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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贩子60块钱卖了她,14年后她赶走找来的父母

加拿大家园 iask.ca 2017-05-18 07:25 来源: 每日人物 作者: 点击:

“团圆”上线半个月后,河南辉县的连家经历了惊心动魄的17小时。

3岁男孩连成与爷爷连纪在小区楼下玩耍,一名圆脸、微胖的中年女人过来聊天,20分钟后,连纪想去地下室整理东西,中年女人对他说:“你先忙吧,我跟小孩玩一会儿。”

等连纪再次出现,连成和那个中年女人都不见了。连纪隐约记得,他曾听到孙子喊过一句:“你可要给买糖啊。”危险的信号在那一刻警示过他。

连成被拐后,家中亲戚几乎全部出动寻找,他们去往车站,进入商场,跟人打听,并很快报警。

在警方调出的监控录像里,连成的母亲吴叶清晰地看见儿子跟在那个中年女人身后,时不时回头哄他几句,儿子就一步步走出监控视频之外。

吴叶开始不停地哭泣,感到命运对自己太过刻薄。

她还有一个11岁的女儿,患有免疫性血小板紫癜症。儿子被拐当天,女儿在医院住院,吴叶怀着巨大的悲痛和恐惧,一边在医院陪伴女儿,一边等待消息。

吴叶不敢猜想儿子究竟去了哪,会不会遭遇危险,具体的想象让人害怕。杂乱的思绪中,只有一个念头是确定的——如果连成找不回来,这个家就完了。

2017年5月11日,吴叶(化名)到幼儿园接放学的连成(化名)

失而复得

连成被拐的消息很快通报到新乡市。下午1点左右,新乡市公安局在“团圆”系统上发布了连成走失的信息。

一小时内,男孩的年龄、外貌特征、走失地点被推送到10多个APP上。不断有人打电话到公安局提供线索。

关键线索来自一位出租车司机。当天下午,他载过两位乘客——一位中年女人带着个小男孩坐在副驾驶座上。刚上车,男孩就不停地哭泣,女人的表情有些怪异。他杵着方向盘,用手机悄悄拍下女人的侧脸。

根据这条线索,警方得知,女人带着男孩去了辉县的旧车站。从旧车站调看视频,发现她带着孩子坐上了开往新乡市的汽车。

夜里8点左右,在嫌疑人的落脚点,警方将被拐的连成解救。

连成回到吴叶怀里,已是第二天凌晨3点多。吴叶与丈夫和家人一起,在辉县与新乡交界处的加油站焦急等候。

消失17小时后,儿子扑向她,手中攥着一包饼干,原本穿在身上的蓝秋衣、白裤子成了一件粉红色的裙子——嫌犯为了掩人耳目,给他换上女孩装扮。

普通人永远无法体会丢失孩子的痛苦。安徽省公安厅打拐办主任唐庆美参与打拐工作十几年,她认同一句话:“拐卖是超越谋杀的犯罪。”

唐庆美见过太多因丢失孩子陷入困境的家庭——有的失去工作,有的精神失常,还有的妻离子散、抑郁而终。

电影《失孤》中雷泽宽一角的原型郭刚堂告诉唐庆美,自己从未在家过春节,他都在寻子路上。郭刚堂不知儿子在哪儿过年,是否吃饱穿暖。他必须在路上,仿佛只有这样才对得起被拐的孩子。

被拐儿童家庭面对的是未知。时间不会消除伤痛,只会将未知无限放大,希望与失望屡屡交织,信心不断燃起又破灭。

那种惶恐的感觉让吴叶直到现在都心有余悸。一年后,重述儿子连成走失的场景时,吴叶话刚到嘴边,眼眶就红了。

“吵”出来的应用

如果不是那条从“团圆”系统发出的消息,找回孩子的过程也许会更曲折。

拐卖是没有现场的犯罪,无法获得指纹等常规线索,信息来自受害家庭或目击者的描述,通过中间人,再找到买家——这当中的每个环节都可能突然断掉,导致侦破无法继续。

“这太滞后了,所以后来我们也在研究要利用一个高科技信息化的手段迅速发布信息。”现任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陈士渠说,“团圆”系统正是这样诞生的,它有一个更长的名字——“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

