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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千军队医护抵达武汉 武汉都顶不住,没人能顶得

加拿大家园 iask.ca 2020-02-13 06:22 来源: 军报 作者: 点击: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军队增派2600名医护人员支援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参照武汉火神山医院运行模式,承担武汉市泰康同济医院、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确诊患者医疗救治任务。

此次抽组的医疗力量来自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联勤保障部队、武警部队多个医疗单位。根据医院容量和建设进度,军队医护人员将分批投入支援,首批力量1400人于2月13日抵达武汉,并计划在第一时间展开相关医疗救治工作。截至目前,军队共派出3批次4000余名医护人员支援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今日上午九时起,11架运输机陆续降落在武汉天河机场,近1000名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和大批医疗物资抵达抗疫一线。

今日上午九时起,11架运输机陆续降落在武汉天河机场,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和大批医疗物资抵达抗疫一线。

今日上午九时起,11架运输机陆续降落在武汉天河机场,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和大批医疗物资抵达抗疫一线。

今日上午九时起,11架运输机陆续降落在武汉天河机场,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和大批医疗物资抵达抗疫一线。

新加坡的疫情,有人评论“管好自己的事情就行,管什么新加坡啊”。必须要说,这个态度与思路很狭隘。

首先,没有全球化的视野,缺乏参照系,也就难以真正看清、看懂中国的事情。比如要是没有日韩新撤侨所提供的的详测数据,我们对武汉的真实疫情也就长期两眼摸黑。

其次,作为实际本土感染病例仅次于中国、病例密度相当于中国地级市的新加坡,正在实施的不同管理模式“实验”,可以成为中国的参照组。无论成败,都能对中国下一步的决策调整提供重要参照。

更关键的是,最后要是中国搞定了、外国沦陷了,那我们的对外经济交往一样受到极大限制。到那时,就不是“内防扩散”,而是仍然要继续“外防输入”了。

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赛已经发出警告,中国以外的新冠肺炎疫情传播可能是“冰山一角”。

“正如我昨天向媒体所说,中国以外的疫情看上去发展缓慢,但可能加速。遏制病毒仍然是我们的目标,但各国必须利用遏制策略提供的机会,准备好应对病毒可能来袭……

其他国家检测到的一小部分确诊患者,可能意味着更广泛的传播,短期内我们看见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tip of the iceberg)。”

新加坡已经出现社区不明传播

上一篇文章贴过了截止到2月6日的新加坡28例确诊患者分类图表,但由于时间仓促,未来得及翻译解释,下面贴出汉化版本。

可以看出,截止6日,除了武汉访新游客和新加坡武汉撤侨,只发生了一起广西旅游团到访中药行“永泰行”,导致导游、2名店员及其家庭感染的群体性传播(据导游介绍,她所带的广西旅游团,回国后有2人确诊)。

新加坡卫生部网站

总体来看,这时的疫情还是比较孤立的。但在7、8、9、10日四天,新加坡又分别确诊了3、7、3、2位患者,一共是45例:

患者29:41岁新加坡男性,近期没有去过中国。

患者30:27岁新加坡男性,君悦酒店公司会议参与者。

患者31:53岁新加坡男性,去过新加坡基督生命堂。

患者32:42岁新加坡女性,近期没有去过中国。

患者33:39岁新加坡男性,近期没有去过中国。

患者34:40岁新加坡女性,永泰行店员。

患者35:64岁新加坡男性,出租车司机 。

患者36:38岁女性,新加坡永久居民,君悦酒店公司会议参与者。

新加坡已对确诊病例居住与活动过的地方实施消毒

患者37:53岁新加坡男性,私召车司机 。

患者38:52岁新加坡女性,去过新加坡基督生命堂。

患者39:51岁新加坡男性,君悦酒店公司会议参与者。

患者40:36岁新加坡男性,永泰行店员。

患者41:71岁新加坡男性,近期没有去过中国。

患者42:39岁孟加拉国男性,持新加坡工作签证,近期没有去过中国。

患者43:54岁新加坡男性,近期没有去过中国。除了外出求医,他入院前都留在家中。

患者44:37岁新加坡男性,职业是保安,曾为来自武汉的两名个人执行隔离,也在等同于新加坡春晚的妆艺大游行上执勤 。

患者45:2岁的新加坡女童,1月30日从武汉撤离。2月10日被确认感染病毒。

其中群体性传播(标者):

