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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阮次山 第三种忠诚

加拿大家园 iask.ca 2020-07-30 20:01 来源: 人物 作者: 点击:

本文发表于 2014年3月20日,于近日在中文社交媒体上再次传播,原文已被删除。

阮次山,美籍华人,香港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

1992年在中南海怀仁堂与江泽民的会面是阮次山不断回到的一个原点,那是他的忠诚曾受到的最大认可。

阮次山先生反感《环球时报》扮演的忠诚角色,尽管他被许多人称作体制外胡锡进。他觉得后者档次不够,给党添乱。他也不认可1980年代风靡的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的看法。这本书提出两种忠诚,一种是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另一种则是独立地、有主见地看国家和政治人物,作者赞扬后者。

阮次山创造性地探索了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第三种忠诚,即在两者中找到中间道路。这名生于台湾的美籍华人、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努力展示一个身处体制外的建议者形象。他强调自己效忠国家而不是党和政府,但最看重的效忠方式是对党和政府高层施加影响,主动替他们分忧,并在察觉受最高层冷落时倍感沮丧。

68岁的阮次山曾面见江泽民、胡锦涛。他自称很多人,包括现在很多常委透过朋友讲,我经常看他的节目。

阮次山写专栏时,心里有一个清晰具体的潜在读者。他曾因江泽民希望他不要停掉专栏而坚持又写了几年,怕他需要我这个。后来,他主持电视节目,心里同样有一群潜在观众。

采访中,他137次提到国家这个词。2009年,他将自己节目的制作总部从香港搬到北京,买车买房。他乐意被邓朴方称为无可救药的爱国主义者。他说:这个中国我是爱定了此爱生生世世!

他因此饱受争议,有人在网上讽刺他名字像越南人,长得像日本人,口音像台湾人,护照是美国人,其实是党的人。

2月9日起,他不再担任凤凰卫视访谈节目《风云对话》主持人。他说,这是国家的损失。

 

他有需要

某种程度上,1992年在中南海怀仁堂与江泽民的会面成为阮次山不断回到的一个原点。那既是他的忠诚曾受到的最大认可,也奠定了他此后的工作信念。

见面在当时的《人民日报》社社长高迪引荐下进行。阮次山向《人物》记者强调,那是一次私人聊天。

那是阮次山至今唯一一次踏入中南海。警卫一开门,他已经站在门口了。阮次山回忆与江的第一次见面,两人距离不到1米。

当时是春天,怀仁堂会客室挂的画作是《春回大地》。阮次山与江,以及同行的邓朴方、高迪聊了4个半小时,在他描述里,江给他交了底,无所不谈。对我深入内情底线,我知道我们的底线在哪儿,态度是什么,不会误判。

在阮次山的形容中,此后他和江建立了某种心照不宣的联系。在中间传话的人是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1997年,江泽民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他访美之前,通过朋友来跟我说,对他第一次到美国有什么建议,我就给他很多建议,很多被采纳。

他的建议包括穿西装袜子不能露出脚肉来,选长筒的,眼镜太大了,能不能换小一点。

当时,江参观纽约证券交易所并为交易所开盘敲钟时,他举起大拇指以示庆贺。阮次山说,这也是他的建议,因为他手很胖,我说你就举拇指。他回来后透过朋友跟我讲,告诉阮先生这玩意儿灵啊。

阮次山称,江看重他在专栏中对时局的分析,每次碰到国际大事,下面呈资料给他,他一看没有我的东西,就会交代一句,你们去看看阮次山怎么说。1999年,在美国工作的阮次山考虑到香港凤凰卫视就职,他征询汪道涵的意见。他说,我来问江主席一下,你如果去了港台以后,他会不会还是有这种需要。过两天,他答复我,说江主席讲没有问题,你去哪里都可以,可是你写的专栏不要断。

为此,2000年进入凤凰卫视做新闻的头几年,阮次山没有停止专栏,我怕他需要我这个。过了两三年,他又问汪,他还有没有这个需要?汪回复,太忙了可以不写,你的节目他现在都可以看得到。如果他需要什么观点的话,临时再告诉你。

那是一种鞭策,阮次山说,这个就是让我深深感觉到,我必须要继续扮演我这个角色的原因。他停顿了一下,强调,他有需要。

胡锦涛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阮次山失去了过去那种可靠具体的上层联系。但他并未放弃努力。

2006年胡锦涛首次访美,他提前一个月到美国做准备。我为了他访问美国,先他一个月到,做了十几期节目,美国的政要、人民,民主党、共和党,对中国友好的、不友好的,在他访美以前我访。

在他表述里,每件事都是为他做的。胡锦涛在西雅图接见美国代表团时与阮次山握手,聊了四五分钟。他表示感谢,说节目我都看了,很有用。阮次山记得,我在美国为他做了一个多月,累得出疱疹,他说这个东西中医有办法,我给你介绍一个中医。

他还曾与朱镕基见面。有一年在亚洲博鳌论坛,朱镕基在宴会大厅,老远老远他看到我,他过来,哎呀阮先生我天天看你的节目有我太太为证,他把她叫来,问,你说是不是我中午都听?

