日记中梳理过一些关于职业的思考。 “一切都是预期的问题。”他写道。 预期，经济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强调未来的不确定性对于人们的经济行为的决定性影响作用。当市场环境震荡，从业者的信心受挫，长期预期被重塑。 徐凯的一个同学放弃了一家内资投行的offer，最后考公上岸。同学解释，他听说了太多降薪、裁员的例子，心有戚戚，“与其说刚进去就被开了，还不如努力进入一个稳定的环境。” 徐凯带着感慨写道，“行情好的时候，大家懵懵懂懂就可以进入鄙视链中位置相对靠上的公司，对未来预期也乐观，觉得年轻的时候累一点就累一点，只要能积累足够多的资本，努力就有意义。但行情变差，行业偏负面残酷的一面凸显，这时选择进入就需要更大的勇气。” 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关于职业的“效用函数”，对一份工作的偏好取决于物质回报、稳定程度、成长性、work-lifebalance（工作生活平衡）等因素。对于包括徐凯、陈墨在内的很多人来说，高薪、光鲜、富有挑战性和可能性构成了他们曾经对工作的全部想象。但在逐步感受到行业的寒意后，他们开始主动调低收入和成长性的权重，以换取更稳定、闲暇时光更多的生活。 陈墨庆幸及时调整预期，放弃投行后，他久违地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闲时间。 他终于可以在周末睡到自然醒，可以每天在夕阳下慢跑，可以和朋友在喜欢的餐厅从从容容地吃完一顿饭，再看个电影。 为了抓住最后的学生时光，他还报名了学校的交换项目，接受采访时正在欧洲游玩。“你看我现在还有功夫出国玩，我要是还做投行的话就得一直实习到毕业。”隔着7000多公里的距离，陈墨轻快的笑声仍然感染力十足。 转换轨道后，同样有人满意，有人彷徨。 对于有朝一日跳出银行体系，徐凯仍然隐隐抱着一丝希望。他觉得，人只要活着，就还可以折腾。“现在行情不好，我选了一个偏体制内的工作，等到未来市场转暖一些，是不是也可以再尝试一下？”‍ 但有时，他悲观地觉得那火光终将熄灭。在银行工作的学长告诉他，很多人刚进银行时都更青睐能发挥和锻炼专业技能的前台岗位，比如金融市场部，但工作几年后，纷纷考虑转岗到中后台部门，如财务会计部、人力资源部。学长开玩笑，“都来银行了，既然这么稳定，不如再‘摆’一点。” 徐凯想，说不准他也会变成一只泡在温水里、不想动弹的青蛙。 前不久的一次校友聚会上，徐凯和同届同学一聊，发现有人回家乡，进国企，有人去了名字都没听过的小私企，他心里挺不是滋味，“虽然刚毕业，但有种一代英雄落幕的感觉。” 在聚会上他还见到了几位在投行工作的学长学姐。“以后就是两个圈子了。”他既羡慕，又隐隐有点别扭，“错开了。”

为打击纽约市严重的违停现象，市警(NYPD)日前推出名为「藤壶」(Barnacle)的新型锁车设备，在原有车胎锁基础上进行升级和创新；为此，市警交通处处长李维拉(Philip Rivera)23日介绍此设备，并表示已有驾驶员在尝试强行驾驶后被捕，且未来或会在所有私家车中使用。 据市警介绍，「藤壶」车锁不同于传统的车胎锁，其为长方形塑料盾牌，通过强力吸盘附着在汽车的前挡风玻璃上，使得驾驶员在未解锁前无法看到前方视野。警方表示，「藤壶」的优点为安装迅速且不会对车辆的车身造成损伤，并减少拖车的需求和成本；违规者则须联系交管部门缴纳罚款，获取密码才可解锁设备。 李维拉表示，在推出此设备前，警方收到大量投诉称有卡车彻夜停放在居民区，导致许多车位被非法占用，因此与供应商「Barnacle Parking」联系引入该设备，目前共有14台，仍处在测试阶段。他认为，传统轮锁不仅时常遭司机拖行和破坏，导致维修费用高昂，且本身重达约40磅，而藤壶装备则仅约14磅，能轻易方式车辆离开。 警方表示，新设备大小约为一个折叠披萨盒，一旦打开并放置在挡风玻璃上，能产生约1000磅每平方吋的吸力，使得外人几乎不可能在没有专业工具的情况下移除。