现任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陈士渠

2015年11月中旬,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打拐办提出建设这一平台的构想,与阿里巴巴集团安全部沟通。

事实上,公安部与阿里的沟通最初并不顺畅。阿里首席风险官、“团圆”公益项目负责人刘振飞提到,对阿里而言,建立“团圆”系统,技术上并无太大难度,真正的难度在于搞清楚“团圆”项目的需求是什么。

比如一旦发生儿童被拐、走失案件,民警上传相关信息的步骤与系统框架等程序设置,如何变成具体产品,双方之间存在理解上的差异。

走失儿童的照片格式、名字字节数、年龄限制,这些都必须明确下来。为使程序页面能方便民警落实打拐,阿里技术人员与公安部民警反复磨合讨论。

参与其中的两方,一方天天琢磨怎么打拐,另一方天天琢磨怎么写代码,产品的最终形态是一边吵一边磨合出来的。

阿里的公益项目不纳入KPI考核,不占用工作时间,系统发布前,志愿者团队的成员不得不在每个周末拜访公安部。

警察们性格直,技术人员也有自己的主见,“一开始互掐,吵着吵着就知道这个东西到底该长什么样了”,刘振飞说。

2016年5月13日晚,一位名为“吉斯么吃作”的彝族女孩走失的消息被传到“团圆”系统上。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打拐办副主任孟庆甜也收到消息,这个“奇怪”的名字一度让她误以为只是又一次线上测试,但很快就确认消息属实。

这一天,两岁的吉斯么吃作跟着父母从四川出发,途径河北衡水火车站。在漫长的旅程后,因为太过疲惫,吉斯么吃作的父母在车上睡着,醒来时,女儿不见了。

衡水火车站附近100公里的手机用户迅速收到了“团圆”通过各个APP客户端发出的紧急推送。线索纷至沓来,5月15日,女孩在河南郑州被警方解救。

当天,“团圆”正式上线,马云发了条微博:“改变世界的不是技术,是技术背后的梦想和责任。互联网打拐,阿里巴巴为有这样的同事而骄傲。”

“团圆”公益项目负责人、阿里巴巴集团首席险官刘振飞

与时间赛跑

“团圆”上线至今,共发布失踪儿童信息1317条,找回1274人,找回率为96.74%。在这1274人中,离家出走的有750人,迷路192人,其中有75名儿童不幸溺亡,29人遇害。

但无论哪一类儿童走失事件中,时间一样紧迫。越快找到孩子,意味着孩子遇到危险的可能性越小。

唐庆美曾感受到因时间错失的无力。几年前,一对双胞胎小男孩失踪了,找了一夜没找到,第二天,唐庆美开车往失踪地赶,途中听说,孩子在离家门口50米处远的小沟里淹死了。

赶到现场时,警察正在打捞,孩子的小脸圆圆,屁股圆圆,就像电影《泰坦尼克号》里的场景——“船要沉了,孩子慢慢地掉入海底,脸还薄薄的、圆圆的,这么可爱的孩子,捞上来以后就放在旁边的小草坪上。”唐庆美很难过。

而系统之外,找回被拐多年的孩子后,亲人的团聚也不简单。

唐庆美曾帮助安徽宿州一对郑姓夫妇寻找他们被拐的女儿郑芳,等找到时,对方已在浙江舟山一个小岛上生活了14年。

那年,郑芳16岁,即将参考中考。在过去的14年里,她的养父与奶奶视她为掌上明珠。

因为担心强行将孩子带走会令她崩溃,唐庆美安排双方在孩子的养父家吃了顿饭。面对陌生的亲生父母,郑芳始终牢牢抓住“奶奶”的手,生母张逸给郑芳买了件大红色的滑雪衫,“奶奶”一把将衣服丢回来,说:“我们家的孩子不穿别人家的衣服。”

郑芳不肯开口喊张逸“妈妈”,从房间往外冲,一边嘟囔:“这家人怎么这样,再逼我,我就跳海了。”

唐庆美很理解她,女孩在南方长大,长得漂亮又洋气,对来自农村的生母又搂又抱劝她回安徽的架势很是反感。

她也理解张逸。张逸无法接受自己的女儿不认自己。当唐庆美劝她先回安徽时,张逸一屁股坐在郑芳养父家楼下,大哭起来:“我不走了,我就在这儿对面租一间房,就在这儿看着她。”

唐庆美好不容易劝张逸离开。次日,他们离开舟山时,郑芳没有出现。后来,又经过整整3年的沟通,郑芳才决定回趟安徽看一看亲生父母。

这3年里,唐庆美告诉了郑芳父母这些年寻找她的艰难过程。郑芳问她:“我奶奶跟我说,我是被他们家卖掉的?”