阮次山解释,他选择高层路线,委婉批评而不直接指责,因为这对中国最有效。他这样谈论中国官员:中国共产党训练出来的这些干部没有一个是傻瓜,看你如何去驾驭他,让他的思维超脱于他的乌纱帽。

有一次,他在美国参加华人聚会,当时,美国正讨论对华最惠国待遇,一名来自大陆的学者希望美国通过此事对中国施压改善人权,我就站起来讲,我们中国人讲的是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你是从大陆出来的,你了解共产党比我们多多了,可是从我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来看,你回答我一个问题,目前这些老党员,有谁是受到外国的压力而改变他自己的?中国的老党员是宁可去吃亏,绝不受外国的压力。

 

阮次山之音

过去13年,阮次山在《风云对话》中访问了克林顿、普京、卡扎菲等400多名政要、大使。告别这档节目后,阮次山说:唯一的缺憾是,没有机会替国家从旁做这些事情,从旁做他们做不到的外交助力了。

有时候常常想,别折腾了,少了你还怎么样?接近70岁的阮次山说,我每天忧心这个,我太太说,轮不到你。可是如果我不忧心,不上这个电视节目的话,还真是整个社会就被误导了。

除了采访,阮次山还随时背负着国民使命感。他去不同地方采访,会主动联络当地大使馆,看国家是否需要向对方传递什么信号。这种使命感有时使他看起来更像一个外交官员而不是媒体人。《风云对话》栏目组对外联络记者赵涵说,阮次山曾告诫同事:外交无小事,虽然我们是电视台,但我们出去代表的是一个国家。

2004年,他专访美国原国务卿鲍威尔时,促成鲍威尔公开否认台湾主权,这次访谈被有关人士定位为一次历史性访谈。

阮次山在采访中对鲍威尔提到,台湾过去一直表示,台湾已经是个独立的国家,不必再宣布独立。鲍威尔回答:台湾没有一个独立国家所拥有的主权,这是美国坚决奉行的政策。

这段访谈播出后,台湾股市在两天内跌了100多点,市值蒸发了1000多亿新台币。

如果我不问这个问题,到现在我们中国也无解,我们拿他没办法。阮次山说。

所以我扮演很多角色,为什么政府对我那么支持那么信任,政府都知道这些。阮次山说,我每次访谈都要挖出一点东西,这未必是当局要我做的,当局也从来没有要我这样做过,可是我必须这样做。

新闻从业者有没有我这样动不动就有家国感,使命感的?凤毛麟角,他达不到这种境界。阮次山自我总结,我是唯一的。

有时,这种忠诚会受到怠慢。2010年去利比亚采访卡扎菲时,阮次山让助手打电话给外交部非洲司负责人,问有没有什么事可以帮忙,对方拒绝了,这让阮次山很生气:很多外交官素质不够。

曾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现任外文局局长的周明伟证实,1990年代后期,两岸信息往来受到许多限制,阮次山的信息显得具有特殊价值。

两岸关系当时在半官方交往中,最高峰是海协会和海基会两个领导人在新加坡会见,他见证了这个时刻。能够实现这个过程,他是有贡献的。周明伟说。

我当时参与涉台事务,对台湾的一些观点常常是通过他的口讲出来的。周明伟将此称为阮次山之音,他一直在扮演我们不方便扮演的角色,能配合北京的声音,他是一个有特殊作用的人。

周明伟认为,阮次山对中国的感情不是与生俱来的。他和汪老的相互交流,以及汪老个人对他的影响,使他越来越关注中国内部改革开放发生的变化,关注台海关系,同这个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关系。周明伟说,汪道涵希望阮次山发出一个不同的声音,不是大陆的声音,而是第三者的声音。

 

当部长指日可待

阮次山的父亲是一名从大陆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党工,一直为国民党歌功颂德,可是我从来没有对国民党产生过那种要效忠的感觉。阮次山说,他常和父亲顶嘴,认为父亲说得不对,逻辑不对。

事实上,他对大陆的好奇在父亲的党化教育和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生长。他与大陆官方的甜蜜接触,则发生于他因害怕危险逃到美国时。台湾政治的挤压推动了他对大陆的好感。