a)患者8和9[来自武汉的56岁夫妇]以及患者31、33和38与新加坡基督生命堂有关。

b)第19、20、21、24、25、27、28、34、40共9个患者与永泰行有关。

c)第30、36、39患者与1月20日至22日在新加坡君悦酒店举行的公司会议有关。

新加坡政府网站

从这几天的患者看,新加坡的疫情除了之前的三组群体性传播和多起独立的输入性传播,很明显,已经发生了多起来源不明的社区传播,这就很麻烦了。

这些本地患者没有接触过此前的确诊患者,也没有明显的危险接触暴露史。这种不明原因的社区传播是失控的标准。

新加坡卫生部表示已经确定了1026个密切接触者(与确诊者比例为1:22.8,和中国湖北省外相同)。

仍在新加坡的927人中,有896人已经联系并被隔离,尚在努力与其余31个紧密联系人联系。

但在这些确诊人群中,还包括2名接触人群很多、而且极难追踪的出租车司机和1名保安,这就很麻烦了。

跨国公司与全球化时代的传播速度

目前实际影响更大的,还是那场在君悦酒店的会议,会议导致的感染者已经遍布亚欧大陆的两端。

1月20~22日,某跨国公司在新加坡君悦酒店召开公司会议,109名与会者除15名新加坡本地员工外,还来自中国大陆(1人来自武汉)、台湾地区、韩国、日本、美国、欧洲。

在会后回国的94名国际员工当中,到2月3~6日,已经有2名韩国人、1名马来西亚人、1名英国人确诊,而且马来西亚人还传染到了他的妹妹。

更大的扩散是,被感染的英国员工在离开新加坡之后,先去了法国滑雪。他在1月24日至28日,在法国阿尔卑斯山麓的滑雪场玩了4天。

他在回国一周后在6日被确诊,成为英国的第3例、也是本土公民第1例患者(前2位为中国留学生母子)。

在法国滑雪的4天,他已经把病毒传给了11名同住一幢树屋别墅的英国人(目前5人回到英国、5人还在法国)。

而其中1名已回国的英国人是医生,进而导致他工作的医疗中心关闭。

另外还有1位被感染的英国人,又去了西班牙在地中海上的“欧洲三亚”马略卡岛,成为西班牙第2位确诊患者。

(西班牙第1位也是来度假的德国人,属于之前被中国上海的商务伙伴感染的德国公司群体案例成员之一)。

而新加坡本国的15名员工当中,2月6~9日,先后已有3人确诊、多人疑似。

要问什么是跨国公司与全球化时代的传播速度,这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新加坡作为世界城市的枢纽性,在这个案例中也展露无余。

气温高就能扼杀病毒?No

在这次疫情当中,一直都有这么一个说法,冠状病毒怕热,上次SARS到了5月份,就神秘地烟消云散了,这就是天气的作用。

所以,进而就有推论——新加坡不怕。还有人认为,中国大陆的疫情,也要到5月份才能好转。

必须要指出,从原理上,这根本就是不成立的。

只要看过病毒来源解析,就知道,蝙蝠的体温常年维持在40℃以上,冠状病毒就一直在这样的环境下存活、演化,所以人光靠发烧的高温,根本奈何不了它。

要光靠温度杀灭病毒,温度至少要达到55℃以上,人都被烤化了。

从实践上看,SARS最先发生在广东,香港是中国大陆以外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在3月底、4月初达到传播高峰。香港这时的气温已经很热了。

新加坡濒临赤道,长夏无冬,现在的温度也在30℃上下。当时新加坡的SARS感染和死亡病例也不少,现在的NCP病毒也产生了社区传播。

所以这种说法在实证中也是不成立的。

前途未卜的新加坡“实验”,值得关注

现在,扣除豪华游轮“钻石公主号”上的135位聚集性病例,新加坡已经是中国之外病例最多的国家,而且无论人口密度比例还是地理密度比例,都首屈一指。

而前些日子,新加坡为庆祝节庆,已经分别连续举行了上万人规模的“妆艺大游行”(在F1赛道举行的“新加坡春晚”,巴西式的狂欢大游行)、洛阳大伯公宫元宵万人宴、印度大宝森节,现在还要继续办新加坡航展。

在这些人潮密集的活动上,只有零星的游客佩戴口罩。

马来西亚吉隆坡黑风洞举行的大宝森节,也只有极少的人戴口罩。

不过这两天,随着警戒级别提升至“橙色”,新加坡已经悄然加入了这么几个干预变量:

