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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温哥华并非首都 究竟比北京好在哪?

加拿大家园 iask.ca 2016-12-21 10:51 来源: 作者: 点击:

有一次去温哥华和当地华人交流,一致都说温哥华比北京好。好在什么地方?首先是没有雾霾。那个时候,柴静的雾霾视频传得非常广,也引起了很多的争议。雾霾在中国,不止北京,各地都很严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相比之下,温哥华空气好,水土好,风景好。

其实,好风景大陆也有,不比美国、加拿大差。但是水土方面,首先中国的水资源比较贫乏,而现有的水都受到严重的污染;土地:我们种粮食,还不要说浇农药,光是土壤的污染就非常触目惊心;食品安全:在国内吃饭,我从不建议去小餐馆,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总的来讲,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是让人越来越担心的问题。

现在中国正在遭遇第三次“移民潮”,不仅“红二代”、“官二代”,很多“富二代”以及有条件的中产家庭都开始移民。移民有诸多的原因,除了刚才所说的原因,财产安全、自然条件,还有孩子上学。中国的高考压力大,很多家庭移民是为了孩子的教育。国内的孩子为什么高考压力这么大?其实,中国不仅高考压力大,小学开始就有压力,要报各种课外班,中学压力就更大。我孩子在维多利亚上过一到两年的小学,非常幸福,不愿意回去。许多中国家庭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

温哥华究竟比北京好在哪里?温哥华并不是加拿大的首都,甚至也不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C省)的首府;BC省的首府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岛,维多利亚。但在中国,几乎所有的资源都要集中到大都市,尤其是北京、上海。但即使在这些地方,大家也觉得生活压力很大。比较北京和温哥华,最大的区别在哪里?最大的区别是制度。归根结底,是制度造成了所有这一切。

人类要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安全的、幸福的环境中,需要有三个层次的条件:第一,物质方面,你必须要有健康的自然环境,要保证你的食品、水、空气这些基本条件。第二,道德方面,要有基本底线;大家都以不负责任的方式行为,这不可能是一个正常社会。第三,制度方面,必须向西方学习。自古以来,制度都不是中国的强项,一直没有民主的萌芽,原因很复杂。伦理怎么样?这算是中国的强项,以前至少有“三纲五常”作为社会的基础,但1949年以后彻底颠覆了,引进的是反西方主流价值的西方边缘价值观。

我对马克思这个人并不全面否定。在自由民主社会,他有他的可取之处,可以批判资本主义的一些缺陷。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伦理,本身是没有价值观的。它是经济至上、经济决定一切,大家都去挣钱,所以邓小平讲的“白猫黑猫”表面上看好像是对毛泽东那个时代的反叛,实际上是一种延续或回归,要把人民变成一种经济动物。这样一来,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狭义理性的经济动物,我们看的就是自己的短期利益,那么我们就会做出很多不负责任的行为。

中国自然环境的破坏当然是因为我们的发展模式不对,发展太迅猛。从茅于轼老师我学到很多,他说世界上一半以上电梯在中国。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一方面是好事,我们电梯多了,我们公路多了……但是中国人口毕竟才是世界上的五分之一吧,五分之一的人口要这么多的电梯干什么?这说明存在大量的“鬼城”,以及政府部门浪费。有的政府造一幢大楼,那座大楼平均一个人就占了一层!过度的资源开发造成了自然浩劫,造成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当然是因为我们的政策体制,但是和社会的道德沦丧也很有关系。

往食品上打这么多农药、给猪肉注水、卖“毒大米”……各种各样的名堂。这些事到网上一搜,惨不忍睹,在大陆你都不敢吃饭。归根结底,症结在什么地方?如果普通老百姓没有基本的道德操守,伦理沦落到如此地步,不仅会导致我们自然环境的破坏,而且也无法推动制度进步。当然,伦理不是靠说教就能改善。怎么办呢?还是要让人民有更多的自由,自由是道德的前提。今天要改善社会道德,至少要把信仰自由还给人民,因而还是要回归宪政民主这个层面。

宪政民主我们一般认为有三个要素,无非是自由、民主、法治。自由有很多维度。对于企业家来说,财产权是最重要的,经济活动自由是最重要的,但是这些对于普通人来讲还不是最重要的,甚至对于企业家来说未必是最重要的。譬如说,没有人身自由,哪怕经济活动是自由了,但是政府可以随时把你抓起来,财产还有什么用?我通常在讲自由的时候,是把言论和新闻的自由单独拿出来讲,因为没有言论自由,他剥夺了你的财产,你都不敢吭气,别人都不知道,那么你的财产、人身、经济活动自由都保不住了。