也有这样的时刻,阮次山会想,自己如果没有这种反动意识,没有离开台湾,如今过着什么生活。至少起点听起来不错:当年离开的时候,我是国民党第一个年轻的处级官员。

1980年因妻子生病,阮次山中断在美国的学业回到台湾,成为中国广播公司新闻编制组组长,算处级编制,当部长是指日可待。

按他的说法,如果不是怕蒋经国次子蒋孝武手中那把枪,他也许会在台湾一直生活下去。

进入中国广播公司一年后,蒋孝武接任总经理,阮次山看他很多恶行恶状,曾在会上两次得罪他,让蒋非常不满。

此后的故事在阮次山嘴里讲来惊心动魄。一位同事告诫他,你不了解这个太子,他抽屉里有枪的,他火了,干掉你就像干掉一只蚂蚁。阮次山几天后就不动声色地回了美国,他甚至在机场时还提心吊胆,怕被蒋截回。第二年,他将太太、儿子全部接到美国,并申领绿卡,定居洛杉矶。此前,他曾两次故弃拿绿卡的机会。

如今,阮次山说,自己对台湾人充满好感,但青年时期留下的对台湾政客的恶劣印象从未改观。这个地方土地是对的,人是对的,政客不对。

大学时,阮次山就觉得整个中国的前途,未来全部不能在台湾。那时,看《人民日报》、研究中国问题是要坐牢的。他说,恐怖气氛让他对大陆更为好奇,从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他借给《匪情月报》写专栏的机会,看了很多台湾大陆工作会搞来的大陆情报,我从那里得到很多材料,而且从那里得到反动思想。

就算在高中毕业后服兵役的两年里,整日接受政府宣传的阮次山也从来没有说这个地方(大陆)是很烂的,从来没有,这是本性的问题,我在想。

阮次山自己也无法找到他对共产党这份好感的原始痕迹。在高雄中学一座礼堂般的图书馆里,阮次山第一次看到胡适日记,以及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等早期共产党员的书。他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不知道海峡对面的世界。每天中午午休时,他都会去看这些书。他努力思索自己对共产党理念的认识,不是一个时间被电到,是慢慢被启发的,看多了以后就慢慢地感染了你。

去美国后,他读了《红星照耀中国》,看缩印版《人民日报》,终于发现了我当年要探索的地方。

如果说在台湾的经历使他对大陆开始感到好奇,在美国与大陆官员的接触,则成为忠诚开始生长的土壤。

 

非我族类,不能

在美国办报时,阮次山第一次与中国大陆官方人士建立了联系。

1981年,洛杉矶《国际日报》老板聘请阮次山做总编辑,他以报纸要异军突起,一定得有大陆消息为由说服老板,在这张右派报纸上同步转载新华社、中新社的稿件,成为第一个在美国华人媒体上启用新华社稿件的总编辑。

据他说,这让他在大陆媒体和官员看来是可以信赖的,也让他被美国侨社称为台湾训练出来的左仔,被台湾政府列为左派分子。1987年他的母亲过世,台湾一度扣发他的入境证,不许他回去奔丧。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他在希尔顿酒店为中国代表团举办了第一场正式欢迎会,结识了团长何振梁、女排教练袁伟民等。现场有台湾特工拍照,我说不必拍了,我主办的。

他还为大陆媒体报道团提供实际帮助,主动提供办公地点,甚至连自己家也贡献出来,在家开第一次会议。此时,阮次山结识了当时的新华社副社长、后来出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曾建辉等一批大陆媒体人、官员。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国内有些什么样的官员经过洛杉矶,总要跟我碰碰面,聊聊天。他说,我想他们已经把我当成大陆的朋友了,尤其是他们要了解台湾,了解美国,我是他们最大的渠道。

1986年,阮次山第一次到大陆,当他行走在宽广的长安街上,沿着红色城墙看到天安门,他兴奋地感慨万千,感受到一种归属感。终于看见了祖国大地,终于看到了。

此时,阮次山已经开始怀有此后他显露出来的政治观念。在纽约主编《国际日报》时,作家刘宾雁的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的男主人公倪育贤前来面试校对一职。倪在书中曾说过一句话:我爱我的国家,我的国家爱我吗?当时,面试官阮次山对他说:国家永远爱你,你要把国家、党和政府分离。国家永远是国家。

有学生曾在演讲时质问他是不是在讨好当局。阮次山回答说:我除了讨好孙女,不讨好任何人。中国在我眼皮底下成长,快速地成长。我到美国之前,那时候中国是什么样一个社会?到了1984年洛杉矶奥运,我们中国人终于在美国社会抬头了。

