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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治港政策须全面改变 莫等香港“自我革命”

加拿大家园 iask.ca 2019-09-10 14:39 来源: 香港01 作者: 点击:

01观点撰文:评论编辑室

特首林郑月娥上周三(9月4日)发表电视讲话回应反修例示威者诉求,宣布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可惜对纾解社会的对立气氛没有产生太大的作用。事实上,这次讲话甚至阻碍了社会对港澳办之前一天记者会的讨论。其实,港澳办的表态传达了中央治港层面就香港局势的最新判断,突显中央政府处理香港问题的政策思路出现重大转变,其意义远胜林郑月娥的讲话,值得香港社会认真关注。

港澳办发言人杨光在这次记者会上对香港局势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希望特区政府围绕「止暴制乱」进一步凝聚共识,付诸行动;二是希望香港社会区分和平集会和暴力犯罪;三是希望香港社会聚焦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根本问题,共谋解决之道。其中第二与第三点为关键。

9月3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新闻发言人杨光表示,现在已经到了维护「一国两制」原则底线、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重要关头,并提出三点意见。(中新社)

对建制阵营作警告

「止暴制乱」重複了中央政府一贯主张,其实无新意。当然,我们还是可以注意到,当中针对建制阵营的一些警告,说明了中央政府认为香港的管治阶层,包括政府、商界与建制派政党在这次衝突中的表现不尽人意。杨光强调止暴制乱「没有中间地带,容不得犹豫、徘徊和动摇」那麽,谁是「犹豫者」、「徘徊者」、「动摇者」?根据港澳办的意思,反修例运动之所以能够持续三个月之久,除了各种深层次结构矛盾的长期积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主要政府部门能力不足,以及商界与建制派「骑牆」与投机。

比如,商界对社会运动作壁上观、态度模糊,直到中央释放强烈信号后才逐步统一态度。就算这样,依然会出现如李嘉诚劝阻暴力的「黄台之瓜」从示威者的角度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展现了各方之间缺乏信任,甚至造成衝突。特首林郑月娥在中央与香港社会压力之间的反复摇摆尤其明显,无论其公开流露的感情还是私下讲话,还是在一些关键决策上的犹豫失当,不仅刺激事态不断升级,也给警队和建制派造成了困扰。一些内地评论直接揶揄她「该硬的软啦、该软的硬啦」。港澳办明确提出所有掌握公权力的机构都要在「止暴制乱这个大是大非、关乎香港前途命运的问题上」快速、果断地行动起来,显然意有所指。

建制无能 为什麽甘作附庸?

为什麽第二与第三点意见更重要?港澳办明确指出,在反修例衝突中,存在着暴力份子和支持修例者之外的第三批人,这说明以往中央治港体系对香港政情分析的最大疏忽,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港澳办的说法是,「参与和平游行集会活动,与那些肆无忌惮挑战『一国两制』底线、衝击中央驻港机构……的犯罪行为,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从其十次提及「少数暴徒」来看,中央政府明确希望将打击对象局限在一小批「暴徒」,不认为应该将范围扩大,并且强烈突显了「第三批人」的重要性,视其为这场风波里必须认清的政治事实。

认识「第三批人」重要性

强调「第三批人」,也是表达中央尊重香港民意及香港与内地差异、认可香港市民「和平游行集会表达诉求」权利的政治方式,说明中央对作为运动主体的「和理非」採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问题作了理性分析和切割,但是对非法暴力和港独则依法严厉打击,和中央在内地社会安全治理上的手法——「首恶必办,胁从不问」高度类似。

港澳办同时明确指出,大量存在的暴力与港独行为,使得原本围绕修例而出现的事态「完全变质」,「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矛头所向,已与修例无关」,「就是要搞乱香港、瘫痪特区政府,进而夺取特区的管治权,从而把香港变成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假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之名行完全自治、对抗中央之实,最终使『一国两制』名存实亡。」这样的指控是严厉的,而且定义了企图让香港「完全自治」的目的就是「港独」,因此也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行为。