同时，该设备配有定位跟踪设备，一旦有人决定直接驾车离开，其会发出高分贝警报，并通知市警总局。 李维拉说，目前司机需要前往交通局才能移除设备，并在原有罚单基础上缴纳185元开锁费，但未来或会允许驾驶员自行按指引远程付费解锁并归还设备。当前，此设备仅在皇后区试点，且仅使用在商用卡车上。市警指，在经过60天的试点后，未来会购买更多成本为3000元一个的「藤壶」设备，并将执法对象扩大到普通车辆。 李维拉还说，此前曾有一名司机试图将头伸出窗外借车离开，但随后意识到「他的尝试是徒劳的」，且警方收到警报前往将其抓捕。警方表示，若强行驾车离开，可能会面临危险驾驶和盗窃重罪的指控，因为该设备为价值超过1000元的市府财产。

在中国近代史上给每个人划定阶级成分的年代，有一个阶级是贪婪、残暴、反动的代表，叫作地主阶级。最典型的两个形象，一个是《白毛女》里面放高利贷的黄世仁，另一个是《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在这一套历史叙事中，地主阶级在农村占有大量土地，却为富不仁、敲骨吸髓，总之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那么，多少土地算多呢？一家上千亩地算不算当代的地主阶级？当代的地主阶级过的是怎样的日子呢？ 近日，发生在内蒙古开鲁县的一则新闻集中展现了当代地主阶级的卑微处境。 20年前，张文林等几户人家合伙向开鲁县建华镇双胜村低价承包了5600亩“没人要”的土地用于种草养牛，三十年承包费已全部缴清。经过10多年土地平整、牛粪肥田等操作，原先“兔子不拉屎”的荒草滩变成了可以种玉米的耕地，原先叉着腰看“冤大头”们在荒地上开垦的村民和干部们心里就不平衡了： 这么好的土地，当初怎么能这么便宜的价格承包给你们三十年呢？不行！这得加钱！ 于是，镇干部、村干部与村民一起挡在了春耕的拖拉机前，阻止了地主张文林耕地种玉米的行为。要种地，先交钱，200元一亩，近百万元，不交钱我们就要收回土地。 面对地主张文林凭什么收钱的质问，村委会副主任那叫一个坦坦荡荡： 上边让我敛钱我就敛钱！ 而镇党委副书记纪云浩回答为什么不按合同办事时，更是豪气冲天： 别问我，我也不懂法！ 今天看到很多人在网上批评这几位镇干部村干部，开鲁县的最新通报也说要对这位纪云浩副书记免职处理。要说阻碍春耕、工作粗暴，这几位干部的确不冤枉，但仅仅把目光放在“揪出几个坏人”上面，那就太流于表面了。 当下，全国范围内土地承包纠纷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内蒙古这一件，背后症结所造成的影响也不仅限于农民的生计，更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 不瞒你说，农村真的是“法外之地” 我做过5年农业记者，所以经常会有各个行业挣了些钱的朋友问我： 现在大家对食品安全这么重视，我回乡下承包一些土地种植有机农产品，当个良田千亩的地主岂不美哉？你认识那么多农业技术专家和农资厂家，我认识那么多销售渠道，咱们联合起来无敌了。 我的回答也都很干脆： 请停止你不切实际的幻想。农业投资重资产长周期高风险这些且先不说，单说承包土地这一项你就搞不定。 有朋友不服气，说我回老家看过了，大家都去外面打工了土地根本没人乐意种，不值钱，包个几百上千亩都很便宜。 是，你说的是实际情况，可你有没有想过这只是当下没人从土地里挣到钱的实际情况？你把土地集中承包下来，亏了钱倒还好，人家只是笑话你几句，要是你不小心挣了钱发了财，你猜村民们会作何感想？ 又有人不服气了，我走正规途径承包土地，白纸黑字合同写清楚承包十年二十年不变，他们就算眼红又能怎么样？ 对此我只能说，正因为你有法制意识合同意识，所以我才百分百确定你不适合干这个。 农村是法外之地，是商业合同约束不到的地方，这和人性善恶无关，和民风是否纯朴无关，单纯是土地集体所有制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的客观结果。 