但今天首先要强调一条,宗教信仰自由。中国今天道德的沦落,最直接的原因在于政府对宗教自由、信仰自由有很多不必要的管制。所以要提升一个民族的道德,不是要政府来告诉我们应该相信什么。这个以前已经发生过了,五六十年代时没有任何信仰自由,人的思维比较单纯,人相对来说比较“淳朴”,大家都信一套东西,那就是“伟大领袖”命令我们必须相信的这套东西。但是经过改革我们发现,这套东西维持不住了。今天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八千万党员,我想以后超过一个亿也是完全可能的。你想这么大的一个群体,每个人想成为党员都要举手宣誓,但是有多少人、有多少比例是真正相信他所宣誓的那套东西?也许他并不反对宣誓的东西,但也没有把它当回事。多数宣誓的人其实是没有什么信仰的,该贪的还是会贪。所以我们今天,中国的伦理、教育,包括道德教育,出现了很多问题。

然而,我们不可能回到以前那种模式了。来到温哥华,我发现人都比较自觉守规则。我带家人去坐地铁,他们当时比较吃惊的一个现象就是地铁上去不收票。那个票是你自己去买,也可以不买。你不买,下来以后可能会被罚款,但是这个罚款和中国反腐一样是抽查,不是每个人都得一个个收票。这种制度是靠什么?靠公民自觉,它能维持下去,说明温哥华人都是比较守规则的。但是他们这个政府并没有把一套“主流价值观”强加到公民头上,为什么我们大家还依然遵守道德规则呢?这是因为道德伦理是以我们的信仰自由为前提的,如果我这个人根本就不能做自由选择,那么我怎么对我自己的选择负责任?这是一个基本前提。

当然,我不是说一个国家只要有宗教自由,就有宗教了,就有道德了。也不是说,只要有宗教了,我们就有信仰,当然也有非宗教信仰——我认为很多信仰是非宗教的。但不管是宗教的信仰也好,非宗教的信仰也好,我们一定要有思想的自由、信仰的自由,才可能具备自己的道德良知。

中国在这方面其实进步很大。原先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里面都讲些什么“宗教是迷信”,“是麻痹人民的鸦片。”这些还有人信吗?改革以后,当然马克思主义还在,宪法序言里有“四项基本原则”,但这套东西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其余的都不强调了。宪法第36条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做得不够好。比如说一个突出的问题,家庭教会。从前年开始,在浙江温州那一带又开始拆教堂、拆十字架,政府的这些行为直接限制了人民的宗教自由。教会只是一个宗教场所,更大的一个问题是不能自由传教,导致人民信教的比例还比较低。据盖洛普统计,中国目前坚定的无神论者占了54%,加上其他不信教的,总共超过3/4,是世界上最高的;只有大约11%左右是明确信教的,这个数字是世界上最低的。如果说我们能开放宗教信仰自由,我相信13多亿人中的信教比例会有显著上升。

我们当然没必要信一种教,也可以不信任何教,但信不信教还是会直接影响我们的世俗生活。我们现在基本能做到,信不信教是没有必要说谎的。他说信教,一般就是真信。如果说他信了,还去做一些坏事,比如说污染环境,比如说做饭的时候用“地沟油”,这是跟他自己过不去,因为根据一些宗教的教义,他这么做死后是要下地狱的。有这样的信仰,就会对我们平常的各种各样的行为构成起码的约束。在有一次宗教人士参加的宗教法治研讨会上,结束了要吃晚饭,我做最后发言说:今天吃晚饭,因为在座的有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学者,你们所享受的食品安全的待遇要比我们高,因为你们吃的是自己教徒制作的食品,相当于一种“特供”吧,食品很安全。我们的食品安全就得不到保障。

我只是举这一个例子说明,落实一个国家的宪法,还不要说全盘落实——1982年宪法中三条最重要,都挨一起:第34条(选举)、35条(言论自由)、36条(信仰自由),只要落实其中的任何一条,譬如就落实中国现行宪法的第36条,就会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影响,这是一个例子。

我平日讲的最多的,当然还是言论和新闻自由。这个自由在中国30年改革当中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我们现在拥有的言论自由要比五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不知好多少倍。今天讲台上、网络上讲的许多话,在那个年代是要坐牢甚至掉脑袋的。但是今天中国,讲这些一般没事。