取消大型活动、取消大学里50人以上的大课(但50人以下的依然保留),各地开始清洁消毒,一些居民已经开始戴口罩。

例如原计划会在2月8日至3月21日的周末,到10个邻里组屋区继续进行巡游花车与街头表演。主办方人民协会已经决定取消这10场活动。

同时,新加坡居民已经开始抢购超市食品、日用品,政府立即出台限购政策。而供应不足的口罩则实施配给,限量分发每户4个口罩。

现在,新加坡每天新增的病例不多,但已经有多起找不到确凿来源的本地案例出现。

而众所周知,NCP病毒从被传染到病症发作,再到求诊、确诊,平均要7天以上时间。现在是不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短暂平静?谁也不好说。

但不管新加坡轻度干预的“实验”结果如何,都是值得关注的。作为东南亚的国际中心城市,新加坡的疫情更是会影响和扩散到全世界。

疫情发生后,新加坡政府和人民都在真心实意地援助中国,全力救治患病的武汉游客(目前已有7人出院)。

新加坡自己首批造出了15000个试剂盒,5000个发放本国公立医院,剩下10000个直飞武汉。过两天还要支援10000个。

新加坡外长维文医生8日下午在樟宜机场向中国驻新加坡大使洪小勇转交试剂盒及医疗物资,由酷航专机直运武汉

我们当然不希望新加坡疫情扩散,但真的万一扩散成灾了,也许届时已经战胜疫情的中国人民,还要反过去援助新加坡。

“武汉都顶不住,没人能顶得住”

“武汉都顶不住,没人能顶得住”,这曾是疫情初露苗头之时,一句自信满满的判断,用否定的形式去肯定自信的力量。后来却被令人扼腕的现实、官僚主义的颟顸击得粉碎。

但必须要说,现在把这句话搬到国际上,走正向的意思,那还真是成立的。

我们先来看看武汉。

根据武汉市卫健委2018年卫生统计公报,全市医院总数 398 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5853 个。其中三级医院 61 个,其中三级甲等医院 27 个。800 张及以上床位的医院 34 个。

拥有全国百强医院5所,华科的同济医院、协和医院跻身全国15强。无论医院数、床位数还是执业医师数,武汉都位居中部最前列。

武汉市医院床位增长情况,近年来保持8%的快速增长

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总床位 9.53 万张,其中医院床位 8.17 万张、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床位 6400 张、卫生院床位4500 张。

按1100万常住人口口径,每1000人床位数 8.60 张;每1000人医院床位数 7.38 张。

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执业(助理)医师 3.96 万人,注册护士 5.44万人。

每1000人口中,执业(助理)医师 3.57人,注册护士 4.91 人。

一张出处不明的网络图表,错误较多,仅供参考

当然,光有数字没有参照系,还是看不出医疗资源是充裕还是紧张。而且城市大小不一,光看总量还不行,要看人均下的医疗资源量。

那么我们根据全国35个省会以上大城市的横向比较就能知道,全国大城市的千人医生数、医院床位数,分别是约3.5人、6张。

武汉的千人医生数——3.57人,与其他大城市平均值相当,而千人人均医院床位数——7.38张,还明显高于其他大城市平均6张的水平。

折算到10万人公卫核算规模,那就是738张。考虑到目前武汉在城人口只有900万,每10万人实际享有的床位数还可达到900张。按常理来说,是够充裕了。

截止2日第一轮传播的量级估算

NCP病毒,冲击的是特定的专科病床

但就是这样的900张病床规模,面对10万人中被NCP感染、症状明显、必须正规住院的大约150人(根据日韩撤侨估算)、其中重症约30~50人(根据全国外省数据估算),还是出现了严重的挤兑。

因为医院的床位是总床位规模,真正能治疗NCP的呼吸科、感染科、重症监护科的床位和医生,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医院还要顾着各种各样的疾病的护理和治疗,其他生孩子的、骨折的、慢性病要透析的、外科心脏手术的、抗癌症的,也都是命,也不能把这些病人全都赶到大街上。

更关键的是这些专科的医生,也帮不上忙。最最最关键的,还是这些科室的病床病室,也不符合防感染的要求。

经过10来天的调整、两座“神山”野战医院的建设,武汉的定点医院床位规模才从原来的近7000张(相当于每10万人约77张,占病床总数约8.55%),增加到了目前的约1.25万张(相当于每10万人约138张),以及匹配的医生和护士团队,勉强满足需求。

在此之外的轻度、中等程度肺炎患者,还是需要分流到方舱医院,接受支持性治疗。

这就是NCP病毒对病床资源严重冲击,最直观的量化评估。

新加坡的医疗规模,令我不忍卒看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对国外的医疗资源和体系,总是有不切实际的过度美化想象。