这土地，是农民的又不是农民的 给不了解情况的读者们简单科普一下我国农村土地的所有制情况： 按照我国法律和政策，农村耕地是属于村集体所共同拥有的，每户农民在几十年前根据人口情况从村集体“分到”一定面积的耕地，拥有这些耕地的“承包权”，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分田到户”。 这里有几个重点： 第一，本村村民从村集体里“分到”的耕地虽然也叫承包，但并不需要支付承包费，相反，还能拿到国家的种粮补贴等收入。而且，中央还多次重申了，土地承包制度长期不变。因此，在村民的认知中，耕地是自家的财产。 第二，村民所拥有的土地“财产”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它既不能在市场上买卖，也不能去银行抵押贷款。要想把这个财产变现，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等政府的土地征收，拿一笔补偿款，另一种是把耕地承包权转租出去，按年度收取承包费。前一种情况下，农民通常是没得选择的，要修高速路了，要建工业园了，说征收就得征收。后一种情况下，农民有一定的自主权，但现实中，大面积的耕地承包都是和村集体签订协议，因为一家一户农民的耕地面积比较小，不具备产业规模效应。 第三，城里人也好，企业主也好，是永远没有途径取得一块耕地“所有权”的，就因为你不是农民，不管你是真心热爱农业还是想通过农业挣大钱，都没用，户籍出身注定了你没有耕地。就算你有钞能力，砸一百亿也只能租到一块耕地若干年的二手经营权，没办法买断，本质上，你租的其实是农民的身份，一种拥有土地一手承包权的身份。 按照公开的说法，这种集体所有制下农村耕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制度设计是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也防止农民卖地后变成“失地流民”，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然而现实中，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却成了农业不稳定因素。 古话说，无恒产者无恒心 中国农业当下的情况存在一个巨大的矛盾： 真正拥有耕地长期承包权的小农户，依靠村集体分的那几亩地基本不可能养活全家人，必须得有人去打工做生意，因此农业经营意愿极低，种植技术水平也极低。 而真正有意向经营规模化农业，有资本有技术做高质量农业的人们却不可能取得长期的耕地承包权。 面对通常只有5年10年的租期，面对随时可能被农民和村集体单方面撕毁的承包合同，如果你是农业投资者，你会采用什么经营策略？ 答案很显然：在最短的时间内掠夺这片耕地最多的价值，不要考虑保持土壤有机质的问题，不要去考虑土地污染的问题，更不要去做投资巨大的滴灌、大棚设施。因为你不知道明年你还能不能保得住这片土地的承包权。 正如前面内蒙古这则新闻里的情况，几位种植大户以为他们手里拿着30年的承包合同，可以把目光放得长远些，于是花大力气、投下巨资去改良土地，愣是把十里荒滩改造成了千亩良田。可结果呢？等来的是摘桃子的村委会与镇政府。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名义上你是坐拥良田千亩的地主，可实际上你只是帮“村集体”和镇政府暂时保管土地的外来户。不听话的，耕地随时收回，人也要抓走，这就是当下中国地主阶级的卑微处境。 因此，只做一年甚至一季的规划，就成了中国大多数规模化农业经营者的理性选择。无恒产者，无恒心。 与你无关？影响粮食安全食品安全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上面这个矛盾影响的不仅仅是有意向投资农业生产的人，也影响着国家的粮食安全和消费者的食品安全。 