1992年跟江泽民见面时,阮次山曾说:觉得一般人对国家的概念不够。比如讲,天安门前升旗、奏国歌的时候,路上固然车水马龙,可是没有人听到国歌要肃立。养不教父之过,你没有教他。

江主席听得很仔细。他说,后来没多久,三四个月,他就下令国内中小学校,有条件的每天升旗,没条件的一个礼拜一两次。

有时候,在对待家人的态度上,他也坚持这种爱国情怀。阮次山两个孙子在美国读幼儿园,假期两个孙子来北京时,他会有意给他们做爱国教育。我问,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两个孙子答:我是中国人。他很满意。

他的小儿子和一名美国女孩谈恋爱,交往7年,阮一直不同意两人结婚,原因是非我族类,不能。后来妻子多次从中开导,他才回美国主持了婚礼。

 

打一场美好的仗

2005年江泽民卸任全部职务,同一年,汪道涵去世,阮次山与中央高层的直线联系完全中断。他们大概觉得没有这个需要经常跟我联系了。

他猜测:我现在节目每天都在为他们出言,他只要看我的节目,没必要再私底下联系。

他指出的另一个原因是身份困境。你要知道我现在在国内有点尴尬,因为我还被列为境外媒体记者,在我们中央政治局的纪律里,见境外记者要经过常委画圈的。他说,跟军方的朋友吃顿饭,我还要报备。跟我见面是很折腾的事。他说,这还是文革时代的思维。

这让阮次山感到失落,受了伤害。我是中国人,我是比你们更爱国的人,我是你们的朋友,闹了半天你还把我当外人。他说,我常常指着那些高层的朋友,我说我跟你们讲,对你们来讲你们没有朋友。

所以这一套你希望它什么时候改,我真的希望越快越好,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敢。这时,阮次山开始少有地抱怨中国改变太慢。

我觉得江主席就有这点好处,他根本没有把我当做境外人士,也没有说要申请政治局常委每个人划钩。他尝试过打破限制。要一级级上去,经过中宣部、外事办,上去之后都冷掉了,我试过一次后来再也不试了。

阮次山很反感境外人士这个提法,他认为自己比境内人士更忠诚,被你们认为境内人士的人做得有我这么多吗?他的抱怨强烈而密集,我可以变成他智囊团的一分子,但不可能,这个身份他们没办法接受。

他情绪变得激动,又很快恢复平静。我对国家,对整个社会的期望跟我的使命感,不会因为我受不到重视而我只是有时候有点感觉,表达渠道欠缺。

然后,阮次山说,他不会因为余热没有发挥而感到遗憾。如果我有所求,就有遗憾。但我现在没所求,只能你来求我,你有事情要我帮忙。我们念书人总得有自己的一个风骨吧。就跟当年我对江,我没有要求啊,我做得恰如其分,我可以做到的我来做,要看得开。

对与现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触,他表示不敢奢望,但言谈中又抱有期待。这不是操之在我,是操之在他,他愿不愿意是个问题。

阮次山说,余热不能再发挥了,他就可以去见马克思。《人物》记者问他,如果去面见马克思,聊些什么。阮次山回答:我觉得我要去跟马克思见面,不如跟毛主席见面,因为马克思是个外国人。我倒是觉得跟毛主席讲一下,如果你地下有灵的话,中国这个国家,地方大,人多,风风雨雨是难免的,可是能不能把我们中国带到一个有风有雨,又有晴天、有希望的一片土地上去,我们现在有很多人都看不到这个晴天。如果见到老毛,我就跟他讲,你的文革摧毁了中国大部分江山的人的文化,你能不能在地下有知,把这个文化复兴起来,中国现在缺的不是物质,而是文明,这个文明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后能不能生存的依赖。

离我向老毛报到的时间还没有到,可是我总觉得过去这半生我自己打了一场美好的仗。他接下来解释,在基督教的圣经里面,常常对一个人追悼死亡的时候说,这一场仗他已经打完了,打了一场美好的仗。

在谈论党和政治时,天主教徒阮次山用了一个宗教典故。但他紧接着说,他不可能信仰共产党。

两回事,我们了解共产党,欣赏共产党,最后了解共产主义,跟你要信仰它不一样,只能对宗教有信仰,我们不能把政治的理念当做一种信仰。他说。

这时候,第二次采访已经进行了超过7个小时,阮次山体力几乎耗尽,他从沙发上坐起已颇为吃力,需要用手握住扶手,胳膊用力支撑。他的背有些佝偻,走路步调缓慢,情绪也随着话题而低回,语气虚弱而伤感。

这让人相信他表述中的那部分真诚的东西他一边试图将国家与政党、政府进行切割,一边真诚地将自己对国家的忠诚寄托在党的高层领导的身上。他的第三种忠诚暂时遇到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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