比如,看病不要钱国家全包,医疗资源极大充裕,随到随看,不需要排队,医生护士耐心可亲,住院就像在度假,想象得就像天堂一样。

“呸!做梦!”,这句话我早就想说了,只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

我们就来看看高水平的花园城市新加坡吧。

同样根据新加坡卫生部2018年度官方统计显示,新加坡一共只有7家大型公立综合性医院,包括6家综合性医院,1家妇女儿童医院。

以及专科性质的国家癌症中心、国家心脏中心、国家眼科中心、国家牙科中心、国家皮肤中心、国家精神病中心。

新加坡卫生部统计

公立及非盈利医院一共提供9344张床位,加上8所综合性私立医院的1482张床位,一共只有10826张住院床位。

就是算上全部的社区医院1778张床位,也不过12604张床位。

不过,国家精神病中心倒是具备多达1950张床位,是世界上最大的精神病医院之一。

新加坡的全部正规医院床位只有不到1.1万张,算上社区医院也不过1.3万张。而这是一座570万常住人口的大城市。

抄起计算器就知道,新加坡每1000人才有2.2张床位,1.9张医院床位——这只有武汉的四分之一!也只有中国大城市均值的三分之一。

同样,新加坡的每1000人医生数量是2.4人(算上牙医也就2.8人),只有武汉的70%~80%。得益于外籍劳工,护士倒是比较充裕,每千人中有7.5人,是武汉的1.5倍。

如此紧张的医疗资源,是如何维系与运转的?

新加坡实行的是严格的分级诊疗制度,生病了第一步,要先去20家公立综合诊所,或者2222家私人全科庭诊所。

在这里经医生评估,无法治疗,开出介绍信,等着排队才能送入大型综合医院。

通过这样的模式,才把人均相当于武汉1/4,中国大城市1/3的床位利用到了极致。

我警示悲剧,但希望悲剧不要上演

但是,传染病的冲击一上来,是不会管你什么手续、规模的。如前所述,NCP最棘手的就是对病床资源的冲击。

NCP的病亡率在武汉之所以超过4%,原因就是因为流感、冬季呼吸系统疾病与新冠病毒集中爆发,医疗系统超负荷运转、医护支持系统跟不上所致。

湖北以外死亡率之所以那么低,就是因为患者人数较少,医疗资源支持跟得上。基本上各地都用最好的医疗资源去诊疗,把病亡率压到最低。

而且0.3%的湖北省外数据,还是在停止人员流动的情况下取得的,大爆发下对医疗资源的占用很容易发展成武汉的情况。

按武汉的平时医疗资源规模计算,承压点就是同一时间6000个NCP需住院患者,超过这个数字,死亡率就会直线上升,

而以新加坡只有武汉人均1/4、总量1/8的医疗规模来看,NCP需住院患者达到800人,就要沦为武汉一样的情形。

甚至这个转折点回来得更早——要知道,新加坡新建的传染中心,只有179张病床。

跟我有同样忧虑的专家不乏其人,据《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报道,伦敦大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院长、曾发现埃博拉病毒的微生物学家皮奥特(Peter Piot)就发出了警告。

他表示,如果确诊患者人数暴增,英国公立医疗系统“国民保健制度”(NHS)可能会不堪负荷。

“NHS的负荷已经过重,如果突然又有大量的肺炎或上呼吸道感染病人,NHS难以正常处境去应对。”

当然,现在武汉的局势已经开始好转,应收尽收,应查尽查的工作尽管依然有诸多漏洞,毕竟已经开始实施。预计未来2~3天,武汉的真实病例人数、住院规模才完全真实显现。

在长达一个月的一系列重大官僚主义错误之下,武汉的确没有守住,最后是靠什么反攻的呢?

经济强省、大省医疗队出征的图像已经有很多,天峻、乌兰是哪里?是青海海西州的两个县,深居青藏高原之上。这样遥远的地方也要派出自己的力量,支援湖北

是靠全国近30个省市区,2万多名支援湖北、武汉的医护工作者的奔赴前线,是靠火神山、雷神山的7000多名建设者的昼夜奋战,靠背后诸多设备提供企业、工作人员的默默奉献,是一个大国的全面动员。

有人说,一场疫情,真是深切感受了一次小国面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以及为了适应这种先天脆弱性而催生的治理逻辑。

我忧虑新加坡作为世界枢纽城市的不利情形,也希望这样的悲剧尽量不要上演。

当然,我更关心武汉的局势,让我们期待未来两天的更新数据。

今日上午九时起,11架运输机陆续降落在武汉天河机场,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和大批医疗物资抵达抗疫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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