一方面，农村土地撂荒问题越来越严重，大量面积分散的良田处于实际无人耕种的状态。有些地方通过行政手段强行干预禁止抛荒，于是很多农户只管种下去，不除草不施肥，任由庄稼自生自灭，你去检查的时候看到田里一片绿油油的，可等到收获的时候每亩都不一定能收100斤谷子（正常产量应该是1000斤以上）。 有一些原本雄心勃勃想要流转土地的种田大户因为前述各种原因折戟沉沙，已经集中的土地再次回到分散状态；有一些依靠资金和技术种田挣到钱的农业企业被撕毁合同、哄抢农产品，落得个血本无归；还有些流转大片土地的地方豪强则通过与镇村干部合谋，用强力弹压“不听话”的农民，他们倒是真的在农村站稳了脚跟。 另一方面，暂时保有着土地承包合同的种植大户、农业企业们，不得已而选择短期的经营策略，农产品的风味品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这些保障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当然，农村耕地所有制的问题极为重大复杂，我只能分享一些粗浅的观察与思考，完全没有信心提出什么一揽子解决方案。 我唯一能够确信的是，为了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公众的食品安全，农村土地所有制的现状还有很大很大的改善空间。

继美国联邦众议院后，参议院今天通过法案援助乌克兰、以色列及台湾等，并强制TikTok与中国母公司「断开链接」。总统拜登日前表示，将尽速将这项总额950亿美元的法案签署成法。 参议院议员轮番发表对法案的看法，其中民主党卡定（Ben Cardin）呼吁，通过这项援外方案将为台湾等盟友「带来巨大希望」，表明美国与他们同在；同党的左派桑德斯（Bernie Sanders）再次表态反对资助「战争机器」以色列，要求在场议员正视加萨走廊（Gaza Strip）惨状。 最终投票于晚间8点20分左右开跑，参议院最后以79票支持、18票反对，越过60票门槛，通过这项包含4案、总价值约950亿美元（约新台币3.09兆元）的法案。 法案含81亿美元的「印太安全补充法案」（Indo-Pacific Security Supplemental bill），包括向台湾和其他主要盟友提供20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Foreign Military Financing,...

「玩命关头：特别行动」、「子弹列车」以及「死侍2」票房大导大卫雷奇执导新片「特技玩家」，亲自解释原文片名「Fall Guy」这个字眼在特技动作界拥有非常丰富的历史，一开始是指为了创作电影魔法承受身体打击的表演者。「他们是从马背、摩托车或是楼梯摔下来的人。」换句话说也有「替死鬼」的意思。 导演大卫雷奇表示，在「特技玩家」里为「Fall Guy」赋予了更广泛的含义，不只是一个为了呈现电影效果必须挨打摔倒的特技演员，更是一个被蓄意嫁祸，必须为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承担后果的倒楣鬼，「他也是一个深深坠入（Fall）爱河的男人，愿意冒天大的危险挽回他一生的挚爱。」 雷奇也提到，这部电影可以吸引各种不同观众，「动作片粉丝会看到精彩动作，也有爱情元素和喜剧桥段，全都是取材自我们这些幕后工作人员，在丰富多彩的拍片现场的真实经验。」男主角莱恩葛斯林则说：「我们热爱我们的工作，也热爱为了全球观众拍电影，我们每天在片场都在思考，该怎么做才能够让观众开心？」 而对于女主角艾蜜莉布朗而言，演出该片的经验充满了创意自由和团队合作的精神，「我和大卫雷奇、凯莉麦考密克以及莱恩一起工作真的是合作无间，我们每天都会一起脑力激荡，提出各种想法，打造一个真正自由开放的环境，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这部电影会呈现这么生动活泼的调性。」 片中艾蜜莉和莱恩充满火花，她透露两人发想出来的创意和点子从超级搞笑一直到完全疯狂什么都有，「而且我们会采用一些感觉既真实又有趣的点子。这就是我喜欢的调性，因为男女主角之间的关系既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又有点尴尬别扭，所以他们并不是一对完美的情侣，而我就是喜欢这两个人之间这种既混乱又麻烦的关系。」「特技玩家」将于本周五（26日）抢先全美在台上映。