言论自由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不需要多说了。茅于轼老师有一个统计,说中国1949年之后,前30年的非正常死亡可能有五千万人之多。我说,如果这个国家有言论自由的话,不能说这五千万人一个不死,但至少绝对不会死这么多。“大跃进”是怎么造成大饥荒的?探讨这个原因也是挺复杂的,不是说毛泽东有意害我们,让人民饿死。很大程度上,是中央不知道下面的情况。河南信阳发生了饿死百万人的严重事件,毛泽东去郑州视察了两次,他却什么都不知道。两地只有三百来公里,视察两次都不知道。如果说当时有一个报道,让农民说一句话,说他们吃不饱饭,上层知道了,都不会是这么惨烈的程度。没有言论自由,是会饿死人的,中国以前许多人就是这样饿死的。

和信仰自由一样,言论自由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进步。我认为,我们今天和朝鲜的差别主要不是经济发展的差别,最重要的是在于言论自由的差别。我没有去过朝鲜,但是听说那里很恐怖。据说去的话,首先就要把你的手机交掉,把你的照相机交给他,这样的国家我是不会去的——这就是我们的五六十年代。

中国虽然言论自由事实上是进步了,但是制度上没有得到保障。比如说描述大饥荒的著作——杨继绳写的《墓碑》——就被当成禁书,“文革”也是不能提的。另一方面,有些言论却被不正常地放大,譬如“毛左”的声音,就是因为批判“文革”和“大跃进”的言论被压制了。政府出面力挺其他颂扬的言论,至少对他们很宽容,对批评的声音却严厉打压,这样就造成了这样一种不正常的格局:大量的“五毛”、“愤青”说毛时代好、“文革”,那时候中国环境多好,贪官也没有,社会很淳朴、很平等,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文革”发生了什么,他的中学、大学历史教科书,“文革”、“大饥荒”等人为灾难都是轻轻一笔带过。

言论自由会给各种观点和思想一种多元化的表达渠道,也会对于某些基本事实给予无保留的揭露,这样才能让我们这个民族形成基本共识。比如说对于“文革”,对于大饥荒,任何一个民族都会形成99%的共识,但是我们这里呢?中国人有时骂人很难听,说这个人“脑残”。不是因为脑残,而是因为我们这个制度剥夺了他接触某些信息的权利——当然,他自己也有问题,上网还是能看到;毕竟,别人都能知道历史真相,为什么你看不到?如果说我们给他言论自由,这个国家在重大问题上就不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分歧。

这对于中国人的历史观非常重要,因为中国人非常重视历史,都说“以史为鉴”。我相信,一个不能把握自己历史的国家,也不能把握自己的未来。这还不用说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会直接影响当下的某些政策,比如说我们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我们和日本的争端,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台湾统一问题,现在也包括香港问题。这些问题不能自由讨论,在人民当中产生了很多的误解。这是极其可怕的,给中国未来的统一和团结埋下了巨大隐患。

还需要介绍两种制度,一个是法治。这是朝野共识,就不用多说了。还有一个是民主,人民必须有真正的选票。言论自由很重要,但其作用也不是无限的。即便没有管制,光靠言论也没有用。如果说党政的脸皮很厚,任你怎么骂,他就是不动;你提出很多合理的政策,明明是利民利国,他就是不采纳,你能怎么样?所以一定要有选票,只有选票才能够用和平理智的方式更换政府,让政府对人民负责,让国家做出的决策对整个民族负责。我们看改革30年,经济发展这么迅猛,为什么产生这么多的负面效果?归根结底,还是这个政府制订的政策对谁负责:是对十几亿人负责,还是对它自己“负责”?这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我曾经计算过1800年到2000年的民主指数,可以说明世界民主的发展趋势。有一个叫“第四政体”的研究项目,每年都对各国民主指数做一个统计。现在做的国家很多,以前比较少。当然,那么多的国家,那么大的跨度,做得比较粗略,但大体上是正确的。在量上不好说,至少在质上是正确的。我就把所有这些统计过的国家每年做个平均值。1800年的时候,世界上没有一个民主国家,美国也不算一个完全民主国家,只是很不完善的部分民主国家。但是民主以不可阻挡的形式在不断地上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发展到了一个顶峰。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法西斯纳粹,有些国家沦陷了,所以有个低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民主马上有所恢复,但是进入美苏冷战,包括东欧,包括中国,一直在这个民主的负数上面。最后是“第三波”民主,苏联、东欧一直到现在的北非国家。

这充分显示,民主宪政是不可阻挡的大趋势,中国也不可能置身其外。中国的制度雾霾终究是要消散的。宪政民主得到落实,人民的信仰自由得到保障、道德素养不断提高,大气雾霾才会消退。到那个时候,北京才能像温哥华那样成为一座正常的城市,恢复其固有的美貌。(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 张千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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