唐庆美告诉她,事实并非如此。在郑芳两岁半的一个夏天,晚上8点左右,张逸与丈夫干了一天农活,十分疲惫,就在家门口铺了一张床,父亲搂着儿子,张逸搂着女儿入睡。半夜,母亲臂弯里的孩子被偷走了。

许多年后,唐庆美带领警员追踪,竟找到当年的人贩子。人贩子是邻村村民,想偷孩子卖钱,当晚抱走孩子时,甚至不知道自己怀中的孩子是男是女,他一路狂奔到南京,将女孩卖给了后来郑芳养父的姐姐。

“你知道卖了多少钱吗?”唐庆美自问自答,“60块钱,就是这60块钱,造成了这个家庭的骨肉分离。”

不需要“团圆”是最好的团圆

每个被拐儿童的家庭都有一个令人悲伤的故事。

张柱在24年后才找回贵州织金的亲生父母。这24年里,他的母亲因为与丈夫吵得不可开交,改嫁四川。父亲张隐常年在外寻找张柱。家中剩下的3个孩子无人照料,其中一个男孩,在18岁时发高烧,由于医治不及时,最终去世。

张隐是个土郎中,寻子路上,他用给人开药的方式赚取上路的费用。出于绝望,张隐开始吸毒,他一共进了3次监狱才将毒戒掉。

一次,他在监狱里听狱友说,曾有人将一个男孩拐到云南去。仅凭这样的线索,他在出狱后,立刻去云南寻找张柱的下落。

被拐的张柱日子也不顺利。被送到河南新乡市原阳县一户人家时,张柱几乎奄奄一息。他隐约记得自己有个小名叫“小浪”,发现自己更喜欢吃米饭而不是河南人爱吃的面条。像抓住最后一根稻草般,他努力抓住这点记忆。

张柱的养父母不许别人叫张柱“小浪”。但张柱从小就对自己的身世有阴影,因为村里总有人对他说:“你是别人捡来的,你父母不要你了。”

张柱还曾遭遇过绑架。他被绑了整整6天,忍受饥饿和殴打,最终,养父母凑齐了绑匪要的50块钱,他才得以死里逃生。

2012年,张柱去广东学习美容美发,第一次知道“宝贝回家”网站,将自己的信息填写了上去,不久便接到河南新乡原阳县公安局的电话,让他回去采血样。

2016年,张隐说服嫁到四川的前妻回织金采集血样入库。很快,通过血样比对,两方的信息配对成功。

得知能见到儿子,张隐激动得一夜未睡。第二天一早,他就在宾馆走廊上徘徊,远远地看见有个年轻人过来,特别激动。张隐一眼认出是张柱,立马冲上去:“你是小浪?”双方抱头痛哭。

类似的故事,唐庆美与孟庆甜听过太多。孟庆甜在2007年开始打拐工作,在她看来,过去10年,是打拐工作的黄金十年。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打拐办副主任孟庆甜

她喜欢这份工作,因为“让亲人团圆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10年来,她发现普通人的力量、警察思维的转变、机制的改革,很多地方从不重视打拐到现在人人都有了反拐的意识。孟庆甜的生活也有了些改变,她即将迎来自己的孩子。

5月15日是“团圆”上线一周年的日子,即将发布3.0版本。刘振飞的期待是,这次,能有更多的APP参与进来,同时增加人脸识别功能,此外,最好能够接入城市中监控摄像头的源头数据。

当然,与刘振飞过去负责的项目不同。正常的应用都希望流量和使用频次越多越好,“团圆”的终极诉求是,当有一天我们不再需要它,才是“团圆”最好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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