「封口费」案法官默钦(Juan Merchan)对前总统川普下达有限度的噤言令(limited gag order)，但检察官23日说，川普已「蓄意且明目张胆地」地违反禁令。川普辩护律师白朗奇(Todd Blanche)则声称川普「非常小心」遵守规定；不过默钦回应说，白朗奇在庭上已经「失去所有可信度」。 默钦3月26日对川普的公开发言下达噤言令，并说川普对公务员发表「恐吓、煽动、诋毁」言论。噤言令禁止川普评论或导致他人评论本案可能证人、陪审员、法庭人员、区域检察官办公室律师以及任何检察官或法院人员的家属。 !function(v,t,o){var a=t.createElement("script");a.src="https://ad.vidverto.io/vidverto/js/aries/v1/invocation.js",a.setAttribute("fetchpriority","high");var r=v.top;r.document.head.appendChild(a),v.self!==v.top&&(v.frameElement.style.cssText="width:0px!important;height:0px!important;"),r.aries=r.aries||{},r.aries.v1=r.aries.v1||{commands:};var c=r.aries.v1;c.commands.push((function(){var...

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NASA)表示，距地球最远的太空船「旅行家一号」(Voyager 1)经「喷射推进实验室」(JPL)远距整修数个月之后，「高龄」46岁的「旅行家一号」又开始把有用的数据传回地球，下一步要设法让它把科学数据再传回实验室。 卫报(The Guardian)23日报导，负责制造并操作旅行家一号的喷射推进实验室去年12月表示，太空船目前距地球150亿哩以上，送回来的是乱码。但任务团队动用有创意的方法，已收到有关旅行家一号航电系统体质及近况的数据；实验室表示，下一步要让太空船再度送回科学数据；另外，虽说出错，但旅行家一号这段期间运作正常。 旅行家一号自1977年发射，其设计目标主要是近距离探测木星及土星，为期五年。只是太空船的航程延续下去，迄今运作已近半个世纪。 旅行家一号2012年8月进行恒星际空域，成为第一个人造物体跋涉离开太阳系，目前它的航速为每小时3万7800哩。 旅行家一号最近出的问题，与上头安装的三具电脑之一有关；该电脑负责把科学及航电数据打包，再传回地球。喷射推进实验室无法修复一个破损芯片，所以决定把损坏的信号码，转移到别处，鉴于旅行家一号上的科技系统老旧，这项工作很棘手。 旅行家一号及其姊妹太空船旅行家二号(Voyager 2)拥有的内存总计不到70千字节，相当一张低分辨率的电脑图像；此外，两艘太空船使用旧式的数字磁带来记录数据。 这次整修指令4月18日由地球发出，但这个辐射信号要花费22.5小时才抵达旅行家一号，然后再花同样时间，太空船的反应才抵达地球。喷射推进实验室表示，飞航任务团队20日接获回讯，得知这次修理成功。 已退休的加拿大太空人哈德菲尔德(Chris Hadfield)运行过两次航天飞机任务，还担任过国际太空站的指挥官，他把喷射推进实验室远距维修旅行家一号，比拟成维修古董车，隔着150亿哩，修理1977年老爷车上的一个失灵芯片；软件技术人员真是杰出。 旅行家一号、二号的科学发现很多，例如详细记载土星，另展示木星也有行星环、木星一个卫星上仍有火山运动在进行。两具太空船后来在这两个外行星上新找到23个卫星。 因为其轨道距太阳已太远，两具旅行家太空船已无法使用其太阳能源板，只能把钚金属自然辐射衰败产出的热能，转化为推动太空船系统的电力。