中央认为,大多数参加运动的香港市民是被激进暴力者、动机叵测者、挑战「一国两制」底线群体绑架和误导,但他们所代表的民意需要被尊重、被认可,不应该被不加区分地视为「止暴制乱」的对象,而且需要澄清问题和原则,争取最大多数香港人的理解与支持,为未来改革凝聚共识。与此同时,要集中力量严厉打击非法暴力行为,以实现「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目标。

这种态度的关键是既突出强势对待「暴徒」,亦明确了中央对大多数反对修例或极度不满政府的群体持理性态度,这与以往中联办等治港部门用二元对立,敌我矛盾方式处理香港政治的做法有着极大的差别,而反修例风波爆发后,不少人批评治港部门严重缺乏对香港政治现实的认识,甚至用了违反中央最高政治原则的粗暴工作手法。

把握「和理非」气氛 林郑需要做得更多

【8.18集会】8月18日,民阵发起「流水式集会」,迫爆港岛,是次示威相对和平,未有发生重大衝突,是近几个月,一次相对少见的「和理非」大型示威。(欧嘉乐摄)

从深层结构定性问题

港澳办记者会强调的第三点,重要性在于说明了是中央如何定性这次衝突。杨光说,「希望大家聚焦香港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根本问题,献计献策,共谋解决之道」。要更好解读这个说法,可以与《新华社》上周三发表的文章《沉重的底色与扭曲的方向——香港修例风波背后的一些社会深层根源》一起看,两者均明确指出了香港困局的深层问题,说明中央对香港问题重新定性,不再只是像以往一样只将重心放到与敌对势力的斗争上,而是从香港施政的内在不足寻找答案。《香港01》一贯强调中央与与香港社会上下都必须直面长期困扰香港的深层次结构矛盾,中央这次表态是关键的改变,而且是找到了问题的核心。

光是抓住问题的核心并不足够,必须找出方法解决困局。目前的困难之处是香港建制体系或既得利益群体既没有改革意识与意愿,更没有改革魄力,若只依靠他们来化解困局,就是过于幼稚。甚至要问,中央为什麽到今天才意识这个问题?是因为治港体系和香港政府一直忽略了这种情况?还是制度设计本身忽略了对这种问题的认识?中共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理应对资本主义的问题有深刻认识,但中央治港官员为何对香港的社会矛盾视而不见?中央必须严肃对待自身在这场风波暴露的不足之处,否则「一国两制」也许只会沦为口号。

当北京也看到香港深层次结构矛盾

不能空等「自我革命」

事实上,深层次结构矛盾虽然在港英殖民地时期就存在,但却是在回归后恶化,甚至巩固了既有的困局。如果中央政府只是说,「将继续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继续不遗馀力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促进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市民」,恐怕不足以推动改革。从林郑提出的「四项行动」也可以看到,市民普遍无法接受这种让人看不见改革到来的「行货」。

多年来,我们不断呼吁中央和香港政府严肃面对这个问题。经由这次严重的管治危机,中央和港府终于看到了「要害」,点出了香港社会问题的结构性病根,即: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过度迷思,继承了港英时代的官商共治结构,加上回归后港府一直缺乏对问题的透彻认识与改革能力,在消极治港思维主导下没有进行经济上的「去自由放任化」过程及在社会上「去殖化」过程,没有建立一个符合香港现实的香港特色资本主义体系的思路,没有建立对国家的认同,因而导致矛盾频繁爆发。

香港问题积弊日深,中央政府必须继续深挖病根,也必须查找自身不足,才能真正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一场持久战,中央必须抛弃消极的「一国两制」心态,建立一种积极的「一国两制」心态和认识,全面推动和督促香港政府的改革规划,不然的话,要等到香港的既得利益群体进行「自我革命」,可能会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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