3个月，“倒下”了46万家 转眼，2024一季度已经完结。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餐饮收入达到13445亿元，增长10.8%，其中限额以上餐饮收入3551亿元，同比增长9.2%。 另据企查查数据显示： 新增方面，2024年第一季度，国内餐饮相关企业新注册数量达到73.1万家。其中1月新注册21.8万；2月新注册量11.7万家，环比减少46.2%；3月新注册量39.6万家，环比激增238.6%。 注销吊销方面，2024年第一季度，国内餐饮相关企业注销吊销量达到45.9万家。其中1月注吊销16.7万家；2月注吊销量11.2万家，环比减少32.8%；3月注吊销量18.0万家，环比增加60.0%。 3个月时间，将近46万餐饮企业“倒下”。而这个数据在2023年第一季度，才不到14万家，甚至不及今年3月单月的18万吊注销量。同比2023年，2024年第一季度的新增缩减23.4%；吊注销扩大232.6%。 从这些数据来看，新增同比缩减、注吊销同比扩大，在经历过去一年的创业潮后，今年第一季度的餐饮市场，俨然进入了高速汰换期。没能找到突破口“杀”出重围的餐饮人、餐饮小白们，只能被残酷的现实抛下。 不止如此，开年3个月，也有不少知名、老牌、头部餐饮“倒下”。 比如新中式烘焙两大头部品牌虎头局与墨茉点心局，在两年“倒闭”的声音后，今年开年前者申请破产清算，后者公司注销；再比如呷哺呷哺、奈雪等头部创立的副牌被曝大规模闭店、关停；更有成立10年的老牌餐饮或“阵亡”或陷入“生死局”…… “阵亡”背后是残酷的现实一季度的餐饮市场，多少有点“惨” 总体来看，一季度的餐饮市场仍是“不均衡复苏”，好的更好、差的更差。 财通证券研究所视频首席分析师吴文德表示，受到消费购买力观念转变带来的一些影响，当下的环境呈现出脉冲式消费现状，“节假日集中消费，日常相对理性、保守”。同时两级分化的情况更明显，流量越来越稀缺珍贵。 这一点，从近期爆火的现象级餐饮事件、头部餐企公开的财务数据和诸多动作中，以及不少餐饮老板们在日常交流、社媒分享的心酸与血泪……也能随处可见。 强烈的对比正在上演： 一面是，各地排队王品牌依然动辄1500桌的“长龙”、集体开放加盟冲击IPO的头部餐饮、越来越多3.5分的苍蝇小馆被发掘爆火。 另一面是，“没人，真的没人，人到底都去哪了？去年比前年差，今年比去年差，3月底又创了历史新低，没有底线的下跌，直接没有营业额了……” 贵价、网红的光环，不管用了。 曾有不少人调侃，餐饮行业盛产“顶奢”，从早餐界的爱马仕到烘焙里的劳斯莱斯……但在行业倡导回归本质，消费愈发理性务实的当下，品牌包装的噱头以及网红流量的标签，不再是一个值得炫耀的事。 相反地，越来越多消费者从源头上“杜绝光环”，不盲目跟风，选择扎到胡同里寻找苍蝇小馆，从口口相传的味道与品质中建立自己的“红黑榜”。 头部做副牌，难；老牌做转型，也难。 继湊湊之后成为呷哺集团“殷切希望”的趁烧，可以说是“副牌”中最高调的一个，首次公开业绩时就靠着“月均营收突破250万、全年单店营收预破3000万”的成绩单一鸣惊人。但在烧烤市场高速变局以及年轻人消费心态的转变下，低不下身段的趁烧显然拼不过量大实惠还热情的淄博小烧烤，走向了多地关店和紧缩的局面。 晚上7点的趁烧门店 行业迎来“极致性价比”冲击的当下，大家纷纷用“瘦身”和“低价高质”来寻找新出路，无法快速适应新环境，只一味期盼时代重回3年前，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追不上曾经的自己”。 流量“散打”时代，火的有多快，凉的就有多快。 快速激增的门店数据背后，是越来越多的餐饮创业者奔着“赚波快钱”来收割，从去年的竹筒奶茶、淄博烧烤，到今年的天水麻辣烫，“新餐饮人”们直奔金字塔顶尖，一切目标望向“用一个月时间赚3年的钱”。 在短时间内拿下极致的数据，快速吸引市场关注，占据流量宝座。然后，出手、转让……这也直接导致了不少餐饮小白在一片繁荣下盲目入局，接盘“成熟门店”后寥寥几月就陷入生意困局，最终亏本收场。 春天都来了，餐饮人咋还过得这么惨 无论何时，餐饮都是个充满想象力的行业。没有科技、人工智能行业的高精尖背景，也没有新消费、互联网行业的风口转折，所见所闻更多是“草根逆袭”、“白手起家”的励志故事。 但最近两年中，激增的餐饮店数量，为行业带来了繁荣景象的同时，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心酸故事”。 吉林一烧烤老板说，“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是我干烧烤这么多年最不好过的一个月。跟往年比差了一半多。全靠回头客撑着，一个人的店室内5桌、室外5桌，平均日营业额1500左右。” “一年比一年难，大家都做活动，99元双人餐到处都是，9.9的折扣价也不少。貌似一堆人排队，但都是虚假繁荣，到底赚不赚钱只有老板们自己心情清楚。先卷死同行，再卷死自己。” < p style="text-align:center;"> 深圳某日料店，3年猛亏50万 一位餐饮老炮就对内参表示，“最近几年新增的餐饮店餐饮品牌，或多或少都对行业缺少敬畏、存在误区。” 以往，餐饮人开餐饮店大多有两个前情背景：第一，要么是自身非常热爱餐饮行业、学习餐饮出身，要么是家中有餐饮基因的传承；第二，本身就是“餐饮人”，在大型餐饮、酒店做管理或担任过基层门店的店长等。 大家积累了足够的经验、技术，有团队有客源有资金，或许还有投资人……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大量时间和资源去做行业调研，才会选择接手家里成熟的门店，或者自己创业开店。 “出错的几率是很低的！” 现在，暴涨的新增背后，创业开店的人大多要么是“失业了”、“找不到工作了”，要么手里有些资金想要投资，但又实在不知道干什么，如此才抱着“民以食为天”的心态，安慰着自己去做餐饮。 但只要一上手，就会知道餐饮并不是个随随便便就能做起来的行业。从采购、选材、选菜、上产品、做运营……各个环节涉及颇多，任一变动都将对质量和成本造成影响。自己做，不懂；去加盟，稍有不慎反被割一波韭菜…… “结果可想而知。以前亏本还能赚吆喝，现在亏本连吆喝都赚不到。大部分最终的命运就是把仅存的钱折腾光，甚至负债。” 从去年开始，一些现象级餐饮大事件陆续登场，比如淄博烧烤、天水麻辣烫，很多餐饮人脑子一热，立马入局或上新，进入“激进”的状态。这也促使行业“热度提前化”，周期更短，进一步导致了开店与关店的波动加剧。 小结 新增不会减少，倒闭更不会停止，越来越分散的顾客被低价、被好味道、被高品质的产品吸引注意力，形成了餐饮人所面对的生意冷清、营收腰斩的局面。 没有不好的市场，只有故步自封与投机倒把的思想。越是“否定”大环境，越是要躬身入局、放下身段去寻找新的答案。 餐饮依然是富有想象力的行业，但前提是愿意精耕细作、足够专业、足够有敬畏心。

美国阿拉斯加州东部传出坠机意外，一架道格拉斯DC-4螺旋桨飞机23日坠入河中并起火，机上载有2人，当地警方表示，现场没有发现生还者。 当局指，事故飞机23日上午9点55分从费尔班克斯国际机场起飞，在距离机场约11公里处疑失控撞入塔纳纳河岸（Tanana River）并起火，从塔台操作员也能看到飞机着火后冒出浓烟。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派遣调查人员前往现场，调查意外原因。机场发言人表示正积极配合执法部门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